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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经济范文1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定量分析;定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14302
1 引言
2004年4月,银监会参照美国的CAMELS风险评价体系,结合国内银行业实际,设计并提出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其中关于资产安全状况的评价分为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部分占60分,定性部分40分,本文主要比照银监会的资产质量考核指标体系,针对四家上市银行的信贷资产做出质量评估,以客观分析其信贷资产的风险性。
2 指标体系的构造
2.1 指标体系模型
根据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中关于资产安全状况的评价指标,选择其中关于信贷资产质量评估部分,从定量和定性量方面构造如下指标体系:定量指标中,不良贷款率(20分),估计贷款损失率(10分),单一最大客户贷款率(10分),拨备覆盖率(20分);定性指标中,不良贷款变动、风险管理、贷款分类健全性、贷款行业集中度和非信用贷款情况各占5分,其余10分。
2.2 评估程序和权重
(1)数据搜集:根据上市银行2009年半年报、前几年年报及有关信息披露、媒体报道等,收集数据。
(2)定量和定性评估: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分别对九个单项指标进行分析,并按照一定的评分准则逐一进行评分,然后把各个指标的分数进行加总,得出信贷资产质量综合评分。
(3)综合评估:综合评分得出以后,按照分值大小评定等级:1级――良好:综合评分在85分以上;2级――一般:综合评分在75分至85分之间;3级――关注:综合评分在60分至75分之间;4级――欠佳:综合评分在50分至60分之间;5级――差:综合评分在50分以下。
3 定量和定性评估
3.1 定量指标评估
定量指标是完全可以量化的指标,对上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衡量也更为可观。最低纬度的四个定量指标都可以根据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需要指出说明的是指标的界定和计算方法:
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贷款余额,小于15%计2分,每递减1.5%加2分。估计贷款损失率=(正常类贷款×1%+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0%+可疑类贷款×40%+损失类贷款×100%)/贷款余额,小于5%计2分,每递减0.5%加1分。拨备覆盖率=(一般准备+专项准备+特种准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大于40%计8分,每递增4%计1分。单一最大客户贷款率,小于20%计2分,每递减2%计1分。
四家上市银行的具体指标数值和分数评定如表1(括号内为分值):(2)贷款行业集中度(5分)。
近年来,房地产、电解铝行业得热度居高不下,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我们可以用贷款在这些行业的比例分配作为评定依据。
从四家上市银行的2009半年报表中可以总结出如下情况:招商银行制造业贷款1828.58亿元,占比16.53%,房地产业贷款566.38亿,占比5.12%;浦发银行制造业贷款2184.38亿元,占比23.27%,房地产业贷款766.13亿,占比8.16%;建行制造业贷款和房地产业贷款分别为7625.73亿和3557.38亿,占比分别为16.85%和7.86%;中行集中在制造业贷款达6470.23亿元,占比15%。
综合以上四家上市银行风险贷款的绝对额和比例,招商、浦发、建行和中行得分分别为:4.5,4.0,4.1,3.8。
(3)风险管理程序及有效性(10分)。
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否规范、是否有效,可以从历年来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情况作出侧面判断,下面是四家银行2007年以来不良贷款率变动情况。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呈下降趋势,招行和浦发的不良贷款率较低,建行和中行较高,但两者差距在慢慢缩小。另外,从年报中对不良贷款清收效果看,招行和浦发效果显著,建行次之,中行一般。
综上,可以对四家银行的风险管理得分分别为:9.4,9.6,8.6,8.4。
(4)贷款分类的健全性和有效性(10分)。
四家上市银行都按照银监会要求建立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配备了专业人员从事分类工作。另外,贷款五级分类是靠人为的主观估计划分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的,被划为不良的后三类贷款存在较大的人为调节空间。因此,比较银行的“非应计贷款”(逾期90天仍未收回本息的贷款)指标会更客观标准。
(5)保证和抵押(质押)贷款情况(5分)。
保证抵押(质押)率和逾期保证抵押(质押)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高比率的抵押(质押)资产会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而抵押(质押)品流动性高低和价值稳定性也会间接反映在它的不良保证抵押(质押)率上。
3.3 综合评估
在对以上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综合分析,我们得出了四家上市银行各个单项指标的评分,下面将其汇总,得出四家银行银行资产质量的综合评分分别为:88.8,93.3,91.1,88.9。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四家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优良,都属1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这四家银行的冲击不大。
4 结论
招商银行的优势体现在各个指标都很均衡,不良贷款率持续降低,不良贷款准备的计提充足,风险管理制度虽不尽完善,但效果很好,2008年对不良贷款的清收收效显著。招商银行最重要的是继续完善内控机制,建立对贷款的持续性跟踪检查,对抵押(质押)品要加强审查其流动性和价值的稳定性,使资产质量继续提升。
浦发银行资产质量最好,尤其是在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控制、风险管理上较之其他银行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其贷款分类工作进行的较为审慎,非应计贷款全部划入不良贷款,担保和抵押(质押)贷款的安全性也比其他银行高,抵押(质押)品流动性强,坏账率很低。但浦发银行的贷款在潜在风险较高的房地产行业占比较高,风险过度集中,需要加强对贷款集中度管理。
跟招行和浦发相比,建行和中行无论是在不良贷款率还是不良贷款金额上均处于劣势,不良贷款更是其他两家银行的10倍之多,拨备储备上也不如前两家充足,虽然综合评分都属一级,但考虑到上述因素,建行和中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和招行浦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一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宋献中,高志文.资产质量反映盈利能力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01,(4).
[2]《银行家》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J].银行家,2006,(3).
古代商业经济范文2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商业经济范文3
关键词: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14-02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1904―1989),英国人。1961―1962年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64年受封勋爵称号,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在研究了数十年的经济学问题后,晚年开始研究经济史问题,试图在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对经济理论的验证,《经济史理论》(1969)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经济史理论》的结构与脉络
市场的起源、出现、发展以及商业的进化构成了希克斯研究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他在《经济史理论》中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然而希克斯则对市场的起源作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还未出现的时候,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从自给自足的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另一条道路是指令经济,即由国家力量来推动商业的扩张。介于指令经济和习俗经济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之间的,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统治之下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先于市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研究市场经济产生的重要背景。而市场经济也在深刻地改造着岁入经济。市场和专门化商人的出现成为商业专门化的标志。在岁入经济下,专门化商人的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定期贸易中从事交易的人中产生的贸易经纪人,他们又逐渐转变为存货持有人,最终成为专业化商人;第二种是直接为市场劳动并参与产品买卖的手工匠人;第三种是君主之间赠礼和进贡的使节,他们在代表主人经常执行商人的某些职能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独立的商人。伴随专门化商人的出现,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人阶级,希克斯将这种新型的社会称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而国家则是在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做他们主要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才开始成为了“重商主义者”。
早在重商主义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减少并杜绝扰攘骚乱等带有明显政治性特征的威胁。因为市场所在地是大量人群的聚集地,这种集会本身就是对政治统治的潜在威胁。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出自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重商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商业经济,“商人甚至处在新的地位时也有组织方面的要求,并必然会找到一种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他们创立的经济直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或半政治结构中的某些要素有所增长时,才能大大发展。”在商人们之间虽然存在互相信任和自律,但随着商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中的交易者需要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障,即对财产权的确立,对合同履约的保证以及如何界定由合同产生的权利的性质。即使商人团体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习俗制度也能够提供调节争端的方法,但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政府就逐渐通过法律机构和制度安排来确保交易者的财产权以及合同的履行,市场也就在政府导向下,逐步向着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换中交易者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
希克斯将城邦看做是一种经济组织,并将城邦制度看做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种基本上非商业的环境中。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欧洲首先出现,就是因为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城邦经济时期。此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但是由于城邦时期两大经济遗产――货币和法律仍保存下来,这就成为欧洲再次复兴的重要基石。在此,希克斯将殖民地看成贸易站,它的形成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张,并形成了贸易中心经济。
在商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即市场渗透的阶段,货币和法律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此时货币制度逐渐向着信用的方向发展,法律的形式也趋向于规范化。市场对非商业化的领域的渗透,具体来说,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的渗透,商业经济和市场对传统农业的渗透以及劳动力市场从奴隶市场过渡到自由劳动力市场。希克斯认为,在市场渗透的过程中,“收益递减趋势”起到推动和激励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商人发挥创新者的进取精神,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从而实现贸易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使商人进行组织上的改进和市场的扩展。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权利的束缚。在这一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主要反映在货币制度的建立,税收政策的完善以及银行业的兴起。希克斯认为,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国家不仅能够从铸币中直接地获利,还能从中得到更大的间接利益。货币是商业经济的产物,而国家通过贸易渠道用货币支付得到的商品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实物税收的。在历史上,商业交换的兴盛也是与货币的应用相伴相随的。一般来说,一个帝国的衰亡必然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才是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直接因素。对国家而言,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希克斯认为,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不仅需要依赖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改革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动力。为了缓解战时财政压力,国家需要大量借债,这就需要国家的信用作为保障,而银行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国家和银行就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债的信誉和流动性的增加就为国家缓解暂时的财政压力提供了资金来源。
(三)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希克斯认为,商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阶段。在工业从手工业阶段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由于利息率下降以及资金更容易获取,促使在流通资金的周转过程中,资金不断返还并用于再投资,这加快了金融业的发展。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由机器制造的二代机器的出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工艺水平和精密程度,使得科学和工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在科技成果的运用过程中,工业化也在不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机器置换工人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孕育于其中。
二、希克斯的经济史分析方法的特点
第一,从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史。在这本书中,希克斯没有按照传统上狭义的观念来解释经济史,而是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即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后果。在他看来,“经济史经常表现为和直接表现为一种专门化的过程;但专门化不仅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专门化,也是经济活动(正在变成经济活动的事物)由其他各种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化。”与一般的经济史学家有所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点的某一类特定人群的生活水平问题,而是“狭义上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即‘经济人’或‘专为自己打算的经济人’(正如人们也许仍然这样称呼的那样)的出现。”他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希克斯构建了一种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他对市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以充分的重视,并将商业的进化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他似乎对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可以看做是一部专题经济史。
第二,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在学术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希克斯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并且希望通过构建他自己的经济史观,用来打造这种对话的平台,促成交流。“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钻研很容易让人走进死胡同,难以实现质上的突破。只有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跨越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才可以赋予人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视角。这一重要性对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更加显得重要,经济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于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认识,更要对经济发展历程的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希克斯正是在试图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第三,注重历史方法与经济方法的结合和统一。希克斯在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时,没有局限于对某一历史时段、某一历史时点上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回顾与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经济理论正是从经济历史的演进中提炼、升华、概括出来的,也是在经济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得以检验,日臻完善。希克斯认为,理论和历史是可以统一的,并对马克思试图阐述的理论表示赞同,“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希克斯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将他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某种对于经济史的理解和概念应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去,使经济理论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验证,同时也能赋予历史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最终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古代商业经济范文4
在先秦文献中并无“坊”名，当时城市居民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为“里”。“里”原是农村的一种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时为了防止盗贼的攻击，采用这种四面筑院墙的封闭聚居形式。从先秦起，这种称“里”的组织形式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有时称作“闾里”或“闾”，秦汉仍因之。从晋代开始，城市居民住区正称仍为“里”，但有时又称作“坊”。《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所引《晋宫阙名》中，有“诸里”和“诸坊”的名称。到北魏时的洛阳，全城有二百二十“里”，也作二百二十“坊”。这“坊”字，即源于“防”的别体。从隋开始，“里”改称为“坊”。
所谓“坊市制”，即城中之“市”集中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四面筑有围墙，并开有市门。如唐长安皇城前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每面各开二门，有道路相通，形成“井”字形相交。唐代的市场交易限定在市内进行，并限定交易时间。
在“坊市制”下，一般居民出入坊里，必经由里门，不许直接临街开门。如汉代规定只有“甲第”――统治阶级中显要人员的宅第，才能“当道直启”。唐代则明确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辕向街开门。”当时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落日，坊门随街鼓声而开闭。
在市民居住的坊中，一般是不允许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的。但在“市”周围的坊里，往往由于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所以有例外。如东市南面的宣平坊中有卖油者，升平坊北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西市东面的延寿坊中有鬻金银珠玉者。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古典的坊市制逐渐被破坏，在一些城市内开始出现商贸活动，有的甚至破坏城墙而临街设店。到肃宗至德年间，人们纷纷穿破坊墙而临街设铺。这样，旧有的古典坊市制开始瓦解，新的“坊巷制”逐渐形成。
约在宋仁宗末年，“坊巷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坊市制”，即“街巷”成为城市居民实际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坊”仅作为名称被保留下来，其本意已完全丧失。直到近代，城市中一些弄堂、胡同仍称“某某坊”。这是因为人们依然习惯以“坊”作为雅称，而一般市民则以“街”“巷”相称。
（选自《由坊市到坊巷》）
阅读上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1.下面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城”与“市”最初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市”的本意为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初为政治性的城堡。
B.“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城中人口的聚集和居民生活需求的增加而产生，长期被限定在城中一定的区域。
C.“城”与“市”相互促进。“城”中人口聚集带来的消费需求，为“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市”的发展又为“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D.“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的，四面筑有围墙，有门与外面相通。有的“市”面积比“坊”大一些，里面道路纵横。
2.下列理解和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的“里”，原是农村的一种封闭式的聚居形式，其目的是防止盗贼，后来成为城市中的一种居民聚居单位。
B.唐朝时城市中称为“坊”的居民聚居区，在秦汉两代有时称作“闾”，在晋代“里”“坊”并称，而近代城市中的“坊”，实际上指的是街巷。
C.在唐初长安中的坊里，普通居民不能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但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可在所居住的坊里开店经营。
D.在坊市制下，市场交易有限定的区域和时间，居民出入坊里亦有规定的路径和时间，“当道直启”只是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坊”是“防”的别体字，可见“坊”有“防守、防备”之意，这跟“里”以筑墙防止盗贼的内涵一致。
B.坊市制是古代政府运用权力人为塑造城市格局的体现，能使城市布局井然有序，但也让市民生活受到诸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开店，不能夜晚在街上行走。
C.坊市制的瓦解和坊巷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发端于唐代中叶以后的肃宗至德年间，大约完成于北宋仁宗末年。
古代商业经济范文5
[关键词] 司马迁 货殖列传 经营思想 商业谋略
一、破除轻商观念，主张逐利致富的经营思想
司马迁作为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为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货殖列传》可以说是记载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实的最早篇章。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而货殖者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业务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职业群体。正像《太史公自序》所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它通过对这些“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活动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主张“逐利致富”的商业经营思想。
中国历来有“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始祖孔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正统观念正是讳言财利的。孟子也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梁惠王上》）；而董仲舒更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些思想无疑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司马迁不仅以《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而且旗帜鲜明地从多方面强调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他否定老子提出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完全否定商品交换的社会模式。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货殖列传》）。就是说，老子这一套理论已经行不通。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们“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所有这一切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司马迁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商业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引用《管子》一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富民思想，进一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致富求利是人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许多可以致富的行业，如稼穑、渔盐、冶铁、博戏、贩脂、卖浆、洒削、马医等，而最快的就是经商。书中列举著名商人如子贡、白圭、范蠡等人的成功事迹，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商业观点。
如何逐利致富，司马迁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致富信心，寻找致富门径。他指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人才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条件。财富高度的流动，随时都在进行重新分配，只要具备经商的才能，掌握经商的规律，都有成功致富的可能。至于致富的过程，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产生致富的愿望，而资金寥寥无几的时候，只能通过付出自己的体力去获取原始资本；当他有了一定的资本但尚不充足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智慧，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经营途径，一举致富；而当具有雄厚资本的时候，则要善于抓住时机，果断进行经营，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司马迁“争时”获利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识到在商业运作中占有资本与不占有资本以及占有资本多与占有资本少之间的区别。就是说拥有一定数量资本是私人作为财务主体并从事商务活动的先决条件，这与现代私人财务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司马迁承认求利、求富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并不认为求利、求富可以不择手段。他把求利、求富活动分为三等，即“本富”、“末富”、“奸富”。“本富”、“末富”是依靠自身经营的本事“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正当行业，应该鼓励。而“奸富”是“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则坚决反对，主张严削以“齐之”。
司马迁指出国家对于商业的管理，有多种层次。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用利益加以指导；再次是进行教育说服；最下是强制、干涉，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认为，汉惠帝、高后时期，黎民得离战争之苦，君民俱欲休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文帝时期，屡次下诏，劝民归农，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教诲之”、“整齐之”的二、三等做法。而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衡、平准政策，司马迁认为是与民争利的下策。不难看出，一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的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贸易理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善于学习借鉴，采取灵活机动的商业谋略
《货殖列传》提出“以末治财，用本守之”的商业谋略，认为“本末并列”，是“衣食之原”。但同时又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人要具备专门的素质，善于抓住商业时机，并能协调各种关系。而这些正是商业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素材。
1.善于学习，提高商业素质。《货殖列传》借商人白圭之口总结了经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与，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以上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是没有资格学习经商的。《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策略，在粮食丰歉的差价往还过程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管子》说他是“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卓氏和无盐氏也是具有这样商业气质的人。前者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移民的时机，主动要求到“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汶山之下，在那里从事“铁山鼓铸”，发了大财。后者则在汉初放贷给出征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将士，结果三个月后获得十倍的利息，一举致富。这些都表现出作为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职业能力。正像司马迁所总结，“富者必用其奇”，这个“奇”就是坚强的个性，非凡的勇气和准确判断天下大势的智力。
2.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商策略。《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列举各地物产，并且告诉人们要“各劝其业，乐其事”。首先，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根据各地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如关中“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长安“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定陶、睢阳有王者风范，但“土地小狭，民人众”，可以“西贾秦狄，北贾种代”；邹地和鲁地“犹有周公遗风”，其“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由于各地商业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各异，地方物产也不平均，这就要求经商者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商业成功。其次，要抓住经商时机。《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最善于抓住时机的商人。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对于经营的商品，“无敢居贵”，只要价格有利，则尽快售出。司马迁认为，这些经商之术是“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第三，要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络。《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如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
古代商业经济范文6
论文关键词：商人的意义,变化过程,先秦文献
在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中，就有“商”字，它的上半部为刻齿形，下半部是底座形，整个字形宛如一个漏壶（在古代用来表示时间），其意义在甲骨文中表示的是时间。甲骨文字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字，这证明，“商”字刚开始时，是用来表示时间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才把做买卖的生意称为商人的。
一生意人的出现
在原始社会时，“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吕氏春秋·恃君览》），人们的生活是“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韩非子·五蠹》），“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嬴蚌之肉”（《淮南子·修务训》）。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益烈山泽而焚之”（《孟子·滕文公上》），人们开始了农业活动。并且人们开始进行交换活动，“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以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到舜时，舜亲自“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尚书·大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夏朝时，商业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通过《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的商朝灭掉夏朝时，夏人“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我们可以推知，夏朝已经产生了从事交换活动的“市者”。
商族人的祖先“帝喾都毫（在今商丘市东南）”（《尚书·正义》）。到他的儿子契时，因“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史记·殷本纪》），商族便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他们自称为“商人。
由于商族人居住的周围，是清漳、浊漳两河流域（在当时直接流入渤海），所处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商族人便利用它进行水陆两方面的物品交换活动。
商部落发展到成汤十一世祖相士，成为兴起于渤海西岸左右的强大诸侯国。相士开始训练牛马作交通工具，“相士作牛马”（《世本·作篇》），“殷人之王立皂年，服牛马以为民利”（《管子·轻重戍》）。随着交通工具不的断改进，商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相士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可见其活动已经扩展到了海上。
到商王朝建立后，实力更加强大，开辟了一条横渡渤海（从大连到山东蓬莱的航线）。在安阳、郑州等殷墟遗址中发现的麻龟板，同时也在江苏的常熟湖文化遗址中普遍发掘出来，而麻龟板产于南方。这证明，商朝已经可以在南方和北方之间进行交换活动了。
在出土商朝的器物中，“父乙盘”、“兽面纹鼎”上面刻着商朝人担贝乘船在海上贩运货物的图像。上海博物馆藏有商代的饕餮鼎上也刻有一个人担着贝立在舟中，另外一个人在划动木板。
甲骨卜辞中，有对海上活动进行占卜的条文。如“贞：追凡，贞，凡追”（《殷墟遗诛》第556片），释文是：追赶帆船。木板与风帆、轮相结合，说明商朝人已具备了远洋航海的条件和能力，进行飘洋过海的海上贸易活动了。
商朝人不但有着发达的交通工具和高超的航海技术，而且还有着求富的思想。 “殷人贵富”（《礼记·祭义篇》），商朝人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极（恶），贫居第四位。商朝人在求富思想的驱使下，汲汲以求地追求着财富，极大的促进了商朝经济的发展。
到了商朝后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人们开始大量铸造金属货币——铜仿贝和空首布。空首布在商朝的国家范围也即现在的河南、宜阳、新安、孟津、伊川等地大量出土，其上的刀法和笔意与甲骨文的刀法和笔意极为相似，其上的数字、天干、地支及文字，如侯、毫、于、吉、朋等都跟甲骨文中的写法一样。由于可推知，商朝已经大量使用金属货币。而货币是商业形成的标志，所以我们可以说，商朝已经进入商业社会。而且商业商业活动很繁荣，
在《逸周书》中记载的周武王攻陷朝歌后，在王宫和贵族府邸中搜出金玉一点四万块，佩玉十八万块，而秦地不产玉，这么多玉都是通过交换得来的，可见其交换活动之频繁。
进入商业社会的商朝出现了专门做买卖的生意人，称之为“贾”，如在《尚书·酒诰》中，周公对商朝人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又如《诗经·大雅·瞻卬》中所描述的“如贾三倍，君子是识”。
而“商”字在此时是表示的还是“商朝人、商王、商族、商民”等等。“商”字在《尚书》中出现了四十二次，其中三十九次表示“商朝人、商王、商族、商民”等义，在《诗经》中出现二十三次，都表示的是“商朝人”的意义。
二春秋战国之际商人意义的定形
到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水平已经成熟了，大量出现的铜仿贝等金属货币完全代替了海贝等非金属货币。商业经济更加繁荣，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很多，在文献中及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商人”一词，已经基本上是“生意人”的含义了。如《左传》中记载的“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其中的“商人”就是指做买卖的生意人。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成熟，商业繁荣，物品交换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当时的秦国有“昆山之玉、随和之宝、太阿之剑、江南金锡、西蜀丹青、阿缟之衣、锦绣之布……”（《史记·李斯列传》）。从事商品活动的生意人获益颇丰，财力雄厚，形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风气是。甚至出现了可以和贵族们分庭抗礼的巨富大贾，如鲁国的子贡和秦国的丹清寡妇等等。
这时的文献中再出现的“商人”一词时，因为商朝已经灭亡很久了，人们便不再把商朝人称为“商人”了，而是称为“殷人”，表示“商朝人”的用法已经几乎消失了，而是具备了“生意人、商业”等等义项。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逸周书·文酌解》中有“大商行贿”，指其义是“商人们之间交换货物”。《列子·力命》中有“农赴时，商趋利……势使然也”。
《墨子·贵义》中“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孟子》中“商人”一词出现了四次，三次表示“生意人”。《荀子·王霸》中“商贾敦臺无诈”的“商贾”就是指做买卖的生意人。
社会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商人”一词无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记载文献中，都基本上是表示做买卖的生意人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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