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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1
一、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破裂历程及影响
1、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破裂历程回顾
从二战后一直到1985年，日本实施“贸易立国”发展战略，依靠美国提供的技术、管理和市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在1987年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80年代的美国，却是经济持续低迷。美国认为日本长期搭美国的便车致富，于是在1985年发动了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货币战争”。美国联合英法德日，直接干预日元汇率，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随后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资产价格飞涨。日本政府为了挽回出口市场的损失，意图刺激内需，使用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短短一年连续五次降息，将央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长期超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发行的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迅速膨胀。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已非常巨大。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泡沫继续膨胀，打出两个组合拳，第一拳提升再贴现率，紧缩货币；第二拳直接管制房地产交易，控制土地融资。但这两拳力度过猛，结果直接导致股市暴跌，房价崩盘，泡沫破裂。此后10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和低迷的状态，被称为日本“失去的10年”。
2、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
（1）经济停滞不前。日本战后GDP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5%左右，到80年代泡沫期则稳定在7%左右，泡沫破裂后，增长率从90年的7.5%下降95年的1.4%，甚至出现了好几个年度的负增长（见图1）。GDP总量在1997年到达到515万亿日元的峰值，然后开始裹足不前。日元汇率从“广场协议”到1989年泡沫破裂前升值约1倍，到2011年，升值达到3倍（见图2）。
（2）资产泡沫严重。日本股市从1982年的6000点，一直上涨到1989年的38900点，涨幅550%，泡沫破裂后，连跌4年，跌幅达到60%（见图3）。房地产价格指数从战后到1989年上涨了约150倍，在泡沫顶峰时期，仅东京23个区的总地价已经超过美国全国地价，可谓盛极一时。但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2001年全国平均地产价格指数跌幅达到47%（见图4）。
（3）严重影响实体经济。企业负债恶性膨胀，1991年前后，负债额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在1万家左右。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企业倒闭也波及商业银行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大批金融机构破产，1995年8月日本银行业未清偿贷款总额已超过日本GDP总额，而未清偿贷款的1/4为不良资产。
（4）泡沫破灭对国民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企业破产造成的大规模的裁员行为，而资产价格暴跌也使得国民个人的资产价值大量缩小，损失惨重，名义工资增长率在1994年甚至达到了零增长。1992―1999年，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均为负增长，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通货紧缩使企业销售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加重，居民的消费心理恶化，公共债务危机加重。
二、日本经济泡沫形成及破裂的原因分析
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隐患在不恰当的政策、国际环境刺激下的一场大爆发。
1、经济发展动力缺乏持续性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日本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一方面是创新不足。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主要归功于技术引进，技术引进使日本的科技实力在短时间内就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但也造成创新能力不足、重应用轻基础研究，因此在80年代末，日本的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增长乏力，资金从主体经济投入到金融投机中。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不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逐渐将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促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行业。这种选择造成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在泡沫破灭后，国民资产大大缩水，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通货紧缩严重。
2、政策手段过于激烈导致泡沫破裂，经济硬着陆
日本政府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直接因素。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日本当局担心货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在1986―1988年实行了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连续2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不仅为日本历史最低，而且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1987年又实施了减税、追加公共事业投资、补充财政开支的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过度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使日本的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1987―1989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0.8%、10.2%、12%，造成国内过剩资金剧增，资产价格暴涨。而在1989―1990年，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使之达到6%，这种紧急收缩信贷的做法使得股价和地价的大幅度下降，由此造成了资产泡沫的破裂乃至整个经济的破灭。
3、大国间经济博弈导致日本政府面临巨大国际压力
广场协议后，为防止美元贬值，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利率，日本政府迁就美国的压力，在一年内连续五次大幅下调央行贴现率。到1987年底，世界经济出现较快增长、美德等国家都提高利率时，日本仍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维持2.5%的超低利率至1989年。正是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这个重大失误的背后是日本当时身处国际环境面临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和政策调整。首先是美国的步步紧逼，认为日本提高利率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其次是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供给国，如果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往海外回流，会引发世界金融动荡，并波及日本经济。最后是日本初登国际政治舞台、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考虑到作为一个“政治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做出了以上错误的决策。
三、中、日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及启示
1、中、日经济发展阶段比较
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所处阶段与日本80―90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从GDP看，中国已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9年时间累计升值约35%。2015年以来A股超过300只股票价格翻倍，近千只股票动态市盈率超过100倍。另外，日本经历过的贸易保护主义、巨额外汇储备贬值、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中国也正在经历。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与当时日本在经济发展潜力、政策水平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区别。首先是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吸引外资来看，日本企业积极投资国外，但却很少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多年来日本式的关联交易，相互持股等商业惯例以及过于繁杂的行政管制，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而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大，外资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外资的大量进入，不仅弥补了中国资金的缺口，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技术水平升级。从技术进步方面看，二战后日本一直依靠技术的引进、通过技术的模仿完成了追赶的目标，其创新仍然较多建立在“模仿性创新”的基础上。而中国这些年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投资在逐渐增加，原创性研发成果逐渐增多。
其次是政策调控水平的不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监管层的调控取向和政策不当是公认的主因之一。而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遵循审慎、稳健、前瞻的原则，从而减弱了经济的波动性。对股市、房市的较快升温势头，监管层密切关注但未急于调转政策方向，而是根据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了政策过急转向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将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限制在市场可承受范围和监管机构可控范围内。
最后是金融自由化环境不同。日本当时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是面临金融危机不利形势的开放，其实施的利率自由化与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一方面导致存贷款利差较快收窄甚至倒挂，增大了银行业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营造了热钱投机境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而中国金融自由化是履行对世贸组织承诺的主动开放，是有步骤、有规划、有秩序、逐渐推进的开放，在汇率改革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利率改革则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推进。
2、日本经济泡沫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今年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5周年，与当初的日本如此相似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被认为处于一个上升通道的中国，更应该以史为鉴，来知兴替、明得失，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一是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适应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脱离实体经济承受能力，一味追求数字增长，只会得不偿失。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2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2007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创记录的1．5万亿美元．资本流动性明显增加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与主要出口对象国的贸易摩擦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加大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9月14日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使人不由得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惊叹中国的对外投资时代正在到来
1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当年日本对外投资的相似性
当前我国企业向海外发展的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业对外投资热的确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二者都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
当年美国因贸易收支逆差问题对日采取措施．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在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通过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经贸摩擦．实现了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现在．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家电、纺织日用工业品等领域的产品出口屡屡受到一些国家实施的反倾销调查等限制为减少和规避贸易摩擦．促进出口．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寻求到海外投资设厂。
1．2二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方面都以并购式投资为主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新建投资为主要方式．并购式投资迅速增加还是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较80年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企业并购浪潮．在这种形势下，购式投资日趋活跃．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
1．3二者的对外投资热都出现在本国货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20世纪80年代．为削减本国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压．迫使日元不断加速升值如今．中国同样面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巨大压力
2中日两国对外投资的本质区别
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热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差异还是占了主流
2．1两国国内市场条件不同
一般情况下．一目的国内市场越小．本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驱动力越大日本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发展空间有限20世纪50～60年代．很多日本企业就十分重视开拓国际市场80年代．日本在许多领域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企业纷纷在世界范围内多层面、全方位地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市场容量大．仍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虽然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有寻求更广阔市场的动机．但总体上这方面的需求在程度和迫切性上明显低于日本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更主要目的是利用资源、获取技术和品牌等。
2．2二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经济追赶欧美的目标．在许多关键性领域已占据优势．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国内存在大量剩余资金．对外投资达到较高水平1985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2．2亿美元．到1989年度达到675．4亿美元．成为位居前列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并且面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尤其对北美的不动产、对欧洲的金融和保险等领域投资增长迅速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全面构筑市场经济制．无论在经济实力、市场发展状况方面，还是在企业经营资源、竞争能力、国际市场整合经验等方面．与日本的差距还很大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至今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一年的投资额．差距十分悬殊．而且面向发达国家高层次领域投资的条件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代尚需时日。
2．3两国对本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政策导向不同
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限制外国资本进入．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外国企业对日投资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中国则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资金短缺，政府一直强调“招商引资”．不鼓励对外投资1999年．中国政府才明确提出让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将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近两年随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及国内外竞争的加剧才大大放宽了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
2．4两国对汇率政策的处理不同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出现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态势．与升值前的日元兑元汇率相比．三个月内升值20％．到1987年底升幅达50％．1995年4月一度突破80：1大关．日元升值3倍左右而当前我国人民币的升值．由于吸取了日元加速升值的教训，采取了一种渐进、有管理的升值过程．因此不会带来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严重泡沫化的恶劣结果另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之际已实现资本自由化．而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
2．5两国对外投资主体不同
日本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间企业．而从中国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数量分布来看．多元化格局明显．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仍超过国有企业位居首位，国有企业占了26％．位于第二位．私营企业12％．排第三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企业的海外大型并购案件往往给人以非商业操作印象的原因。
3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新思路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不应完全仿效日本．而应借鉴日本的教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投资之路。
3．1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对31本企业大举海外扩张和泡沫经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在当前人民币面临不断升值压力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泡沫的形成
3．2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助长了银行放贷的随意性．加上日本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银行风险意识淡化．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被隐蔽和积累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日元升值和宽松利率的背景下．金融资产迅速膨胀．过剩资本到海外大肆收购，并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1986～1991年．日本对外房地产投资累计额522亿美元．占这一时期整个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9_4％其中．一些项目是在投资回报预测不准确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的．既不充分了解当地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操作规则．也没有进行严格全面的详尽调查．结果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蒙受巨额损失较为典型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美国实施的几起震惊世界的大型并购案．如三菱公司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后不久．便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一度成为日本人囊中物的卵石滩高尔夫球场也在收购后的转手之间损失掉几亿美元这些曾经让日本人痛快、美国人紧张的并购案件如同昙花一现，最终损失惨重。所以．我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贷款对象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3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注重培育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基础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国缺少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树立品牌形象十分重要。为此必须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应将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绕过贸易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跟踪世界动态．并向国内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道国优势扩大生产．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3．4企业“走出去”要制定有步骤的国际化战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务实性的投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海外发展规划和战略，对投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语言等环境进行充分的先行性调查研究若采取合资方式对外投资．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一定要仔细调查和了解对方的资产、信誉、经营管理等状况。在定位投资目标时．要深入研究项目的可行性．不仅要考虑投资项目对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在海外的实际操作性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3
Abstract: The Renminbi at present condition resembled very much with 1985 Japanese Yen, the long time high speed development economy, continued to US's trade surplus, fast accumulation high quota US dollar reserve, US's double deficit to worsen, US dollar continues the low pressure, the similar low interest rate, external pressure came from US, the currency's continual revalu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Japanese Yen revaluation's background and influence, providing the model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reform.
关键词:日元;人民币;升值;汇率改革
Key words: JapaneseYen;Renminbi;increase in value;exchange rate reform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9-0020-02
0引言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面临着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加大,外汇储备增长较快,汇率升值压力较大等情况。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同时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汇率升值,多年陷入经济萧条,目前仍无复苏迹象。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能否正确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汇率升值压力,对一国能否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
1日元升值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1.1 日元升值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和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68年,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198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由于与苏联的持续对抗,政府支出加大,出现双赤字,经济出现衰退,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指责日元严重低估。迫于压力,从1971年开始日元升值。日元升值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年―1985年。从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间,日本一直采取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通货膨胀加重,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美元信用下降,美国内出现了“顺差国责任论”,不断向顺差国日本施加政治性的货币升值压力。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新经济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这对那些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日本被迫妥协,直接将l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二阶段:1985年―1989年。1985年9月,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通过了《广场协议》。协议决定5国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矫正美元高估的局面。《广场协议》成功地以罕见的速度朝着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方向推进。《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升值了55%。
第三阶段:1990年-1995年。1990年,日本为了治理泡沫经济,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了6%。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经济增长率放缓、失业率和通胀率持续上升,1991年陷入经济衰退。这无疑强化了市场对日元的升值预期。日元在1990年中期升值,1993年2月,日元汇率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猛升,于八月份升至一美元兑100日元,1995年4月突破一美元兑80日元大关。
1.2 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
1.2.1 外部原因美国打压强迫日元升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钢铁、机床、半导体等生产技术相继赶上或超过美国。日本企业不仅在国际市场抢占美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甚至在美国本土市场上也对其企业构成巨大的威胁,美国因此出现了失业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也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却跌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为了对日本经济加以控制,美国相继对日本提出“自我出口限制”、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等要求,且动辄以制裁相威胁。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显得颇为无奈。而曾经作为日美两国共同对手的苏联的经济衰弱,使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个昔日自己所扶持的“小弟弟”,美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大方,两国的对立情绪逐渐升级。为了降低日本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威胁,美国不断向日本施压。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以及在政治及军事上有求于美国,日本在许多方面极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日元逐渐升值,因此而一步步地陷入了美国为其精心设计的“金融陷阱”。
1.2.2 内部原因第一、金融政策失当。在《广场协议》框架下,日元持续升值,日本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形势,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这必然带来经济萧条。因此自1986年起,为应对日元升值, 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连续五 次下调利率。宽松的经济环境促使日本企业和个人扩大投资,导致股价、地价飞涨,经济泡沫严重。面对可能发生的泡沫,日本政府采取最为激烈的手段,在1989年至1990年间,日本央行连续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将之从超低的2.5%迅速调整到6%,限制金融机构对不动产的贷款投入,金融泡沫在短期内迅速破灭。第二、国民自信心的高度膨胀。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膨胀,从企业到个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且有些自满,认为日本的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一,暴富的日本开始对美国说“不”,显示了不仅要在经济上成为强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试图摆脱美国的束缚。于是大举向外投资扩张,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形成。
2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的异同
之所以拿日本的历史来比较,是因为日本当初的各项经济指标、货币升值面临的国际压力以及拒绝货币大幅升值的理由都和今天的中国有一些相似。在些许相同特征之下,中日有自己特殊的经济特征,有自己特殊的升值路径和传导途径。
2.1 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的相似
2.1.1 升值前经济模式均是出口导向型中日两国虽然分别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模式都属于出口导向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带来外贸顺差不断加大,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有严重依赖。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必然遭到来自美国的要求货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2.1.2 升值前宏观经济环境相似中国和日本都有国内长时期GDP的高速发展,都有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 都有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相似的低利率,高储蓄率。同时都面对着美国的双赤字恶化和美元持续走低的压力。人民币和日元都面临着由于美元的贬值压力以及本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升值压力,美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在各种场合也不时表达出希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意愿。
2.1.3 升值后的影响效应趋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 作为能源和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使国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源涨价带来的冲击。我国资源的对外依赖有上升趋势,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等重要原料和燃料。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使进口的战略资源成本下降,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对于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是有利的。
2.2 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的区别
2.2.1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同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日本模式完全依靠内生的资本,而中国模式基本上是内生和外来并取。日本注重的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技术,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产品,而中国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结果是日本只是国际贸易顺差,而中国贸易和资本双顺差。资本项目的赢余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加工贸易中有80%是由外资来完成的。
2.2.2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小于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多重困境使得日本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从而导致了《广场协议》。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GDP 增长率持续下滑,从1979年的5.6%下降至1982 年的-2%。滞胀困境使得美国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迫切要求日元重估。考量目前的美国经济,它仍然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进入平稳增长的通道,GDP 增速从九十年代中期就一直保持在4% 左右的稳定状态。所以,就此而言,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实际外部压力远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日本。
2.2.3 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比日本更大日本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法制化的管理。我国外贸规模虽然在2004 年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但却不是贸易强国。在这种环境下, 往往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经济运行,特别体现在国有垄断行业中。例如能源和资源价格的长期扭曲,推动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我国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会比日本政府的政策影响更大。
2.2.4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低于日本日元汇率于1973年2月实现完全浮动,至今人民币汇率并未实现完全浮动,资本还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时机并不成熟。我国汇率在现阶段仍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持续两三年左右的时间,因此,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都不会比日元快和大。
3日元升值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启示
日元升值的背景和过程可以给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提供以下借鉴和启示。
3.1 加快金融改革,力求使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根据日元汇率变迁的经验,要使人民币汇率改革利大于弊,必须加快金融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遵循自主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有条不紊地推进,通过改革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升值应允许国内价格水平相应地变动,以获取贸易条件改善的益处,应允许资源在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门之间重新配置。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不意味政府的袖手旁观,当升值的压力持续增加时,政府应进行外汇市场干预,放松进口管制,放宽资本流出管制,以减轻投资压力,同时尽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维持宏观经济和汇率的稳定。
3.2 人民币升值要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为了让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尽快摆脱萧条,日本进行了产业政策的调整,以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复苏。我国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与贸易顺差持续调整增长、美元进入贬值周期有关,其深层原因则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快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保持经济结构的动态合理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在1991年经济大幅下滑,其重要原因就是日元的升值与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严重偏离,使得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我国目前的产业结相对于一个未实现充分就业、低收入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政策、体制、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协调,其币值不应存在低估。正是由于政策、体制和战略调整滞后所造成的贸易粗放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矛盾,直接导致了人民币目前强烈的升值预期,而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当然,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非理性判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
3.3 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对外开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愿望也使得推进金融自由化势在必行。在国外国内多方压力下,日本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放任短期资本流入对促成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泡沫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中国应坚持人民币升值可控性和渐进性相结合的原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能一步到位,持续大幅升值将沉重打击出口产业及就业,可能造成经济衰退。
3.4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调整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的需要,不能简单认为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中国GDP的10%。占我国整个顺差比例约60% ～70%。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重大差异是参加国际分工的基础不同,中国参加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积极进行加工贸易。中国国际贸易的60%被外资控制,而高技术贸易的90%是由跨国公司进行,中国贸易顺差的85%是靠外资实现的。渐进升值会给所有出口企业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人民币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出口企业必将逐步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促进企业产品的结构性变化。应当鼓励企业以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加大由高度依赖出口转为主要依靠内需,竞争力由劳动力成本优势转为科技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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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4
曹 彤 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方福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
冯 博 中国证监会期货二部副主任
龚明华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林清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 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苗雨峰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彭晓光 《环球财经》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汪昌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王永利 中国银行副行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
曾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对“大金融”内涵的阐释逐步丰富起来。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从实践角度印证了“大金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大金融”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具体而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我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
基于此，《大金融论纲—一个全球性命题》（征求意见稿）在对西方金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题，这一命题有四大内涵，分别是：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文化意识。
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
在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内，金融效率性产生活力，金融稳定性产生弹性，危机控制能力保证弹性，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一国的金融竞争力。
“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构建稳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观调控体系。
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四种趋势：首先，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其次，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再次，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最后，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在产业战略上，形成市场化、均衡发展与混业经营；开放战略上，形成开放保护与国家金融控制力；货币战略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战略上，推动建立全球经济网络；城乡均衡发展战略上，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具体而言，产业战略方面，第一，应进一步巩固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发展制度健全的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在功能上实现互补；尊重国情和市场规律，构建银行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第二，努力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结构失衡，是隐藏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在2015～2017年之间完成。改革路径应选择：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第三，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中国目前的混业经营程度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实证表明，混业经营总体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综合考虑效率和稳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混业经营的最佳模式。
开放战略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现象，国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提高名义开放度，控制实际开放度，并在开放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
货币战略方面，应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货币职能上，第一个十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十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十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在外汇储备战略方面，争取建立全球经济网络。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的超额外汇储备管理应遵循外向性、战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汇储备投资应构建有效的全球资产组合。外汇储备应投资于占据产业周期高端位置的产业，瞄准战略性资源产业。
在城乡均衡战略上，要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因为“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大局，中国转型过程面临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三农”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农村金融越来越成为事关改革全局的战略问题。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农村金融亟待“破题”。基于现状和发展趋势，应着力构建“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三位一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体系的效率可从两方面衡量：一是金融体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导的产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市场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供创新激励等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体系效率的决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一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第二，银行产业发展。银行业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适度资产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基础上，防止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和银行危机的发生。第三，制度文化发展。加强产权保护，促进社会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提升。
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产品数量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与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金融市场效率的实现需要国家特定性因素，包括：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应性，与金融制度基础的适应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稳定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兴衰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常常导致经济增长的中断甚至长期停滞。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要素。
宏观经济层面，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审慎的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稳定；产业结构层面，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较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稳定性高；政治制度层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稳定性越高，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稳定性低；金融监管层面，对金融业经营的过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稳定性的提高；在风险的传递扩张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国家，一般性危机演化为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显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动的金融危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周期视角的危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要点是：在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减为代价的；泡沫经济挤出实体部门投资并最终导致这些实体资本灭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不断增加的金融杠杆、实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实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表明经济泡沫程度和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阶段，当资产价格上涨超过了信用扩张所能支撑的范围时，资产价格泡沫达到了破裂的临界条件。
危机控制能力与金融竞争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能很快抑制危机扩散，并在短时间内重返金融稳定和经济高增长的路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危机前软弱无力，最终陷入了金融体系失灵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双重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应对能力的强弱，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响一国危机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机中的紧急救助方案，危机后干预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机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机的早期预警机制，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等。
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15种常见应对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危机应对政策，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以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但却可能导致较高的经济成本或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二，危机应对的各种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转化为危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延长危机持续时间或增加危机的经济成本；第三，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已经真实地发生，仅通过危机后的补救措施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理性效果。
同时，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主要对危机后的短期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财政政策则主要作用于危机后的短期经济增长（有助于遏制危机期间的经济下滑）。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过度的货币投放会导致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将在危机结束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我们认为，为避免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渐淡出。
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实际选择？我们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影响金融体系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影响金融体系规模。同时，效率和开放是金融结构市场化的两大驱动车轮。
我们发现，在崇尚规则和权威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明显大于银行主导型国家。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危机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金融体系具有过度周期性，货币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创新日益频繁，金融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我们提倡建立全面稳定的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纳入金融稳定考虑的货币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论与中国的新型金融发展观
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有四大基础，分别是：第一，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第二，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三，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第四，文化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体现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发展观。
中国“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货币政策方面，应在盯住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关注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完善通胀指标统计，为政策决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础。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
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要结合和配合。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统筹协调。
信贷政策方面，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应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总体上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5
2003年，丰田汽车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世界第二；2006年，通用汽车依靠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勉力支撑，总销量只下滑了0.8％，而丰田汽车总销量则增长了8.9％，达到885万辆，两者差距已不过30万辆。丰田取通用而代之似乎指日可待。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07年3月总决算中，丰田的营业利润在5年内翻了一番，超过2兆日元(约174亿美元)。与销售不振、巨额亏损的美国汽车三巨头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丰田早几年就已经是第一了。
无数专家、管理者都在研究丰田的成功，丰田的“看板方式”，“精益制造”，“精细化管理”，一直为业界津津乐道，但我们一样不可以忽略丰田在营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日本，有一句话众所周知， “技术的日产，营销的丰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丰田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并不拥有绝对优势，而它在营销领域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生产管理。
要真正理解丰田的成功，就必须理解丰田的营销，了解丰田的营销史。以下，结合日本各时期情况来阐述丰田的渠道变革史。
二战前(1930年～1940年)
1933年9月，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在“东京自动纺织公司”内设置了汽车工业部，研制成功第一辆A1型轿车和GI型卡车。
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分别于1925年和1926年投资进入日本，带来了汽车销售的“连锁经营体系”，而丰田迟至1935年才开始汽车的生产和营销。直到二战前，日本的轿车市场完全由外国企业独占，丰田和日产等日本企业不过是造些军用或商用卡车而已。
无力与外企拼财力和技术，丰田便开始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1935年，丰田将当时通用汽车在日本的销售广告部部长神谷正太郎招至麾下，让其统帅丰田营销。
当时在丰田社内，对如何构建销售网络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依靠各地方资本建立纯粹的特许连锁经营制度；一种是说服现存的进口车销售店，让其同时销售丰田车；一种是完全依靠自有资本，建立直营店连锁系统。
刚开始，第一种意见遭到多数人反对，因为各地方的优势资本基本已经被各大外来汽车品牌打捞殆尽，可行性很低。但神谷正太郎坚持己见，最后丰田还是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开始建立特许连锁经营体系。
上任伊始，神谷到名古屋拜访了当时通用汽车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日出汽车”的社长山口升，说服“日出汽车”放弃了通用的经销权，成为丰田的第一号连锁经销商，也就是现在的“爱知丰田汽车”。
之后不到一年，东京、大阪等日本各地的通用汽车经销商纷纷效仿“日出汽车”跳槽换马，加盟丰田。丰田的特许连锁经营店不断增加，营销网络雏形隐现。
神谷上任后仅三年(1938年)，以一县一店，依靠地方独立资本的丰田营销网络基本成形。营销出身的神谷深知，与厂家控股分公司不同，独立资本经销商自负盈亏，生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自己、家庭和部下员工的生存生活，他们的敬业精神、干劲及危机感都要远远超过厂家派到各地方做销售、拿薪水的经理。此后的事实也证明，经销商制是丰田营销网络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日本开始，日本国内汽车企业被特化成军用车辆制造的国家部门，各种汽车经销商也被特化成了专门为国家运输配给的国家机关，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复兴期(1950年～1960年)
1950年4月，日本汽车市场恢复自由化。但战后的日本经济萎靡不振，“道奇计划”也带来了种种金融问题。于是丰田决定将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分离，设立了“丰田汽车贩卖公司” (即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以下简称“丰田汽贩”)。
分期付款销售方式
丰田汽贩率先引入“分期付款销售方式”，摆脱了以往只依靠销售整车来赢利的传统营销思维，把主要收益途径改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分期付款销售的手续费收入，其次是汽车保险的手续费收入，再次是零部件的销售利润。
这种方式通过周边关联部门来获利，一举扩大了丰田汽车的市场，筹集了资金。
催生需求
当时的日本，正迎来所谓的“汽车时代”，各汽车厂家都在积极采取创造需求的产业策略，在这方面，丰田也是独树一帜，高人一筹：丰田出资开办驾驶学校，增加持有驾照人口；创建维修技术专业学校，保证维修设备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甚至出资在高速公路上修建、经营休息服务区，刺激驾车者的消费欲望。
销售店政策基本方针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丰田确立了自己的销售店政策基本方针――“聚集各地有实力的资本和人才，每个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只设一个销售店(这里指经销商)，采用连锁经营体系，厂家不在资金上或人事上参与销售店的经营……”。
但这个方针没过多久就因为“TOYOPET” (中译“丰田宠儿”)公司的设立而被大幅度修正。“丰田宠儿”是由丰田汽贩出资80％的子公司，它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丰田打破了“一县一店”制，开始向多渠道营销转型。
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它受到了“一县一店”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当时已成为丰田汽贩社长的神谷用“一升的容器只能装一升的水，要倒入更多的水就得增加更多的容器”来说服反对者。同时，采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怀柔政策，允许部分老经销商投资新渠道，以使“丰田宠儿”这个新渠道得以顺利开拓。
一年后的1957年，丰田的销售网店铺在原有49家“丰田店”的基础上新增51家“丰田宠儿”店铺，数量翻番。从此，丰田将“地域限定制”和“多渠道制”的并用政策固定下来，不断煽动、刺激经销商之间互相竞争，扩大销售网络体系。
定价销售制度
50年代后期，丰田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实行了“定价销售制度”。当时日本的汽车市场由于“朝鲜特需”等各种原因，尚处于卖方市场，各种中间商在销售过程中层层加价，收取高额手续费等，赢取暴利，使得大众对汽车业的不透明价格机制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感，这对想将汽车变成大众消费品的厂家非常不利。
1957年，丰田率先实行“定价销售制度”，把厂家定价(包括店铺销售价)通过报纸甚至广告公布出来，让消费者放心购买。毫无疑问，这一措施使很多经销商损失了利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定价销售制度”在汽车由特殊消费品转为大众消费品的过程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整体市场的扩大使经销商的获利远远超过了损失。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定价销售制度”并没有使汽车价格完全透明。为了和其他厂家或其他渠道竞
争，定价下的折扣行为不可避免，这一点到目前也没能改变。
高速成长的60年代
从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国内消费也急剧高涨。象征消费水平的“三大件”，也由原来的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提升为彩电、空调、轿车。日本的轿车保有台数也由1950年的5万台，升到1960年的44万台，再剧增到1970年的678万台，10年之内增长了15倍。轿车在城市家庭的普及率也由几乎为零提高到23％。
而大众经济型车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体制也逐渐确立。1961年，丰田创建了专销经济型车的新渠道――“Publica” (派生自英文Publiccar，1968年改名为“丰田花冠”)。由此，丰田拥有了二个销售渠道体系。
Publica渠道尝试引进更多美国式的经销特色，如小规模、多店铺，局部解除“地域限定制”，允许同时销售其他品牌车，现金提货等等。
但没过多久，这些新做法就暴露出种种弊端：首先，日本长期以来采用家庭访问式销售，解除“地域限定制”，容易引发丰田经销商之间恶性抢夺客户现象；其次，大部分小规模的店铺并不具有现金提货的财力，易引发资金周转不畅问题，加上允许销售其他品牌，削弱了渠道对丰田的向心力和忠诚度等。
丰田立即亡羊补牢，撤销了新方案，重新回到原有的渠道模式上来。
经济型车销售渠道建设虽然遭受波折，但凭借1966年推出大受欢迎的“花冠”车款，丰田的经济型车销售迅速膨胀。1967年，丰田又推出“花冠”的姐妹车“sprinter”，并也为其新创建了专用销售渠道“丰田奥特”(后与“丰田威斯特”合并为现在的“Netz”)，进一步强化了丰田的“多渠道制”。
虽然根据“地域限定制”，丰田的经销商拥有某一区域内的销售特权，但“多渠道制”的强化，加剧了丰田系列渠道间的竞争，尤其在销售区别不大的姐妹车型时更是如此，当时丰田经销商的营业员都有“丰田车的最大竞争者正是丰田车自己”的感叹。
尽管如此，汽车整体市场的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利益，还是冲淡了渠道间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事件：1965年，外国整车的对日出口实现了完全自由化。日本国内汽车业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进口车的大量涌入会抢走市场，造成混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没有太大必要：一是当时进口车的销售策略很明确，就是走高端路线，用很少的量去获取高额利润；二是国产车的质量已经可以和进口车相抗衡。
尽管外车进口自由化没有对日本车市造成重大打击，但危机感还是让日本的汽车厂家和销售商同仇敌忾，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日本的厂家和销售商从一开始就具有排他性的“系列”特征， “紧密团结”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在后来的日本与欧美贸易摩擦中， “排他性系列特征”被严厉指责。
丰田及其经销商则更是在这种状况下紧紧团结在一起。1966年，为应对外车进口自由化，丰田的国内头号竞争对手日产吞并了“王子汽车”，并借此造势号称“日本最人的汽车企业”。一向以国内老大自居的丰田当然不肯俯首称臣，筹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销比赛来抗衡。
丰田给各丰田经销商提出新的销售目标及相应奖金，让所有渠道的经销商在短时间内互相竞争来扩大销售。丰田自己也承认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弊端很多，但迫于当时形势，丰田还是在恳求中获得了各经销商的支持。
最后，在三个月的促销期内，丰田汽车的销量超过了原定的5万台销售目标，达到5万8千台。这让所有对手包括丰田自己都大跌眼镜，瞠目结舌。从此，促销作为一种特有的销售惯例，在日本的汽车销售市场中得以普及。
稳定成长的70年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市场并喷式增长结束，进入稳定成长期。随着汽车普及率上升，消费需求由以第一次购车需求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代替需求(指第二或更多次的购车需求)为中心。同时，日本民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也对轿车的多用途性提出要求。他们已经摆脱了“有车就行”的判断标准，开始从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特征等方面来挑选车种了。
于是日本各汽车厂家纷纷开始研制高绒车、跑车等各种车种、车型、车款，扩展产品线。丰阳在此时推进了“1渠道2车型体制”，即在每个渠道内销售两种代表车型，比如说在“丰田”内销售“世纪”和“皇冠”，在“丰田宠儿”内销售“corona”和“马克Ⅱ”，在“丰田花冠”内销售“花冠”和“celica”，在“丰田奥特”内销售“sprinter”和“Publica”。这些部是丰田根据车犁、排气量、销售价恪等标准，按照市场需要整合原有渠道的表现。
高度成长期时急速扩充的店铺和规模，在没有了高成长市场的支撑后，显然成了一种包袱；加上1974年的世界石油危机，日本的汽车市场开始萎缩；雪上加霜的是，1975年颁发的分三年逐步实施的新汽车排气规制，更使消费者对汽车消费持观望态度，加速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消沉。
这一消沉，导致各汽车经销商的经营开始恶化。为改善局面，各厂家纷纷强化对旗下销售商的指导，开始重视起经销商的质量和经营效率来。1976年，丰田出台了“增强销售力的两年计划”，通过对各销售商的资金扶持、设备投资米催促其提高效率；1979年，又制定了“销售店预算管理守则”，进一步提升了销售商的管理水平。
当然，丰田的举措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它相对削弱和伤害了一些旗下独立经销商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后来，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相当于中国工商总局下的公半交易局)介入调查。虽然调查结束后，“公正取引委员会”要求厂家废除了一些苛刻条件，但是经销商各方面都得依靠厂家，力量的不半衡使厂家独断专行的局面改善小大。
国内市场低迷，销售经营恶化，厂家加强控制经销商并强加各种苛刻条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汽车行业和市场的主要特征。
被泡沫淹没的80年代
1980年4月，丰田开创了它的第5条国内销售渠道――“丰田威斯特”。十罔希望通过不断推出有吸引力的车型车种，把顾客吸引到店铺里，提高店铺销售效率，而不再需要费时费力地一家一家地去访问潜在客户。
1982年7月，负责生产的“丰田汽车工业”重新合并了“丰田汽贩”，组成了新丰田。这次合并在形式上是两者对等合并，实际上则是依靠丰田式尘产系统确立了牢固赢利体系的“丰田汽车工业”乔并了因市场低迷而销售不振的“丰田汽贩”。
1988年，丰田在国内的年度销售台数首次突破了200万台，5条销售渠
道牢牢捍卫着丰田在国内市场第一的地位。
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包括汽车整车)，日本不断与各国发生贸易摩擦和纠纷，再加上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厂家的汽车出口赢利大减。有调查表明，当时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每升高一日元，单是丰田一家在出口中的汇率损失就高达120亿日元。
出口利润大幅下降，迫使日本汽车市场把目光转到国内，又恰好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开端撞在一起，日本的汽车市场开始出现了以“西马(日产顶级品牌车)现象”为代表的高级车风潮，整个市场沸腾起来。丰田和日产之外的一些中小汽车厂家开始冒进投资，扩充生产设备，增加销售网点，马自达就是一个典型。
为稳固日本国内第三的地位，马自达激进地新增了两条渠道(加上原有渠道共5条)，企图与丰田和日产至少在渠道数上并列。但这种武断冒进的做法不久便使马自达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国内第三的地位被本田夺走，还不得不借助福特的融资来重建。
1989年，丰田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是丰田第一次在海外创建高档车专营渠道。为了在欧美摆脱日本车低档廉价的负面印象，丰田在“雷克萨斯”的渠道创建和宣传上巧妙地将其与原有的丰田品牌完全脱离隐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美大多数消费者都以为外形新颖、品质超群的“雷克萨斯”是来自欧洲的产品。现在， “雷克萨斯”已连续六年成为北美高档车市场中最畅销的品牌。
失去的十年和景气复苏(1990年至今)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进入长达十数年的经济低迷萧条状态，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也不例外，泡沫经济时期的疯狂扩产和冒进投资，使整个产业都资金紧缺、债务重重。除上述的马自达以外，日本各主要汽车厂家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直作为丰田最强竞争对手的日产，在泡沫破裂后暴露出恶化的财务体质，加上原来就不擅长的销售领域遭遇冷市，商品开发部门也没能设计出救市的人气车款，导致经营全面陷入危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二的位子也被本田一时夺走。为渡过危机，日产不得不接受法国雷诺集团的融资，其实是被雷诺吞并，不得不在雷诺派遣的新CEO戈恩的领导下大幅精简重建。
与其他国内厂家相比，虽然丰田没有遭受大的打击，但整个日本经济不景气，覆巢之下，岂有完卯?丰田业绩恶化的原因主要有：市场萧条导致销量锐减；为改善劳动环境和自动化设备投资的折旧费用增加；入件费增加和日元升值带来的汇率变动损失等。
为应对这些情况，丰田进行了分阶段的针对性改革：通过进一步改善“精细化管理”来降低零部件原价；适当减少设备投资，将类似车型进行整理统合；在人件费上引进“成果主义”来激励员工等等。同时，国内市场不振也促使丰田开始进行积极的海外投资。1995年，丰田在中国设立事业部，全面进入中国市场。
90年代后半期，为更适应市场细分化需要，更贴近、迎合、满足消费者需求，丰田开始了一系列的渠道体系改编。1998年8月，丰田将“丰田奥特”改名为“Netz丰田”，2004年又将“Netz丰田”与“丰田威斯特”合并，改称“Nctz”。将“丰田”标记从名称中隐去，主要是和其他渠道形成差别化。因为“丰田”主要针对经理级别客户，“丰田宠儿”主要针对白领级别客户，“丰田花冠”主要针对工薪阶层，丰田在建设“Netz”时试图超越以收入等级来细分市场的思路，而将生活方式、情趣、性格等方面因素纳入市场细分，将“Netz”打造成主要针对年轻女性的销售渠道。
2003年，丰田在北美推出了继“丰田”、“雷克萨斯”后的第三个品牌“SCION”。丰田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原有“丰田”品牌在北美年轻人中没有人气，被认为是过时、守旧、古板的代表，而“雷克萨斯”对年轻人来说又过于昂贵。
丰田认为，如果不能吸引现在的年轻人(也被称为“Y世代”)，那么就算他们进入中老年后也不会喜欢丰田车，所以有必要为现在的年轻人量身打造品牌。创建“SCION”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使“Y世代”能接受丰田车，所以没有像“雷克萨斯”那样为ScION开辟专用渠道，而是在原有的“丰田”品牌店内设置“SCION”品牌专区来销售。丰田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现在喜欢上并购买“SCION”的年轻人，在若干年后也会喜欢上并购买旁边的“丰田”。
2005年8月，丰田又将在北美非常成功的“雷克萨斯”引进国内，重新形成拥有5大渠道、共5000多个店铺的庞大销售网络。
在国内销售“雷克萨斯”时，丰田沿袭了在北美的做法，使其与丰田品牌完全脱离，采用专有渠道和店铺。不过，毕竟北美和日本此地不同彼地，日本消费者对“雷克萨斯”是丰田车的概念根深蒂固，沿袭北美做法是否有效还值得商榷。
在销售策略方面，“雷克萨斯”也是照搬了美式做法，利用大量广告轰炸吸引顾客来店购买。然而，“雷克萨斯”的一些美式做法，尤其是待客方式受到非议，一些原来丰田车的忠实用户抱怨在购买“雷克萨斯”时受到店员程序式的招待，使他们与丰田的长期“友情”受到了伤害；一些雷克萨斯销售店甚至根据来店顾客的轿车或穿着级别变换招待用的咖啡杯等等，而这些略带歧视性的美式做法在日本并不受欢迎。问题被曝光后，丰田不得不对“雷克萨斯”的全盘美式做法作出修正。
另外，丰田引进“雷克萨斯”原意是想在国内与奔驰、宝马等进口高级车一较高低，但目前“雷克萨斯”的价格和定位都低于上述品牌一个档次，似乎威胁不大；相比之下，反而与丰田原来走高级路线的“丰田”在定价和定位上接近，同室操戈的可能性倒是更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丰田在推销“雷克萨斯”品牌时所作的大量广告激发了日本国内消费者对高档车消费的兴趣和热情，从中获益更多的却并非“雷克萨斯”而是其假想敌奔驰、宝马等进口高级车，他们的销量在“雷克萨斯”登场后不降反增。
综合以上种种原因， “雷克萨斯”在日本国内展开初期并未取得预期成果，直到2006年9月作为旗舰车款的“LS460”面市才带来了转机。以此为契机，丰田筹划在后续车款的“LS600h”和“LS600hL” (定于2007年春面市)上装载最得意的“混合动力系统”，把环保节能的概念注入顶级轿车的新思维。
我们可以从丰田学到什么
70年的丰田营销变革史，折射出日本汽车产业(包括厂家和经销商)应对日本汽车市场环境变化的种种努力和思维转换。一切经验都是环境的产物，丰田的成功经验到底对中国同行们有多大的示范和借鉴作用，取决于中日两国汽车市场问偏差异同，以及中国汽车产业对这种偏差理解的程度。
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流通体系多元化是中国汽车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厂家主导型汽车流通体系，而中国汽车市场中同时还并存了以汽车交易市场等为特征的零售商主导型流通体系。
按照“发展阶段压缩论”解释，中国在仅20多年的汽车市场发展中凝聚压缩了发达国家汽车市场长达1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所以，中国现阶段的汽车市场中同时并存了国外汽车市场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各种特征，中国汽车流通体系的多元性也由此而来。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贸易模式；出口导向战略；行业内贸易；规模经济 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34-0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现状大致是，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垄断期，国际市场实际上成为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场所，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际原料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相对优势来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那些资源和劳动力，加上技术各方面的绝对量都比较贫瘠的国家，在贸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总体收入方面的显著弱势，并导致了巨额外债的产生。最终反应到国内是分配的不公平。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随着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这种现象还会在中国存在一段时间。中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按照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国际贸易总量很少，劳动力和资本基本不流动，也没有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世界贸易的过程中；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逐步开始将自身的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第三阶段是1992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全方位进军中国市场的肇始，“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急剧涌现出来，并表现出了这些商品共同的价位低、附加值低等特点；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市场进一步深入开放，进一步对国际资金放松了限制，对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和使用效率，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放宽，以及海外投资的持续增加。这些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一步步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来。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也付出了分配不均的代价。这种分配不均体现在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主要是从事高技术、重化工行业与农业、手工劳动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沿海朝阳产业部门与内地夕阳产业部门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以及同一企业内部不同工种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包括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科技成果到生产力的快速有效转化。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大多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最早开始这一贸易战略的是日本，经过战后数十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低投入、高收益、规模化的趋势，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贸易模式，加入了快速增长的行列，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迅速的增长又一次发生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统称为HPAEVs，除了中国而外，HPAEVs都曾在不同时间爆发过经济危机，如日本在1989年的泡沫经济崩溃，其源于日元的被严重高估，国内房贷和股市的虚高和国际游资的突然撤离；墨西哥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发展模式基本遵循东亚模式，并在1995年遭受了同样的经济危机；最大的一波来自1997年波及到几乎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新马泰等国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一夜之间倒退十年。中国之所以受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度不大，生产要素的流动也还很小，而不是因为中国金融管制体系和预警机制的完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战略，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几乎已转移一空，高投资率开始出现回报递减的趋势。”尤其是“这个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严重问题。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大量政府官员的。”这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全。需要提及的是，东南亚国家之所以经历这些危机，其原因固然在于金融层面的过度开放与国内金融监管的步伐错位，以及对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利用不科学等原因，造成国内投机行为猖獗，资产泡沫形成，使得国际游资有机可乘，但这是所有后起的工业国家在转变贸易战略的历程中所必须忍受的痛苦，这些危机过后，东南亚国家经济依然保持了强势增长的势头。有数据显示，泰国的GDP增长率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5%以上，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局(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oard)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增长率为6.9%，2004年为6.2%，2005年为6.5%。而泰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也获得了稳步提升。泰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这个例子很具有说服力，由此可以想见其他的HPAEVs国家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程度。东南亚诸国在危机中其国内经济实力可以倒退十年，但恢复起来却无需十年的时间，这进一步说明了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正确性和优越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背靠中国大陆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大部已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且在危机的处理和经济恢复过程中广泛积累经验，从而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按照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当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和生产的机会成本方面存在差异时，有可能双方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但是还有一种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双方的生产规模大到边际收益递增的程度，也就是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伴随而来的是边际成本递减，也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各自的收益。东亚国家的先驱日本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了国内各种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日本目前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了中国，美国退居第二位，但是和两国的贸易模式却有显著区别。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当两国都在某一行业（比如制造业）上实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目标后，通过水平一体化结合成一个超大型行业，这个行业通过生产略有差异的产品，实现了行业内贸易，这是美国和日本的主要贸易模式。而中国和日本则主要通过行业间贸易。除了制造业以外，美日两国农产品贸易也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一体化的基础上。在2007年总理访日时，首次提到“中日贸易结构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移”（中日贸易摘要），但只限于那些吸收日资较多和时间较长的企业和地域。固然日美两国间相似的资本-劳动比例决定了两国将更依赖于行业内贸易，但这是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它使得日美两国的收入分配趋于统一，一体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为实现自由贸易协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较而言，中日两国离自由贸易还相当遥远。行业内贸易的现状是：“大约1/4的世界贸易由产业内部的双向贸易构成。在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行业内贸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些贸易占据了世界贸易的大部分”。通俗地说，通过国际贸易创建一个一体化市场，而不是各国内生产好了再拿来卖。但各国生产的又有细微差别，这便是行业内贸易。生产的规模化，行业内贸易不仅带来了较大市场中更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都有更大的销售量；另外，消费者也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更丰富的商品。在图1中，CC曲线为厂商的成本线，其定义由等式：AC=F/Q+C=n•F/S+C给出，F为固定成本，Q为产量，c为每单位产量的平均成本，n为厂商数量。考察这个等式，我们会发现，对于给定的厂商数n，随着销售量S的上升，平均成本会下降。原因在于，当厂商数不变而市场发展时，各厂商的销售量会上升，而平均成本下降。因此，若我们比较大、小两个市场，就不难看出较大市场的CC曲线位于较小市场CC曲线的下方。而图中的PP曲线表明厂商定价与厂商数的关系，其定义由等式：p=C+1/（b•n）给出。这个图粗略的反映了市场规模的扩张所造成的长期均衡状况，最初，均衡点在1，价格是p1，厂商数为n。当以行业销售量衡量的市场规模扩大后，CC曲线由CC1下降到CC2,而PP曲线没有变化，新的均衡点为点2，厂商数由n1变为n2，相反，价格从p1降到p2。很明显，消费者宁愿处在大市场的一个小部分，而非一个小市场。在点2，消费者能以比在点1更低的价格获取种类更加丰富的商品。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HPAEVs国家也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而是否能够发挥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优势是能否顺利过渡到这一贸易模式领域的关键。中国若一再重蹈覆辙，其后果总体上比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