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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制度范文1
野生动物资源因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而备受关注，因此做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不仅仅利于生态平衡的维护，而且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探讨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 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探讨与分析
2.1 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首先，许多立法空白，无法形成体系。虽然有《野生动物法》，而且也在不断进行修订，但是动物保护立法还是相对单一的，而且保护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是有严格的等级保护制度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不利于食物链正常运转的。其次，立法内容空洞、重复。空洞、重复的立法内容可以说是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在法律保护方面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样就不便于具体的实施，也不利于其具体效用的发挥，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颇有些形式主义的意思。
2.2 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对策分析
随着2017年1月1日《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可以说迎来了崭新的局面。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思想理念的转变。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动物福利这四个字，但是如果仔细解读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玄妙。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不仅仅倡导生态文明，而且重视德与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在动物福利方面的历史性飞跃。
2.2.2 相关规定更加实质化。《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6条明确指出：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这种规定更加实质化，也更具意义，相对原来的名义条款的做法，这种规定可谓是明智之举。
2.2.3 更加重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在传统的立法体系中，对于野生动物栖息地可以说是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在第二章中，原有的 野生动物保护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所保护，相对于原有的法律而言，保护对象更加全面、系统，而且相关性更强。
2.2.4 法律体系的制定要回归科学。法律体系的制定要回归科学，例如从驯养繁殖到人工繁育的转变。众所周知，有一些野生动物是难以驯养的，因此人工繁育的方式与提法就更加科学。人工繁育不仅仅有公益性质的，也有商业性质的，修改后的法律充分体现了收紧与放宽并行的基本原则。
2.2.5 重视对野生动物损害的补偿。野生动物伤人和毁坏财物的案子很多，对财产和人身伤害的补偿，现行法仅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而很多地方政府没有钱，所以给予受害民众的经济补偿往往是不充分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伤害了老百姓，老百姓自己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损失是不科学的。新法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通过保险制度来部分解决损害的补偿。另外，新法还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助，解决了地方资金紧缺和对损失补偿不充分的现实问题。
2.2.6 法律保护要重视保护各方面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法律保护要重视保护各方面参与的制度和机制，例如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教育;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可以说，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共治法。
野生动物保护制度范文2
资源利用由社会上的个人猎捕,各国营林场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白白流失,资源也得不到综合开发与利用,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脱节,存在许多弊端。
第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仅仅依靠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受到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限制,管理力量严重不足,而国营林场处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的第一线,有一批管理人员、护林员、林业公安队伍,但由于他们只承担义务而得不到资源收益,缺少保护管理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第二,在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受“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旧观念影响,使猎捕处于无序状态,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猎捕量限额管理制度难于执行。
第三,各国营林场只注重营林和采伐,森林资源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忽视了野生动物等非木材资源的经营利用。一方面因可采伐林木蓄积不足影响收入,出现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一方面辛辛苦苦培育管理的动物资源又不利用,白白流失。
第四,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既承担着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野生动物资源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任务,又要承担本应由资源经营单位负责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造成职责不清,政企不分。
第五,没有把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纳入林业产业体系,仅仅站在林木的角度看林业,野生动物资源等非林木资源的价值没能在林业产业中体现出来,削弱了林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部门的地位。
2改革的管理模式及其无能运动方式
改革的基本设想:把野生动物资源纳入资产化管理轨道,由国营林场(森林经营局)统一经营管理,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做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形成谁保护谁利用,谁投资谁受益,投入与产出良性循环局面,达到保住资源,永续利用目的。
一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野生动物的行政管理、执法、制定政策及发展规划,对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行监督。利用法律的行政和手段来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具体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制定与下达猎捕限额、经营利用限额、猎区与禁猎区、禁猎期的审批、猎枪弹具管理、有关证件审批与核发、行政案件查处。
二是各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负责实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经营利用、开展资源调查、建立档案、编制经营方案,开展狩猎生产并出售其产品。
三是狩猎证只作为公民狩猎的资格证明,申领者要先培训、考核全格者方可发证,无证不准狩猎,有证者持证到狩猎地国营林场办理准猎手续并交纳费用。在国营林场外的地方狩猎,到乡镇林业站办理手续。
四是木材检查站、护林点依法对狩猎和野生动物运输实施检查。
五是有条件的林场可开设面向社会的营业性猎场,开展狩猎旅游。
六是根据野生动物资源状况,在不同的地区实行轮猎制度。
七是各林场可将市场机制引入资源管理行为中,在确保对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可对经营范围内的狩猎动物资源依法进行承包经营、出租和转让。
3实施新的管理模式应采取的措施
3.1建立自然保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
3.2禁猎区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在禁猎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狩猎活动,对区内的其他资源,也要作为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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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实践研讨会是由《方圆》杂志社主办、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和陕县检察院协办的一次大型研讨会。会议通过主题发言和代表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讨论了目前法律框架下检察机关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白天鹅保护的陕县样本
河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李自民认为：“法律制度的设计既要体现人的权利，也要体现自然的权利。为了保证后代享有平等的环境参与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县就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河南省三门峡市下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湿地的一部分，每年冬天有数以千计的白天鹅到此越冬。但是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受利益驱动，盗猎、毒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
三门峡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石旭民在谈及野生动物保护时认为：“白天鹅的保护，检察机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陕县检察院公诉了三门峡地区首起猎杀白天鹅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震动整个三门峡，也拉开了白天鹅保护的法律序幕。”
王峰介绍了陕县检察院在保护白天鹅方面的三点经验：一是引导侦查，夯实证据链条；二是积极公诉，强化控诉效果；三是严惩贪渎，规范行政执法。
与此同时，陕县检察院辐射带动库区沿线各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参与到保护白天鹅的行动中，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三门峡市政府也向全社会发出了《保护白天鹅等野生动物的通告》。
野生动物保护要形成合力
野生动物保护要形成合力，是参与此次会议代表所达成的共识。
河南省孟津县检察院检察长谢晓阳介绍说：“孟津检察院设立了一个检察职能的联动机制，就是检察与行政执法职能的一个对接，连动机制由所有的主管副检察长，全体科室跟职能部门对接的一个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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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大全市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力度，坚决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疫情传播，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
二、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防控工作，市林业局成立野生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三、应急处置
（一）信息报告。以市湿地野保中心为主，充分发挥各单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面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野生动物行为异常或异常死亡等情况，应立即向市湿地野保中心报告。在接到报告后，市林业局应立即派人员进行调查、核实。
（二）预防预警。各单位要对重要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地和鸟类主要繁殖地、停歇地及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场所加强监测，及时掌握野生动物携带及其受侵染的疫病种类，以确保疫情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发现陆生野生动物出现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或疫症，必须立即向市林业局湿地和野保中心报告，及时采集送检样本，详细记录疫情发生地地址、野生动物数量、发病时间、主要症状、开始死亡时间、死亡量、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同时对发病地区要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措施，实行重点看护和监控，制止人员、禽畜进入该区域，并监督消毒措施的实施。
（三）应急处置。接到疫情报告后，市林业局成立野生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疫情现场应急处置的指挥、协调工作。各单位要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确定疫情发展情况，合理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立即封锁令。市领导小组派出的现场处置组立即赶赴事发现场，迅速协助指导疫情发生地的各单位做好疫病防控工作。
1.组织人员立即封锁疫情发生点周围的野生动物较集中的栖息地、停歇地、集群活动区，全日巡查监控，对死因不明的野生动物要立即送交动物防疫部门检验。
2.督促疫情发生地的野生动物饲养繁殖场和野生动物经营场所，做好隔离、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预防工作。
3.根据需要暂停野生动物猎捕、经营、运输等活动，禁止野生动物市场交易，禁止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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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抓鸟案”判决合法性阐释
(一)案情简介
2015年12月，《郑州晚报》刊出一则消息称，河南省某高校一大学生闫某在家掏鸟16只，因此以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其朋友王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是宣判后两人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 8月21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热议纷纷。对此，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回应称，被告人闫某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在网上进行兜售时还特别注明了是“阿穆尔隼”，并且曾经网上非法收购一只凤头鹰而转手再出售。2016年4月26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称已经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诉。
(二)法院判决合法有据
虽然《郑州晚报》存在故意误导舆论的情况，但是也有更多法律人士支持法院合法有据的判决。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当中，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而使用采用一级和二级两个保护等级，将存在中国特产稀有或者濒于灭绝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将存在数量较少或者有濒于灭绝危险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二级保护动物。该名录将所有的隼类都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也当属在内。
在“抓鸟案”中，闫某所捕燕隼达16只。其所猎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侵害的客体正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制度，闫某虽然主观上已经知道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是仍然实行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危害行为，在侦查阶段及一审开庭时均对猎捕燕隼16只和所猎捕燕隼去向供认不讳。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没有采纳其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对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可以说是在量刑幅度内的。
然而判决的合法性并不能断送本案具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当规章制度以及刑事立法存在缺陷且与现实相冲突时，还能否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判决的合理性能否使人信服，值得怀疑，同时反映出中国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应更加完善。
二、刑事立法合理性欠缺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范围归属滞后社会发展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都已经对社会公布，但是于1989年颁布，与刑法量刑相配套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时隔27年至今极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调整，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更新。从以下可以看出，该《名录》已经严重滞后于物种资源的变化。
与国际上相对比。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每年更新一次， 该名录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有效的记录，但是《名录》却暴露出长达27年未系统全面的更新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部分物种逐渐变成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部分珍贵、濒危物种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相应的数量种群也在稳步上升，并且在科研考察过程中不断发现了新的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需要尽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以黄胸鹀(又名禾花雀)为例，在广东等地遭到大量的捕杀食用，IUCN红色名录已将其列为“濒危级”。但是在我国其并没有列入《名录》，所以无法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
从成本投入与保护效果对比上分析。对于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进行保护，如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繁育基地，支持各种相关的科学考察等等，甚至鼓励民众搬迁为野生动物腾出栖息地。在经过27年之后，物种数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针对数量上升，已不能达到珍贵、濒危野生标准的物种，国家的继续投入可能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使得那些成为珍贵、濒危的物种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以长江江豚为例，在缺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法律地位下，保护成本投入的不足可能无法有效阻止其数量加速衰减的趋势。而在保护专家看来，江豚是具有保护希望的。
由此得出，《名录》在没有跟上生态学和环境学关于环境利益认知步伐的情况下，这种滞后性一方面造成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投入难以均衡。另一方面当反映在“抓鸟案”中时，可以看出，燕隼虽然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和IUCN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规定，燕隼属于生存“无危”(Least Concerned)的动物，并不能够上“濒危”的级别。现实中燕隼的分布范围广泛，并不接近物种生存的脆弱濒危临界值标准。 将无危动物与濒危动物不分等级的置于同样的保护力度之下，表明《名录》滞后于世界发展，对闫某刑罚适用的合理性也易受质疑。
(二)刑事立法没有保持应有的明确性
首先，中国刑法典没有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于是在2000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而前面已经提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存在更新滞后、难以反映现实状况的严重不足的问题。刑法的不明确性则会使民众陷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惧当中。
其次，中国刑法典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只是比较简单的规定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该处以何种刑罚，但是对于严重程度的如何判断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定。此罪不同于其他犯罪，民众能够以普通生活标准对情节严重具有大概的认识，但是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情节严重程度民众是无法进行判别的。这是由于民众普遍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并不熟悉，而且猎捕、收购野生动物的数量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这势必会导致民众对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何为严重产生认识模糊而陷入刑法的恐惧当中。之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进行了解决，却造成了在罪量设置上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从以下的案例比较中可以看出。
(三)对闫某的处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契合
与同类案件“2016年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8特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列案”(以下简称“洞庭湖案”)比较中，盗猎团伙组织者何建强以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何建强团伙多次对该保护区内的越冬候鸟进行毒杀活动，造成野生水鸟大量死亡的结果，其中不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案也受到湖南省林业厅、岳阳市政府等的重视，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干警也提前介入该案。其轰动性远大于“抓鸟案”。而“抓鸟案”中，被告人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杀害是对肉体的直接消灭，后果具有不可挽回性。而猎捕行为仍旧保存了野生动物的生命完好状态，在野生动物被救助后，还具有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回补的可能，后果具有可挽回性。杀害野生动物与猎捕不能相提并论，团伙作案与个人行为亦不能等量齐观，最后两案判决相似。虽同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具体案情中的主客观因素却存在天壤之别。
量刑设计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失当的量刑不仅难以实现刑罚目的，反而可能会导致犯罪数量的增加。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借其特有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远名世界，其拥有极为丰富的候鸟资源，而且对生态系统调节发挥重要作用。渔民何建强主观上明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凭借对保护区熟悉经验，仍旧铤而走险拉拢其他人选择在保护区内投放毒饵杀害珍贵鸟类。该保护区内也经常有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巡视，渔民何建强团伙为了不被发现，采取隐蔽性较好的投毒手段，实施了多次投毒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包括1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在内的63只候鸟死亡的危害结果，对保护区内的鸟类资源造成不容忽视的破坏，严重侵害社会法益形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客观方面，何建强实施了远大于闫某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远大于闫某。可见《司法解释》在量刑考虑上存在严重的缺陷，除了数量标准外所规定的其他考量情形并没有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这种采取片面化的方式，导致加重责任规定不明确，以数量为主要标准的量刑设计导致的结果是对主观方面欠缺考量、危害结果上不加重视，这就不能使犯罪阶梯跟刑罚阶梯在实质上保持合理的对应关系，从而造成量刑不公的问题。以表面上平等的数量标准来机械性决定严重程度，实际上却因为案情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而造成天平失衡。
还有在闫某的违法性认识上，即使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是对如此之重的刑罚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不妨碍以下的合理推断。要知道，至今在广大农村和山林地区，捕猎仍然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能否认闫某所在的村庄仍有其他村民在进行捕猎行为，且习以为常，只是因为闫某将出售燕隼的信息挂到网上从而被公安机关发现。在众多猎捕者当中只有闫某被进行刑事处罚，不难理解闫某心中可能有自认倒霉的抱怨。如今仍可看到，侵害动物犯罪产业链条的终端买卖消费日益繁荣，各种先进捕猎工具大量出现。在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环节依然薄弱的背景下，量刑却很重，由此导致的是社会对于量刑评价认为过于严格。繁荣的地下野生动物交易所催生出来的众多猎捕杀害行为，对个案的处罚能否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值得怀疑。过分依赖重刑来惩治犯罪实际上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犯罪治理模式。 而且应当纳入公众考虑的是，被告人闫某作为在农村长大的人，可能对其而言抓鸟只是再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却面临十年零六个月的刑期，很可能会加剧闫某的社会逆反报复心理。那么刑罚不仅没有收到效益，反而因强烈的副作用产生刑罚滥施的形象，导致过多适用重刑而恶性循环的局面，这是得不偿失的。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的共识，刑罚也应当符合社会情理，否则普通民众对刑法的难以信服将降低其威慑力。因为公民的精神是受刑罚的精神影响的，而刑罚的精神应该体现宽和。
三、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前提在于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前面已经提到，该《名录》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由此对刑法实施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即由主管水生动物的国家农业部和主管陆生动物的国家林业局负责。名录更新工作对时间和人力投入都非常的大，与全球性的专业环保组织IUCN相比，无法做到每年更新一次，所以可以计划5年修订一次。名录更新牵涉众多的环节，从调查、论证、征求意见等一系列程序走下来，5年时间比较合理。为了增强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环保组织参与，制定临时增补名录的办法，使其能充分的反映现实状况。
(二) 突破点在于完善量刑设计
纵观外国刑法，对于破坏动物资源犯罪并不是处以重刑，而是轻刑并以其他惩罚和教育手段辅助之。 对此，再结合中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 在当前形势下，适当降低最高刑是必要的。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来看，刑法在处罚犯罪时也应当保持一定范围的克制态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对于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的，可以用行政处罚达到教育效果的，应当尽可能适用行政处罚，或者免予处罚。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由此可以提升罚金刑在此罪中的适用。在贝卡里亚看来，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 在利益犯罪中，罪犯必会去衡量利益与后果之间轻重，当罪犯认识到罚金远大于犯罪所得时，能够更有效持久的阻止其再犯。
其次，刑法凭借其严厉性在预防及打击犯罪上发挥极大的威慑力与惩罚力，同时也使得刑法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遏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对罪犯的社会评价调低档次。当重刑能否收到效果存在怀疑时，就需要再改变量刑裁量因素了。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刑法的轻重必须与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适应。 在《名录》更新的基础上，《司法解释》也需要进一步修改，改变以数量标准为认定情节严重的主要方式。因为数量存在机械性的特点，罪犯多数时候并不能认识到自己将要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数量，但是数量标准因为其方便性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参考因素，也就是在达到法定数量标准时并不必然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再结合具体案情，着重分析罪犯的行为手段是否恶劣，所要达到的主观目的是如何。这两个方面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密切相关，这也是刑法所追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社会。
此外，考虑刑罚对犯罪人将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必要的。因为刑法在对罪犯调低刑法档次时候同时也阻碍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这就体现在对于初犯和欠缺违法性认识的罪犯上应当加强警示教育，远胜于以重刑所收到的效果。
(三)重点在于预防犯罪
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潜在的人进行犯罪活动，而不在于事后对罪犯进行惩罚，反之付出的成本将会高于惩罚的成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不能一味的寄希望于刑法的单兵突进，培根也曾经表示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在时下多发生的野生动物伤人事件中，表现出国家侧重于民众的事后处罚，而忽略了民众的自我保护教育。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是目前应当做的。
首先，加强普法宣传。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大部分案件是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这一地区的普法宣传往往比较薄弱，并且农民与野生动物接触也最为紧密。可以利用村委会对农村情况也最为了解，最容易结合实际情况在对广大村民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并且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也并非难事，重要的在于长期坚持形成良好氛围，在耳濡目染中提升村民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去触犯法律。
其次，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抓好其他紧要环节，加强对各种先进猎捕工具的流通管控，做好餐饮企业监督管理工作。因为我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相关联的环节表现出仍然很薄弱的问题，急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完善调控。
最后，从犯罪原因来看，猎捕杀害野生动物一是经济利益驱动，二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应当引导有类似行为的村民调整收入结构，改善饮食习惯，做到有针对性预防。做好各项预防工作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对罪犯进行刑法处罚所付出的成本，社会效益也更容易得到认可，具有持续影响力。
四、结语
在整个“抓鸟案”舆论反转的过程中，体现出公众的罪罚观与法律人的罪罚观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人指出媒体在传递信息时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失衡，民众也应当冷静理性的看待整个案件的事情经过。民众的罪罚观往往是基于社会情理，这体现了社会最一般的角度;法律人的罪罚观是基于立法条文，要求裁判结果合法有据。但是在刑事立法时，不能仅考虑国民不成熟的处罚感情，而要尽可能合理地、实证地考虑法益保护的适合性、必要性、相当性。 李斯特曾经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在保护公民权益最后仍要回到社会法益这一基础上来。如此，一部法才能成为良法，成为人人信守的规范。
野生动物保护制度范文6
[关键词] 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 保护 建议
[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5-0104-02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人和动物都是大自然之子，都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增加生物多样性，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衡量当地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从事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的人员，对安阳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笔者对安阳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1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现状。
1.1 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样。西部太行山区东部平原，中间地带为丘陵，地形地貌复杂，且汤河、洹河、卫河、漳河、淇河流经我市，水域丰富，特别是漳河湿地和汤河湿地形成了湿润的气候，使我市的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据有关数据显示：境内有国家、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9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43种，河南省重点保护的48种。国家一级保护的有白鹳、玉带海雕、白鹤等13种，二级保护的有雕^、大天鹅等32种。陆生脊椎动物占全省39.6%、两栖类占全省的25%、爬行类占31.6%、鸟类占全省41.6%、兽类占全省的38%。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安阳的生态平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虽然安阳境内的野生动物种类较多，但种群数量相对稀少，特别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影响和人们对食用野味趋之若鹜，造成野生动动植物逐年减少，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缩小、乱捕乱猎行为猖獗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疫情、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力量的薄弱，原来人们所熟知的狼、豹、豺等较大动物，如今数量已显著下降，几乎达到灭绝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安阳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近年来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封山育林”工程，同时政府采取禁伐、禁猎、没收枪支、打击盗猎等行动，境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一定程度恢复，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安阳市根据野生动植物分布情况每年结合“爱鸟周”、“湿地日”、“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主题活动，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也无数次地救护野生动物，但相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仍显薄弱，大多数群众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猎捕、贩卖、消费野生动物的事件仍频繁发生，作为林业部门宣传力度感觉很大，但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很弱小，因此提高全社会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2.2 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难度大。一是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二是多头立法现象严重；三是没有一部完整的野生动植物法律法规，现行法律法规出现重野生动保护轻野生植物保护之现象； 四是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力度小。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没有执法职能，而森林公安机关只能管辖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但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型的违法案件中，绝大部分野生动物行政处罚案件至今没有明确的法规授权，给执法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对违法缺乏震慑力。
2.3 缺乏野生动物损伤（害）保护赔偿及野生动植物利用机制。野生动植物中的动物种群数量较大时，会出现损害家养牲畜或者粮食作物、甚至伤人的现象，目前欠缺完善的机制，应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出现的损失赔偿机制。
2.4 猎捕工具管理收缴难度较大。由于猎捕工具多为私人订制或者收藏，虽然经过多次收缴，但仍有个别人制作或者拥有猎捕工具。
3 建议
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构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坚固长城。首先建议制定或修改现有“野生动植物”的法律法规，避免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分别立法造成野生动植物平衡保护脱节，且有重野生动物轻野生植物保护的现象，同时在法律法规中对野生动植物生境的保护要纳入其中；其次严禁多头立法。避免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执法过程中存在想死争权和推诿责任现象；再次立法的内容要一致，避免造成执法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上述条款中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也有且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猎捕一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应予立案追诉，《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刑法》存在明显的冲突。由此可见，只有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构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坚强壁垒。
3.2 强化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认识到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一是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要以“爱鸟周”、“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湿地日”等为主题活动为契机，制作宣传版面、赶庙会、科技下乡等形式宣传外，重点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二是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不消费野生动物制品，使野生动植物产品没有市场，增强全民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意识，改变人们食用野生动物的不文明的餐饮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自觉同各种破坏野生动物的行为作斗争。
3.3 加强相关部门协作，严格猎捕工具管理。工商、公安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要密切合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严厉查处出售猎捕野生动物的绳套、铁夹子、捕鸟网、媒鸟机、升压泵等猎捕工具；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非法买卖枪支及非法持有、私藏、制造枪支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工商、林业部门及森林公安要互通信息，形成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的合力。
3.4 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损伤（害）保护赔偿及野生动植物利用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据实给予补偿”。由于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措施，有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出现糟蹋农作物甚至伤害家畜、人员的事件，各级政府要把赔偿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作为专项资金，同时要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损害赔偿机制，确保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能落到实处。
4 小结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才是自然的本来面目，全社会达成这样的共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经历了多年的不懈努力，从法律制度到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但相对生态环境的脆弱、法律法规的急需完善及野生动植物的迅速减少等诸多威胁，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从完善法律体系入手、强化部门协作、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行为，建立起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牢固屏障，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