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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理论范文1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 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 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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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理论范文2
在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的资本需求特征及其财政金融支持方式如下。技术准备阶段的项目或产品处于构想状态。此阶段不仅要面临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可能还面临研发人员、管理团队的缺乏。因此吸引外部投资相对较难，但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除了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之外，外部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天使资本、国家财政资金和场外交易市场组成。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是创新项目的论证与决策等。该阶段不仅不可能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带来市场回报，而且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小，存在技术风险，对资金需求量较小。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性资本极少涉足。所以，此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愿意进行科技价值投资的资本组成：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创新基金、信用担保基金）、风险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技术中间试制主要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试制、初期改进，以及成果的初期入市。该阶段试制所需资金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成功概率相对较小。中间试制所需资金比研发所需资金更多，且较产业化批量生产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当然回报期望也较高［1］。此阶段所需的资本仅靠常规的信贷财政金融支持渠道是不行的，这时就急需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担保资金、创业板市场的支持。产业化阶段时，新技术与新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取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加之产品的生产规模效益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稳定的市场回报，因为此阶段的资本投入风险低、收益高，成为各种资本的青睐对象。这一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该主要以信贷资本、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组成。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模式。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情况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在技术准备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天使资本。在技术研发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大量的风险资本介入，因为我国的风险资本青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期。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与实现产业化投入的比例为1∶0.5∶100。而国外经验表明，三者的比例只有达到1∶10∶100才能使科技成果较好的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因为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在技术中间试制阶段战略性新兴企业很难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财政金融支持，而仅有少量的风险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和银行信贷资本介入。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生产阶段，财政金融支持组合包括风险资本、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我国风险资本之所以青睐产业化阶段，而没有大量进入自主创新的初始阶段，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了赚取投资对象上市前后的差额利润，大量投资产业化阶段。而信用和担保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银行对中小新兴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场外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的欠缺，导致在产业化阶段仍然欠缺资金［2］。综上所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模式如图2所示。
三、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也就意味着各种资本会在相应的阶段进入，也会在相应的阶段退出。那么，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各种资本的顺畅对接，需要构建的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模式来实现。通过财政性资金、风险资本、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这样就保证了各种资本在进出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各个阶段时，能够顺畅对接，而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同一创新阶段，相应的资本也能有效结合。如果财政性资金也确实能够在新兴企业初期阶段起到引导作用；风险资本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先锋作用，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足够的复合型财政金融支持。银行信贷资本一方面能够通过与财政性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风险资本的相互配合，降低风险，有望改变“惜贷”现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产业化生产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实风险资本，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从而继续保持在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资本市场为其他各种资本之间的实质性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并购平台，加上自身的多层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无缝隙财政金融支持，继而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引擎。综上所述，可构造具备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机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模式。
四、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的措施
（一）由财政性资金引导带动其它资本进行联动支持
1.综合利用财税政策引导风险资本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
目前风险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的投入较少，而对产业化生产阶段投入较多，因此风险资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对此，可以根据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周期（平均是5～7年），综合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引导我国内资风险投资公司发挥其先锋作用。比如，（1）如果6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之后的2年，减半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2）如果60%以下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所得税。（3）如果100%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产业化生产阶段，可以对风险投资公司征收100%的暴利税［4］。
2.财政性资金引导风险资本和担保资金联动支持
目前，我国主要是直接针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采取财税政策来促进其自主创新，比如对战略性新兴企业优先政府采购、进行银行贷款贴息、担保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但忽视了对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等资本的支持，这样无法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因此，可以利用行政手段，采取财政支持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发展。比如，可以考虑允许风险投资公司向政府申请创新基金，再由风险投资公司将创新基金自行选择投入战略性新兴企业并决定投资数额。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投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项目的组合，这样可以极大地发挥创新基金的杠杆作用。
3.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性金融联动支持
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指定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行，将资金划给行，并由其根据规定的财政金融支持对象、范围、金额、利率水平和期限结构等具体运用资金；政府性金融机构通过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向战略性新兴企业提供的商业性贷款给予偿付保证、利息补偿或再融资，间接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5］。
（二）各种资本通过“捆绑”式联合进行整合支持
1.政府创新基金、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风险资本整合支持
我国可以考虑在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银行与新兴企业之间引入第四方和第五方，即政府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其运作模式如下：首先，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府创新基金，如果能得到政府创新基金的支持，证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自主创新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因为申请创新基金要经过较为严格的专家论证和审批程序。然后，风险资本可以按照创新基金一定的放大倍数出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同时政府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可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而若战略性新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或者自主创新项目失败，其债务可由风险投资机构、政府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按照出资比例偿还。这种运作模式既充分发挥了政府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又大大降低了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与银行的风险。
2.科技保险资金、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信贷资本结合支持
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财政或科技部门和政策性银行实施组合财政金融支持计划：凡是参加科技保险的项目，可以同时获得创新基金和政策性金融贷款的立项支持。财政既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科技保险提供补贴，也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策性金融贷款提供担保。同时，若项目失败，科技保险赔偿资金可以转化为银行利息代偿资金。这样既降低了政策性银行的风险，也充分体现了科技保险和创新基金的扶持作用。
（三）各种资本通过“联姻”方式进行整合支持
1.银行与风险资本结合，设立风险投资银行
我国的风险投资银行可以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的经验，将银行服务与风险投资结合起来。为了支持中小新兴企业发展，可允许风险投资银行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资金管理，按照利率市场化原则，逐步放宽管制约束，在国家法定利率与民间自由借贷利率之间，以市场规则求得均衡点。在税收政策方面，风险投资银行设立的前几年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一定年限后减免征收。
2.利用资本市场平台，鼓励风险投资公司（基金）上市融资
目前我国《证券法》和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均允许投资公司上市，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上市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在创业板上市融资，使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众资本，迅速扩大风险资本的规模，增强风险承受能力；引入战略投资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风险识别能力。
3.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拓宽风险资本来源的渠道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3
我是恢复高考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叫上海财经学院）第一届即1978级的本科生。当时财经院校刚刚从的毁灭中重建起来，学生多是从乡村工矿中来，放下教鞭已久的教师也是从各行各业陆续回归，我记得有一位老教授返校前正在一所小学教英语。最要命的是，教材一时青黄不接，只能用白皮的油印讲义临时凑和。我学的是金融专业，金融专业中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货币银行学。当时的授课老师王学青先生告诉我们新的教材正在印刷，暂时先用前的教材。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感到欣喜，因为这可能是当时唯一一本比较正规的教材，正式出版、装帧漂亮、蓝皮封面。当时我们都把它称作“蓝皮书”，反映出它在金融专业中的经典性和基础性的地位以及其他白皮油印讲义所不具备的正规性。这本教材的全名叫《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作者是周作仁、杨承祚、黄达和林与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黄达老师的名字。因为当时的油印教材一般不署名，这本蓝皮书的作者署名格外令人印象深刻。随着后来接触专业文献多起来，我发现四位作者中的前两位已不太活跃，黄林两位曝光率较高，而黄达老师尤其突出，不断有新的专业论著发表。我才明白黄达老师当时已是金融学界不算最资深但却冲在最前沿的顶尖人物。蓝皮书对于这一代金融学子应该是记忆深刻的。我们学到了十捆羊毛换一张牛皮的等价原理，我们学到了格雷欣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我们知道了股票交易所是所谓虚拟资本，我们也知道了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产生影响，我们在至少两到三个章节中被告知资本主义国家会不断暴发货币信用危机，甚至面临着一场总的危机。后来与黄达老师认识以后，才知道蓝皮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教材改编而成，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教学框架。改革开放之后，使用这本教材实在是饥不择食，聊补无米之炊。蓝皮书是我的第一本金融启蒙教材，从这意义上说，黄达老师正是我进入金融学殿堂的领路人。
1982年夏我留在上海财大，开始攻读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这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有关财政金融的中外文献。在众多书籍中，《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对我影响至深。这本书的作者是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和韩英杰。这本书完全摆脱了苏联框架，立足于中国现实，尤其在改革大潮正欲兴起，理论如何应对现实的历史转折时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金融分析体系，对变革之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真知灼见。该书分上下两册，我记得当时读完上册，就着急去书店看下册是否有卖。我相信黄达老师因这本书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金融学界的领军地位。对于我们这代学子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让我们从国外文献中走出来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并领悟到探讨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广阔空间。我在这套上下两册的书页中留下了无数的条条杠杠，写下了无数的蝇头笔记。
大概在1984年年底，我的研究生学习接近尾声，学校让我留校任教。正此兹时，我读到黄达老师新出版的巨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部著作把《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将财政金融两大部门综合考虑的思路进一步进行宏观性的理论表述，既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又框架清晰、条分缕析，有时娓娓道来，有时层层递进，我简直惊呼，如此地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无懈可击、鞭辟入里，除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有这种感觉，其他书籍很少给我这种震憾。我当时真的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听说黄达老师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我暗下决心，我为什么不去寻找这位导师呢？
在我的硕士生导师龚浩成老师的介绍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黄达老师。当时黄老师住在人大林园一栋安静的教师楼里，他在紧凑的书房里接见了我。我说明了来意之后，黄老师似乎已经了解了我的所有情况，然后不无惋惜的告诉我，他早几年就可以带博士生了，之所以没招，是因为他想等待恢复高考后正式本科毕业然后又上完研究生的那批人出来时再招，恰好时间是1985年。但是，在我来之前，西南财大（当时叫川财）曾康霖老师已经推荐两位研究生，前不久天津财院也有一位研究生要来，他今年招不了这么多。他接着说，你的特点是比较洋气，研究生期间主要是学习美国金融，他也知道我的另一位硕士生导师王宏儒先生是留美归国的。根据我的特点，他建议我考虑报考人大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王传纶教授，他说王老师学贯中西，财金皆通。而且，如果你们几位考试后被录取，我们的安排是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组，他本人和王老师同时都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彼此不分厚薄内外。我当时虽然相对于拜访时的初衷有点失落，但一次忐忑不安的求教很快就转变为推心置腹的点拨，我为此又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有机会同时获得两位学界大师的指导。事实上，在随后入读人大博士的三年生涯当中，确实正如黄达老师先前告知的，我和邓乐平、周慕冰、王松奇作为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四个博士生都在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的悉心呵呼下成长起来并顺利完成学业。在离校之后的20多年里，也始终保持了这种紧密的师生关系。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4
笔者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及分区域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投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djxs120200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
作者简介：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金融学研究；张冰（1986-），男，重庆九龙坡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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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26
一、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从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视角对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金融发展方面，国外学者carlin 等（2003）认为国家发达的金融信贷市场与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正向作用。canepa等（2008）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融资约束能影响高技术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研发行为。keith等（2012）研究得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其产业及企业研发强度的决定因素。国内学者陈仲常等（2007）认为外部金融筹资环境是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原因。解维敏等（2011）研究指出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区域金融发展都积极地推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
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方面，helfat（2000）研究认为外资企业的存在会强迫东道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kathuria（2008）研究指出一国市场开放度越高将促使国内企业进口技术而非进行自主研发。sasidharan等（2011）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效应。蒋殿春等（2005）认为fdi能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王红领等（2006）指出fdi对国内企业的研发行为具有正向效应。范承泽等（2008）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向的。陈羽等（2009）研究得出fdi的进入会促进技术领先的本土企业增大创新研发投入。吴永求（2010）研究表明我国fdi的流入推动了国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从上述研究可看出，分析金融发展、fdi对企业研发投入作用效果的文献颇为丰富，但大部分都将二者对其的影响效应进行单独分析，较少考虑二者对其产生的整体效应，且考虑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fdi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对其造成不同影响的文献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对金融发展和fdi共同影响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效应及分区域效应进行实证，以期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促进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5
金融考研学校推荐如下：
1、中国人民大学汉青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2、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金融学院；
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或金融学院；
4、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6
前言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税费缴纳、就业等多种问题的中坚力量，并从根本上提升工业的生产总值。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开始呈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多的外来企业开始在国内生根发芽，使得竞争白热化的市场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只有构建完善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确保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并推动国民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一、构建中小企业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的价值
（一）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小企?I作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市场机制进行灵活的反应，并也作为最有活力[1]、波动频率较大的重要部分。针对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现状，例如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中小企业都在进行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水平也都在近几年来得到了大幅提升。由此可见，促进中小企业进行发展，是帮助我国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举措。
（二）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便是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类型，虽然其生产的产品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技术含量不高，也并不会对员工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其就业方式极为灵活，为农民以及相关无业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有效缓解了我国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中职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渠道也可是中小企业。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得以快速发展，是维持我国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手段。
（三）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
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便是产业整体规模较小、资金充足率较低、科技含量要求不高等特点，这便使得其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综合水平发展的主要部分。各类企业并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随着我国中小企业不断转型、拓展，对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调整。
二、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内部管理水平差异较大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流动资金少，导致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无法在市场中树立形象、自身品牌[2]。这也是造成中小企业无法抵抗市场风险的主要原因，并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相比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创业阶段，其整体素质差距较大，使得管理工作开展的较为艰难，基本是采用个人管理、家族式管理模式。以这两种管理模式进行发展的中小企业，虽然在企业建立初期，由于家族的凝聚力，使得其可顺利经营。但在后期生产运营过程中，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便开始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并严重制约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在部分中小企业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也对其健康、持续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二）融资困难
从贷款制度方面来看，目前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制定的贷款制度并不适合中小企业开展融资。在目前我国实施的中小企业管理模式主要是利用条块分割模式，但政府部门中会存在职能重叠、机构设置重复等问题，这也导致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规范，也没有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专门设置融资服务机构。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方面来看，由于商业银行的贷款途径较为困难。针对目前我国对金融体制的优化、改革，使得商业银行开始朝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由于商业银行过于注重自身的利益，并不愿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另外，从中小企业方面来看，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其内部的财务制度也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偿还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不愿意付出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自商业银行的贷款理论开放之后，银行并没有将自身的自主定价权利合理应用，金融定价存在较大的漏洞，导致中小企业承担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不要达到高额利率、高担保的需求。
（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政策扶持是一项较为复杂、技术性较强的系统工程。但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融资担保制度、信息网络制度、科技技术力量的整体水平并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利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并么诶有设置类似美国SBA结构的管理部门，使得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三、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构建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投资引导资金
在我国，中央政策是引导地方政府响应、跟随的主要措施，相关部门应鼓励出台政策，并对地方政府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从而起到完善投资引导资金的目的，最终形成中央-地方政府模式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扶持体系。其中要注意的是，在中央引导资金与地方引导之间的关系是以股权的方式存在的，并不是一般的行政上下级关系。也可以将其看作为，由中央政府为主导的资金，对地方政府资金具备知情权、质疑权、决策权等，但不能对其直接命令，要让引导资金确保其独立自主的存在形式。
第一，政府应不断提升资金的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惠及中小企业。第二，政府应将创新投资引导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并确保具备保本、循环利用的效果。政府的引导资金通过上市、并购、股权转让等多种退出形式获得可观的利益汇报，从原则上来说，可以进行第二轮的引导，并将资金转向下一波中小企业的引导中。第三，要将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由政府出资的引导资金，可以将其以4倍进行放大，并对其他社会中的各项资本产生吸引，便会出现二次的放大效应。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市场手段优势充分发挥，并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完美解决。
另一方面，从管理模式方面来说，由于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创业引导资金发展进程较快且较为成熟，因此便可以将其引导模式、运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范围推广。这种运行模式中主要包括参股、跟进投资、融资担保等。
（二）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专项贷款扶持政策
1.转向贷款扶持政策构建设计方案
在对专项贷款机制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根据四方主体作为主要设计框架。其中主要包括：第一，要将财政资金进行整合，从而确保转向贷款资金不会出现分散以及碎片化的现象发生。针对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使用的转向资金，要加强对其使用、效益等情况的掌握程度，并对专项资金客观存在的重要性、规模性、合理性进行科学评价、管理，才能确保专项资金被赫尔利利用，达到集中财力做大事的目标。第二，要将政策性国有银行作为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枢纽，要将审查、监管、资金使用等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主要包含对各种政策性专项贷款的规划制定、政策性国有银行对商业银行提出的申请进行严格审核。另外，对于封校较高的项目来说，要将中小企业的信用[3]、资质等各方面发展情况了解清除。第三，要将商业银行当做主要承办对象。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具备专业较强的?L险评估作用，并可以对各方信息进行充分采集与加工。商业银行的主要作用便是对中小企业的授信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并使其信息系统、业务操作流程尽量规范，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准确的评估，并促进中小企业不断加快融资速度。
2.操作专项贷款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将普通的专项贷款举例，例如在其中的升级贷款中，第一，要确保同一申请人只能对升级贷款申请一次。如果申请人的偿付能力、信誉、经营状况都较好，便可以向政策性银行再次对该贷款进行申请。第二，应制定合理的贷款额度，如果中小企业提供可以足值低压的物品进行担保，便可以对其贷款额度进行重新设置。第三，申请人在向商业银行提出贷款要求过程中，可在月底对政策性银行申请利息补贴。
（三）构建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为了加强中小企业发展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水平，在构建信用担保体系的过程中，应将政策性担保作为基础，其也是对我国财政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补充。针对目前我国信用担保市场运行现状来看，要想实施政策性担保，便要将组织能力、机构属性、财政扶持资金投入、业务水平、运行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共同提升，才能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确保政策性担保可以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良好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