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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1
[关键词]人才；金融；教育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21世纪的人才需求标准是懂得现代科技的金融人才或懂得现代金融的科技人才。换句话说，21世纪的人才需求是现代金融和现代科技高度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现代金融学教育在培养适应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要求的金融人才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
一 经济发展呼唤金融人才和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现代金融已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金融经济。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老百姓个人的投资理财和创业，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事实证明，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是金融业发展较快和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地区。美国、英国、日本等莫不如此，我国的上海、深、江浙等地也是这样。经济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越发达，金融业就越发展；金融业越发展，经济发展越快。与此同时，金融业越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就越迫切也越大。“金融业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最广与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创新动力的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市场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健全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大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以满足各层次、多样化的金融人才需求。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全社会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总体上来说，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面向社会大众的金融学知识的普及型教育(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关专家学者在东北农村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运用农产品期货交易来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够看到遍及全国各地的形式多样的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讲座或短训班，内容包括股票投资、艺术品投资、国债买卖、黄金买卖、外汇交易、房地产交易、保险业务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在校大中专学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学知识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际金融运行风险增加，通过系统扎实的学院式教育，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全球一致的业务规范和取向统一的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当务之急。
二 现代金融学教育应体现人才需求特点，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和内容
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金融人才的复合型特点，二是金融人才的国际化特点。复合型是指金融人才既要懂得金融又要懂得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和高等数学等；既要懂得营销又要懂得管理；既要懂得法律又要有较高的政策解读能力。国际化是指金融人才首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要具备较强的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其次要熟知不同的金融文化背景，还要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此，学院式教育在专业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应突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技术等；第二部分是营销心理和营销行为学、不同金融文化比较研究等；第三部分是专业课程。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已很难截然分开，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也日益混合。以央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操作和协调、金融监管及立法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金融，直接作用和影响于以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与管理为核心的微观金融。所以，各高校在自己的经济学或管理学方向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可以结合实际有所取合，有所偏重。比如要么以宏观金融为主，要么以微观金融为主；甚至还可以在宏观、微观金融中突出某一部分的内容，比如在国际贸易专业中可突出国际金融及外汇交易、国际信贷与国际结算的内容等。而在金融学专业中则可以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既是必然又是常态。它涉及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等。而就金融机构而言，又涉及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等。因此，在现代金融学教育中应及时补充进去这方面内容。
三 现代金融学教育应适应人才需求和培养目标，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教育形式
现代金融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和学科，金融人才又是具备复合型和国际化特点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上更应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讨论式、案例式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随着软件设计与开发技术的发展，有许多模拟现实金融活动的软件被开发出来，比如国际贸易流程软件、股票交易流程软件、外汇交易流程软件、黄金及艺术品投资软件等。有条件的学校不妨可以更多地利用软件模拟教学去增强学生的分析、应用和操作能力。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方法值得尝试，那就是通过聘请在实际金融部门和领域的从业者和管理者开展讲座的形式，去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金融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参考文献
[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2年金融年度报告[R]，2002
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2
关键词:股权割裂;股票;投资价值;证券市场
一、 现代金融理论
1.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石。一般均衡理论和期望效用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两大基石。阿罗(Arrow,1951)和德布鲁(Debreu,1951)开创了一般均衡模型,他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存在许多商品市场,每一种商品对应一个市场。这一假设为分析一般均衡提供了一个框架。如果每一个商品市场都是均衡的,那么一般均衡也就实现了。
期望效用思想可以追溯到贝努里(Bernouli,1738),他在《关于风险度量的一个新理论》中提出了效用边际递减观点和期望效用最大化概念,不过在当时他的观点对经济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一个原因是在很长时间内风险都被排除在经济学假定之外,或者仅仅对其进行定性分析。对风险决策问题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希克斯(Hicks,1946)等人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可以看作是对收益的概率分布的偏好,可以用均值—方差空间中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还提出了风险报酬概念。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1944,1947)则借鉴贝努里方法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
2. 现代金融理论的建立。马柯维茨(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一文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他证明使投资者效用最大的组合具有两个特征:对于一定的风险(方差)可以提供最高的期望收益或者对于一定的期望收益可以承担最低的风险,所有这些组合的集合称为效率边界;对于任何只关心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权衡的投资者来说,选择位于边界上的组合是有效率的。这样,解决一个给定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线性规划问题,投资者的资产选择问题也就解决了。
夏普(1964)利用资产选择理论来构造一个在风险条件下资产价格决定的市场均衡理论。他指出,通过分散化,一种资产内在的某些风险能够避免,这意味着资产的总风险与资产价格间并没有相关关系。夏普的理论经其他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描述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投资者期望收益如何决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马柯维茨的组合选择理论考察单个投资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情况下的行为模式。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市场完全有效为假设前提,寻求风险与收益权衡的一般形式。
3. 现代金融理论的危机。夏普在《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中发现CAPM存在问题。他将年收益率与正态分布作比较时注意到,“正态分布没有给真正的极端值的出现分配多少可能性。但这些值却出现得相当频繁”。更近期,特纳(Turner)和魏格尔(Weigel)(1990)使用自1928年~1990年的S&P500的日收益率,作了一个对于易变性的全面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发现“与正态分布项比较,道·琼斯和S&P500的日收益率分布是负斜的,在均值附近有更大的收益率频数,散布着不频发的非常大的和非常小的收益率”。
弗里德曼(Friedman)和莱布森(Laibson,1989)也指出,显着的尖峰态“似乎与期间的选择无关”。斯特耶(Sterge,1989)在另一个对于长期国库券、短期国库券和欧洲美元合约的期货价格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尖峰态分布。对于易变性的验证,特纳和魏格尔发现,与年易变性相比较,月和季度易变性比应该的要高,而日易变性却比应该的要低;席勒(Shiller,1989)在《股票市场的易变性》一书中指出价格的易变性实在太大,以至于无法完全归因于期望股息的变化,甚至在做了考虑到通货膨胀的调整之后也还是如此。在近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标准差不是一个标准度量,至少不适用于短期。
二、 行为金融理论
1. 行为金融学的产生。1951年,O. K. Burrel教授在《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中,将经济学与行为心理学相结合,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Paul Slovic 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行为金融学通过对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的质疑,提出了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
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
2. 行为金融理论对当前股市问题的解释。当前股市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市场下跌引发的讨论与股权割裂认识的深化;博弈格局的变化与负和博弈观念的扩散;投资者结构的变动、交易机制的缺陷与流动性风险的失控。
(1)股权割裂导致投资者信心的崩溃。行为金融学认为,支撑股票市场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者信心。行为金融学提出了“非完全理性人(not fully rational)”的假设,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和决策行为会受到心理或情绪因素的影响,股票价格是包括投资者的心理和信心在内的全部所得信息的总和。行为金融学提出以信心为基础的反馈环理论,认为发生正反馈是由于过去的价格增长使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但投资者的信心不可能持续高涨。当前,投资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股权割裂导致的非流通股股东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负和博弈现象。
(2)负和博弈现象。若能永久维持股票市场股权的割裂,股票市场能够在一个“负和博弈”的格局下平稳运行。现行的博弈格局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博弈;第二个层次是公众投资者之间的博弈。
第一个层次的博弈类似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中的钱币拍卖模型。在国有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博弈中,拍卖的标的物就是流通股,一旦投资者购买了流通股,就掉进了中国股市的“圈钱陷阱”,形成流通股股东之间的越陷越深的“负和博弈”格局。广大流通股股东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负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将损失控制到最小的局面就是用脚投票,除非国有股股东首先按照对等的市场原则“购买”流通权。
从第二个层次的博弈来看,只要投资者确信能够在更高的价位上将股票转手,就有参与股票投资的动力。在2001年以前,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机构—散户”的博弈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机构投资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各种手段造势以吸引中小投资者的注意力,从而顺利实现投资收益。但是这种博弈格局随着投资者结构的变动也逐步走向了终结,随着监管层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政策的出台,“机构—机构”的博弈格局逐步取代了“机构—散户”的博弈格局。
(3)流动性风险的形成。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自200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已经进入机构投资者时代。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股票投资的核心在于控制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控制关键取决于三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市场能否提供足够的防范风险的手段,尤其是能否实现双边,改变单一做多的盈利模式;二是投资组合的变现能力,即能否在短时期内以及既定的利润目标区域顺利派现,这是控制资金运作流动性风险的根本性要素,也是投资者制定和实施投资策略的核心;三是能否有足够的后续资金维持投资组合的运转,即资金链是否过硬,这个因素可以看作是化解资金运作过程流动性风险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短期手段。
在“机构—机构”博弈格局中,信息的分布是相对对称的,每一个机构都能在交易过程中了解个股股票的分布程度以及对方的大致成本。股票的分布类似于商品市场“寡头垄断”的折断的需求曲线模型,率先提高价格者(推动股价上涨)将遭受损失(别的机构会在高位卖出股票),这是一种为别人做“嫁衣”的行为,显然并非机构的明智选择。同时由于股权割裂问题的危害在市场下跌过程中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小投资者在无奈中普遍选择了消极的不交易行为。随着市场持续低迷的延续,机构投资者获取后续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推到了失控的边缘。
三、 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策略建议
1. 减少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政府的干预行为导致股市历史上多次的巨幅震荡。按投资者行为理论,群体行为的偏差导致市场产生过度反应,其后市场会按规律纠正偏差,向均衡与理性复归。政府调节的频率与强度不可过大。应发挥市场自主调节功能,逐步建立证券市场的自恢复和自适应机制。
2. 政策法规的制定出台应具有前瞻性、稳定性、延续性和透明度,让市场参与者对证券市场的前景有一定的预见性,从而减少投资决策的非理性冲动,同时,应尽可能减少政策风险对市场及投资者行为的震荡。只有使投资者对政策有信心,才能培育中长期投资的心理素质,达到多方共赢的局面。
3. 加强对各类证券违规行为的监管,加快证券市场优胜劣汰、资源优化配置的进程,减少政府的“隐性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现象,根除“劣股驱逐良股”的市场投机根源,为建立理性投资氛围打好市场基础。同时建立新的金融避险机制,开发新的金融证券产品,以利于投资者趋利避险。
参考文献:
1.D.Bernoulli.Exposition of a New Theor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isk.Co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erialis Petropolitanae,as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1954.Econometrica,1738,22:23-36.
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3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
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二、金融理论的世纪回顾
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
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金融市场的稳定主要指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在对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进行规范之外，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的各种恐慌性传播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21世纪，可以主要考虑以下问题：（1）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2）短期资本流动机制；（3）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的构建等。
2.金融工程问题。金融工程，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金融前沿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方法的结合。英国的格利茨教授提出了金融工程的统一定义，即“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可见，金融工程所要解决的是两类问题：一是规避金融机构或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二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中获得收益。金融工程的精髓在于创新，它通过对期货、期权、远期、调期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组合，以使得投资者取得较大收益，筹资者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资本。有学者称，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将会是：（1）金融工程产品的风险估测问题；（2）金融工程产品的定价问题；（3）金融工程产品创新的网络支持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①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②梁小民：《西方当代经济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
③闻岳春：《现代西方金融学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④周延军：《西方金融理论》，中信出版社，1992。
⑤姚勇：《当代金融理论何处去：反思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⑥王维安：《货币银行学的困惑与革命》，《金融参考》1999年第7期。
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4
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主要学习金融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现代金融的管理方法，了解国内外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我国金融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本专业旨在培养熟悉我国金融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适应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金融理论与业务技能，能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包括金融学、国际金融学、保险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外汇交易实务、金融工程学、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金融监管学、证券投资学、比较银行制度、国际信贷与结算、商业银行营销学、投资经济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投资银行经营管理、金融企业财务会计、中国金融发展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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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5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创新； 风险管理；制约因素
“金融工程”近年来逐渐活跃于人们的脑海当中，但金融工程的实质内容——金融创新与创造却历史久远：衍生产品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时期；金融创新活动更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经济、金融活动。这样看来，金融工程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其真正意义上的飞速发展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衍生证券数量急剧增加时期。此后，国际经济进入“现代金融工程”发展阶段。
一、金融工程内涵概述：
1.解决金融问题——金融工程的根本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经济主体面临着种类各异的金融问题：个人需要管理自有资产，寻求资产收益、安全与流动性的均衡；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利率变动、汇率变动、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金融机构更是直接面临着如何管理日益增加的种类各异的金融风险、如果创造出更多的创新型金融产品来吸引客户以及如何寻求在现存风险结构下的收益最大化等更加严峻的金融问题。而逐渐兴起的金融工程发展的浪潮，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各个经济主体创造性的解决其所面对的各种金融问题，进而满足市场对于金融的各类需求。
2.设计，定价与风险管理——金融工程的主要内容
金融工程通过创新型金融产品的设计，即对各种证券风险收益特征的匹配与组合来创造性的解决各个经济主体所面对的各种金融问题。而产品设计完成之后，紧接而来的便是准确的定价活动，其中无套利定价原理最为常用。风险管理是金融工程的核心，从根本上看，衍生证券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诞生，都是源于市场主体对于风险管理的需要。
金融工程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金融工程师也同普通大众一样的厌恶风险，但他们并不惧怕风险，相反更加积极的看待风险——风险代表着损失的同时也包含着获利的机会。与此同时，金融工程从业者总是不满足于现状：即使使用传统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既定的交易目标，他们还是要努力开发新的金融工具或交易过程，从而通过降低交易风险成本或改善交易的性质，使得既定目标交易得以更好的实现。
3.基础性和衍生性证券——金融工程的主要工具
离开“原材料”，任何先进和富有生命力的设计都不能付诸于实践。金融工程的原材料便是基础性和衍生性证券：基础性证券由股票和债券组成；衍生性证券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远期是指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一确定时间，按确定的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某种标的资产的合约；期货则是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标准化远期产品；期权是指赋予其购买者在规定期限内按双方约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某种标的资产的权利的合约；互换是两个及以上的当事人按照商定的条件，在约定时间内交换一系列现金流的合约。根据市场需求，金融工程师可以通过不同的基础性和衍生性证券间的构造和组合，得到极具创造性、灵活性和准确性的各种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来应对各种金融问题。
4.现代金融学、工程方法和信息技术——金融工程的技术手段
金融工程并不侧重于基本理论研究，而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创新实践活动。在金融工程中，风险收益关系和无套利定价原理等现代金融学知识是基石，“积木思想”和系统性思维等工程思维及技术是阶梯，先进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编程技术是桥梁。只有完美的融合以上三个部分，金融工程才更加富有生命力。金融工程师便是通过把金融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应用到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满足客户新的金融交易需求的一类服务者。
5.空前的创新和发展——金融工程的利弊分析
现代金融研究的重点在于价值、风险与金融市场，更加侧重于时间与数量分析，进而创造出复合型的个性化的金融工具来应对各个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与其他金融需要。金融工程是一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充分利用其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其弊病也不容忽视。
首先，金融工程技术的空前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变幻无穷的金融产品，这便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具有不同收益特征的金融工具，无疑这极大的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完全性和风险管理的便利性。与此同时，衍生证券的高杠杆易特点使得市场交易成本极大的降低，市场效率极大的提高。
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准无本杠杆化”特点在大大降低套期保值和套利者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投机成本，使得投机活动泛滥。从本质上看，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投机交易实际上是以放大的风险换取高收益。然而，若交易者判断失误或者操作过程出现错误，高杠杆性带来的损失也是极大的。因此，金融衍生证券总被冠以“高风险”的头衔。
二、金融工程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的制约因素概述：
最初诞生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其制约因素体现为以下几点：
1.反映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反映货币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利率和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汇率仍处于非市场定价状态，中国的价格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较之于发达经济体仍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大众规避风险的需求较小。
2.金融工程的主要“原材料”是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工程的应用基于发达的交易市场。我国尚未拥有丰富的衍生证券品种，使得金融工程缺乏进行组合、杂交及解决金融问题的基本元素。同时，服务于这些基本金融衍生品的完善而成熟的交易市场也未建立。
3.我国的金融管制较严格，规避管制的行为得不到认同，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绕过法律的管制而诞生的，故而我国缺乏适宜金融工程及金融创新发展的土壤。
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6
【关键词】金融功能 演进 金融发展
现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现代跨越式的发展为我国金融界所面临的问题带来了新的解决方式，从而也使跨越式发展得到了新的历史机遇。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金融机构要实现金融功能的转型和金融结构的演进。在这些讨论过程中，对某些特定的金融功能本身、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等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功能
（一）金融功能概述
金融功能理论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传统的金融理论和先进金融功能理论。传统的金融理论主要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着手研究金融体系，即所谓的机构金融观点。金融功能观点理论，即功能金融理论具有两个假定，一是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加稳定。二是金融功能优于组织机构。
功能金融理论具有两个假设，一是假设金融功能相比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进，金融功能的变化要不大于金融机构的变化。二是金融功能优于组织机构。融功能比金融的组织机构更加重要，只有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最终使金融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在前述假定前提下，首先要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经济功能，然后据此来设置或建立能够最好的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
（二）金融功能演进：从“融资中介”到“财富管理”
金融机构的功能是随着金融机构的诞生而产生的，金融机构的功能特点同时也受到各个时期特有的经济发展所决定。在传统的经济学中，金融机构的功能往往以融资中介为核心，而金融机构的作用通常都被忽略，只有在特定的金融理论的结构中才会引起一定的重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完善，市场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不再是简单的以融资中介为核心的传统市场模式，金融结构得以快速发展的核心有所变化，变成了财富管理核心。简单地说，就是金融功能有融资中介转型为财富管理，核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由现代的金融功能的转变所决定的。现代的金融机构的功能包括资产定价、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和转移、价值增值等。
二、金融发展理论与发展研究
（一）金融发展概论
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是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而西方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对金融机构进行国专门的研究，所以，在这个阶段金融机构的发展思路处于主导地位，并在党史资本注意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功能处于附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融的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是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下所能发挥出的作用的研究，研究其如何能够运用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进而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和金融资源的合理利用，最终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
1.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金融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二战过后，二战之后一些独立的国家想要求得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都受到了资金短缺和金融发展之后的原因影响，使得金融体系得不到高效的运转，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此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经济学家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格利和E.S.肖，罗纳德·麦金农等。西方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和金融发展内容的分析，创立了新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做了专著。他们认为，资本的构成受到金融体系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对金融优先发展货币共给的政策来进行货币的投资或储蓄，从而带动国家政策的实施。金融发展具体地说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可以是先行的同时也可以是滞后的。
2.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根据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的研究分析，金融体制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健全的金融体制，并将储蓄资金有效的运用到生产性质的投资上来，从而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次，为了是金融与经济的发展能够相互有效的进行良性的循环，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并对国民的收入进行提高，进而来刺激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的深化发展通常分为三个基本形态，一是金融的增长，二是金融工具和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的不断健全。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的进一步研究确立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确立。
3.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对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和学习都不够，导致其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发展的结果很不理想，科学家们开始对自己所学理论进行反思和检讨，并从中总结出了金融市场中市场失败的原因，他们单纯的认为政府需要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需要采取相应的控制机制，并根据相应的原则确立一定的监管范围及监管标准。分析认为，金融约束就是指政府通过相应的金融政策创造一定的租金机会，达到防止金融压抑的目的，同时促使银行主动的规避风险。金融约束与金融压抑有所不同，简单地说，金融压抑就是政府从民间部门争夺资源，而金融约束则是促进竞争活动增长，从而从中获取收益和福利。
三、总结
综上所述，金融结构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分别从间接金融融资和直接金融融资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到后来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般理论、金融功能的特征及从金融功能观视角研究金融问题的特殊优越性进一步研究，再到加大对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及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这一历程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结果，而是事后对这以过程的策划和预设。其中伴随着不断的观察、思考与审视。
参考文献
[1]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05）：2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