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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合理与有效配置通过政府制定的集中统一的计划，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因为资源的配置者是政府，全社会统一的计划只能由政府做出，而不是由千千万万个经济主体分头做出。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正是这样的，在经济管理上，政府不仅管宏观，而且管微观。在管理方式上主要不是经济手段，而是靠行政命令。实际上，把全国视同为一个大工厂，众多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工厂的车间。企业基本投人要素—人、财、物，企业的生产过程—供、产、销，以及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政企职能不分。由于不承认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中统一的计划，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采用行政命令加以实施。结果，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丧失了活力。
通过计划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有效，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完全准确的经济信息，没有这个前提，计划决策必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失误。第二，不同经济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在价值观或利益的完全一致，以保证计划决策的完全实现。这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信息舜息万变，错综复杂，靠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行政等级流动的纵向信息体系，不可能使经济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迅速而淮确。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或经济利益。因而集中统一的计划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用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资源，也就不可能达到合理和有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供求与价格的波动，资源配置者不是政府，而是市场上一个个经济主体。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经济决策必然是分散的，资源配置决策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和家庭个人分头做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固有的缺陷和失灵，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从宏观上对经济调控。由于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主要运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利益，加以实施，以实现资源合理与有效配置。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与方式。
要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首先要研究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政府瞥理经济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和不足，凡是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
市场经济已实行过数百年。历史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缺陷，也有失灵的时候。
第一，基于市场调节是由各个经济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的事后调节，因此，它不能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不能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达到经济的均衡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伴随资源的浪费，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按照顶定的目标，稳定协调地增长。
第二，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的确定和控制，如国家预算的收支总量、信贷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等等，而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第三，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市场调节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收人分配的公平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市场竟争有产生垄断的趋势，而垄断使价格在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上失真，从而妨碍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
第五，市场调节不能有效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劳务，也不能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
上述种种问题均是市场配置资源所不能解决的向题，也正是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等。
统筹规划、掌握政策，就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等方案，部署公共和基础设施、以及短缺产业的发展。
信息引导和组织协调，就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企业提供经济信息，引导资源配置，通过组织协调，协调地区、部门、行业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搞好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
提供服务，就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多方面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坏境。
检查监督，就是监督检查企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照章纳税、交费，保证固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维护企业依法行使企业经营的自，反对垄断，保护公平竞争。
转变政府的职能，不是要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既有不该管而管，不该严而严，微观管得过多过死的一面，也有该管而役有管，不该宽而宽，宏观没有管好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既有应当削弱的一面，也有应当加强的一面，以实现宏观管住管好，微观放开搞活的要求。
我国经济体制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资源配置者的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的基本投人要素和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和生产经营决策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改革以来，企业自已有所扩大，但企业还远远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企业千预过多，国家法规已确定的企业权利往往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截留。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必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的职权，各级政府均不应干预，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转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给予企业的各项权利。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内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只有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各种市场信号才有可能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指示器，政府才有可能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体系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也远远没有形成。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建立各种市场法规，限制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使市场有序的运转。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资本市场；体制改革；股权分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3-0028-03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所反映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均已指向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即我们在这一市场上所直接面对的，已不再是或主要不再是微观制度性问题或技术性问题，而是最根本的体制性问题。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同时也是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显著的约束条件。目前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义性判断是“新兴加转轨”。
新兴，说明它还是一个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尚不成熟的市场，主要表现在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和投资品种单一、市场缺乏自身的内在稳定性等等。
转轨，说明这个市场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因此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也应当是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
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社会各界公认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两大体制问题：一个是“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政府垄断型股权结构，另一个是“以非流通股为主体”的二元化股权结构即股权分置。其中股权分置问题是“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政府垄断型结构的派生物，即在资本市场开办之初，为了维持国有经济在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人为设计的一种制度安排。尽管从2005年开始我们下决心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并于2007年基本结束，但由于受政府垄断型结构的制约，这一改革的遗留问题即“大小非”解禁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股权结构，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体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直接翻版，也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最显著体现。这一点决定了我国的资本市场仍是一个主要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主要受市场调控的市场。因为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不受市场控制的一个主体，国有经济也是不受市场调控的一种经济，否则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调控”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主要支撑结构。为维持这一结构，改革后我国的国有企业融资方式发生了两次大的被动性转变：第一次是从财政拨款转向银行贷款，第二次则是从银行贷款转向社会直接融资，即股票融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决定了我国资本市场从其开办之初，就注定是或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然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这一结构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当财政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转向了银行，当银行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又转向了市场。当市场再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将转向何处?国有企业改革走到资本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极致，除非改变思路，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选择。而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市场，又肯定不会接受“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结构。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和资本市场这样两种原本不具有体制融合性的东西硬捏在一起，如果这一市场不发生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的话，那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无不与这一体制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这一体制问题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体现或翻版。由于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市场，公司制又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企业制度，由此决定了传统体制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资本市场这里已是处于一种“两军对峙”的状态，双方均已不再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二、政府垄断型结构对资本市场的体制性影响
传统体制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资本市场上的“两军对峙”局面，决定了资本市场上任何带有普遍性的或重大问题的产生，均已直接或主要源于这种政府垄断型结构，而不可能再是别的什么原因。
(一)关于公司治理问题
现代公司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经过长期优胜劣汰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明确法律特征和规定的企业制度。公司制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佳选择，就在于它通过对传统企业所有权的分解和对分散资本的结合，使其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形成了一套最能代表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要求――即平等竞争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也就是公司治理。这一点是现有的任何其他企业组织形式都无法相比的。公司治理原本是市场的问题，即它是应市场的需要而产生，它的结构和内容又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被市场所调整和规范。但在我们这里，在政府控股的条件下，有关公司治理的问题却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国有经济属政府范畴，公司制则属市场范畴。硬将公司制套在国有经济的头上，这种公司最多也只能是“形似”，而绝不可能“神似”。由于国有经济是不受市场调控的，在这类公司中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方法，使其既能适合政府控制的要求，又能适合市场调节的要求。
例如，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股权的分散化而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确保公司股东在公司的合法权益不致受到内部人的侵害。但在我们的国有上市公司这里，“一股独大”与“内部人控制”这两种原本在公司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倾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却奇妙地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按道理，在“一股独大”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股独大”的股东会将对公司的控制权转交给内部人。可在我们这里，这种体制怪胎却出现了。于是我们就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费尽心机地去替大股东解决对公司内部人的行为规范问题。
再例如公司(准确地讲应是国有控股公司)缺乏内部约束机制问题。众所周知，公司的内部约束机制产生于市场所具有的严格的资本约束，否则它必将会受到资本损失的惩罚。但在政府控股的情况下，来自市场的这种严格的资本约束已被政府控制所取代，即市场约束已经变成政府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将如何指望这类公司(哪怕它们再自觉)能够
建立起严格的内部约束机制呢?因为政府的财政约束再严格，也只是一种人为的、外在的、有形的约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而市场的资本约束则是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无形的约束，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相当严格的政府财政约束尚且无法取代市场的资本约束，致使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成为世界各国的通病，更何况我们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自改革之初就提出的有关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本质上就是源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如果政府的财政约束能够像市场的资本约束一样严格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了。
(二)关于市场功能问题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市场，也是对市场化程度要求最高的一个市场，否则它所具有的功能将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由于政府垄断型结构是与市场化的要求相抵触的，决定了这个市场的各种功能只能是或被排斥，或受限制，或被扭曲。
投融资功能是资本市场的最基本功能之一。自我国资本市场开办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市盈率和难以抑制的“上市热”(严格地讲应是政府的“上市热”)，使得市场所谓的融资功能已经发挥到了它的极致，以至于人们常常用“圈钱”来作为“融资”的代名词。实际上，对这一问题更本质的分析应当是，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这一市场为其他投资者提供的已经不是一个投资性的市场，而只能是一个投机性的市场。这才是目前这一市场的本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现实表现。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为国有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已经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功能，而市场所应具有的投融资功能只能被排斥或退而求其次。
优化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最重要功能之一，但这一功能的有效发挥，要求这个市场必须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否则市场的价格信号将会失真，由此引导的资本流向也将不会符合优化资源配置的真实方向。而在“政府控股”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已无从谈起，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已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的价格信号也已被严重扭曲，又何谈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资产并购与重组，又有多少是可以与真正意义上的优化资源配置挂钩的?也只有在这种市场上，才会出现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仍具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也才会允许人们对那些面临退市的 上市公司进行不计成本的“资产重组”。
因此，对于这样一种体制严重扭曲的市场，不论它发生什么情况应该都是不足为奇的，市场的暴涨暴跌也应是它的一种常态。而且由于是政府控股，这个市场再涨也不说明它就向好，因为一是市场的基本问题并不会因为股市的暴涨而得到解决，它们只不过是得到了暂时的掩盖或缓解；二是这种暴涨的主要成分应当是泡沫，而不可能是股票的实际价值；三是由涨所得到好处的主要受益者并非主要是社会公众投资者。反之，同样也是由于政府控股，这个市场再跌也不说明它就更坏，因为最终有政府这个大股东在给这个市场托底。由于国有经济是不受市场调节的，决定了这个市场的跌就是有确切底线的，它再跌也不可能会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造成股市的崩盘，除非政府顶不住。
(三)关于市场监管问题
长期以来，市场监管一直就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市场处于低迷时期，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各种责难就会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曾经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监管机构对于市场的干预无限扩张，已超出行政力量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监管部门的权力在持续扩张确是事实，但它与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却毫无因果关系，这两方面的问题均产生于市场体制的不合理。即市场监管部门权力的不断扩张，是政府垄断型结构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这一垄断型结构在本质上就是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在这种体制下，监管部门即使不扩张自己的权力，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发挥它的有效作用。
权力过于集中于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权力的不断延伸和扩张，不是监管部门自己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政府垄断型结构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政企不分”在市场监管部门身上的一个必然体现。在政府垄断型结构下，证监会一方面作为监管部门要行使市场监管职责，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它又不得不替政府行使政府作为市场最大股东的部分职责，即去替政府看住那些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防止他们干什么违法违规的事。而且不仅要看住儿子辈，还要看住孙子辈、重孙子辈；不仅要看住监管对象，甚至还要看住代替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大股东们。没办法，谁让它们都是政府的直系亲属呢。由于在政府垄断型体制下，这个市场出现任何问题，其责任都只能是落在作为政府部门的市场监管部门的身上，于是就迫使监管部门不得不把各项监管工作不断扩展和延伸，以至于对于监管对象来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是监管部门不管的。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产权制度；信息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6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02
一、概述
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直是不断探索不断变革。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的经济才放开了脚链，大步前行。从纯粹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的转变使得中国的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的重头戏就是所有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可以说，正确且成功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时也是制度变迁引起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制度创新或体质转变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从制度和体制的变革入手，探寻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并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的推进提供借鉴。
那么改革开放是如何通过体制转型取得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结果的呢？如果能够找到相关措施的作用机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从这些作用机理入手，寻找到促进新一轮成功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的成功
70年代末期，中国步入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于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将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实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于是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中。
改革开放的突出特点是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即如何让一个利益趋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趋动的统治经济，让经济性的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为什么这种改变可以使得原来效率低下的生产变得充满活力并促进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呢？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变更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了以农村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这一项改革的实施，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一身的状况，农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从而使得集体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劝、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因而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以及生产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到了空前的释放，从而使农村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们看到，产权制度的变更激发了农地的发展潜能，原因在于产权制度的变更方向是将产权的组成进行了分离，将经营权和收益权分给农户，使得农业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钩，从而对农业劳动者起到了最大的激励作用，努力工作，“交够了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劳动越多，劳动成果越多，农户得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可，生产积极性便会提高。
因此，我们看到了产权制度的明晰化对于生产力的激发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就是考察市场的作用。
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方面，来考察市场的优越性。前文提到，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市场化，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以市场代替计划，而是一个用利益驱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趋动的统制经济、用经济型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替代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
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典型部门，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处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我们通过企业改革来研究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过程历经20多个年头，通过国家向企业放权让利，增强了企业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之下，他们可以自主的决定投资，从而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有效的发展。
国家的放权让利，使得企业自增加，使得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和努力经营增加经济效益的动力，并且，在市场的价格及其他信息机制的引导下，自主决定资金投向，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改革的又一着手点在于双轨制使得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激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励和促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明晰农地的产权制度，激发了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非国有企业的广泛发展）使得企业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过渡到存在于一个有激励机制激发动力、信息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引发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从农地和企业这两个改革开放的缩影中看到产权制度明晰化和市场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信息机制、竞争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可以设想，新一轮的，可以从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着手。
三、新一轮的推进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知道，一方面要完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土地使用是否经济而合理，除了土地的占有制度外，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即所有者、经营者乃至使用者之间所形成的产权关系的明确化程度。我国的土地公有制的建立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从我国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来看，土地生产力不高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土地公有制本身，而是产权制度不合理。是中国缺少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地产权制度导致了土地公有制未能充分发挥优越性。因此，关键任务在于，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并且严格界定各财产利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关系及利益约束关系。随之在确立新型产权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流动及转让制度和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投入制度。产权明晰、制度完善之后，可以使责任与利益细化分摊到个人或家庭，不会出现过度开垦，过度种植等外部性问题，明晰的产权为土地要素的合理高效使用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在明确了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让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逐步进入市场，即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来配置土地资源。首先，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保证土地所有权主体享有土地收益，使全体公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所有权得到经济上的实现；第二，明晰的产权制度使得让土地要素在市场上流转成为可能。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可以使土地要素的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最优化，市场是掌握信息最完善的一方，它可以使要素的流动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调节土地的供求矛盾，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第三，产权制度明晰后，可以放开土地抵押限制，从而可以是土地作为资本融通的工具和途径，从而促进非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到什么程度才是效率高于政府的究竟该如何判断，这个过程也就是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的限度应该如何把握才能推动土地的正确转向也是问题的关键。
市场化的限度实际上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改革的推进中，要注意市场交易与政府交易，交易费用的比较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比较。如果市场交易替代政府交易进行同样的活动，可以带来交易费用的下降和资源配置的改进，即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化是有效的。这就是市场化的限度。以市场化的限度为标准并且加之政府的监督管理才能保证往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2013年5月，短短一月内国务院三次提及简政放权。总理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一自我革命，不仅对于政府自身来说是提高职能效率的良好契机，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各项机制，运用市场的力量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时机。相信在“简政放权”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新一轮将会面临崭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杜威漩.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以农地的建立和变迁为例.2009.
[2]高尚全.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1991.
[3]李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度的重要性.2001.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经营理念；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对策
收稿日期：2007―03―14
作者简介：杨成利（1963―），男，汉族，山东烟台人，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科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成人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一、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引入经营理念必要性分析
树立经营管理理念，是成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在一些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中，市场营销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到成人教育招生、就业等活动之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规范管理为基础，以综合效益为驱动力的市场运行机制已普遍存在于各大学的成人教育管理体制之中。经营理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核心理念。经营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的。成人高等教育有主观的、客观的和实际可能的需求，这些需求既受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行为的影响，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办学部门的软硬件设施条件等的影响，因此，成人高等教育的实际需求完全是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成人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应充分体现成人教育生源市场化的特点，详细调查成人高等教育需求指向、生源流向以及受教育者家庭教育经费支付能力，加大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根据人才市场及学习者的需求进行调节的力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进一步确立，我国的企业和政府在体制上发生了变革，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已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高效率成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的一个共同追求。与企业、政府的改革力度相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落后于社会的变革，成人高等教育的管理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在招生、教学、科研、人事制度、资源分配等方面与目前的市场经济很不相适应。当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需求不断扩大，但我们的成人高等教育供给却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二者未能实现充分的对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自身未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等、靠、要”的办学模式，不能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市场环境获得要素支持。成人高等教育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因而，成人高等教育应对传统办学理念进行反省，在管理中引入经营理念，设法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竞争力。
二、经营理念视域下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经营理念即是系统的、根本的管理思想。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引入经营理念，并不像企业一样以赢利为最终目的，而是要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一个适应市场需求的、动态的人才培养体制和管理机制，使成人学员、成人教育教师、办学条件这三个基本要素以最佳状态结合在一起，提高成人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成人高校在价值形态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全面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然而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更使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发展态势和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1．生源不足，竞争无序
从生存质量上来看，成人高校大都处在专业陈旧、生源缺乏、资金不足、找米下锅的饥饿半饥饿状态。最近几年出现的乱招生、乱许诺、乱开口、乱发文凭等严重问题，多发生在成人高校。为了生存而淡忘国家政策甚至铤而走险，为了创造经济效益而忽视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了发展而不惜弄虚作假，欺骗学生及其家长，破坏有序竞争，破坏教育形象等等。
2．专业单一，课程陈旧
专业设置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单调、陈旧、脱离实际，缺乏现代教育意识和素质教育理念，不是社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而是“生产”什么“卖”什么，并且故步自封，调整改革不及时、不到位，因而缺乏吸引力。同时，大多数成人高等学校是单一学科型的，专门性极强，行业特色非常鲜明，人才输送一对一，本系统自产自销，而对教育改革和专业调整，又很难施行大手术以突破传统，超越自我。行业的社会性变迁对其影响也很大，成人高等学校总是随盛衰涨落而动荡起伏，生存根基不牢。另外，课程体系老化，计划呆板，教材陈旧粗糙，缺乏新知识、新信息、远离素质教育，抓不着社会发展态势，抓不着学生，反过来自然要影响生源，招不来学生，因此生存和发展更是大问题。
3．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仍然占据一定位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办学思想到办学模式，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端，注重学历而不讲求真才实学、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强调规模而忽视效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定额招生、划片招生的情势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这不仅限制了成人高校的生源，而且给成人学员的学习造成不便；各成人高校之间壁垒森严、互不沟通的局面仍未打破，从而使得重复建设严重，造成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的巨大浪费。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化，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症结还在于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和管理理念的陈旧落后，因而，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引入经营理念，形成经营型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思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得生存和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
三、经营理念在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思路
1．加强质量观念
随着成人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生源质量整体有所下降，学生基础变得参差不齐，加之教育资源的短缺，这些都威胁到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高。但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办学质量都是决定成人高等教育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加入WTO后，我国的科技发展将更为迅速，知识、技能的更替将更加频繁，对劳动者素质、能力的要求将日益提高。为此，成人高等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所培养的学生既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要具有实践动手能力。要具备一定的知识迁移能力，能胜任本专业工作，也能适应“学非所用”的环境。
“质量第一”是一项重大政策，质量是成人高等教育的“生命”和“灵魂”，因而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必须牢固树立质量观念。成人高等教育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变化不断进行质量改进，及时调整教育目标和管理策略，从而实现更高的质量标准和顾客满意率。人才质量不同于产品质量。人才质量建立在现代人才观基础上，同时又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紧密相连。因此，用户的用人需求不同，质量标准也会不同。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人才供求的买方市场条件下，成人高校必须按照用户要求，培养出大量既具有理论知识又具有实际技能的综合应用型人才。
2．增强竞争意识
竞争意识就是指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意识。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WTO所带来的激烈的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成人高校一方面要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水平和实力，另一方面将自身的办学行为、育人质量及学术成就转化为自身形象，并通过形象宣传和媒体造势以形成社会认同。随着办学自的逐步落实，成人高校将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成人高校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自身形象漠然处之，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和宣传，在办学竞争市场中塑造良好的办学形象，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主体的认知，从而增强学校的办学竞争优势。
当前成人高校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办各成人高校之间，二是民办成人高校更多地参与，三是国际上发达国家同我们的竞争。随着成人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日益大众化，人才的买方市场已经实现，教育市场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成人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抓住机遇，更新理念，增强竞争意识。
3．确立用户第一的思想
用户就是使用人才的单位。在成人高等教育的卖方市场已转向买方市场以后，成人高校培养的人才到底合不合格，培养的质量高不高，都要用户说了算，用户成为最终全面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权威。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高校要确立“用户第一”的思想，按照用户的需要来安排办学活动，为用户提供完善的人才供给服务。
成人高校培养的人才要面向市场，但最终要落实到人才需求的用户身上。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国际化大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当局提出改进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以适应成人学习者的主体需要，适应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出发点构建成人高等教育内容，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为出发点进行专业调整和课程设计，以满足不同用人单位对不同人才的需求。重建人才能力结构，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行课程模块化组合，使得新型专业的知识结构具有灵活性、复合性和衔接性。
4．强化效益意识
效益意识就是成人高等教育管理者以人才培养成本为核心的投入产出意识。它包括四个方面：（1）人才培养的成本意识；（2）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3）按照用户要求培养出的人才的质量及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4）成人高校的盈利水平和资本价值增值水平。目前，要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就必须对办学规模进行调整，科学界定合理的办学规模，避免由于不切实际地扩招而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科技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之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向管理要效益，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人高等教育的管理手段应该体现时代特征，应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于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中去，不断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水平、质量和效益。另外，成人高等教育应本着“服务社会、服务学校、服务用户、服务学员”的宗旨，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师资优势、设施优势，举办各类面向全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社区服务教育培训，包括外语培训、计算机培训、心理培训，艺术培训、影视培训等等，拓宽服务范围、端正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以优质的社会服务求得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
正是由于成人高校追求经济效益，才促使成人高等教育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努力增加投入产出比，保持学校资产的价值形态的增值，为学校发展获得资本积累，使学校发展得以良性循环。
5．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必须脱离行政指导的套路，真正落实办学自，成为真正的人才培养主体。从市场需求出发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成人高校必须了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形势，认真研究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信息、国民消费结构和教育需求，以及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各方面情况；了解经济增长状况、产业结构与政策导向，特别是要联系本校的重点学科、专业进行行业经济的分析与研究，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培养人才，保持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先导性，前瞻地调整专业结构，拓宽培养口径，制定培养计划。根据市场需求设计“产品”，开办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方向的学历、非学历、全日制、非全日制的教育；办好特色专业，改革学制，使学制更为机动灵活，更适合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人们进修、学习。
因而，成人高校必须对人才市场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研，离开了市场，成人高校就会失去办学方向，对学校定位不明确，在人才市场上就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成人高校必须牢固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树立为市场服务的思想，真正按人才市场需求来安排自己的人才培养活动，使人才培养和需求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参考文献：
〔1〕夏家夫，焦峰.成人教育管理概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2〕叶立群.成人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3〕陈中永，郭永昌，刘彦.当代大学管理中的经营理念〔M〕.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