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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1
1952年生，台湾宜兰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担任主任。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交飞猛进的发展，在过去30年里。GDP年均增长97％，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认为，相对存在的问题，成功本身是不能忽视的。1999年，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经济理论，认为渐进的改革是成功的，而激进改革必将被证明是失败的。
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可能会失败的渐进性改革，最后能取得成功，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成功的“休克疗法”改革，却失败了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各种干预或者扭曲本身是内生的，是为了扶持、保护一系列没有由生能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的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
“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存在制度扭曲。而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就是试图解释这些扭曲本身，是一种内生的结果。
不同理论、不同主张的人，会用不同的视角观察和解释问题。例如，苏联通过“休克疗法”改革，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他们会说，需要一段时间制度才能建立。现在看来，它改革十几年了，对于原来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各种明的、暗的补贴实际上还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时间并不是主要的问题。
再来看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所有的改革国家当中，中国算是最接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创造条件解决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消除了、解决了，比较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企业自生能力的这种形态也会不断变化。比如，在发展的早期，可能农业有比较优势，那么，只有农场才有生存能力。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大部分国家可能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这时只有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中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就变了，这时，只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企业才有自生能力。从发展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但从转型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一些一味盲目赶超的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先进的产业部门，但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相关联的扭曲。转型就是要解决这些扭曲。
转型中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能是什么能盈利、投资回报率高，就干什么。如果政府不给保护补贴又能获利，企业必然要符合比较优势，必然是具有自生能力的。
同样，如果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盈利，他知道政府不会再给保护补贴，就一定会选择符合该国这个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战略投资。
反过来讲，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所以不管什么方式的私有化――大规模私有化或内部私有化，只要不对症下药，即便私有了，它所在的产业还是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
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国家给了补贴，厂长、经理不能直接把补贴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个人积极性不高；如果私有化，厂长、经理同样会跟国家要补贴，给了补贴以后，这个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新形态 企业管理创新 应对策略
一、引言
21世界是知识经济与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而经济全球化与地球村的概念更是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21世界，以信息技术主导的高新技术日益深化和成熟，让信息成为企业间竞争的重要力量，推动人类向更快速的新时展。这一形势使得全球各企业纷纷做出相应的调整，迫使各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与过去几十年发生质的改变，同时商品生产的要素组合方式、贸易交易方式以及人们日常的交流方式也随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大开发”、“全民创新创业”、“一带一路”等战略无不与各企业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在这种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刺激下，中国企业也随之而改革，进行管理创新，使其企业能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的环境，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在国内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二、新形态下管理创新的内涵
管理创新是指对企业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工具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它是企业面对技术和市场的变化，企业做出的相应改进和调整。管理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包括管理技术的创新，也还包括管理制度的创新。随着国际环境和中国自己内部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有着自己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企业只有抓住其中的精髓，开辟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才能促进企业管理系统的综合效率和效益。
三、新环境中管理创新呈现的特点
创造性的特点：新形态下，各企业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都会充分利用原有的资源，利用国家社会的政策等条件来创造性地辅导企业的管理创新与改革，使之符合自己企业生命发展的周期规律，成为一类企业内部独特的管理方法。
（1）长期性。管理上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的综合反映，会随着环境变化。但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有其持续性，企业也只能在持续稳定的环境里才可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效益型。不管企业的生命发展周期与淘汰程度，任何公司的成立都是立足于盈利这个点的，而企业是否能进行持续的收益支撑着管理者是否接受公司的改革。在新形态下，各企业都注重公司管理创新的效益，只有好的效益公司才能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进行管理方面的创新。
（3）风险性。投资改革创新有风险，风险是无形的。管理创新并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创新是一种公司从上而下的改革，是公司在对各种资源的把握与权衡各方利益之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包含着许多可变因素、不可知因素和不可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创新必然存在着许多风险。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新时期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面临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四、中国企业新环境管理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1）国家层面存在的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市场靠国家层面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自身资源配置调节。我国大力支持企业实行管理创新，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管理创新水平差距盛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的出现，直接使中国企业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缺乏创造力与国际竞争力。归结起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国家对企业的监督体制不完善，对企业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企业经营者在企业的管理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不强。②国家强调企业创新，但是教育水平没有及时跟上，从而形成国家在一边喊口号，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解决问题。③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政策支持企业创兴，但是企业的经营者大多都是缺乏创兴激情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没有创新的时代背景，也不想去创新。
（2）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中国市场中大多数的企业是生产资料密集型企业，同发达国家相比，所获得收益高于全体行业，其特点表现为：前期投入大与消耗大、成本高、风险大。正式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我国企业在管理创新的道路上走地十分艰难，一定程度上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我国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难有突破，一直落后于许多的国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企业自上而下的思想观念问题。正确的创新观念是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生物学“适者生存，不适者将被淘汰”的定律依然适用。企业集团领导陈旧的观念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进度与生死存亡。②盲目创新裹胁了管理创新的初衷。没有正确理解好管理创新的内涵，没有处理好创新与实际运用的客观逻辑关系。企业的管理创新工作必须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结合自身资源与环境，协调好这几者的关系，并把管理创新落实到实际中去，使之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减少繁琐的工作流程等。③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大多数企业是从国有改革而来，深深烙着计划经济的符号，使得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进行彻底，此外，管理跨度过大，机构臃肿、流程复杂等也是造成管理创新很难彻底的原因。
五、我国企业在管理创新中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的建议
（1）国家应该完善法制法规，加大对企业创新的监督与鼓励，同时扩大人才储备，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保证企业创新战略的正确执行。
（2）转变思想观念，把管理创新放在企业战略层面，坚决实行，正确实施。
（3）联系实际，优化组织管理机制。保证企业创新为企业所用，能给企业带来不一样的效益。
（4）构建创新型文化，培养创新型人才；做好管理创新的巩固和维持工作，做到可持续性创新。
参考文献：
[1]熊国明.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分析[J].中国商贸，2010.
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 高增长低就业原因管理策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9%,尤其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更是稳步攀升,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4%至6%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城镇失业率虽然在4%左右,从数字表面看上去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依据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统计计算出来的,这与国际上的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不同,我国的实际失业状况更为严重,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的现状。
二、中国高增长与低就业原因浅析
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同时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宏观和微观涉及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在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一直相互作用和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不断加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强化,共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具体的原因如下:
(一)人口总量和结构因素
我国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约束不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始时显著不同的一个经济条件。决定一国就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多方位的,但其基础是作为劳动力资源――人口的状况。一个国家人口的变动轨迹决定了其劳动力资源的变动轨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但由于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且劳动参与率高,但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劳动力的吸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统计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人口已达1200万人,按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经济的增长也只能容纳800万人的新增就业,,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二)产业结构因素
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仍主要靠工业增长拉动,产业增长表现出对投资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不仅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调,而且三次产业内部各自的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偏热”与服务业“偏冷”并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整体的产业结构水平低。
从中国经济的出口结构来看,产业结构水平低主要表现在由国外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迅速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中超过70%的份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制造业是由设计、研发、加工、营销服务等产业链组成的有机整体,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和营销服务等都在国外,目前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还相当低,整体的制造业依然处于中低档产品及中低端生产环节,结果导致了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中低档产品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只能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的产品严重短缺,必须依靠大量进口。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并存,即一方面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低价格的恶性竞争,必然带来相关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些因破产倒闭而被淘汰的企业中原有的就业人员便成为了失业者;另一方面国内有效需求的很大一部分被进口产品替代,进口替代淘汰了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也淘汰了这些生产企业原本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虽然高达90%以上,但国内生产部分大都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组装环节,长期实行的“两头在外”使产业链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难以在国内延伸,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贸易增长缓慢。
第三产业起步较晚且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其内部的结构变化有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包括零售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基本趋于饱和,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大减弱了,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包括房地产管理业、金融业、保险业、咨询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在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大大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素
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了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但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等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却是“挤出”效应大于“拉动”效应,但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大量投资从国外引进了各种技术,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总体上引起了就业的扩大。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大,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增大;在20世纪80年代对就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纷纷被关闭停产,大部分劳动密集行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逐渐萎缩,众多乡镇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整体环境下,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也纷纷引进技术,但大部分技术的路径选择偏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技术的选择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另外,技术水平也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国外对先进技术出口的限制,核心的高新技术也无法通过进口获得,现阶段的整体技术水平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资本不断深化。
资本深化是指每单位劳动所占有的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加可以带来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加,在规模报酬不变、不存在信息成本、不存在外部性、技术外生且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条件下,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
可以推导出
上式表明了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全要素增长率和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与资本产出份额的乘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的提高,即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的增长率,亦即同样多的劳动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同样多的资本吸纳了更少的劳动,投资增长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拉动了数倍于资本投资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但却没有拉动就业的同步增长。
(四)经济转型因素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效率的提高与经济体系中的隐性失业是不相容的,所以在经济转型中必然带来隐性失业的公开化。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不断使隐性失业显性化,这是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的冗员是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的隐性失业人员,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按照边际产出雇佣劳动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动了经济增长。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是导致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之一。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的城市化抑制政策,农村劳动力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用地的不断减少等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调,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隐性失业不断显性化。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另一方面由于体制转轨,城镇职工下岗人数日益增多。尽管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同的就业竞争领域,但国企下岗职工中大多为技能不高、年龄偏大的人员,农村劳动力随着寻求就业经验的提高和通过种种技能的学习不断积累的技能的提高,这些城乡人员对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竞争就不可避免,竞争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使得城镇失业率不断上升,也恶化了整体的就业形势。
转型背景下的低度城市化导致现有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向乡镇企业转移。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乡镇企业在生产要素供给、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占有很大优势,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在降低。低度城市化也是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创造。
三、结语
我们着重从人口总量和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这四大方面分析了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现状的的原因,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试图分析了其中的几点原因后,根据这些原因,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指明了方向: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极调整城乡结构,促进城市化进程;消除价格扭曲,促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等,除了这些建议,为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仍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4
作为“中国种业五十强”的“种业龙首”――中种集团,也不例外。不论是勇于面对,坦诚自身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优势不在,还是闪烁其词,事实上,随着国际种业一体化发展时代的到来,寒冬已悄悄临近并侵袭着中种集团。
中种集团,苦于自“大”
中种集团在2007年被正式并入“中化集团”之前,主要是依仗国家种子项目的投资倾斜政策,以及得天独厚的“中字头”行业地位,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下身兼行业管理职能以及早先垄断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权限等,通过获得并掌控相关的政府资源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中种集团的成长路径,使得它多年来一直贯以“商官”、“种业统帅”、“行业领导”等面目出现在全国各地。
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习惯和工作作风,自然造就了中种集团巨大的社会心理优势。笔者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这种社会心理优势,却并没有真正转化和缔造为中种集团的市场竞争优势。相反,随之却给中种集团带来了一系列的“大企业病”――养尊处优、进取心不足、危机意识淡薄、战略管理相对缺失等。中国道家的“得”与“失”思想,似乎在中种集团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体现。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短缺经济。在计划经济下,这种短缺性决定了市场呈现出卖方市场特征,用户更关心如何才能得到所需要购买的产品,较少有用户去关注是哪个企业或是哪个品牌生产销售的。在卖方市场下,谁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相对越多,谁就更易获得市场的比较竞争优势。而决定资源和信息的多少,往往又取决于组织权限的大小,后者又是由组织级别的高低所决定的。
显然,在计划经济下,中种集团拥有至高无上的行业地位和组织级别,由此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自然铸就了它在行业中“老大”的地位。也可以说,是组织级别成就了中种集团的企业之“大”,计划经济看“组织级别”。
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呈现出买方市场特征。在买方市场下,用户不再为买不着商品而发愁,用户所关心的,不仅是产品本身的使用性能和企业提供的相关服务;同时,用户的购买行为亦开始受企业品牌文化的辐射影响,甚至是驱使。随着中国种业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和不断开放,品牌影响力的市场“拉动”效应亦变得更为明显,品牌资产已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资产组成部分。某种意义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无形资产――品牌的竞争,企业之“大”,应充分体现在品牌之“大”――品牌资产(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品牌忠诚度)上,而不再是企业组织级别的高低。更何况,在市场经济下,严格地说,所有的社会法人经营实体都是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除非存在母子公司关系。
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市场竞争能力偏弱,即便整体业务规模很大,但分项业务竞相较弱,相信,企业也难以获得持久的整体市场竞争优势。不仅如此,这类企业极易在市场竞争中被竞争对手各个击破,最终趋于土崩瓦解。现阶段,就中种集团的发展倾向和管理趋势来看,中种集团如果不能在未来3~5年这一行业发展关键时期,迅速扭转其市场竞争的颓势,明确重要的竞争杠杆支点,寻找主营业务的关键突破口,并进一步有效拉动其它相关业务,其发展前景着实将令人担忧。
中种集团,“退”在战略
如果进一步对中种集团“退位”现象和原因进行深层次的管理剖析和咨询辅导,相信,其见识和思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带着一种“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职业理念和对民族种业发展的责任感,就中种集团的“退位”原因在此作简明扼要分析,并归纳为三点:一是企业成长精神的相对羸弱;二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相对缺失(正确性);三是企业战术管理的相对不作为(执行性)。
中种集团,因国资委的“划拨包办”,从近两年其发展来看,似乎是“嫁错”了一个对“她”未来事业前途并不看好、也不注重的“商业婆家”。不难理解,这样的“商业婆家”也就很难积极主动地对“她”进行倾心投入、呵护培育并给与精心的打扮。目前,中种集团就是生活是在这样一个“商业婆家”里。中种集团未来的发展命运究竟如何,路在何方?谁又来最终承担起拯救中种集团的重任?针对如此问题,笔者认为,出于对中种集团的关爱,仅仅带着这些感叹和疑问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尚需要作必要的深度思考与管理探究。
一是说服“商业婆家”对中国种业潜在的市场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以及阐明担负振兴民族责任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使得“商业婆家”能充分认识到“我为种狂”的重要性,以解决成长精神不足的问题;
二是尽快进行市场化重组,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将中种集团改造成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控股权适度移交国内优秀的长期战略投资者身上;
三是摆脱“商业婆家”束缚,重新回归自我,做到“我的地盘我做主”,让市场来充分历炼中种集团并最终决定其市场位次和去留。有道是:适应的,才是最有竞争力的;受保护的,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事实上,这“三策之略”都是在围绕解决中种集团企业成长精神和激活企业用人机制问题。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适合中种集团长期发展的战略平台,使得中种集团能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理想和新的动力,并为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奠立必要的精神根基。
战略缺失,引致“退位”
综观中种集团的发展轨迹、业务拓展现状以及外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不难发现,导致“中种退位”的原因,除了成长精神这一根基表现出羸弱外,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管理亦存在着相对缺失。当然,中种集团战略管理的相对缺失(正确性),与其企业成长精神的相对羸弱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并不是完全的必然关系。多年来,中种集团管理层偏弱的战略决策能力或是战略意愿,一定程度上亦导致其战略定位的相对缺失。由此可见,“中种退位”是必然的,“不退位”或许才是偶然。
企业经营管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何况,市场永远遵循并演绎着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大江东去,浪涛尽”,不断滚动发展的中国种业市场,也在不断洗褪着种业企业和经理人的铅华和浮澡、惰性和自大。历史发展一再证明,谁也难能阻挡住历史发展的车轮。同样,谁也难能让你的竞争对手永远裹足不前,“长江后浪”似乎在不断地推着“前浪”前行。
目前,中种集团的业务范围,显然太过于宽泛,经营着不少于六条作物产品线,从整体形式上看,中种集团缺乏明确的战略核心产品线导向,企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集中或倾斜,无法形成管理的“拳头效应”。这种“四面出击”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战略经营理念和思维逻辑,在竞争不甚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无可厚非,有时甚至还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战略赢利模式选择。但就当下的中国种业市场竞争现状来看,种业市场已经难容中种集团再沿用这样的战略经营模式了。“四面出击”只会给企业带来“四面楚歌”,“东方不亮”最终难成“西方亮”。无数管理实践验证,偏弱的“多头布局”难敌强势的“单点突出”。
多年来,中种集团在整个行业里自始至终都没有掀起过一番惊涛骇浪。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正是中种集团的品牌战略管理相对缺失(正确性)所致。
品牌定位模糊,没有较好地塑造品牌个性
中种集团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市场上表现不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透视出中种集团对自身品牌个性塑造的认知缺失;同时,也反映出中种集团管理层没有将品牌个性塑造纳入到战略层面予以思考并付诸管理实践。迄今,中种集团尚没有做好自身的品牌战略规划,特别是围绕品牌定位开展各项品牌战略管理工作,而集团的产品力偏弱,又直接影响到其自身赢利能力水平和整体价值链的整合管理,进而表现在战术执行层面的相对不作为。
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自生能力；强弱之分；竞争力
1.企业自生能力的起源
20世纪末期，东欧国家由于社会变革，不得已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东欧国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那里学来“休克疗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短时间解决市场转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也在探索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希望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渐进式双轨制”，比较缓慢的实现市场经济。
但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不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渐进式双轨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林毅夫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普遍把企业拥有自生能力当作一个暗含前提，并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本身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
林毅夫先生在1999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很好的解决了转型国家为什么更适合“渐进式双轨制”的问题。林毅夫先生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林毅夫先生提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没有办法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正常的利润，在缺失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之后，只有倒闭这一个结果。这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企业在“休克疗法”之后无法生存的原因。
2.企业自生能力的强弱
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我国“渐进式双轨制”的成功，归其原因，就是在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培养出其自生能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以及一些国家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向IMF申请援助时附带的“援助条款”，都默认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因而不能解决其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企业仍然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存活。
但是，林毅夫先生在解释分析企业的自生能力时，仍然将企业当作一个“黑箱”看待，主要着重分析企业自生能力的有无，以及有无自生能力带来的影响。
我认为，企业的自生能力有一个强弱的区别，企业在市场上获取利润时必然是有多有少的，这个获取利润的能力也有一部分取决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强弱。因此，企业有了自生能力并不就意味着就可以成功，而是需要不断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所以，不仅仅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企业自生能力，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自生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合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自生能力理论述评：苏红键?）。而与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一致程度，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强弱程度。
我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根据企业自生能力的强弱去调整政府与市场，使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与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从而逐步强化企业自生能力，最终使企业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仍然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率。在改革的初期，中国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仍然给予比较高的补贴与援助，使企业在生存的基础上培养出自生能力。在企业初步具有自生能力时，市场进一步开放，政府也减少援助，让企业在竞争中锻炼增强其自生能力。通过这个缓慢建立培养的过程，企业得以在市场经济中顽强生存并获取可观利润。
3.企业自生能力的培养
商场如战场，商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就类似战场中战士的生存能力。让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直接参与残酷的战斗，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相反，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就是培养战斗能力的过程，让士兵从小规模小范围的战斗开始，慢慢增强自己的实力，企业的实力强大到哪一中程度，就对应得让其参与怎样程度的战斗。最终，使企业可以承受最最激烈的竞争。企业的自生能力从无到有，再从弱到强，这是我国的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培养企业自生能力，不是把企业放到市场经济中它就会自然拥有的，而是要通过增强企业的一些能力，从而增强其自生能力。本文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培养需要注意的几点：
第一，学习能力。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新技术新方法，随时改良自己陈旧的技术和观念，才能获得长久发展。
第二，创新能力。在学习的同时，企业必须注重自身的创新，自身把握住技术方法的前言，才能强化企业自生能力。
第三，稳定程度。企业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这是自生能力的基础，是企业长久发展的要求。稳定并不是僵化，是企业发展的稳步向前。
第四，竞争意识。企业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对自身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企业自生能力更注重企业本身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是建立在与其他企业竞争的基础上的。
我国的腾讯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好。腾讯是互联网即时聊天系统的霸主，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不断学习，推出图片传输、QQ空间、即使语音等功能，持续霸占电脑客户端霸主地位。腾讯在2011年初的时候推出微信，通过摇一摇等功能获得广大手机用户的青睐，抢占了手机客户端。腾讯与新浪微博、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坚持发展QQ、微信等基础工具，创新发展游戏、微博等娱乐信息平台，在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腾讯是我国在企业自生能力方面的榜样。
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采取措施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本文把企业大概分为两个阶段：成长期和成熟期。
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刚刚起步，企业没有或者刚刚获得较弱的自生能力。这样的企业可能无法依靠自身在市场中存活，需要政府的帮助。这个阶段的企业，需要重点强化其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成熟期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已经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个阶段的企业需要着重培养其稳定程度和竞争意识，使企业可以稳定持续发展。
4.企业自生能力和竞争力的区别。
企业的自生能力不同于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通过培育自身资源和能力，获取外部可寻资源，并综合加以利用，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价值的综合性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品和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
企业的竞争力着重在于抓住顾客或者与其他竞争者相比过程中的优势，这个优势可能只是一时的。比如在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可以因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补助而具有比其他企业更具竞争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它是有自生能力的。相反，企业的自生能力着重在于企业自身获得利润的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正常的管理而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这个能力是长期的。在市场经济中很多企业都被淘汰，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它的竞争力不足。企业自生能力是战场中战士自身的身体素质、技术等内在的因素，而竞争力则是武器盔甲等。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基本要素。企业要想生存，同时必须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而企业希望可以长久发展，就必须增强自生能力。企业的自生能力和竞争力，是从企业的内外部两个方面来对企业进行分析，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企业的自生能力是竞争力的基础，可以促进竞争力的发展，反过来，企业竞争力也能够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二者相辅相成，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
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初具成效，这种条件下的企业大部分都拥有一定的自生能力。但是，这并不表示企业的自生能力就不需要重视了。企业拥有最初的自生能力仅仅能够保证企业获得基本利润而已，对自生能力后期的重视与强化才是企业的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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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 罢运 管制 交通
一、出租车罢运概述
近年来，全国有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出租车罢运的事件。如下表所示，从2004年至今全国各地发生的出租车停运事件超过百起。这些事件不仅给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不便，也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探寻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分析其解决方案，在当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数据来源：2004年~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由晨立等（2009）,2009和2010年的数据是网上搜索的结果。
二、我国出租车的经营模式
根据金迪（2010），我国出租车的经营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种：
1.个体经营
车主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并进行独立运营。这种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温州模式”。如图1所示，在这种模式下牌照的拥有者（车主）可以选择：
A 自己购车运营。
B 自己购车，并将车转租给司机，并收取租金。
C 自己不购车，将牌照承包给二包头，二包头可以选择继续转包给其他二包头或是将车辆租给司机，并收取租金。
2．挂靠经营
出租车司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但不能独立运营，必须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下。这种模式在苏州、郑州和青岛等城市被广泛采用。挂靠经营模式如图2所示：
3．承包经营
出租车公司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出租车司机向公司承包租赁车辆和经营权，向公司上缴承包费、经营使用费等费用（份儿钱）。这也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采用的出租车经营模式。
4．公车公营
出租车公司拥有车辆产权和经营权，司机为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种模式主要在上海、深圳和成都被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截然不同的以上四种经营模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逐渐趋同。例如在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温州出租车业，仅有占总数约10%车主仍然从事驾驶工作。而90%左右的车主选择将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靠收取“份儿钱”为生。在不少采用公车公营模式的城市中，大多数公司还是以各种形式将经营权或车辆的产权承包给司机。
三、政府管制与出租车罢运
自从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以来，出租车罢运的风波就屡见不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南三亚罢运、浙江温州罢运、广东汕头罢运、湖南岳阳罢运，以及最近发生的厦门出租车罢运等等。出租车司机罢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收益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认为出租车公司施加到他们身上的负担（份儿钱、罚款、押金等）太重。
2.认为政府的政策（包括改变经营权的政策，管理部门违规收费，出租车报废年限，价格标准，市场经营范围划分、交警的交通管制等）不合理。
3.认为出租车的运营成本过高（包括车的质量、油价上涨、气钱上涨、加气难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出租车行业的经营主要涉及到三个主体：政府、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和牌照的发放，出租车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而司机则是运送任务的执行者。从实际来看，司机的工作较为辛苦，而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工作比较清闲。如果劳动报酬是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那么司机应该获得主要的报酬。
而根据由晨立等（2009）的研究，事实并非如此。以兰州市为例，如图5所示，尽管兰州市出租车行业的净利润达到了38%，但出租车司机所得到的工资仅占到毛利的8%。
阿尔钦在《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正如大自然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一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面对不确定的市场，也必须通过不断的试错、模仿和学习，以期获得经济利润的最大化。那些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机制的企业，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被淘汰。因此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市场中的企业必然是有效率的。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出租车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人员可以自由流动。那些分配不合理的公司必然会失去比较优秀的司机，从而导致效率降低。市场会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淘汰这些运营不善的出租车公司。然而，由于政府的量化管制和牌照制度的存在，出租车市场存在着较高的进入成本。因此不完全竞争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行为。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价格机制的信息搜集和调节供需的功能，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缺陷，可能产生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通过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来纠正市场的偏差。以出租车市场为例，政府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出租车市场。例如规范市场准入机制，制定出租车尾气排放标准和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培训等等。然而政府如果管制过度，甚至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来取代市场机制，那就会扼杀市场的活力，更容易导致设租和寻租行为的出现，从而产生“政府失灵”的问题。因此，只有取消出租车的量化管制，才能彻底解决出租车罢运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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