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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定义范文1
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提高年度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方式，措施操作尤其要注意策略和技巧，年内各季各月的短期调节采取何种措施搭配，选择什么样的力度和节奏，都应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出发，做出灵活适宜的决定。
当前经济形势从静态看依然健康良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从动态趋势看存在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市场波动风险在逐步增大。一方面，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度有所控制，各年间的加速幅度不大，上升步伐平缓,但连续几年加速后累积了比较大的升幅,继续向上推进会引发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总体过热;另一方面,如果刹车动作太大、太猛,某些不稳定因素被强化并产生共振，持续繁荣趋势就有可能突然停下来，经济增长就会急速掉头向下,出现大的滑坡。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值得我们注意。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七大，明年将举办奥运会，为了顺利办好这两件大事，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市场不能出现大的波动。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应在“加强和改善”上做更多文章，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和谐中求繁荣。
增强稳健意识，加速和减速都应平稳，保证增长的持续性
今明两年，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稳定，政策取向不要有大的变化，具体措施安排也要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在企业和市场出现盲目和狂热倾向时，宏观决策者应以冷静态度和中长期目标追求控制微观非理的蔓延;在促使经济减速和市场降温时，应注意控制节奏，在密集出台紧缩措施后，要有一个观察期，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的措施选择。既要控制扩张趋势，又要防止踩刹车用力过猛。
在“两会”刚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前提下实现“8%左右”。这既综合考虑了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也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要引导经济社会真正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要引导经济增长从依赖资源和牺牲环境真正转到依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带动的质量效益上来。“8％左右”具有预期性、导向性。
一方面，今年经济增长不能在10.7％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因为再加速势必造成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全面过热。另一方面，不要让经济增长实绩从去年10.7％一下子降到8％，如果一年中下降2－3个百分点，经济就会“硬着陆”和衰退，调整代价会很大，调整时间会很长，这个急剧减速的路径不可取。可能和可行的结果应当是，今年下调0.5－1个百分点，这样比较平稳，对系统的振荡不大。
“又好又快”对经济增长速度调节的基本要求是:加速或上升要平稳，减速或下降也要平稳，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都是不可取的。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自动加速概率大于自动减速概率，所以今年宏观调控比去年应施以更多更大的下压力量。
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遏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蔓延
今年稳健货币政策以全面的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在调整信贷结构同时，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遏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蔓延。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具体措施操作应进一步注意以下几点:
在存款活期化和流动性过剩现象较为突出时，货币供应量调节应更多关注M1。今年，央行将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确定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6％左右”，仍未提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但我仍然认为，对最新金融市场的调控还是应重点关注M1的变化。因为在存款活期化倾向比较突出，M1快于M2的情况下，可能出现“M2合理而M1过快”的情形。去年下半年以来，M2增长基本稳定在16％左右，没有超过第二季度18.4％，即使是含春节在内的今年2月也只有17.8％，而M1增长几乎是逐月逐季加速，最近连续3个月超过20％。今年头两个半月央行采取大量增发央票回笼货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密集型紧缩措施，实际主要不是以M2而是以M1为依据。今年货币供应量调控的重点应是M1，将其控制在12％－20％的“调控箱”以内，年末拉回到18％左右比较理想。
调控工具和手段的运用，应更加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同时出现货币供应量尤其是M1增长加快，主要原因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而是流动资金流动速度加快，特别是因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快速流到股市、汇市、金市和企业产权并购等短期市场，使得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活期化。在这种新情况下，消除市场非均衡的最好办法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既可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数量工具，又可用利率等价格工具，还可用金融准入条件和金融制度创新等制度手段。2003年以来，央行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操作。但在目前顺差和外储急速增长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新背景下，尤其要谨慎用好利率杠杆，息不可不加，但不可多加快加，在加息和升值间实现平衡须要良好的调节技巧。
调控力度和节奏的选择应更讲究灵活性和针对性。要提高宏观金融调控效果，还应当注意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近几年，央行在运用“预调、微调和分类调控”方式调节金融行为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但在时机和节奏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3月18日出台加息措施非常正确，力度选择也很好，但似乎时间晚了一些。因为CPI和M1增长在去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快接近“调控箱”的上限了。要使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快速而平稳的势头，在调控方式上最好的选择是多次频繁微调，是随机进行“点油”和“点刹”，不猛加油门也不急踩刹车，而保证微调效果的前提是预调，打提前量。在失衡累积很严重时，微调是没有用的，无效的。当然，还要注意好调控的节奏。从当前的情况看，在头两个半月实行密集的紧缩措施后，应当有一个足够长的观察期，在对调控的积极效果和负面效应进行权衡之后再选用有针对性的松紧措施。
灵活运用财税手段，引导微观主体行为，优化供求结构
今年继续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改善财政收支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除了运用好国债、政府直接投资、转移支付和稳定调节基金等财政手段外，还应当更多更有效地运用税收手段。
从现行体制机制情况看，税收工具在平衡进出口、节能降耗、保护环境、调整结构、促进技术进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实现五个统筹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应当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还有很大选择空间。
比如，为了技术进步，应对各类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及其应用实行更多的税收优惠，在“两税合一”后，科技类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重新调整;为了节能降耗，应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使用税;为了保护环境，应开征环境补偿税;为了进出口平衡，应进一步降低以至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水平出口品的出口退税，开征或提高其关税税率，降低资源和技术进口的关税税率。今年建议尽快全部取消钢材产品出口退税并开征5％以上的出口关税。电解铝和水泥也应进一步提高出口门槛，煤炭出口关税税率可根据情况适当提高。
改善公共消费环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
为了保持去年下半年以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巩固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今年政府应当在公共管理、制度改革和宏观调节等方面为促进消费做更多工作。
一是，各级政府应当像抓工业和财政一样，抓好就业和消费，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协调。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时，应着力于尽快建立健全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改善城乡公共消费设施条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让城乡居民从承担公共开支负担中解放出来。
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占GDP中的比重，拓宽农民减负增收的渠道，切实落实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改善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建立均衡协调的增长机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
三是，在税收和金融政策调整中，通过差别调节方式保护中低收入者和中小储户的利益。比如，建立和完善累进所得税制，用差别税率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用“级差利息税”取代现行的“普遍利息税”等。通过这些制度安排让普通消费者有能力更多分享大众消费资源，同时全面放开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奢侈消费品的价格，在大众消费和高档消费之间建立和谐秩序，为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加强涉外经济管理，严密监视热钱流动，防止外部风险向国内传递
自“入世”过渡期结束以来，我国产业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加快，管制越来越少，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和投机性资本流入快速增加，国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短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性提高，这些市场的波动风险随之增大。国内市场影响国际市场和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市场，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月26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发表“美国经济年底前衰退”的言论，27日我国沪、深两市分别跌8%和9%以上，创1996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记录，27、28日，美国三大股指暴跌。这与其说是中国影响美国，不如说是格老影响中国。
尽管我国股市还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市场体系还未形成，一年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也不算多，但如果将从非正常渠道进入我国股市的某些套利资金算进来，并考虑其杠杆效应，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权威的敏感言论，或某一个国家政策调整的刺激下，给相关市场造成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波动。抵御或减缓这些冲击的有效途径是，从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微观层面的市场自调节机制上建立坚实的防火墙。主要措施包括:
（1）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对包括FDI和热钱在内的所有外资的流入流出进行密切监视，掌握其流量和流向的异动变化，为应对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
（2）对各类金融投资主体，对那些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联系紧密的投资机构和个人，特别是对那些追求高风险投资的大额投机行为，实行全程监管并及时提供风险性预警，以防泡沫一旦破灭引发类似于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那样的房地产信贷危机。
（3）建立最严格的银行资金流出流入管理制度，把好资金闸门，既防止非正常流动，限制套利活动，又避免资金链断裂，保障银行资金在银行体系内外良性循环。
（4）建立和完善对授信客户特别是大额客户的信用检测和预调节机制，避免信用缺失带来的资金逃离风险。
财政政策定义范文2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目前，在动荡不稳的国际经济形势中，中国能率先突出重围，能够很快从经济危机中复出，并且让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保持着高速增长，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正在接替中国的工业化。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同时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财政收支水平也在不断上涨，这同时也带来了房价过高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化定义评判标准
城市化，有不少专家学者称其为都市化和城镇化，其主要是指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转向以服务业和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期间逐步转变的历史进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改变、土地及其使用性质的转变、产业结构的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其理论也在不断的丰富完善，许多专家也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城市化定义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通过归纳总结比较我们发现，所谓城市化，具体来说，就是农村变城市，农村人口的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组织和文化也发生变迁的过程。
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方法也是众多学者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大致包含两类方法：复合指标法和单一指标法。其中，单一的衡量法是指通过度量城市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这是城市化水平高低最核心本质的切入点。复合指标法，则不仅包括前文介绍过的人口或土地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组织、基础建设等方面的转变，因此，在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时候，单一指标法并不全面，有效性不足，那么这时用复合性指标法则更加科学。
二、财政政策的定义及形式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在财政分配时为了刺激社会需求而采用的一种膨胀性财政行为，其基本通过减税，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支出的财政分配方式。与之相反的则是财政紧缩。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减税，第二种则是扩大预算增加财政支出。这两种都可以直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支出扩大和收入增加不相称的情况下，便会出现财政赤字，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叫做赤字财政政策。
三、财政扩张及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使经济增长得以稳定保持，也可以明显拉动出口、消费、投资的增长。第二，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让基础设施得以完善，硬件环境也得到改善，促使经济结构做出调整。第三，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我国的创新企业、重点行业得到有效的扶持，能够引导社会大的投资方向，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有效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四，能够促进我国中西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许多大型的工程包括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都改善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第五，深入的对外开放，促使了全方位的贸易布局基本形成，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各行业也与国际接轨。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
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制造业的聚集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能有效的促进城市化进程。第一，产业结构的改变。经济的发展会引起社会需求的改变和技术的升级，社会需求的改变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第三产业会占据更多的比重，更能够在城市集中，到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城市人口会更集中，城市化进程才会更好更快更合理。
城市化又能从以下一些方面推动经济更好的增长：第一，城市化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城市化到来的技术升级创新能够很好的扩散到农业，提高生产力。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刺激工业产品的需求。第三，城市化促使服务业的规模不断壮大，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准。第四，城市化也能很好的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四、土地财政政策引发的问题及建议
（一）土地财政的发展
土地财政指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维持当地的财政开支，又叫第二财政。这包括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费，对土地相关部门进行收费，耕地开垦费、房屋拆迁费、管理费；二是土地转让金；三是息，即政府以土地入股的收入；四是利，即土地资本化的溢价。在土地财政执行初期，确实为政府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宏观功能，例如在资源分配等方面。但是，随着土地财政政策的长期执行，很有可能导致土地价格的不合理，市场失衡。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思考
在政府的推动下，房价不断上涨，城化的发展逐步背离了原来的轨道，导致了全社会的物价及生产成本都在不断上涨，这些成本间接的或者直接的都转化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早期以低价获得土地的债权人，在低价上升之后，坐享资本利得，不符合资本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更为严重的事，土地的价格上涨，容易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创新活动无法正常发挥机制作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邓凌云，洪亮平.中国"硬发展"背景下的城市扩张[J].现代城市研究，2009，（11）：62-69
[2]黄明辉.谈城市化、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11）：14-15
财政政策定义范文3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 金融 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财政政策定义范文4
关键词：财政政策总效果；主动效果；自动效果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9)01-0071-06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and Revenue on Economic GrowthZHANG Long, JIA Ming-d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gross effects, initiative effects, and automatic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policies of China from 1980s by using the revised Hansen Model. As a result, the gross effects of financial policies contributed 12.23% to the growth rate of GDP. In the effects, the initiative policy made the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in the initiative effects,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purchase expenditure outweighed the effects of taxation. This demonstrated that financial expenditure of government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the automatic effects, the effects of taxation outweighed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purchase expenditure. Th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abilization effect of taxation on economy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gross effects of financial policy; initiative effects; automatic effects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周期变动，在这种周期循环过程中，我国政府运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多项政策措施，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以缓和经济的周期波动，稳定价格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作用，很多专家学者如刘溶仓［1］和陈共［2］等曾采用定性分析或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从财政政策作用效果的定量分析来看，学者们如马栓友［3］和夏兴圆［4］等主要采用乘数分析的方法来测定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而利用宏观经济模型来综合研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效果和相机抉择效果（本文把它们分别简称为自动效果和主动效果），学者们探讨的并不多见；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Musgrave［5］和Hansen［6］以及snyder and Tanaka［7］都对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作过测算,在国内，史永东［8］、王雪标和王志强［9］以及郭庆旺和赵志耘［10］曾对我国1981～1996年间以及1998～2003年间的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效果和相机抉择效果进行过定量分析，但这些分析都不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本文则采用修正后的汉森模型［6］对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效应进行更系统更详细的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支出和税收变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理论与模型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既有其自动稳定的因素起作用，又有政府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有意识的调控起作用。财政政策变量随着经济的波动自发稳定经济作用的效果，称为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自动稳定因素主要有税收的自动稳定效果；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效果，以及政府购买支出的自动效果。税收的自动稳定效果表现在累进税收制度是有力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高涨时期，收入增加，税收也增加，而税收的增加则抑制了经济的高涨；在经济萧条时期，收入减少，使得税收降低，税收降低，有助于经济的复苏。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作用体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少，转移支付减少，这对经济产生一种抑制作用；在经济萧条时，失业人数多，转移支付增加，会对经济产生减振作用。政府购买支出自动稳定作用表现在，政府购买支出大部分是法定的或规定的，因此相对比较稳定，这就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政府通常对经济波动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这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对国民产出的作用称为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政府主动使用政府购买支出、政府转移支出以及税收政策，都可以对经济产生主动效果。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可增加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出，降低税率，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相反，在经济过热时，政府提高税率，限制提高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抑制过热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汉森［6］建立了相对简单但较实用的计量经济模型―汉森模型，这个模型的特点是能反映出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对国民产出的影响作用，同时，在计算出政府购买支出效果和税收效果的基础上，能够很容易地、定量地区分出财政支出和税收的主动效应和自动效应。因此，我们将从稳定经济的观点出发，使用修改后的汉森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以期得出通过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大小。下面先介绍修改后的Hansen模型。
设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如下模型
Y=C+I+G+X-M（1）
PyY= PcC+PiI+PgG+PxX-PmM（2）
C=αPyY-Ti-TdPc+β（3）
Pc =P(1+ti)（4）
Ti =PCti（5）
Td =(PyY-Ti)td+γ（6）
M=m0+mY（7）
其中各变量的意义如下：Y为实际GDP，C为实际消费，I为实际投资，G为实际政府购买支出，X为实际出口，M为实际进口；Py为GDP的缩减指数，Pc为消费品价格指数，Pi为投资货物价格指数，Pg为政府购买价格指数，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P为去掉间接税的消费品价格指数；Ti为间接税减去补贴，Td为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i为间接税率，td为边际直接税率，α为边际消费倾向，m为边际进口倾向，β、γ、m0是常数项。
Hansen模型中各个方程式的意义如下：第（1）式和第（2）式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平衡方程式的实际表示和名义表示。第（3）式是实际消费函数，是将实际消费表示为实际税后收入的线性函数，第（4）式是定义式，表示去掉间接税的消费品价格与间接税完税价格之间的关系。第（5）式和第（6）式分别是确定间接税以及直接税的方程式。第（7）式是实际进口函数，将实际进口额表示为实际GDP的线性函数。
如果仅从考虑财政政策出发，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只关心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间接税减去补贴Ti，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d，间接税率ti和边际直接税率td的变化对实际GDP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间接税率ti和边际直接税率td变动时，经推导，可以得到下面计算财政政策主动效果的公式
Ed=dY=1J［(1+ti)dG-α(PyY-Ti)dtd-（C-βC）Cdti］（8）
其中J=(1+m)(1+ti)-α(1-td)。
（8）式表示的是，政府在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实际购买支出，间接税率和边际直接税率会有一些较小的变动，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其结果就是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用Ed表示。而为了进一步说明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和政府收入（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将上式分解成两部分，分别为政府支出效果（Edg）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Eds），算式如下
Edg=dY=1J［(1+ti)dG］ （9）
Eds=dY=1J［-α(PyY-Ti)dtd-(C-βC)Cdti］ （10）
如果要考虑财政政策的总效应，则既要考虑具有经济的内在伸缩性的税收变化对GDP的影响，而不是税率变化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因政府购买支出价格指数变化而引起的政府购买支出变化对GDP的影响，而不只是实际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化对GDP的影响。为此，就要在上述方程组中，将表示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方程式（5）和（6）去掉，将表示消费品价格的第（4）式换为下式
Pc=P+TiC（11）
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实际政府购买支出G，政府购买价格指数Pg，间接税减去补贴Ti，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Td变动时，可由（1）、（2）、（3）、（7）、（9）式组成方程组推导得出财政政策总效果的计算公式
Et=dY=1K［(1+tiC•βC)dG+αGdPg-αdTd-C-βCdTi］（12）
其中K=(1+m)(1+TiC•βC)-α。
Ed为财政政策变化的总效果，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也可分解为政府支出效果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分别用Etg和Ets表示，算式如下
Etg=dY=1K［(1+tiC•βC)dG+αGdPg］（13）
Ets=dY=1K［-αdTd-C-βCdTi］
（14）
从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中扣除主动效果，即得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自动效果同样可分为政府支出效果和政府收入（税收）效果，分别表示为
Ea=Et-Ed（15）
Eag=Etg-Edg（16）
Eas=Ets-Eds（17）
在研究财政政策的效果时，通常不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数效果，而用其相对数效果，即计算其与上一期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增减多少的百分比。因此，这里定义如下三种相对数效果
ed=EdYt(-1)（18）
et=EtYt(-1)（19）
ea=EaYt(-1)（20）
其中et 、ed 、ea分别表示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与上一期实际GDP的相比变化率。换句话说，它们分别表示财政政策的总效应、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对实际GDP的贡献率，其他效果也可相应求出。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所说的财政政策的总效果、主动效果和自动效果等效果即是采用这种形式表示的相对效果。
3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参数估计
3.1 数据收集整理
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有关税收方面的资料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利用修改后的Hansen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分析，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数据处理问题，在计算模型中所用的经济变量Ti和Td时，本文采用了下面的计算式（等号右边的变量都是统计数据）：
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
间接税=各项税收入合计-直接税
补贴=国家财政价格补贴+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
转移支付=企业亏损补贴+出口退税
Ti是将间接税减去补贴得到；
Td是将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得到；
ti是将间接税减去补贴的值（Ti）除以GDP的值得出；
td是将直接税减去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的值（Td）除以GDP的值得出。
由于能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大部分变量数据来自于1986至2007年的年鉴，因此，应用Hansen模型进行测算时，其测算区间只能限制在1986年至2006年。
3.2 参数的估计
除数据处理问题外，模型中的系数估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以下是计算财政政策效应时所用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及结果：
α: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实际消费函数，取其线性回归方法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C=1981.582+0.457316Z其中Z=PyY-Ti-TdPc
t:(2.3770)(18.343)
R2= 0.9995DW= 2.276F=11018.59
m: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实际进口函数，取其线性回归方法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M=-11304.59+ 0.446037Y
t:(-2.872)(4.581)
R2= 0.9858DW= 1.865F= 439.46
以上两模型均通过了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且消除了其中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4 财政政策效应测算及评价
利用上述统计数据及参数估计方法，根据Hansen模型推导出的主动效果计算公式（8）式，自动效果计算公式（10）式，以及（18）、（19）、（20）式等公式，利用Eviews软件可以计算出1986年至2006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数据如表1。
表1 1986年至2006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 （%）
年度总效果(1)支出效果 （2）税收效果（3）主动效果自动效果
总计（4）支出效果（5）税收效果（6）总计⑺支出效果（8）税收效果（9）
1986 3.132 3.032 0.100 4.045 3.205 0.840-0.913-0.173-0.740
1987 1.825 1.583 0.242 2.501 1.491 1.010-0.677 0.092-0.768
1988 0.111 0.910-0.799 0.706 0.084 0.622-0.595 0.826-1.421
1989 1.041 1.696-0.655 2.030 1.725 0.305-0.989-0.029-0.960
1990 2.314 2.595-0.281 3.819 3.652 0.167-1.506-1.057-0.449
1991 2.909 3.552-0.643 3.654 3.457 0.197-0.745 0.095-0.840
1992 1.797 3.256-1.459 2.935 2.932 0.003-1.138 0.324-1.462
1993 1.048 4.095-3.047 2.989 3.310-0.322-1.940 0.785-2.725
1994 2.531 4.372-1.841 3.889 3.526 0.363-1.358 0.846-2.203
1995 0.896 2.201-1.306 2.788 2.641 0.147-1.893-0.440-1.453
1996 1.929 2.771-0.842 3.529 3.330 0.199-1.600-0.559-1.041
1997 0.491 2.128-1.637 1.978 2.460-0.481-1.487-0.331-1.156
1998 1.289 2.343-1.054 2.273 2.540-0.267-0.984-0.197-0.787
1999 1.118 2.470-1.352 2.050 2.429-0.379-0.933 0.041-0.974
2000 1.240 2.314-1.074 1.906 2.069-0.163-0.666 0.245-0.911
2001 0.341 2.457-2.117 1.724 2.324-0.600-1.383 0.134-1.517
2002 0.159 2.019-1.860 1.749 2.059-0.310-1.591-0.041-1.550
2003-0.561 0.653-1.214 0.577 0.457 0.120-1.138 0.196-1.334
2004-0.137 2.019-2.155 1.488 1.704-0.216-1.625 0.315-1.940
2005 1.234 2.852-1.619 2.875 2.890-0.015-1.641-0.037-1.604
2006 0.202 2.290-2.088 2.002 2.201-0.199-1.800 0.089-1.889
平均1.1862.458-1.2722.4532.4040.0486-1.2670.0534-1.320
表中第（1）栏是财政政策的总效果，这一效果是将基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除以上年度GDP所得的比率来表示的，从而这个值表示财政收支两方面的变化能使GDP提高多少百分比。第（2）栏和第（3）栏分别是财政政策的政府购买支出的总效果和财政政策的税收的总效果；第（4）栏和第（7）栏分别是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和财政政策的自动效果；而第（5）栏和第（6）栏分别是主动效果中的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和税收的效果，第（8）栏和第（9）栏分别是自动效果中政策购买支出的效果和税收的效果。最后一行是各种效果的平均值。
根据表中显示的数据，对我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评价如下：
（1）从1986年到2006年间的平均值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总效果是使实际的GDP年平均增长1.18%。由于这个期间实际的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65%，所以，这个期间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的12.23%是财政政策的贡献。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功不可没。
（2）如果将总效果中的政府购买支出与税收的效果分开考虑，可以发现，政府购买支出的总效果使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46%，税收总效应使实际GDP年平均减少1.27%，说明政府购买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将财政政策的总效应分解成主动效果与自动效果时，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而自动效果对经济的作用都是负的；主动效果的财政政策使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453%，自动效果使实际GDP年平均减少1.267%；说明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远大于自动效果,由此可见，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对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稳定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
（3）在主动政策促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453%的效果中，由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部分约为2.404%，减税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部分约为0.0486%。所以，主动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大的效果主要来自政府购买的增加；在这方面税收的变化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在自动效果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减少1.267%的效果中，税收的增加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减少1.320%，而且各年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我国税收对经济的自动效果非常明显；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使总产出增加0.0534%，各年贡献率有正有负。所以，税收对经济起着明显的自动稳定作用，而政府购买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则不明显。
（4）从各年度总效果数据来看，一方面，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间，财政政策的总效果分别为1.04%、2.31%、2.91%，说明财政政策对当年经济走出低谷影响较大，而且在1998到2000年的三年间、财政政策的总效果分别为1.29%、1.12%、1.24%，说明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效果也很大。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2003年和2004年，虽然财政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主动效果分别为0.577%和1.488%，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自动稳定效果分别为-1.138%和-1.625%，使得总效果分别为-0.561%和-0.137%。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虽然这两年国家开始“淡出”财政政策，政府购买支出分别增长2.55%和10.48%，但税收增长更猛，分别为13.5%和20.7%，使得税收的作用突显。这说明，这两年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此外，1986年出现较大的主动效果也值得一提，这一年主动效果是从1986年到2006年21年间的最大值4.045%，其主要原因是：当年按可比价格折算的实际政府购买支出大幅度上升，因而使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明显增大到3.205%，使得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达到最大；说明当年的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购买支出过快增长引起的。
5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稳定和发展的观点看，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财政政策对实际GDP的平均贡献率约为12.23%。基于相机抉择政府的主动效果使总产出增长约2.453%；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应使总产出减少约1.267%。说明主动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说明我国的税收对经济的稳定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决策依据：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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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定义范文5
关键词：代际核算，代际平衡，城镇化，总和生育率
一、引言
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buchanan(1958)和modigliani(1961)提出财政赤字可以衡量财富的代际分配情况，如果有财政赤字，意味着现存代在花未来代的钱，而如果财政盈余，意味着现存代把财富留给未来代。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用财政赤字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手段提出质疑。feldstein(1974)指出大量隐形养老金债务没有记人政府的债务，从而降低了财政赤字；eisner、pieper(1984)认为赤字没有考虑政府的财产。blanchard(1993)等人提出自己对财政赤字的定义，并试图说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观点。而kotlikoff(1984，1988)指出财政赤字本身与代际政策没有内在的联系，当采用不同的代际政策时财政赤字可以不发生变化，或者代际状况相同时赤字却可以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财政赤字的方法。alan j. 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和laurence j. kotlikoff(1991)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代际平衡的方法——代际核算方法，到现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30个国家建立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其中在亚洲日本、韩国和泰国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显示泰国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而且没有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泰国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未来代，现存代的负担大于未来代。而韩国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维持下去，未来代的负担是现存代的60%到120%。在已经建立代际核算体系的国家中，代际不平衡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未来代成员的负担是现存代的2.7到4.4倍。
任若恩、蒋云赞(2004)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套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代际平衡。为了实现代际平衡，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本文旨在考察人口生育率和城镇化速度对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二、方法分析
(一)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
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式，即政府将来所有的消费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之和。这里同一年出生的男女为一代，净税支付总额指政府征收的各种类型税收与政府各种转移支付的差。简单的说，代际预算约束式是指政府所有的消费必须由现有财富及现在和未来社会成员的净税支付来共同分担。用公式表示为：
nt,k是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d是定义的最大寿命。因此(1)式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值；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在t年的现值(其中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费，r是贴现率)，第二项是政府在t年的净财富。(1)式很好地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零和性，任何一项财政支出必须由现存代或者未来代来承担，因此用这个式子来考虑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可以在现存的财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现存各代的代际账户值，如果政府未来消费的现值也可以获得(在一定的假设下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的净财富也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如果假设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按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增长，我们就可以求出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将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扣除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与现存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比较，就可以知道社会负担和福利在各代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二)人口预测方法介绍
我们采用成分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00年为基年对我国未来分年龄，分性别以及分城镇乡村的人口进行预测。在预测中国的人口情况时，国际迁移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需要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迁移，即城镇化的情况。下面是城镇女性的预测方法：
xa(t)为第t年度初a岁女性人口数，xa+1(t+1)为第t+1年初a+1岁女性人口数。m为最高年龄。
ηa(t)为第t年初a岁女性人口留存率。η00(t)为t年女婴留存率，hi(t)和ki(t)分别为t年度i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及其出生婴儿中女婴的比例。β(t)为t年总和生育率。f(t)为人口迁移向量，即每年分年龄的农村女性向城镇迁移的情况。城镇男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预测方法与之类似。
三、假设和数据
(一)人口预测基础数据来源
1.总和生育率估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由于考虑调查中可能存在漏报的可能，计生委多次都把全国的总和生育率调高至1.8。模型中基准假设为：全国的城镇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6的水平，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水平。
2.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城镇男性74.01，女性为78.3；农村男性68.98，女性72.33。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发达国家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20年后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50年之后保持不变。
3.出生性别比的估计：国际社会公认的理论值为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名之间。我国1998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活产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17，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我们假设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目前为105，农村婴儿性别比在109，随着人们性别偏好的降低，我们假设到2050年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4，农村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7。生育模式参照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
4.迁徙规模方案设计：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26.41%，2003年达到40.5%，平均每年提高1%，从1996年起城市化率更是平均每年提高1.5%。《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因此基准假设中，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21世纪初期应该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我们假设21世纪前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迁移停止。
(二)其他数据和假设
代际核算体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来的分析财政问题的系统，这就决定了代际核算体系中涉及变量众多，需要对变量做出合理的预测。表1汇总了本文构建代际核算体系时的其他假设。
四、模拟结果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构造我国财政政策的代际核算体系，并模拟人口结构变动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一)基本结论
我们以2002年为基年，2002年及以前出生的人为现存代，2003年及以后出生的为未来代，假设未来代每人的代际账户值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表2给出了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分年龄的代际账户值。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总额是55439元，2002年出生的城镇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30292元，同年出生的农村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6964元，农村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1995元。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50岁时转为负值，也就是城镇男性从50岁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小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而城镇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从40岁就转为负值，这很大程度归结于城镇女性过早的退休年龄；而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一直为正值，也就是平均来说，一个农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都大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
未来各代的城镇男性与2002年可比的代际账户值是79633元，未来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1.4364倍。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为了维持现存的财政政策，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要比现存代高43.64%，也就是未来代的负担要比现存代高43.64%。如果不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向以后的各代推移。
(二)人口因素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一方面是有些地区在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另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本节旨在分析生育率水平和城镇化率变化对我国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1.总和生育率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走向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下降，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只有1.35—1.38；2001的数据也显示只有1.35。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当然这些调查数据由于漏报原因而明显偏低。但是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进行证明。barro(1997)采用1960年后10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cdp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较低，而穷国的生育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已经开始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例如许多地区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我国生育率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难以确定，我们下面分析生育率的高低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表3给出的是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代城镇男性和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进行了三种情形的模拟：方案ⅰ中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都下降了0.4。我们进行了多个数值的模拟，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列出9种情景(下面两种方案也是相同原因只列出部分模拟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到1.527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52.76%；而当生育率上升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方案ⅱ中农村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城镇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时，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在方案ⅱ中我们发现结论和方案i恰好相反，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下降至1.434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43.46%，但是代际不平衡状况变化的幅度非常小。实际上代际平衡状况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当生育率水平上升时(其他因素不变)，gdp的增速也将加大，政府支出的增速也加大，因此政府支出的精算现值将提高，未来代的代际账户值总和也将上升。但是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分担这些代际账户值，因此未来人均的代际账户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所以代际平衡状况的变动取决于政府支出增速和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方案ⅲ中，我们假设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相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合理的生育率范围内，代际不平衡状况都有所缓解，例如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都为可持续生育率水平2.1时，未来代的负担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准假设下降了16个百分点，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生育率继续增加时，代际不平衡状况会更加好转，但这对我国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2.迁移规模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基准情形中我们假设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到2020年下降到10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停止迁移。平均来看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在基准假设之外，我们假设另外两种迁移规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高20%(我们称为高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920万，之后每5年下降240万，到2020年下降到1200万，2030年下降至72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240万，2040年下降至480万，2050年下降至24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另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低20%(我们称为低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280万，每5年下降160万，到2020年下降到800万，2030年下降至48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160万，2040年下降至320万，2050年下降至16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
表4反映了不同迁移规模的假设21x)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和未来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可以发现，当迁移规模上升时，未来出生的城镇男性与213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之间的比例由1.4364下降到1.2940，也就是未来代比现存代的负担由原来的高43.64%下降到高29.40%。而当迁移规模下降时，未来代与现存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至1.5877，代际平衡状况严重恶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提高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是实现代际平衡的一条较好途径。
财政政策定义范文6
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以及10月29日央行宣布加息，都在为这一可能的转变提供注脚。
海内外许多分析指出，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支出扩张日益严重的依赖。
目前，如果这种投资需求过度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继续下去，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众多财政专家担心，如果继续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将引发财政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构成了财政政策转向的原因。
转向势在必行
有关财政政策转向的最早官方提法，来自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今年5月的一次讲话。据中新社报道，金人庆5月27日在上海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中国将由实行积极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风险。
金人庆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定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政策帮助中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但目前中国部分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过度投资现象，有经济过热的危险，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要求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搞“急刹车”、也不搞“一刀切”，而是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此后，“中性财政政策”这一提法立刻成为国际财经的焦点之一，并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的讨论。
在各界对中性财政政策争论不休之际，政府高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据新华网消息，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公开表示，明年将实行“稳健”财政政策。他对稳健财政政策内涵作出阐述：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楼继伟特别指出，业界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并不准确。他认为，中性财政政策可以有两种理解，政府没有财政赤字或者财政赤字保持不变，都可以叫做中性财政政策，所以，用“稳健的财政政策”更加准确。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以传统的观点看，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中性和紧缩三种取向，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因各人理解不同，很难定义；但可以肯定，至少是非扩张性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对此解释说，所谓“中性财政政策”的本来涵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起码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目前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收紧，但并不是“全面紧缩”，不是“急转弯”，而是“慢转弯”，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加以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
另一位权威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认为，“中性财政政策”这个提法比较学术，考虑到不是所有人都学过宏观经济学，所以在未来政府的政策文件中，还是会用“稳健财政政策”的提法。“稳健”的范围相对比较大，并且可以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调控留有余地和运作空间。
无论“中性”还是“稳健”，财政部两位领军人物的先后公开表态，已经可以确定财政政策转向势在必行。
因应形势变化
财政政策的转向，缘于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
1998年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放慢，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
从1998年到2004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100亿元。据测算，这部分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总规模为5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赤字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2年及2003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达到3198亿元，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两个并列的高峰。
其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对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
但是，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出现了结构性的经济过热。此次经济过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投资膨胀，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至2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创下1994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值。而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为26.7%。
投资过热导致油、电、煤、运环节瓶颈现象突出。基础性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
央行的今年4月CGPI数据显示：煤炭价格同比上升33%；成品油价格(由国家定价)同比上升3.5%；水泥价格同比上升15.1%；钢材价格同比上升33.4%；铜价同比上升49.5%；铅价同比上升63%。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停电，有的地区一周要停电两次，居民生活用电也受到明显影响。
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财政部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他近日接受《财经》专访时认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政策应适时调整，国债规模可考虑适当减少。
谁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
耐人寻味的是，早在2002年，财政部即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问题，当时碰到了巨大的阻力，迟迟无法行动。直至今日，全面基础行业短缺形势已急转直下之时，积极财政政策才显现淡出的迹象，从中或可见其利益争执之激烈。
据记者了解，一直以来，发改委的主流观点对于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持支持态度，因每年发行国债主要由发改委负责项目审批，发改委掌握着这些项目的生杀大权。
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许多是属于地方事权的范围。这些项目本应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统筹安排，却也报发改委批复后安排资金。1998年至2002年安排给地方占全部国债投资的比重为70.4%，涉及项目3万多个，共投入国债资金1054.7亿元。
有专家分析说：中央对地方补助是无偿的，客观上诱导地方不是从当地客观实际或急需出发，不是从自身财力和资金配套能力出发，而是看上面哪些方面能给钱，由此来组织项目，甚至巧立名目、拼凑项目，然后拼命跑项目、争资金。
《财经》了解到，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将由今年的1100亿元调减为800亿元，但与此同时，很可能将会增加中央预算内建设投资200亿至300亿元。这部分资金的控制权又将集中在发改委手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完成目前长期建设国债投资的诸多项目，不一定全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来实现。在他看来，今年财政增收预计可以达到5000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统计数字，中国财政收入增收约4000亿元，同时今年的1100亿国债有一部分要结转到明年，完全可以用超收的财政收入和结转的国债资金中的一部分资金来建设那些项目。
据财政部统计，2002年，财政在央行的月末存款余额有九个月超过1500亿元；2003年，有九个月超过2500亿元。今年3月末，财政在央行的存款余额达到3416亿元；6月末，存款余额高达7755.6亿元。
财政大量发行国债的同时，在央行又保持较高的存款余额，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如果可以有效利用既有的财政收入，就不必继续发债。
从另一方面，现在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20%，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就是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升高，政府掌控的资源份额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与此相应，市场配置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显然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