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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利与弊评价范文1
【摘要题】研究生教育……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就在学研究生的总量而言，已跨进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使经济和教育都处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竞争环境中，这就意味着，入世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既存在着机遇，也存在着挑战。那么，在研究生教育这一层面上，入世到底对我国有那些影响？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在读研究生数从1952年的2763人发展到1998年的198885人，30年间增加了18.8万人，增长了18倍多。[1][2]到2001年底，在学研究生已达到39.32万人，在总量上踏进了世界研究生教育的先进行列，其中，攻读博士学位与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各自分别占总量的21.89%和78.11%。[3]虽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几十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仍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量的扩充与质量的保障未能保持统一
从1999年开始的本、专科生及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使我国大多数院校的教育资源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在许多高校，研究生教育的资源与本科教育的资源是共用的，其中的一些院校甚至与专科和成人教育，以及与专业证书班、职业培训等的教育资源也是共用的。由于连续三年的各层次和不同形式的教育的同时扩招，使原本就十分紧张的教育资源更趋于“枯竭”状态。大班上课、研究生之间的研究课题雷同、实验研究课时和次数减少等，在研究生教育中已是很常见的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数量的扩充和质量保障之间未能实现统一，高等教育界及社会对此已引起广泛注意。
2.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足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与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相联系的。由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投资（约占75%左右），其余主要为学杂费；这几年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平均约占GDP的2.5%左右，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约占整个教育投入的25%。政府投入未能随着大规模扩招而同步增加，其他非政府渠道的资金又因种种原因进不来，导致高校的办学经费随着逐年的不断扩招而日趋紧张，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便受到同样的影响。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340.9万人，在学研究生19.9万人，到2001年，两者都翻了一番。但包括政府的投入在内的各种高等教育经费并没有按比例增长，从而使包括研究生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种教育资源的生均配置呈急速下降之势，直接导致办学的水平和办学质量出现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经费支持偏少，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偏少，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4]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GDP（或GNP）的比重偏少。这包括了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在研发方面投入的不足。1998～2000年，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7%、0.8%和1.0%，[5]而发达国家则远远高于我国的比重，如美国为2.5%(1995)，法国为2.4%(1994)，德国为2.4%(1993)，英国为2.2%(1993)，日本为2.9%(1994)，加拿大为1.6%(1995)，澳大利亚为1.7%(1994)，新加坡为1.1%(1995)，[6]我国同期的比重却不足0.6%。这种差距使国家创新体系中三个重要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都难以获得足够的经费从事研发活动。这样一来，高校从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得到的R&D经费不多，同时许多高校的学位点又缺少重大课题的支撑，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就得不到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一方面会影响日后国家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科技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我国入世后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是不利的。
3.缺乏有效的质量评估和监控机制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除了上述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外，还有管理上的问题。我国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估和监控方面仍未能建立有效的机制，除极少数院校曾试行过淘汰制外，绝大多数院校的研究生都是严进宽出，基本上是考进多少人，毕业多少人。另外，对研究生的课程内容、研究课题质量、学位论文的综合水平、研究与实践能力等方面缺乏系统的及综合性的统一质量评价标准，使研究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从开放的国际视野角度、从竞争的角度、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审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如果我们缺乏有效的质量评估和监控机制，最终会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声誉和竞争力，不利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WTO规则框架下的竞争，也会影响我国日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二、入世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有利与不利因素
（一）主要的有利影响
在WTO的基本原则中，非歧视、公平、透明和自由竞争是其规则的核心所在。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所做的程度不同的承诺，是要借助WTO的规则，促进和加快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部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入世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放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大平台上去竞争、发展，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其有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加快办学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我国的高等教育及其办学体系，是在一个计划经济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沿着原有的模式、体系和总体架构运行，从而使人们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被固化在这一氛围中。多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阻力不断，主要原因是办学的观念问题。长期在计划的原则下办高等教育，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适应和认同了这些计划原则，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和观念就必然在人们的脑海留下深深的烙樱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在享受WTO权利的同时，又必须履行和遵守作为成员国的义务。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建立起一个在WTO规则下的大平台势在必行。这样一个平台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若不转变原有的被固化的计划经济的办学思想和办学观念，也就不可能构筑起适应WTO原则的教育服务贸易的大平台。我们既然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了承诺，就要遵守并履行义务，这样，入世对加快与WTO法则不相应的办法学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2.有利于加快与WTO规则不协调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调整
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是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WTO的基本原则是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为基石的，按照WTO法则高于国内法则的原则，凡是与WTO法则不相适应的有关贸易服务政策和法规，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必须进行调整。在现有的研究生教育政策法规中，有许多是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相悖的，如研究生教育合作办学及其学位的审批与认定、学位点的设置、管理机制、学校办学自、投资政策等。WTO的规则虽然是为规范经济贸易服务的，但其中涉及到教育服务问题，所以检讨、调整和清理现行政策法规，使其与WTO规则对接，这对高校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
3.有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水平
居然，随着我国履行WTO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发达国家及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资本必然会大量进入我国。随着高校和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国外合作办学，这些合作机构将会把各自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办学经验、培养计划与目标、课程及内容、教育技术、管理模式与方法、研究计划和方法、教学与研究人员、资金设备及其他教育资源引入我国，并与我国原有的研究生教育优势相融合，必定能促进和加快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高办学水平与办学质量。
（二）主要的不利因素
1.影响和冲击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生源数量与质量
国外研究生教育机构进入我国开展教育服务，必然会引起研究生生源的争夺战。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在研究生教育经验、质量和品牌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办学机制、办学方式和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必然会吸引众多青年去求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入世后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会日益增多，特别是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和集团的来华投资增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对所需人才必然会采取本土化的战略。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与跨国公司和集团合作及相互适应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具有较大的优势。一方面，进入我国开设研究生教育的机构，必然会引起这些跨国公司和集团的关注，其培养的研究生更容易在这些部门任职并获得高薪，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前往这些教育机构学习。另一方面，国外的研究生教育机构招收我国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到其本土学习，毕业后留在国外就业或回到国内为有关国家的跨国公司服务，或部分毕业生回国为国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不同性质的经济部门服务；由于许多单位对海外回国服务的人员更重视和重用，一般来说这部分人员也会获得理想的职位和较高的报酬。这样一种综合结果会导致更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到在我国开办研究生教育的机构或海外的研究生教育机构攻读学位，最终影响和冲击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生源质量和数量。这种影响和冲击可能造成尴尬的局面：国家重点建设的院校能招到学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可能有为数不少的一般院校会出现招不满学生的状况。
2.使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结构失衡
研究生教育的市场开放以后，随着众多的研究生教育机构介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造成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结构失衡。国外机构进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领域，在专业的设置上都会有自己的理念和策略，他们会针对中国入世后人才市场上一些急需的专业如英语、计算机、国际贸易、管理（包括MBA）、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单位展开竞争。由于这类专业存在某一阶段需求量大、投入少、回报快等的特点，符合市场经济中资本投资的要求，开办此类专业的机构增多，必然会造成此类专业人才的大量增加，最终使除个别专业（如计算机等）外，其他专业人才会迅速过剩。由于国外研究生办学机构在经验、资源、适应性、质量、品牌、机制和国际化方面的优势，他们所培养的同类毕业生会在就业市场上占尽风采，我国研究生办学机构培养的毕业生会出现就业困难、专业人才过剩的局面。这种专业结构失衡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教育资源浪费。
3.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师资队伍产生冲击
师资是办好研究生教育的必备条件，特别是大师级和高质量的师资更是决定研究生教育竞争力的首要条件。国外的教育机构或资本要到我国进行研究生教育贸易服务，其任课教师不可能全部由本土校部派遣，因为这样办学成本太高，也会削弱其本土校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和实力，得不偿失。因此，这类机构必然会实施本土化战略，即大部分教师在我国国内招聘，并许以各种优厚的待遇，如高薪、定期到其本土校部从事教学科研及培训，提供科研资金，或为科研活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资助等等。若是国外的教育机构与国内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此种状况也许对我国整体研究生教育的师资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其利用WTO的规则进一步发展到独资办学，实际影响就会较大，我国的高校将会流失许多优秀的教师，特别是年轻的高学历教师。人才流动与国际化本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在我国，高校教师的这种流动对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4.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产生影响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产生的影响，会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教育机构介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服务贸易，鱼目混珠、泥砂俱下的情况不可避免，从而产生隐性或显性的教育质量问题；二是随着我国一些教育机构研究生师资的流失，必定削弱这些教育机构的师资队伍实力，从而影响这些教育机构的研究生培养质量。
三、应对策略
与其他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入世对我国带来的利与弊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应对、化弊为利，这就要求我们对入世要有一个较好的应对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形成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文件指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促进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并提出了“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的三原则。[7]因此从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广博知识人才的重要途径、方法和手段，也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适应信息社会及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对入世的影响我们只能积极应对而不可以回避。
1.深入研究WTO的规则，趋利避害
我们要借助WTO的原则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必须深入研究WTO的规则，才可以趋利避害。由于我国对WTO的规则还缺乏具体的实践，也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因而对我国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和承诺的内涵及其影响还不完全了解和清楚。教育事关国家、社会道德、民族文化的承传、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形成等重大问题，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关系到我国的科技走向、高新技术与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及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安全等问题，深入地研究WTO的规则及其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刻不容缓。在目前144个WTO成员国中，只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教育市场协议上签了字；在开放程度上，除墨西哥、瑞典、新西兰、莱索托及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外，西欧、加拿大、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仅开放了有限的教育市场，主要局限于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等领域。[8]特别是美国，尽管其在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在考虑向外国开放教育市场时，仍然担心危及其教育利益，尤其担心是否会冲击国内的教育市常[9]由此看来，WTO的规则是一把双刃剑，研究和利用得好则趋利，反之则为害。
2.调整、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与法规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贸易活动要受WTO规则的规范和制约。按照基本原则，WTO的规则要高于我国的国内法。我国政府对WTO的承诺，是以WTO的法规为基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WTO规则的基础上要着手我国有关现行教育政策与法规的调整、修改和完善，以便使国内法与WTO的法规实现对接。我国的教育政策和法规调整、修改和完善迫在眉睫，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法规。我国已制定了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其它与教育，特别是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政策与法规也应尽快制定出台。
3.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适应性、质量和国际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三原则，反映了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研究生作为我国创新体系中重要的群体和生力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研究队伍状况、科技实力和竞争力。为提高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研究生教育必须有重大科研课题和较为充裕的经费作支持，在放眼全球的情况下，面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展研究。为此，我国既要在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方法、手段上进行改革创新，也要在研究课题、资金投入和具体的政策上给予支持，并在研究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上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4.提高教师的待遇，留住人才
我国的教师待遇近些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仍然偏低，高校吸引不了最优秀的人才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没有教师的大学不能成为大学；没有大师的大学不可能成为名牌大学，也就不可能吸引到优秀的青年就读；没有优质的生源，也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研究生和未来的大师，学校也就缺乏竞争力，这是一个逻辑的和辩证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最优厚的待遇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为己服务几乎是所有部门的第一要务，没有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提高教师的待遇，留住人才，是当今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参考文献】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653,68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2002(3):6～9
3全国研究生基本情况.教育科研参考，2002(8):4～12
4顾秉林.工程教育中的质量（发言）.中国工程院工程论坛：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工程院，2002-05-21
6刘洪.国际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536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9(1):6～9
计划经济的利与弊评价范文2
《当代财经》将部分学者的发言稿作为特稿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这次盛会的成果。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 厉以宁
关于城镇化问题，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因为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是20％的城镇化，意味着8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经过了60年，2009年达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是很慢的。何况46％当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还是农民的农民工，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办，经济学家都在呼吁，城镇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
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国那样，把农业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据将来的情况定。如果将来的人口是16亿，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意味着12亿住城里，4亿住在农村，大体是这样的情况。
城镇化率对中国将来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二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可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有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地方要扩大城市规模，我们靠土地财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靠卖土地不能解决问题，得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地方欠债就越来越多，谁来还呢?地方债务越来越多，将来会出问题。
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的公共资金、建设资金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续多年的，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说义务教育的实施，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政府也有责任要承担。还有一些资金，主要要依靠市场，比如说商业性的设施、高档住宅的建设、某些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民办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的建设，还有某些民办医院的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筹集。现在问题在于，公用事业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既不能完全靠财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公用事业方面。所以，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想出一种新办法。
我们可以考虑用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资金筹措和运用问题。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怎样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力量组合起来，然后再动员广大的民间资金，把这些资金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事业建设。这在国外是有经验的，如澳大利亚城市建设主要是依靠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资金的规模加在一起有好几百亿美元，年平均回报率在10％～14％之间，这个经验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假定我们在中国要组建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的话，建议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投入适当的财政资金，也就是种子基金。先投一部分进去，然后吸引机构投资者参加。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这样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国公共事业投资基金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基金债券的形式向社会、民间募集资金。用这样一种方式。就能够吸引民间资金从事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管理是主要问题，把资金运用得好，一开始虽然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把回报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没问题的。8％的回报率，这个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间资金进来。那么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如果资金问胚解决了，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起拉，财政负担一部分，主要是义务教育、医院等；民营企业解决商业设施、民办的教育等；公用事业将主要靠投资基金解决，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校：一诺
对整体改革理论的几点解释 周小川
我对吴敬琏老师所率领团队所进行的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简单做几点解释。
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一开始大家希望把我们见到的不同的经济体制中的优点或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比如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体性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既然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到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样做使得改革能够尽量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并在改革进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最优顺序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怎样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每一项改革的利与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约束条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时有些问题存在争论，实际上最优顺序是非常难以论证和进行设计的。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正因为有了最优顺序的讨论，使得最后可能达到一个次优的顺序，而不是很差的顺序，这也是整体性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问题导致帕累托最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好认识的，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是追求在改革进程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保持尽可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在研究和论证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出现很多反弹的情绪。
第四是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了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
(1)人的思维转变。包括人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不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对新体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这样的过
程。
(2)渐进主义。中国虽然坚持渐进主义，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今天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所以，中国在近20年中一直强调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
(3)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改革可能代价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坚持并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五，改革问题涉及到的学问，有人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经济学。我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进行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动态转变的过程。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当时在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者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我们七十年代末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数据，首先要求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不稳定，样本回归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从时间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以从横向比较中获得。在改革经济学当中要重视思维转变，因为思维转变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
第六，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两种方式。改革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体设计的特点。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两者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都有上下的结合。另外，竞争也推动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优势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在整体改革内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责任编校：一诺
中国经济的世纪增长与金融模式的选择 吴晓求
中国是全球性经济增长的大国，中国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若要维持一个世纪，我们需要什么?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维持20年没问题，也就是说从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维持9％的增长速度应该说不成问题，因为靠资源、人口、制度的优势，靠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足可以维持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维持20年的增长，更不能像日本那样，虽然日本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从地域辽阔和人口来说，不能和中国相比较。我们维持20年的增长，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我想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非常远大的目标，我想要像美国那样，在二十世纪100年中，除了6年有经济的衰退，94年都维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说维持了100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显而易见是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它能维持一个世纪-的增长，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的梦想，20年的梦想只解决了小康，想引领这个世界还不可能。
美国一个世纪的增长，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习。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产业中广泛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19世纪末期钢铁工业的兴起，冶炼技术的兴起，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普及，使美国走进了工业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计算机的发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广纳人才，造就美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个是大家所忽视的，美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和以往相比较，不仅可以通过它的开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础，就美元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化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全球的资源，通过这种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可以把风险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体系除了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外，还有非常结构化的、强大的风险分散的功能、风险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想这两条是成就美国
百年梦想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维持一百年的增长，应该学习美国，我始终认为应该学习美国，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来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否定，千万不要回到一个古典的时代，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一去不复返。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二个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遗留下来的压力释放的问题，也就是风险释放，制度的设计，只解决动力，不解决压力的释放，那会有问题的。
动力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就是科技创新，及其在产业当中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这一点毫无疑问，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迅速增长，没有金融财富金融资本迅速增长，这个国家难以维持持续性的增长。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只有实体经济的增长不见得有大规模金融的出现，必须设计与此相匹配，创造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体系，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要提供这两种战略资源，科技创新和金融资产大规模的增长机制，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的机制，不是一种资产泡沫化，要把两者之间要分开。我们在1990年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的存款只有区区3.8万亿人民币，到了今天金融资产经过20年的发展，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怀疑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国经济这20年高速增长与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提供源源不断雄厚的资本有关系，首先解决动力来源。
其次要解决压力的释放，通过金融体系的设计，让不断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我创造的名词，金融功能从早期简单配置增量资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资源，同时也要使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金融体系的升级和换代，也是进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上的作用，所以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经济的跨世纪的增长是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相信如果我们正确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国经济也能像美国那样完成一百年的增长。
责任编校：齐民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张维迎
进步需要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使得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呢?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
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想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角度给大家比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亚当・斯密的理论比较简单，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很有意义。这30年间，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了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发展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及其规模上。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的开发可能还不充分，未来如何开发国内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
凯恩斯的理论也很简单，即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靠投资，投资不行靠消费，这就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政策含义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理论角度来讲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亚当・斯密主张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凯恩斯则主张开发国内市场，增加需求成为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个比方，凯恩斯主义需求是，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市场。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产品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愿意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
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100元的消费，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理论增加的总需求可能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
我们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只有净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贸易保护有利于GDP增长，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完全是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其对经济持续增长有损害。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占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弹劾”了经济的转型。此外，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没有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好处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采取各种政策，如增加货币、贷款，降低利率，提高补贴等以促进需求。政府目前最担心的是物价问题，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2009年为了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是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盲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
责任编校：沐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 钱颖一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结合数据方面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几乎每天要谈到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特性。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不具可比性，与高收入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三个国家起点都比较低，而且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过30年，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在一个起点都较低的可比情况下，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确非常令人瞩目，遥遥领先。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第二个比较的概念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比。一是日本，从1950年开始起飞，属第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工业化；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从1958年开始起飞；第三个是韩国，从1962年开始起飞；中国是从1978年开始起飞；印度从1991年开始起飞。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经历高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周边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态势一脉相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一个亚洲整体较快增长环境中发生的。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相对于日本而言有一个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言又有一个滞后。如果把时间因素和滞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飞年作为100，将其对齐，发现各国人均收入变化趋势实
际上相当吻合，说明在增长性质上讲，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话，是不是增长就到了极限呢?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要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做比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日本较早就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这里做了一点思考，认为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即人为把1950年作为日本起飞年，因为日本是在战后1950年开始经济起飞的。但是和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战之前，日本工业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当时发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实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十年之后的水平。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这可能更有道理。从这个角度，中国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80年代末或者是韩国90年代初的水平。
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态势就更为吻合。最终经济学家要用数据说话，第一要靠数据，第二是对数据的解释。解释数据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种看法是从某一个固定年开始看，第二种看法是从改革那一年开始看，第三种是从相同的类似发展阶段来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点看。三种不同的看法会带来不同的解读。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我们会觉得过去30年的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也许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相同的规律；最后，中国今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大。
转型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等，比较窄一点的题目是转轨。转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简单的份额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另一类问题是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度量。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数据。国外的经济学家讲到政府和市场首先拿出的数字是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的指标，而且统计年鉴就有，也比较简单。中国这一比重最低点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5倍。怎么样理解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发达国家中这一比重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个特别是研究创新、创业较常用的指标，即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在和企业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册一家企业，而新加坡、纽约，即使是韩国首尔，其所需时间都少很多。
另外一个是网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关心，牵扯到大学生就业的偏好，这是人民网今年大致估计的数据。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什么，政府机关遥遥领先，占63％，国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过10％。选择职业表达出来的意愿，同一个优先考虑因素中仍然是经济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空间发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为一个数据的反映，让我们在更深层面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后是关于法制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即关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面的三个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几年确实呈现上升和改善的趋势，印度的情况因为历史不同和我们也很不一样。中国在过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特别提倡建立法制社会，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但是整体来讲有升有降，十年间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我们的经济增加了很多倍。
责任编校：沐梓关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树清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议论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确实是不合理，大家都觉得基尼系数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总之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分配领域，同时也在再分配领域，也应该说存在着欠缺。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造成了政策调节不到位，收入分配会有一些问题，以下我想讲六点：
第一，我认为初次分配最严重的问题主要还是表现在要素上。大家讲到有一些产品的问题，也有税收的问题，但是要素市场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劳动市场，其次是土地和不动产的市场。第三个是资本和金融市场。扭曲表现很大，但是核心的问题，无非是公开、公正、公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钱颖一教授所讲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场没有法制的话，就没有规则。这个问题就质疑到张维迎所讲的，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问题，要建立这个市场，管理这个市场。我想说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是相当严重的，在土地市场上也是比较严重的，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表现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经常把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资低归结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越多，所以工资越低，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以支持的，也没有多少事实可以支持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现代工人更少，在工业和交通业就业的机会更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的问题呢?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问题。
土地市场，最大问题可能是灰色区太多。资本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的市场、信贷市场，欺诈、内外勾结，投机，这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同工同酬。现在同一个岗位可能有三四个用工制度，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也有三四种工资制度做同样工作的，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个问题写到法律上来，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银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员，拿一样的工资和一样的考核办法。过去不是这样的，有银行的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还有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显然不合适，不是说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须把农民工平等待遇问题解决。农民工根据我们的了解(也不一定准确)，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险、公积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样工作的人，与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落实。第三，更积极推动集体谈判，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都应该形成组织，使这种谈判协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没有谈判的余地，为什么我说市场不正常，在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萝卜和白菜有一个要价还价机制，在劳动力市场看不到，特别是在加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看不到，因为没有组织。经常采取的方式是说，农民工表示不满的话，就是辞职，再一个爬到电线杆子上，或者跑到高层建筑上、电视塔上，威胁要跳楼，以这种方式谈工资和待遇。要鼓励实施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很有争议的事情，特别是对小企业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总体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历史上看来，最低工资制度应该说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训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问题，解决结构不匹配的问题。第六，有针对性解
决好行业部门之间工资收入过大差距的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土地和不动产市场。流转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差异极大，两种极端都有，有的给得补偿很高，很多，也有的给得补偿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区有的农民补偿给到几百万，村干部给到上千万，也有不给补偿或者补偿很少，强拆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级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就没有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非常巨大的国家，地区差别非常大的国家。首先一条是否能够明确城乡统一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现在为止土地管制问题，名义说不允许建别墅，这个禁令没有取消，各个城市始终在建别墅，始终没有停下来，名义上说很多土地不能建高尔夫球场，很多商品房开发了，在灰色地带都建起来了。规划一定要变成法律，保证农民用地。另一方面规划也应该开口子，在山区和其他的地方应该允许建别墅，建第二居所，这方面又没有允许，城里的人又不能到农村，这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承认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有长久的使用权，并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们市场规定30年甚至更多，长久使用权允许交易，同时要整理农村集体用地，在集体建设用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是服务业，也可以是工业，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许和鼓励城市居民依法合规进入农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允许去，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做法。农业用途是严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权完全可以放开交易。假定说未来20年城市化达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还是住在农村，农村应该是什么呢?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可能是大学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农民，不是说住在农村就是农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否则靠现在的农民，现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农村建起来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场，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另外一点区分情况，解决进城农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盖城乡社保体系，这是“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明确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大家觉得把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困难，你说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农民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每个月领55块钱，一年是660块钱，1亿人才是660亿，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们实施刺激计划经济相比，我们还要继续实施下去，要调结构，贷款10万亿，财政有1万多亿，财政性基金也有1万亿，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的改革，用10亿就解决了。进一步健全城乡医疗体系，实现社保全国统筹，无限制转移接续，劳动力真正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真正打通。划拨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就是压缩各种政府机关、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各种项目，包括大学，研究项目名目很多，我们聘请教授的时候，开工资和奖金的时候，数额很有限的，很多学校是这样的情况，差距拉大，允许更多的资金用于工资和奖金。过去政府机关也是这样，大量经费支出用于会议、交通，和国外央行对比，我们和人家完全相反，倒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