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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企业;信息化建设;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04-01
1 企业信息化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企业信息化是企业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企业活力,并由此提高企业效益和竞争力的过程;二是企业基于信息化的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基础设施重建、资源拓展、技术应用等一系列流程再造的过程;三是企业通过信息技术,从业务应用转变为向业务核心渗透的过程;四是企业从传统管理转变为现代管理的过程。基于企业信息化的内涵,企业信息化有如下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企业信息化强调的过程带有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企业信息化所实现的总的转变体现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构成要素的转变之和;第三,企业信息化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企业的活力,并由此提高企业效益和竞争力,集中体现于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企业员工的现代化转变。
2 企业信息化的关键要素
2.1 合理规划企业的信息化战略
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和其他事情一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具体而言,其一,从空间层面来看,由于企业信息化工作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因此,这一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不仅涉及技术范畴,而且还要涉及管理范畴,业务范围广,会涉及很多职能部门;其二,从时间层面来看,企业信息化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随着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也呈现出动态变化趋势,由此,企业信息化工作也需要紧密围绕企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不断调整,形成可持续的合理的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
2.2 使用适合本企业自身需求的信息化软件
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即使自身拥有IT部门,并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制作和研发能力,但从专业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其制造和研发能力较之于企业外部的专业化软件公司还存在差距,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构造企业信息化平台的软硬件产品从外部购买要优于内部生产,尤其是对于硬件环境的搭建、实施和维护等一系列工作,由于企业靠自身力量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更加有必要把这些项目外包给企业外部的专业公司。对此,企业可以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以充分分析和描述自身需求为前提,与提供外部产品的供应商进行有效沟通,并通过企业个性化要求答疑、供应商的产品性能演示等一系列流程来选择适合企业自身状况的信息处理系统,同时还要考虑企业自身的发展趋势,为方便信息化平台的日后升级预留一定的空间。
2.3 倡导企业全员参与
尽管企业的IT部门在企业信息化推进过程中起到了一枝独秀的推动作用,然而,信息化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涵盖了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全体员工,这就意味着,只有各个部门以及每一名员工都立足于系统观点,从全局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和主动调整、适应自己在新业务环境的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信息化的受益者,并推动企业向前发展,这同时意味着企业的信息化实施过程也是企业更新管理理念和业务流程再造的过程。
3 企业信息化视角下的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3.1 构建标准化的业务平台
构建标准化的业务平台至少可以实现两个功能,一是可以为企业业务系统提供通用的技术支持,从而保障信息资源的合理使用;二是可以为企业的各个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信息标准规范框架、统一的开发环境以及统一的信息化服务。
在这一工作中,为了避免定制开发带来的周期长、系统不稳定、维护工作复杂等麻烦,企业要确保核心平台软件尽量与具体的业务无关。具体而言,信息核心平台软件主要包括企业门户平台、工作流平台、报表工具平台以及信息平台,这些平台在日后将成为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基础,因此要保证其具有安全性、扩展性和稳定性。
进一步来看,各个平台又可以由工作流引擎、系统权限管理、系统公共组件、消息管理、报警管理、系统配置工具、数据维护管理、编码规则和系统日志管理等要素构成。在操作过程中,一是要体现出信息系统的整体构架及规划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能够反映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业务分工;二是要有统一的用户及权限管理机制,具备严密精细的数据权限,使系统能够开展安全、便捷的权限管理;三是要具备强大的业务扩展能力,使企业的各项管理、业务以及流程变革工作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快速调整。
3.2 建设内部信息门户系统
总体而言,企业内部门户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为企业领导及全体员工提供即时的信息查询服务和信息共享服务;二是为企业的各个应用系统(包括日常办公管理、企业项目管理、财务信息公布以及协同设计等各种业务系统)提供规范和统一的“企业窗口”,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三是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办公环境,实现企业的人、财、物、项目存量和变动情况的统计和分析。
3.3 建设经营管理系统
第一,实施有效的合同管理。作为市场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管理能够为企业市场开发部的合同管理人员提供合同登记、合同收付费用管理以及各种合同的相关信息统计等功能。
第二,实施有效的售后管理。客户服务质量的好坏对维系企业和客户关系至关重要,有效的售后管理能够实现对客户回访、客户请求等具体事项的细致管理,例如可具体细分到客户对服务的要求、意见、建议和投诉等,同时要及时掌握客户的联系信息、客户接触记录、客户提交资料记录以及客户接触费用等重要资料。
3.4 建设决策查询系统
第一,建立人力资源查询系统。例如,可以通过饼状图、柱状图等多种图标形式对目前企业各部门、各专业工作人员总数、岗位结构等信息进行分析和统计,从而及时掌握企业人员结构状况的合理性;还可以针对某个员工,对其以往的工作经历、目前从事的项目及岗位变动情况等信息进行针对性查询和统计,从而快速判断人员的变动情况。
第二,实现项目统计查询功能。可以通过图表、明细表以及平衡积分卡等方式向员工系统展示项目的基本信息、项目即时状况以及统计分析等相关信息。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2
“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财务管理；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制路径
一、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革新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新经济常态的出现和供给侧改革的日益深入，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变革也随之紧锣密鼓的推进，其对事业单位经济活动乃至宏观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正向促进效果，经过文献梳理和实证案例经验总结，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旧版本”相比较，其主要的变化概况为以下几点。首先，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明显的比其原先的会计制度的范围大许多，原先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事业单位的各个行业和经济类型划分相当明显，其导致的结果是会计计量的口径指标比较混乱，而新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鉴于当前事业单位各行业的日渐融合而将其各个类型的行业会计计量口径标准化，范围扩展化；其次是还添加了相当部分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内容，以积极的解决新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更高要求，使其核算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细化，一定程度上也更加真实的反映事业单位的财务资金的运转情况，也使其单位财务资金的使用和核算更加合理和实际，也响应当前政府简化审批的号召，进一步提升了事业单位工作效率；再者，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一个明显变化点是更加突出会计质量的核心要求之一的实质重于形式的特征，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传统财务会计制度的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同时将实质重于形式的法条和规则直接纳入会计制度的规定范围内，对事业单位各类型资产的管理和归属进行了细化、完善和强化，更有利于资产的管理。在上述重要总结点的指导下，有必要对当前我国部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难点和制约点进一步梳理和剖析，为提出可行的规制路径，筹划出可行的参考建议，以此最终实现事业单位高效运转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瓶颈
首先，鉴于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核算和适用范围的拓宽，也更加精细和规范化，短期内事业单位相关财务工作人员很难转变和更新财务管理意识，理论素养和综合素养亟待提升，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系与当前的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很难交融，与实际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脱节，财务管理意识边缘化现象突出。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仍难以摒弃长久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约束下事业单位财务观念的诟病，加之目前反腐廉政力度的加大，有相当部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过于死板而墨守成规，不注重实际和变通，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成为主标杆，抱有不扩大事态少为事的想法进而导致对财务管理工作框架的改革和变化，如何使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与当前的实际环境相融合而置之不理；其次，会计核算内容的增多和细化，导致一方面财务工作人员理论知识的急需“充电”，另一方面是财务管理制度由于滞后性而出现不完善的情况，这是由我国事业单位长期计划经济和传统集中支付体系的约束导致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变革较为缓慢，严重束缚了财务管理职能的施展，最终导致财务管理水平提升的迟滞，特别是财务预算这一财务管理的重头戏容易出现问题，重点体现在不少事业单位对整体财务预算核算和管理整个过程的不够重视，严重制约着资金使用高效合理性这一财务管理的重头戏；我国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瓶颈点上需要关注的是资产管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和货币资金两大方面，在固定资产方面主要是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过渡期内衔接的不通畅，比如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要求对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进行折旧，并且明文规定了相关方法，但是不少事业单位仍用原来的会计科目核算，根本未设置专门的累计折旧科目等，在货币资金方面看主要是内部控制上的不规范和缺陷。
三、加强和完善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规制路径
(一)提高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和机构部门的财务管理的意识，加强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整体水平，尤其是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框架下，首先必须重视新鲜血液的注入，紧随国家政策的变化，从思想根源上树立和变革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意识，事业单位要加大单位文化的改革力度，鼓励和促使相关财务工作人员消除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而是要时刻关注经当前经济政策的不断变革和调整，与时俱进的调整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使财务管理工作与制度镶嵌，与现实经济环境相融合，关注财务管理策略的使用和调整，进一步革新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此外，参照相关标杆企事业单位，牢牢把握和进行财务管理框架的重塑，首先要对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的调研梳理，然后要依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本单位宏观整体层面上进行合理的规划，主导方向必须明确。最后，不间断的对本单位相关财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财务管理知识的输入和更新成为常态化机制，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事业单位要加紧构建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执行体系，务必以本单位的长期发展为出发点，延迟财务管理制度与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脱节的情况，在新的财务管理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要以各利益相关方最大平衡点为着力点。与此同时，对先前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识别、挑选、测评，以此去旧换新，最大限度的保证财务管理制度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二)着力构建和塑造全面预算体系，优化财务预算的各个环节，强化资金的规范运转
资金的运转是否规范，使用是否高效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乃至任何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关注点，财务预算的合理与否是资金高效使用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构建新形势下全面预算体系，充分优化和融合财务预算的各个环节。在全面预算编制上，事业单位必须根据各个部门据实考量和规划，以单位资金合理高效使用为着眼点，对各个单位的具体预算规划进行详细的编写和测试，也要注意相关预算制度的规制和引导。在预算审批上必须引入内控措施，尤其是在重大预算项目上审批的权限等方面，最好采取联审联批的方法，严禁任何个人擅自更改。以此保证极其重大和重要的事项的可行性和公正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紧抓成本控制，预算的执行严格按照预算方案进行，不可随意根据个人意愿变更，有限度的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在争取相关监督部门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调整，但是必须做好备案，较好的掌握财务预算执行中灵活性的尺寸。在预算绩效的考核方面，塑造合适的考核和奖惩体系。基于最大限度增进员工福利和利益以及事业单位自身经济利益等双向利益线为中心点去重塑绩效考评体系，做大考核结果公正，考核过程透明，考核奖惩公正。
(三)建立和完善事业资产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首先事业单位对本单位的资产着实建立一套适合自身情况的财产保护体系，对于本单位资产的流进、使用、报废等各种情况实行统一口径的管控，同时加大从内控和外审两大角度构建和完善事业单位的财产监督的力度，确保财产的安全性和减少非法流失，最终建立起常态化而全辐射的监督机制，通过管理和监督两大主要手段加强和完善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力度。
四、总结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个事业单位的指引和支持，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以及新经济常态下，事业单位急需以新经济环境为导向进行财务管理体系的重塑，使之能够满足当前事业单位自身乃至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急需依据现行的会计制度对本单位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以资金和资产管理为核心的整顿，同时反过来也就是在实践中完善和深化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管理制度，以此促进事业单位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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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38-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对我国经济协调性和持续性的关注和忧虑，并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蔡、都阳、王美艳，①王小鲁、樊纲、刘鹏，②钞小静、任保平③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测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分析。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够看到，区域经济增长来源于两部分――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不仅是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区利用后发技术优势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进步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区域科技进步的指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释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收入差异、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因素。刘国光、李京文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志刚等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④在具体测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结论认为在研究时段内，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率约为0.02%。⑤王小鲁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我国自1953～199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而1979年至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6%。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王志刚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呈现由东部到西部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相同。而彭国华、李静、郭庆旺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我国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此外，在学术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也常用来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庆旺和贾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吴磊等。
纵观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几个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由整体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首先，在初始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时序下我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其次，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逐步选择以板块、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赵伟、马瑞永对我国自1980～2003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赵伟、马瑞永、何元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基于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5年第7期。金相郁对1996～200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经济评论》2007年第9期再次，近年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转向对特定微观主体的研究，例如特定行业、城市以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陈丰龙和徐康宁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王兵、朱宁选择我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王兵、朱宁：《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第二，在研究时段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选择性的特点。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段一致性等因素的考虑，当前关于国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多选择改革开放后作为研究时段起点，如支道隆、李京文、郭庆旺和贾俊雪、郑京海和胡鞍钢、李斌和赵新华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国以后的整体时域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时段的起点选择至1952年，如舒元、王小鲁、张军和施少华等。但是纵观这些研究，其所处的年份均较早，而缺乏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与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关于研究对象及热点的变化相关，从而导致上述研究的时效性受到影响。
第三，在研究结论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一致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其中，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表现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驱动为主、技术驱动不足的问题，可见张军、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邓翔和李建平、邓翔、李建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傅晓霞和吴利学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等的研究；而研究结论的分散性表现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面。而这些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因此，选择较低干扰性和较高仿真性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尽可能优化的测算方法对于科学、真实的研究结论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上述对于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可知，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对于建国以来整体时间段下我国省域及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数值估算及演进分解的研究较少，且在现有研究中，由于在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1952～2012年为研究时段，分别以我国整体、四大板块以及各省域为研究对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通过时间及空间双重视角对其收敛情况进行评判，进而结合宏观政策演进的视角对存在特征及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解
在现阶段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研究中，常用测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罗残差法以及基于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法。而上述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罗残差法应建立在完备制度的假设基础上，生产函数法则难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备的分析变量。此外，格罗斯科普夫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均建立在研究单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设之上，其会导致估算结果有偏。Grosskopf， S.， “Some R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no.20， 1993， pp.459-474.
因此在本文中，将采用承认无效率存在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来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能够区分增长来源于技术的进步还是效率的提高，而这样的分解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测算能够提高估算结果的自由度。岳书敬、刘朝明：《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本文以1952～2012年为研究周期，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8个省在研究范围方面，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海南的数据，并将1997年成立的重庆市数据划入四川省进行计算，最终选择我国28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计算的数据均来自于各省份统计年鉴，计算过程借助DEAP2.1软件，计算出1952～2012年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测算结果。可知，自1952～2012年，我国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1%，就其分解结果来看，技术变化上升了02%，而效率变化上升了1%，其中，纯技术效率上升了08%，规模效率上升了0.2%（见图1），说明我国近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而从时序层面的变化演进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变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是1952～196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规模效率保持持续增长，主要由于建国初期，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重工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间技术水平的低位拉动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1962～1976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的趋势，而波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交替变动，其可能的解释是在等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政策导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三个阶段是1976～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平稳上升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均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而规模效率变化在1990年之前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调拨的资源配置形式阻碍了规模效率的提升，而在1990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从而促进了规模效率的提升。此外，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以1998～1999年的变动界线，即在1998年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较高位增长，最高的年增长率达到15%，而在1999年之后，则进入了平稳增长期，这与郑京海、胡鞍钢、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金相郁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经济评论》2007年第9期。的研究结论相近。
同时计算出我国部分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变化情况的结果表明，1952～2012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为6.8%，其次是浙江、北京、天津，增长率分别为5.7%、4.8%、4%。而上述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已经逐步开始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后发优势，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省份为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山西、宁夏、内蒙古。纵观上述省份，除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区。这主要是源泉于历史发展条件、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战略等因素，使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率先发展地区。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部地区进行了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资源等多层次的要素输出，影响了本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区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国的资源大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结合本文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到，这些省份在依托资源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能陷入了“资源的诅咒”的困境。
为了更明显的表现出我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下文分别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部地区作为四个决策单元（DUM），用DEA方法测算1952～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第二阶段是1979～1999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的趋势。发散的速度约为00457。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背景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并在经济体制方面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具有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励生产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军工企业及科研单位，由于机制限制，无法对当地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贡献。致使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出现较大差异，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便呈现出发散的趋势。
第三阶段是2000～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发散的趋势，但相对于上一阶段而言，发散速度有所提高，达到0.0871。在这一阶段中，宏观政策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已经全面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而东部地区通过要素集聚和规模效应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国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1999年我国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板块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以两江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通过本文的估算能够得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发散的趋势，且发散趋势有所提高。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策扶持下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式的要素投入，属于外延式、追赶式的发展方式。而要形成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的比较优势，以促进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突破口，促进实现内涵式和跨越式发展。
2.空间视角下的全要素收敛性分析
为了尽量降低初始发展水平差异对于收敛估算结果的影响，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类型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和变动状况，本文采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思路，对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研究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在此，分别对整体研究时段和分阶段研究时段两个层面对上述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研究时段来看，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未表现出收敛，即呈现为发散状态。这表明，在四大板块内部各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不断提高。而就发散的速度而言，东部地区发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内部省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增幅最大，说明东部地区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第二，从分时段来看，在1952～1978年中，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西部地区则呈现收敛状态，但显著性水平为12.8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979～1999年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区最小；在2000～2012年中，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东北地区则呈现为10%显著性水平下的收敛趋势。在上述分时段的估算结果中，虽然中国各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绝大多数时段中呈现出绝对β收敛，但是在分时段发散速度的演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变动规律，即东部和东北地区都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提升的趋势，特别是自2000～2012年间，中西部地区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是区域的科技进步，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陶长琪、齐亚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对于这一估计结果表示的规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作为建国初期在轻工业和重工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过建国六十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发展，现阶段已经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2000年国家陆续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经济增长极。但是由于不同区域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扩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利用曼奎斯特指数法（Malaquist指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并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两个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进而描绘其变动趋势及特征；其次，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对我国省域及四大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并结合宏观政策背景对可能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就我国整体而言，从整体研究时段进行分析得出：自1952～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分阶段进行分析得到：在1952～1962年、1962～1976年以及1976～2012年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52～1962年为规模效率提升期，1962～1976年为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交替下的波动期，1976～2012年为技术效率拉动的平稳提升期，但其中存在1990年左右与1998年左右两个突变节点，这些变动趋势反映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经济体制的变动及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切合，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市场调控范围和力度的减弱，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5
[论文摘要]根据循环经济的理论内涵，通过对煤炭企业发展现状的论述，分析出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找出政府在此背景下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首先出现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简称3R原则）为原则，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把“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其中减量化（Reduce）是指在不减少产出的前提下，通过在输入端消耗较少的资源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再利用原则（Reuse）是指在生产的过程中对于各种中间产品和废弃物应当尽量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对于各种包装用的容器应当尽量反复使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以污染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把废弃的资源重新投入循环，使其变成可以重新利用的资源。循环经济是对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经济模式转变的结果，通过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模式，使人们将逐渐改变过去只注重高消费，而忽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理念，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发挥。
二、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煤矿企业安全成本长期投入不足，矿难频发。
（二）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三）煤炭资源储备严重不足，众多企业将面临无煤可采的局面。
（四）开采水平低，浪费严重，对我国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出重大挑战。
（五）煤炭企业科研投入水平低，竞争力不足，制约大企业集团战略的实施。
三、循环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假设有两个：一是参加博弈的双方都必须是理性人，在参加经济活动中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判断，并作出理性选择；二是参加博弈的双方都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这里我们首先假设政府和企业对对方都拥有完全信息，同时决策的制定有先后顺序，而政府一般处在优先的位置，这主要是由政府掌握的政治权力决定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选择先行动，制定还是不制定要求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煤炭企业然后进行选择。
假设政府在不对煤炭企业进行规制的情况下社会收益为m，煤炭企业的收益为n；但当政府选择规制时社会收益则变为a，煤炭企业此时选择接受规制则收益变为b，选择不接受规制则变为d，则相应政府规制的社会收益变为c。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博弈有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分别为（制定，｛不遵守，遵守｝），（不制定，｛遵守，遵守｝）。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政府会首先选择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制，此时企业便只存在遵守还是不遵守两个选项，它此时需要比较b与d的大小。如果b>d，那么企业便会选择发展循环经济；但如果b行政处罚甚至法律制裁，另一方政府制定的优惠措施也很难得到，反之便可以享有相应的优惠措施，那么不遵守的机会成本便变得极大。最终，企业便只有遵守这一个选项，此时政府的社会收益与企业的私人收益均实现最优化。
四、政府在促使煤炭企业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中的路径选择
（一）改革官员政绩评价体制，推行绿色GDP核算
制度经济学认为，理性化的制度通过社会行为规则和社会心理机制，改变人们的行为预期，而主体只有在从变迁中获益的情况下，才去尝试变革制度。这意味着只有改变过去的官员考核方式，使地方官员在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依靠自己较优的政绩来得到最大收益，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对官员进行考核时，应该把绿色GDP作为主要的考核标准，使他们真正树立起环境保护的观念。
（二）完善循环经济技术支持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煤炭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不但要依靠自身的科研力量，还要积极吸收社会科研部门的研究成果，把它们消化吸收来为本部门服务。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扶持政策，牵线搭桥，将掌握技术的科研部门与需要技术的企业联系起来，可以采取企业提供科研经费、实验场地，研究所提供技术的模式，这样便可以使社会的技术潜力真正满足企业的真实需要。
（三）探索建立煤炭期货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的。煤炭期货市场通过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以及流动性的标准化合约转让，能够反映煤炭市场的供求，并起到价格发现的作用。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信息可以合理的调整生产，政府通过价格信息的反馈作用也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从而使煤炭市场的供求达到平衡。
（四）提高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认识
企业在宣传循环经济中无疑处于主体地位，通过积极开展绿色营销，使全社会对于循环经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自觉地参与到使用绿色产品的活动中去。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促进措施，搞一系列的宣讲活动，使公众的绿色消费倾向真正建立起来。只有公众普遍建立起绿色消费倾向，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发展中来，企业才能获得一个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才能更积极投入循环经济的建设中去。
（五）创建有利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有利于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在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产权不清严重制约我国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因此应当在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依法建立矿业权的招标、转让制度，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应当明确国有煤矿的所有权，科学监管，使循环经济制度在煤炭企业中真正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唐荣智等，论循环经济及其法律调整[ J ]，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1)
[2]罗筠，绿色GDP 绩效评估体系遭遇困境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J ]，经济政策，2008(1)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