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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1
众所周知，资源、人口、环境、发展的难题既是自然科学的，也是社会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协调四者的关系，维系它们的平衡令我们绞尽脑汁而焦头烂额。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人口是可控的，人类居住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然而应该有序的。那么，在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很好地控制人口，改善居住的环境，实现最大的发展的问题上，其实质是一个人类文化走向的问题，即人类未来的发展要朝着一个正能量和进化论的方向前进的，那就是越来越美好。因此，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美学的问题，即追求人的生命美化的美学，如何为人类未来的前景描绘一幅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和鸢飞鱼跃的美景。那么，这个生态学的问题又回归为一个美学问题［3］。如果建立如此的理论体系，站在了这样的理论高度，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文化还是产业，也还是文化产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都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话题。从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很多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如何在生态学的视域下，建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呢?一是只有做好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做到环境的保护利用。文化建设尽管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必须依赖自然资源，甚至要靠损耗、耗费，乃至耗尽资源来发展———当然，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乃至恶果就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被破坏。然而，近年来，在打着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城市规划的旗号下，一些地方随意立项、恶性竞争，破坏性的保护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大量浪费文化资源，像采矿一样滥采或者盲目开发、过度开采，竭泽而渔，不计后果。我们知道，对于文化资源就像对矿产资源一样要利用，要开发，如果不利用就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但滥采是野蛮行为，只能破坏资源的整体价值。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稀缺资源，容不得半点大意，更不能胡乱开采。它们所处的地方也往往是自然风景区或人文环境处，一般而言是无法再生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眼前的一丁点利益而断送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前途。二是只有调整目前的局部利益才能收到长远的全局效益。由于我们国家文化资源的管理权限，分布在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旅游资源属于旅游局管理，体育资源属于体育局管理，传媒资源在广电局，艺术资源在文化局等，造成政出多门，各个部门都看到的是目前的局部利益。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经济一体化、信息快捷化的时代，所有的文化资源其实都是一个整体。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互相打架，常常有一些单位或部门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相互争夺各种文化资源，要不就以自我为中心实行地域保护;有些文化开发单位满足于小打小闹，不思进取，浪费文化资源，既缺乏公平竞争意识，又没有相互合作精神，为了蝇头小利可牺牲全局大利。三是只有强化产品的质量意识才能扩大产品的营销数量。质和量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定的量变产生质变，对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而是恰恰相反，只有树立了质量意识，具有了竞争优势，形成了品牌效应，才能逐渐扩大规模，举一反三，连锁加盟，实现整体效益的提高［5］。但事实是有些文化企业只片面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把庸俗当好玩，把低级当个性，把搞笑当幽默。如在娱乐节目中，有的主持人扭捏作态，随意调侃，自作多情，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文化产业首先重在产业的文化内涵，必须走以提高质量来换取数量的路子，否则，损害的不仅是眼前的文化产业，而是长远的文化事业。
二、循环式的效能观
“任弱水三千，我一瓢饮之”是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表述，“一滴水反射太阳的光芒”是现代科学的形象性说法。这就是“以少总多”观念，它们共同说明的既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典型理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状况。即是说，一次性投入的资源不会随着使用的完毕而成为废物，而是将剩余的物质，或者投入本身产生的成果，再一次作为新的资源继续发挥作用，如此不断地使用，在循环生产的概念中没有传统意义的废物，而是变废为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指我们在生产系统过程中，用最新的循环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线形模式。这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并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相互和谐。文化产业由于几乎不耗费自然资源，不但可以重复生产，如现代出版印刷、风情歌舞表演、影视艺术播放等，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如广播电视、网络通讯和旅游观光等，因此，它比工业生产更具有循环式的效能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从传统的一次性的单一资源的开发，如历史文物和遗址、自然风光和景色、民间习俗和工艺等，转向多次向和多元化的复合利用，由一种资源衍生出相关的资源，由一种产品演化为更多的产品，形成所谓的有机产业链。在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中，文化产业是其中的核心产业，起着引领市场的带动作用。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业服务领域，如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加上三网融合，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高。目前，在国内著名旅游景区兴起的大型实景歌舞表演，就较好地做到了资源———开发———效益———新的资源的循环式效能。如由杨丽萍任总编导、阿宝任艺术总监的《云南映象》，给我们呈现了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云南民族风情。我们知道，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情，将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搬上舞台，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不仅带来了审美体验，更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一是实现了杨丽萍个人艺术生命的循环延续———完成了由舞蹈到编导的转变，从而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永驻;二是实现了民族风情向艺术表演的循环延续。随着云南旅游的日益火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而这台常年演出的节目，促使这些年轻的民族后生更好地延续自己的传统。这方面，张艺谋策划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还带来了当地农民产业的转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化产业而扩大至广义的文化经济。
三、和谐性的价值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天人合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一幅人与社会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身泰心宁，顺其自然，这是一幅人与自我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和谐———人与自然及其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及其他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其内心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说:“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谐中的对立不是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同相成。和谐性是在和谐基础上升华而成的辩证性、转化性和恒久性。可以说，和谐与和谐性都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生态学视域下文化产业和谐性发展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化”:一是资源的优化利用。从和谐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情况、生产要素、资金流动和生产主体产品的完成，再进入流通的环节，最后被消费，其间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到管理者的实施运作，都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需要，进行恰到好处的资源调配，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和谐性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荣辱与共，人与自然互相依赖，人与人互相信任，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就充分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片面理解。很多地方在争夺名人故里，就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其实，名人的出生地只能有一个，而这样无休止地争吵的结果，已失去了对名人的应有尊重，纯粹沦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一种炒作。二是市场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独到的魔力。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调节的盲点，如对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看不见的手”是一根失灵的杠杆，需要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这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和微观调配。我们要吸取过去发挥的行政干预文化市场的优势长处，又要避免纯粹的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和产品的自然配置，研究与探索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文化市场体制，做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比翼齐飞。还是以“名人故里之争”为例来说明市场的优化配置。关于“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先后有湖南、贵州、云南在争夺。其实，古夜郎的核心虽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但它东至湖广，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达东南亚各国，地广数千里。与其争夺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不如好好开发本地更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系统性强、特色鲜明的地方旅游文化市场。三是效益的优化实现。文化经济学的资源优化利用，不仅要看到交易，更要看到效益，不能“只赚吆喝不卖钱”，这个效益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所有参与文化产业活动的人的归属感、成就感、荣耀感。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经济要着眼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文化企业，不能只看见眼前利益，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的今天。因此，文化企业和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员应该具有全局观念，不能为了部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可行规划，合理开发，精心布局，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3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 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8】转引自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2期
【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2】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4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新农村社区；绿地；生态
1. 景观生态学理论概述
1.1 景观生态学。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景观生态学成为一门建立在生物学和地理学基础上的综合学科，研究不同尺度人地系统的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联系、动态发展过程及系统稳定的对策的。与传统生态学研究相比，景观生态学更加强调空间异质性、等级结构和尺度在研究生态学格局和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学系统的影响，尤其突出空间结构和生态过程在多个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关系。
1.2 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
（1）斑块的基本原理。按照起源可将斑块（patch）分为四类：干扰斑块、残余斑块、环境资源斑块和引入斑块。斑块的基本原理包括：斑块尺度原理、斑块数目原理、斑块形状原理、斑块的位置原理等。
（2）廊道的基本原理。简单地说，廊道（corridor）是指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地带。廊道可以是隔离的条状地带，几乎所有的景观都为廊道所分割，同时又被廊道所联结，这种双重而相反的特性证明了廊道在景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廊道在运输、保护资源和美学等方面的应用，几乎能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每一个景观中。
2. 景观生态设计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
2.1 景观生态设计的整体性原则。景观设计的真正内涵是指通过对环境设计使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共存。它对于满足人的需要包括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它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环境艺术，涉及环境工程、生物、社会、艺术等众多学科。既是诸学科的应用，也是综合性的创造；既要考虑到科学性，又要讲究艺术效果，同时也要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景观设计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营造适合人类生存的和谐自然空间。
2.2 景观规划设计的趋势。
2.2.1 以人为本。人是景观规划设计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归宿。西蒙茨自称是尝试着把所看到的精彩景观规划设计作品提炼成为基本的规划与理论的第一任，它用富有诗意的文笔描绘了人们置身其中的体验。结论得出景观规划设计的主题服务对象时人。在景观规划设计中，我们喜爱保持自然地现象，并且是受到我们人类的本能驱使。合理规划，理解人类的这些本能，既能区别人鱼动物的本职，也能得知人类渴求美的心理。人们在以来自然地同时，还可以认识自然地规律，并且顺利的改造自然。
2.2.2 文化立本。社会环境因素，人文因素是景观规划设计中的灵魂。景观规划设计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对于景观规划设计业呈现出极大地异质性。
2.3 新农村社区中的村落景观要素。村落景观要素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构成要素：建筑环境景观要素；农耕文化生存景观要素；非物质文化要素。三要素相辅相成，丰富地演绎着乡村旅游景观的广阔内涵。
2.3.1 建筑环境景观要素。
（1）乡村范围及周边自然环境上，基本上保持着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体现出人们常说的“大尺度的生态环境”。
（2）住宅周边环境。村落民居四旁通常都进行了绿化，一般有古树、小溪等，同时与树木、菜地混为一体，也是我国山水画的传统主题，居住环境十分优美宜人。
（3）住宅和室内环境。传统村落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而建筑风格也因地而异。不同民族之间，在山区和平原之间都有极其明显的差异。这些传统的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这些具有民族和地方风格的建筑，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成为重要的乡村旅游景观。
2.3.2 农耕文化生存景观要素。农耕文化生存景观实际上更多还是以人类生存环境为中心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农耕文化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片黄土地上，景观各异的生存痕迹记录着人类前行的脚步，彰显着人类无穷的智慧。自然、历史、人文诸方面因素推动着社会前进的车轮，景观的发展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人类对生存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农耕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在谋求生存过程中的多种多样的农耕文化景观。
2.4 新农村社区景观规划的误区。
2.4.1 脱离个性特征。盲目跟风和照搬经验在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前期，本可以吸取一些他乡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直接搬用套用他国经验，或者盲目跟风部分发达地区农村建设策略的现象。
2.4.2 城乡等同化。一些人认为，新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要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于是样样学城市建设，大搞拆村建居、大搞农村规划、大搞基础建设及硬化工程的现象到处可见。我国的农村村落由于长期处于无规划指导的状态，原有村容多数不大整洁。要建设新农村社区，提高农民的居住环境水准，的确需要专业规划和指导。然而在诸多村镇，简单地把农村规划理解为就是从平地上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居住区，导致农村居住区景观与城市住宅区景观毫无区别，丢失了农村特有的景观空间格局。我们搞新农村社区建设，追求的是城乡等值化，而非等同化。
2.4.3 经济建设破换景观环境资源。建设新农村社区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社区，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
水平。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关键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农村经济，大力引进省外、国外资金，在农村兴办企业建设。这一举措的确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增加农民的收入。
3. 新农村社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设计方案的主旨在于能够对于当地进而进行全面的组织和设计，从而达到以下四个基本目标：
（1）人性化：景观设计方案的特点在于运用景观设计的基本元素，在充分把握场所精神、历史文脉、人体尺度的基础之上，注重景观形态对人的心理感觉的影响，从整体规划的高度进行设计，将方案的各个部分融合在一起。
（2）高品质：景观设计的标准要求层次高，突出景观的生态效益，以利于形成环境优雅、美观和谐的个性化生活社区。
（3）简约性：简单、易行是贯穿设计的主线。有意识地对景观设计的要素进行简化处理，包括形势与空间的简化，在满足社区功能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能够满足和促进居民利用场地进行活动的设计，借以加强让你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4）乡土化：无论是硬景的石材还是软景的植物都尽量使用当地物材。我们在景观设计中都要尽可能地采用乡土耐用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合理运用，使整个社区景观设计更增添乡土气息。
4. 小结
村落景观要素是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作品，体现了乡村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村落文化一直以它特有的朴实、宁静、和谐的意境存储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建设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是一个重要课题，有着自身特点的村落文化景观的农村对发展新农村旅游有着重要优势，有利于把新农村建设向深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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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闾海. 新村规划中的特色塑造研究――以睢宁县两个村庄规划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2011，（4）.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5
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生态学试图超越的是“存在于历史理论和地理－生物学理论或假设之间的二元论现象”（14）客观上要使文化（culture ）和自然（nature）这两大主题和传统（traditional Marxism）的社会劳动主题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的方法论模式的探求，即就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
奥康纳在对传统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的分析中，认为其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和文化的方式问题。”（15）
针对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和资本的拜物教的理论之外，并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奥氏指出，“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16)，进而他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即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组成；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因为生产力不仅包括总体上的活劳动，而且还包括劳动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并且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因为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具有客观性，奥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举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全球跨国资本重组的趋势；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因为财产范畴具有文化意蕴并且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方法是受致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他以日本企业文化重责任感和美国企业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来说明这一点。至此，文化主题(cultural subjects )生态学历史观中被凸显出来，文化主题在生态学历史观中的地位的提升，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历史观阐释“科学性”努力方向的一种“重构”。
至于自然主题，奥康纳直接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17）他认为，传统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成功论证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却“边缘化”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正因为这一点，奥氏将马克思定位于“前人类学”的话语言说，并未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奥氏对马克思的定位和自然主题的彰显，对于我们反思传统解释框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着“主客二分”倾向，有可借鉴之处。）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以协作为介入点的。他认为，传统的历史观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之所以被忽视或弱化，是因为源自协作未被全面理解（例如：协作所应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统中的“协作”内涵）而被单方面处理。传统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理论倾向，在这种观点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即“技术决定论”；而受卢卡奇和西方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角度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即“权力关系决定论”（这种观点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奥氏则认为协作应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即由技术、权力关系、文化和自然“四因素”决定，进而将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生产关系内的变化引起协作关系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并指出协作本身既有量的维度又有质的维度：协作量的维度即协作的规模，这一维度在现时代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全球协作分工模式的形成；协作质的维度是指用历史的、具体的方式把劳动活动和生产过程中的的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力量形式，以及反抗这种力量的形式，《理由》中是以罗马银矿协作、封建庄园协作和资本主义早期工场协作来说明三者不仅有协作量的维度区别，更有协作质的维度不同，并推动生产力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劳动是传统历史观的主题。《自然的理由》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交互作用，社会劳动则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物质性的临界面”，并指明了社会劳动的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功能：社会劳动的客观功能是指创造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客观世界；社会劳动的主观功能则是建构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以及对新的人类物质活动可能性的二重影响。至此，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成为生态学历史观的三大主题。
四、核心理论：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核心是从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展开的。他认为马克思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把它视为与社会基础相交织在一起的，无疑还处于“前人类学”的阶段，因此，“由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18）（着重号为引者加）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在生态学的历史观的视域中作为建构者的地位的“丧失”。奥氏将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表述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19）
奥氏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不具备充分文化性的同时，认为它在唯物主义的维度上也不彻底。由于马克思对自然的自主性的忽视和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奥康纳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自然具有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这种自主性源于“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模式以及气候的变化”（20）等自然界的“弱规律性”；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与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性，《理由》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举了中小财产所有制在哥斯达尼加比中美洲其他诸国更为适宜，是源于该国的地形的特征。因此，他更进一步修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观点，自然界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合作者。
奥康纳的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是站在现代人类学的立场上，凸现了文化实践的作用；他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针对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笔者认为，文化维度在传统解释框架中被忽视了，对“重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自然维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重构”并不是指认奥氏本人力图通过对生态学的研究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可能用后现代话语“消解”更符合作者真实本意，因为生态学理论生长于后现代语境中。）但这种“重构”，在奥氏的思想架构中又是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学决定主义”作了严格区别，从而为在实践中走向生态学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并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方法论原则。
生态学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同时，传统中社会劳动也被“重构”：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21）（着重号为引者加），同时社会劳动又被赋予了自然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之上。”（22）（着重号为引者加）。在被“重构”的社会劳动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使得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成为客观事实，但文化和自然二因素的结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奥康纳的政治理想认为，单一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绿色政治和单一文化生态学导致的单纯红色政治，应该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被扬弃，作为“红”“绿”结合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应走向前台。
在《理由》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和自然”中，奥康纳对生态学的制度理想——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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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Ⅳ 、2、3～4、50、1、49、5～6、50、51、51、51～52、11、61、61、62～63、72、72、9、77、77、439～440。
Culture，N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
——the "Reconstuction" of Histotical Materialism
introduced by Ecological Marxism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艺术管理教育 生态系统 整体观 “内稳态机制” 开放性
21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产生了严重威胁。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一种新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正在逐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①的观念逐渐取代了长期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同时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
生态学者罗尔斯顿曾指出，“生态学”其实是一种“自然的信念”和“人们的义务信念”，它不只提供“生态知识”，而主要提供“生态智慧”。②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艺术管理专业教育在国内经历了近10年的发展历程，但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培养高质量的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如何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方面建构合理的教学环境等，这些问题也一直是艺术管理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点。尽管不同院校在教育实践中都进行着各自不同的努力，近年来也确实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管理人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与学校教育产出，无论是数量与质量上都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因此，从生态学的视野观照艺术管理教育就是借助“生态智慧”优化、建构良性的教育生态环境系统，为当前的艺术管理专业教育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一、建立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的整体观
生态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系统之间、各生态因子之间的整体互动与平衡发展，基于这一理论，将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置于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中，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点探讨艺术管理教育，建立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的整体观，是艺术管理教育生态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
艺术管理专业教育是在全球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在英、美、德、法、澳等发达国家艺术管理学科的历史已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同国家因其不同的社会架构、文化管理体系而形成的文化艺术管理模式各不相同，较为典型的如英国的“一臂之距”模式，是中央政府部门在其与接受拨款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之间，设立一级作为中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负责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文化拨款的具体分配、协助政府制定并具体实施政策等，几乎每一个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公共文化机构，负责贯彻涉及本领域的文化政策和分配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拨款；美国的“无为而治”，即主要依靠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管理；法国的“中央集权式”即政府文化主管机构——文化部统一对全国的文化事业实行直接管理。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艺术管理模式不同，教育的形式、内容必然与该国的管理模式相符，学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才能作为新鲜血液再补充到相关领域中。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到具体的产业化运作，经由学校教育为产业提供人才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文化生态不仅左右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同样构成了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的环境。然而在国内现有的产业链条中，教育与政府、行业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学校的培养过程显得有些“自说自话”的倾向。极少的学校中有较为全面的教学模式，如北京大学的“全互动”教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教师团队包括40%的学者、10%的官员和50%的企业家，③这一教学模式为政府、行业、教育三者的平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利于形成生态的稳定、平衡与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社会系统是由不同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教育生态系统作为其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着自身的特性与功能。教育的本质功能是育人，即促进人的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作为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追求的目标。现代教育应有“四大支柱”，不仅要教学生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更要教学生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生存。④因此，在艺术管理专业教育中重视每一个个体，发挥“人”的主体价值，提升学生的“生存能力”，从过去强调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到强调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是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当今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下，艺术管理行业本身也在经历巨大变化，学校教育如何适应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变化，就需要我们对自身定位和改变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的整体观，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视野看待学校教育，建立社会—学校—人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生态关系，学校教育一方面主动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文化系统生态需求保持一致，和谐发展；一方面重视人的培养，以培养学生“生存能力”为出发点，提升他们适应、改变环境的综合能力，才能不断保持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二、完善艺术管理教育生态系统的“内稳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