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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1
在部分建立了专利制度的国家。只要经专利权人许可,将他(或他的被许可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投入了商品流通领域,则这些产品的“再销售”,这些产品的使用方式,均不再受专利权人的控制,即专利权人对它们的独占已告“穷竭”这就是。“专利穷竭”(Exhaustionofpatent)制度。例如:买方买下一台取得专利的载人汽车后,卖方无权禁止他用这种车去载货;买方不准备再使用这台车时,卖方无权禁止他转售给第三方。又如,有人从商店购买了一台获得专利保护的洗衣机,他可以用这台洗衣机去经营一家洗衣店但不构成侵权。这种对专利权实行的限制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专利权人将无限制地控制着已经出售的产品,必定妨碍他人的生产与消费活动,这条原则在国际贸易中也很重要,不了解这条原则,如果自己作为专利产品的买方,就会在实际已不受专利权人控制时还自愿受人控制;如果作为卖方,则不合法地去控制别人。对专利产品进行修理不应视为侵权。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对1961年敞篷车顶公司诉阿若公司一案的判决做了否定性回答。这种结论应被认为是合法合理。
(二)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属专利权穷竭制度中的焦点问题。所谓平行进口,有称灰色市场进口,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从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以前已受到了本国法律保护。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或者专利权的国际穷竭问题是指,同一专利权人针对相同的发明创造在不同的国家分别申请获得了专利权,当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国家出售或者许可他人出售其专利产品之后,如果他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将上述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是否会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例如,专利权人就同一产品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申请并获得该专利权时,如果专利权人许可一个厂家在美国制造并销售该专利产品,有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将售出后的专利产品进口到中国来,是否构成对专利权人所拥有的中国专利权的侵权行为?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在美国合法售出的专利产品来说,除了在美国的专利权穷竭之外,在中国的专利权是否也穷竭了?更进一步,当专利权人仅仅在中国申请并获得了专利权时,如果专利权人在一个他没有获得专利保护的国家出售了该产品,有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将售出后的产品进口到中国,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结论是否应当有所区别?这些问题都属于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三)关联专利权的穷竭问题
关联专利权穷竭是指与一项专利权或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相关联的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经该专利权人制造或经该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后,对该产品的使用不再构成侵犯该专利权或该项独立权利要求的行为。售出产品的关联专利权的穷竭包括但不限于:
(1)关于该产品的各种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专利权;
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2
从1919年宾利的第一辆汽车诞生之日起，宾利就坚守了“把动力和速度元素，结合最精良的质量，见证在豪华座驾之上”的造车宗旨，每一款经典车型都见证了宾利对美感的追求和对素质的执着。正因为如此，每一辆从生产线上驶离的宾利豪华轿车都成为了一件与众不同的艺术品。
随着国人对品牌和品质的追求，中国已经成为宾利汽车的全球第二大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10辆宾利慕尚就有4辆交付给中国用户。7月24日，宾利汽车邀请寰球汽车传媒等国内知名媒体代表对克鲁工厂进行了探访。期间，宾利汽车主席兼首席执行官WolfgangDürheimer、宾利汽车董事会成员罗凯文、宾利汽车大中华区执行总经理郑友添就宾利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规划、产品布局、营销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打开中国市场”
在过去五年时间里，宾利销量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据悉，截至2014年上半年，宾利汽车向大中华区共交付车辆1318辆，较去年同期增幅61%，中国继续肩负着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市场地位。
宾利汽车主席兼首席执行官WolfgangDürheimer表示，从销量增长趋势来看，中国市场完全有潜力成为宾利汽车全球第一大市场。倾听来自中国市场的声音、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就成为了宾利满足中国市场消费者需求的关键。
近年来SUV产品在中国持续走热，因此宾利首款SUV的到来也备受关注。据了解，宾利新款SUV正式上市销售将于2016年完成。WolfgangDürheimer表示，宾利正在中国进行一个有关SUV车型的测试项目，项目进展程度目前还不便多做透露。
宾利汽车董事会成员，负责销售、市场及售后服务业务的罗凯文表示首款SUV将延续其超级豪华品牌“范儿”――继欧陆和飞驰系列后广受欢迎的车型之一，整个超豪华SUV市场中的巅峰之作：独一无二的、动力最强的、排他性质的。
除了SUV领域的突破，宾利在新能源方面也推出了新品。在今年北京车展前夕大众之夜上，宾利第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概念车亮相。罗凯文表示公司正在计划将混合动力技术应用于宾利SUV车型上。届时，宾利将有可能成为首个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解决方案的超豪华汽车品牌。
“这对于宾利品牌而言意义重大。”WolfgangDürheimer表示，“到2019年年底，宾利汽车将有超过90%的在产车型可以提供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我们希望未来插电式混合动力能够成为宾利汽车的核心动力系统。因为插电式混合动力兼具电动机与传统燃油发动机的优点，是未来新能源车型的发展趋势。”
打造“我的宾利”
作为超豪华汽车品牌，宾利带给消费者的并不仅仅是一辆车，更多的是品牌的经典和传承。罗凯文告诉记者：“对一家汽车企业而言，造车的技术是最基本的要求，宾利有先进的技术和值得信赖的质量。在此之上，更重要的是出色的设计理念。”
利润当然重要，但对于宾利而言，在产品之上，情感的联接才是最重要的。宾利汽车大中华区执行总经理郑友添表示，对于量产品牌来说，或许只是在销售产品、在卖车，但宾利不仅仅是卖车，还是在制造客户所需要的车，为所有客户专属打造一辆独一无二的汽车。
遗憾的是，作为全球第一家提出个性化订制理念的超级豪华车品牌，宾利详细的订制化制造理念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消费者所了解。很多中国客户到克鲁工厂的时候都会很惊讶于宾利在个性化订制上的细致。
事实上，以个性化订制著称的宾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了英国皇室的私人座驾，上世纪50年代，宾利成为英国女王的专属御驾。据了解，在伊丽莎白二世之前，英国君主的座驾一直是捷豹或戴姆勒。在现任女王还是伊丽莎白公主的时候，她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作为结婚时的礼宾车，这成为宾利在劳斯莱斯时期与女王最早的渊源。1999年，英国王室开始筹备2002年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一辆由克鲁工厂30位工匠研发、制造，历时将近两年时间，同时女王也多次参与设计的StateLimousine正式亮相。
关于个性化订制，罗凯了非常形象的解释：“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希望客户谈及宾利的时候，不仅仅是说‘我有一辆宾利’，而是说‘这是我的宾利’。”
“打通”中国消费者
但个性化订制造车在中国市场还存在特殊性。“以美国作对比，美国市场的消费者更趋成熟，有调查显示，许多成熟市场的消费者在购买宾利之前，可能已经拥有很多辆车了。但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可能还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8月3日，国内某知名品牌专家向汽车商报记者表示。
此外，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目前并没有“订制”的概念，想法也比较模糊。上述专家表示，对于大多数中国客户来说，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是希望提现车，在时间上与个性化订制形成冲突，这也是让宾利头疼的问题。比如，客户不希望为一辆车等上漫长的6个月，又比如经销商在向厂家订购车辆时会订自己卖得好的车，卖得不好的车就不订。
但也有观点表示，国人的从众心心理、从众的思维逻辑未来或将反映消费模式上。罗凯文对这一点表示比较乐观，他认为这对于奢侈品来说是很好的一面。消费者在购买超豪华品牌是更趋向情感。宾利站在超豪华汽车阵营的最前沿，可以以宾利的客户来引导其他消费者。
致臻宾利
要造一台快的车，好的车，同级别中最出类拔萃的车。宾利创始人华特・欧文・宾利的愿望，在百年后依旧真切。宾利试图以完美的手工技艺，打造出有着全世界最佳性能的豪华旅行轿车，而慕尚、飞驰和欧陆三大系列，正是宏大的目标的完美载体。
宾利慕尚
MULSANNE
豪华休旅车的精髓就是享受每一刻。路上的每一个转弯，旅途中的每一段路程。慕尚就是这样一款纯正的豪华休旅车；极致品质、手工制造和最高级驾驶体验的典范。在追求量产的时代，它代表的是特立独行：一款引领英国豪华车风向的宾利车型。
宾利新飞驰
NEW FLYING SPUR W12/V8
全新宾利飞驰拥有W12和V8两种动力版本。锋锐鲜明车身造型设计将宾利的典型家族元素和特征曲线与清爽明快的边缘相结合，而身处手工工艺打造的环抱式车舱内，只需轻移指尖便可全面掌控车内众多功能，全新飞驰改写了高性能豪华轿车的定义。
宾利欧陆GT/GTC
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财力分配；失衡；均衡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突出表现为“两个比重”继续稳步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但现行财政体制侧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收入的“集中”划分，忽视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加之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政府间纵向财力失衡和区域间政府横向财力失衡问题严重，基层财政和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的状况堪忧。而转移支付制度是有效平衡政府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手段。因此，积极探讨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解决我国政府间的财力失衡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差异状况及转移支付的作用
(一)现行财政体制下我国财力分配差异较大。我国区域间政府财力分配明显失衡。一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逐渐拉大。按总人口计算，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比为2.30：1.29：1，到2005年扩大为2.54：1.40：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7972元，是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18.36倍。二是区域间人均可支配财力的差异日趋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财力比为1.71：0.86：1，到2005年扩大为1.91：0.87：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财力9 106元，是最低的湖南省的9.56倍。三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为1.64：1.13：1，到2005年为1.56：0.85：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9259元，是最低的安徽省的7.94倍。不难看出，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政府间财力分配能力差异明显。
(二)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的作用。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国家制定了税收返还政策。即以1993年为基期年，以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以后给予一定的增长返还。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关于税收返还的递增率，规定按当年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不久，为更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将税收返还的递增率改为按各地区分别缴入中央金库的“两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种税收返还政策属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同时，我国为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保留改革前结算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的同时，建立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两类：一类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旨在实现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实行专款专用，包括一般预算专项拨款、国债补助等。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增量为26 288亿元。其中，东部2 707亿元、中部11 438亿元、西部12 143亿元。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7 341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5.9倍，年均增长28.6％。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3 81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 529亿元。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政府的财力差异。若以基尼系数测算，考虑税收返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有所下降，按照“1：0.3”计算的“两税”返还对缩小省、市、区收入差距也有所贡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明显下降，基尼系数已下降到0.4以下。1999年后，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缩小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程度的贡献率逐步扩大，到2005年，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0.105。可以说，一般预算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考虑税收返还，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则下降到0.457，说明考虑税收返还后地方收入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若再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基尼系数则下降为0.351，比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12，省、市、区间财力性转移支付均等化相对较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我国当前政府间财力差异明显。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财力集中能力也存在显著不同。虽然中央财政部门一直关注这种地方财力差异并采取了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缓解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问题，但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应建立以地区财力均衡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政府间财力的相对均等。
二、建立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商业银行 理财业务 风险转移风险监管
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3-025-05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迅速
2004年，商业银行开始推出理财产品，发行品种从开始的123款以平均每年146%的高速增长至2009年的5986款，至今已有82家商业银行，累计发行上万款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见图1）。据普益财富数据显示，发行规模也从2005年的2000亿元，迅速增至2009年的4.75万亿元。同比，2004年至2009年基金发行总数从162只增至557只，2009年规模2.65万亿元。与市场上另一主要理财品种基金相比，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可谓超常规发展。
除了数量和规模快速壮大以外，发行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多；理财产品品种不断丰富，投资币种和投资方向多元化；产品结构日益精细化，结构类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开发了各种滚动组合类理财产品；市场合作模式不断改进，银信、银证、银基等合作不断深入；期限安排更加灵活，有各种投资期限的理财产品可供选择，有些理财产品甚至可以天天赎回，流动性增强。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综合化经营的步伐下，商业银行凭借在金融行业内的总量优势和客户优势，理财业务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成为理财市场中的主导力量。
二、快速发展的理财业务风险聚积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风险。2008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零负收益风波使投资者真正认识到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2009年信贷类理财产品放量激增，间接突破信贷规模控制，使监管者真正意识到理财市场的金融风险。
（一）法律风险
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产品运行期间缺乏持续的信息披露；投资者资格审查形式化；夸大宣传，强调产品的预期收益，误导投资者；风险揭示不到位等现象。这些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中普遍存在的风险一旦构成法律上的欺诈、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都将会对理财合同的效力产生重大影响，容易引发解约潮或发生大量的损害赔偿之诉，个体投资者的风险将会发展成为理财业务的系统性风险。
（二）市场风险
目前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类理财产品涉足货币、债券、股票、外汇、黄金等多个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调整、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债券的供给、股市和期货市场的波动、物价指数的上升等任何一个市场的风险都会传导到理财市场。伴随投资方向不断丰富，挂钩石油、农产品、贵金属、红酒、碳排放等各类标的理财产品不断出现，理财业务面临更为广泛的市场风险。
（三）信用风险
普益财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8月5日，2010年已公布发行规模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新增额逾1.82万亿元，如果加上未公布发行规模的产品，市场普遍预计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规模超过2万亿元，其中信贷类理财产品占据绝大部分。目前商业银行对信贷类理财产品依然采用传统的抵质押方式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没有其他信用增级措施，该类产品面临的信用风险和信贷资产几乎相同，如果按照2009年商业银行1.58%的不良贷款率计算，违约金额也将达到几百亿元。同样，“雷曼迷你债券”风波爆发的最直接和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交易对手信用品质恶化，雷曼兄弟破产触发提前赎回，购买与“雷曼迷你债券”有关的结构性产品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四）操作风险
相对经营传统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理财业务属于新型业务，其产品的设计、运营、流程、系统、人员等各个方面在现阶段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操作风险突出。目前，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存在的操作风险主要有：1.产品风险。有些产品明显存在不同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不合理的问题，基础资产波动周期与产品投资期限错配等产品设计缺陷是造成“零负收益”的重要原因。2.系统风险。系统设计存在缺陷，参数设置不合理等都会导致系统风险的出现。3.交易过程管理风险。尤其是结构性产品的自动赎回机制，在单边下跌的市场情况下“形同虚设”，内控机制不健全。4.雇员及其商业行为带来的风险。无论“雷曼迷你债券”风波、KODA事件还是汇丰银行“双利存款”事件，其中重要的根源之一在于“银行以不当方式向客户销售产品”，错误销售导致了投资者对亏损事实难以接受。据香港证监会披露，在其所接获的8055件“迷你债券”相关投诉中，有7799件是针对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占比高达96.82%。
（五）流动性风险
为增加理财产品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发行滚动组合类理财产品或其他开放型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在产品存续期内如果投资者产生流动性需求，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投资品种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问题，容易发生赎回风险。
（六）声誉风险
由于理财产品是由银行发行，大多数投资者是基于银行信用才购买理财产品的，再加上目前普遍存在的风险警示不充分，所以一旦发生理财产品亏损或低于预期收益率的情况，投资者和银行之间就极易发生法律纠纷。不断出现的理财诉讼案件和零负收益报道无论对客户信任度还是银行品牌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银行信用和良好的声誉。
三、基于风险转移的理财业务监管理念转变
不断积聚和逐渐暴露的理财业务风险呼唤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和措施，金融市场的监管始终围绕风险展开，理财业务的风险承担与传统信贷业务不同。
（一）理财业务的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
1.风险承担
根据收益类型的不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分为保本固定型、保本浮动型和非保本型三类。理财业务发展初期，各家商业银行都以发行保本固定型理财产品为主，其次是保本浮动型，非保本型发行数量最少。但随着理财业务的发展，从2007年开始，情况完全相反，非保本型后来居上，发行数量大增，远远超过保本固定型和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2004年-2009年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累计，非保本型发行数量大于保本固定型和保本浮动型之和（见图2）。
从保本固定型理财产品到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的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趋势。在金融脱媒的压力下，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改变以信贷为主的业务结构和以利息为主的收入结构，进行经营战略转型。保本型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尝试，其本质仍摆脱不了保本付息模式的束缚，投资品种有限，投资收益有限，无论对商业银行，还是金融市场而言，风险仍徘徊在银行体系之内。非保本型理财业务是综合化经营的深入，投资领域广泛，投资收益有空间，对银行和投资者都更具吸引力，而且银行还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因此成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的趋势。
2.风险转移
商业银行通过非保本型理财业务虽然有效分散了银行风险，但是，分散的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理财产品购买者即投资者身上。在理财业务中，保本型理财产品一般多投资于货币、债券等风险较小的金融市场，风险有限。真正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股票、期货等金融市场的理财产品多为非保本型，高风险由投资者完全承担。加之，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成为理财业务发展的趋势，发行数量和规模猛增，占比增高。可以说，理财业务的主要风险已经从银行转移到了投资者身上，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主要是投资者。不断出现的零负收益风波和纠纷以及商业银行不断增长的理财业务收入说明银行并不是理财业务风险的真正承担者，投资者才是最终损失的承受者。
（二）从以资本为核心转向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传统商业银行以信贷业务为核心，监管部门的监管主要围绕商业银行的资本控制。因此，对理财业务的监管就也停留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上。
1.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在传统信贷业务中，银行到期向客户还本付息，银行是风险的完全承担者，客户并不直接承担风险。因此，传统的银行业监管围绕信贷风险控制，确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一系列监管指标，如存贷比、流动性比率、拨备覆盖率、不良率等，整个监管制度和措施都围绕银行信贷业务风险展开，通过增加资本金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承受能力。因此，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是从银行利益出发，体现的是一种银行本位的监管理念。
但是，现有的监管理念和体系在遭遇理财业务时面临尴尬。理财业务属于中间业务，一般不进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传统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信贷监管体系监管不到。于是，在传统监管理念指导下，监管部门出台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将不符合转移标准的理财资金所投资的资产纳入表内核算”，并明确提出商业银行对发展迅猛的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计提拨备，同时大型银行应按照11.5%、中小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资本占用要求和风险拨备要求一出，银信合作理财业务基本停滞。
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风险拨备全覆盖的监管措施虽然可以有效地将理财业务收于笼中，但也使理财业务失去发展的原动力。商业银行处于贷方市场，信贷业务发展良好，资本回报率稳定，但不断强化的资本约束使信贷规模扩张受限，因此，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与创新，大力发展不受资本约束的理财业务。如果坚持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信贷监管理念，商业银行将失去综合化经营和创新的动力，回归传统的信贷业务。
2.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在理财业务中，客户进行的不再是一种保本付息的存款业务，而是一种投资。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化，间接融资变成了直接融资，银行从融资链条中退出；风险发生了转移，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风险不再由银行来承担，而是由选择理财产品的客户来承担；角色发生了转换，银行成为中介和第三方，客户成为投资者。
坚持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加重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并不能克服理财业务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资操作不规范、资产混同、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等理财业务中出现的主要风险，增加的只是银行的买单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理财业务的风险是由投资者买单，传统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实际已经不能适应理财业务监管的需要。
商业银行发展理财业务应该摆脱传统信贷思维的束缚，监管者、投资者更应该深刻理解理财投资含义以及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转移和监管重心的改变，对理财业务的监管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保障信息的充分披露，操作的公
开、透明，通过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环境，保护理财业务中风险的承担者，即投资者的权益，继而保障理财市场健康发展。
四、完善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理财业务监管制度
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银行监管制度主要围绕传统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的理财投资监管甚少，即使对某些理财产品开始加强监管，也是纳入传统的信贷监管体系，难以全面、有效监管所有类型理财业务的风险。但在分业监管体制的约束下，其他市场监管部门也不能对银行及理财产品的发行及投资进行监管。现有监管不到位，其他市场监管部门又无权监管，分业监管体制和传统监管方式已经难以跟上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理财步伐，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
在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业监管部门唯有转变监管理念，以理财投资者利益保护为中心，借鉴其他投资市场及监管部门比较成熟的监管制度，针对商业银行理财投资风险加强监管更切实可行。目前，对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银监会已经制定了2个暂行办法、2个指引，13个相关通知，对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投资者资格审查、投资管理等方面逐渐加强监管。但总体而言，内容简单零散，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各种“通知”虽多，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法律效力层级较低，需要围绕投资者利益保护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一）建立宽严有别的市场准入机制
市场准入门槛的高低取决于市场本身的风险大小，同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控制风险。对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部门基本没有设置准入门槛。从现有的规定来看，任何商业银行包括其分支机构都有资格发售理财产品，无需监管部门审批，原来商业银行发行保证收益性质的理财产品需要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批准的相关规定也被取消了，全部实行报告制。虽然监管部门在有关“通知”中也指出“理财业务的风险特性日益复杂”，需要“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监督管理”，但除了将报告期限从事后报告又改回事前报告，并增加了报告的内容和材料外，主要还是依赖银行内部的审核，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的准入机制。
理财资金可以进入各种类型的投资市场，市场风险复杂，其中包括高风险的证券市场，投资损失大多由理财投资者承担，但商业银行却可以不受证券市场严格的准入机制约束，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将普通投资者的资金带入，监管标准明显不一。同时，大多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也早已突破向“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和销售的发行限制，公开宣传，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不受限制，发行方式上已经从私募发行变为了公募发行，但商业银行这种面向不特定的普通投资者募集资金甚至大额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公募行为却不需要像股票发行、基金募集那样经过审批。
完全信赖商业银行内审机制的开放式市场准入是政企不分的表现，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而不是监管者，在募集公众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时同样需要适当的准入机制加以约束。对于新兴的理财业务而言，不是所有商业银行都具备丰富的市场投资经验，健全的资金分离、风险控制等机制，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商业银行，尤其是非保本、高风险类型的理财产品发售，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大，需要监管部门的把关。当然，鉴于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和金融实力，对于商业银行的准入机制可以灵活宽松，区别产品类型、风险大小、投资金额、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采取报告制和审核制并用。完全开放式的准入机制和公募发行方式为理财业务埋下了监管隐患。
（二）制定切实有效的投资者分类标准
理财业务的风险类型比较复杂，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存在重大区别，需要商业银行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与其相适应的理财产品。因此，投资者分类制度是理财业务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制度，是决定理财产品分级发行的基石，同时也是理财市场不同于其他投资市场的一个控制风险的特色制度。
投资者分类制度在目前的相关规定中已经有所体现，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应在客户分层的基础上，确定向不同客户群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通道。”“建立客户评估机制，切实做好客户评估工作。”“商业银行应将理财客户划分为有投资经验客户和无投资经验客户；仅适合有投资经验客户的理财产品的起点金额不得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得向无投资经验客户销售。”但很多商业银行的评估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做到准确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以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监管不严，惩罚机制不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难以有效实施，其中最为欠缺的是统一的评估尺度，难以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作出可靠的判断，监管部门也难以判罚。
其实，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制度可借鉴，如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中就规定“具有一定资格的投资者是指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及其他公司等投资机构和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富有个人。”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合格投资者”的条件，“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或“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资产和收入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密切相关，而且可调查、可量化、易判断、易监管，是完善理财业务投资者分类制度的重要方向。监管部门需要综合资产、收入等能够真正区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实质性指标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
（三）加强信息披露的强制性
对从传统信贷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经营的商业银行和监管者而言，信息披露义务远没有证券市场那么熟悉，但是，信息披露机制的健全对于任何一个投资市场都必不可少，投资者承担理财市场风险的决策基础是银行的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义务。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以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银监会下发的一系列规定和通知中不乏对理财业务信息披露问题的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做好信息披露，充分保障客户金融信息知情权”，从“提供理财产品账单、市场表现情况报告、收益情况报告”，到“理财资金的投资方向、具体投资品种以及投资比例等有关投资管理信息”都有涉及。但信息披露不充分仍然是理财业务被诟病最多的地方，风险揭示不足也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之一。
原因在于：一是披露的强制性不足。《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就规定“商业银行应按季度准备理财计划各投资工具的财务报表、市场表现情况及相关材料，相关客户有权查询或要求商业银行向其提供上述信息。”这是使得商业银行免除了向投资者主动披露信息的义务。二是披露时间不明确。对于“定期”、“及时”披露没有具体时限要求，账单提供虽然规定“不少于两次，并且至少每月提供一次”，但又规定“商业银行与客户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时有时无，投资者难以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三是披露内容缺乏规范。“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投资管理信息”、“收益报告”重要信息等应该如何界定，包括哪些内容缺乏具体的规范指引，为商业银行选择披露提供了空间。总之，信息披露缺乏原则性的规定和相关配套制度，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完整、不连续、不及时，甚至不真实，对信息披露不到位的商业银行也缺乏有效的判罚机制。
（四）完善理财资金的投资管理
第一，理财资金的投资范围应该根据理财业务分级销售的特点，分别规定有投资经验和无投资经验理财产品各自可投资的品种和禁止投资的品种，采取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以较为周延的方法加以明确，而目前对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品种主要为排除式，一是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但私人银行业务除外。二是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中，“不得投资于商品类衍生产品，对冲基金以及国际公认评级机构评级BBB级以下的证券”。对于其他风险较大金融衍生品或结构性产品等投资品种，以及投资品种的评级标准等均没有涉及，简单且不周延，随意性较大。
第二，资产配置的关键是投资品种的组合及比例，合理的组合配置是分散投资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是，资产组合的投资原则在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的投资运作中却基本没有体现，仅在代客境外理财中规定了“投资于股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单个理财产品总资产净值的50%；投资于单只股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单个理财产品总资产净值的5%。”
第三，资产管理的核心是保证理财资金的独立性，将理财资金和其他银行资金隔离，通过资产隔离实现风险隔离，保证投资者理财资金的安全。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发售理财产品，应委托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托管理财资金及其所投资的资产。”“对于可以由第三方托管的客户资产，应交由第三方托管。”由于不是强制的第三方托管，并且大多商业银行本身都具有托管资格，因此理财资金大都由发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自行管理，开设专门的资金账户。但是，这种内部的账户管理方式不透明，资金管理者就是理财产品的发行人，现实中也已经出现某些商业银行将理财资产池中的资产进行置换的情况。虽然目前出于声誉风险的考虑，商业银行是将优良资产置换掉资产池中劣质资产，以保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但是这种资产置换的随意性，一是无法真正实现理财资金的隔离，投资者资金安全难以保证；二是这种置换实际将已经存在的风险导回并隐藏在商业银行内部，危及银行资产安全。引入第三方托管可以有效克服这种内部资产隔离方式存在的隐患，保证理财资金的独立和安全。
伴随理财业务的发展，专业投资机构、托管机构、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会不断引人到理财业务中，对这些理财业务参与者之间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的界定，对不断壮大的理财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对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行为的认定和法律制裁等监管制度都有待不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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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5
制氢用催化剂的主要毒物及其中毒机理
1、 制氢用催化剂的主要毒物
制氢工艺过程中广泛采用加氢转化催化剂、氧化锌脱硫剂、烃类蒸汽转化催化剂、中文变换催化剂、低温变换催化剂，其中硫、氯、砷、磷重金属等均为可能的毒物，下表列出了每种催化剂的主要毒物。
催化剂主要毒物
2、 脱硫剂的中毒机理
由于加氢转化脱硫催化剂的主要成分为 CoMo―AL2O3或NiCoMo―AL2O3，含As的化合物会与钴、镍生成化合物引起永久性中毒。氯对氧化锌脱硫剂的毒害原因是HCL会与ZnO反应生成ZnCL2薄层，覆盖在脱硫剂表面，组织H2S进入其内部从而大大降低其性能，由于ZnCL2熔点较低，故在300℃以上操作时是有害的，生成的ZnCL2是有流动性的。
3、转化催化剂的中毒机理
转化催化剂的主要化学组成是NiO和AL2O3，使用时的活性组分是还原后的金属镍。硫中毒的原因是硫与催化剂中暴露的镍原子发生了化学吸附而怕破坏了这些镍原子的催化作用，而并非是催化剂中大量的镍与硫反应而生成硫化镍。硫中毒是可逆的，而砷中毒却是不可逆的，并能被转化炉管吸收，然后缓缓的释放出来，甚至对下一批装填的催化剂造成威胁。
4、变换催化剂的中毒机理
中变催化剂的化学组分为 Fe2O3，Cr2O3，K2O，使用时被还原成有活性的Fe3O4，中变催化剂受毒物影响较小，如原料气硫含量达到0.1%时才使Fe3O4转变为FeS，使活性有所下降，为新剂的70%~80%。
低变催化剂的主要成分为CuO，添加ZnO，AL2O3，Cr2O3等。硫会与催化剂活性表面的铜晶粒发生化学吸附和反应影响活性。而氯比硫的毒害更为严重，其与Cu，ZnO生成了Cu2CL4（OH）10（H2O）、ZnCL24Zn（OH）2等组成的低熔点而有挥发性的表面化合物，使ZnO失去间隔作用，铜微晶迅速长大，破坏了催化剂的结垢，使活性大大下降。
5、甲烷催化加的中毒机理
甲烷催化剂的主要成分为NiO、AL2O3，使用时还原为金属镍。硫是其永久性毒物，这是由于操作温度较低，活性镍一旦与H2S生成Ni2S3后即使除去H2S也无法被氢气还原为活性态。砷亦是永久性毒物，催化剂中砷含量达到0.1%，便严重失活。
制氢原料的脱毒机理
脱硫机理
制氢原料中所含的硫化物一般分为有机硫化物和无机硫化物。绝大部分为有机硫化物，主要为硫醇类，直链硫醚类，环状硫醚和噻吩类，而无机硫则主要为硫化氢。目前所采用的脱硫方法是：首先用钴钼加氢转化催化剂将有机硫转化为硫化氢，然后用氧化锌脱硫剂进一步脱除，已达到精脱硫的目的。
有机硫化物转化为硫化氢机理分为热分解和氢解两类。硫醇和二硫化物在150~250℃即可分解，生成硫化氢，而硫醚和噻吩则在400℃下仍然稳定。可见在实际操作温度（约360℃左右）下，已有部分有机硫发生热分解。
这些反应都是放热反应，平衡常数很大，即使在500℃时仍未正值，这就使得可以采用较高的操作温度仍不会限制化学平衡而影响脱硫效率。
氧化脱硫是属于典型的气固相非催化反应。反应并非在全床层进行而是在新鲜的ZnO和生成的ZnS的界面上反应最快。氧化锌之所以可以作为高效脱硫剂是因为它和电负性很强的硫原子有很强的亲和力，形成硫化锌是一种共价型化合物，化学性质相当稳定，溶度积小（Ksp=1.6×10-24），在氧气中要在500℃以上才氧化为SO2.
脱氯机理
制氢原料中的氯主要以氯化氢的形式存在。作为脱氯剂的主要活性组分是碱性强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以及与氯有较强亲和力的铜、锌等元素的氧化物，它们被载在氧化铝或活性炭等载体上。这些氧化物与氯化氢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反应，生成水。作为产物的金属氯化物以离子键或共价键组合，是比较稳定的。
脱砷机理
通常认为，烃类物流中的砷是以A3H3或低分子的烷基砷化物形式存在。目前工业上应用的固体脱砷剂有铜系、镍系、铝系、锰系四类，其中以铜系、镍系比较常见。当用氯化铜为活性组分吸收A3H3时，铜被还原成低价或金属态，砷与铜结合或游离为元素态。
专利制度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 专利诉讼保险制度 CJA 方案 出口贸易。
一、专利诉讼保险制度的现实意义：化解专利风险，减轻企业涉讼负担。
相比著作权、商标权，作为专利权保护客体的技术方案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专利权保护的客体实质上是技术方案所蕴含的技术构思，因而区别于著作权和商标权关注对客观表现形式的保护。另外信息社会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方案本身具有的可替代性，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可能与无数的替代性技术并存。专利法立法就在于划定这些不同的替代技术与原技术之间可能存在差别的最大程度，即多大范围内差别的替代技术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等同技术。在同一技术发展阶段，即使技术方案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但是技术方案表现形式的权利要求本身并不改变。由此决定著作权和商标权的保护客体一般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相形之下，专利权保护客体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与其他无形财产权相比有着更强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专利权面临着在诉讼中难以认定的风险。
自我国加入WTO 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频频遭遇外国专利侵权调查，从而引发大量贸易争端，严重制约了出口企业占领市场。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出口贸易的“瓶颈”。当然要克服这一问题，除了从根本上要加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与执法以外，对于我国出口企业而言，如何保护其诉讼利益，确保其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恐怕才是目前应当切实予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和解后支付高额专利许可费，应诉后需要负担的高昂诉讼费用以及裁定侵权成立后的高额赔偿金，企业自身为应对涉讼问题就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如果企业考虑更为积极的事前防护措施，凭借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事前分化专利权风险，转为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欧盟专利保险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欧盟成员国，例如德国，平均一年发生 1000 起专利侵权诉讼，换句话说，也就是每 300 个专利就有一个涉讼。故欧盟各国境内如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英国、法国，不断出现保险业者提供专利诉讼相关保险 或者由官方机构比如丹麦贸易及工业部研究并支持专利诉讼保险制度的运行 , 以期通过专利诉讼保险制度转移侵权风险，为企业提供诉讼相关费用以及损害赔偿费用的理赔。但是专利诉讼保险制度在实务运行上并未有突出成效，例如在欧盟法国曾推出的“Brevetassur”标准化保险方案。经由保险公司在两次诉讼失败后无法继续运作，最终 1995 年退出市场。现在只有英国存在专利保险险种，由英国专利保险局（Patent Insurance Bureau）推出，分为专利申请保险（Patent Appli-cation Insurance,PAI）和专利执行保险（Patent Enforcement Insur-ance,PEI）。
由于专利诉讼保险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可以提供有效财力支持，协助其起诉或应诉，降低侵权风险，提高权利保证完整度，进而有利于刺激中小企业进行专利申请，促进欧盟境内科技创新与研发，故欧盟境内形成共识认为反战一套针对欧盟中小企业的专利诉讼架构有其必要。应此需求，欧盟执委会（EuropeanCommis-sion）委托欧洲境内专门提供企业咨询公司——CJA 公司（CJAConsuitants Ltd）进行专门调查。 根据所完成的两份报告，针对欧盟境内专利诉讼状况、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现实诉讼困境、专利诉讼保险制度架构设想、可行性分析以及特色，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等，最后完整提出较可行的专利诉讼方案（European PatentLitigation Schemes）。
三、欧盟专利诉讼保险方案。
由于未能有效建立一套理想可行的欧盟专利诉讼保险方案，CJA 第一份 2003 年报告先针对欧盟各国运行专利诉讼保险制度的失败原因进行探讨。初步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第一，保险费普遍偏高，平均一年 2 万到 5 万欧元，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负担：第二，理赔数额普遍偏低，在欧盟较大会员国内大约以20 万欧元为上限，致使即使欧盟成员国内较大企业有能力负担保险费用也没有购买该保险的意愿；第三，普遍不了解此项专利诉讼保险；第四，许多中小企业对于专利的重要性较无认知，所以对于通过诉讼保险来保护专利权的观念也相对薄弱；第五，专利权人对于专利授权有其局限性，专利权本身即蕴含提起诉讼执行权利的需求这一特点普遍缺乏认知，所以主动事前购买专利诉讼保险的可能性也低。第六，过去运行专利诉讼保险相关经验不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多有冲突，致使风险的评估、保险费的计算皆有困难，保险费无合理收费基础也造成保险人不愿意购买保险，亦或风险评估错误导致保险公司亏本经营。
CJA 根据专利诉讼律师、保险业者、中小型企业份问卷，提出七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下：第一，Kay 方案：只能由专利申请人来申请承保强制险，包括专利财产保险和侵权保险；第二，Pur-suit 方案：该险种主要承保专利财产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可以由当事人选择。同时分为在任意险形式以及强制险的形式，二者区别在于，任意险形式下保险人有调查权，而强制险形式下，保险人不享有调查权；第三，PIB方案：源自英国专利保险局的创新险种，具体可以分为任意型和强制型两种，强制性类型指专利申请保险，任意保险专利执行保险。该保险只能在欧盟成员国境内产生效力。如果保险双方并未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保险合同范围，则理赔范围仅限于诉讼费用否则可以扩展至专利侵权保险；第四，Millers 方案：该险种由保险公司组建成为专利保险承保机构，利用投保保费成立基金，用于赔付保险事故，基金的盈余部分则经由降低保费的方式变相返还被保险人；第五，Defence方案：主要承保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即诉讼费用和损害赔偿费用，该种方案的不足在于由于侵权责任举证调查费用较高，因而保费也相应比较高。第六，AON 方案：若采用此方案，则要求被保险人在申请专利时强制投保，在申请投保之后可以退出或者继续投保，分为基本险和附加险两个类别，基本险可以比附加险得到较高金额的赔付。第七，IPSentinel 方案：该方案特点在于：被保险人专利侵权涉讼时引入了专家评估机制，从而保险人根据预估来决定是否起诉，无论评估结果是否有利于被保险人，保险人都会承担诉讼费用，但保险人可以基于被保险人获得的损害赔偿部分受益。
四、欧盟专利保险制度对我国出口企业涉讼利益保障的启示。
对于专利权的保护，主要集中在我国《专利法》第41 条、第46条、第 58 条等民事救济手段；刑事诉讼保护主要分为两种，见于本法第 63 条和第 71 条。
透过我国对于专利权风险的救济方式可知，我国采取的救济方式基本借助于诉讼途径。因此这些救济途径的权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受害人顺利获得赔偿主要取决于诉讼制度和侵权行为法对受害人的保护范围以及受加害人的资力状况。因此，过于依赖与个人赔付信用以及商业信用无法保证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也不利于侵权人社会财富的再创造。竭泽而渔式的救济方式不可取。而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通过保险的方式化解风险无疑是非常适当的选择。
我国的专利权保险制度必须和我国的经济水平、法律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具体来讲，一方面，由于我国商业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在专利保险制度上更是一片空白，相应的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技术也受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等多方面的制约，对不确定性很大的专利权纠纷所带来的风险还缺乏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在资源调配和政策导向上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现阶段建立我国专利权保险制度建设应当定位为由商业保险机构为主体，同时政府扶持并设立政策性保险的保险体制。
具体来讲，承保机构自然应当由现行商业保险机构共同注资而成，但是承保的相当一部分关键性资金，应当由政府承担并监督运作，剩余部分由参加专利权保险体系的具有相当资质的商业保机构认缴形成共同的专利权保险基金。但是，政策性保险的运行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内企业，运作过程中应区别企业具体情况，合理区别对待。笔者看来，如果受益人是一般非经营出口业务的企业，不存在或者很少牵涉域外专利权属纠纷，因此这部分企业的专利权保险不宜与出口型企业采取等同政策性优惠，则成本过高，市场化模式反而更符合企业长远利益；而对于出口导向性企业，由于其经营模式决定了这部分企业更易牵涉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因此对这部分企业应该采取政策性保险以保护其利益。 在基本政策导向上区分此两类企业，但是具体投保承保过程中，政府应当配合商业保险机构做好投保企业的资质审查，鼓励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并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另外，考虑中国企业长远发展，现阶段可以采取强制保险与任意保险相结合的模式。笔者设想，我国专利权保险的承保机构应由政府和具有相关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共同投资成立，对于出口企业采取政策险强制投保，非出口企业则采取商业险自愿投保。具体险种可以包括专利财产保险和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等等，并根据交易与诉讼成本等因素实行差别费率，承保范围为诉讼费用以及财产损失。同时，笔者认为，现阶段保险承保的范围应当限于已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而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工业物品外观设计。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发明专利是专利法保护之核心，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 WTO 成员国多为《巴黎公约》以及TRIPS 缔约国，因而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规则各国规定趋于一致，在法律适用上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各国法律冲突。第二，由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三者过于的本质属性的差异，比较而言发明专利创造性程度最高，专利申请审查标准也较之更为苛刻。因此发明专利有更高的权利稳定性，不易为无效宣告程序所撤销。因此现阶段对发明专利进行承保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可以降低因专利自身权利的不稳定状态而给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