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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范文1
（一）靠天吃饭的格局必须得到根本改变。湖北省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季，适宜作物多样化，应该说生产潜力比较大。但是由于水利设施老化，抗灾避灾农业发展不够，农业保收能力比较弱，规避灾害能力比较差。自2000年以来，我省作物受灾面积一般在5000万亩左右，旱与涝的灾害占70％以上。2003年中稻高温热害，粮食减产20亿斤。2004年是好年成，受灾也有2300万亩。2005年一开春低温冻害，受灾达1400万亩。目前，我省除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的部分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生产受制于天命，还是望天收。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农田生产基本条件，因地制宜发展避灾农业，科学安排作物茬口，提高农业保收能力，真正做到藏粮于地、藏富于民。
（二）农业比较优势的原则必须牢牢坚持。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农业人人亦云，跟着别人屁股追，效益难提高，农民难致富。前些年吃了不少的亏，如稻谷每斤不到0.4元，西瓜每斤才5分，谷贱伤农、瓜贱伤农。近些年，我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主动适应市场，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调整生产结构，发展优势和特色农业，种植业抓布局优化，发展板块；畜牧业改变一家一户的传统方式，发展小区；水产业依托水资源，精细喂养，建设片带。把优势做优，把特色做特，把产业做活，成为上下共识。农民从调整中尝到甜头，在夹缝中得到好处，如仙桃市依托地缘优势，发展水产业，占武汉市鲜鱼供货量的75％。云梦县蔬菜越做越大，特色菜藜蒿占领了武汉市场。因此，抓住了优势，就抓住了市场主动权，就抓住了增收增产的牛鼻子。
（三）农产品加工增值必须紧紧抓住。湖北省作为传统农业区，在生产发展上比较强，在加工增值上相对弱；在生产上办法多些，在增值上措施显得不足，农业发展出现明显的短腿现象。近些年，我省在搞活产品流通、发展加工业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了一批具有一定带动能力的合作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但是企业普遍不强，一般产值不过3、5亿元，没有在全国叫得响、打得出的品牌。象河南的双汇去年产值260亿元，基地遍布大江南北；湖南的旺旺产值过100亿元。这方面我省差距还不小。只要把农产品流通加工增值问题解决好，把农民生产出来产品的后路解决好，我省农业将会有一个质的上升。
二、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应把握的原则
一是实行高产优质高效与多种多收相结合。在人地矛盾尖锐的境况和市场优先的原则下，生产出更多的优质安全产品和提高土地产出率同等重要。选择的品种要优质化，生产过程要标准化，提高产品的档次。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安排茬口和利用生物互生关系，选用适宜的种、养模式,一种多收，多种多养，立体种养，提高资源利用率，既增加产量和效益，又保护地力。
二是实行产业化经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关键抓手。结构调整的成果，通过发展产业化经营、进行加工增值来巩固与提升；产业化的壮大，通过结构调整来提供丰富的初级产品。各地的优势农产品基地，要按照产业化发展的方向，与市场对接，与农户对接，让农民分享部分农产品的社会平均利润。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内引外联，招商引资，加强与龙头企业嫁接，提升产业化水平，改变我省农产品加工滞后、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结构调整也要避免跟风，产业化经营要防止雷同，做到各打各的特色牌，各唱各的品牌戏。
三是实行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生产的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富足、更和谐。现在我省耕地亩平使用肥料59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农业污染由点到面拓展。因此，农业生产应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妥善处理好农业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要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加强对植被的保护，实施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改变传统的牺牲环境还粮食的格局。宜耕农田防虫治病采取生物措施与化学措施相结合，动物养殖严格控制饲料残留，提高无公害、有机和绿色产品的比率。
三、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农业的出路，关键在于增长方式的转换，最终取决于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当前，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抛弃传统思维，用市场化、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尊重群众创新精神，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农民主动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
（一）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应做好水这篇文章。我省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江河湖汊多，走好水这着棋，全盘皆活。水既是我省的优势，也是我省的包袱，一般年份有半年时间防洪抢险，包袱变成财富，意义深远。目前，大江大河治理比较好，重点是改造农田灌溉体系，抓住国家增加中小水利投入的机遇，鼓励农民投工投劳，修建末端渠系，提高水的利用率，做到涝能排、旱能灌。制定激励和鼓励措施，充分利用好水面，开展特色养殖，唱响洪湖鱼、清江鱼、梁子湖鱼等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农业，增加第三产业收入。
（二）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应依靠科技应用。农业的发展和增长，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些年，我省农业发展很快，农业科技支撑作用明显，但与发达地区差距比较大，科技对农业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科技应用普及率不高。今年，我省确定为农业实用技术落实年，目的是要引导农民，利用科技，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部门就是组织和发挥好农技推广多元化的渠道，调动多方面积极性，把农民需要的技术送到家中，送到田头，不出现科技断头、科技滞留现象。各地应结合实际选择实用、成熟的农业技术，确定主推技术，避免遍地开花、到处不结果。针对农村劳力不足的实际，大力推广实用农机，抢住季节，抓住农时，减轻劳力负担。建立责任制度和奖励机制，落实责任人，确定技术落地目标，加强督查，确保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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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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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10、210、204.
农业生产经营范文3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有效组织农户与市场连接的经营形式。近年来，我乡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初步形成了烤烟、蔬菜瓜果、食用菌、瘦肉型猪等四大主导产业，去年实现产值306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5.2%。今年将继续巩固扩大各大产业，发展烤烟2200亩，蔬菜瓜果5000亩，食用菌400万袋，瘦肉型猪出栏2.5万头，其中优质果用瓜300亩，甜辣椒1500亩，时令优质蔬菜1500亩，大棚蔬菜瓜果100亩，珍稀食用菌300万袋。为了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特制定如下指导性意见：
一、加快组织创新，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规模效益。一是加大农村中介组织和龙头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五里村蔬菜协会自去年成立以来，在组织生产、技术报务、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要继续探索新路子，建立25亩大棚生产示范基地，并理清经营策略，提高协会运作水平，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总结该协会经验的基础上新发展果蔬协会、食用菌协会和瘦肉型猪养殖协会，每村1-2个以上。二是加大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农业实体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大力培育种养大户和营销大户，每村新增10户以上。充分调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乡党委政府将从今年开始表彰和重奖业绩突出的种养大户和营销大户。积极鼓励引导种养大户兴办生态效益型农业实体（如生态园庄等），并不断培育发展成非公龙头企业，使他们在生产、加工、销售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方面发挥更好作用，每村新增农业实体2-3个以上。
二、加快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实现科技效益。紧紧抓住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高效益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扎实推广“五新”技术特别是简易竹架大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积极推广无公害、绿色食品标准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积极推广适应当地的优质高效无公害栽培模式、“果（菜）—牧—沼”生态模式、“以短养长”发展模式（即利用幼龄果园套种短期蔬菜瓜果，三、四年后变成田园果业的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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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农 家庭农场 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环顾当今世界的农村经济，除了受殖民地时期大种植园传统影响的南美洲和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外，大大小小的家庭农场仍然盛行。西欧发达国家小农场主多次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舞台上强烈发声。即使是地广人稀且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北美大农业地区，也几乎是家庭农场一统天下。这是连激烈批评“小农经济”的人也承认的事实。全世界亿万自主经营的家庭农民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实践活动，向知识界关于农民、农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到底什么是“小农”？何谓“家庭农场”？他们跟“资本主义”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在强大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笼罩下，自主经营的农民为什么没有消亡？现代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资本主义” ，还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中国农村一些地方新出现的大规模、商品化的农场是不是标志着“中国正在走进一个农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新阶段”①？最后，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纯粹的、无异质的社会形态？
学界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小农与效率”②，政治学、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化小农”③。本文谨从历史学的角度、并主要从东亚的视角切入，对现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再观察、再思考、再认识，尝试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小农”、“农民”与“家庭农场”
“小农”在世界历史上由来已久。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小农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两个典型。传统华夏文明号称以农为本。农民在“四民”中排位仅次于“士民”，而高于工商业者。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小农更被视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象征。实则历朝历代的“小农”都是专制王朝的“编户齐民”。像秦朝末年那样“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不给农民一点活路，或许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历代王朝层层加码刻剥农民，形成税赋“积累莫返之害”，即秦晖先生所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却是不争的事实。④统治者对农民既征其税，复役其身、强行迁徙或固着其身，农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小农经济”其实徒有虚名。小农甚至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他们跟近现代受民法保护的身份自由的独立农民不能同日而语。
东亚农耕地区自古以来人口众多，农村土地关系紧张，历来有农民小块土地经营和精细耕作的传统，这种情形迄今没有根本改变。笔者曾以当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个案来看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经营模式，这是因为：战后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有一场消除传统地主所有制的。台、韩所推行的都是在平均地权基础上的小农制度。发展战略学家因此而把台、韩同列为“基于单一（小农制）战略的制度原型”（prototype examples of systems based on a unimodal strategy）⑤。从所有制角度对它们的研究，显示了传统租佃制下的小农与所造就的现代自耕小农的区别。农业经济学家对小农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经营角度所作的研究。如台湾学者张德粹就认为：“小农经营制亦简称小农制，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内的大多数农业经营单位是很小的……这里所谓‘制’，并不是政府命令所规定的制度，亦不是由人民立法所定的法制，只不过是形容全国多数农场经营的方式。决定这个方式的基本因素是全国农民数和总耕地面积的比率。”⑥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马克思曾经列举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的古今两种小农所有制度：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殖民地，因为那里的独立农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⑦
《资本论》还曾谈到，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⑧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农民的人身自由。农奴制的兴起曾使原本自由的农民沦为依附农民，而“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⑨所谓“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后面”的“自由的自耕农”，就是实际摆脱了依附而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包括仍身负一定封建义务的公簿持有农、长期或短期租佃土地的自由农，以及自由持有农，即使后者也还要向地主缴纳少量贡赋。⑩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是因为：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
恩格斯同样关注小农。在恩格斯看来，小农即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和消费单位的农民，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恩格斯的小农定义符合历史与现实，在农民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一户农民的经营规模在不同的时空下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的中国，在人均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也许就能养活全家。想要拥有“三十亩地一头牛”，可能已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换到大庄园大种植园主需要乘直升飞机巡视自己田产的南美洲大平原，30亩（不足5英亩）还进不了“农场”的门槛。同理，如果还是人拉犁耙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一家人劳累终年也只能耕种十来亩地；如果资本和技术都高度集约化、各种涉农服务高度社会化，一户农民经营几千英亩、上万亩土地也能游刃有余。
有很多跟“小农”相关的概念，比如“小农户”、“小农场”、“小经营”、“家庭农场”、“家庭农业”乃至“农民”、“农户”等等。它们之间常常可以互通、互用。英语的“peasant”、“peasantry”可以译为农民，也常译为“小农”，既表示其职业又标识出其身份。“farmer”即“务农的人”，至少其主要部分是“小农”。他们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单位合一，都是家庭、农户。他们拥有的土地不管面积大小，都可以被称为“家庭农场”。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跟“家庭农场”同样略带点洋味的名字――“家庭农场主”，或“小农场主”。 201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和在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概念，尽管设置了“规模化、集约化”等“认定标准”，很可能将达不到这些标准的现存多数农户排除在外，但是从此以后不能再说“中国没有农场主”了。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文语境里，“小农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可以通用，至少现时代的“小农”和“农民”所指实是同一群人众。他们有自主经营的土地，因而不是农村无产者，不是受雇于农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他们依靠自己家内的劳动力，有的也雇佣少量或季节性的外来劳动作为帮助，但不是依靠雇佣劳动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农业资本家、农业企业家。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可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也可以发展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或称“资本化”（capitalized）的产业。他们经营的土地可以是自家所有的，也可能是国有的，部分甚至全部从别处租来的、从“集体”那里承包来的、承受别人“委托经营”的（如台湾地区因立法规定禁止租佃，所以第二次农地改革允许以“委托经营”的形式在农民之间流转土地，当局宣布“委托经营不以租佃论”），以及通过其他任何合法的途径获得的。但由于拥有人身自主和独立经营的身份，他们是自己的主人而不隶属于其他任何“主人”，可以自由地迁徙、自由地扩大或者出让自家的财产、自由地结社协作，也可以自由地退出结社，所以都是“自由的农场主”。在中国，他们由历史上国家控制下人身不自由的农民脱胎换骨而来，中间曾经作为被捆绑在一起“吃大锅饭”的社员；在西欧和北美，他们的前身是马克思当年所论述过的自由农民和殖民地的“独立农民”。
在前引《资本论》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那段话里，马克思再三讲到的“这种生产方式”，即自由的、独立发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资本论》其他章节也反复使用了这一概念，比如说“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始终都把自由的农民“同家人一起”的独立的经济活动看作一种生产方式。这种“农民的生产方式”既不同于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农业资本主义。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反复谈到农民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这些都证明：有没有这样一种 “农民的生产方式”，至少在马恩的话语系统里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农民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历史命运是怎样的？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是不是已经被“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战胜，它的主体――自由的、独立发展的农民是不是终将在全世界走向消亡？
小农的历史地位：从马克思到列宁
从前引《资本论》可知，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小农历史地位的“两重性”――进步性（以革命的手段扫除封建义务，取代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过渡性（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过渡阶段，最终将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
在19世纪末有关农民问题的论争中，考茨基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大经营与家庭小经营，从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率的角度重申了小农的两重性。考茨基提出，虽然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大经营无论在节约土地、节省人力畜力、技术改进还是在信用和商业方面，都优于小的家庭经营。但是，大经营的发展遇到众多障碍：现代农业仍然和家庭经济紧密联系；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能象工业生产资料那样无限增加；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化方向发展，使经营面积的扩大受到限制，而私有制对小块土地所有权的保护阻碍了大经营所需要的土地集中；完全丧失财产的农民大批离开农村为大工业和城市吸收，使得农业大经营难以得到必要数量的完全的雇佣劳动者。在所有这些方面，大经营都面临小经营的对抗。小经营对抗大经营的武器，是劳动者最大的勤劳和努力以及极低的需要（比雇农的需要还要低，满足于最简单的生活）。由于以上原因，大地产不仅不能消灭小地产，德、英、俄等国政府还迫于农业危机，颁布法律奖励移殖或分配给农民土地，人为地创造小规模经营。
考茨基考察了土地集中与碎分、大经营与小经营两种趋势并存的原因。他看到小生产和小农的生存能力超出早先人们的预想。由于大生产相比小经营的优势必须以“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为前提，而现实中存在着众多限制大生产的条件，这就使得小经营得以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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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统计分析概述
（一）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的重要部分之一，当对多个指标进行分析统计时，通常要用到多元统计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有多种，如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在多元统计分析中，通常要将多个统计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农业生产条件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能够充分掌握各种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如气候、化肥、农药等条件因素，找到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建立数学模型，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各条件因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制订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合理分配农业资源，从而保障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多元统计的重要性
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多种，为了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加强农业的多元统计意义重大。农业多元统计包括影响农业经济的诸多因素，如土壤情况、气候条件和化肥农药的使用等，应用多元统计数据来指导农业经济的发展。运用多元统计的结果来改善土壤、规避恶劣气候，保护农业生产，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和产量。农业多元统计的过程也是优化农业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过程，合理配备农业生产人员，配置或更换农业设备和设施，从而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
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条件有：农用固定资产、农村用电量、农用塑料膜用量、农机总动力、农药用量、化肥用量、耕地面积、灌溉面积、农村劳动力人数等，在不同的时期，各种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农用固定资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农用固定资产与农业经济的关联度始终高于其它农业生产条件与农业经济的关联度。农用固定资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始终排在第一位，这充分表明农用固定资产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首要的作用，并且农用固定资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相对稳定。
（二）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劳动力数量与农业经济发展关联度比较低。表明劳动力数量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小，可见，农村劳动力人数并不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农业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必然要逐渐减少，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小，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业部门，使得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近年来，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提高，说明农村劳动力过多、过快转移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由此看来，促进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维持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
（三）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经济与耕地面积的关联度也较低，表明耕地面积不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度的加快，耕地面积不断缩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提高，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得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逐渐降低。在考察不同时期耕地面积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近年来，耕地面积与农业经济的关联程度有了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几年耕地的大幅减少加大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物质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1991~1995年，农业物质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农村用电量、农膜用量、农药用量、化肥用量、农机总动力、灌溉面积。从1996~1999年农业物质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化肥用量、农药用量、灌溉面积、农膜用量、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从2000~2004年农业物质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农机总动力、农膜用量、化肥用量、农药用量、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用电量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排在物质条件的首要位置，当时的农村用电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农业用电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不断降低，在物质生产条件中，由首要位置降低至末尾的位置。究其原因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用电量中用于农业生产的电量比例逐渐减少，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中科技投入的逐渐加大，使得农业用电量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减小。
三、利用多元统计分析完善农业生产统计指标体系
（一）保证报表的质量
以往由于基层农业报表频繁、数量较多，一些农业统计部门为了完成指标任务，随意填写报表，使得农业统计报表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必须减少基层农业统计的工作量，减少农业统计报表的频率和次数，比如只做年报和定报，“定报”可以结合夏收、秋收填报。通过减少农业统计的工作量来提高农业统计数据的质量，以保障农业报表的真实性，使上报的数据既真实又准确。针对畜牧领域的统计，可以减少统计对象和统计指标。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只对当地代表性较强的畜类进行统计。果蔬类也可参照畜类的方法进行统计，合并相似的指标，精减数量较少的统计对象，通过减少农业统计人员工作量来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年报工作中，可以向先进的农业统计地区和单位学习，将本区的农业生产总值、消耗值以及特色指标纳入农业统计体系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将农村合作社、土地流转等体现在多元统计体系中，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数据参考。
（二）采用科学合理的统计方法
目前，很多地区的农业经济是由技能统计站报上去的，数据多数来源于乡村统计员，这些基层的统计员大多数是由乡村干部兼任，这些人员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对专业统计知识知之甚少，不可避免在农业统计工作中出现偏差，甚至出现错误，致使报上去的数据根本不准确。这就使得上级部门的农业经济统计数据不真实，统计分析的数据难以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和依据，使得农业经济的统计效率大大降低。要想提高农业经济统计的准确性和统计质量，就必须采取合理的、科学的统计方法，改变农业调查的传统方式，抽样调查要做到周密和全面，记录要准确。如今是农田家庭联产承包，统计涉及到千家万户，跟原来的集体制相比，统计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若依然采取原来的老一套统计方式，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所以，必须采用抽样调查的统计方式。如由村镇两级来填写播种面积和产量等报表，村镇必须准确掌握有关数据，以保障县市级制作的统计报表更加符合农业生产实际，从而全面提高农业统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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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产业化以其融合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优势，逐渐成为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发展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悖论：已经实现产业化的农业急需向生态化的方向升级，否则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难以修复的损害；而现有的生态农业又缺乏完备的产业系统支撑，缺乏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生态农业产业化是化解上述悖论的关键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则是解决生态农业发展与市场对接的有效抓手。文章在分析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和经营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宣城市
一、引言
随着时代变迁，农业产业化迎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壁垒来自于绿色检测，让传统农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民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绿色消费观念兴起让绿色、有机农产品不断获得青睐，生态农业日益成为时代骄子。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已经实现产业化的农业急需向生态化的方向升级，否则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难以修复的损害；而现有的生态农业又缺乏完备的产业系统支撑，缺乏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融合了二者优势，把内涵式进步和外延式增长统一起来，把生态农业的品质要求和产业化的规模要求统一起来。正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诸多优势，它不仅成为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也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不二选择。实践中有需求，理论上必然有呼应。近年来，学术界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界定，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建设、经营模式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张壬午［1］、马世骏［2］、徐保根［3］、王静慧［4］等均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特点、对策进行阐述。孙艳华［5］等认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市场机制，以培养和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全生态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张宁［6］等认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绿色农产品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的集中体现，而龙头企业则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组织。孙桂琼［7］、李树［8］等认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应以经营模式及主要环节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对生态农业产业化提出对策建议。夏蕾［9］、杨明娜［10］等从加强金融体系支持的重要性及影响因素分析着手，提出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建设。上述学者围绕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基于定性角度揭示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特点及发展规律，为人们从宏观上把握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脉络做出了贡献。而这些研究缺少从县级、市级等微观角度分析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宏观跨度大，与实际具有较大差距，可操作性低。这种片面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本文在深入调研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了分析，探索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地方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现实借鉴。
二、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与苏浙两省交界，是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前沿阵地。人口约279.9万人，面积约12313平方公里，生态环境优越，境内国家自然保护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4个，森林覆盖率近58%。宣城市农业的发展水平比较高，生态农业基础良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也是本文选择宣城市作为研究微观生态农业产业化样本的原因。宣城市农业生态环境基础良好，可从如下数字中获得概括性了解。2014年宣城市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有效论证企业73家，全国绿色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个。全市现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认证产品数分别为83个、99个、137个。2015年宣城市实行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计划，全市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较2010年削减20.1%、13.3%。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3.45%，还田面积可达222.51万亩，农业领域综合利用量101.85万吨。问题在于，宣城市虽然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铆足了劲，然而，生态农业仍然呈现出发展后劲不足、规模不大、效益不显著等弊端，制约了宣城市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程度不足，这源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一个典型悖论。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从传统农业变迁而来，是传统农业这个古老的“道”和产业化这个富含现代意蕴的“器”结合而成。结果，传统之“道”相对人们的熟稔和习惯，以及现代之“器”给人们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产业化和传统农业紧紧捆绑起来，所谓“道”“器”不可分割。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从“道”的角度讲，是一种转型和进步。然而，这种新“道”却和旧“器”联系在一起。所谓旧“器”，就是传统的、低效率的、非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新“道”和旧“器”的混杂和交织，使得人们产生“要发展就不能要生态，要生态就不能要发展”的二律背反。要走出上述悖论或曰二律背反，就需要把新“道”和新“器”嫁接在一起，让农业发展也能实现“形而上者谓之道”和“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有机结合。
三、制约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从理论进路回归实践状态，可以发现宣城市在破解农业发展悖论，也就是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诸多梗阻因素。这些因素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两块：一是在“道”的问题上存在梗阻，也就是不愿意用“新桃换旧符”，不愿意用新“道”替代旧“道”。二是在“器”的问题上存在制约，不能很好地运用新“器”助推新“道”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宣城市农业生产者生态意识较为淡薄
尽管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然而在人们头脑中把绿色的“生态”与黄色的“农业”主动结合起来，仍然需要很长时间。一方面，习惯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多年来的耕种习惯，让人们不愿意反思传统农业的诸多弊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现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地膜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农业资源消耗巨大，污染严重。但是农村土地作为集体所有产权，使得农户更为看重眼前利益，容易忽略不合理作业带来的长期危害。
（二）宣城市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宣城农业产业中粮食生产比重过大，林牧渔业及其他副业比重较小，农业结构不够合理。这种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发展生态农业构成了三重威胁。一是粮食生产比重过大，化肥、农药等农资消耗量大，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二是粮食生产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根深蒂固，转型到现代生态农业生产的难度大。三是粮食生产比重过大，必然意味着林牧渔业及其他副业比重较小，尤其是林业比重非常有限。林业就是生态农业的典型组成部分，林业比重低，也增加了宣城市发展生态农业的困难。
（三）宣城市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脆弱
宣城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仍然薄弱，有相当一部分的山冲梯田、高塝田及坡耕地还是“靠天收”，缺少基本灌排条件。此外，有的渠道、河道、水坝、池塘多年失修、功能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人为破坏，自动调节功能变弱。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脆弱，使得农业生产者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很难做到“合纵连横”，从而更加迷恋小规模的、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四）宣城市农业金融体系尚待完善
持续有效的金融体系对于任何一个经济模式的发展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相应的，当下中国要实现生态农业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可或缺。不管是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发展现代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物流体系，都要求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前置要素。把上述“规范化”要求与宣城实践状态予以对照，可以发现宣城市生态农业金融体系亟须完善。目前，该市生态农业企业贷款基本以农村合作机构、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为辅。农村合作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很难提供足额化、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特别是，随着近两年金融政策的收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出现贷款手续繁、门槛高等问题，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五）政府的引导作用有待提高
生态农业产业化作为新生事物，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一方面，政府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要不断完善。比如，政府对于生态农产品的标准化制定、检测及市场监管能力均有待提高。目前，市场上所谓生态农产品鱼龙混杂，政府检验、检疫以及检测不够全面，尚未做到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责任可追溯。从完善政策的角度讲，政府对于生态农产品需建立认证机制，依据世界贸易中的普遍绿色检测指标，严格进行统一标准认证。特别是，对市场上及生产中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进行检测认证，建立诚信红黑榜对于达标、未达标产品进行公示，提高生态农产品的优质优价的竞争力，提高生态农业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已出台政策的落实力度。比如，宣城市相关农业企业反映，由于政策没有落实到位，相关主体在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仍然遭遇很多政策关和执行关。所谓政策关，就是相关政策已经颁布，但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拖延实施或不予实施。所谓执行关，就是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落实政策中的相关优惠条款。
（六）宣城市生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困难
由于上述“道”和“器”普遍存在问题，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可谓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宣城市生态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发展困境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农业保险相对滞后；二是规模经营主体存在集中连片流转难，流转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渠道不畅通；三是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公益性技术服务能力不足，农技推广、植保联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公益性和经营组织发展不够；四是部分基层农经部门机构不健全、人员老化、专业人才缺乏。
四、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选择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化解上述“道”、“器”背离的关键点，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则是解决生态农业发展与市场对接的有效抓手。然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一个匹配与衔接的问题。进一步讲，对于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由于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不同经营模式的适应对象和约束条件也不同，如何选择适合本地区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并赋予一定的目标，对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做出科学选择。
（一）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生态农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在背景和资源拥有量一定的前提下，怎样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规模下，由于产量较小，所以说平摊到每一产量单位上的成本就较大，致使收入偏低。当农业生产规模较大时，即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在原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较低生产成本下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在建立相关生态农业模式时，将更多的产业链加入到生态农业模式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二）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选择适合自身的经营模式
通过要素禀赋理论，我们知道：各国之间生产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不同，当地应较产本地优势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换取本地劣势产品，从而达到收益的最大化。缩小到国内农产品贸易甚至地方性农产品贸易背景中，该理论同样成立，甚至更加符合实一方面，国内贸易和区域性贸易的交易成本相较国际贸易而言，不存在关税壁垒等阻碍贸易进行的负面因素，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与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无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设是趋近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区域型经济贸易，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得贸易双边更趋于理性化，就避免了国际贸易中由于博弈的存在使得最终的结果背离了预期的最优状态。将宣城市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来看，宣城市毗邻经济最发达的苏浙沪地区，安徽省工业基础薄弱，同时周边优质发展工业的资源已被苏浙沪地区吸收，短期内以正常成本无法重新吸引以上资源的依附。故以常规手段进行招商引资盲目发展工业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吸引不到优质工业企业进驻，而是那些追寻政策优惠、产能过剩、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进驻，对地方经济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所以宣城市应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区域优势，致力于发展其具有优势的农业，并结合其多山多林特点，尤其适宜发展以种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为主的生态农业，如山核桃、茶叶等。将宣城市划分为由若干区县组成的大经济整体来看，要素禀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各区县发展差异化农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大力发展本地优势农产品，较少不适合当地种植的农产品产量，通过区域间农产品交易的方式保证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产品供给。例如以盛产山核桃的宁国市，地形特点是多山多林，适宜种植经济作物，不适合水稻小麦等农产品的耕种，若为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开垦山林、梯田种植水稻等作物，不仅本身成本较大，而且由于减少了山林作物产量造成的收益减少也产生了一部分的机会成本。综合要素禀赋理论和市场供求理论，在理想状态下，宁国市应该因地制宜，由地方政府牵头培育的山核桃产业的龙头企业，并在做好市场调研、对总产量有所规划的前提下，在适合山核桃种植的区域大规模种植山核桃，发挥规模效应，纵向深化山核桃种植发展，提高其生产专业程度，最大程度的增加经济附加值。二是优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加强冷链技术的应用。对于农产品而言，优化其上下游间物流通达程度一方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农产品因运输时长导致的品质下降。两者都能使得交易成本有所减少，从而使得现实中的农产品交易更能达到要素禀赋理论预期的结果。三是地方政府给予专项支持，建立区域间农副产品交易平台。农副产品交易平台同样是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同时也可以起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就业的作用。
（三）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
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可持续性的保障，取决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农户、合作社（协会）等是否建立了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自古以来的小农经营与产业化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的加工销售环节对利润的压榨均导致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难度较大，农民增收也异常困难，削弱了农民投身其中的积极性。因此，宣城市应协调利益联结机制，提高产业链各节点的效益，改善农民收入。宣城市正积极探索用土地使用权、技术、资金、产品等各种生产要素入股的方式。通过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使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吸纳更多的农民资本入股，使企业与股民结成互惠、互利、配套联动的利益共享体。
五、发展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对策
为了让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能够从蓝图变成现实，从理想变成效益，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夯实现代化的“道”和现代化的“器”。可以乐观地预计，当“道”、“器”皆备时，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春天也将到来。
（一）强化生态意识，实施绿色经营战略
这是从“道”的角度夯实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世界观基础。具体做法如下：加强媒体对生态、绿色意识的宣传，引领绿色消费理念，形成绿色消费偏好。对于生态企业则应树立生态化营销模式，以“生态”牌作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特色竞争力。政府则应加大对破坏生态的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其预期成本，强化经营者绿色意识。通过行业协会招募环保志愿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并对其进行培训，让他们对农户、合作社、企业中进行生态农业知识宣传教育和技能的普及，从而逐步提升大众生态意识。
（二）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体系
从投入体系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设立生态农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加大支农力度，增加财政在生态农业科研及技术推广领域的投入，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政府通过技术专利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等对相关生态农业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加大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力度，不断使产加销，工贸一体化经营的产业链的纵深推进，加快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和农民为主体、信贷资金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生态农业投入机制。通过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完善生态农业保险和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便利、小额、畅通的生态农业专项金融产品，鼓励农村民间借贷及担保等灵活的金融支持方式，监督、规范农业资金和农村金融发展的良性信用体系，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资金提供保障。
（三）搭建产学研平台
从多主体合作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健全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工作，造就一批农村生态科技人才，培育出优质、安全、高效、高产的绿色新品种，不断研发推广新型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天然添加剂等生态化方面的前沿技术，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向资源节约型、绿色友好型转变。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重视与高校合作对接，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利用，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四）加强生态农业品牌建设
从品牌建设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发展品牌农业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要加大对生态农业品牌建设支持力度，支持企业注册绿色有机认证商标，以生态品牌赢得市场。同时进行区域内品牌联合，引导企业通力合作，寻求建立战略联盟，整合资源。政府部门依据《绿色食品产品标准》、《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及国际贸易中绿色认证系统等对农业企业进行审核评估，综合企业资质、生态、品牌创建等方面的表现予以“生态等级”的星级认定，并对社会公开。高星级农业企业可获得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部门的优先宣传推广、资源优先对接等待遇，以此刺激企业进行生态品牌争创，形成良性循环。
（五）积极发展循环农业一体化
从循环农业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建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有机链条，推进产业特色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发展体验农业与观光农业相结合的复合式现代农业，利用生态观光、生产体验和产品推介，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打造集“自然—生产—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休闲农业示范区。
作者：胡彭鹏 姜启军 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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