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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1
作者简介：赵明海（1976―），湖北宜昌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摘 要:“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已成为许多高校公选课中的热门课程。目前世界遗产学在国内外都尚处于起步构建阶段，作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如何开设好，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公选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素质教育
一、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特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与自然遗存，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等。它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肯定和极高荣誉。每一项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大自然中独特而绮丽的景观，是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的优秀结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见证和标志，同时也为其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地理多姿多彩的遗产资源大国，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把世界遗产教育活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加强遗产教育意义深远。
高等院校在世界遗产的人才培训、智能参与、信息传播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应发挥着积极作用。把遗产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遗产教育中，让学生既拓展视野、提高研究性学习能力，又认识到世界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汲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文化服务。尤其要把保护遗产的理由、方法告诉青少年，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保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世界遗产的时代传承，也为青少年打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大门，吸收感受其中的文化艺术魅力。中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培养、激发青少年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①
对大学生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将能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包括理论研究、学术探讨、专业教育、抢救维护等方面，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强世界遗产保护的综合性程度。世界遗产涉及多种学科，科技含量很高，没有相应的科学文化就难以保护利用好这份遗产。为唤起全人类对保护自身遗产的热情和共识，世界遗产保护的苏州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订行动计划，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指导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少年教育，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日程，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保护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对保护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保护力度，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国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②
加强遗产教育，能促进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祥和安定，可以提升民族理想，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勃兴，遗产教育能带来旅游市场的繁荣。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我国世界遗产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正面临着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知识和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有助于他们将来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将成为未来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当代大学生中开设此课程非常必要。
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世界遗产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科技史等众多学科，其内容极为丰富，研究领域极为广阔。③世界遗产学与诸多学科又发生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这种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的存在，为遗产学的学术更新，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帮助。世界遗产事务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世界遗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世界遗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遗产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均未完备建立，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严格来讲都未确立，亟须进一步加强。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世界遗产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有关世界遗产的概念、类型、主要特征，世界遗产组织和相关文件决议、文献，世界遗产评选标准、申报及确定程序，以及候补、落选、濒危世界遗产等。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类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动态进程。1972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概念，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类。1992年新增文化景观类，1997年又确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2004年6月在我国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凯恩斯决定》做了新的修订，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之一。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世界遗产概况。截至2007年8月，全世界共有851项世界遗产，中国有35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24项、自然遗产6项、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遗产1项，另外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成为遗产数量上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的第三大遗产国。通过重点讲述全球各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由来、种类、分布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现状，向学生全面展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让学生在欣赏人类伟大创造力杰作与自然界壮美景色的同时，切身感受世界遗产正在面临的各种威胁。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的形成、分布、价值、保护利用的原则、方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的责任感。
第三部分为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原则、工作程序、具体方法以及法律制度，提高学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意识。面对遗产遭受破坏性的经济开发威胁，导致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取代了精神文化和科学功能的情况，应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使其世代传承，永续利用，不要再闹出“水洗三孔”一类令人瞠目的荒唐事件。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加大遗产保护力度，把发展经济与遗产保护开发作为统一的目标，坚持遗产教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教学方法
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完全符合当前社会的要求,但难度也相当大,这就对开课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讲授内容新颖、连贯、有特点、有吸引力,还要求教学方法先进,要充分体现现代化教学的特点。根据课程定位，结合授课对象的特点，来设计本课程的具体教学，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互动式”“交际式”“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研究性学习。大学作为人类遗产的传习地，要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使遗产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形成多元化、开放化的特征。主讲教师结合资料片段和在遗产地考察的亲身经历，活用精彩的多媒体课件，师生共同探讨有关人类文明进程及如何有效保护世界遗产等问题。
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场地设施上要求具有多媒体设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资源，可以使用电驴、迅雷等下载工具，广泛收集资料。笔者在开设此课程时就收集了近200G的材料，其中有央视《探索•发现》、美国《国家地理百年纪念典藏》等系列，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编辑整理，制作出内容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与日渐升温的世界遗产申报热潮不相称的是，中国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世界遗产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为教材选择带来了一些困难。国内的世界遗产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翻译、介绍的层面上。交相问世的世界遗产书籍很大程度上均为一般的普及性读物，其编纂的着眼点大部分在于把世界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行推介。鉴于此任课教师可以选择一本编写较好的书作为蓝本，将其内容提炼，以提纲的形式打印成讲义，让学生复印，在授课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参考书，这样既有利于挖掘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注释:
①宋才发.论保护世界遗产与培育民族精神[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2-98.
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历史文化；整体保护；自然环境；莲花山
Abstract：Embarks from the historical culture whole protection idea, divides the near modern history cultur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into the monomer to the block, the block to the cities,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 protects three times. Take“the Guangzhou Panyu area Lianhua history culture protectorate plan”as the example, the discuss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 protection idea and the method practice application.
Key words：historical culture；whole protection；natural environment；lianhua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0-47（4）
引言
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省、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镇、村、建筑群等。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思路，大体经历了从文物古迹本身的“博物馆”式的保护、历史街区或地段的协调保护、历史城镇与周边地区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三个阶段。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莲花山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为例，探讨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与方法，认为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理念可以为我国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1 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与方法
从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来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由文物建筑向历史地段、街区不断拓展，保护与城市规划开始走向结合；对历史环境越来越强调和保护范围的日益扩大：从单体到街区，由街区又扩大到城镇。又进而兼及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遗产区域（heritage area）”（李伟，2004）。由此可见，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单体到街区时期、街区到城镇时期、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时期。
1.1 单体到街区时期
1933年，《雅典》提出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对“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强调对文物建筑的保护。1962年法国率先颁布了保护历史地段的《马尔罗法令》，又称《历史街区保护法令》。历史地段，尤其是历史街区的性质和文物建筑有所不同，保护的原则方法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意味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涉及物质实体环境，还进一步包含了人文环境，使之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1964年，《威尼斯》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提出保护“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从《雅典》到《威尼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成了从文物建筑单体的保护到历史街区保护的过渡。
1.2 街区到城镇时期
1976年，《内罗毕建议》指出历史地段的保护包括“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等广泛内容，维持历史或传统地区及环境，并使它们重新获得活力。扩展了历史地段的范围，提出了历史城镇的概念。从《威尼斯》到《内罗毕建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成了从历史街区的保护到历史城镇整体保护的转变。
1.3 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整体保护时期
1968年，“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开始重视自然和文化保护相结合，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公开发表的官方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的最早声音之一。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1987年，《华盛顿》在总结《威尼斯》二十多年来各国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了历史地段以及更大范围的历史城镇、城区的保护意义与作用、保护原则与方法等，提出“一切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所涉及的历史地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人工的环境”。在历史文化整体保护方面，我国起步较晚。2007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明确了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环境的整体保护理念，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编制、实施管理提供了法定依据。
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3
（1.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我国遗产旅游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我国遗产旅游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核心吸引物、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类型多样，而“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殊荣无疑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从我国所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标准看，有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遗产相比世界文化遗产显著胜出。第一批44处国家风景名胜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文章详细解读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入选标准及分布特征，试阐述了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揭示其价值认同影响机制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复杂循环反馈体系。
关键词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权力话语；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89－05
收稿日期：2015-03-15
作者简介：林晓桃(1985-)，女，浙江温州人，四川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界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文化等。
一、引言
当下，遗产旅游地已构成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产业的最主要形式。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遗产旅游地研究体系，遗产旅游地的概念与定义还没有确定统一，本论文中所研究的遗产旅游地特指以遗产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已经成为我国占最大比重的旅游目的地。
价值，在哲学上第一层次是关系，这层意思解释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事物（客体）能够满足人类（主体）的某些单方面或多方面的需要。第二层次，价值展现的是一种属性范畴。包括：社会性或者主体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对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统一[1]。马克斯·韦伯说：人们若无法对世界表达态度，则尽管多绚烂繁华的世界，也是无价值可言的。[2]源自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可以在遗产这儿找到：如个人、家庭、家族、地方、族群、国家、国际。这里所谓的“对遗产的态度”也就是对遗产的价值认同。换句话说，人类（即认同主体）认为遗产（客体事物）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价值。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说：价值其本意为何物，不能在具体形式上得到确定答案，然而，却可以是人类思量宇宙的工具。[3]那么，我们也难以评定遗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其价值认同可以来丈量遗产、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价值认同的可解释为特定的群体中，对某些指定客体事物的价值所在而形成的共同理解。因为认同主体的多样性，遗产旅游地（即以遗产作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认同也就具有多元性特征，且受多重因素相互复杂影响制约。[4]
二、我国遗产旅游地入选标准及分布
至今我国已形成一套囊括九大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地体系，总保护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20%。世界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遗产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我国遗产旅游地体系中级别最高、价值品味最高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优先入选成为我国“世界遗产地”、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旅游地更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
（一）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及分布
自我国于1985年参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行列以来，截至2015年3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入选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7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3项（其中文化景观4项，跨国项目1项（丝绸之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50项）。我国是世界上具有世界遗产类别最完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并列，均为4项）。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作为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判与认同的10项入选标准随版本的更新不断修善。这10项遴选标准按罗马字母I-X依次编号，根据2005年以来的修订版本，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是前I-VI共6项，而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是后四项，也就是第VII-X项。可在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统计表（见表1）：名单中，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远远少于世界文化遗产，清晰体现在其遴选标准采用之少。
世界遗产的申报，按年份我国可归纳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1987年～1995年（突变区间），由于这时期的申报具有无规律性，具体是：1987年成功申报6项(包括1项双重遗产)，1990年成功申报1项(双重遗产)，1992年成功申报3项自然遗产，和1994年成功申报4项；而1988年、1989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这5年都无项目成功。第二区间是1996年～2000年（渐变区间），具体情况是：1996年成功申报2项(含1项双重遗产)、1997年成功申报3项、1998年成功申报2项、1999年成功申报2项(包括1项双遗产)、2000年成功申报6项(含2项扩展)。第三区间是2001年以来（平稳区间），每年成功申报都不大于2项（扩展项目除外）。
有3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我国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和所表现的特征：首先，自然遗产项目数量显著缺失，如2002年之前有且只有1993年入选的3项自然遗产，这说明在2002年前中国对自然遗产的认同与重视远不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关注。其次，这也说明我国之前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远远不够重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驱使地方政府开始积极申报世界遗产，而这之前，地方政府甚至由于担心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带来的限制政策和清理责任而反对申报，没有积极性或积极性低落。第三，2001年之后我国遗产成功申报进入缓和状态，这与《凯恩斯决议》、《凯恩斯-苏州决议》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政策的驱动和限制密切相关，我国也开始向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共同重视的方向发展，（《凯恩斯-苏州决议》限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项，且其中一项为自然遗产）。
（二）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入选及分布特点
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概念是有观赏、文化或者科考价值，自然、人文景观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以提供人们观光或进行科学考察等文化活动的场所。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风景名胜中汇集资源最为突出、遗产价值最高的地域。亦是政府支持度最大、学术研究范围最广、公众游憩观光参与人数最多的区域。所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块招牌含金量也相对最高，是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的。为了加强保护风景名胜资源，更好的实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在1982年国家国务院建立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并审批通过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4处（2007年前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中国首批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布广泛，在全中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空间凝聚型分布，高密度集中在豫皖鄂、江浙、及资源禀赋优越的川滇等区域；均衡性较低，区域间、省际间分布差异较大（如表2所示）。分布特点上，山岳类数量居多。这是由于丰富多样化的地貌构成了风景名胜区的自然景观多样性，是风景名胜区中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国崇拜山岳的历史悠久，山岳和民俗、人文、宗教密切结合而形成特有的中国式的山岳文化，比如五岳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帝王祭祀的神圣之地。人文景观风景名胜区，政治因素是最最重要的一股影响势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人文景观特点为主的主要集中分布在古代中心城市边缘。在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发展的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地域分布[5]。
（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特点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我国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于1982年2月8日公布，并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保护。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与批复，按照其特点主要分为古都型、传统风貌型、近现代史迹型、风景名胜型、地方及民族特色型、特殊职能型等六类，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分布（表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五千年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发扬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对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直接反映出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与保护导向的宏观把握。
三、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实质是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中的体现和应用。本论文中所探讨的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每个层面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因素对组织间关系有促进或抑制作用。[6]而宏观尺度因素（国家权力宏观背景）的影响施加于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并通过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起决定作用。因此国家权力宏观背景因素不容忽视，国家权力、政治、文化背景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之间关联性应得到我们研究者重视。
（一）宏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宏观影响因素涉及国家权力层面，具体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等因素。
遗产申报权、审批权、资源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带有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色彩。权力的一个最重要来源是对资源的审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在被认同前期，遗产要经过一套价值话语（DiscourseofValue）的判断。价值话语，不仅仅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描述，还也暗示了话语评判和所期望的显示间的相互联系，遗产是否被认同与保护直接受到其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多少来决定。“遗产”这个词语自身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价值话语，它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系列的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它指引着决定着该遗产的走势与将来。[4]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来说,文化认同是其国家走向迅速发展之路的至关重要的桥梁。奈斯比特说,一个国家在不断走向全球化之时,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所体现出来的国家特征,国家的价值取向将会越来越倾向于展现与光大自身文化特质和自身的高价值遗产。[4]国家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建构来实现的，因此，入选为我国“世界遗产”、“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地域。
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各个民族对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情感依附和归属认知。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演变成我国如今的各类遗产旅游地。民族国家不仅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体制和明确的国家边界线等,还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道德规范等诸多内容的记忆性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来源于该国国内多元民族的历史记忆的综合与融合。[2]遗产成为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多元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认同与融合。
遗产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它可以帮助人们追忆曾经的荣耀与光荣，强化历史的成就感与自豪感。特别是在传媒神话盛行的今天，现代传媒将这种值得珍惜的历史记忆加以进一步张扬、凸显和强化。遗产旅游可以帮助政府影响公众观点，获得公众对国家目标的支持，形成对国家的良好印象，产生对遗产地所在国家的认同。传播是贯通遗产旅游地和国家形象的一根中枢神经。遗产旅游地首先被作为传播国家形象的载体来考查，是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语境；国家形象作为这种传播的过程和结果，不在囿于跨国政治宣传或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冲突范式，在遗产旅游地中展现的是另一种图景。简言之，遗产旅游地传播的是自身语境定的国家形象。
（二）中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中观影响因素涉及地方政府与遗产主管单位等组织层面。我国已大致形成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权限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中，国家林业局负责管理国家湿地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住建部负责管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国家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地质公园；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负责管理A级旅游景区；水利部负责管理水利风景区。在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含金量最高的牌子之一，由国务院直接审批。1982年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本应有45个景区，但后来没有张家界，这是由于张家界属于林业局管辖，而主管单位当时不愿放手。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权主要还在当地政府手中，而其他遗产系统的审批项目，用人权、管理权多集中在直属部委。
地方政府、遗产主管单位成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因素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遗产具有政治性的暗示，遗产已经成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业绩”的重要考量标准。这表明，遗产成为地方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良好业绩来获得政治上认同的重要工具。[2]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的巨大能量来源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因为“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风向标。旅游被视为引导遗产进一步发展的旗舰，遗产的价值认同是一种为了实现旅游目的而选择的特殊认同方式。反过来，管理方面的成就感和行政事业的重要性又因旅游事业的发展得到强化。当行政管理把遗产旅游地看成一种品牌时，表现出遗产申报的积极性，从而加剧行政权力的运用。任何事物一旦被纳入操作程序，便受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遗产的命运与地方政府行政化的发展和效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原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三）微观影响因素
微观因素涉及遗产旅游地的社区层面，包括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等因素。每个遗产都具有“地方性”，这里的地方性是指遗产的地理位置与场所。地方社区会将其自身的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关切财产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6]《世界遗产名录》在“地方性”上的相关约定有:（1）相同的历史或者文化构成；（2）在地理上的相同特点、相同类型的遗产；（3）在地质形态上，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构成，且是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密不可分的系列遗产。[7]也就是说，遗产是一类区域地方性资源，因而具有某种价值认同。
因此，尊重、强调、发挥遗产的社区主体价值是遗产旅游地被完好利用和保护的战略之基石。遗产旅游地从申报、审核到成功后的旅游产业发展于保护都离不开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如开平碉楼在遗产申报过程中，由于碉楼的产权归居民个体所有，在他们没有托管之前，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和相关的管理。因此，需要社区居民的良好配合将碉楼产权托管给政府进行管理。当地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如皖南古村落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宏村的具体管理单位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对宏村申报世界遗产大力支持，并对编制保护规划和整治村落环境给予经济支持，对遗产申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则可以解释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间为达到共同目的或得到共同结果，彼此相互影响的一种联合作用之原理。[8]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宏观因素之于中观因素的影响，中观因素之于微观的影响，通过价值认同主体的参与深刻影响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呈现状态，从而决定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宏观和中观因素叠加影响下构成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影响机制。同时，社区微观因素和组织中观因素交互作用，使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呈现出国家内部的时序演变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从以上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来说，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具有辅助作用，而中观因素是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差异性成份的根因，宏观因素则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过程中处于决策地位。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在接受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因素影响的同时，会通过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呈现状态的作用力而逐层对微观、中观和宏观产生重要的反馈影响力，并把我国遗产旅游地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对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循环作用力。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世界遗产入选标准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显著居多，且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段性特征。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4处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是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研究表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由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和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如图1）。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起决策作用；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包括起着重要的运行作用力的地方政府和遗产主管单位；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包括起辅助和支持作用的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在现实实践中，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还有众多，如相关遗产专家、学者对遗产申报的启动力，遗产旅游者的个体主观认同等，可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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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遗产地； 遗产旅游； 世界遗产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 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 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 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 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 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 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 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 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 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 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 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 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 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 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 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 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 农业遗产研究；（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 工业遗产研究；（7） 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表2 国家基金的遗产旅游研究主题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经营管理旅游开发遗产保护遗产地社区研究价值属性可持续概念性分析
频数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资料来源：作者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址项目检索整理。
2 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 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 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 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 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 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 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 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 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是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 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 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 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 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 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 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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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From Tourismin Heritage
Sites to Heritage Tourism
ZHANG Chaozhi， LI Wenj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flection about heritage related research in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so called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es are actually tourism in heritage sites，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has not been touched. With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and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scie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s the core research issues about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 what is heritage”， “whose is heritage”， “ how to represent heritage”etc.
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5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早在1950年政府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独树一帜地提出无形文化财(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和保护办法，而对那些造诣颇深、身怀绝技的艺人和工匠，日本媒体称其为“人间国宝”。从195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不定期的选拔认定“人间国宝”，将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每年发给他们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练技艺、培养传人。如今，经文部省认定的“人间国宝”已累计360位。日本已有1000项无形文化遗产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其中能、歌舞伎、文乐等3项已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除呵护“人间国宝”外，日本政府还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用”创造条件。位于东京皇宫护城河畔的“国立剧场”，是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专为歌舞伎等传统艺术表演而修建的一座现代化艺术殿堂，有些演出场次甚至要提前一年预定才能排上。
韩国
韩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于1962年制定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半个世纪以来，韩国已经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
韩国政府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最顶层被授予“保有者”的称号，他们是全国具有传统文化技能、民间文化艺能或者是掌握传统工艺制作、加工的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199名，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100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舆论监督体系完善，确保了各项制度实施的公平、公正。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由来自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的专职专家以及政府聘请的50多名非专家包括普通群众组成。由各省长、市长及国家文化财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交由他们论证，委员们将进行项目调研并撰写提交调查报告，通过审议后最终确立国家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立的名录要公示一年，期间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并听取各方意见，如果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项目将重新进行调研论证。
法国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840年，法国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保护文物的法律。法国在制定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随着人们对保护工作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展。
目前，法国有1.8万多个文化协会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全法国已划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达4万多处，有80万居民生活在其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将其封闭保护，法国政府采取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敞开大门，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窗口。
“文化遗产日”是法国人的首创。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像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也在免费开放之列。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法国设立的“文化遗产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对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意大利
意大利人曾不无自豪地说，全世界大约4％的历史艺术品出自意大利。也有人说，整个意大利就是一件大文物。作为希腊文化重地、罗马文明的中心、天主教的核心、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保存下来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多得数不胜数。1996年，意大利当时还只有9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意大利的世界遗产数目已发展到37处。
自然遗产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原真性；安阳殷墟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15
1引言
文化遗产作为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瑰宝，是一种无法替代和衡量的财富。本文从旅游体验视角出发，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原真性原则（authenticity），对文化遗产问题进行研究。“原真性”概念始终是现代遗产保护的灵魂，追根溯源，它因20世纪50年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兴起而进入旅游领域，虽然文化遗产领域与旅游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一场有关原真性的争论，但正是文化遗产领域坚持批判的态度，促使原真性这一概念在旅游领域中生根发芽，旅游领域的学者用他们的哲学观丰富并完善着原真性概念。二者针对原真性的争论和批判会促进遗产旅游文化内涵和体验的提升。
本研究的难点主要是对原真性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作用。文化遗产保护在原真性概念与旅游研究领域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自20世纪50年代起，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开始向世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遗产已成为旅游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基础之一。从保护世界遗产的角度来看，“原真性”的提出是对“非原真性”开发理论的批判，也是对遗产及其相关文化的保护。近年来，我国旅游的宣传口号渐渐向原真性靠拢，那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正在逐步重视“原真性”的问题，表明了“原真性”在我国遗产保护与开发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及其旅游开发的研究是必然趋势。
2理论研究综述
2.1原真性相关研究
保持遗产的原真性是《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核心原则之一。原真性原则既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遗产必须遵循的关键性依据。事实上，无论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在评定、认知、保护与评价等问题上，常常需要涉及原真性。“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进入我国时，最先将其翻译为“真实性”，并且“真实性”这一概念在国内使用多年，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真实性”这一解释提出质疑：我国对于遗产旅游的原真性和开发的讨论并未完全达到原本的意义。因为真实性分为“真”与“实”两个方面，从遗产问题来看原真性表达的“原”与“真”更加贴近遗产问题的优化理念以及“原始的”和“最初的”涵义，因此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原真性”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
2.2旅游体验相关研究
国内对旅游体验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谢彦君认为，旅游体验是处于旅游者内心的身心畅受，这种感官反应是借助于观赏、交流、体验和消费等方式实现的不可逆过程；周永广则以旅游的符号化过程为例，认为对该过程的理解不同将直接影响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其他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的交流，从而导致旅游体验的不同；陈兴从人类学角度切入，他认为旅游体验是一个“虚拟真实”的概念，旅游体验的本质在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各种物质层面的感官接触来达到精神层面的审美愉悦与文化认知。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体验的界定和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层次论学者们认为，旅游体验由支撑性的体验维度和高峰性（或关键性）的体验维度构成；而马斯洛层次论学者们认为，旅游体验自下而上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总的来说，这些差异不影响旅游体验是旅游者旅游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感受或结果这一共识。
3研究设计与调查方法
3.1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原真性的信息内容及部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讨论，筛选出多个原真性影响指标，将本次调查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问项。第二部分主体问项包括遗产开发的可持续性、遗产地景观和环境的和谐性、遗迹修复程度等原真性评价方面；多语种导游讲解的专业性、游客咨询中心便利度、标准化公共厕所等旅游体验评价方面；游客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评价方面。共包含22个具体指标。调查问卷使用了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N=不清楚），使得结果更具可量化、更容易分析。在初稿形成的情况下进行了预调查，讨论后对问卷的部分内容和措辞等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问卷定稿。
3.2调查方法设计
本次研究对殷墟遗址和王陵遗址内的游客进行抽样调查。经过前期的预调查后，讨论并修改了问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式调查时间从2016年10月21日至22日。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与游客进行不同程度的交流，以深入了解游客对世界遗产殷墟保护与开发问题的真实想法。
3.3数据搜集与分析方法
本次调查先后在殷墟博物馆及王陵遗址遗产区、外延缓冲带区、居民区及部分商业区展开，期间共发放421份问卷，其中21份为无效卷，剔除后共收回400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5.01%；其中男性202人（50.5%），女性198人（49.5%）。调查显示（见表1），游客以青少年为主，15-24岁的游客共238人（59.5%），25-34岁的游客共88人（22.0%），其他年龄段的游客相对较少。客源市场主要以除安阳以外的省内其他地区居多，其游客数量共48人，占总体的12.0%，但国内其他省市游客也达到154人，占总体的38.5%，呈现以省内游客橹鳎省外游客为辅的特征。
4调研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4.1描述性分析
4.1.1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问项描述性分析
由表2得知，“本次游览的满意度”问项的评价均值为3.66，表明游客对殷墟游览过程的满意程度水平较高。重游意愿得分3.32，表示游客重游殷墟的意愿较好。
4.1.2原真性因素、旅游体验因素问项描述性分析
原真性因素问项中评价均值最高的是“遗产与文化的关联性”（3.92），而评价较低的问项是“周边商业化程度”（3.24），表现出殷墟遗址虽然与殷商文化的关联性较高，但周边商业化程度不尽人意，从实地调研中与游客沟通交流的情况来看，不少游客认为周边商业化水平和质量不高。
旅游体验因素问项中评价均值最高的是“多语种导游讲解的专业性”（3.83），而得分较低的问项是“交通通达度”（3.16），这说明在殷墟游览的过程中，多语种的导游讲解员的设置是非常符合游客市场需求的，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虽然中、韩、日、德、法、俄等多语种讲解服务的存在使得殷墟的服务水平和旅游形象在游客中有较高的评价，但交通通达度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4.2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6。一般而言，当α≥0.700时，认为其内部一致性较好，为高信度。故本次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经剔除1个因子载荷不符标准的问项后，剩余15个问项参与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其中KMO=0.802，Bartlett=495.776，自由度达到36，Sig=0.000，说明样本总体的显著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本研究为增加研究的显著性，所挑选出来的每项因子的载荷值均大于0.4。最终，共有15个描述项参与因子分析。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提取公因子，获取初始分析结果；再使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 rotation）旋转因子，使得公因子具有可解释性。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值（Eign-value）大于1的标准，选择合适公因子的数量。根据数据结果，共提取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内涵性，社区参与性，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市场化水平。并且这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620%，说明用这5个公因子代替原有的15个变量，可以解释原真性、旅游体验问项类别的15个测量项的62.620%的信息。
结合上表分析，公因子1说明样本重点关注殷墟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服务状况，并且认为它们与旅游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因子2包含了两个关联度极高、也有所矛盾的问题：减少人为影响和增加合理的人为影响的矛盾问题，并且认为这两者所代表的市场化水平对遗产地而言至关重要；公因子3说明社区参与性中，一方面是社区参与管理，而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减少人为影响的缓冲带建设；公因子4认为，遗产地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侧重景观和谐性、环境友好性，还包括开发行为的可持续问题；公因子5表明了遗产原真性评价因素最基础的要求，即遗迹修复与遗迹及其文化的同时发掘保护。
4.3回归分析
本研究为鉴定原真性、旅游体验与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间的关系，将原真性和旅游体验的5个因子作为自变量（Dependent），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2个因子作为因变量（Independent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5中，YF1、YF3和TF1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其中的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R21=0.345，R22=0300，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F1=20.458，说明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游客满意度具有@著的正向作用。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因变量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7）。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游客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增益的正向影响最大，回归系数分别达0329和0440，说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是提高安阳殷墟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最有效因素。
5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殷墟与殷商文化的关联性较强，满足了游客获得知识、了解文化和博览众物的需求；虽然多语种讲解员的设置及其专业性迎合了游客的需求，提升了游览的可欣赏性，但殷墟周边商业化程度、交通通达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游客对殷墟的整体满意度较高，重游意愿较为中肯。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方面和文化内涵性方面对游客满意度以及重游意愿产生了较大的正向作用，但殷墟的文化内涵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且对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5.2建议
5.2.1改善交通通达度
殷墟遗址距安阳市中心五公里，距安阳火车站八公里。火车站周边交通线密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市区醒目位置并没有设置通往殷墟的交通指示牌。因此应当努力完善市区交通基础设施，争取设置殷墟专线旅游观光巴士，在旅游旺季与出行高峰时段采取单向交通分流对向交通，必要时针对车流的不同目的地采取禁行和绕行管理调节交通，加强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建设等。
5.2.2深化旅游资源文化内容，创新景区活动内容，更新景区产品
单一的观光功能景区和产品很难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因此，在旅游资源适宜的条件下，殷墟可以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内容来吸引游客，在产品设计上考虑能满足游客求新求异需求的功能和项目表现形式。
5.2.3重视VFR市场的培育和保护
VFR市场是指那些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旅游潜在客户市场，他们观光目的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主人的建议和推荐，而且大部分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完成游览活动。殷墟要高度重视当地的公关形象，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并及时推出当地居民喜爱的特色服务和体验项目，才能达到培养居民信赖和重游意愿的目的。
5.2.4融合智慧载体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众多行业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产业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完成了质的飞跃，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可与互联网+相结合进行智慧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因子对游客满意度与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的显著程度较为理想。殷墟可以将优势化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增长极：增添殷墟博物馆电子语音讲解器，增设电子语音讲解音频的超链接与二维码，建设特色旅游纪念品电商服务窗口，完善虚拟博物馆工程，加入智慧旅游城市行列，突显殷墟的现代化技术和人性化特点等。这些举措不仅遵循了原真性的原则，而且还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整体素质。
5.2.5提升公众与社区参与度，尊重缓冲带周边业态环境
殷墟通过文化演绎、现代化手段等方式呈现甲骨文的制作流程，展现商朝的历史发展、疆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科技等元素，提升展览要素的多元化水平，改善旅游环节的公众参与性，设置游客的互动体验部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参与度和重游意愿，形成原真性与游客旅游体验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尊重殷墟缓冲带周边的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分区及其职能。不做移民拆迁，保持当地人民固有的生活环境，向旅游者传递民生的静谧和历史的沧桑感，努力使游客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打破“千城一面”的城市规划格局，提升整个遗产地发展的层次和品味。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从《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原真性原则出发，对其他概念和原则并未作深入研究和探讨，希望今后可以从整个公约的指导精神方面作全面细致的研究。同时，仅从旅游体验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方面进行了切入，并未将重游意愿丰富完善成为忠诚度问题，希望今后能够对整个旅游体验环节作深入的剖析和理解，提升本研究的可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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