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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范文1
一、高校危机的概念
“危机”的词源来自于西方，在英语的语言用词中，特指一种临界状态，即在矛盾和危险即将发生的边缘临界点。“危机”一词的内涵中，包括对环境的重新认识和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危机管理”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和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对社会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整理，有所侧重的对危机的诱发、处置和后期处理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最初的危机管理集中在对政治环境下，处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事务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和措施，后来被推广到高校管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现代的高校管理学术体系中，危机管理已然成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下，对高校的外部管理和内部规制已经成为高校发展中不可回避、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的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已经从最初的事后补救开始向前期的风险防范、中期的及时处置和事后的总结完善的新型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出民办高校在管理水平和管理经验上的提升。具体而言，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公共卫生的安全意识是通过高校的卫生教育进行宣传的，目前民办高校普遍对公共卫生安全知识的教育工作重视不足，在这种基础上，淡薄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是民办高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发生大面积的集体疫情、或者遇到严重的其他危机事件时，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救护，造成疾病疫情的大规模扩散以及群体性恐慌事件。特别是很多民办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的校园之后，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生活上的关怀，部分民办高校学生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二）学生公共卫生安全知识不足。目前民办高校的学生对公共卫生的基本常识了解的比较少，对如何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知识的缺失往往给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是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是事故的必要的防范知识和基本的卫生常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在我国的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只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对于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另有64.7%的学生坦诚自己在学校中从未接受过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对民办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不了解。
（三）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未得到有效实施。所谓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是指民办高校在处理和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事先拟定的用以在紧急时期进行有效处置的既定方案。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能够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帮助民办高校有效的控制事态发展，保证民办高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的制定虽然比较完备，但是在实施方面，很多民办高校并未对现有的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的执行，造成了民办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四）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不明确。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预案、制定和实施，也包括高校在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管理机构、辅助部门等设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有公共卫生危机预案，但是在高校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职责划分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混乱，高校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没有清晰的思路，造成了目前在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缺乏统一的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三、解决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对策
（一）做好高校学生公共卫生危机教育与预防。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事先预防，预防为主的思路是管理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中心思路，加强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措施很多，其中重要的方面即是加强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教育，通过教育普及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知识，使民办高校学生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应对个体，推动危机的尽快解决。
应急教育的教育在于普及应急处置知识，包括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如何进行自救和他救，通过常见的应急知识教育，帮助民办高校学生树立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意识，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能够冷静面对、妥善处置。通过课堂授课、课下活动等形式，对民办高校学生普及应急教育，并加强训练和演练，做到防范于未然，提高民办高校学生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二）做好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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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阐述
公共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来，同样，公共安全管理活动也是伴随公共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公共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共安全管理指维护公共安全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安全政策，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实施预防、处置、恢复等行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保障生活、生产等安全的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主要角色的公共安全主体为实现社会安全的意图和目标而实施的持续不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程序的一系列活动。
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威胁、预防灾难，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减少损失，迅速恢复、持续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现代社会的高危险期，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包含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特别是民生矛盾突出，反映在城乡就业、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多方面，使公共安全呈现出频发性、高危性、群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也使得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呼唤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有更包容的心态与机制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包容性维度分析
党的十报告第七部分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标题，清楚地标明了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内容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民生是国之根本，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生得以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老百姓感觉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救济权等权利始终摆在第一位，建设和谐社会中首先以人的生命为本，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安全发展的核心。
中国的GDP 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 的高位增长, 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 损失高达6%,非典、禽流感、地震、海啸、暴力抢劫等等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 万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认识到安全也是稳定、安全也是生产力、安全也是最大的效益，公共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包容性缺失导致的现实问题
公共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涉及的具体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地下空间、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有关社会政策与制度。我国从1954 年首次规定制度至今，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己经初具规模，已制定了针对社会紧急危险形势的《法》、针对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防洪法》、针对火灾的《消防法》、针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安全生产法》、针对环境保护和环境灾害防治的《环境保护法》以及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实施灾害防御、应急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等措施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难以把握自己的职责定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最终伤害了救助群体的利益。
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单一灾种多，涉及综合管理的法规少。通常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往往波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单一灾种的法律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在如何实施灾害管理、如何界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危机和社会风险问题时无法兼顾到所涉群体的共同利益，难以对不同的利益分配进行协调。
四、应对策略
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范文3
1.1有利于规范工作行为，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基层疾控机构职能的提高，免疫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传统的预防接种手段已不能够适应当前形势下的免疫预防工作和预防接种对象的需求，制约了疾病预防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预防接种信息系统的建成与投入使用，提高了免疫预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升提高了基层疾控机构的工作质量。我国不少全区、县疾控机构已经实现了疾病疫情网络直报，为传染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提供了技术保障。疫情信息网络直报系统的建立，解决了疫情及时报告与订正、常规监测与突发事件预警和流动人口疫情报告管理等诸多问题，提高了传染病预防控制水平和预测预警能力。
1.2有利于增强疾控机构的公共服务能力
疾控信息控制系统通过与社保中心信息系统的准确对接，形成了一体化的医疗风险管控和医疗费用管理平台，实现了社保中心和疾控中心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疾病信息控制系统通过与签约医疗HIS系统的直接互联，极大方便了患者就诊和疾控中心的管理。健康管理系统涵盖了从健康信息收集到健康干预服务的健康管理全过程，能够提供实时、可靠的数据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计划，同时提升了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1.3有利于提高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从网络安全的本质来看，保障一个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必须全面了解网络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处理各类安全事件。而疾控信息系统的应急响应组，就要致力于全方位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确保网络的正常运行。构建覆盖全市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可以完善突发事件相关数据采集、危机判定、等功能，提高医疗救治、科学决策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决策指挥能力。
2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2.1缺乏足够的人力与经费投入
由于一些领导对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够，出现政策上的失衡，导致疾控职能硬件建设滞后，政府对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技术装备落后，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预防控制能力不高。政府对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有限，不能确保新形势下广大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现全面计算机信息化管理的需要，在应对重大疫情或突发事件时，难以做到及时、高效、高质量的处理。
2.2信息资源难以统筹规范与管理，共享程度低，难以互联互通
疾病预防控制基本信息统计是疾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疾病控制信息系统应该涵盖疾病数据库、医药信息的药品数据库、医学专题综述、最新医药信息等内容。但是，目前我国基层疾病控制体系很难实现信息资源的统筹管理和有效共享，很多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系统数据收集、分析与利用技能能力较差，难以做到公共卫生科学数据的储存、管理、维护和共享，难以对业务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与利用。
2.3缺乏适应信息化建设的公共卫生人才
病预防控制管理工作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承担各种危及人民健康的疾病预防工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我国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运行机制落后，人员老化、缺乏既懂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又懂疾控控制知识的专业人才。基层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瓶颈。从事疾控等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与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相比，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因此，疾病控制机构，特别是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这也是造成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高级人才匮乏的原因之一。
3疾控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3.1以人为本、服务工作的原则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紧密结合疾控事业发展的需求，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简化办事流程，优化业务流程，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疾控工作效能，增强疾控信息服务能力。在疾控中心领导的带领下，广大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工要认真履行疾控防控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以和谐的态度对待群众，以创新的思维对待工作，无论是传染病的防控还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推进，我们都主动应对，抓基层网络建设，使疾控工作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3.2统筹协调、分步实施的原则
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条原则是统筹协调、分步实施。我们要按照国家疾控机构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明确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年度目标和任务，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平台，将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疾控机构信息化建设中。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推进，促进疾控机构信息化工作协调发展。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基础。信息标准化是信息集成化的基础和前提，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把软件的标准化建设作为疾控机构与国内外接轨的重要保证，采用国际或国家统一的信息交换和接口标准和接口代码。我们结合示范区当前信息化建设工作实际，以网络共享设施建设为基础，构建相互兼容、资源共享的疾控信息系统。
3.3资源共享、信息公开的原则
疾控机构信息化建设必须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相关技术、标准、协议和接口等必须遵循国家有关规定，利用先进的软件技术，保证网络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开放性、实用性和安全性，建立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信息服务。我们要加强疾控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信息公开，有组织地沟通有价值的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和知识。
3.4突出重点、确保安全的原则
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还应该坚持突出重点、确保安全的原则，加强和完善疾控机构监测信息系统，提高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技术正确性，扩大免疫规划，提高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技术正确性。疾控信息化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信息安全管理，制定并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应急处理预案。构建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疾控信息系统是一个平滑的过程，可以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逐步实现完成。为此，各乡镇街、有关部门要做好思想、组织、人员、资金、物资的准备，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有计划组织实施。
4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4.1提高认识，积极推进疾病控制信息化建设
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是社会公益性的建设项目。疾病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需要多部门、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调动起来，不断解决信息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一切都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和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因此，提高各级领导对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认识，是信息化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各基层疾控机构应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化的重要，尽快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年度疾控信息化建设规划，明确现阶段的建设目标和重点，保障疾控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行。
4.2完善制度，充分发挥疾控系统信息化工作的支撑作用
信息化具体实施人员应该深入到基层一线，我们要帮助引导部门在更高层次上理解信息化概念和信息化需求，使信息化建设的工作目标切实可行。信息化的基础是网络化，疾控机构应该建立自己的局域网络，确保今后能顺利开展各种信息化工作。为强化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信息化建设，我们要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督导检查，对本疾控机构所辖地区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分析，提高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质量。各单位信息化领导小组要牵头部署，保证信息化工作经费的落实。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措施，切实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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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不但关系个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目前，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策略是预防为主，加强传染病监测，实现全球化控制，具体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等。探讨了传染病的具体防控措施及可能存在的伦理冲突与道德风险，论述了传染源管理和易感人群保护措施中可能面临的道德争议和风险，强调传染病防治应在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底线标准前提下，关注公正与补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动员与合作等核心价值。
关键词：
传染病，隔离，免疫，知情
传染病是指传染性病原体或它们的毒性产物所致的疾病。病原体通过感染的人、动物或储存宿主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传播，感染易感者。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是病原体从已受感染者体内排出，经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侵入易感者机体而形成新的感染的过程。传染病不仅破坏人类健康，而且浪费医疗卫生资源，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约有40种新发现或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相继发生，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成为各国乃至全球的重点。新发传染病（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EID）涉及病原体种类繁杂，传播途径各异，感染方式复杂多变，容易造成跨国界、跨洲界，甚至全球性传播。由于人类普遍缺乏相应的免疫力，且此类疾病的早期发现及诊断较为困难，并缺乏特异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因此，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出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等特点［1］。此外，全球人口流动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全球性温室效应、经济和生活条件改变、病毒抗药性增强等原因也导致了许多再发传染病（re－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REID）的流行。目前，预防为主，加强传染病监测，实现全球化控制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基本策略，具体的预防措施主要有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预防。为有效应对传染病防治形势的改变，许多国家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强制申报监测网络、公共卫生预警与应对、疫情死亡通报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综合性传染病防控体系［2］。传染病的全球化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一个国家对传染病防控的延误都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因此，促进国际多边防控合作、完善全球监测和监控网、加强全球重点疾病防控及疫苗研发普及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传染病防控的发展趋势［3］。同时，为有效控制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体的传播，涵盖动物－人的宏观健康理念正逐步形成，疾病监测、生态学、兽医学、医学等多学科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将面临深层次的合作，并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4］。
1传染病防治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
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不但威胁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在传染病防控实践中，个人权利与群体健康、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往往会出现冲突，相关的伦理争议经常发生。随着文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语境中的“健康”已经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个体权利和责任的共同载体，于是，在一种伦理规范框架下对传染病防治进行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亨利•舒尔（HenryShue）强调身体安全、生存以及自由是人的三种基本权利［5］，其中，健康权包含在“身体安全的权利”与“生存权利”之中，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个因身患疾病，又没有支付手段来得到治疗的成年人，不仅是可以防治的疾病和可能避免的死亡的受害者，而且也被剥夺了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做各种事情的自由，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本来可能是希望做这些事的”［6］。因此，每个人都有一种避免去侵害他人的责任。这里的“责任”作为一种“事前责任”，需要与“事后责任”进行区分：（1）事后责任往往归因为过去某一行为或要对行为结果负责的特定责任主体；事前责任则更倾向于用责任的话语来表达某些应尽的规范和义务。（2）事后责任需要对“作为”和“不作为”负责；事前责任则主要是对“作为”负责。（3）事后责任强调针对已经出错的某个行为或事件负责；事前责任则“总是以阻止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发生为目标”［7］。基于此，本文中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概念，更是一个包含主体权利和责任义务的价值概念。对健康概念的这一扩展性理解是笔者对传染病防治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进行反思论证的前提和基础。如前所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主要措施包括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预防。传染病监测是长期不断，有计划和系统地收集、整理、核查、分析和解释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发展、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资料，并将监测所获得的有关信息及时发送、报告和反馈给相关行政部门以及业务机构，以用于制定、调整、评价和采取适宜的传染病控制策略和措施。近年来，主动监测、医院监测、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哨点监测、症状监测等新方法相继得到实施，以长期、连续、完整、准确收集并反映传染病动态信息。传染病监测主要涉及信息安全、保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隐私问题与公众知情问题。尤其在由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尤为重要。
传染源管理包括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病原携带者做好登记、管理和随访等工作；对与传染源有接触并有受感染可能者开展检疫；对危害大且经济价值不大的动物传染源应予以彻底消灭。在相关管理措施中，争议最大的是“隔离”。医学意义上的隔离主要指将传染病患者与健康人或其他非传染病患者在医院、家庭等场所分开居住，避免接触，从而防止疾病的传播。隔离包括强制隔离与自愿隔离两种形式［8］。强制隔离作为一种特殊的强制手段，主要适用于公共卫生领域，需借助行政公权力，“将检疫传染病病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限制其活动并进行治疗，直到消除检疫传染病传播的危险”［9］。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医学检查结果是决定是否实施隔离以及确定隔离期限的标准和依据，这就强调对各种疾病，尤其是新发性传染病本身的了解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在对特定疾病具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在审慎原则的指导下对检查结果做出科学判断。对“隔离”相关伦理问题的争论，除了对医学检查结果可能存在质疑之外，更多集中在隔离是否以“公共健康”之名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个体享有自由的权利，然而，对于个体行为的后果却存在着诸如对与错、好与坏、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好坏的价值判断。对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是出于对患者行为相关后果（可能威胁其他个体健康）的考量，并非是对患者本身个体自由权利的否定。在这里，权利存在的事实判断和对权利事实的价值判断之间应当加以区别。换言之，必要时对个体患者实施隔离，不是对其自由权利的否定，而是防止其权利的滥用导致损害他人健康利益的后果，正如密尔强调的“对他人利益的伤害或可能伤害这一点单独就能构成社会干涉的正当理由”［10］。由此，强制隔离作为传染病防治主要策略所引发的个体自由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并不像直观所表现出来的那般尖锐。保护易感人群旨在提高群体对传染病侵入和传播的抵抗力。计划免疫可提高人群对传染病的特异性免疫力，降低人群易感性。此外，当传染病流行时，被动免疫可以为易感者提供及时的保护抗体，如注射胎盘球蛋白和丙种球蛋白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甲型肝炎等。“2007年，中国实施扩大免疫规划，由过去的‘4苗防6病’增加到‘14苗防15病’。
2010年全面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继续实施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11］经验证明，预防免疫是传染病防治的有效措施之一，在针对不同疾病的疫苗研发与预防免疫的推行逐步得到重视的同时，相关伦理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一方面，疫苗研发本身与公共卫生研究伦理密切相关，研究的风险与获益，临床试验中人类受试者的保护等都是科研伦理绕不开的话题；另一方面，疫苗作为一种稀缺的卫生资源，在其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实现最佳分配是相关免疫政策面临的又一根本性难题。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疫苗合理的注射剂量：在生产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较少的剂量就能使人体获得足够的免疫保护，那么确定这样一个合理的剂量对于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就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定位标靶人群，确定接种的优先顺序是提高疫苗利用率，实现疫苗资源最优配置的核心策略之一。2009年，耶鲁大学简•梅德洛克（JanMedlock）和艾莉森•盖尔特纳（AlisonP．Galvani）在《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优化流感疫苗资源配置”（OptimizingInfluenzaVaccineDistribution）［12］，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建议将5岁～19岁的孩子和30岁～39岁的成年人作为接种H1N1流感疫苗的首要标靶人群，因为他们是H1N1流感最主要的传播人群。此外，预防免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兼顾疫苗资源的有效利用及其合理配置问题。
2传染病防治应强调的核心价值框架
有效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是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直接目的，其根本目标在于保护公众健康，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由于资源稀缺、个体敏感性差异等问题的存在，传染病防治总是面临一系列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冲突与挑战。一方面，各种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不断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及其对疾病的驾驭能力，对传染病相关的基础研究水平和科研进程提出较高要求；另一方面，传染病防控策略的具体实施不但受到多样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还会遭遇资源短缺的瓶颈，面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分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对于理论难题，可以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等进行突破；对于实践困扰，则需要不断反思和建构一个实用的核心价值框架，在其指导下更有效地探索合理的、道德的实践策略和应对措施。首先，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引入一个基于正义的底线标准，即个体的基本权利，如个人尊严、人身自由、隐私等在传染病防治实践中必须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护。传染病防治，尤其是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代表群体健康利益的公共善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功利主义的直觉性诉求往往导致对预想后果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忽视或不合理侵犯。而且事实也证明，无条件强调群体的健康利益将不排除这样的道德风险———让那些脆弱的少数人为社会大众买单。这将是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无法容忍的，正如丘卓斯（JamesChildress）指出，“如果以公共健康之名侵犯了自由或正义，但却不太可能实现其预期的公共健康目标，那么这种公共健康政策就得不到伦理辩护”［13］。
其次，补偿作为一种矫正的正义，应和公平原则一样在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关注和强调。在公共卫生的语境中，公平不仅体现为每一个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信仰如何，都应平等享有医疗保健和救助的机会；而且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也要充分考虑区域、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向高危人群（如流动人口等）和资源匮乏地区倾斜，体现对弱势人群的充分关注。对于一些稀缺的公共卫生资源（如疫苗等），公平分配的考虑需要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紧密结合。对于传染病防治，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为有关策略的有效性提供循证基础，在确保有限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强调公平。此外，传染病防控的既往经验还证明，有必要将“事后补偿原则”作为“公平”原则的引申和补充，因为在实践中常常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权利造成或多或少的侵害。由政府、社区、企业组织等对那些公共卫生管理（如卫生应急）实践中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失的个人进行经济的或非经济的补偿，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这里，补偿作为一种矫正的正义，是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定的又一措施，形成了对社会正义的必要补充。
第三，在传染病防治及相关疫情防控中，信息公开透明作为各项防控措施得以施行的主要保障之一，是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的公开透明主要涵盖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两方面内容。就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而言，公民的健康信息与疾病相关信息的收集、使用、保留和传播贯穿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的整个过程。这些信息不但有利于提早发现和预防疾病的发生，控制其蔓延，优化卫生资源配置，评估公共卫生政策措施的效果，还能促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进而加强双方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包含大量个人隐私，在强调信息公开的同时势必会危及个体的隐私权。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往往是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并收集个体的健康信息（疾病筛查），还要随时向社会公众通报相关情况（疫情报告），有时甚至会曝光个体的详细信息，这些都可能会对个体的隐私构成严重侵犯。甚至在一些只公开匿名健康信息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某一群体、种族或团体的隐私权构成侵犯。因此，政府需要代替医务人员作为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在强调信息透明的同时，尽可能保护个体隐私及其相关权益。此外，通过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既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保障了公民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有利于社会正义。而且，公众知情可以减少公民和政府之间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因此，政府要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这里的信息内容包括疾病、疫情等信息，也包括政府采取的应急政策和措施的相关信息。政府对相关信息做出必要说明和合理解释，才能通过沟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促成合作，提高效率。此外，信息公开既要强调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还要关注信息之间的整合，以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第四，社会动员与合作，作为建构传染病防治新型模式的指导原则，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策略，应当在当代公共卫生领域得到更多的重视。现代社会，健康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没有疾病”的概念，而更多地强调人们的社会功能的体现以及适应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良好状态。随着健康内涵的扩展，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出生、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社会条件等都可能会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疾病暴露、易感性和患病结果等方面造成影响。
尤其是人们的居住环境、职业环境、受教育水平、获得卫生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可及性以及具体途径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群在易感性和疾病风险方面的差异。随着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越来越多地作用于传染病流行的各个环节，传染病防治策略也应当更多地考虑相关社会决定因素。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及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传染病防治本身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因此，传染病防治应当形成社会相关各方积极动员并广泛合作的社会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公共卫生不仅是政府为人们提供服务，还是政府与人们共同行动促进健康。《阿拉木图宣言》也强调了人民有个别或群体地参与其卫生保健的权利和义务。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针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健康公平》，该报告提出健康不公平深受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呼吁从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方面进行全球动员，并且确立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概念框架和行动领域［14］。在传染病防治中，社会各方，尤其是公众，不应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应该主动地承担起合作监督的责任和义务；其他社会团体也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积极推进多方合作。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公众知情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可能。首先，充分及时的信息公开，可以使各级政府、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和广大社会公众随时了解疾病的进展情况、危害程度及相应的防治知识和技能，为各方在知情基础上的进一步沟通和合作做好准备；其次，信息的透明化也要求社会各方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主动承担起相互监督的责任，不断结合疾病的发展状况对现有政策措施进行反思和更正，以确保疾病防治和相关卫生应急的有效性。此外，社会动员和合作还有其自身的价值。一个真正良序的社会，不仅是社会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还应是一个公民积极主动参与促进健康与福利的社会。将社会动员和合作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策略，不但希望能通过社会动员，集中多方力量有效地防控传染性疾病，也希望借助社会参与增强公众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健康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
3结语
21世纪以来，公共卫生、全球健康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传染病防治以及疫情防控已在世界各国提上日程。因此，对传染病及其防治进行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不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疾病发生的一般规律，探索其发生、传播的影响因素，更有助于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预防、干预和治疗相关疾病，保护个体健康。长期以来，针对传染病的研究一直比较侧重于医学、社会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伦理学相关的研究很少，还存在很大的空白。而健康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一个关涉人类根本价值的问题。传染病作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需要对其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本文则是从伦理视角研究和探讨传染病防治相关问题的一种尝试。作为概述性研究，笔者在文中只是截取了传染病防治中最可能引起争议的几个伦理问题进行探讨，简要分析了保护易感人群和传染源管理的相关措施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强调在传染病防治中应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底线标准，关注公平与补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动员与合作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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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中小学；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应急预案
一、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相关理论
1.突发公共事件及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的含义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政府公共管理领域所遭遇的紧急情况，主要是指突然发生，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社会影响，对公共应急、社会稳定、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必须迅速作出决断，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才能摆脱困境的突然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或状态。
根据突发事件的概念，可以把中小学突发事件定义为：受到自然、社会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内部突然爆发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校园环境破坏和对学校或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2.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的种类
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
此外，按照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突发事件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3.应急机制的构建原则
（1）统一指挥，快速反应；（2）分级负责，分级管理；（3）预防为主，及时控制；（4）系统联动，群防群控；（5）区分性质，依法处置；（6）加强保障，重在建设。
二、廊坊市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构建现状分析
廊坊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京津都市圈中心地带，包括安次区、广阳区、永清县、固安县、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廊坊市的教育事业在近几年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市共有幼儿园256所，普通小学976所，普通中学209所，其中初中171所，高中38所。各个学校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在中小学应对突发事件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据笔者对廊坊市20多所中小学校的调查分析得知：
在硬件配套设施上，廊坊市中小学的消防器材、防雷设施、门窗装备、紧急疏散楼梯等的配备率均达90%以上，89.1%的学校设有食堂，55.2%的学校能对运动器材进行检查，76%的学校设有相关的应急管理机构，65%的学校门前有安全警示标语牌。
在软件服务设施上，96%的学校校园内有板报、标语等安全教育宣传，96.8%的学校开设了安全教育课程的培训，5%的学校进行过安全演练，建立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门卫保卫值班制度和传染病检查制度的学校均达87%以上，45.3%的校园没有专人维护交通秩序。
据统计，廊坊市中小学校事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其中，24%的事故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而发生，因学生的安全意识淡薄而发生的事故达38%，37%的事故由于社会交通、治安等原因发生。不可否认，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廊坊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学校，在加强学校安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管理滞后、工作粗放等问题，对一些安全隐患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必要的防灾意识和预防措施，结果严重损害了学生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
三、廊坊市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危机预防意识
近几年突发事件给中小学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虽然我国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比较及时，但是仍然无法弥补给学校带来的损失。虽然突发公共事件看似神不可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只要做到未雨绸缪，突发公共事件中的70%还是可以预防。在廊坊市中小学中大都没有危机预防的制度，对于一些安全隐患没有重视起来，最终酿成了大错。而且廊坊市中小学中由于学生的年龄比较小，人员活动比较集中，极其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学生本身对危机预防意识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再者，学校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比较欠缺，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学生的危机预防意识非常薄弱，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会不知所措。
2.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差
所谓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是指为了迅速、有序而有效地开展应急行动、降低损失，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在风险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和方案，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方案、行动指南、行动向导。
廊坊市中小学虽有应急预案但实际操作时问题诸多，例如，时间差不开、人员难到位、应急设备有限等问题，让应急工作难以有序进行。管理者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往往显得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从何下手。同时应急预案的针对性不够，缺少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校园秩序等的专项预案。
3.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信息传播的及时有效与否关系到整个事件处理的好与坏，可见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信息传播有两个作用：一是向广大民众提供信息，使其了解灾害的真实情况，以免事态扩大；二是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以便做出及时的处理。廊坊市大部分中小学信息传播渠道都不太畅通，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有些学校领导为了封锁消息，不让学生及其家长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小道消息广为传播，造成了学生恐慌，扩大了事态，反而增加了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难度。而且，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应急信息的报告标准不规范，责任不明确，信息系统直接割裂了联系，最终导致领导者对事件的严重误判，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
4.应急救援装备建设有待加强
应急救援装备是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因素，因此救援装备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廊坊市的中小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应急装备建设不足，仅仅靠几个灭火器是根本无法满足应急管理的需要的。学校的经费有限，根本拿不出资金及时更新这些救援装备，再者，监测手段也相对落后，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形势，这就无法发现安全隐患。
5.应急演练不到位
虽然对于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很重要，但是再生动的课堂教育都比不上实际的演练。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更喜欢实际操作，不仅有趣，而且效果明显，学生在演练的同时不但能学会自我保护，还可以增强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廊坊市的大多数中小学里，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应急演练，有的话，也比较单一，比如地震。学校领导不重视，导致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大部分学生都手忙脚乱，不知如何逃生，应急演练做得非常不到位。
四、完善廊坊市中小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构建的对策
1.加强危机意识的教育和宣传
加强危机意识的培养应该从管理者和学生两部分群体抓起。对于管理者，他们的危机意识则关乎到全校师生的安危。管理者应学会如何预防危机，做到未雨绸缪，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就加强安全隐患的监测工作，做到预防为主，把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对于学校的学生要加强教育和宣传，突发公共事件的危害以及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自我保护是教育的重点内容，使其树立危机意识，学会在危机中生存。
2.制定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
廊坊市中小学应该制定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种类，制定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交通事故、校园暴力事件在内的专项预案，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并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操作。其次，可以建立应急管理小组，分工协作，把责任落实到每个教师，使其明确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遇到比较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各个参与的组织都要听从应急管理小组的指挥，确保统一领导，避免出现惊慌失措和手忙脚乱现象。
3.建立信息共享网络
对于在紧急状态下信息的权利要集中到某一部门，以确保信息主体的权威性和明确性，小道消息自然就不攻自破。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网络技术，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决策者制定计划提供准确的信息，提高应急管理的可行性，而且，还能够保证学生家长及时的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事态，以免他们情绪失控，扩大事态。
4.加大应急设施的资金投入
廊坊市的大部分中小学都把资金用在了教学管理上，而对于一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设施则无力购买，这就严重制约了应急管理的效率。完善应急设施，提高监测手段，要从筹集资金做起，筹集资金的渠道也有很多，可以通过社会的募捐，另外政府也要加大对应急管理的投入。为学校完善应急设施，做好物资储备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确保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设备供应。
5.做好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对于廊坊市中小学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学校的领导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把演练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进行分门别类，比如地震、火灾。由学校应急管理的相关部门进行组织策划，凡是负有突发事件处理责任的领导和教师都要参与进来，演练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学生在演练中学会自我保护的本领，负责人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应急管理，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验证理论的可操作性，并及时地加以修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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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范文6
勒索病毒“WannaCry”（永恒之蓝）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恐怕是这些天影响力最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了。
据360威胁情报中心统计，从5月12日爆发之后，全球近百个国家的超过10万家组织和机构被攻陷，其中包括1600家美国组织，11200家俄罗斯组织，中国则有29000多个IP被感染。在西班牙，电信巨头Telefonica，电力公司Iberdrola，能源供应商Gas Natural在内的众多公司网络系统瘫痪；葡萄牙电信、美国运输巨头FedEx、瑞典某地方政府、俄罗斯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Megafon都已曝出遭受攻击。而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说法，本次攻击已经影响到150个国家和地区。随着病毒版本的更新迭代，具体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黑手指向NSA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谁干的？！没有答案。
用360核心安全团队负责人郑文彬的话说，勒索病毒的溯源一直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曾经FBI悬赏300万美元找勒索病毒的作者，但没有结果，目前全球都没有发现勒索病毒的作者来自哪个国家。但从勒索的方式看，电脑感染病毒之后会出现包括中文在内十五种语言的勒索提示，且整个支付通过比特币和匿名网络这样极难追踪的方式进行，很有可能是黑色产业链下的组织行为。
勒索病毒是2013年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型病毒模式。2016年起，这种病毒进入爆发期，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种勒索病毒通过这一行为模式获利。比如去年，CryptoWall病毒家族一个变种就收到23亿赎金，近几年苹果电脑、安卓和iPhone手机也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勒索病毒。
虽然下黑手者目前还找不到，但其所用的工具，却明确无误地指向了一个机构――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机构又称国家保密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政府机构中最大的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及本国通讯资料。黑客所使用的“永恒之蓝”，就是NSA针对微软MS17-010漏洞所开发的网络武器。
事情是这样的：NSA本身手里握有大量开发好的网络武器，但在2013年6月，“永恒之蓝”等十几个武器被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ShadowBreakers）窃取。
今年3月，微软已经放出针对这一漏洞的补丁，但是一是由于一些用户没有及时打补丁的习惯，二是全球仍然有许多用户在使用已经停止更新服务的WindowsXP等较低版本，无法获取补丁，因此在全球造成大范围传播。加上“蠕虫”不断扫描的特点，很容易便在国际互联网和校园、企业、政府机构的内网不间断进行重复感染。
1000种电脑病毒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操作系统之一，Windows的构成动辄几亿行代码，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出现漏洞是很难消除的。而Windows又是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操作系统，因此被黑客看中而研究漏洞并攻击获利，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盯着这个系统的漏洞也就罢了，还专门搞武器，这是什么道理？
事实上，在黑客组织曝光这一漏洞之前，微软自己也不知道漏洞存在。也就是说，只有NSA知道漏洞存在，至于知道了多久，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网络安全专家看来，很可能的情况是，NSA早就知道这个漏洞、并且利用这一漏洞很久了，只不过这次被犯罪团队使用了，才造成如此大的危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技术确实很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独步全球；同时，“漏洞”已经成为兵家必争的宝贵战略资源。
换言之，通过网络对现实发起攻击，已经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专利，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不信的话，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对全球实施监控的“棱镜计划”的那位，就是NSA的前雇员。他证实的一则消息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曾下令使用网络攻击武器――代号“震网”的病毒，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其中原因复杂，简单说就是以色列设法通过马来西亚的软件公司，让伊朗购入了夹带这一病毒的离心机控制软件；2010年，病毒爆发，控制并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离心机，最终造成1000余台离心机永久性物理损坏，不得不暂停浓缩铀的进程。
这也是史上首次通过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实施攻击破坏的案例，达到了以往只有通过实地军事行动才能实现的效果。而在去年，乌克兰的电网系统也曾遭到黑客攻击，导致数百户家庭供电中断。
NSA现在手中握有多少网络武器，当然是美国的机密。但根据维基解密的说法，不仅NSA手里有，CIA手里也有，他们的网络情报中心创造了超过1000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系统――这还是斯诺登2013年确认的数量。
因此，在此次“永恒之蓝”爆发之后，《纽约时报》的报道就称，“如果确认这次事件是由国安局（NSA）泄漏的网络武器而引起的，那政府应该被指责，因为美国政府让很多医院、企业和他国政府都易受感染”。
按照NSA的说法，自己的职责应该是“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攻击”；他们也曾指责很多国家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但事实恰恰相反，被他们指责的国家都是此次病毒的受害国，他们自己用来“防御”的网络武器，则成了黑客手中攻击美国公民的武器。
被诟病的决策流程
NSA当然应该反思，虽然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表态回应。但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个本质性话题：网络安全，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就此次而言，美国政府内部的决策流程更值得被诟病。其内部有个简称为VEP（Vulnerability Equity Process）的流程，其用处是，当NSA或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发现一个软件的漏洞，要走这个流程，决定是不是把漏洞公开。把漏洞公开，微软等厂商很容易就能制造出补丁，漏洞就消失了；不把漏洞公开，这些政府部门就可以自己留着用，用于“执法、情报收集或者其他’攻击性’利用”。虽然这一被奥巴马政府创造的流程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总统令，但从2008年一直实施至今。
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人民看来，这一流程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一近乎可以被称为“黑箱”的流程，整个世界的网络安全风险全由美国的内部机制决定，其他人不明不白地就被暴露在了风险面前。
对此，微软总裁Brad Smith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愤怒地说，“如果这些政府部门继续躲在暗处挖掘全球电脑系统的漏洞，然后制成所谓的‘武器库’用来攻击别国或是‘买卖’，那么你们就是网络犯罪的帮凶！”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上一次如此规模的病毒爆发，大概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熊猫烧香”。而像此次的病毒这样，一旦中招几乎无解、面R自身重要资料被“绑架”的严重情况，也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