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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定义范文1
教材：青岛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信息窗一
教学片断：
师：谁能找出有用的数学信息？
生1：我国拥有世界遗产30处。
生2：其中文化遗产占7 ／ 10，自然遗产占2 ／ 15，其他遗产占1 ／ 6。
师：谁能提出数学问题？
生3：我国文化遗产有多少？
生4：我国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有多少？
生5：我国的其他遗产有多少？
师：你们提的问题都很有价值。今天我们先来研究生4提的问题（师板书）。先自己思考看能找出几种不同的方法。
生6：我想利用线段图来进行讲解。
把30处看做单位“1”，减去其他遗产所占的1 ／ 6，就能求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占5 ／ 6。再求30的5 ／ 6就可以了。列式：（1－1 ／ 6）×30＝5 ／ 6×30＝25（处）。
答：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有25处。
生7：我先算出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各有多少处，再算一共有多少处。
生8：我想提问。请讲清楚怎样算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各有多少处。
生7：谢谢你的质疑。从以上的数学信息中可以看出，求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求30的7 ／ 10是多少。同理，求自然遗产就是求30的2 ／ 15是多少。列式：30×7 ／ 10＋30×2 ／ 15＝21＋4＝25（处）。
答：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有25处。
生9：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一共是30处，其中包括三部分，问题是求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数量，那我只要求出其他遗产有多少，用30减去其他遗产的数量，问题就解决了。列式：30－30×1 ／ 6＝30－5＝25（处）。
答：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有25处。
生10：我也想用线段图讲解一下。
先算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占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的几分之几，再算一共有多少处。列式：30×（7 ／ 10＋2 ／ 15）＝30×25 ／ 30＝25（处）。
答：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一共有25处。
生11：我想评价一下。我认为这几种方法相比较而言，生6的方法在理解和计算上都要简单一些，而且他讲解的也很到位。
……
反思：
数学课程标准将解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让学生在学到数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会在具体情境中，利用学过的数学知识对具体问题做出有条理的分析，理清思路。只有掌握了解决问题的策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通过总结反思，发现还要在以下方面继续研究，争取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最大限度地创设和谐的课堂氛围，搭建学生自主探索的平台。要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改善师生关系，要为学生营造一种生动、活泼、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自然遗产定义范文2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国家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国家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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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定义范文3
关键词：生态旅游；开发保护；湿地；盐城市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1015202
1引言
随着江苏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海上”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在盐城沿海吹起了发展和开发的角号，发展湿地旅游是开拓整个旅游市场的要求，而湿地旅游业发展较慢，市场份额较低，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旅游市场的开拓，是未来旅游业新的增长点。旅游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无法恢复。
2湿地与生态旅游
湿地、森林与海洋，并称全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世界各地分布十分广泛。我国湿地总面积5360.26万hm2，目前共有577个湿地自然保护区，468个湿地公园[1]。
2.1湿地的相关情况
湿地的定义有多种，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湿地定义是《湿地公约》所作的表述：即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 m的水域。湿地包括多种类型：珊瑚礁、滩涂、红树林、湖泊、河流、河口、沼泽、水库、池塘、水稻田等都属于湿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其表面常年或经常覆盖着水或充满了水，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的过渡带。湿地可以归类为4大类自然湿地（滨海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1大类人工湿地。
2.2生态旅游的相关情况
生态旅游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界定：既将资源使用界定为自然性、生态性，又要求游客具有环境的认识，其中反映了生态旅游与当地生态及社会共存的架构，也同样达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共生的目标。生态旅游具有的特性为：①将环境冲击减到最小，不损失自然环境，维护生态的持续；②给游客以最大的游息满足；③通常出现相对受干扰少的自然区域；④游客切身成为自然环境的保护、管理的贡献者；⑤以最大的经济利润回馈地方；⑥以建立一套适合当地管理制度为目标[2]。
3盐城开展湿地生态旅游的可行性
盐城海滨湿地，是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是我国17个生物多样性最富集地区之一，目前拥有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字号单位，珍禽和麋鹿两个保护区均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珍禽保护区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以及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网络成员单位，在国际上拥有重要的保护地位和较高的知名度。
3.1拥有独特不可复制的世界级自然资源
盐城沿海滩涂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野生丹顶鹤和麋鹿种群；保护着中国品种最多的珍稀鸟类。有11种国家一级保护、26种国家二级保护共计404种计300万只左右的珍稀鸟类在此栖息、越冬或迁徙，濒危的勺嘴鹬每年在盐城待2～3个月；独特的岸外辐射沙洲地貌是世界海岸带中非常稀少的自然奇^。
3.2具有适宜的自然气候条件
盐城地处北亚热带向南暖带气候过渡的地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非常适宜人居住；盐城的空气质量全省最好，在全国排名也靠前，尤其沿海一带，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空气质量更佳。
3.3区位优势明显
盐城地处长三角北翼，北距胶州湾、南距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两大经济圈均为300～350 km左右，是理想的假日休闲旅游目的地；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使盐城成为苏北腹地交通枢纽，便捷的交通为旅游业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
3.4旅游目的方式等转变
旅游业正面临一场转变，由大众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在旅游目的选择上，由只是为增长见识而旅游转向要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回归到大自然中；在旅游方式上，由跟团游为主向自驾游为主；在旅游产品上，亲近自然、享受自然成为一种旅游时尚，拍鸟、观鸟、湿地体验的田园风光旅游必将成为旅游新时尚。
4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的思路
4.1积极推进盐城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
一是上级支持。江苏省“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盐城珍禽保护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确保重点区域流域生态多样性稳步提升”。二是专家认同。多位专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早就提出盐城黄海湿地完全具备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条件，认为盐城黄海湿地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价值，满足世界遗产申报的标准。三是工作扎实。盐城市主要领导均积极支持盐城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市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在前期已开展相关工作，为盐城市推进遗产申报提供了工作基础。
4.2整合沿海资源进行国家公园试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制度。2014年底，国务院批复了发改委牵头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选定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9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议整合丹顶鹤、麋鹿及国家森林公园组成盐城海滨国家公园试点，进行统一规划，将生态旅游系统规划作为重要内容。
4.3积极推进生态特区建设
按照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两减六治三提升”的专项行动方案，将盐城珍禽、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涉及的部分乡镇，整体从原有行政区剥离，设立独立的生态保护特区，对其财政实行单独核算与考核。统一规划，选择以海滨湿地观光旅游为主，集中力量开发级别较高的湿地旅游资源，其他作为后备景点培育，同时将社区参与环境保护作为旅游开发的一个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4.4加强生态旅游文化合作
借助盐城海滨湿地的影响力，与国际学术组织交流，推动盐城经济与文化发展，定期举办盐城丹顶鹤国际湿地生态旅游节、海盐文化节、大丰国际麋鹿生态旅游节等活动，通过摄影比赛、文化创作、绘画等，以展现湿地、丹顶鹤、麋鹿及当地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自然遗产定义范文4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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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定义范文5
关键词：
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进展；结论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0503
截至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3项，其中自然遗产9项，文化遗产30项，双重遗产4项。“申遗”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遗产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关于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对遗产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刘庆余等，2005），其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较为成熟，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案例研究为支撑，保障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国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之后，开始对遗产进行研究。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但人们对遗产旅游的概念还很陌生。直到1999年，王大悟在诠释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概念的时候，首次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概念，他指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遗产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两个方面，并且包含了生态旅游概念。此后，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逐渐展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遗产旅游业的发展逐步进行，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为下一步的研究及我国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及思考。
1我国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1遗产旅游基本理论研究
1.1.1遗产旅游的概念
遗产旅游的概念，在国内外是有争论的。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遗产旅游的概念研究，国外学者对于遗产旅游囊括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存在争论，他们对遗产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其文化属性方面，而我国学者的定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对遗产旅游的解释性说明和保护开发。谢朝武（2003）认为，文化遗产旅游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主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邓明艳（2005）认为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定义要考虑到旅游者的动机和旅游吸引物，她将世界遗产旅游定义为：以世界遗产为吸引物，到遗产地去欣赏世界遗产的景色、体验或学习世界遗产文化的旅游活动。罗佳明（2004）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了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自然和历史的旅游。刘庆余等（2008）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将遗产旅游定义为：以遗产资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王镜（2011）认为遗产旅游概念的内涵是旅游者从事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和愉悦等旅游体验活动，这些旅游体验活动与遗产文化有关，是对遗产文化价值和内涵的体验。关于遗产旅游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一一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黄亮，2006）”。
1.1.2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
近年来，旅游对遗产地环境、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对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对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遗产地的保护、规划、管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亦保证了旅游者在遗产地的体验质量。崔凤军（1997）采取静态模型研究方法，对泰山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了系统测算，揭示了其时空分异规律，剖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出了旅游调控策略。章小平（2007）从生态容量、资源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三个视角对九寨沟的环境容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九寨沟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定量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的结论。张钦凯（2010）通过对制约石窟类景区容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影响石窟旅游环境容量的各项因子以及使用权重分配法来确定最终容量的思路。
1.2遗产旅游地研究
1.2.1遗产地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利用研究
探索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确定、调整它的利用方式及方法，是遗产旅游基础性、关键性的工作，也是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问题。崔凤军（1999）在论述泰山宗教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泰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了其宗教旅游特征，提出了不同主题的旅游开发策略；吴有训（2002）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黄山冬季旅游气候资源，提出了发展冬季旅游的建议；胡善凤（2002）分析了黄山旅游资源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对黄山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措施；陶建军（2009）对湖南省衡山和雪峰山旅游气候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的研究；万寿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李星，2011）；武当山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颜丽丽，2010）。总之，这些都是在对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1.2.2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研究
对遗产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遗产地旅游规律，了解市场需求，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延长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实现遗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其生命周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近年来，遗产旅游业逐渐兴起，许多学者越来越关注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
杨效忠等人（2004）以普陀山为例，探讨旅游地生命周期与产品结构的演化关系。孙根年等（2007）以秦俑馆为例，对其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波浪式的“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呈“主循环—再循环”模式，两者的生命周期呈现出不同模式。丁健（2000）等对建水燕子洞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衰落阶段。他们还分析了影响该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各主要因素，并提出重振建水燕子洞旅游业的对策和建议。程晓丽（2008）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对九华山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九华山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延长其旅游生命周期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1.2.3遗产真实性问题研究
发展遗产旅游，利于筹集遗产保护资金，强化遗产保护意识，然而，遗产作为旅游产品，必然被商业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实践中，遗产地发展旅游导致过度商业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五类问题：遗产地“改名风”、“为遗产地命名”、“在遗产地建设旅游设施”、“在遗产地进行旅游展示，在讲解中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的介绍”，以及“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产品复制”（徐嵩龄，2003）。遗产的过度商业化进而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原真性对于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体现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本质属性（阮仪三，林林，2003）。许多研究者指出原真性能够提升遗产旅游的品质，同时，原真性是把遗产和旅游联系起来的关键点。原真性对于遗产旅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作为推力，对于个人的遗产消费决策很重要；作为拉力，对于遗产目的地的吸引力很重要（陈勇，2005）。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徐嵩龄，2008）。然而，我国遗产地在原真性的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徐红罡等（2012）以西递宏村为例，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角色和身份的影响，原真性理解和执行受到了其角色的限制，是一种高速经济增长和满足各级部门保护要求的目标纯粹、手段单一的方案，完全缺乏了对居民的声音的考虑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对遗产的更全面理解。
1.2.4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在自然遗产的可持续研究方面，骆培聪（1997）以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彭翔（1999）指出了旅游业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影响及成因。徐嵩龄（2002）对黄山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全华（2003）通过实地监测并全面分析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演变趋势，证实了景区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子和最脆弱的环境因子。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陈峰云等（2007）以平遥古城为例，系统总结了古城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了这对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卢松等（2005）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对象，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保继刚（1987）对“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翟向坤等（2009）对北京“世界遗产”旅游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3遗产旅游管理研究
1.3.1经营管理模式及体制研究
“世界遗产”的市场化经营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经营和股份制企业经营两种模式（孟华，2005）。两种经营模式的实质是产权的改变，二者均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保护权与开发权或完全分离或不完全分离。正因为如此，引起了产权问题的争论。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2003）。朱建安（2004）指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在我国缺乏实施的财政、行政管理和法治条件，所以说第一种模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护权分离与制衡（简称“四权分离与制衡”）。然而，徐嵩龄（2003）认为“四权分离”是不恰当的，对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和管理标准、遗产事业使命缺乏完整而准确的理解。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1.3.2利益主体研究
李凡等（2007）以广东省大旗头古村为例，应用利益主体理论，在对利益主体调研的基础上，将古村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密切型、中间型和疏远型3种。张伟和吴必虎（2002）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苏明明（2012）以慕田峪长城为例，研究了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社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黄昆讨论了景区利益主体的含义，探讨了各利益主体对景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各方要共同参与景区环境管理。周年兴等（2005）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为例，列出了风景区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运用相关关系矩阵分析了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最后确定了主要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规划和行动决策。
1.4遗产旅游者体验研究
作为体验时代的遗产旅游，是遗产保护、利用和遗产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实现高水平的遗产旅游，实现游客对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并获得愉悦，旅游体验应该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研究内核（王镜，2011）。黄耀丽等（2006）以沙漠旅游为例，从旅游者切身感受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沙漠特色旅游体验的形成机理来认识旅游开发及服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沙漠旅游发展的途径：树立一切从“旅游体验”出发的理念，贯穿于开发规划、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之中。罗佳明（2010）探讨了遗产地精神与体验旅游的融合；王镜（2011）在调查了600多名西安市遗产旅游者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遗产旅游者普遍在旅游后产生了“对西安遗产文化了解”的自我评价降低的现象，反映了遗产旅游体验对于重游的特殊要求；张建忠（2012）通过对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体验旅游的开发研究，提出了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两个核心层面：原真性真实与结构性真实。
1.5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
遗产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考价值，然而普通游客难以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遗产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在遗产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遗产旅游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解说系统，一个完善有效的解说系统能够提高游客的游览质量，从而增强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国内对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解说的内涵与功能、解说系统的介绍、解说存在的问题等。作为旅游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认识解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学者对解说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陶伟认为解说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现象的“翻译”，以便于观众（如：游客、参与者、任何接触到的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和享受。张明珠（2008）认为旅游解说系统是指通过运用沟通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信息，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关于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邓明艳（2010）认为，解说具有扩散旅游客流的功能。陶伟（2009）认为解说是一种重要的遗产保护策略，能够通过影响游客的知识重组和行为意图，帮助达到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遗产资源有效保护的双赢目标。闵庆文（2012）指出：“科学性解说”是遗产旅游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2结论与评述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关注实践，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案例研究的实用性和深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因此，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借鉴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较为广泛地涉及到遗产旅游的概念定义、系统理论、关系和影响，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结合我国遗产旅游地实际情况，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相关遗产理论。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加强遗产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实践研究中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化与结合。对于定性研究，研究人员在案例调查的过程中要深入、系统，拓宽定性研究的视野；对于定量研究，研究者应加强在数据来源和分析检验等环节上的严密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做到持续、系统、深入的跟踪研究。
三是加强对遗产旅游者的动机、行为特征、体验等方面的研究。遗产旅游者是遗产旅游的主体，加强对旅游者的研究，有助于旅游把握市场需求。将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引入到市场化、产品化的方向，适应当前和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是需要我国遗产旅游实践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是加强对遗产旅游市场营销的研究。目前，国内遗产地旅游营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遗产地遗产资源，以后的研究应重视挖掘遗产地的特殊价值，在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属性、利益、价值、个性及旅游群体等方面多开展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加强对产品定价、遗产地旅游形象、市场及营销策略的深入研究，促进遗产旅游业健康发展。
五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重立法与管理，紧密追踪实践，而国际遗产旅游研究重行业和市场营销的研究特色，相信是不同社会背景和遗产旅游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发扬特色、积极创新的态度，结合国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促进研究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并发挥研究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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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明艳.世界遗产旅游基本问题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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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庆余等.中国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5，（5）.
[5]王镜.基于问卷调查的遗产旅游体验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4）.
自然遗产定义范文6
本文阐述的遗产地边缘是我国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潜在的世界遗产的边缘。
一、遗产地边缘的定义
遗产地是国家为达到保护和永续利用遗产资源的目标，依据有关法规划定并实行规划和管理的特定区域，其边界通过法定文件加以标明，同时以有形标志明确其地理范围。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跨边界地段及遗产地边界的外围地带，是遗产地边界以外的一种以上组别或类型区块的尺度空间区域，是相对遗产地边界以及管理机构的周边所有社会活动范围。
遗产地边缘不是界线的概念，边缘与边界的区别在于：边界是确切的不同尺度空间之间的范围界线，是介乎于遗产地与边缘之间表示界权概念的体现形式，是通过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后加以确定的特定的行政管辖范围和规划、保护的法定界线。而边缘是遗产地以外不具体确定的尺度空间范围，是与遗产地行政管辖和总体规划范围相对的周边区域。
从生态资源角度讲，边缘与缓冲区（包括外围保护带）都是遗产地生物栖息地、物种生存迁徙的走廊和通道，是遗产地景观地貌的延伸，同为环绕遗产地的区域。边缘与缓冲区的区别在于：缓冲区是通过规划划定并命名的区域范围，是遗产地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功能分区，是出于对遗产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目的限制其用途而设定的特定区域，同时也是为了遗产地免受不稳定或相冲突区域的影响而划出的缓冲地带，旨在缓解、减少或削弱外围对遗产地不利的影响或干预。缓冲区不仅仅是遗产地内的受保护地带，也是遗产地核心区的保护屏障。
与缓冲区比较，遗产地边缘在区域和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有比遗产地缓冲区更大的尺度空间范围和地域纵深，也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和绝对的扩展余地。从遗产保护理念出发，边缘应该是相对于遗产地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的更广意义上外围过度地带，是遗产地"额外"的保护区域。
广义的遗产地边缘是遗产地自然形态和人文形态边际界限的延续，也几乎包括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内容。狭义的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外围相关的利益范围、社会单元或资源属地等。
二、遗产地边缘关系的构成
我国的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大多是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为基础申报，并由国务院审批公布的。因此，我国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和规划规范等基本是围绕国家风景名胜区建立的。由于遗产地边缘受社会组织、经济体制、文化结构、土地使用、自然条件以及价值观的制约和限制，并服从于这些因素，涉及专项的遗产地边缘的管理和法律机制是缺位的。尽管边缘与遗产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边缘在性质和功能上不一定与遗产地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形成了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不同关系类型。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遗产地与边缘的行政部门之间通过法定的政府行为和规划等形式加以明确，并通过行政区划的边界来加以确定的，其关系构成实质上是遗产地与其边缘的部门在管理、界权以及利益关系方面的反映。
构成遗产地行政边缘复杂的关系类型：
单向边缘关系。遗产地边缘与其他资源管理部门不存在界权关系和地理上的联系。
互为边缘关系。在同一资源环境中，由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不同等原因，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一个以上资源管理部门或机构毗邻。
重叠边缘关系。以不同名义命名的管理部门或机构处在同一范围和性质的资源环境中。同一资源区域的外围，既是遗产地管理区域的边缘，也是另一资源管理区域的边缘；有的还是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共同的边缘。
交叉边缘关系。遗产地的部分区域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的部分区域在地缘或业务管理上相互交错，边缘互相交叉。
镶嵌边缘关系。一个或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及所辖区域独立存在于遗产地边缘范围以内；或遗产地独立存在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所辖区域的边缘以内。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管理条块分割的行政主导机制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长期存在的"以人的意志为准则"的关系构成标准。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从"自然遗产必须确保生物物理过程和地貌特征的完整性"原则出发，以自然形态确定的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根据自然规律，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属一个大的尺度空间范围，边缘与遗产地相联接并在大的生态环境中属于遗产地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边际界限。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关系的边缘关系结构。
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以及重要的文化种类等人文形态构成的遗产地及其边缘关系，其边缘关系构成以华夏历史文明的文化创造、产生轨迹和发展脉络为依据，并通过不同形态和性质的历史文化遗存范围和文化多样性特征来确定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自然与文化形态与行政性的因素的结合，人类发展过程对自然生态环境认知、干预行为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和演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变量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反映，也是自然条件下人的社会意志、价值理念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延伸和确立。由于遗产地及其边缘的动态性相对的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其他形式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边缘其他形式的关系构成有旅游经济边缘关系、文化经济边缘关系、社区边缘关系等。这些类型虽然属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的范围，在辐射和渗透的规模程度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构成形式上基本都不具有代表性，边缘的形式关系也很难明确划分和定位。
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是侧重和偏向行政区划、社会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我国遗产地与边缘关系的一大特征。边缘区关系构成表明遗产地范围界限的内容、形式以及关系构成在发生变化，遗产保护的外延在扩展，目前边缘关系构成以及边缘区的复杂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三、遗产地边缘的特征
1、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
我国世界遗产地不是单一资源的构成，是含概并融合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综合性的巨系统，而遗产地边缘则是与遗产地有直接关系的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区、生态等特征的综合体。遗产地边缘同时具有自然资源边缘、观念边缘、法律边缘、文化边缘和经济边缘等多种属性。遗产地边缘区涉及的物质形态资源和非物质形态资源。物质形态资源类别包括农业和工业经济资源、水资源、地质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物资源、历史建筑资源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包括不同区域和多种民族的文学艺术资源、民风民俗资源、宗教文化资源、气象资源等。基于这些内容，形成了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特征。
2、遗产地边缘的多样性
遗产地边缘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及地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州）、县（市）、乡镇四级政府管理机构，同时还在不同渠道接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垂直的业务管理。遗产地边缘内涉及遗产资源、文化、旅游行业有关的管理机构、单位和实体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森林公园、旅游度假管理区、文化娱乐区和都市文化地区等；与社区行政机构建制有关的主要有大中小城市、村镇（乡村）、居民社区、驻军部队和各类院校等；与经济实体有关的主要有厂矿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开发区等。
边缘与遗产地同处于一个区域也共同拥有区域的和本土的文化特征，其区域文化特征如五岳文化、佛教名山文化、洞天福地与道教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本土的文化特征如洞庭与潇湘文化、太湖与吴越文化、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等；这些极为丰富的内容都是经过数千 年历史的演化、繁衍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和本土文化现象。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主要特征的遗产地边缘有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村落及街区、历史风貌建筑群等。边缘与遗产地不同的是在区域文化方面更为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
3、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
遗产地不是在真空状态孤立存在的，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也不是相互封闭的。由于遗产地与边缘区在地缘、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关系，两者在生存环境、社会交往、物资往来和信息资讯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中，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与其组成部分的完整性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整遗产地，更应该包括与遗产地紧密连接的遗产地边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自然遗产地核心保护区与边缘区在物种丰富度和生态环境质量以及敏感度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然遗产地所在的区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系统，这个系统是在流域、山脉、陆地的大空间尺度范围的基础上构成的，系统中各类别资源之间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还表现在遗产地与边缘地区的依赖关系。从景观学的角度看，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有时是相得益彰或密不可分的，二者在景观格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空间上越靠近的事物或现象就越相似，景观特征或变量在相邻范围的变化往往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传统文化、物种群落、植被特征等）并与生态环境融合为一体，其中既有单一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也有单一物种在整个生物链中的依赖关系。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诸多资源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而又互为补充的系统，任何一种资源都以另一种资源的存在为条件；任何一种资源分类出现异常的变异，都会给整个资源的完整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不良后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标准VⅡ中明确：保护区域应包括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的地区，并且包括那些对于保持该地美学价值起关键作用的相关地区。例如，一个景观价值体现在瀑布的景点，应包括相邻集水区和下游地区，它们是保持景观美学质量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生态系统的生物与非生物部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系统，非生物部分包括的阳光、水、空气、矿产、土壤，往往是生物依存的基本条件，而非物质形态也往往是物质资源存在的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遗产地边缘的区域文化也体现出与遗产地传统的或土著民族风俗文化的关联性、现代区域文化现象与遗产地历史传统文化的关联性如边缘区域文化与遗产地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等。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植根于本土的区域文化现象，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发源、演进、延续和发展，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如闽越族文化和朱子理学与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徽商文化和徽派历史风貌建筑与黄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等，从中体现了两个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区域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和依存关系。
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中生存，相互保持着的依赖和共存关系。边缘区依靠遗产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外部性发展地区经济，丰富地区文化的内涵，并借助世界遗产的无形资产的效应提高边缘区的形象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遗产地则借助其边缘的特殊地缘优势以及社会资源、人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势，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的科技含量，挖掘遗产地的文化内涵，改善信息咨询、旅游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旅游
服务基础设施的状况，提高遗产地，改善遗产地基础设施。此外，遗产地对其边缘的依赖性还表现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相对遗产地而言，在管理干部的任用罢免、重大建设和开发项目的审批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遗产地边缘地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4、遗产地边缘的交互性
遗产地边缘的变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和规律的反映和继续。遗产地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对其边缘具有直接影响，反之，边缘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也对遗产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反映了遗产地与边缘的交互性。
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方面与遗产地之间存在差异，在社会关注程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因为边缘与遗产地两者之间都处在有限受控的状态，所以表现出更易受社会活动的影响和人类行为的介入、干预的特征，从而为交互作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条件，同时也使遗产地及其边缘之间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作用成为可能。在正常状态下的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是与生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是吻合的，交互性常常涉及种群动态、生物体传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等。交互和转换的速率一旦发生变异或加速变量，便会使生态的自组织能力减弱，从而干扰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不仅表现出比遗产地更易受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的特征，而且也以其特征影响和干预遗产地，这些关系通过各种因素的交互关系反映出来。
遗产地及其边缘实质上是处在一个开放性的大的尺度空间系统之中，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不平衡性和互补性，从而促进了区间频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和转换，这些交互和转换有些是规律性的，有些是非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还表现在遗产地边缘的功利关系和价值取向导致的经济渗透，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跨区域、跨流域、跨生境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反映在公众旅游和市场经营行为两方面。一方面旅游服务市场化推动了遗产地管理信息化、服务联盟化，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联姻格局的形成，遗产地旅游服务由内向逐步转为外向或内外结合型，在文化宣传、招徕促销、旅游服务等方面的事业延伸；另一方面边缘区是由外围向遗产地的渗透和介入，在旅游产品开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和高科技应用方面的产业扩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交互作用是积极的，对遗产地及其边缘是有益的和互补的，也是激发遗产地及其边缘活力的最直接的动因。
文化消费和经济市场同步发展以及不平衡演化也促成了遗产地与边缘区的互动关系。近年来，边缘区的文化经济和文化变异现象对遗产地施加的影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背景下，边缘的文化经济开发模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文化的审美要求以及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等无时不对遗产地加以影响和渗透（如在遗产地里建设旅游经济开发区、游乐城、多星级宾馆建设以及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在遗产地的广泛使用、营造城市化园林等），这也充分反映出交互作用对遗产资源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负作用。
5、遗产地边缘的敏感性
遗产地生态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复杂性来自物质和非物质的变易性、异质性和大量组分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不受人类干扰情况下，生态系统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作用相互抑制和抵消，最终靠自身的恢复力、持续力和自我调节维持平衡，而这一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的生命过程是脆弱的，同时也决定了遗产资源比其他区域资源对边缘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尽管遗产地与其边缘在资源敏感的程度和范围上迥异，但遗产地边缘较之其他非边缘区域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敏感性。从遗产地所在的大环境范围看，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前提，遗产地边缘往往是生物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路径、流域、山涧以及森林地等是生物生存的通道和生命走廊，遗产地资源对周边环境的敏感性主要通过它与周边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异程度反映出来的。在目前状况下，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还在于边缘地带生物栖息地的破碎化因素和干预行为。
遗产资源的加速变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其边缘的制度转轨和发展地方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人与社会对遗产资源认识的偏颇和不适当的干预行为。遗产资源中包括人类社会最需要和最紧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包括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低成本即可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和间接产生旅游经济利益的旅游景观资源。在遗产地边缘区政府追赶发达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超量的和不规律变异现象加速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变异，成为导致遗产资源失衡的主要因素。在遗产地边缘出现的诸如 "水泥森林"不断地接近原始森林、旅游经济开发区不断地接近遗产地的保护区、现代交通网络不断地阻断生物通道和走廊的现象，往往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生态景观功能遭到破坏。
在边缘社会政治、经济和现代文化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力不断加大，遗产地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不断提高的状态下，两种力的汇合必然产生资源变异的加速性，而这个汇合点往往在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综合竞争实力处于强势的边缘地。如四川省发展中的经济和人口大省，也是世界遗产资源大省，遗产地边缘未来的经济和人力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围绕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的旅游开发、水坝电站开发将是未来的热点。遗产地生态资源始终处在边缘地的包围之中并与之不断的"较量"，而遗产地脆弱的资源在与边缘区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