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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1
（一）股权激励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的研究中，LouisKelso在1958年《资本主义宣言》一书中最先提出了双因素经济理论，双因素理论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初，代表作为《民主与经济力量》，这是股权激励制度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Holmstrom认为，如果股东可以清晰地知道经营者带来的经营业绩，那么除了支付固定工资还要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好坏进行奖惩，这样就可以确保经营者努力工作，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Fama认为，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企业运作的一种有效形式，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通过给予经营者一定数量的股权则解决了两权分离带来的矛盾问题，能够使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联系一起。Murphy认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果主要是受公司的早期策略、行权价格、期权定价模型、股权激励类型、股权有效期、行权价格的重新定价等因素的影响。
（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
国外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认为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不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
第一，正相关性。Murphy通过对2003～2008年的不同行业研究得出，实施股权激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最多，并且这些公司都以一种长期方式进行激励，且实施后公司业绩明显强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在选取的54个企业样本中，均显示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Shivdasani以2007～2011年的10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试图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管理层就努力工作从而提高公司价值，存在着强相关关系。Christoph Kaserer将德国的汽车制造企业作为整体样本进行研究得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股价与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二，不相关或负相关性。Jensen、Murphy以1974～1986年的1310家美??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工资和奖金）与公司业绩并不相关，公司每提升1000美元业绩收入，仅仅带给了公司管理层2.2美分的收入，表明其之间不存在相关性。Himmelberg等人通过对美国医药上市公司实证研究证明，在企业各个因素都均衡的状态下，对经营者实施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弱相关的关系，实施股权激励并不能给公司带来额外的收益。Schaefer通过对普通员工实施过股权激励的公司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对公司的普通员工实施股权激励，与公司的业绩根本不存在关系，甚至出现了负相关关系，原因是企业无形之间增加了成本。
二、国内研究文献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存在线性相关性
唐现杰、王怀庭以深沪两市262家制造机械、设备、仪表类上市公司以2006～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有一定的影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的提升也会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得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徐剑华与者贵昌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安徽省沪深两市上市的36家公司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的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低和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菲从公司治理强度视角，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两者的相关关系受到公司治理强度的影响，治理强度越高，两者呈现越强的正相关性的结论。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存在非线性相关性
郭峻、颜宝铜、韩东平经研究发现，我国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高低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为曲线关系，该曲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27.58%时，公司经营业绩随之不断增加而增加；第二阶段，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27.58%低于88.09%时，公司经营业绩随之不断增加而有所下降；第三阶段，当管理层的持股比例高于88.09%时，公司的经营业绩又一次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一曲线关系说明当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增长到一定数值时，股权激励的激励作用就会突显。
仪垂林把沪深两市771家上市公司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分析，经过多种分析方法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三阶段的曲线关系：第一阶段，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23.8%时，公司价值随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而上升；第二阶段，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23.84%低于60.55%时，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使公司价值有所下降；第三阶段，当管理人持股比例高于60.55%时，两者又会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三）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不具有相关性。
顾斌、周立烨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对我国2002年之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沪市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分析了实施股权激励后的效果，最终得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作用不显著的结论。李梓嘉依据我国上市公司在2005～2009年披露的企业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首先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依然得出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企业业绩增长的激励作用不显著。林丽萍和蔡永林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进行了研究，得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并不明显的结论。
三、结语
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2
关键词：股权激励；会计信息质量
一、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股权激励制度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相对于西方国家对股权激励研究形成比较成熟的系统，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近年来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从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企业价值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1.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
我国学者就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吕长江、严明珠等（2011）主要从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公司特征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严重的问题都可能会促使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
我国学者对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上，研究结论不一致。周建波、孙菊生（2003）通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建立模型发现股权激励促使管理层积极管理公司，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因此提倡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这一方式来增强公司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作用。罗富碧等（2008）搜集了 2002 年至 2005年我国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实证研究了股权激励和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正影响，股权激励促进了投资决策行为。
3.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企业价值
对公司实施有效治理既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也离不开适度的激励。王华（2006）研究发现在考虑管理层的经济行为是在考虑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有着明显的关系，与公司的监控制度密切关联，对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反向互动关系，而与非执行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
二、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综述
会计信息质量一直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焦点。会计信息造假及会计舞弊事件层出不穷，投资者不仅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引发了信任危机，给我国证券市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负面效应。对此，我国学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方法一直是学术界难解攻关的关键问题。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方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法进行的：
1.盈余反应系数
盈余反应系数指投资人对盈余宣告的反应程度，一般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王跃堂（2008）以盈余反应系数来来度量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制衡程度与盈余反应系数正相关，即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
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
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等方面为评价基础，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等级考评，分数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代表性的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评级、南开治理评价指数等。王斌和梁欣欣（2008）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评级度量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了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
3.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一特征来测量
以盈余质量或者盈余稳健性、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等指标表征会计信息质量。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通过信息披露质量、盈余管理程度、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来度量会计信息质量的。
三、股权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现状
由于采用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方法，对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其结论也不同。
1.股权激励度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杜兴强（2007）实证研究认为股东实施股权激励具有积极效应，能够使管理层为了实现股权收益，努力达到企业规定的公司业绩，通过提高公司效益达到提高自己利益的目的，此时管理层与企业二者利益趋同，实现双赢，减少了盈余管理动机，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邓启稳（2013）以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的1347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激励机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长持股比例、总经理持股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成正相关关系。
2.股权激励度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
冉茂盛、李亚等（2009）通过建立静态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但结果不显著。许瑜、库德华（2013）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评级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以2011年深圳证券市场主板3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研究分析高管薪酬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发现：高管现金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负相关。
3.股权激励度与会计信息质量不相关
赵秀乐、赵青（2011）以2005年-2009年的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会计舞弊的上市公司以及按行业、规模、年度指标选择配对的相同数量的没有被证监会认定为会计舞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与管理者进行会计舞弊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四、文献综述小结
我国学者对于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的文献都比较少，也不够深入和透彻。根据我国学者相关文献的回顾，归纳出以下几点不足：
1.涉及到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文献比较少，而且规范性研究比较少，研究成果缺少说服力。而且我国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的，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来研究的则比较少。
2.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方法存在不足，而且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水平进行衡量没有采用统一的衡量方法，导致实证研究的结果各不相同。
3.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学者大部分用的都是建立模型回归实证的方法，仅仅根据假设是否通过实证检验来判断所讨论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不够准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会计研究，2011（1）.
[2]周建波，孙菊生.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3]罗富碧、冉茂盛、杜家廷.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8）.
[4]王华，黄之骏.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6（1）.
[5]王跃堂，朱林，陈世敏.董事会独立性、股权制衡与财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08（1）.
[6]王斌，梁欣欣.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交所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3）.
[7]赵德武，曾力，谭莉川.独立董事监督力与盈余稳健性[J].会计研究，2008.
[8]胡奕明和唐松莲.独立董事特征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J].管理世界，2008（9）.
[9]杜兴强，温日光.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一项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07（1）.
[10]邓启稳.上市公司激励机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2）.
[11]许瑜，库德华.高管激励真的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吗？[J].会计之友，2013（12）.
[12]赵秀乐，赵青.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舞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1（5）.
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3
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但是，如果委托关系中同时存在人的激励问题和集体决策的协调问题，人的激励与委托人的决策控制权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就表现为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组织绩效。本文主要基于大股东侵占这一视角分析了大股东与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然后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此为突破口，解释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大多数文献主要是基于理论对经理人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Jensen和Meckling指出所有权结构、管理者薪酬结构和董事会薪酬的决定受到公司业务性质影响。Hohnstrom和Milgrom指出企业经理人的报酬应当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Demset、Demsetz和Lehn分别指出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不相关，并提供了公司股权结构内生性的经验支持。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随后的众多研究结果大致可分为与之类似的两类，一类支持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只是有的研究支持线性相关，有的研究结果支持非线性相关；另一类支持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不相关。
（二）国内研究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魏刚（2000）、李增泉（2000）研究均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偏低，管理层持股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应。于东智（2003）从董事会机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角度，对股权激励的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华（2006）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分散股权结构下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一理论基础。但是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是否有效仍有待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具体内容如下：
（1）利益侵占与激励的冲突。在公司治理中，大股东控制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越可能对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提高公司治理质量，但同时也会更积极地介入公司经营决策，更可能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出现利益侵占行为，大股东利益侵占决定了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管理者就越可能与大股东的控制权产生冲突。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大股东侵占与股权激励存在冲突，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2）公司成长性对利益侵占与激励冲突的影响。大股东与管理层的冲突源自双方对公司重大决策不一致的判断或大股东的私人收益。而在公司快速成长时期，会有更多的重大投资机会或决策，双方冲突也就会越多或者越严重；反之，当公司处于成熟稳定时期，公司经营趋于成熟，相应的重大决策较少，冲突也就会降低，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公司成长速度越高，利益侵占行为与激励的冲突越强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本文以2006年~2009年为样本期间，利用上市公司连续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具体筛选过程为：（1）鉴于同时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公司价值计算方面的相关问题，剔除相关样本，只保留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2）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以及国家目前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限制，所选样本不包括金融类上市公司。（3）考虑到异常财务状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了ST类公司、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4）为了保证样本公司年度财务数据的完整性，剔除首次公开发行的样本公司。按照上述程序筛选后，最终得到182家上市公司，728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与CCER数据库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本文的研究借助了Eviews6.0和Excel2007。
（三）变量选取具体包括：
（1）被解释变量。公司价值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公司绩效。
（2）解释变量。股权激励（MSR）用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代替。大股东侵占程度Z，由于大股东控制强度难以量化，只能采用替代的方法。本文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表示大股东侵占程度，第一大股东的权力越大，主导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也就越大；反之其他法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也就越高，“用手投票”的效用越大。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的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引入了资产增长率（Growth）来描述企业的成长性、企业资产负债率（Debt）刻画企业的资本结构以及企业资产规模的对数（Size）来控制企业绩效的规模效应。
（四）模型建立在模型I的基础上，为检验利益侵占与激励的冲突，引入了股权激励程度与大股东侵占程度的交叉项MSR*Z；为检验公司成长性对利益侵占与激励冲突的影响，引入了股权激励程度与成长性的交叉项MSR
其中，α代表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基于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是系统的、确定的，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Hausman检验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MSR*Z前的系数代表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MSR*Growth前的系数代表成长性对利益侵占与激励冲突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描述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1的分布情况。表2描述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股权结构特征。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1主要衡量第一大股东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如果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他中小股东处于从属地位；如果持股比例小于20%，该股权基本上属于分散型；如果持股比例为20%~50%，该股权结构就属于相对控股型。通过表1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描述发现，尽管L1＜20%的的企业逐年增加，但是0.2≤L1＜0.5的数量超过了一半，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而绝对控制（L1≥0.5）的企业数量几乎不变。即在样本公司中，大多数样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有能力实施侵占行为。而且表2中对变量Z的描述发现其最大值达到了222，均值达到了12.87，这也说明在目前股权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无法对大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果有可能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负面影响。
（二）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影响分析。通过表3第Ⅰ列显示，不引入大股东侵占与股权激励之间的交互项的高管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0.07343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符号为正，说明经营者持股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经营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引入大股东侵占与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后，表3第Ⅱ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大股东侵占程度与股权激励交叉项的系数为负，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就解释了在表3中第Ⅱ列比第Ⅰ列中股权激励影响更加显著的原因。对于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控制权之间的冲突削弱了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使假设1得到了验证。
（2）公司成长性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分析。大股东有可能对上市公司实施利益侵占，而在公司快速成长中，往往伴随着更多重大决策，大股东与管理层更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意见，也就会更频繁地出现涉及大股东利害关系的私人收益问题，从而加剧大股东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降低股权激励的效果。表3列Ⅲ和列Ⅳ报告了公司成长性对控制权与激励冲突的影响。列Ⅲ说明，公司成长速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列Ⅳ的结果则显示，公司成长速度越高，利益侵占与激励的冲突越严重，且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对列Ⅲ中公司成长性对股权激励效果的负面影响添加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使假设2得以验证。
五、结论及建议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基本特征，但本文的理论分析指出，大股东对公司决策的私人收益会导致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大股东控制权越强，就越可能实施利益侵占行为，从而股权激励的效果带来负面效果。本文实证部分对我国上市公司4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侵占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和公司成长速度相关，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权威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严重。
所以，股权激励尽管在国际上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激励方式，但其能否起到预期的激励作用还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引入股权激励时需要考虑公司的股权结构，要使企业的激励效果达到最优，就要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使股权不要过于集中以对大股东侵占进行约束。只有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市场化契约模式。
参考文献：
［1］《基于信息结构的内部控制策略与激励机制:企业内生财务体系构建》课题组：《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研究综述》，《会计研究》2008年第10期。
［2］潘颖、聂建平：《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1期。
［3］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4
关键词:大股东侵占;股权激励;公司业绩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1-0035-04
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然而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问题转变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股权激励是以分散股权结构为基础所做的制度设计,在中国股权结构集中、内部人控制严重的情况下,已非一种有效的契约安排,而成为向大股东及公司高管输送利益的工具。
一、文献综述
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于理论对经理人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Jensen和Meckling (1976)指出所有权结构、管理者薪酬结构和董事会薪酬的决定受到公司业务性质影响。Holmstrom和Milgrom(1987)指出企业经理人的报酬应当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Jensen和Murphy(1990)利用1969-1983年美国上市公司CEO的报酬数,得出高管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度极低。Rosen(1992)指出虽然二者之间的敏感度极低,但是CEO收入仍随业绩发生巨大波动。此外,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更高的敏感度,Hall和Liebman (1998)利用1980-1994年的数据估计出新的敏感度为,企业价值每变动1000美元,CEO收入的变动大约25美元,这其中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贡献为19.7美元。Kato和Long(2005)以中国上海、深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报酬与股东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报酬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illing(2006)应用一阶差分矩估计和系统矩估计方法,消除了内生性和企业特性的影响,发现CEO收入与企业市值之间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相关性。Giorgio和Arman (2008)以美国的“新经济”企业为样本,对其1996-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亦表明高管报酬与企业业绩的强相关性。
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魏刚(2000)、李增泉(2000)研究均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偏低,管理层持股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应。于东智(2003)从董事会机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角度,对股权激励的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华(2006)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研究发现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公司以及股东财富前后两期的变化、上期托宾Q的变化均成正相关关系,与本期托宾Q的变化成负相关关系,对股东财富指标回归显示出较弱的相关性。顾斌(2007)采用比较研究法,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及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后,通过纵向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前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得出股权激励长期效应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分散股权结构下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一理论基础。但是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侵占成本已经取代所有者―管理者成本成为现代公司的主要矛盾。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大股东侵占这一视角对股权激励效应问题展开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壕沟防御效应”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无论在动机还是在能力上都有可能侵占小股东利益,引起成本增加和公司价值下降,即“壕沟防御效应”。唐宗明、蒋位(2002)、Jiang和Wang(2003)、Liu和Lu(2002)等的研究均表明,大股东控制的“壕沟防御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是存在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问题转变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
“壕沟防御效应”除了体现在非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还表现为对其他投资者利益的侵占、对经理及公司员工权利的侵占。Burkar等(1999)认为,尽管所有权的紧密控制是有效的,但它也暗含剥夺的威胁,由此会减少经理人的创造性,因而由监管所导致的所有权集中也许与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方案相冲突。
在“壕沟防御效应”视角下,大股东利益侵占决定了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有负面影响。股权激励实施的目的在于使经理层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努力,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势必会影响管理层努力的积极性,从而使股权激励的效果大打折扣,股权激励成为大股东与经理层“合谋”的砝码。
基于以上分析,对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占将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二)内部人控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股权激励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两职分离带来的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经理层契约重要特征之一是公司总经理与董事由一人兼任。在内部人控制严重、股东―经理层契约关系失衡的情况下,公司持续经营的目的不再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而成了为大股东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尤其是在董事与总经理两职兼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私人收益的来源与公司业绩没有必然联系。经理人滥用企业资金、进行过度在职消费以及为了政治晋升等目的提前确认收益、推迟确认损失等行为并不会因为股权激励的实施得到遏制。相反,股权激励这一完善公司治理的举措,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内部人控制问题将加重大股东侵占的成本,损害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07年为样本期间,利用上市公司连续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宣告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样本具体筛选过程为:(1)剔除已宣告后又取消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鉴于同时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公司价值计算方面的相关问题,剔除相关样本,只保留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3)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以及国家目前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限制,所选样本不包括金融类上市公司。(4)考虑到异常财务状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5)为了保证样本公司年度财务数据的完整性,剔除首次公开发行的样本公司。
按照上述程序筛选后,最终得到131家上市公司,655个样本观测值。
本文所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资料及金融界网站并与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对比,股权结构等上市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
(二)研究模型及变量设计
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以及内部人控制情况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影响,加入交叉项MSR*LSHC、MSR*INSIDE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2,对相关假设进一步检验。模型1、2如下:
TQit=?琢+?琢0MSRit+?琢1LSHCit+?琢2INSIDERit+conit+?滋it(1)
TQit=?琢+?琢0MSRit+?琢1LSHCit+?琢2INSIDERit+MSRit(?茁1LSHCit+?茁2INSIDERit)+conit+?滋it(2)
其中,TQit为被解释变量,TQit=公司市场价格/公司重置成本。?琢代表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基于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是系统的、确定的,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Hausman检验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MSR*LSHC前的系数代表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MSR*INSIDER前的系数代表内部控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con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引入公司资产规模、资本结构以及行业变量等进行控制,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1)因变量。本研究所用因变量为托宾Q值(TQit)。选用TQit而非传统的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对公司经营业绩进行评价是因为:首先,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通常是建立在企业收益提高的基础上的,ROE等收益指标容易受到经理人的操纵,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无法保证。其次,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值,其具体计算公式为:TQ=(年末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占净资产的金额+公司负债)/年末总资产,托宾Q值的定义符合股权激励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而且考虑了中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2)解释变量。本文相关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
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行业的划分标准,对上市公司所在行业进行了细分,剔除金融业,共设置12个行业哑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对总体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按照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对样本进行了划分,分组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从内部人控制角度来看,两职分离的公司其TQ的均值大于两职兼任的公司,但差距不明显。而前者股权激励比率却大于后者,这说明两职分离的公司虽然MSR值相对较小,但是其股权激励效果好于两职兼任的公司。
LSHC的最大值达到了281,且其标准差较大,这说明在目前股权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无法对大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果有可能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负面影响。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按照模型1,对相关假设的检验见表3。
基于篇幅考虑,本文只列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其MSR与TQ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两职兼任的公司,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996。这说明内部人控制问题,弱化了公司内部治理效用,加大了大股东侵占程度,对公司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违背了激励实施的目的。以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INSDIER的系数为0.124亦说明,两职分离的设置对股权激励实施带来了正面影响。LSH前的系数为-0.004,这表明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MSR*LSHC、
MSR*INSIDER,进一步对假设1、2进行回归检验的结果检验见表4。
表4进一步检验了大股权侵占及内部人控制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在加入交叉项MSR*LSHC、MSR*INSIDER之后,MSR与TQ的相关系数变为-3.301,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MSR*LSHC前的系数为-1.122,这说明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假设1得到了验证,而MSR*INSIDER前的系数为4.264,即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设置,能够遏制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正面影响,使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
股权激励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股权激励是基于所有者―经营者的委托关系所作的制度安排。而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已经演变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因此,为了实现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对管理层进行激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大股东侵占进行约束。而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股权过于集中导致内部治理弱化,加大了大股东的成本。只有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公司内部治理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股东―管理者、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市场化契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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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Major Shareholders Encroachment on the Equity Incentive
Pan Ying1,Nie Jianp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5
【摘要】近年来股权激励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越发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本文通过分析2010—2014 年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发现，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
【关键词】股权激励 激励动机 影响因素 高管行为 公司绩效
一、引言
股权激励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十分重要的问题。委托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公司股东拥有的所有权与高层管理者实际掌控的经营权相互分离，企业中产生了委托－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大股东的利益有可能会被损害，这就是所谓的委托问题。
为有效解决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委托问题，股权激励应运而生。股权激励作为公司薪酬结构的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让企业经营者能够获得公司以股权形式给予的经济权利，并将公司员工报酬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联系，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更好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问题，从而降低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股权激励被正式引入我国公司治理的时机较晚，但其被视为更加完善的公司激励机制，在我国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市场的积极反应。2006 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文件的颁布为标志的股权激励改革，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拉开序幕。随着股权激励实施的逐步推行和规范，国内外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本文将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对近几年来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探寻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股权激励相关文献综述
（一）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动机
吕长江等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两类动机：激励型动机和福利型动机（或非激励型动机）。冯星等（2014）引入Black-Scholes 模型对实施股权激励动机的强弱加以衡量，从公司治理、成长性和公司性质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基于激励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迟卫娜（2011）认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许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门槛很低，高管可以轻松到达行权条件，因而股权激励变相演化成了为高管自已谋福利的工具。吴育辉等（2010）也发现高管在股权激励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时存在明显的高管自利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与民营控股公司中无明显差异。吕长江等（2011）对上市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管理者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会使管理层出于福利目的而选择股权激励。辛宇等（2012）以沪州老窖股权激励计划为案例分析，发现在薪酬管制背景下，沪州老窖的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性质，而这种性质的混杂性最终会导致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陷入定位困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果。
以上大部分文献结论较为一致，认为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能够降低成本，起到良性作用；而在内部治理不完善时，股权激励动机福利化，股权激励沦为管理者利益寻租的工具。但是以上文献通常是通过检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业绩的变化来“倒推”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这在样本选取上存在一定问题，尤其在我国股权激励计划以业绩提高到一定程度为行权条件，无论这些企业管理者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在激励有效期内提高公司业绩以满足行权条件，研究结论会受到影响。
（二）股权激励机制影响因素
影响股权激励机制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这些影响因素。郑宇梅（2011）、陈国民等（2013）、卢馨等（2013）均认为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如行业特性、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与财务状况等）和公司治理机制（如控股股东属性、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控制权、股权制衡度等）等因素，均从不同层面对其股权激励行为的产生影响。李秉祥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公司在对高管选择进行股权激励时优先考虑了政府监管、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行业竞争和人才需求等五个主要因素；而高管现金薪酬、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也会对企业选择股权激励方式产生影响。张良等（2011）研究认为，股权激励强度受到规模、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成本、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影响；激励分布结构则是受到技术特征、规模、独董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等因素影响。于卫国（2011）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行为受到高管年度薪酬的影响较大，股权激励水平则受到经营风险、公司成长性、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较大，两者都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王艳茹等（2013）对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等是影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李春玲、苏广艳（2012）和李春玲、孙秀杰（2013）研究认为，控股股东特征在制订股权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控制权的不同属性与股权激励偏好都有关系。冀晓娜（2013）分析认为，企业性质和行业特点、推动主体和股权结构、生命周期和经营状况、资本市场等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关键因素。李进波等（2010）也认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应当结合企业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进行。江德良（2012）（《经营管理者》，2012 年22 期）则认为企业股权激励不是孤立存在，能够发挥好作用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市场评价机制、控制约束机制、市场选择机制、综合激励机制、政策环境等。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有关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较为分散，分别从外生视角、内生视角考察影响股权激励机制的宏观环境因素、公司内部微观因素，也有将两者综合进行研究，并且从内生视角考察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更为主流，结论也较为集中。但是以上文献在分析和衡量各种影响因素时并没有采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得到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无法进行比较，对进一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的内在影响机理形成了一定障碍。
（三）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关系
1．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作为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会直接影响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吕长江等（2011）研究发现，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缓解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行为，也缓解了投资不足的问题。罗付岩等（2013）发现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罗付岩（2013）应用匹配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强国令（2012）通过对比分析股改前后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发现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降低过度投资，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陈效东等（2014）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而言，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显著地提高了公司的R&D 支出水平。徐宁（2013）对通过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也发现，股权激励对R&D 投入具有促进效应，但激励力度与R&D 投入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汤业国等（2012）研究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时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则存在倒U 型曲线关系。巩娜（201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家族企业有可能基于促进公司研发投入的目的而实施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的实施的确能够促进家族企业管理层提高研发投入。
2．股权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前提，使得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时机选择、盈余管理等）不可避免，而高管所独有的内部信息优势使得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实现成为可能。祝昱丰（2014）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方式及时间节点，认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各个阶段都有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杨慧辉等（2011）、许汝俊等（2014）认为在薪酬委员会不独立时，经理人可以通过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在实施激励前的时机选择，以及实施激励后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其股权基础薪酬最大化。王烨等（2012）认为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与己有利。毕晓方等（2012）研究发现管理者股权激励报酬契约的实施，会引发管理者进行获得报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在推行股权激励方案后，公司盈余可靠性明显下降。周嘉南等（2014）、杨慧辉等（2012）也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成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会引发经理人自利的盈余操纵行为。章卫东等（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了负的盈余管理，并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负的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万蒙（2014）发现实施激励股权的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采取负向盈余管理，在股权激励行权日前采取正向盈余管理。徐雪霞等（2013）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变量，研究发现成长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成熟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林大庞等（2011）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也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3．股权激励与高管其他行为。有的学者研究
了股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Yenn-RuChen 等（2011）研究发现，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能增加其风险承担，而高管对风险的承担受高管个人风险偏好影响。Rachel Hayes 等（2010）则发现股权激励并没有发挥激励管理层风险承担行为，并且有较高风险的公司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数量下降。
尹玲玲等（2012）认为如果公司存在较多成长机会，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宗文龙等（2013）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而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为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增加创新投入，但是也会引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不足，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此外，很多研究并没有将高管行为与其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研究角度以及所选样本、变量、研究方法等的差异，使得结论可比性并不高。
（四）股权激励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观点截然不同。
1．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负相关。李池洋（2014）、石龙等（2013）、杨莎（2014）认为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资本市场弱有效性使股权激励效用不足，不符合股权激励机制最初的目的。史金平等（2014）经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小板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于业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并且出现了负相关的趋势。黄倩倩（2012）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刘广生等（2013）、张横峰（2014）均发现高管实行的股权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绩效，但效果并不显著。肖淑芳等（2012）研究认为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嘉南等（2014）发现非激励型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激励型高管股权激励却能显著提高公司业绩。李漩等（2013）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调整成本的传统模型下，公司绩效对于股权激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刘佑铭（2012）认为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超额消费、过度投资以及闲置资金等利益侵占行为，在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后，上市公司绩效平均值有一定程度上升。周江生（2012）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和经济利润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在正常发挥作用下，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金香花（2013）认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满足了管理者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在精神层面激励管理者努力的工作，从而给企业提高了价值，为股东带来利润。赵海霞（2013）从股权激励“三维本质”视角研究，认为高级管理层持股有助于上市公司财富的增加。赵玉珍等（2012）、冯星等（2014）均认为从长期来看，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何凡（2011）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包含股权激励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齐晓宁等（2012）、魏贤运（2013）、张敦力等（2013）的经验分析都表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业绩。王晓洋（2013）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现金薪酬激励更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传彬等（2013）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实施后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实施前，并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效果要好于非国有企业。强国令（2012）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显著，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
3．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王锐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但是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呈正U 形的区间激励效果。曹建安等（201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间效应、板块效应和行业效应。刘华等（2010）、刘骏（2012）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但只有在特定区间公司业绩与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杨恒莉（2013）选取中小板企业作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U 型关系，并且总体效果不显著。从以上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内外理论界对于股权激励与业绩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不相关或负、正相关、曲线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导致的。此外，数据样本当年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10-2014 年期间有关股权激励的部分文献，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管理者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当前理论界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仍需加强。首先，研究结论难以比较。从表面上看理论界在某些方面（如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中机会主义行为等）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但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在对这些结论进行比较时，结果会有失偏颇。
其次，研究缺乏整体性。与股权激励相关的研究可能具有整体性，而不是单单某个领域、某一因素、某一行为、某种结果，倘若能从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说服力。
另外，研究视角有待挖掘。如股权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可以尝试从多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借鉴，形成新的研究视角。
因此对股权激励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统一各方面的研究标准，让更多学者对此进行充实和完善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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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文献综述范文6
【关键词】 高新企业； 股权激励； 创新资金投入； 科技型企业； 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股权激励是一种为了对委托者管理经营产生利益驱动而采取的手段。公司制度的产生，形成了人制度，同时为了克服人追求短期利益，忽视股东长远利益的弊端，产生了股权激励改革。公司管理层通过获取一定的股权、资产或商品的行权条件，使得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趋同，称为利益趋同效应[1]。但是，若股权激励运用不当，就会造成管理层对公司的投票权和影响力过大，从而降低其对股东大会的决策服从意愿，出现“壕沟效应”[2]。
Gerald et al.[3]指出，企业的经理并不拥有企业本身，而是作为管理者而存在，因此他会更注重自身利益，权力威望以及个人效用最大化，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其对创新的追求。Alan Kraus et al.[4]针对利益趋同效应的假说，通过研究经营者与公司持有者的利益相关度数据，发现它与企业的创新开发投入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Lamia et al.[5]利用美国股市面板数据检验了CEO的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优秀的公司里研发CEO股权激励与公司的研发支出是正向促进的关系。Rachel M. et al.[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研发活动显著正相关，股权激励是技术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如果管理层的股权比例过大，又可能会产生壕沟自守效应，管理层受到外界约束越来越轻，过于追求自身利益，从而远离公司的长远利益，使得激励创新的投入不再增长。
由于我国的股权激励实行时间较短，因此股权激励问题备受各界关注。王芹荣[7]基于公司的管理架构，提出管理层结构与企业创新资金投入的模型，并加以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创新的投入，大大提高公司的创新效率和质量。但也有学者指出并非总是正向的促进关系。如汤业国和徐向艺[8]运用基础加工业企业作为实验组，在与控制组企业进行对比之后却发现，中小型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而是随机的关系，因此应该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主导中小型基础加工企业的创新资金投入水平。李隐煜[9]基于实证研究，发现科技型企业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确实与企业创新资金投入呈现明显的促进关系，但也仅仅限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
二、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
一般认为企业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存在协同效应，但是对于我国的一些科技型企业来说，企业管理层的股权比例增加比普通职工的股权比例增加更能促进企业的研发强度。
（一）可持续性效应
股权激励与科技创新资金投入都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关，其中前者的目的是以股权增加为手段，促使公司管理层或者科技开发骨干与公司长远利益趋同化；后者则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也是保证企业在行业中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条件。对于高新企业来说，股权激励强度越大，往往越能促进企业创新的投入。同时，相对于其他能够促进企业未来发展的措施，股权激励的成本不高，且不需要以现金支出的方式即可完成，节省下公司对于现金流的成本，能够运用到公司运转的其他环节之中。此外，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下，辅助采用负向股权激励手段，对于不合格的激励对象，给予相应的惩罚。
（二）成本优化效应
创新的主要成本来自于人力和财力的消耗，企业创新部分的动力来自于长远利益的追逐，同时承担着比较大的短期成本。因而，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降低创新成本以及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对于股权激励来说，能够激发人才对于企业的工作热情以及提高工作效率，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资源配置形式。人才与资源的结合，能够通过股权激励加以实现。在人才市场逐渐饱和的今天，通过股权激励手段的低成本优势来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吸引高新技术管理人才，也是对于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优化，给企业带来绵延不断的活力。
（三）效益优化效应
股权激励的手段对企业长期利益的增加，是当前协同效应的一个重要基础，即效益优化的协同效应。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股权投入，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政府创新经费的支持来进行创新。但是前者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这与价值创造的普遍规律是相关的。对于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来说，企业未来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了管理层的普遍共识，他们与公司长远利益的创造出现了效益优化的协同效应。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平台，通过股权的刺激，反过来促进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创新的质量，产品也通过创新质量的提高而得到全面的优化，实现公司效益的优化作用[10]。
三、实证分析与样本的选取
（一）模型设计
通过以上分析，基于“利益趋同效应”的假设以及“壕沟效应”的假设，设计了实证模型以验证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可以使用线性关系检验模型或非线性关系检验模型。本文对数据采用了面板分析法来估计参数，以避免其他方法所可能带来的误差项序列相关性、异方差性等问题。为了方便对比和保证数据的清晰程度，将公司分为两组来分析，即国有控股公司组以及非国有控股公司组。这样就可以将控制方的因素排除，提高模型检验的准确程度，减小误差。模型的构建如下：
1.线性检验模型
2.非线性检验模型
其中，模型（2）比模型（1）多了EI的二次项，即将非线性检验中的股权激励变为二次抛物线型曲线近似，然后再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的选取
对于变量的选取，密切关系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关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按照文献的惯例，本文以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R&D）来表示企业创新资金投入程度，具体的值为研发支出与各种营收的比率。利用解释变量股权激励（EI）来表示公司对股权激励的应用程度，具体的值为经营者持股数与总股份的比率。年报上列出公司的领导层、管理层都属于经营者。控制变量则是模型中对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除了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之外，对创新资金投入产生影响的外界因素还有许多，其中选取了代表公司前三大股东控股比的股权集中度（CR）、是否由董事会成员兼任总经理的两职合一（PLU）、独立董事比例（IB）、监事会规模（SS）、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h）、董事会人数（BS）、资产负债率（Lev）、行业因素（IP）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取
本文的样本来源是2011―201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高新科技创业板块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中小型科技公司数据。剔除ST类以及中途失败的公司，得到了可靠度相对较高的数据。数据样本包括了243个上市科技公司，总共972个有效观测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公司的信息直接取自CSMAR数据库。
四、分析与讨论
我国的股权激励手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采用，激励的力度也在不断得到增强。例如，表1中国有控股公司组在2011年的股权激励强度平均值为1.01%，到了2014年已经增至1.82%，增加了80%。非国有控股公司组在2011年的股权激励强度平均值为4.23%，到了2014年已经达到了7.63%，4年之间变化了0.8倍。同时，两个组之间的差距也体现出来，在2011年和2014年的倍数都约为4.2倍，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远大于国有控股企业。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应该与企业的体制有关，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对于股权的控制管理往往更加严格。此外，政府的政策调控以及外界舆论也为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激励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这些统计数据还可以看出，创新与股权激励呈现一定的关系。例如，国有控股公司组创新资金投入强度从2011年的0.22%上升至2014年的0.45%，变化了1.05倍；非国有控股公司组的创新资金投入强度从2011年的0.22%上升至2014年的0.48%，变化了1.18倍。这些数据反映了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其中的具体数学联系如何，还应当结合面板数据加以分析。
对上述面板数据采用了线性研究方法。对样本整体、国有控股公司组以及非国有控股公司组三者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的检验。如表2所示，为了确定模型假设的近似程度，用Hausman法进行代入，得到了三者的P值均大于0.05，即认为模型符合随机效应（RE）。对于三者的随机效应值，样本整体以及非国有控股组皆为负，表明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并没有线性关系，而对于国有控股组，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1534，显著性水平为1%。
为了进一步对样本整体和非国有控股组数据进行非线性分析，采用了模型（2）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Hausman检验得到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该模型可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式（RE）。可以看到样本整体的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大致属于二次关系，且由于在1%水平上正相关，在5%水平上负相关，所以为倒U型的二次曲线。经过计算得到拐点为20.08%，即在拐点之前，股权激励的增加能够为创新资金投入带来增加，拐点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在拐点之前股份大部分集中在非管理层，失败的风险对于管理层来说并非巨大，因而容易造成管理层决策偏向于创新资金投入，当股权激励超过拐点，则管理层将会为创新风险承担过多的风险，他们不再愿意增加创新资金投入，以免造成自身的巨大损失。相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股权激励水平特别低，所以能够使管理层的风险担当强度降低，容易导致创新资金投入倾向，使得曲线趋近于线性递增。从表中的结果看到，非国有控股公司组的走势与整体样本走势一致，也是呈倒U型关系。但是拐点靠左，约为17.22%。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分为三种，即可持续发展、成本优化、效益优化的效应，实证二者在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的线性或非线性模型关系。其中，在国有公司中二者为正向线性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则为倒U型关系。
应当合理规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关系，大力提高管理层对于创新资金投入的积极性。而当股权激励机制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应适当减少激励手段，以维持一种平衡关系，既保证原有股东的利益，又确保创新资金投入的稳定。不论是国有控股公司还是非国有控股公司，这种股权激励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都是存在而且可以利用的。对于政府来说，应该积极实施股权激励配套机制改革，包括创建完善的资本市场，规范人才市场以及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合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股权激励实施，形成股权激励的多层次流转交易体系。在已有的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起像北京中关村柜台交易市场一样的平台，为一系列相关企业的股权流转上市提供更为优秀的柜台交易市场，利用现有市场的优势充分调动广大企业以及相关科技人员进一步持续推进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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