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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1
完美计划经济下重复建设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早年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诞生的。经济在一国之内仅有一个计划决策中心，并由这个计划中心负责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国各地、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调、运转顺畅的庞大而细致的计划体系，并通过逐级下达而得到贯彻执行。此外任何单位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计划的决策权。如果这个模式是完美的，投资多少、投资于哪个行业或哪个地区，计划中心完全可以根据总体经济而事先作出精确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
完美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与现实计划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现象
完美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实上，这些条件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过，而且也无法估计在未来多长期限内才会形成。现实的所谓计划经济都是放松了完美计划经济假设的“不完全计划经济”。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计划在经济运行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决策上也拥有相当的权力。投资决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复建设具备了可能性，但为什么要重复建设还要取决于中央计划决策当局的偏好。比如“”时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小高炉”、“土高炉”，并由此引发了投资过度膨胀。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重复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央政府默许情况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决策选择。
完美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复建设是必要前提
根据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经济的计划和决策权被分散在无数个个体手里。每个市场的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各种决策，从而形成充分竞争，并在充分竞争中发现真正价格。投资是市场参与者重要的决策行为，所以，仅就投资而言，只有在市场上形成大量类似的投资（也可称为重复建设），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竞争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这是完美市场经济所不能容纳的。
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阻止重复投资
同完美计划经济一样，完美的市场经济也从未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就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看，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总是不满足作为价格的接受者，通过垄断而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就成为其重要的策略。这种行为的结果表现在投资上就是阻止重复投资的发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都有强硬的反垄断法，恰恰说明垄断行为在它们的市场经济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完美的计划经济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之间，就投资而言都有抑制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一致倾向。无怪乎经典作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通过垄断形式而最终进入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现实的计划经济（或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完美的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并要求重复投资，在这一点上两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尽管在不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复投资主要是由各级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场经济的重复投资则是建立在众多非政府市场参与者参与的前提之下。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2
[关键词]市场经济；分配方式；贫富分化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3
一、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二、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三、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版权所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15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199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21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象当年搞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4
摘要：导致环境恶化的“三乱”之风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它使各部门自身的利益与职责处于对立的状态。要解决这一，必须使现有的对的行政保护为制度保护。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减少乃至消亡为前提。
关键词：创收 经济环境 政府部门 三乱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效益整体滑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大大减少了给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的数额，不足部分由各单位自行解决。从此，“创收”活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这些年的实效看，虽然它有效地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加了行政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负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其正效应。一、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可以说，个人的贪污、腐败，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是侵蚀社会肌体的两颗毒瘤。打着执行公务的幌子利用职权为本部门谋取利益，叫“创收”；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已聚敛钱财就是贪污、腐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与贪污、腐败相比，“创收”活动对市场经济环境危害更大。因为它的“寻租”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使政府职能部门的不正当行为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明目张胆地进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许多人利用为部门“创收”的机会，大肆为自己敛取钱财。使个人的贪污、腐败行为与单位的“创收”活动混淆在一起，难以辨别。对此，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现在有一个流行诙谐语叫“集体腐败”，“创收”实际上就是集体腐败。它的出现破坏了社会活动的秩序，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威胁着长远的社会稳定，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各种形式的“创收”活动早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国家各部委，下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乡政府、村委会，从工商、税务到学校、，各种“创收”活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其中既有职能部门的“三乱”，也有部门的高价生、培训班，还有新闻单位的“有偿新闻”，以及医院给患者开出的昂贵的药品……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则以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危害最大。因为它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大大增加了经营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抑制了民间投资，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形式大致有两类：其一就是各部门利用本身所拥有的权利，巧立名目，收取费用。还有一种就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创办经营实体，然后利用本部门的职权提供各种方便。两相比较，第一种情形产生的危害更大，屡禁不止的“三乱”就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据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赤壁市的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涉及企业的行政收费标准达2528项，很多企业都不堪重负。赤壁市境内的省属国有企业蒲纺集团公司集团下属的三陆公司由原纺织厂改制成立，企业营业执照年审中，土地部门要求办理土地过户，光过户费就要几十万元。因企业无钱交纳，至今营业执照仍被工商部门扣留。蒲纺公司原是三线军工企业，职工集资建房，人防部门硬要收取几十万元的人防费。另外，环保部门也瞄上职工集资盖房的机会，先要求使用他们的无动力生化处理装置，后得知企业已有污水处理设施，又要求收取超标排污费，开口就是好几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仅2001年，赤壁市有关部门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达26项，金额200多万元。许多企业都因承受不起这些高昂的“额外成本”，经营萎缩，难以为继。国有企业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境况更为糟糕。因为这些小企业一则难以明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更不敢得罪的有关部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忍气吞声。否则，一个“小鞋”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据邢台市物价局对向个体私营单位乱收费情况的调查表明，目前共有38个部门参与收费。据对两个市场、5条商业街道的门店调查，收费部门达18个，共涉及收费51项。其中，符合政策规定的24项，不符合政策的25项。在合理收费的24项中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一个门店月均税费负担在600元至2500元之间，各种收费占税费总额的55％—65％。至于的状况就更为严重。在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乡，针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可谓五花八门，从1995年以来，湖阳乡就严重违反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强行将4个村农民手中仅有的人均2亩田收回其中1亩，用每亩三四百元的高价向农民发包，农民想种田，必须花钱买才行。税改之后，湖阳乡村干部们在继续大肆收取“发包费”的前提下，还趁机继续按每亩37至60元不等向农民收取农业税，并美其名曰“按国家规定”。在强劲的“三乱”歪风中，外资企业也难以幸免。县不少地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乱收费问题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开始成为投资环境恶化的突出问题。2003年四月，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纠风办还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向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的通知》。以上例举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现象，已经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扼制，经济环境的恶化就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二、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根源在于体制实际上，对于“三乱”的治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总是治理期间有所收敛，风头一过，又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根子就在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需要。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的“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如果某个部门、单位不搞“创收”，仅凭财政下拨的那点死工资生活，职工就会怨声载道，领导的日子恐怕很难过。像长工资，上面只给政策，不给钱，行政部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资金。有些单位的奖金、补贴、福利甚至一部分人的工资都得从这上头来。“创收”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该单位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衡量一个领导的“水平”高低，群众是否拥戴的重要标准。而且，对于部门领导来说，在给本部门员工“谋福利”的同时，他本人得到的要多得多。许多领导的超标准住房及座驾都是从这里来的。以前政府部门进人首先要有指标，这样新来人员的工资才有着落，由于这一限制，机构膨胀有限。自从政府各部门自己搞创收后，新增人员的所有开销都由各部门自己负担。导致机关人员急遽增多，机构日益臃肿。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三乱”之风。许多部门内部每年都下达有罚没指标和创收指标。这些指标到每个人的头上，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经济处罚。这样，就形成一种悖论：如设立政法部门的目的是减少和杜绝违法乱纪的行为。但如果真得做到人人遵纪守法，这些部门的“创收”便没有了着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搞“三乱”，危害社会经济秩序。也就是说各部门的自身利益与职责处于对立状态。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危害所在。这也说明政府职能部门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三、体制性变革是杜绝这类现象的根本行政部门的“创收”活动虽然使国家财政抛掉了一个大包袱，但这包袱并未消失，它化成了无数个小包袱散落在千千万万个实体身上。且由于各行政事业部门在内在利益的驱动下，千方百计搞“创收”，使一个个小包袱越变越大，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将“创收”一词加在政府职能部门身上并不准确。因为利用职权进行“创收”活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仅仅是财富的“转移”。 政府职能部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设置重重关卡来为本部门谋利，实际上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而且“创收”成果的大小与该单位所拥有权力的含金量是成正比的。那些没有什么职权的“清水衙门”一般只有靠像出租临街房屋赚取一点租金这样的方式来“创收”。与此相比，拥有行政审批大权部门的“创收”活动就非常轻松愉快，公章一起一落，对方就陪着笑脸奉上大把的钞票。例如，按照国家规定，颁发进口汽车许可证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同时禁止买卖。而现在，许可证俨然形成一个数十亿元的产业。因为许可证是稀缺的资源，拥有很高的含金量，它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是政府运用权利赋予给它的。没有了权力的“支撑”，它就是废纸一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化国家的市场体制相异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创收”，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并且使它对市场经济产生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因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减少乃至消亡为前提。眼下，“创收”活动真可以用泛滥成灾一词来形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之差，远远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够想象的程度，且还没有什么真正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制约。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重点企业采取挂牌的方式予以保护，确属无奈之举，而且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行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就是公平。保护了少数重点企业，那么大多数非重点企业怎么办？难道任人宰割？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对由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而导致的“三乱”等违法活动的妥协。它无情地击碎了广大的经营者对政府抱有的唯一一点幻想，其消极远远大于其现实作用。要解决这一，仅靠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及不定期的检查是做不到的。要真正杜绝这类现象，必须变行政保护为制度保护。政府部门经费的来源方式必须重新调整，如由中央或各地财政统一拨款。在保证各行政单位经费的情况下，严禁政府部门从事“创收”活动。当然，这也仅仅是治表之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各部门放弃阻碍市场经济的各种权力，才能够使“创收”这类活动真正得以消声匿迹。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5
摘 要：振兴东北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使银行业在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市场化进程中有了采取区域性策略的可能。在分析东北的区域性经济特点的基础上，针对银行业自身改制和振兴东北的企业问题，本文提出了在东北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区域性银行业策略。
关键词：区域经济市场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62-06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个区域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区域经济体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内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经济市场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市场化的必要条件是拥有一个市场化的银行业提供现代金融服务，以便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
然而银行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未必是均匀的。很多经济学家在其理论研究中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是同质的。他们对区域差异性的忽略，导致了单一宏观经济政策在不同地区间产生差异这一重要经济现象长期得不到深入研究，甚至对一些地区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从而损害了整个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Carlino and Defina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分析显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利率是产生该效应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内很少有学者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做定量研究，但是我们很容易判断美国经济的同质性显然要高于中国经济的同质性。同质性指标可以分为四种：（1）生产要素流动程度。（2）产业结构平衡程度。（3）经济开放程度。（4）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中国根据经济同质性的标准，可以划分为：（1）长江三角洲沪宁杭经济区。（2）珠江三角洲经济区。（3）环渤海经济区。（4）中部经济区。（5）西部经济区。其中（1）、（2）、（3）可以合称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同质性较高；东北地区是比较特殊的区域经济体，其经济特点带有双重性：一方面该地区在国民经济体系结构上与国家的结构类似，资源丰富，农、林、渔业发达，产业门类齐全，符合区域与整体的“同象原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作为曾经是“共和国装备部”的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与调整严重滞后，亟待振兴。
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1960年代初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国家其人均经济增长率（1960―1995年）是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家的2倍多。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使银行业在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市场化进程中有了采取区域性策略的可能。通过银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加强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不仅能改善东北地区投资环境，而且可通过资金的流入带动人才、技术、信息等相关资源的流入，并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得到充分、合理配置，从而为东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本文试图在分析东北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银行业的作用。
一、对东北振兴的总体判断
中国的转轨经济实践具有典型的理论意义，转轨经济理论将在学者总结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1]振兴东北要完成两个转变：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也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另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东北地区“转轨”的特殊之处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原有计划体制统治时间最长、贯彻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种状况构成了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的重要障碍。从而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振兴和“转型”充满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先后采取了财政、信贷、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其调整改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了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国债拉动内需等政策，且每年都对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拨付技改专项资金（后为技改贴息支持）。从1998―2001年四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68.27亿元，占全国的8.75%；而国家投入的技改资金则为1 090.9亿元，占全国的份额达到13.05%。但这些政策和投入并没有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除了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外，对老工业基地衰落的“结构效应”缺乏整体认识，单纯地把它等同为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一认识上的偏差也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2]
根据一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老牌工业国家的经验，较早发展起来的地区走向相对衰退一般分为区位性衰退、资源型衰退、结构性衰退和消聚性衰退等几种类型，但主要可归结为“结构效应”一种。即与新兴繁荣地区相比，一些地区的相对衰退是因为它们拥有较为不利的经济结构。德国的鲁尔区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根源就在于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单一性经济结构。1958―1966年鲁尔区工业生产指数（以基年为100）为160。其中煤炭工业为90、钢铁加工业为105、化学工业为235、石油工业为350。煤炭、钢铁等增长缓慢的传统工业部门占62.5%，而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部门只占21%。结果1957―1968年原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7.8%，而鲁尔区只增长了80%。通过适时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发展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新部门，并改造传统部门，鲁尔老工业区重新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英格兰北部、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东北部等老工业区都出现过类似情形。将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欧美老牌工业国家类似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衰落区既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共性。尽管经过“六五”时期以来的技术改造，特别是“九五”以来的大规模改造，东北大中型骨干企业技术设备水平明显提高，但工业技术装备老化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目前吉林省工业企业工艺装备属于20世纪90年代初水平的只有15%左右，60%以上的还处于70―80年代水平，另外还有15%的工艺装备仍停留在50―60年代。
东北是建国初期国内装备制造业尚存的几个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从资源到制造业基础的整个体系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区。早期的东北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外生型”特征，以典型企业在区域内垄断经营为产业组织形式，因此不具有“产业区域性聚集”的可能性，也不具有形成网络型组织和以纵向协作为特征的集群所必备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东北现在的国有制造企业以集团组织形式为主，对集团内的企业多以全资、控股为联结纽带，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例如，在2000年对沈阳市18家集团145个样本公司的调查中，采取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形式的占整个样本公司的71.7%。国家政策性银行在东北三省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它们在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但是作为全国性质的政策性银行，一方面其业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投资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收购资金运作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性银行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已显示出商业化倾向，大量政策性资金有转化为商业性资金的可能。因此，面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巨额的资金需求，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有必要成立专门服务于东北地区经济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
二、银行业本身的市场化问题
根据已有的研究来看，银行业提供的现代金融服务对经济的影响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二是经营监督。三是分化风险。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应该可以起到分化与减少经济运行风险的作用。近年来发达国家中广泛应用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了企业与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极端的典型是中国国有银行依照政策指令向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实际上是等于完全承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中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体系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财政出纳的角色，股市与其它证券市场基本不存在。现在尽管股市与其它证券市场存在了，可是银行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绝对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金融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刻的巨大的变革。首先是人民银行的央行职能得到强化，央行不再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脱离人民银行，银行体系逐渐向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变；一大批城乡信用合作银行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特别是一批股份制新兴商业银行的崛起，极大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但是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仍然是任重道远。如果东北的银行业能够凭借国家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机遇，进行体制创新，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金融服务功能，那么可能会创造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银行业必须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商业性金融支持两个方面进行策略选择。商业性银行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根据市场原则自由选择，保证一定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配置资源。政策性银行可以补充商业性银行的不足，一方面充当经济管理的工具和经济调节的手段，实现政府社会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健全金融整体功能。政策性金融被赋予区域调控职能，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地区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从而有效调动经济资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政策性融资活动对这些领域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改革要与本国经济、社会、文化传统配合，自由化、市场化、股份化、商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使金融创新机制达到普遍的报酬递增运行状态，使金融制度变迁朝着绩效方向发展。逐步增强银行的自身组织能力，争取融入国际金融市场，提高金融中介治理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存款保险机制。
三、区域经济市场化中的企业问题
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振兴东北的区域经济必须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积累下来的企业问题。企业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问题，企业从业人员观念陈旧，缺乏创新和竞争意识。二是旧体制束缚严重，经济发展既受害于旧体制，又受惠于旧体制。许多企业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附属职能部门，无法面对市场竞争。三是工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产品老化、社会包袱沉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广度与深度的发展，在目前的国内竞争性产品市场上，许多产品被国际著名品牌垄断，如家化产品、碳酸饮料等。在国际市场上，外资企业产品或合资企业贴牌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绝对力量。根据我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7 62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仅外资企业产品的比重就达到了58.4%。根据曹和平的研究，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初次成长阶段是“用技术和品牌拓展市场”，在“二次成长阶段”是“用市场综合网来支持品牌认知以获取实现高端价值的能力”。由于绝大多数跨国企业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四位一体的优势，它们在初次成长阶段通常不是从东道国融资和寻找项目开始，而是以技术和品牌优势直接开拓市场，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生产总成品的比例不高。英特尔芯片在中国的生产说明，一个能够规模生产并且构成总成品价值重要部分的核心零件，就能使其达到预算限制所允许的利润最大化。
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产业集群被认为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效途径。产业地区聚集的外部性，如技术外溢等可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东北地区的整体竞争力。一般认为，产业区域聚集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区域间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二是产业区域聚集的外部效应。根据Ellison和 Glaeser的研究，一半以上的产业区域聚集可以用自然禀赋的优势来说明。例如东北地区的石油加工、金属冶炼、火力发电、木材加工、船舶制造等。外部效应包括技术外溢、专业劳动力聚集、接近供求市场等。但目前东北三省鲜有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多，成片的更少”成为东北装备制造产业的写照。东三省政府相继地出台政策，倾力打造产业集群[3]。随着辽宁省装备制造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企业间的交易频度和范围逐渐扩大，在原有协作网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的企业群落。这些企业群落已初具集聚规模，也让人们看到了装备制造企业集群发展的希望。
四、银行业在区域经济市场化中的策略
1.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要分工明确、优势互补
（1）提高政策性银行融资能力，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型。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战略中，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投向仍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为主。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与水平，取决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可获得的信贷资金规模和信贷结构。提高政策性银行的融资能力，首先要参照国家有关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和国际惯例，定期补充政策性银行资本金，并提供低息长期财政借款，对高风险项目提供财政补贴。其次，由国家提供财政担保，统一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推行上网竞标发行，允许金融债券上市挂牌交易，吸引金融机构积极认购政策性金融债券。还可以将邮政储蓄、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基金划入融资范围，不仅可以在利率上适应政策性金融机构“低进低出”的特点，在结构和数量上也可以满足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需要。
目前，政策性银行实现职能调整和机构转型的条件渐趋成熟。因此，应该加快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实现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使其受到市场制度约束。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转型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要充实资本金。要达到国外发展中国家开发性银行的资本金水平。截至2005年，巴西开发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6.7%，韩国产业银行为18.4%，都在15%以上。二要实行分账管理，即对不同性质的项目分别、分类管理。政策性银行业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交办的业务，另外一类是市场化的业务，或者是银行自营的业务。政策性银行根据这两类业务在机构内部设立两大账户，一个是国家账户，一个是银行账户，来分别核算和考核。国家只对国家业务或者是国家账户内的亏损进行补偿，对银行自营业务的经营状况不负责任。三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2）建立商业性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协调机制。振兴东北的金融服务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支持，适当的融资渠道是东北经济体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向商业性金融机构硬性出售金融债券，但是单一的筹资机制对商业金融运行不利，因为商业性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如果从中抽调的资金比率过高，可能会使商业银行因此发生运转困难。所以，要明确划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业务领域，商业性银行应该重点支持提供私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领域，利用市场原则将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凡是商业性银行不愿承担但又必须保障的业务，都应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东北商业性金融体系中呈现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其他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的数量与其在全国的业务发展势头很不相称。东北本地的1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336家城市信用社规模都很小，而且存在问题众多。外资金融机构在东北地区的数量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外资银行在东北设分行的仅有8家，占全国的5%。而且东北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又几乎全部集中于辽宁省的大连市，东北其他城市则基本上一片空白。[4]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优化；另一方面使经济体中的金融需求高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带来金融风险大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
积极引进区域外金融机构是东北经济金融开放性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东北商业性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要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国内10多家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浦东发展、招商、民生、光大、中信、深发展、兴业、华夏等），到东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打破国有商业银行一统银行业的垄断局面，推动东北地区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增强东北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其次，要积极借鉴汇丰银行（HSBC）参股上海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南京商业银行、金桥投资参股深圳发展银行的成功做法，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合资、参股东北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和新组建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产品创新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多层次的合作。
2.加速自身行业的市场化导向改制，完善现代银行业体系
从金融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通过深化银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变革原有的金融架构,以逐步形成一个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至关重要。金融体系影响深远，假如个别行业的改革不彻底，受影响的只是这个行业；但假如金融体系的改革不彻底，受影响的就是所有的行业。中国金融业的现实要求必须从银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开始。如果没有健全、合理、高效的银行体制，想要东北的老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不可想象的。通常来讲，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五个方面[5]。其中金融企业体系，既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机构、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不仅要改变机构设置，而且要在功能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应当更多地从金融功能的观点出发，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
金融体系是经济体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媒介，因而金融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机制。我国金融结构有两个特征：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银行主导是指居民的储蓄主要是通过银行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从金融发展史上看，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并无绝对的优劣区别，主要看经济发展水平。在罗斯托所命名的起飞准备阶段，储蓄资源极度短缺，解决储蓄缺口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此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其动员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特别是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这样的体系更是能将少量资源集中于某些关键项目中，从而优于那种强调竞争和风险分散的市场主导体系。所以，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战略适合东北老企业的目前发展阶段，有利于东北的振兴。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储蓄缺口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时，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就发生了转移，即如何在确保风险分散和金融体系安全的前提下，使储蓄资源能够被充分、有效地运用到那些前景不甚明确的投资项目中。在这种情况下，风险高度集中、识别新投资项目能力有限的银行主导体系就应该让位于市场主导。
我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在关乎经济发展的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在数量上和规模上也占据着主导地位，真正能够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股份制银行处于劣势。 在政府主导和银行主导的双重格局下，所有经济当事人的激励就因潜在的风险转移机制发生了变异。在储蓄者、金融机构和企业家等三类主要经济当事人都只关注收益的情况下，风险必然转嫁给政府。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做出了证明。 由于地方政府没有承担与之收益相匹配的金融风险，从而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所以，针对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业现状，需要制定一个银行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在微观上促进各种金融中介的竞争，在宏观保持金融稳定。
所以，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改进金融效率,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是所有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振兴东北应将金融体系的改革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我国开始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必需走这一路径。
3.银行业要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市场化，提高企业竞争力
政策性银行在服务东北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首先要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巩固东北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的战略地位；其次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更新改造的投入，推动钢铁、汽车、石化等行业的战略重组；还要积极推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性支持，加快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其中解决债权债务等历史包袱问题极为关键，这需要金融业在处理不良贷款、债务重组、资产置换等方面给予支持。根据辽宁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协议，辽宁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将开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性金融合作。双方将在制造业升级、替代进口工业、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开发式扶贫、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企业外引内联和重大科研项目产业化等十二大领域开展合作。国家开发银行计划在辽宁省投放贷款10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辽宁省交通、电力、能源、水利、采煤沉陷区治理、“三农”、中小企业试点等重点领域。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以来，已累计向辽宁省投放中长期贷款近700亿元。如果开发银行不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将重蹈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企业负担转移的覆辙。
4.在东北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要控制金融开放的速度
在理论上金融开放有很多益处，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例如，Prasad、Rogoff、Wei和Kose,IMF,2003；Kose、Prasad、Rogoff和Wei, 2005 ）表明，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金融开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原因通常有两个：一个是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的存在，另一个是组合效应（Composition Effect）的存在[6]。阈值效应即门槛效应，是说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在理论上的益处才能在实践中显现出来。例如，如果具备政府良治的条件，金融开放才可能会增加投资。组合效应也就是结构效应，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方式构成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如国际直接投资（FDI）、国际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由于风险分担的不同，不同资本流动方式的效率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国际直接投资（FDI）比国际银行贷款更有利于增长，波动性也比较低。所以银行业要在加速自身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控制金融开放的速度。
如果金融系统发育程度很低，但开放程度却很高，国际资本在区域金融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银行信贷体系较强的自主性和盲目的逐利性使之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很少投向实体经济，严重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这种制度安排，不能为区域经济市场化提供稳定的金融制度环境，客观上破坏了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很容易导致区域经济的衰退和金融市场的波动。
参考文献：
［1］ 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2］ 陈耀.生态工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N］.经济参考报，2003-02-26.
［3］ 卢昌崇.产业集群：地区竞争力的源泉［N］.大连日报，2005-01-24.
［4］ 艾洪德，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金融支持战略［J］.发展研究参考，2006，（20）.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6
[关键词]体育；产业市场；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14-02
1 体育产业市场
1.1 体育产业的形成
体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到从产生包括居民或学校、社区等组织对体育产业及其产品的需求，和以此供应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简单的供需关系，发展为需求者的逐渐壮大成群体性和所需产品的类别的丰富，从而形成规模化，也就是体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形成市场，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而开展经济活动并不断地形成相应的企业、公司、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生产体育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产业市场。
1.2 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自身的规模、结构和体制是否完善，体育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如果缺乏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体育行业由体育用品产业化到体育产业规模化的转变将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被压制或者是被淘汰掉；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是否平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带动了周边体育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加快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大力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体育资源,实现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强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拓宽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把体育产业培养成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体育本体产业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所占应是主体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这涉及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业的运行与发展。
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体育消费质量的需要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的需要，同时也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体育产业包括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与其他产业类似，体育产业也有其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商品，例如服装、器材、食品等，体育商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商品的特点，它不仅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质量，满足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这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体育产业从最开始的分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规范的市场，到逐步以市场为核心，消费为主体的产业化发展，是随着市场的壮大而壮大的，市场存在着供需关系，竞争关系等经济领域的关系法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对所需商品质量的好坏产生影响。因此，体育产业在这种需求和竞争的环境中，必须整合资源，调整自身管理和运营机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质量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这就使得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成为必然。
2.2 体育产业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是同一属性的企业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种市场中，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市场则是指一切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或者说，是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实现的商品流通的总和。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产物，社会分工越细，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规模与范围就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市场是实现体育商品和体育劳务价值、实现体育产业积累从而最终实现体育再生产的关键。由于体育产业市场的不断变化，它又不断从外部造成一定压力，促使体育商品、体育劳务生产者和提供者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体育商品生产和劳务不断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育产业自身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进行整合、扩充，在合理调配资源的前提下，完善体制机制，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2.3 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体育产业化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而体育产业又带动许多相关产业，促进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引导社会消费、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体育消费正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体育产业。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以产品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与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推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经济环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
经济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包括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还指可治理的环境,如经济体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及社会通货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秩序等。经济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保持大体的平衡,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治理,经济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些是指经济环境的特点。经济环境作为一种抽象的名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1 经济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
经济环境对体育运动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体育运动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来确立体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发展是受经济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的。经济环境受地区发展状况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状况就不同。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较少，决定了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相对较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相对较多，对体育产品质量要求高，因此推动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规模。
3.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需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体育消费的层次性逐渐显现，根据人们对体育消费的不同要求，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体育市场的需求是拉动体育消费的动力，体育市场规模化发展是沟通体育服务生产和
体育消费之间的桥梁。体育市场规模化，可以通过国家投入、体育部门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设一批能举办比赛，又能向社会开放供群众活动的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并加以市场化运作。又可以通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个人投资兴办的以体育服务为内容的盈利性体育企业，从而发展和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3.3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发须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区域经济相协调；经济发达地区体育的发展应以信息、高技术为主发展体育产品，建立社区俱乐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竞技体育方面应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业为主，在社区体育方面，应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根据消费者对体育产品需求的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应因地因时制宜，确定其发展规模和方向。
4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须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调整行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使体育产业的增长转移到依靠本体产业轨道上来，才能提高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程度，不会产生市场的无序、盲目发展以致资源浪费，加大成本，导致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的发展走弯路。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从而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分析和研究，为体育产业经营者和相关管理决策者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减少和规避体育产业经营与投资的风险，使体育产业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为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骆秉全.简编体育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