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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1
此前的6月30日，中石化公告说，销售公司经重组后，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从油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虽未列入国务院国资委首批“混改”名单，但中石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混合所有制领域有实质性动作的首家央企，2014年3月便列出了“混改”时间表。
此外，中石油、国家电网也早早释放出“混改”信号。
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石油巨头混合所有制改革动作与其说是经济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
石油巨头所处的垄断地位，长期为外界所争议，2013年中石油腐败窝案爆发后，更加剧了社会对其的负面看法。“两家石油巨头率先发出改革信号，主要是希望赢得‘主动’改革的姿态。”李锦说。
从竞争性领域开始
打响“混改”第一枪的石油巨头，落选“四项改革”名单，有些出乎外界意料。
“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家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非此轮改革的标杆，也不会是主流。”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按先易后难原则，目前改革的重点是建材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周曾担任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也认为，垄断企业涉及垄断利益，无论是搞混合所有制试点还是搞员工持股，在没有破除垄断前，都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因此，垄断性行业企业纳入试点，“应该放在后面一点”。
周放生认为，“混改”首先要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型、垄断型、公益型三类。竞争性行业，对国有股份的比例不设限；在垄断性行业，国资可以相对控股；在公益性行业，国资则要绝对控股。改革的步骤则是，先进行试点，摸一下经验和问题，再在试点的基础上出文件，最后再大面积推出。
周放生表示，国资委2014年的工作重点是制定具体方案，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处在刚刚公布试点企业的阶段，方案估计要到年底才能出来。
目前在国有企业分类方面，占据国有企业数量20%的垄断型和公益型企业的具体分法还有颇多争议。周放生认为，可以先把没有争议的竞争型企业先分出来，剩下的慢慢讨论。
对于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央企，上游勘探、中游炼化、下游销售，如何区分类型，颇为复杂，如何拆分，争议更大。
抢跑者众
拥有全国最大成品油销售网络的中石化，拿出了自己的优质资产――油品销售业务的股权进行出让，中石油则拿出了核心管道资产进行股改，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在201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向媒体透露，中石油共搭建了六个合作平台，即未动用储量、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管道、海外业务、金融板块和炼化，并将采用产品分成的模式引入民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不久，中石油公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即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中石油股份公司所持东部管道公司100%股权，转让后将不再持有东部管道公司任何股权。
公告一出，市场哗然，“中石油的动作太大了”。出售油气管道资产，而且是100%剥离，不啻为平地惊雷。中石油内部一位中层管理者也颇感惊讶。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透露，彼时国资委也被中石油的公告着实“吓了一跳”，立刻召来中石油的负责人询问情况。
不过，未来的操作仍具相当大的变数。“最有可能的就是由中石油旗下其他企业接盘，国有持绝对股的现状不会改变。”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说。
相对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抢在中央出政策前推出自己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最早的是上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7月7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计划在3～5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外，其余实现股权多元化。
重庆、广东、山东、浙江等多省市也都出台了针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贵州改革方案还明确提出“不设天花板”。
李锦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抢跑”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吸引投资的动机。这些地方政府拿出来进行“混改”的大都是亏损国企，“放在那里就是等着赔钱，还不如拿出来吸引投资”。
同时，有的地方政府也想借此释放压力，希望通过重组过剩产能，形成并做大新兴产业。上海、贵州、重庆、广东等希望将煤炭、钢铁、轮胎等行业的国有股份转给民营企业去做，并通过引资做大旅游等新兴产业。
接盘者隐忧
中石化销售版块的“混改”，规定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视市场情况确定，上限为30%。
一位接近中石化的人士表示，股权的三个槛51%、67%及100%，分别对应着超过半数、超过三分之二和全部股权，“只要中石化还保持国有绝对控股，那30%的股权在董事会中的作用不会太大”。
不仅如此，中石化在引资方案中对投资者的选择确定了“三个优先”原则，即产业投资者优先、国内投资者优先、惠及广大人民的投资者优先，并明确要求潜在投资者业务或其主要投资领域不得与其存在明显利益冲突。
设限的“混改”方案，仍然为研究机构所看好。申国万银在其7月1日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16年，中石化股价将上涨16%左右。申国万银的此番乐观表态来自对非油业务的潜力预估。
目前，中石化加油站非油业务收入占比不足其总收入的1%，纵观欧美成品油零售市场，加油站非油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0%-30%。因此未来非油品业务的发展空间巨大，未来五年，中国的单店非油品年收入可增长四倍以上。
如此前景让人垂涎。7月，中石化启动了首轮针对销售业务的竞投，超过20家民资企业响应，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阿里巴巴和腾讯。
一位在石油央企从事多年销售业务的中层管理人士表示，中石化早已与阿里等企业充分接触，但后者是否接盘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权偏小。
另外，中石化销售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油品销售。但是从全球成品油销售的大趋势看，成品油零售市场已经进入下行通道。
根据6月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由于全球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2013年全球范围内石油的市场份额降至32.9%，延续了1973年首次石油危机以来连续40年的下降趋势。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2
不过，与市场对央企改革这一概念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项改革”的象征意义可能多过实际层面的价值，更像是安慰久等桌前不见饭来的吃客们的餐前小菜。
无论是国资委自己在会上的说明，还是被选中的六家央企本身，都揭示了这次改革从“易”从“轻”，偏“经验总结”、少“开拓探险”的谨慎特点。央企改革的硬骨头并没有啃，好戏还在后头。
央企改革小步前行
国资委此次在中央企业启动的“四项改革”试点，包括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董事会行使职权、派驻纪检组。整体来看，步子迈得不大。
最有新鲜感、也最被看好的当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这项改革若是能实现预期目标，不仅会改变国有资产的监管方式，也会使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从企业转向资本。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前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告诉《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目前的双层国资监管架构将变为三层架构，国资委的职能会有所变化，更倾向于监管和规则制定，出资人即股东的权利下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这样的公司预计会建成类似淡马锡的投资公司，而且可能不止两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向本刊记者表示，未来对经济的干预，宏观领域有宏观政策，微观领域则通过资本运作而非具体业务来实现。
参与这一试点的两家央企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中粮集团，可能预示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两种发展方向，一是跨产业的国有资本管理；一是全产业链形式的资本经营。前者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加强对关键领域的影响力，后者以小撬大，增加对重要行业的投入。
国投是三家国资经营试点企业之一，在跨产业的国有资产和资本经营方面有近20年的经验，涉及电力、煤炭、港航等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及高科技产业，这些实业与金融服务业、国有资产经营一起构成其业务框架。目前，已有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物资（集团）总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和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等5家企业先后并入国投，并完成了对中国包装总公司的托管。
中粮集团之所以能越过诚通控股、国新控股两家从事国资经营的央企成为试点，可能不只是因为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更可能是因为它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了全产业链布局，特别是2013年以来对尼德拉和来宝农业的收购，已将产业链延伸至国际重要粮食主产区。中粮集团表示，其投资公司型组织架构已具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雏形。
最受瞩目的混合所有制是对已经发展十年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公司治理上的进一步完善，本次试点的重心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而非不同所有主体的产权变更。
根据国资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彭华岗表示，国资委想从六个方面入手，包括有效制衡及平等保护的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员工持股、有效监管机制、党建工作。
混合所有制试点所选定的央企是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二者之前已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中国建材已经形成了一批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所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已超85%。国药集团的国家股份也不到50%，国药集团新闻发言人石晟怡表示，国药集团已初步完成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这两家企业同时还是董事会职权改革的试点企业。董事会授权试点主要涉及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权，试点央企有四家，还包括了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上述四家企业，有三家早在数年前就先后被列为国资委的董事会试点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虽然不是董事会试点企业，但因为成立时间较晚，在董事会建设上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由此，四家企业无一例外，均在高管选聘、薪酬和业绩考核的规范化和市场化运作方面站在了央企前列。此外，减少试点数量以及董事会与混合所有制的治理一脉相承也可能为国药集团和中国建材有所加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则可能因为同时跨越环保、节能、新能源胜出，而新兴际华的“225”管理创新体系已被国内外各方肯定，甚至被多所世界名校商学院选为案例。
从试点的内容和试点企业的选择来看，国资委很谨慎，所有企业都是在竞争性领域，并已在相应改革项目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这不难理解，正如罗仲伟所言，中国目前的国企改革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带有创新性质。何况围绕国企改革浅层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剩下的都在深水区。
试点避重就轻
但是，这样的试点可能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意义。“什么是试点？”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告诉本刊记者，“前人没做过的、很难的改革才要先试点。试点就是要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不是对大家已经普遍进入并有所成就的领域进行试点。”
文宗瑜认为，上述参与试点的六大公司已经到了总结经验的阶段，而竞争性领域的改革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垄断领域，真正需要试点的是单一所有制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石油、电信、电力、航空、铁路、烟草、军工等等。产权关系不捋顺，会衍生很多问题，比如，产权多元化后，董事会试点改革才有意义。
而垄断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却需要明确现阶段国有经济的定位，也就是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或企业，哪些领域哪些层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开，推进混合所有制？这些问题不解决，各方难免畏首畏尾，也少有动力往前推进。
央企层面的混合所有制边界问题目前仍有很大争议。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给出了国有经济布局的大原则，也就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在操作层面如何拿捏，却涉及到观念的革新和各方的博弈，还需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要考虑全球化大背景下负面清单的兼容问题，比如中国的自贸区、中美将于2015年启动的投资负面清单。
另一个改革的难点正是国资委自身。周放生认为，改革后国资委的职能会有较大的调整，但自我改革是比较难的。
目前的“四项试点改革”只表示，要“探索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研究国资委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文宗瑜指出，还看不到国资委怎么转变自身职能。
短期内国企改革还得看地方
从国资委动态看，央企改革的总体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推出尚需时日。7月15日，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专题会议，研究《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总体方案（讨论稿）》，这一讨论稿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到7月底前提请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然后再尽快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短期内，国企改革的重头戏还在地方。目前，上海、贵州、湖南、天津、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山西等省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北京等省市的方案也将很快。
在已公布方案中不乏亮点。上海市在7月3日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这是目前地方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意见，”周放生指出，“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制的范围。”
重庆的改革方案甚至给出了时间表和量化目标，明确提出要力争通过3-5年扎实推进，使2/3左右的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力争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的顶层指导文件日前已经报送国务院，国务院下属多个部门正在就此文件进行会商，待审议后最终方案将择机公布。
作为国务院国资委十项改革的细项之一，国企员工持股的范围、对象和持股比例是顶层方案里重点考量的问题。据悉，顶层方案的思路是，在员工持股范围上，试水先从子企业开始操作，而不是集团公司。其中，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将是优先支持试水员工持股的范围。此外，这一轮的员工持股对象既不是平均持股，也不是全员持股，而是“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持股。具体到改革方式上，可能是“增量优先”，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
目前，20多个省市陆续公布了员工持股的相关改革方案，广东对相关比例的规定是“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0%和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相关国资人士表示，新一轮员工持股改革的原则是“一企一策”，在持股比例的界定上不会搞“一刀切”。
这一轮的员工持股所“绑定”的大前提是混合所有制，这也意味着，员工持股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下进行。相关专家解释，之所以要先混合所有制才能员工持股，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之后，可以实现多元化的制衡，能保证进行员工持股的时候在权力上有所掣肘。
是激励不是福利
员工持股属于企业长期激励的一种，旨在“最大化”员工的主人翁感及组织承诺。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客观看，员工持股能够把经营者及员工切身利益与国企经营好坏相捆绑，以破解国企出资人与经营层、经营者与普通员工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脱节难题。
某种意义上讲，员工持股还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因为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人才。国企在此方面的挑战更大，尤其是随着许多国企走向国际化运营、产融结合的业务拓展，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人才。
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应重视以下问题。一是避免员工持股福利化而形成“大锅饭”。其中，改革的核心是为了与激励约束机制相匹配，而不是简单增加福利。同时既要讨论管理层持股，也要探讨普通职工持股，形成有效的多层机制。二是虽然民营企业在员工持股方面已有充分探索，但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却一直困扰着国企，需避免这项改革使得少数“内部人”获益。三是实施股权激励需要一套严格的公司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做支撑，同时也难以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一刀切”，因为不同企业的现实操作模式也大有不同。如果做不好，股权激励可能就变成股权纠纷和人员流失。四是需要处理好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使二者能够良性互动。例如，员工持股计划多以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二级市场购买两种方式进行，可带外部杠杆和不带外部杠杆等。如果市场发生大幅波动，或许员工持股也将成为“双刃剑”，或者影响员工积极性，或者对外部投资者利益产生影响。
国企员工持股推进的前提条件
相关专家认为，国企员工持股应在具备以下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审慎推进。
首先，目标企业应处于竞争性市场中。因为，一方面，国企产权改革中，资产（产权）的价格是一个关键点，而要形成各方认可的均衡价格，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通过比较同业相关指标才能使之具备合理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在非竞争性市场中，即使绕开资产价格这个关键点（有可能形成一次性国资流失），由于该市场中的国企很容易利用优势地位获得非市场性额外收益，消费者福利有可能因此持续受损。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4
近日，在省委、省政府下发的《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发展的意见》中，已列出加快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优化国资监管体系、提高国资监管效率等3方面11项具体改革任务清单，我省在积极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为什么要知难而进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稳增长的形势异常严峻。从我省数据看：上半年，全省32户省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尽管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620亿元、同比增长5%，但实现利润102亿元、同比下降2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1亿元、同比下降37%。
面临严峻挑战，《意见》提出要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上新水平、国有企业发展上新台阶，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省国资委副主任任丁介绍，近年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虽然取得可喜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比如产权多元化进展缓慢，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不彻底，国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行业集中度不高等问题，影响着国企的长远发展。
拿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为例。由于所涉利益调整过大，“一股独大”在全国范围内已成为普遍现象。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国企的国有股占比高达80%以上。
“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已显得刻不容缓。”业内人士普遍这样认为。如今，国资国企改革到了一个新关口。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全国两会，中央深入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彰显：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系列具体要求，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今年2月，作为我省改革的首批试点企业，长虹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已作为样本递交至省委、省政府。有知情人士透露，“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就是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投资的财权以及人事权等方面，力度较大。同时，政府还对长虹在50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并购产生的大量退休员工等包袱进行清理。”
“本轮改革与此前的改革一脉相承，是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化。”省国资委主任刘国强解释，我省此次出台的《意见》是一个更加系统、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此前是不同的。
中央定调，地方跟进；知难而进，敢于探索。《意见》的出台意味着酝酿已久的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开启，国企的“铁饭碗”将会有大变数，改革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如何取长补短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让国资与其他社会资本相互渗透，这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亮点，其中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先把脉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受历史、区位、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发展不足、水平不高、活力不强等问题，以家庭制、家族制为主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亟待向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转轨；受政策环境的制约，民营资本参股国企资本机会不平等，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民间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中的产业投资增速近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再看作为公有制经济主要实现形式的国企，除了国资流动性差、运营效率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外，长期以来在管人、管财、管权方面的行政化现象也十分严重。
“民企去家族化，国企去行政化，二者之间的连接就是混合所有制。”对于怎么“混”，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资本的联合应坚持市场化导向，不能搞行政主导的“拉郎配”，而且“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大动作，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情况。要实现企业的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不能搞‘一刀切’，如何具体操作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重新对国有资产进行布局、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等方面，首先将国有企业分为功能型和竞争型两类，将完全竞争类的行业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还将建立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项目库，实行分类动态管理。
省国资委有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筛选一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向社会公开出让。四川铁投集团、交投集团、化工控股集团和川商集团等国企，将拿出一批大项目向民营企业转让。这些项目集中在高速公路、能源、化工、铁路等领域，民营企业可以参股或控股。到2020年，力争省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增加到50%以上。
“发展混合所有制就好比是用两条腿走路，比只用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最终实现‘国民共进’，增加社会整体财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要跨过几道坎
《意见》提出，我省力争到2020年，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目标。
然而，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混”就灵。改革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消除国企高管被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以及如何消除民营企业的顾虑与担忧，至今仍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坎”。
不过，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释放的最积极信号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省国资委主任刘国强概括，“深化国企改革，一方面是推动企业改革创新，激活企业；另一方面是优化国资监管，放活企业。无论是‘激活’还是‘放活’，都是要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据了解，目前我省推进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以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合作等方式引进各类投资者的进场交易制度，形成依法规范、公开透明引进混合所有制机制；二是推动西南联交所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全国唯一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三是将西南联交所作为我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的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信息集聚和传导功能。
“四川此轮国企改革的方式方法比过去明显增加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路径也丰富得多了。”作为我省国企改革专家――四川创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刁军说，这些方式方法和路径包括混合所有制、内部重组、外部重组、组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以及国有资本从少数企业集团完全退出等。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今年我省国资国企改革相关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敲定，将启动51项改革任务，要完成19项，涉及企业分类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项制度改革、产权多元化、企业重组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解决问题，才能切实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质量效益。”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5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此外，《决定》中还提到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已定，由此将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重大投资机会。
事实上，各地国企改革的谋划进度不一。作为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标杆，上海市的国企改革无疑更受市场关注。在去年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8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8-10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一批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引领产业升级的专精特新企业。近期，上海八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上海国有跨国公司的实施意见》中，对未来5年上海加快培育国有跨国公司进行了全面部署。春节后，海博股份、益民集团、东方明珠、友谊股份等一批上海本地股悄然走强。
广州市则在广东省国企改革中先试先行，提出了“大国资”战略，明确广州市属经营性国有企业一级企业132家中，除已纳入广州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28家企业和市建委所辖的2家企业暂时维持现行管理体制，其余102家企业全部纳入广州市国资委统一监管。其远期规划是在未来三年内将市属企业由目前的130多家调整至40家左右，使市属国有资产的80%集中到目前的20家大企业集团中。近期，一批广州国企改革概念股已经涨势渐显。
目前已有近十个省市对国资改革路径明确表态，“股权多元化”成为改革关键词。与广州、上海等地相比，北京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似乎有点慢。不过，据最新消息，北京将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要求近两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通过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将存量资产优化配置整合。该消息有望激活投资者对北京国企上市公司投资机会的关注。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6
“多年来国企改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有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只有体制的变化才能带来机制的变化，才能让企业持续保持活力，否则它们的机制活力最多保持一年。”6月11日，在中国投资协会大中型企业专业委员会召开的“混合所有制下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组研讨会”上，中美嘉伦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潘朝金结合多年国企改制经验的实操演讲引来参会央企和民企的热议。
事实上，在被视为“国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混合所有制浪潮正如火如荼，对国资监管变革的探讨也此起彼伏，但也呈现出“上热下冷”的局面。前不久，财政部企业司相关负责人向媒体展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路径。根据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分工，2014年财政部负责牵头完成的任务有：形成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意见，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试点方案等。由此，业内对财政部在这轮改革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有了新的争论。
国企改革究竟如何更好地推进，国资委监管又要如何调整才更符合实际？为此，《国企》记者专访了潘朝金总裁。
国资做大做强
《国企》：当下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热点，很多央企和地方国企动作比较大。就您的观察来看，此次改革有哪些特点，推进得如何？
潘朝金：特点有四个。
第一，多方联动改革。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动下边不行，国企要改，国资管理要改，顶层的政府配套也要改。过去的改革大部分仅限于股权形式的变化，未改变管理机制。国资体系不改，国企难发展。从各省市调研来看，如果政府改革滞后，直接影响国资体系改革。
第二，这次是增量改革，强调外部有活力的资源注入。只要能带来活力，可以是民企、国企或者外企。
第三，侧重机制的转换，要一系列改革措施配套。此轮改革中需要建立人的选拔、任用、中长期激励、职工持股等机制。之前国资委对下边的机制建设就比较弱，比如早已下发的分红权几乎没怎么施行。
第四，会与资本紧密相连。上海的改革就存在自己的创新，改革处处与资本连接，与上市公司、PE等资本联系。这次的国企改革会进一步市场化、资本化。
回溯历次国企改革，每次走在前面或者亮点突出的都是地方国资。这次也不例外，很多地方改革方案和细则都已经出台，而中央的依然在酝酿中。因为地方资源集中，对国资改革认知容易统一，操作起来容易。加上，很多地方深化改革委员会组长都是省（市）委书记，集中地方政策资源、政策下推比较容易。而中央需要把各个部委意见集中起来，利益牵扯较多，边界理不清，动起来困难。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是老大难问题？老大不出面，当然会难。
《国企》：您提到过引入PE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您是怎样考虑的？
潘朝金：实际上，PE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和直接融资手段，又具备非国有市场主体，有助于解决目前国企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PE具有提供大规模增量资金、不寻求控股、阶段性持有、介入公司治理、提供增值服务等特点，可以满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帮助企业改善股权结构，建立权力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国有经济调整、建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市场经营运作能力和效率等目标。其次，具有海外资源与背景或有外资LP的PE，能够为国企引入国际资本和资源，以合适的形象和结构进入海外市场，引荐合作伙伴，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国内和海外资源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最后，基金、社保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LP的资金来自公众，经营对象不是一般企业而是资本，由此形成资本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分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投资。它们入股，使国有企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且投资收益能够直接用于全体人民，比如弥补体制转轨中的历史欠账等，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质。
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可以在一些非关键领域的中小型国企进行试点。大力发展具有公共背景的中国PE是推动国企并购重组改革的重要模式。尽管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众多挑战，但这或许是改革国有企业的有效办法。
明确权利边界
《国企》：您如何定位国有资本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潘朝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文件专门解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区别和作用。在国有资本存量很大的情况下，运营公司或者投资公司肯定是由出资人来组建，从管资本的角度发挥作用。但是，两者有一定区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为财务投资，主要以保值增值获得效益为主要目标，立足于培养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诚通和国新公司。投资公司主要是管股权，没有投资边界，民企、国企或者外企都可以投。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宗旨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获取更长久、更稳定的投资回报，需要有行业边界，比如军工、能源、电力等板块，目的是带动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培养企业成为产业中的龙头，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进行产业内深度重组改革。
《国企》：两级架构变成三级，国资监管能“换汤又换药”吗？改革结果是否会出现业界部分人所担忧的两个极端，即要么管得太多太细，要么过于放开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潘朝金：不应有这些担心。表面看起来层级变多，但是实际上权利更清晰，效率更高。这次改革是用企业的方法来管企业，并不是要管得太多太细，核心是看如何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权利边界在哪。
当下，国资委的职能是三合一，兼具出资人、规则制定者、监管者的角色。这样的职能安排本身存在利益冲突，好比国资委既是领队加教练，又是裁判，非常不合理。而且国资委对下管理幅度和强度过大，管不了，管不好，有些没法管，所以管什么就很重要。因此，国资委把出资人职责、大部分管理职能和运营权下放给平台公司，主要监督几家平台公司就行，对平台的规范性负具体责任。平台公司的任务就是选班子、定战略、建制度，在自身董事会确立之后，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下边的国企建立各项制度，用市场化方式选拨企业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混合之后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国资委关注点在收益权，要考核、监督，而平台公司是要真正按照市场原则管理企业，不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公司章程要非常清晰，要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边界，要有法律效力，然后按照它去实施。这样的结构就能保证每个层级各司其职，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市场反应。
以前，国资委主导的很多企业改制行政化色彩很重。这次一定要多面向市场。平台公司要站在全球视野去推动产业发展，甚至平台公司不一定是国有独资的，国际资本可以进入，保持控股地位就可以。只要是有助于提高国有资本活力、提高国有资本管理水平、尽快帮助国企国际化的举措，都可以尝试。
《国企》：关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将如何变革，当下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国资委国有资本经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二是构建淡马锡模式，即财政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您觉得哪种更符合实际？
潘朝金：从近来财政部企业司负责人的谈话来看，财政部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处于更加活跃的位置，拥有对顶层设计的话语权。
长期来看，财政部作为出资人，国资委作为像证监会一样制定规则的监督机构，下边设立平台公司，再下边是国有企业，这样的架构是比较合理的。将来政府应该设立专业的机构去不断研究国资如何发展，如何布局，如何在国际上配置资源，而非简单的行政管理。要有理论的研究深度，同时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
短期来看，第一种模式更符合现实。国资部门向监管职能转型，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包括通过监督规范性和收益权来管资本，关键是要放权。国资委主要管三件事――收益权、董事会，以及重大事项审批。当然不同分类企业重大事项的标准不同。
我们不能简单学习淡马锡等国外的国资管理模式，因为两国国有企业的运营环境、经济目标有所不同。新加坡没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资本的收益是关键，管资本是非常容易实现的；而我国有复杂的工业和经济结构，国企不仅要收益，还要调控经济、保障民生和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局面。我们要学习的是其规范和规则。
《国企》：当下对于国企改革中国资委角色的转变，业内不少专家提出应该成立中国企业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企监会）。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