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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1
近几年来，我县的省市重点工程项目众多，如京珠高速、安南高速、安林高速、安楚公路拓宽、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马氏庄园景区规划建设等，均涉及到集体土地的征用和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据不完全统计，共涉及到17个乡镇，124个村
庄，6133户家庭，近2万人，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民间纠纷、群体复议、集团诉讼和群体上访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我县社会稳定，成为当前我县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障碍。由于因集体土地征用而产生的拆迁问题涉及多方主体，交织着多种法律关系，背后又掺杂着多种利益冲突，所以，政府在处理征用土地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项中，特别是政府法制机构在受理此类行政复议案件中，在依法保护房屋被拆迁人、土地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契合统一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目前，对于城市房屋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规范，对征用拆迁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这种事关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事项上，国家层面上的法律缺失，使得许多地方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激化了社会矛盾，形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因素。
一、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适用依据不完善、不健全、不确定，形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行为不规范。
现实中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适用法律依据不一，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进行，将房屋视为征用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对待，按照征地程序进行，但土地法对土地上的附着物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均无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差。二是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进行，理由是集体土地已经被征用，土地性质已改变为国有土地。这样出现的问题就多种多样，比如: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尚未转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未补偿，用地单位却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因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用地单位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房屋拆迁，房屋所有者却以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不是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不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由抵制拆迁。以上问题突出反映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交付和房屋拆迁适用法律问题。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均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当成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都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来调整拆迁项目，一旦遇到交地与房屋拆迁混合时，出现的许多问题束手无策。于是，有的地方政府派出了防暴警察，强行将土地铲平，将房屋拆除，其效果显然无法取信于民。
2、法定补偿标准的缺失造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随意性极大。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第三款对耕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进行了规定并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因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拆迁却没有补偿标准。现实中，一般是由政府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细则》进行补偿，由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权主体、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迁安置对象等方面均有差异，所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具有直接的参照性，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十分混乱。如我县先后制定了《大白线公路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楚公路拓宽房屋拆迁补偿标准》、《马氏庄园规划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这种随意性不但造成了补偿标准不统一，也造成了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纠纷，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也直接影响了拆迁的进程和效率。
3、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主体不规范，拆迁中农民的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受到影响。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一致达成。但是由于我国《土地管理法》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纳入到了土地征用补偿之中，房屋所有权主体作为被拆迁人不直接参与协商，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亦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而是由拆迁人单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有关拆迁补偿和安置通常是由用地单位一方说了算，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加大了行政权力的介人，被拆迁人无论是否同意都得拆，剥夺了农民作为被拆迁人在整个拆迁过程中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更不能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
4、对拆迁中农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够。
农民通过宅基地依法取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属农民私有财产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现实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地方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却将属于农民私 有财产的房屋一同处分。这种协议将私产与公产混为一谈，其违法性显而易见。从法理而论，房屋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只能由农民自己进行处分，所以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应从土地征用补偿中分离出来。
5、房屋所有权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和城市房屋拆迁一样，涉及很多法律关系。如拆迁居住房屋涉及的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费;拆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的企业所有的非居住房屋，涉及的补偿费问题及因拆迁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及预期收益的补偿问题;对利用宅基地内自建房屋从事生产经营并持工商营业执照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拆迁正在租赁的农房时涉及的租赁法律关系等等。其中既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同时又涉及房屋所有人以外第三人的权益。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相当一部分地区对上述问题比较忽视，在实际拆迁时，只将房屋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补偿，并不细化区分农村房屋的用途、性质及相关的权利，严重损害了房屋所有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1、加快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立法进程，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
由于至今没有一部独立且具可操作性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国家级"大法"，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或回避了涉及被拆迁人权益的关键问题，或违法强制拆迁后将矛盾上交，其结果是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了恶性事件。目前，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主要是土地征用和城镇改造中涉及的房屋拆迁，其中更多的是征用土地时引起的房屋拆迁。目前就我省而言，所见的有关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均是关于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之规定，而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尚无规定，现实中一直是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理。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所有权主体、性质及管理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房屋建造成本也不同，安置的方式还不同，再加上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别，所以说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不妥当的，也不是合理的，致使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在现实申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为加快城乡各项建设的发展，规范征用土地补偿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十分必要。
2、明确公权干预之法律限制，保护集体土地上私有房屋财产权。
在法治社会，公权限制干预私权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进行。在当前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中，由于法律缺位，导致政府行为缺乏法律制约，行政权力在千预私权中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级政府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应有的民事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所以，必须从立法上对拆迁行为加以限制。对涉及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行为作出明确界定，以防止公权干预过大损害私权。政府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的职责就是作好土地利用的发展规划、作好土地利用的管理者并处于中立地位，而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介入其间。
3、完善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标准和程序。
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立法中，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和房屋拆迁补偿的基本原则。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应严格区分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和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土地征用，那么因此而引起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原则和程序也就不同。第二，细化补偿项目，制定统一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的征用补偿规定比较明确，相应的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同理，对房屋等私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细化补偿项目并确定补偿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法定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拆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件发生。第三，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房屋拆迁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完成，如可以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等。第四，赋予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的救济主体资格，使农民能够通过复议或诉讼获得救济。第五，明确因拆迁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获得救济的程序。
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2
关键词：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
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发生和存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完善和统一，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行政权的介入来解决。从而使得此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缺少衡量的根本标准。而农村土地纠纷的当事人，由于涉及利益重大，往往表现的情绪激烈，非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极易引起集体上访而激化矛盾，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需要我们建立起法律层面的逻辑性，进而引导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纵观农村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虽然政策调控痕迹明显，但法治化的轨迹亦清晰可辨。而且这种法治化的进程正与日俱增。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涉农土地纠纷的重要手段。我们有责任对涉农土地纠纷的司法实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思考，借以提高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的效率和水平。
一、农村土地纠纷主要表现形态
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因此纠纷表现形态多样。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和影响较大的纠纷主要有：
l、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被重用土地所有权定价中的问题。被征地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价格表示不满。此类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当事人利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 之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
2、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事实上，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的这一强制性规定，并未能有效遏制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的“地下交易”，而且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是农村集体组织以租赁、联营等形式转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没有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也没有到城建部门办理房屋建审手续，随意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修建建筑物。村民在征地拆迁时恶意抢建房屋，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导致大量违章建筑存在。
3、土地收益分配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践中包括了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补偿费以及农业人口安置的补助费，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确定之后还出现针对该费用分配的问题。农村集体组织对某一些村民的待遇进行限制，一些因为身份关系户籍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落实村民待遇。
二、农村土地纠纷的司法状况
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救济正是权利保障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解决和处理各类农村土地纠纷已被纳于法治化的轨道，对农村土地纠纷进行司法救济显得尤为重要。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断扩大
人民法院不断扩大受案范围，使得诸多农村土地权益纷争和土地行政纷争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以解决。以铜川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入赘婿”要求享受村民待遇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案件为例。童××为铜川市某区自强村二组村民，生有两个女儿一童清、童贞。1998年童贞的户口自铜川市某区自强村迁出。2008年11月14日，杨成与童清登记结婚，成为童清的丈夫、童保元的女婿，并一直在自强村二组生活。2008年11月15日，童××即开始通过自强村村委会及其所在的村民小组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杨成办理户籍事宜，一直没有结果。2006年2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纪要载明：本村姑娘找农民女婿的，女婿户口不能转入自强村。2006年6月25日，童保元向被告自强村村委会书写保证书，载明：杨成进门入户口一事，经多次与村委会协商，因村委会不同意将场成户口直接迁入村中，现按村委会决定，女婿杨成在童保元家中生活，赡养父母，只将户口迁入童××家，不享受待遇。望村委会给予办理，解决杨成户口问题。2010年6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主任及村民小组组长，在童保元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的申请书上签字表示同意迁入。2010年12月13日，杨成的户籍迁入被告村组。2011年1月17日，自强村第二村民小组在给村民分配2010年度决分款时没有给杨成分配。但自强村还有八个村民因婚姻户籍迁入该村民小组，一直享受村民待遇。该区法院受理的诸如此类间接的土地收益纠纷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2、相关立法不断完善
有关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为人民法院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较多，且已严重影响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4月12日实施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1999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了前《意见》。2003年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4年，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诉讼主体资格，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的收回、调整和交回，纠纷的解决方式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3
关键词：土地征收；征地补偿；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在农村土地征地过程中，厘清征收和征用的概念
近来，一些文章、报道常常将“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混用，主要原因是在实践中人们对此还存在模糊认识，认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实际上，二者确有共同之处，但又存在较大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后依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施征收并给予征地补偿。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以强制方式在一定期间内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区别在于，征收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临时转移，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且在使用结束后国家应当返还征用的财产，并支付必要的费用。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在厘清征收和征用概念的基础上谈征地问题，不仅有助于大家根据情况正确使用，也有利于大家在解读相关政策规定时能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二、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一）因征收土地引起的政府与村集体、政府与村民的矛盾对抗日益激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是征收主体，村集体是被征收主体，村民是利益关联体，由于利益的驱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益突显，并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类型的矛盾格局。比如渭南市西马路赢田村状告临渭区人民政府，渭南高速东入口改造工程土地征收案等等，这些矛盾由最初的利益分配纠纷，逐步演变升级成为社会矛盾，甚至对抗。
（二）征收土地补偿政策不能有效落实
1.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在征地补偿费的利益归属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委会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村委会作为群众服务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成了政策的盲区，土地补偿中，乡（镇）、村克扣、截留补偿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补偿金真正落实到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乡村干部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上有很大自，这就导致了，一方面，由于村委缺乏投资理念，将巨额土地补偿款用于民间借贷和不合理的投资，以至血本无归，使得集体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一些村子因征地一夜暴富，于是大肆铺张浪费，白条入帐，再加上乡村干部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等腐败行为频发，土地补偿费截留现象严重。
2.征地补偿标准有失合理。《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并没有明确。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被征用的土地，往往是城市周边地区，如果不考虑其所在的地理区位优势，仅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唯一标准，将明显低估土地的价值。第二，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城市土地除划拨者外，已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拿走，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3.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立法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土地征收补偿是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的一场搏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人们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私有财产权观念相对薄弱，我国对于私权主体人格的尊重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不尽完备。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应当让位，对于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当置于显要的位置。
4.征地权力的滥用。一方面，我国《宪法》与《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宪法》授予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权力，却未对这种权力的行使做出具体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即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个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从而满足其用地需要。尤其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各级地方政府为快速持续增加财政收入，对征地权的行使乐此不疲，进而导致了征地权的滥用。
5.征地程序不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农村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非农户，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也只是集体，农民往往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而所谓的集体常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也成了这些人是否能继续居于权力位置的决定性条件。虽然国家政策法律多次强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这就使得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
三、作为村干部如何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村委会、党支部都是我国农村基层的服务组织，村干部也是由农民依照一定的法律自主选举出来的，最贴近农民生活，最能代表农民想法，最应该为农民办事的人，这里的干群关系应该是最为和谐的。但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增强，尤其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了政府、农民、村组织、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利益分配的矛盾也愈加复杂，要在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村民利益的最大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不易。笔者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除了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熟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律政策。《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都是国家政府在土地征收时所依照的法律依据，作为村里主持该项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清楚相关条款，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即使自己了解掌握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又能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使村民也能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有关规定，使我们能在合法的基础上统一征收大局。除此之外，法律政策还设定了很多的救济途径，要帮助大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做好群众征地工作，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多年来，因为土地征收问题造成的频频发生，因为该问题而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也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在征地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本，农民因此而产生的恐慌不安、思想波动，要从感情上进行理解。其次，要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并千方百计帮助其解决。最后，要处事公道，对群众合理的要求，尽快予以满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要解释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不合理、不合法、侵犯群众利益的规定、做法，要及时予以修正。除此之外，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他们按照国家政府相关政策、法律、程序办事和维权。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4
关键词：失地农民；利益；利益表达；利益补偿；利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4-0081-05
一、利益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
一般意义上的失地农民是指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他们在全部或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后，导致自身核心利益受损，加之他们城市融合的种种困难，他们大多处于边缘化状态，在基本生存、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较大风险。近年来，失地农民的上访率居高临下，频繁发生，究其根源与利益问题密不可分。利益是社会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使主体（自身）与客体（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有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这些需要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因，若得不到正常的满足，个体就有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夺。
虽然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获得了适当的经济补偿，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更高层次的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要的满足难以获得充分保障，容易导致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威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显示，农民失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可以说，利益问题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对失地农民利益的考虑和满足既是对这一边缘群体人文关怀的切实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针对我国失地农民的研究一直是本世纪以来的热点话题。其中，以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03年。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失地农民”和“利益”为篇名字段共搜索到相关文献202篇。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亟待改进。笔者尝试在系统梳理近十年具有代表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失地农民基本利益状况及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与对策，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
二、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状况
（一）针对利益主体――失地农民的界定和规模研究
对于失地农民的界定，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失地农民是指因非农建设需要占用农民集体土地从而失去土地使用份额的农民。近几年的研究文献基本上不再进行概念上的澄清，而是笼统地认为失地农民就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然而，事实上农民失地的原因除了被政府依法征用之外，还有自然灾害、自身流转等方面的原因。相关研究对失地农民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
关于失地农民规模的评估具有较大争议性。以往研究对于失地农民规模既有总体数量上的统计，也有发展趋势上的前瞻。浙江省农业调查队的研究结果显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预测，2000-2030年的30年间，全国占用耕地面积将超过5450万亩，以每征用1亩地就有1.5个失地农民计算，届时失地农民将增加至1.1亿人。林丹华等人2004年的研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5000万人左右，每年要新增200多万人。
然而，无论是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还是规模上的众说纷纭，失地农民作为一种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事实已无可争议。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失地农民的利益主体地位，认为有必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针对核心利益――失地农民的困境和风险研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育、经济和资源等功能。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把失地农民推进了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吸纳性不足又造成了失地农民的发展风险。
第一，关于失地农民困境的研究。沈庆群的实证研究发现，失地农民面临着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和费用少、征地后的安置措施不妥当、社会保障权益的不充分性、民益的不平等性等困境。袁景衡则认为，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融人城市、经济来源不稳定、双重身份造成双重人格、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障碍等困境值得关注同。在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就业等具体问题上，吴冰洁从社会空间分析视角解读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旧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李瑜的调查研究认为，失地农民的就业面临着自谋职业下的无序就业问题突出、缺乏就业扶持的孤立就业问题严重、质能力低下的无能就业问题凸显等困境。
第二，关于失地农民风险的研究。失地农民的风险研究是近三年来的研究重点。李向军的研究指出，土地制度的缺陷、征地制度不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不当等方面的制度风险是失地农民的必然，地位弱势和能力脆弱的文化风险则彰显了失地农民的弱势性。周立军认为，失地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化或等待转化过程中，存在基本生存、教育与发展、社会交往、心理失衡等主要风险。冯晓平和江立华则以阶层分化为视角，把失地农民分为经商大户阶层、经商兼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纯农户阶层等不同类别，从生存和发展风险的分布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探讨。
总体而言，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核心利益明显受损，其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众多方面，涉及到政府、市场和自身等诸方面的利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然，基本生存和发展等核心利益的不确定性深刻反映出了失地农民的边缘群体地位。
三、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的相关机制
在如何满足失地农民的需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利益这一核心问题上，以往研究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机制。学者们主要关注了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利益补偿和利益保障等三个方面。
（一）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随着生存和发展方面的风险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强化，加之维权意识的增强，失地农民对利益诉求的表达愿望日益强烈，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表达渠道，导致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呈现出方式的非理性、结果的低效性等特点，在一些地方引发了群体性冲突事件。
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愿望强烈，但却存在诸多问题的现象得到了研究者们的证实。周艳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分别分析了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的行动选择，指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是各个行动者利益偏好选择和理性行动的结果。丘素珍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呈现出愿望强烈、内容多样，维权意识薄弱、渠道相对单一、方式非理性化、行为分散性、效果低效性的特点，主要原因在于利益表达主体自身的局限性、表达客体的消极应对、表达渠道的缺陷、组织平台的缺失等。
学者们认为，构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加强立法和机制建设，发挥媒体、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促进利益表达行动过程和结果的最优化。孙玉娟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分析了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与博弈，认为有必要促进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主体化、权利的平等化、渠道的合理化、方式的理性化和制度的法治化。
（二）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
土地被政府依法征用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对失地农民进行必要的补偿是一项国际惯例。利益补偿的实质是对土地所附着的各项功能进行合理地替代，关键在于补偿的内容、标准和方式。我国当前针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补偿标准偏低，方式相对单一，缺乏长效机制。学者们在这一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
失地农民补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8年修订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第四十七条。该条款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徐琴认为，按照这一法律条款对失地农民进行利益补偿，已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经济补偿标准大大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征地之后无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现有征地补偿不包含社会保障，失地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因此，她认为合理的征地补偿应当包括三方面：给予适度的经济补偿、帮助安置就业和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刘吉荣的研究指出，我国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合理、法规设计不完备、补偿标准不合理、测算方法不科学、分配机制不合理、操作程序不规范等主要问题，应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和征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征地法规建设，提高和完善补偿标准。刘祚祥认为，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应该基于农地产权的利益均衡，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效率，重塑国家、集体、农户有关土地产权的合约，并在此基础上修改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赋予农民土地发展权。
关于补偿的内容、标准和形式等利益补偿的具体问题，学者们有多种争议。一是“完全补偿说”。对由于土地被征用而给失地农民带来的现实的及可预见的一切可量化的损失全部进行补偿，除货币安置外，还可单独或综合采取就业安置、土地入股、划地安置、建立社会保障等多样化的补偿形式。二是“市场化补偿说”。被征收土地的价值构成是确定对被征收土地进行补偿的前提，应当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确定其土地征收价格，然后进行适当的补偿。三是“功能替代说”。征地补偿内容的设定应遵循功能替代原则，对失地农民进行对应的功能补偿，向失地农民同时提供就业安置补偿（与劳动力安置费相类似）和社会保障补偿。
（三）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
政府部门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必须尊重和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眼前与长远利益，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关于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的研究一直是近十年来的热门话题，主要分为两大方面。
其一，基本权益保障，包括日常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等。由于政府、市场和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的核心利益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杜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政府职能错位与行政行为失偏、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过低、农民自我保护能力短缺。因而，应通过健全和完善土地征用、土地收益分配、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援助、文化关怀等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陈彬文认为，失地农民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化不能仅仅是土地非农化，要通过明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健全平等的土地交易制度，建立公正的农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万志昂从文化视角分析了以文化关怀失地农民民生问题的现实意义，提出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社区文化和文化教育培训系统的设想。
其二，社会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失地农民在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方面往往会受到制度的限制和社会的排斥。张桂蓉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指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和之后受到游戏规则、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排斥，因而政府有责任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使失地农民所得与其贡献对等，享受与其身份相符的最基本的公民权益和保障。孟庆瑜在分析土地征用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认为国家有必要完善土地征用的相关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系统规范土地征用的目的、程序和补偿，最终达到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化配置和保障失地农民合法利益的双赢目的。
四、简要评价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综合来看，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十年关于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的研究呈现“井喷”趋势。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日渐丰富和提高，这与失地农民数量的逐渐增多及日益暴露出各种风险的基本现状相一致。在研究方法上，以调查为主的实证性研究日趋增多，这为研究对策的可行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能够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但是，笔者认为，这些以失地农民利益问题为主题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重复性研究居多，创新不足，研究内容、视角、方法和深度亟待完善。因而，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力度，以推进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
（一）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丰富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补偿和保障问题，而对利益的导向、调节、约束和矛盾疏导等问题的研究偏少甚至没有。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帮助失地农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发挥政府和非政府力量的利益调节作用，加强对各个利益主体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建立利益矛盾疏导机制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另外，由于失地农民的利益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必须兼顾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整体性角度进行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的研究大多以表层性描述分析为主，一些调查研究主要是初步探讨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未能上升到理论层次。今后的研究可以运用深入访谈的方法，加强对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的质性研究，用实证的方式对失地农民利益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失地农民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通过比较研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推动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建设逐步与国际接轨。
（三）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扩展
研究者们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运用制度经济、社会排斥、文化、科学发展等视角阐释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及对策，但是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除了现有的学科视角之外，还应加强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角度的研究，更有必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5
关键词：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保护
新修订的宪法第13条增加了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会自动落实到8亿农民的身上。8亿农民的重要的合法私有财产—“土地私有财产权”还是残缺模糊的，农民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模糊残缺的私有产权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指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他组织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纵观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可以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的使用权，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U1。所以，作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3年月1日生效配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力。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长达30-70年的承包期内，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等。依照该法，农民实质上已经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私有财产权。
二、宅基地使用权是使用权人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他附着物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也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对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出租权、实施附属行为权、取得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的征用补偿权，同时也实际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抵押权。因为虽然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抵押，但是并没有禁止或限制随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所有权的转移而产生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抵押等。申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需要特殊身份，但是依合法方式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受让人的身份条件。通过买卖、交换、赠与、继承等方式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将不可分割地一并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清楚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的立法意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私有财产权却是模糊残缺的，农民对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取得真正的处分权。
首先，基础权利的模糊。土地使用权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非常模糊的。首先，权属不具体。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是在196?年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上确定的。“三级”即“乡(镇)、村、组”。从法律上看界线十分清楚。但具体到每一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所有权归属则比较模糊，具体属于哪个集体所有，是乡(镇)是村还是组?不明确。同时乡(镇)、村、组是行政单元，并不都是经济学概念上的“经济集体”，也不是法律概念上的“经济法人”。其次，主体不明确。目前无论是乡(镇)、是村、还是组，对土地所有权的产权均无具体的土地产权证书予以界定和确认，无产权证就无土地产权的法律依据，这样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其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成是乡(镇)所有，也可以是村、组所有，法律界定不清晰，随意性大。第三，权能不清楚。在赋予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的权能之后，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有哪些?由谁实现?怎样实现?都是一片空白。第四，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他们作为具体个体的所有者权利如何得到保证?怎样实现农民对乡(镇)、村、组等集体“所有代表”的监督?这些也缺乏制度规定。最后，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也不清楚。表面看来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可以并行不悖，实则关系并不清楚。一是因为集体所有权的模糊，二是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也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
其次、公益征用权的模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土地私有财产权在实际运行中常常遭遇到的公权，这种权利同样模糊。其一，何谓“公共利益”，确认者、确认标准、确认程序等目前都不明。其二，“依照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哪些?是不是任何法律法规都可以?指向同样不明。其三，征收或征用以及相应的补偿，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外，其余的都缺乏具体的程序和标准。
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使得农民没有真正掌握土地，结果是“基层政权及乡(镇)、村干部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仅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承租关系。作为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就成了残缺的私有产权。而公益征用权的模糊，使得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模糊的私有产权。这些是造成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的根本原因。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脆弱的私二产财有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财产权。一些人就利用这种模糊与残缺，“合理合法”地侵犯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和侵占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
(一)农民土地被大量侵占，土地私有财产权成空中楼阁
土地所有权模糊、权属不清。土地实际的处分权落在了基层干部即县、乡、村干部的手上。于是，这些基层干部就常常以“合理合法”的“、集体所有“的名义，随意处分土地，随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不能真正获得所有者权利，也不懂得珍惜这些权利，更没有能力去与强势集团抗争来保护土地所有者权利。于是，在““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包括县、乡、村在内的地方政府在上地问题上，事实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默契。其结果是，实施了几年的“.严厉的土地保护政策”，丝毫未能遏制住滥占土地的势头。相反，就在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后，东部几个城市还加大了土地出让的步伐。以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三次由“‘开发区”热引发的’.圈地热”，圈走了220多万hm，土地t=}]。而在一些传统农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为了筹措经费，“卖地”成为首选的筹资方式(4]。据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6700多万公顷耕地被征用，有4000多万农民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川。农民失去了土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空中阁楼。
(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受侵犯
尽管农民有《农村土地承包法》，但实际上掌握了土地所有权的乡(镇)、村、组干部的强势集团也有“集体所有”、“发包方”的强大武器。因此，强势集团就借“集体所有”之名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无偿收回或非法转让、出租农民承包的土地，违背农民意愿强行进行土地流转等，也借“集体所有”之名随意调整土地承包期。国家规定土地的承包使用期在延长1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不变。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地被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频繁的调整，使土地经营周期人为缩短，不利于对土地保护，不利于农民投资和经营，却有利于强势集团利用土地、以权寻租，从中渔利。因为承包期越短，对所有者越有利。有资料显示，通过“圈地热”的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一囚。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
(三)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连及房屋等私产也易受侵害
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但是国家立法机关至今尚未制定关于农村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以调整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涉及征用补偿问题，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宅基地使用权连及以房屋为主的农民私有财产权则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宅基地及房屋概念，它们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根本没有作出具体补偿标准。在现行处理农民这些私产中除了极为少量的法律涉及此问题外，主要是参照由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规章及文件来干预和处分在征用过程中涉及的农民私产。由于制定征用补偿标准的权力层层下放，各自为政，导致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而且各级政府在征用补偿法律关系中，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裁判员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至少从法律及程序上就受到不当限制。由于缺乏法律对农民私产的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不仅处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而且“打包”顺带处分了农民的房屋、树木、青苗等私产[6]0
有恒产者有恒心。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是农民主要的恒产，但这种“私产”却还如此脆弱，还远没有成为“恒产”，这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及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不利的。
三、完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
(1)改革土地出让方式，推行依法行政，保护土地私有财产权的根本—土地。实践业已证明，由行政审批制度决定的土地出让方式，难于达到“严格保护耕地”的目的。因为，地方政府有追求GDP的冲动，为达目的会千方百计游说、“攻关‘’审批机关，其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掌握着土地生杀大权的行政审批部门，则借机实现其寻租行为。强势组织共同防范的‘对象”是拥有土地““残缺产权”的农民，蒙骗的对象则是中央政府。现代经济学家用、‘寻租理论‘’证明‘“政权有自动扩大权力来妨碍产权的可能“。“当特权存在时，有特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来维护特权并寻求更多的特权，没有特权的人或受到特权所害的人总是想办法来消除不利于自己的特权，并寻求有利于自己的特权，由此带来了权力的博弈·.(1。这段有关、‘现代产权制度”的话语，成功地揭开了在‘·土地产权”主体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就土地问题的争议为何愈演愈烈，而滥占耕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行为几乎无法遏制的谜底。
(2)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须制定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制度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明确所有权的角度;第二是强化土地使用权的角度。明确所有权，是这项制度建设工作的重点。明确所有权，就是清晰化所有权，要将集体所有权的各项内容都用立法加以明确规定;明确所有权，不是强化所有权，而是淡化所有权，要特别强调不能以“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等名义，侵犯个体合法的土地使用等私有财产权。有专家建议取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实证的数据并不支持我国目前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政策或实行土地私有化。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目前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的公有制可以保证每位农民都有一份土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一旦没有了工作，还有一份土地可以养活自己，不至于完全失去依靠，这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sl而且，实行土地私有制还将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等障碍。所以，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土地私有制。强化土地使用权，则重在贯彻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加强土地的确权工作，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
(3)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首先，要明确规定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政府行为必须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原则。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进行征用，是行政法律关系，性质上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限制，最基本的原则是政府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授权事项不可为，包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农民的私有财产应当只接受法定的公共利益的限制。第二，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征用后的一补偿”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政府负有公平合理补偿农民财产损失的职责和义务;农民有权要求政府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和金额的确定应遵循平等合理、弥补实际损害的基本原则，不能以行政手段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财产主体地位及求偿权。
其次、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事项。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也是公民接受限制的行为边界。法律要以例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具体界定，防止假公共利益之名，播越法律，进行商业开发等违法行为。
再次，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上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借助严格的法律程序完成。具体包括:第一，征用程序。如: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第二，救济程序。如:行政裁决程序、仲裁程序、诉讼程序。这些程序都必须明确而完善，特别要避免地方政府同时充当决策者、规则制定者、征用方及纠纷的最后裁决者的多种角色。
最后，制定统一的补偿计算标准及安置原则。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外，对其他土地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确定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情发生。
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范文6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两个问题：分割的客体即征地补偿费的内涵和农地承包者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一、征地价格在集体内部分割的讨论前提
（1）征地补偿费的内涵
按照《土地管理法》（1998年）的规定，征地补偿费应该属于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包括地上物及青苗补偿费。随着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关于征地的补偿有了新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已经提出了“统一年产值标准” 和“区片综合地价”的概念，国土资源部也相应的出台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等一系列的文件，初步规范了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以前三年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价格为主要依据测算的综合收益值。统一年产值标准是计算征地补偿费用的主要依据。征地补偿费用在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区位、当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原征地补偿标准等因素确定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倍数进行计算。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下简称征地区片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原则上不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地区片价测算范围重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但各地可以根据征地需要和实际情况扩展到城市郊区或更大范围。
（2）承包农户应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推动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这部法律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承包经营权由债权性质向物权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了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其中流转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进行，并且流转所得收益完全归承包人，任何人不得侵占；承包人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剥夺，可以依法继承。通过以上的表现，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土地承包法》延续并提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进程，经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改造,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权利，在征收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就显得顺理成章。
二、征地补偿费在集体与承包农户之间合理分割的讨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征用时给予足够的补偿，这一点是有其法律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怎样补偿。”现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参照国有出让土地中政府所得的纯收益占土地成本价格的比例确定集体对征地价格的分成比例。
第二种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中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进行分配。法律规定征收农地的补偿包括三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第三项与地价无关，前两者构成完整的征地价格，土地补偿费可以理解为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则可理解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例如，若土地补偿费取最高倍10倍，与安置补助费两者之和取最高倍数30倍，则可得安置补助费为20倍，即集体与承包经营权人的分配比例为1:2。
第三种观点：对于土地补偿费，其中集体所得到的应该是其每年所得的承包费的资本化，其余的部分全部归承包经营权人；对于安置补助费，是为了确保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充分考虑土地的就业效用，社会保障功能效用而确定的，应完全归属被征地农民。
对于以上的观点各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观点，它是以国有土地出让为参照，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土地制度与国有土地制度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受到相当多的限制，这种做法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生搬硬套的嫌疑。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政策性较强、有相关的法律支持，而且承包农户获得的部分高于集体所获得的部分，也是符合在实行永佃制时，通常田底权价格高于田面权价格的理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的《永佃制》条）但是，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首先，这种方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共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这里的集体共有应理解为按份共有，区别于“共同共有”，换句话说，即每个农民都对本集体的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所以，将相当于土地所有权补偿的土地补偿费全部归属于集体是不公平的。
笔者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又兼顾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征地补偿费在集体内部的合理分割
首先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看，承包农户已经成为独立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于土地所有权主体，使征地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进行单独被偿显得非常必要。
再从农地纯收益的分配情况看，农民在获得其承包土地收益的同时，由于集体有权行使该组织的土地的受托管权，使其也享有一定的收益份额，也就是说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分别享有一定的所有权份额。集体经济组织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享有的份额表现在其作为发包方，每年要向承包方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而剩余的农地收益则完全归承包方自己支配。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给予一次性补偿的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按照产权经济理论的观点，这个价格相当于该宗地所有权的交易价格，只是这里所有权的变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公益性，其交换价格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确定的价格相比更加理性，同时这个价格不同于该宗地农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也不同于其建设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而是依据前面提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而确定的。按照上面的分析，集体只能从这个征地价格中获得相当于其每年向农民收取的承包费的资本化部分，剩余的部分应完全归农地承包者使用，这个剩余的部分分配给农地承包者的实质就是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价值。当然这里的补偿并不是单纯的指货币安置，而是指这部分的受益者为农地的承包者，它可以包括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多种途径。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征地补偿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时给予的所有补偿之和（除地上物和青苗补偿），至于怎样确定合理的土地补偿标准，这也是一个讨论的焦点，但属于另外的命题，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总之这个补偿价格要保障以下两个条件：“不降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同地同价”。
对于集体内的未承包土地，由于这些地块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因此该集体经济组织应获得与其过去每年的纯收益额资本化相当的征地补偿费，同时，农民获得的部分应为总的土地补偿费减掉该集体经济组织应得的补偿费的剩余部分。按照农民等额占有集体土地的原则，再将这个剩余的部分平均的分配给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
当然，这里提到的农地纯收益并不是其实际的收益，而是农地的客观收益，它排除了由于经营水平、种植品种选择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剔除工农业“剪刀差”等的负面影响，使这个纯收益的确定能够真正体现农地的收益价值。
这里的分割方法除了以上的理论依据外，还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的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同时，由于农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问题的增多，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成为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并于同年9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针对不同性质的补偿费用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请求支付土地补偿费应予支持。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结合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不同性质，《解释》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
1、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的，应予支持；
2、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但需要统一安置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安置补助费的，不予支持；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征地补偿费的分割中，集体应当得到的是其每年应得收益的资本化部分，扣除这部分之后的全部征地补偿费应该足额分配给承包农户。
（作者单位：廊坊市国土资源局安次区分局）
参考文献：
周 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补偿》，2003年9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
蔡运龙、俞风庆：《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3期。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省略 ，农业部信息中心，2004年9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