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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1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实务中的难题
在日益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人们不再是机械地按现有的法律规定来办事，在很多方面各当事人出于效率、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来选择一种自认为是最优的方式来进行民商事交往，而这种“最好的方式”或是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或是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例如在银行贷款业务中，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要求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就出现了我国《保险法》上的一个新概念。对这个新概念我们如何看待，下面先介绍实务中的两个案例。案例一：原告王某就其实际控制使用的一辆货车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保单中约定该货车行驶证上载明的货车所有人郭某为被保险人，保单特别约定栏中载明受益人为原告。后原告在驾驶系争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遂就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向被告申请理赔，然被告以“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并非保险法上的受益人，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期待权，受益人只有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才享有现实的请求权”为由拒绝理赔。案例二：原告上海某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保险标的为原告的厂房，被保险人为原告，第一受益人系为原告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的上海某银行。在“麦莎”台风期间，原告的涉诉房屋发生了倒塌事故，遂向被告申请理赔，而被告认为该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上海某银行，原告无权主张理赔事项。案例一中王某既是投保人也是“受益人”，车主郭某是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不存在“受益人”，只有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人请求补偿。在案例二中，保险公司却是一种相反的态度，即认可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理由提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由此可见在保险实务中，银行贷款与财产保险的绑定、责任险中的受益人等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但是面对此类纠纷时，我国的《保险法》显得力不从心。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此处只是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有受益人，却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未作规定。正是这一缺位，导致人们对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颇有争议，各地法院在审理“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案件”时结果也相左。我国《保险法》现有的缺位规定使得处于私法领域中原本自由的人们变得不安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规定。
二、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学理基础
传统的保险法理论认为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以人身为保险标的，如果不设立保险受益人则可能会出现无人受领保险金的情形，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各国立法上都设置了人身保险受益人。同样，我们亦会发现财产保险中也有可能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单就人身保险中的此种情形作了立法补救呢？
（一）受益人的概念和功能
1．受益人的概念：由上引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可知受益人可以是如下三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上述两类人所指定的人（第三人）；许多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以及许多学者都认为受益人是根据保险合同享有保险补偿金请求权的人。所以受益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补偿金的人。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第三人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自身就是受益人，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身份是双重的，而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第三人在身份上则不具多重性，即他不具备保险合同上的其他身份。为了区别两种不同身份受益人，我们将受益人分为广义的受益人和狭义的受益人，狭义受益人即为第三人，而广义受益人则是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狭义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实际上就是受益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受益人是广泛存在于保险合同中的，当然包括财产保险合同，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受益人只是在学界有争议的即狭义概念上的受益人。
2．设置受益人的功能：自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以来，商业繁荣的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保险这一“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经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不妨这样说，保险制度是一种消极的保值投资，这种投资是为了消化在商业往来中出现的风险。设置受益人就是为了使在危险发生时有人可获得补偿从而达到保值的原初目的。传统的保险理论认为“谁投保，谁受损，谁获偿”，这是机械地把保险的功能与特定的人相联系，而忽视了保险制度的投资保值功能，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在一份保险中，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并非是唯一的，如果简单地将损失补偿原则很狭隘地理解为“谁受损，谁获偿”，则将导致受益人被限定在被保险人之上的错误。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设置受益人只是为了损失得到补偿，实现保险分担风险、投资保值的价值。
（二）受益权的性质和基础
1．受益权的性质：受益权指的是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补偿金的权利。由此定义观之，受益权实质上是财产权，因为受益权是通过对他人请求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权利。财产权较之于人身权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相对性和可让与性。此般特点决定了受益人的选择对象可以相对宽泛，而非局限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中。理论界对于受益权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解释：（1）双合同理论，认为存在受益人的合同实质上为两个合同，其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投保人有一个（受偿）期待权，一旦权利得以实现，即成立第二个合同，将此权利转让给受益人；（2）双方意图理论，认为受益人享有受益权是基于保险合同双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主观意图；（3）法律创设理论，认为法律认可受益人享有受益权。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解释都有内在的缺陷。解释（1）无法解决受益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问题，且第二个合同的成立有主观强加之嫌。解释（2）的认识与《保险法》中“受益人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规定不符。而解释（3）则根本避而不答。在传统的合同理论中，相对性是合同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是存在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是随着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出现，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该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却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存在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此类合同中，受益人并不直接参与到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去，且受益人只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而与受益人的意思无关；另一方面在受益人的变更过程中亦不需要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只是对这一变更作备案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受益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意志为第三人所创设的财产权。
2．受益权的学理基础：第一，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作为财产权之一种的受益权，具体由谁享有则是一个可基于权利原初享有者的意思自由而得以处分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一种自由处分非但没有引发道德上的危机，亦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立法上根本没有必要对受益人的范围作禁止性规定。前引案例二中，被告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既然原告与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了银行为受益人，对于这样的自由意思表示，原告事后却不承认，显然是不诚信的表现。第二，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理论。对于不确定的危险，当事人希望通过参加保险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仍可保有保险标的的原有价值，这样就能够确保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在财产保险中，债权人希望成为债务人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样的做法正是债权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因而是符合保险法的宗旨的。虽然对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已存在债的担保等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前提是债务人的财产是要完好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的财产灭失，这些制度就失去了其被创设的意义。在此种场合下指定债权人为受益人无疑是更好的保护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是对交易安全的一种保护。在前引案例一中，原告王某实际占有保险标的物，由其行使受益权更为合理，也更能体现经济性、高效性的要求。受益权是一种纯获益权，不以负担债务为己任，因此难免会被质疑以第三人为受益人是否有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保险具有射幸性质，对一个不曾确定的财产权利的转移的行为加上这样的嫌疑是莫须有的，另外，受益人的指定也决非是毫无限制的，必定要受到特定情形的制约。
三、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具体建构
对于作为财产保险合同标的之一的财产，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保险法传统的理论只认可财产的所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是有其合理的基础。也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论及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国《保险法》在以后修订时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是必要和可行的。虽然我们认为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有着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例如在车贷险中银行作为受益人，当保险标的（车辆）出现轻微损坏时由银行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此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银行希望成为受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贷出款项能够及时、安全收回，而在上述情形中车辆只是轻微损坏，根本不至于损害到银行的债权的实现，但是对于车辆的所有人而言这样的损坏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在此种情形下还允许银行成为受益人显然有违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在建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时候不能单纯地照搬现行《保险法》中有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规定，而是有所限制的。从上引的案例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现状，我们认为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主要存在如下两类合同中：第一类合同，即以保险标的灭失为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灭失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比较大，此时就极有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所有人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危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允许保险标的所有人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至于排除财产轻微损害状况的，这主要是因为轻微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由所有人本身请求给付更利于损失得到弥补。此类合同的各方面特征都与人身保险合同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在受益人指定、变更以及收益权丧失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相关规定。第二类合同，即符合保险标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的情形的合同。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物尽其用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物之占有人积极使用该物。在物之所有人和占有人分离的情形下，现行《保险法》只是规定所有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显然这对于物的实际占有人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为了调动财产之占有人的积极性，也为了让财产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我们认为在此类合同中设立受益人也是必要且合理的。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我们认为此类合同对于受益人的规定应该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规定。首先，在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应当只允许投保人（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指定，且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的变更方面，根据谁指定谁变更的原则，仍旧是将此权利赋予投保人。最后，关于受益人的其他方面的规定则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规定。
四、结语
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2
[关键词] 保险价值不定值保险实际价值新车购置价
与保险价值、保险金额有关的损失补偿问题一直是保险理论界及司法界人士争论的焦点。我国自1980年开办财产保险业务以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在整个财产保险业务中占据重要位置,车险业务量占整个财产保险业务量的70%左右。在机车险业务中,车辆损失保险是重要险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2007版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第三十六条附则(保险术语的含义):不定值保险合同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合同。实际上界定了车损险中的保险价值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市价)。但这一解释存在缺陷,在实务中容易引起误解和纠纷。
一、对保险价值的界定不清在实务中引起的纠纷
1.案情介绍
四川省金堂县王松用2万元买下一辆微型二手面包车,并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金额为2万元。在保险期限内,该车发生事故,车辆损失13332元。保险公司称,这辆二手车没有按照新车购置价4万元投保,所以赔付不能超过车损的一半。车主不服,到法院。2007年5月金堂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故车辆购买时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新车价格,车主在投保时属于足额投保,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按足额保险进行赔付。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王松的面包车新车购置价为4万元,而他与公司约定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只有2万,没有足额投保,按照保险公司车损险标的部分损失的计算公式,赔付不能超过核定损失(13332元)的一半。
原告王松认为,“当时(王松购车时)这车就只值2万。”他自己购买的二手车当时的实际价值只有2万,他是足额投保。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在2万元车损保险金额内进行足额赔付。
2.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情况
此案存在的主要争议为:理赔金额计算的依据是以新车购置价还是以王松购车时买入价计。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价值是保险标的的价值。保险金额则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最高限额。此案中,原被告并没有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只约定了保险金额。因此,合同属于不定值保险合同,保险价值只能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当时当地保险标的的市场价格(实际价值)为准。法院认为,原告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行驶4年多,其保险价值远低于新车购置价。所以,原告在投保时是对车辆进行了足额投保,车损也没有超过约定的2万元保险金额。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从上例可看出,法院在审理中是把保险价值认定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由于原告王松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经行驶4年多,扣除折旧后该车的实际价值只有2万。既然保险金额为2万,保险价值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则法院据此认定被保险人足额保险,理应得到足额赔偿。
3.作者观点
在本案中,该辆二手车的新车购置价4万元。原告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行驶4年多,实际价值为2万元。原告王松向保险公司投保时,是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中载明保险金额为2万元)。而车辆发生部分损失的情况下,按照目前各家保险公司车损险标的部分损失的计算公式,保险价值是车辆的重置价值(即新车购置价)。所以,发生部分损失时,只能按保险金额(2万元)与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4万元)的比例计算赔偿。因此,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二、从法院误判看保险价值的正确界定
保险条款应清晰准确,否则易带来与客户间的纠纷,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我们在分析这起错判案例时可以发现,法院错判的根源在于现行车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概念界定有误。
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损险条款的规定,车辆损失保险属于不定值保险,不定值保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合同。而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减去车辆折旧金额后的价格。根据上述王松案例,新车购置价减去车辆折旧金额后的价格只有2万,按照这种理解,王松是足额投保,法院的判决是有依据的。所以,保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界定错误造成法院的误判。
可见,车损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界定和发生部分损失时保险公司采取的理赔计算方式存在矛盾。车辆发生部分损失,保险公司采取的理赔计算方式是把保险价值视为保险标的的重置价值(新车购置价)。如果旧车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投保,由于旧车的实际价值低于新车购置价,构成不足额保险,保险公司只能按照保险金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计算赔款。车损险条款却把保险价值仅定义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重置价值扣除折旧),造成保险条款前后矛盾,保险术语含义不清,产生大量保险纠纷,引起客户的困惑和法院的误判,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为了减少保险纠纷,维护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促使投保方正确理解保险条款、明了保险理赔办法,必须改变车损险条款保险术语解释与保险公司理赔计算公式相矛盾的情况。确定保险价值,必须要首先确定其赔偿基础问题,而不能简单、笼统地规定为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对于车损险而言,如果标的发生部分损失,保险公司的赔偿基础是新的零配件,因而,保险价值就应是新车购置价(车辆的重置价值)。
参考文献:
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3
一、进出口海运货物保险“盲区”之简介
根据国际保险惯例，海运货物基本险的责任起讫是“仓至仓”，即保险公司的责任是从保险标的物离开保险单据上载明的起运港的仓库开始至货物进入保险单据上载明的目的港的仓库为止。那么，是否发生在"仓至仓"责任范围内的由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造成的货物的损失均可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呢？未必！让我们先看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一：
我国西北某省的金星进出口公司于2006年7月10日按照FOB新港条件向日本出口一批价值200000美元的玻璃瓶装甘草膏，日本商人来证要求金星进出口公司替其在我国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按照货值的110%投保水渍险加碰损破碎险，并指定保险单抬头为买方名称，同时在保险单上注明“仓至仓”条款。金星进出口公司按照买方要求在办妥托运手续后于8月12日向当地的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办理了投保手续，于8月15日将货物装上卡车运往天津新港，货物于8月20日到达天津新港卸入港口仓库，准备8月24日装船，然而8月22日夜间该仓库突然起火，大火被扑灭后经调查发现，该批甘草膏部分受损，损失价值达80000美元。事后，卖方立即凭保险单及相关单据向保险公司索赔，但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然后卖方又将保险单交给买方，请求买方代其向保险公司索赔，同样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而买方也以货物风险未发生转移为由，拒绝支付受损的80000美元货款。无奈之下，卖方只好自己承担这笔巨额的损失。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由于卖方忽视了国际间货物运输保险的“盲区”而遭受巨额损失的典型例子。具体分析如下：
在以FOB或CFR价格术语成交的合同项下，卖方没有义务给货物投买国际间运输保险，通常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给货物投保。根据大部分国家都适用的《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在FOB或CFR术语下，被特定化的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是从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以后才由卖方转移给买方的，也就是说被特定化的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以前，货物遭受损失的风险由卖方承担，卖方对货物拥有保险利益；被特定化的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以后，货物遭受损失的风险由买方承担，亦即此时，买方才对货物拥有保险利益，即买方对货物拥有的保险利益是“船至仓”非“仓至仓”。而根据有关的保险法规和国际保险惯例，当货物由于保险公司承保责任范围内的风险的发生而遭受损失时，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人必须既是保险单上的被保险人或合法受让人，同时又在保险标的物遭受损失时对保险标的物拥有保险利益。在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拒赔卖方的理由是卖方不是被保险人（因保险单上的被保险人是买方名称），而在货物遭受损失时买方对货物尚无保险利益可言，所以保险公司也有权拒绝赔偿买方。因此，在以FOB或CFR价格术语成交的合同项下，如果只以买方为被保险人给货物投买国际间货物运输保险，无论保险单据中是否含有“仓至仓”条款，保险公司的责任起讫都是“船至仓”，而非“仓至仓”。上述案例中，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由于风险的发生而遭受的损失，买方和卖方均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这一段就成为保险“盲区”。
案例二：
某年我国南方某进出口公司按CIF San Fransisco 条件出口印染布一批，价值90000美元，合同规定由卖方按照合同金额的110%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水渍险加淡水雨淋险。于5月16日（周五）下午冒雨将货物装船完毕，我方进出口公司按照公司的习惯做法在货物装运后第3天以被保险人的身份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投保合同规定的险别。卖方于5月25日凭全套单据（包括5月16日的提单、5月19日的保险单及商业发票、装箱单、汇票等）委托银行办理D/A30天托收。买方承兑了汇票后收到单据，但在买方收到货物时发现大部分货物不但有水渍而且还有明显的毁色，经过调查得知是由于装船过程中货物被雨水淋湿所致。买方遂以货物毁色无法使用为由拒绝付款。这时卖方恳请买方代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索赔，但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之后，卖方又凭保险单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索赔，同样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在我进出口公司遭受巨额损失面前，业务员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
这又是一个因为忽视保险“盲区”而使我方出口公司遭受损失的例子。可见在以CIF价格术语成交的合同项下，如果卖方存在侥幸心理或其他原因而在装船后才给货物投保，那么，自装船到投保存在着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货物就有可能遭受损失（如货物在离开启运港卖方仓库之后且在装船之前遭受损失，或货物在装船过程中受到雨淋，或吊钩脱扣而致货物落海等损失），即损失在前，投保在后。此时，卖方即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要想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根据国际保险业的有关规定，卖方在投保时必须有对保险标的物的损失确实不知情的证明，否则保险公司对投保前货物遭受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卖方对装船过程是十分了解的，卖方很难证明其在投保时对损失确实不知情。因此，对于装船前或装船过程中货物遭受的损失，作为被保险人的卖方也很难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这也属于保险的一个“盲区”。
二、避免进出口海运货物保险“盲区”之方法
那么，在进出口货物海运保险业务中，怎样才能避免保险“盲区”，有效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呢？本人认为可以针对上述两个案例分别采用下述解决方法：
对于上述案例一，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法：方法一：卖方可以在货物离开其仓库前单独向保险公司投保“装船前险”（Before Loading Risk），有的也叫国内运输险，这样一旦发生上述案例一所述的损失时，卖方即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方法二：在买方负担保险费的前提下，卖方于货物离开其仓库前以被保险人的身份（保险单的被保险人一栏填写卖方的名称即可）给货物投买包括“仓至仓”条款的国际间货物运输保险，然后在交单时将保险单据背书给买方。这样，如果货物在装船前遭受损失的话，卖方即可以被保险人的身份向保险公司索赔，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由于保险“盲区”而给贸易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当然，这个案例中贸易术语选择不当是另外的问题了。
对于上述案例二的情况，可以采用提前投保的方法来解决，即卖方可以在办妥托运手续后但货物离开卖方仓库前向保险公司投保，说明各项投保条件，如果实际装船数量与合同不一致的话，装船后再将提单上注明的货物的具体数量通知保险公司，取得正式的保险单证。这样，一旦装船前发生保险公司承保责任范围内的风险而使保险标的物遭受损坏或损失，保险公司就应负赔偿责任，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如果卖方经常以CIF条件出口货物的话，卖方也可先同保险公司签订一份年度预约保险合同（合同中包括保险标的物的范围、险别、责任、费率以及赔款处理等条款），投保人在获悉每批货物起运时，应将船名、开船日期及航线、货物品名及数量、保险金额等内容，书面通知保险公司。这样不但可以简化投保手续和避免漏保，还可以尽量获得保险公司在投保时间上的适度通融，从而也能更好地避免保险“盲区”。
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4
近年来,众多挂靠或没有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的机动车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赔付。法院受理了大量的因投保人对机动车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的纠纷案件,此类案件不仅涉及到挂靠经营及未过户的车辆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还与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等有紧密的联系,投保人对该机动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拟从两则案例进行一些有益探讨。
案例一
车牌号为xxx号的小车原系潘某所有并挂靠于车队从事运输经营。潘某于2001年12月12日为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保险期限内潘某将该车转卖给黄某,但双方没有到有关部门办理机动车辆买卖过户手续,亦未告知保险公司该车辆转让事宜并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黄某又与王某合伙经营该车,并雇用驾驶员张某。2002年5月10日晚,张某驾驶该车发生了两车碰撞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驾驶员死亡及车辆损坏的后果。该事故经交警认定,张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黄某、王某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黄某、王某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赔偿。原告黄某、王某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潘某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某已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和未履行转让保险车辆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发生了合同履行程序瑕疵,但这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继续履行或加重被告的保险责任。鉴于保险车辆已由原告实际支配营运,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由二原告作为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故保险公司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某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判决保险公司应支付给原告黄某、王某保险赔偿金。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该机动车辆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及第三者死亡等后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公司自然应当承担理赔义务。潘某将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有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和未履行保险车辆转让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在合同履行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或加重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保险车辆已由黄某、王某实际支配营运收益,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黄某、王某为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黄某、王某直接行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
2004年8月16日,陈某为车牌号为粤xxxx的汽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车上责任险(车上乘员)、无过失责任险、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保险单上显示:被保险人、联系人、索赔权益人均是陈某,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车牌号是粤xxxx,新车购置价是580000元,实际价值是270000元。保险期限白2004年8月17日0时至2005年8月17日O时止。2005年7月17日,陈某驾驶被保险车辆到某市洽谈生意业务,将该车停放在一小区商铺前,在当晚21点取车时发现该车不在,遂报警,但该案至今未破。后陈某向保险公司就车辆被盗请求理赔,保险公司以陈某不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对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拒赔,陈某不服,向法院提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2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单以及支付保险费的发票上显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和支付保险费的人均是陈某,故投保人应认定是陈某。又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因案涉保险标的——车牌号为粤xxxx汽车的所有权人是xx公司,而不是投保人即陈某,故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但保险单上明确显示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支付保险费的人和被保险人均是陈某,可以推断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知道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公司仍旧与陈某订立保险合同,并收取保险费,故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无效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陈某不能举证证明是受保险公司欺诈、胁迫而订立的保险合同,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和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和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在承保期间对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已赔付金额不作退回,且应当退还陈某保险费,而陈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陈某退还保险费。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保险单即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依保险合同产生的保险法律关系当然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本案保险单是陈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该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当然是陈某与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本案诉争丢失的车辆的所有权不是陈某的,那么陈某即投保人对本案诉争的车辆就没有保险利益,依据上述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即陈某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应认定保险合同无效,因合同无效,陈某即投保人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请求保险赔偿,陈某请求保险公司理赔丢失车辆的诉请应予以驳回。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以上两则案例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法院对保险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作出的判决也存在着巨大才差异,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理解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它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那么什么是保险利益?《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五条第二款对海上保险利益问题做出了一个定义,很有参考价值:“当一个人与某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即因与在冒险中面临风险的可保财产具有某种合法的或合理的关系,并因可保财产完好无损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责任,则此人对此项海上冒险就具有可保利益。”①;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故保险利益必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可以确定的利益和合法的利益。
对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财产所有人因其所有的财产一旦损失就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而具有保险利益,他可以对该项财产进行投保,如汽车所有人为自己的汽车投保;二是财产的合法占有人、经营人对他们所占有、经营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这些人虽然没有所有权,但如果财产遭受损失,同样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因而也具有保险利益;三是财产保管人、承租人、承包人对他们所保管、租用、承包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四是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对他们所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具有保险利益。汽车所有权的转让标志着保险利益的转移,出卖人不再享有汽车所有权,也就丧失了对汽车的保险利益。虽然汽车的买受人取得了对汽车的所有权,对汽车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因出卖人没有办理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故买受人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当事人,不能享有相应的保险权益。我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故其应当履行通知的义务,并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保单批改手续。对于车辆过户登记与保单批改手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40条作出了明确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过程中,谁为被保险人的情形:1)保险车辆已经交付,但尚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2)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但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3)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且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4)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并已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5)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但未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旧车主都不是被保险人。”
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5
（1）保证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还是一种保证担保。保证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保险人为被保险人的履约承保。①合同的主体不同。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涉及保证担保合同的法律主体是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是以收取保险费为前提；而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则无需对价条件。②合同的内容不同。保证保险作为一种保险手段，是以转嫁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保证保险合同以经营信用风险为合同的主要内容。保证担保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一种法定担保形式。保证合同作为保证担保的法律形式，是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作为合同的核心内容。③合同的性质不同。保证保险合同一经成立便产生独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双务有偿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则表现为单务无偿合同。④保证的范围不同。保证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履行保证保险责任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限度内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对于违约金、逾期利息、罚息等均不属于赔偿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范围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2）保证保险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还是独立的合同。关于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即引起债权债务发生的合同，保证保险合同为该合同提供保证，就应当为该合同的从合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一个独立的合同。对该问题的认识涉及到对合同效力的认定等等问题，对案件的审理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法学界通说的观点是第二种观点，即保证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之间不具有主从关系，两者处于并存状态。
2审理保证保险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2.1何种情况视为保险事故的发生
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是以特定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承保标的的保险合同，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受益人可以获得保险理赔。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其承保的不是实际的财物，而是投保人的信用，如果投保人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即视为出险。如在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中，当事人往往约定以借款人连续或者累计几个月未还款为保险事故的发生。
在审理中常见的问题是当事人因基础合同发生纠纷，造成债务人未履行，此时是否构成保险事故。因为保证保险不同于一般保险，形成保险理赔的情形也是千差万别，若不加考虑无条件赔付，势必加大保险人的风险，保护了不正当的利益。
对借款合同的履行的不同情况是否导致保险事故发生逐一进行分析：（1）借款合同有效且正在履行，借款人按期还款或者偶尔有
一、两期未还尚不构成保险合同约定的连续几个月未还款的情况，那么就不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自然无需理赔。（2）借款合同有效，在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一般为连续三个月或累计六个月未还款）时引起的诉讼。这种诉讼又分为两种情况：①银行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诉讼过程中，借款人有可能还款，如还款则不发生保险事故。②银行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借款人与银行就解除合同达成协议，那么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于这两种情况，保险公司可以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处于不稳定状态来进行抗辩。（3）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解除或撤销。如果借款人和银行对借款合同发生诉讼，法院已做出终审裁决，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解除或撤销的，则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消灭，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不是由于借款合同与保险合同的主从关系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而是保险标的消灭导致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终止。
2.2法律的适用问题
确定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对于适用《保险法》还是《担保法》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适用《保险法》，因为保证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保险法》与《担保法》并用。保险法无具体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保险合同是合同的一种，也是一种保证性质的保险。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保证保险合同在保险事故的索赔、理赔以及保险责任等方面应当适用《保险法》，按其性质对于保证关系可以适用《担保法》，对于《保险法》和《担保法》都没有规定的涉及保证保险合同的签订、解除、违约责任等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3关于规范保证保险业务的几点建议
3.1完善立法
《保险法》第92条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可见，《保险法》没有把保证保险明文列入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更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保监会《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对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进行了一些规范，缓解了之前的很多保证保险合同不够规范造成的问题，但还是存在如下几点有待完善的地方：①该文件是保监会以“通知”的形式下发的，效力位阶较低。②除汽车贷款保证保险外并没有对其他保证保险业务做出规定，适用范围较窄；③该文件大多是一些倡导性的规定，很少有具体的规范性条文。目前，个人消费贷款日趋发展成熟，法律却相对滞后，因此尽快完善《保险法》及对保证保险的相关规定是当务之急。
3.2保证保险合同签订时保险人应当尽告知义务
在审理保证保险案件以及消费借款案件中，很多借款人提出自己交了保险费，而受益人是银行，这是显失公平，但是为了达到贷款的目的，不得不应银行的要求投保。还有的借款人称，交了保险费为什么不保险公司？有的投保人提前还清全部贷款，但却不知道可以退回相应的部分保险费。这些情况表明，借款人即投保人对保证保险合同是很不了解的，为了达到贷款的目的才交了保费，而保险公司对于这类保险合同一般不会有专人进行讲解，很多情况是投保人只向银行交一定的保费，而根本看不到合同条款。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要求保险人和投保人都应尽到告知义务，保证保险合同也不能例外。
财产保险案例及分析范文6
(一)保险公司胜诉的案例
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经兴化市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人及其委托人、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该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3年9月1日，原告投保了保险公司的美好人身保险。2004年7月3日，原告在张家港市乘车途中发生车祸，住院治疗后，共支出医疗费221699.39元。经评定为一级伤残。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只赔付了意外伤害保险金6000元，而对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住院医疗保险金额拒绝理赔。依据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判令被告履行保险合同，支付医疗保险金6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原告实际发生的医疗费221699.39元，已由致害方全额支付。原告并无住院医疗费用的损失，而按约定，被保险人在申请理赔时，要提供医疗费用收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7月3日，原告在乘坐苏MC1355江淮大客车去昆山市途经张家港市时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受伤。原告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时，共支出住院医疗费用221699.39元。后原告评定为一级伤残。经张家港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调解处理，肇事车辆方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补助费、伤残护理费、今后医疗费等计751699.39元。
另查明，原告所就读的学校于2003年9月1日，集体向被告保险公司办理了美好人身保险。每人缴保险费40元，保险期限为一年，自2003年9月1日零时起。保险项目包括：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6000元、意外医疗保险，保险金额4000元、特别约定，保险金额60000元。其别约定的内容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县级以上医院或者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其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超过人民币100元以上部分，本公司按规定分级累进、比例给付医疗保险金，医疗费用30000元以上部分，给付比例90%。保险卡中注意事项第三条还规定：被保险人申请给付医疗费用时所需资料，由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作为申请人，填写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卡、申请人户籍证明、医疗费用收据、诊断证明及其他证明资料。就特别约定保险金60000元，原告法定监护人持医疗费用收据的复印件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60000元。被告以未能提供原始医疗凭证不予理赔。由此，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即诉至该院，庭审中，原、被双方各执己见，致本案调解未果。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美好人身保险卡、医疗费用收据复印件及原、被告的陈述等在卷佐证。
该院认为，原告所在学校集体代办的美好人身保险卡，是原、被告双方形成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美好人身保险卡中的特别约定条款，是保险期内对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赔偿作出的特别约定，是相对于基本条款而言的，基本条款是法律规定合同的基本内容，而特别约定的条款是在法律的基本条款之外，当事人约定的承认履行特定义务的条款。
该案中，被告所提供的保险卡注意事项第三条中的规定，被保险人申请给付医疗费时，需填写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卡、申请人的户籍证明、医疗费用收据、诊断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这是履行特别约定的前提条件。
而原告的住院医疗费收据，已由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入账，该笔医疗费用为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给予了全额赔偿，原告诉请理赔缺乏相应证明和资料，对于人身保险关系医疗费用的赔偿属于补偿性质，仅用于补偿当事人已发生的费用，原告的住院医疗费用既然已从致害方如数获得足够补偿，就不能以参加美好人身保险为理由再向保险公司索要医疗费用，被告保险公司按照美好人身保险卡约定赔付原告意外伤害保险金6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毛某的诉讼请求。
(二)保险公司败诉的案例
原告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涟水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8日受理后，依据由审判员孙志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人，被告保险公司委托人均到庭参加诉讼。该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在学校于2005年2月17日投保了被告的《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加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保险》。保险期限自2005年2月17日起至2006年2月16日24时止。2005年11月18日11时30分左右，原告在所在小学校园内被他人驾驶的摩托车撞倒，致左腿骨骨折，先后两次入院治疗，医疗费用6553.90元，为此，原告人向被告索赔未果，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原告医疗费用6553.9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称，原告在索赔时没有提供医药费原件，且原告已得到其他保险公司的赔偿，因此，被告不同意再行赔偿。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在校学生，于2005年2月17日在学校投保了被告的《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加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保险》，缴纳保费26元；保险金额分别为4000元、500元、66000元，保险期间自2005年2月17日零时起，无截止日期。被告交给原告一份学生、幼儿保险通知单，保险通知单背面附有学生、幼儿保险简介及保险责任规定。
2005年11月18日11时30分左右，原告在校园内被他人驾驶的摩托车撞倒，致左腿骨骨折，先后两次人院治疗；2006年6月1日、10月21日本院以非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两次判决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某支公司赔偿给原告第三者责任险医药费合计6553.90元，其中医疗费95元，住院医疗费6458.90元，嗣后，原告以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合同向被告索赔未果，遂诉至该院。
该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学生、幼儿意外伤害，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住院医疗保险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某支公司获得的医疗赔偿，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得到的赔偿，属于民事侵权赔偿，本案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自然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人身保险合同，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规定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约定的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保险事故和事件后，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对致保险事故或事件发生应负责的第三人，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换言之，由于第三者侵权行为造成被保险人受伤，第三者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仍按照人身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根据原、被告双方对附加意外伤害医疗、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金赔付时按分级累进、比例的约定计算。
因此，原告的医药费原件已交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被告可根据人民法院生效文书认定的相关事实进行赔付。对被告称其原告已得到其他保险公司的赔偿，不再获赔以及要求按公费医疗的用药范围确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意外伤害医药费未超当地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用药范围，附加住院医疗费用亦系合理的必要医疗费用，所以，被告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败诉，并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庄某保险金3907.23元。
二、对于上述两个案例的评价
从以上两个案例法院的判决来看，《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在法律界还存在着争议。但我个人认为，《意外伤害险》项下的附加《医疗保险》应适用“补偿原则”，理由如下：
第一，保险与赌博的区别在于：风险的发生不会使任何人获利。
如果保险公司对医疗保险的理赔支持多份重复赔付的话，人们将会以较少的保费去购买较高保险金额的医疗保险，并可能“故意”制造或利用一些事故，用所产生的医疗费来向保险公司申请多倍的医疗保险金赔付，这违背了保险的真实本质和功能。
第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适用的赔偿原则是不同的。
因为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不是物，人的生命和身体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无论被保险人从责任方获得了多少赔偿，都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补偿。所以，人身保险业务是定额给付和无限责任的，即由当事人先约定保额，在发生事故时，由保险人依照约定承担给付责任。但是，医疗保险所承保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人因发生意外事故而花费的医疗费用，是一种费用损失保险，实际上属财产保险范畴，是有限责任。因意外伤害所造成的医疗费用是可以用金钱计算和衡量的，是可以充分补偿的。根据其性质，保险人只能以被保险人实际的花费的医疗费且不超过保险金额为最高赔偿限额，不能额外受益。
第三，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的重复给付，会造成极大的“负面示范效应”。
如果社会“支持”这种赔偿原则，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不当得利”行为和“道德风险”将会大大上升。我们可以借助上图来阐释：该“不当得利”行为的上升，将导致该险种的赔付率大大上升，那么作为“自负盈亏”的保险公司来说为了弥补“亏损”，只能提高保险费率，结果“逆向选择”出现，即出现率较低的保户全部退出，而出现率很高的(甚至是故意制造出险事故)的保户仍然选择投保，这必将给保险公司带来更大的风险，这又进一步导致赔付率上升，赔付率的进一步上升又会使保险公司进一步抬高费率，这样保险公司也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贫困性陷阱”。
通过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我们不难发现：由于该险种的保险费率不断提高，导致该险种的业务规模会不断萎缩，这必将导致真正需要得到该类保障的人因无力承担高昂的保险费而无法得到保障，保险公司的该项保险业务也无法为社会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医疗保险》应适用“补偿原则”。但是，我们在对该险种使用“补偿原则”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如何处理一个保户同时投保两家保险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两家保险公司赔偿的次序和金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