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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效益范文1
关键词：Zipf维数；城市规模分布；“一小时经济圈”；重庆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51-03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战略，“一小时经济圈”是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主要包括主城九区以及永川区、江津区、合川区、双桥区、万盛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綦江县（共23个区县），总面积28661km2，
2008年总人口1 820.7万，非农业人口677.62万，城市化率37.32%。根据未来重庆的战略构想，2020年“一小时经济圈”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本文以“一小时经济圈”的非农业人口为测度指标，用Zipf公式为主要分析方法，对该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
一、“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现状分析
1.城市首位分布显著――城市首位度分析
1939年，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即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体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能和情感，在国家中发挥异常突出的影响。代表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有下列三个城市首位度指数：
两城市指数：S=P1/P2=9.80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3.73
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3.03
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的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二城市指数应该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一小时经济圈”的两城市指数为9.8，四城市指数是3.73，十一城市指数是3.03，均明显高于正常值，说明“一小时经济圈”首位城市的垄断性非常强，人口分布差异大，城市规模分布是首位分布。根据表2“一小时经济圈”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个数为1、0、6、8；非农业人口占总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7.9%、0%、26.34%、15.76%。
2.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城市位序―规模法则
城市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设想一个区域，其中分布若干聚落，设置一个人口尺度r进行度量，规定人口规模P≥r的聚落为城市，改变人口尺度r，区域内城市数目N（r）发生相应变化。在一定条件下N（r）与r满足幂律关系：
N（r）=Cr-D（1）
可以认为城市的规模分布是自相似的，即具有分形性质[1]。式中C为常数，D为分维。
1949年G.K.Zipf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Zipf公式（可由（1）式变换得来）：
Pr=P1r-q（2）
式中，r为城市位序（r=1，2，3…，n；n为城市总数），Pr为位序为r的城市人口数，系数P1为首位城市人口数，q为参数，有人称之为Zipf维数[2]，实则为分维的倒数，即q=1/D，Zipf维数可以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3]。令（2）式中r=n，则有：
P1/ Pn=nq（3）
对（2）式做对数变换可得：ln Pr=ln P1-qlnn（4）
式中，Pn为最小城市人口数，则有：
1.当q=1，即D=1时，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这是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
2.当q>1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3.当q1时，P1/ Pn
4.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当q∞ 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可见，Zipf维数的高低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性态，从而反映了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特征。人们关心的是，Zipf维数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数值，是否可以随意变化，将Zipf定律置于城市结构和功能模型体系，可以发现q具有深刻的地理意义。
为了清楚表现“一小时经济圈”城市分布的总体特征，根据上页表1作（r，Pr）双对数散点图（见图1），次位城市相对于首位城市陡降，说明“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规模存在中间层次严重断层。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得到位序―规模方程式：ln Pr=5.2540-1.1756lnr（R2=-0.8994），q的绝对值大于1，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二、“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时序分析
根据“一小时经济圈”各区县（市）1999―2008年非农业人口数，计算出历年的Zipf指数。表3显示：1999―2008年位序―规模方程的相关系数R2都大于0.89，相关性较好，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形特征。q值在1999―2008年期间一直大于1，表明“一小时经济圈”人口向特大城市（主城区）聚集比较显著，城市规模分布一直比较分散（如下页图2），主城区的非农业人口数量一直占了该区域总非农业人口近60%；同时由于该区域次位城市与首位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因此要达到整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协调仍需要很长时间（二、四、十一城市指数分别从1999年的11.85、4.21、3.49下降为2008年的9.8、3.73、3.03）。
q值在1999―2008年间表现为两段：1999―2005年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即 “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向主城区聚集数量逐年增加，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4.72%增长为2005年63.01%；2006―2008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即“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开始逐渐趋向于转移到主城区周边的城市（如图2），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64.42%下降为2008年的50.50%。
三、结论
1.“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的时空分布具有自相似的分形性质，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上述结论与地理学、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化的结论相一致：2008年重庆市与主城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为933.04平方公里、443.6平方公里、1999年重庆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302平方公里；2008年主城区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市的44.10%、50.34%。
2. 1999―2005年，“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一直以逐年增加的趋势向主城区聚集（2001年构建了三大经济区），① 2006年“一圈两翼”的提出，较好地带动了“一小时经济圈”主城区外圈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实现2020年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的目标，应重点培育非农业人口数大于25万的江津、涪陵、合川、永川等区县。随着“成渝”、“渝遂”高速公路（铁路）主骨架的建成，由公路、铁路、水运交织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将“一小时经济区”主城区外的各级城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城镇连片发展趋势明显，形成了合川、永川、江津三个区域中心城区，众多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框架；上述区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主城区“退二进三”企业大量入驻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两大因素成为其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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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One Hour Circl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Fractal Research
TANG Hong-ling
（ChongqingCity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401331，China）
城市规模效益范文2
关键词:北京;城市规模;经济
截至2015年底,北京常住人口为2151.6万,接近澳大利亚人口的2400万。从表面上看,这给我们很大的错觉,许多人立刻指出北京人口太多了,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极限,控制人口数量迫在眉睫。果真是这样吗？目前北京城市规模真的到了必须予以限制并大力疏解的程度了吗？城市规模的合理水平到底由什么来决定？面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应如何看待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由此产生的问题？该文将就以上问题,结合经济学相关理论给出初步的看法和建议。
1城市规模的经济学涵义
1.1城市发展产生的规模效益
城市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说,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个小的集市不可能准备齐全的商品满足人员的需要,那样成本太大,得不偿失;大城市就不一样,可以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居住在那里的人员需求,物品周转速度快,效益高。大城市产品服务齐全,生活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大量的人员聚集又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刺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很多行业都具有规模效益的特点,这促使城市不断地扩张。比如:电信业、自来水业、燃气行业、供热行业、公共交通行业。这些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规模效益,即在发展初期,投入的固定成本很大,如果此时进入服务的人员少,则成本很大,提供的服务质量就会很差,这就是人口少的小城市面临的情况。但是,一旦接受服务的人员增加,其服务质量将大大改善,直至达到服务便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是人口多的大城市遇到的情况。城市中的服务行业,都面临建设初期投入成本大,一旦建成,随着服务用户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减,行业的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企业的效益越好,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会提高,由此这些行业就形成了自然垄断,因此，城市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并不断地扩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聚集不仅使各种公共服务的质量得以提高,人们生活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创新发展。科技和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大部分都来源于人员极度密集的大城市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大都体现在国内几个中心城市区域,比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世界城市。这些特大城市的发展,细化了城市的社会分工,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现出很强烈的规模效益的特点。
1.2城市发展产生的拥挤成本
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其拥挤成本也在不断地加大,即城市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益增加的同时,其边际成本也在加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的限制,人口密度必然增大,就会造成拥挤成本上升。比如：高层建筑的增加,造成单位建筑成本上升;土地价格的提高,使得各行各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自然上升,这些都是人口密度增加导致城市拥挤成本增加的例子。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交通行业为满足需要也必须向多方面发展,比如：修建地铁,建设高架桥梁,修建大型停车场,这些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规模扩大导致拥挤成本上升的例子。还有造成环境破坏的成本。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空气污染,噪声干扰,水资源破坏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这些都是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显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负效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
1.3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平衡分析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一方面,鉴于众多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随人口增加而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人口密度加大,城市的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种产业链之间的协调,并形成相互衔接、有效促进的格局,这就使得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的边际效益突显;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拥挤成本也在加大,各种所谓的“大城市病”都在考验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可以说,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了城市发展边际成本的加大。因此,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说,城市发展规模就应该处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上。
2北京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目前的状况
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然而,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52万,远远超出了规划指标,也反映出规划严重脱离实际,没有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
2.2存在的问题
(1)北京人口不断地增加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教育资源短缺、土地资源匮乏、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北京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2)“大城市病”体现出的本质问题。北京市出现的这些“大城市病”只是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人口不断地增加所暴露出的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本质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资源供给不足,规划不到位,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大城市病”等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到形成这些表面问题所反映出的公共资源供给、规划和管理等本质问题,其中深层次还是我们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人口调控指导思想的问题。
3北京城市规模调控的对策建议
3.1基本原则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应打破目前因为人口不断地增长导致“大城市病”因而严控人口规模扩大的指导思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机制在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调控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服务于市场机制,必要时才可以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释放人口巨大潜能,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北京城市规模发展的几点建议
3.2.1北京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坚持“两分法”
一方面,北京城市规模扩张不可避免的带来“大城市病”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表明,大型城市的人口聚集有利于人才之间智慧的相互碰撞并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公共资源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改善公共资源的质量;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之间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匹配,更加容易形成产业链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应客观分析北京城市规模扩张的利弊得失,充分看到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益处,在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中趋利避害,以城市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3.2.2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使市场价格机制在调控城市规模上发挥决定作用
第一,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机制,北京城市规模调控也必须遵循市场为主的客观规律,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居住者存在一个成本选择问题,导致住房需求强烈,房价必然上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需求和供给程度也必然可以通过价格得以体现,价格机制也必然反过来对人口不断增加的成本给以反作用,最终影响居住者是否进入大城市的抉择。这些方面都会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形成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简单的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作用,比如:人为的限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人为规定一个城市规模的承载力限额,对于超过限额的行为,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禁止。第二,用价格机制解决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应运用价格机制,将污染和拥堵的成本分摊给造成这些问题的个体或组织,在成本压力下,这些个体或组织将重新考虑自身的抉择。在城市人口规模的调控方面,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城市合法就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符合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符合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所以，不应该人为的提出限制人口规模的行政政策。第三,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城市规模调控方面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政府要为城市规模发展提供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公共服务;二是在出现外部性问题时,需要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手段进行合理匹配,最大程度应用市场价格机制解决问题,避免对城市发展产生人为阻碍;三是在不得不考虑应用行政手段调控城市规模发展时,要更加注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目标,实行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实现城市规模的和谐发展。
作者:由涛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参考文献:
城市规模效益范文3
【关键词】 西部城市化 大城市 对策建议
一、西部城市化发展滞后的主要表现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经济的较快发展，西部城市化进程亦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与东、中部相比尤其是与东部相比，西部城市化发展仍显得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城市数量少，密度低，城市化水平亟待提高
2004年占全国总面积71.5%的西部，仅拥有城市171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87%，每万平方公里仅分布城市0.25座；而仅占全国总面积11.1%的东部，拥有城市263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39.79%，每万平方公里分布有城市2.48座。同年，西部共有城市人口（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下同）29398.62万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24.95%；东部拥有城市人口46763.54万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39.69%，西部仅相当于东部2/3。若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城市化水平，则西部城市化水平为28%，全国为41.2%，西部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
2、城市平均规模偏小，规模等级结构不协调
2004年在西部拥有的171座城市中，巨型城市1座，超大城市2座，特大城市6座，大城市13座，中等城市48座，小城市101座。若以西部所有城市为100，则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0.59%、1.17%、3.51%、7.60%、28.07%、59.06%，大城市的比重尚不足10%，发展明显不足，而小城市比重超过59%，占绝对优势。从分省情况看（见表1），西部12省（市）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均不合理，垂直联系不连续，出现了断层。其中重庆、贵州、云南、新疆4省市有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而没有大城市，仅有2个小城市。这说明西部城市体系发育很不健全，在特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缺乏大城市这一过渡，各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呈分散化的自我发展，缺乏联动效应。
与东部城市相比较，西部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协调这一薄弱环节更加凸现。2004在东部拥有的263座城市中，巨型城市6座、超大城市7座、特大城市16座、大城市38座、中等城市95座、小城市101座。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2.28%、2.66%、6.08%、14.45%、36.12%、38.41%，特大城市比重较西部高出2.57个百分点，而大城市比重较西部高出6.85个百分点，小城市比重低20.65个百分点。
3、城市经济实力相对薄弱
经过建国后50多年的发展，西部城市经济已逐渐成为地区经济的主体与主导力量，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城市经济实力不强。2004年，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3350.67亿元，西部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239.96亿元；东部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9710.84亿元。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部所占比重仅为14.84%，东部为61.04%，两者比重相差悬殊。西部、东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4.11。2004年，有90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3419.71亿元，占地级及以上城市的69%，但这90个城市中东部城市占了63个，而西部只有8个；5个超3000亿元的城市依次为东部的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深圳，均与西部无缘；23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除了黑龙江的大庆与新疆的克拉玛依外，其余均是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
二、西部重点发展大城市的原因分析
1、从完善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看
表1 西部各省（区）市城市规模等级分布情况
目前，西部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发育很不健全，大城市发展不足。2004年，若以特大城市为1，则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比，西部为1∶2.17∶8∶16.83，东部为1∶2.38∶5.94∶6.31，全国为1∶2.63∶7.2∶10.5，西部无论是与东部相比，还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城市规模等级结构都凸现出大城市发展相对滞后这一薄弱环节，使得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缺乏大城市的过渡，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辐射功能的发挥。
2、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经济效益看
在我国，城市经济规模效益十分明显。在这里，我们着重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城市经济规模效益情况。从人均产值效益看，2004年西部地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均工业总产值具有明显的差异。特大、大、中、小城市人均产值分别为16207.07元，8563.26元，6205.21元，5871.26元。若以西部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标值8245.27元为100，则特大、大、中、小城市相对水平分别为196.56，103.86，75.26，71.21。不难看出西部城市生产效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长，50万以上的大城市超过平均水平，以下的中小城市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大城市是小城市的1.5倍。
再从土地效益看，城市规模效益尤为明显。2004年西部特大、大、中、小城市每平方公里工业产值分别为343.08万元，157.41万元，85.07万元，43.45万元，与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标值113.22万元相比，特大、大、中、小城市的相对水平分别为303.02，139.03，75.14，38.38。
这表明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十分显著的土地规模效益，大城市是小城市的3.6倍（见表2）。若考察我国所有城市的规模效益，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见表3）。
表2 西部地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效益分析表
（注：（1）表中数据的统计范围均为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2）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整理得出。）
城市规模经济效益规律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资金短缺，经济效益低的情况下，为了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大城市，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和主导作用，积极培植地区经济“增长级”，以带动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地区经济的高速高效运行。
表3 我国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效益分析表
三、借西部大开发快车道，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对策建议
1、实施“串点成线，以点带面”的城市开发战略模式
西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数量少，密度稀的区情决定，城市的开发应选择“串点成线，以点带面”模式。既在特大及特大以上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贵阳、南宁、西宁等大城市，增强这些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的能力，使之逐渐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通过这些大城市的发展，以重要的交通干线为轴线，继陇海―兰新重点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后，重点开发呼包―包兰―兰青重点经济带和南贵昆重点经济区，加强四个重点经济带间的相互联系，构成合理的西部大开发空间格局。
2、立足西部实际，加快西部大城市的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西部大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西部具体的区情，因地制宜、结合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如呼和浩特的乳品制造业，毛纺织业，包头的稀土加工独具优势，在呼包―包兰―兰青重点经济带，就应积极构筑以可再生能源开发与稀土精加工等新技术应用为先导，以能源工业，畜牧业及其毛纺、奶肉制品工业、商贸服务业等为支柱的产业结构。
3、加强西部大城市之间及西部与东、中部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区际分工弱化，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城市之间。无论在工业化初期还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区域分工与城市分工都是客观存在的，西部城市必须认清自己城市的性质、职能与地位，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同时，加强西部城市之间以及与东中部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并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增强联动效应加强区域间贸易往来，促进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世庆：西部地区城市化特点与城市化战略[J].开发研究，2004（1）.
城市规模效益范文4
关键词:城市效率;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01-02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王嗣均(1994)教授在研究城市过程中,提出了衡量一个城市整体效率的指标体系,他认为:城市效率可以理解为城市单位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在单位时间内(如1年)创造或增值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也可以从减少损耗的角度理解为城市创造或增值单位价值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耗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城市化进程,因为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主要承载地,而这两个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城市的发展动力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地区的推动力,另一个就是城市自身的拉动力。解决城市经济效率问题,也就能解决周边农村人力、财力、物力的转移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又快又好的增长,促进城市化。文章拟运用王教授提出的城市效率的分析方法,对四川省现有18个地级市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价。
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及计分方法
根据城市效率的涵义,从城市基础统计和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各类统计指标中,选择一些有说明城市效率功能且涵盖相近统计项目意义的指标如下。
(1)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平均值之比(万元/人)。这项指标的目的是反映城市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情况;
(2)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建成区面积之比(亿元/km2),该项指标是用以揭示城市单位面积用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样,虽然第二三产业不一定都分布在建成区,但是分母取用建成区面积比取市区面积要切实得多;
(3)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各级专任教师人数之比(万元/人),用以反映总体技术水平;
(4)市区每百元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的财政收入(元/百元);
(5)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电量(kw・h/万元);
(6)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水量(t/万元)。
上述指标体系中,前4个指标属正向指标,数值愈大,效率愈高;后2个指标属逆向指标,数值愈小,效率愈高。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将各项指标值进行同向化和标准分化处理,即正向指标数值最高的城市计100分,最低的城市计50分;逆向指标数值最高的计50,最低的计100分,介于其间的指标值按间隔比例打分。各项指标的全权系数Wi(i=1～6)是根据其反映城市效率的程度而判断确定的,指标I因涵盖了城市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意义,权重定为0.5;指标Ⅱ～Ⅵ涵盖面较小,权重定为0.1。
2 四川省各地级市城市效率分析
2.1 研究区域概况及条件分析
四川省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造成的。四川省在解放前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但在和国防三线建设时期也引入了不少现代化的工业,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从而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就目前的发展来看,四川省行政区域划分为18个地级市。
四川省的地级城市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内部,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包括三个自治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原因是人口稀少。由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四川省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特别是在5.12大震以后,四川省得到全国人民的各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则进一步加快,普遍高于全国GDP增长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发展的时间不长,各城市发展目前还处于城市化的聚集阶段和扩展阶段,城市规模除成都市以外都不是很大,还有相当广大的农村地区。本文主要以四川省主要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能反映四川省各市的城市效率的实际情况。
2.2 城市效率得分计算结果及地域差异分析
采用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出四川省18个地级城市的效率得分(表1)。可以看出四川省的城市效率差异比较突出,以成都,宜宾,攀枝花为最高,都在85分以上,但这三个地方成为一个大的三角形几乎包围了整个四川盆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可以看出四川省的城市效率高低的分布并没有表现出集中的态势,反而很分散,效率高的三个城市距离较远,没有构成高效率城市集群。在随后的得分75以上的三个城市中的两个都是处在成都平原上与成都地理上毗邻,自贡与宜宾毗邻,这表现出梯度形势。其它城市也逐渐围绕成都和宜宾展开,有非常明显的梯度形式。以上的情况说明四川省的“城市规模效率梯度”现象在存在但不明显,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上升阶段规律。四川省的城市化发展总体来说发展较晚,起步不快,相对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某些城市表现出的规模过大而导致效率较低下的现象来说,远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达到。而四川省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城市效率偏低,是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部分地区都是山区,交通不便,不存在区位优势,不到得到相应的投资,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也相应的较低。
但可以看出成都的辐射能力很强,区位优势异常的明显,周边的城市群分布较为合理,城市化的水平也较高。无论从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从城市生产效率评分结果来看,四川地区分成了三个主要的城市集群,分别发挥着经济引擎的作用,特别是大成都地区周边,更是集聚了全省1/3工业产值。
3 四川省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相关性分析
任何一个城市,只有力争提高效率才能产生高效益。效益的增大,有利于城市内部资金周转和积累加速,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层次上升,从而大大增强城市对外部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向城市。随着生产要素在城市积聚,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和人口容量也相应增大,使城外劳动力在比较利益驱动下,陆续进入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效率既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城市化向前推进的基本动力。四川省虽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但是四川省的人口众多是一个待发展的巨大市场,从而也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技术和农村劳动力,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差异。
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率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规模效率梯度”,它说明产业和人口规模集聚的效应是积极的。但在四川省这种现象并不突出,城市效率第二的宜宾市,其市区人口规模只在18个城市中列第13位,而人口规模列第5位的南充市,城市效率却是第13位。如果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第二、三产业总产值之积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四川省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效率相关系数仅为0.003045,之所以有这一结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盆地城市区位条件优越,原有工业基础就比较好,而且这些城市是以资源消耗较少的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所以城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发展却很迅速。同时,成都发达地区沿宝成铁路和成渝高速公路方向的技术扩散给该地区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亚于城市集聚效益。其次,城市效率可能与城市功能也有关系。城市功能越单一,城市效率越低下,如广元市是以发展机电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南充则是资源型城市。研究发现,四川省城市效率与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用城市的产业结构效益来代表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效益好,城市经济处于较高阶段。其产业结构也先进。
4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城市发展迅速,从1985年到1998年,全省城市由13个增加到18个,建制镇由307个增加到880个,加上近千个乡村集镇,使全省城镇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城镇化得到长足进展,有力支持了工业化,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形成,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一城镇化是在卖方市场中展开的,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走的是粗放型扩张道路,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发展后劲不足。四川省城镇效率指明了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以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为支撑,走内涵式的城市发展道路,提高城市效率,尽可能地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推进城镇体系的升级,带动区域的发展。
4.1 增强川西大成都的辐射力
成都市区的非农业人口达595.56万,是四川省唯一的特大城市,是全省政治、商贸、金融、信息的中心,工业比较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是全国几个特大城市之一,它的经济影响力非常之大,虽然它的辐射能力很强,但相对于它的集聚能力来说还显得单薄。成都的中心城市作用非常突出,它几乎包含有所有工业门类,目前任然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资本和人才。教育和技术水平都大大的领先于四川省的其他地区,所以在集聚的同时应该增强其辐射力带动周边以及整个四川省的发展。
4.2 加快川南地区发展
川南地区有自贡,宜宾,泸州等城市。自贡是个老工业城市,由于城市的支柱产业,主要是盐化工工业是一个高投入低收益的产业,造成自贡整体的城市效率较低,而且城市污染也相当严重,自贡市应该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采取更有效的治理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产业升级,引入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城市化也要加快并合理规划,吸引外资和内资的进入。宜宾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白酒产业就拉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它的支拄产业。从城市效率来看宜宾市的城市效率排在四川省的第二位,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城市污染较小,并且拥有长江上游水运交通的便利,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开发,主要是以酒业为龙头,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开展经济的多样性,和产业关联性,进一步加快发展。泸州市是川南经济圈中的一员,城市建设好, 多年来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川南地区是四川工业经济基础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只有加快川南地区的发展,四川省才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4.3 扶植川东北地区的发展
四川省的东北地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盲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其它地区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川东北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发展经济的难度;第二,川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步很晚,根本没有大型的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薄弱;第三,教育水平较低,人口的教育水平低下,使人们的思想比较落后,造成贫困恶性循环,等等,但同时川东北也有发展的优势,这里的资源丰富,主要产天然气和煤等,可以朝着工矿城市方向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改变川东北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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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效益范文5
[摘 要] 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同区域规划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山东省各地市及县市区城镇人口分析，基本得出其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基于对山东省城镇人口分析，发现了山东城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城镇体系发展构思。
[关键词] 山东省；城镇体系；位序-规模法则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5. 115
[中图分类号] F299.21；TU9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5- 0211- 03
0 引 言
城镇体系研究起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便大规模开展城镇体系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城镇体系研究有自己的特点，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扩大了城市规划的内涵，把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联结起来。同时，城镇体系研究也广泛地开展起来. 并一直与后来的区域规划、国土规划及以中心城市为主的经济区建设等各项工作密切结合。
城镇体系规划自1984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条例》以来，已经成为城乡规划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建设部负责编制地方各级规划部门。它旨在对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合理进行城市的布局，配置区域基础设施，改善区域环境，确定不同层级城市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协调城市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区域的合理发展。本文将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城镇人口数据和区域分布情况，分析山东省城镇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
1 城镇体系研究概述
1.1 城镇体系理论
城镇体系也称为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互密切联系的城镇组成的系统，城镇体系区别于一般城镇群体的是它的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对特性质。城镇体系不仅作为一定时间内稳定的状态而存在，也随着时间而发生阶段性系统性的变动。城镇体系研究是在单一城镇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对一定区域内城镇群体的系统研究。此类研究往往与区域发展研究相结合，不仅形成了城市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方面，而且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区域规划和国土开发与规划等项工作的主要内容。
我国大规模的城镇体系研究基本上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较晚。但我国城镇体系 研究进展较快，不仅是各种研究文章的迅速增多，而且研究内容逐渐深化。我国学者不仅大量研究了城镇体系结构的有关问题，而且探讨了结构形成的原因及促成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要机制等问题。城镇体系在西方国家主要被用于研究国家经济和国家地理，但少有用于规划和实践。
1.2 区域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通常指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规模分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的层次分布。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目的是探讨区域内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与其人口规模的关系，揭示区域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资料符合Pi×Ri=K的关系（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1925年罗特卡发现美国城市人口符合Pi×Ri0.93=5 000 000。1936年，辛格（H.W.Singer）在研究中将关系式转换为lgRi=lgK-qlgPi，相当于Pi×Ri=K。捷夫（G. K. Zif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达：Pr=（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已被很多人接受。艾奇逊（J.Aitchison）等人提出了修正模式：Pi =。
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城市规模分布分为：首位分布；位序-规模分布；过渡类型。位序-规模法则在国内现阶段仍然有学者在研究，多数学者运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研究，也有少部分国内外学者把位序-规模法则运用在城市用地的研究上，用以刻画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规律。
2 山东城镇体系分析
2.1 数据统计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采用山东省2012年的数据。本文研究的为城镇体系，故选取其中的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数，通过城镇人口了解城市规模，通过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数之比算城镇化率，了解各个县市区城镇化发展状况。
我国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是以城市人口的多少为主要依据的，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 1 000万为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在500万到1 000万之间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100万至500万之间为大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至100万之间为中等城市，人口规模小于 50万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按照这个城市规模标准来看，山东除了东营和莱芜属于中等城市外，其他15地市都属于大城市。
2.2 山东省人口规模分析
山东省各地市下又包括了县级市，这也就使得17地市人口数目庞大且无明显分类，下面将各地市拆分成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将市辖区作为一个单位，但距离市中心超过25km的区单独分出来（城市大的适当考虑，如济南、青岛）。通过分类整理，将以下区单独分为一个单位：济南的长清区，青岛的城阳区和黄岛区，淄博的临淄区、博山区和淄川区，枣庄的台儿庄区、山亭区，烟台的牟平区，潍坊的寒亭区。
最后将山东省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分为118个单位，将其按照人口大小数排列出来，排在前11位的均为市辖区，经过计算得出R2为0.98。
3 山东城镇体系发展构思
根据山东省城镇规模结构发展趋势和各级城镇具体发展条件，遵循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发展县域中心城镇的总体指导思想，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布点法规划城镇体系规模结构。
3.1 强化济南市的省域中心城市功能
从传统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首位分布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有利于知识更加专门化和思想广泛交流；第二，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一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因此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第三，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并不明显，所以应该强化济南市的省域中心城市功能。
3.2 积极推进大城市的建设
山东省除了东营和莱芜两地市没进入大城市行列，其他城市均为大城市，然而城市规模基本相当，排在前几位的城市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应该积极推进济南建设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心城市，青岛建设成为黄渤海地区国际性城市，烟台、淄博、潍坊、临沂、济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特大城市。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等级，增强城市辐射功能和拉动功能。同时，要结合每个城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给每个城市定位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和城市类型，使城市间职能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不要搞成千市一面、结构趋同。
3.3 城镇体系职能结构的优化途径
提升各类城镇的职能层次，搞好城镇职能体系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建设，明确城镇之间的职能分工，密切城市与区域之间的职能联系，稳步推进工矿城镇由工矿职能向城镇职能的转型发展，尽快形成各具特色、职能有别、分工联系、协调发展的城镇职能结构。
3.4 小县城合并，集中力量发展
排在人口末尾的基本为小的县城，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没有支撑产业的小县城，很难靠自己发展起恚可以通过与邻近县市区合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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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效益范文6
关键词：DEA；Malmquist指数；长三角；土地利用效率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5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基础最为雄厚、开发程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1]，保持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显现，其中最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土地利用效率问题。
针对区域土地利用效率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研究。国外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增长控制、城市土地利用的优化配置、集约利用，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评价方法和应用上[2]。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石成球[3]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设想；陈荣[4]从土地配置的结构效率和土地使用的边际效率入手，对中国城市土地低效率利用进行了解释；刘彦随[5]从分析城市土地区位的特点出发，建立了城市土地收益测算模型；方先知[6]根据土地利用各种类型的特点、土地利用效率的不同问题，提出测度多种评价要求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王雨晴[7]等以全国14个特大城市为例，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着手，建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李萍[8]等利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四川省18个城市的经济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吴得文[2]等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对全国655个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分析；宋戈[9]等用DEA方法对哈尔滨市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杨志荣[10]等从城市土地的投入和产出角度出发，对全国30个省会城市的城市用地经济效益进行比较研究。
总体来看，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的研究内容虽然广泛，但研究对象主要为单个城市，涉及城市群的不多；研究方法主要为多元指标综合评价和数据包络分析，而多元指标综合评价在确定权重时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性[11]。土地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Charnes指出DEA特别适合复杂经济体的效率评价[12]。另外，已有的研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性涉及较少，或只是基于不同时间点的比较，而利用DEA计算不同时间点所得结果是不具有比较性的[13]。Malmquist指数方法正是处理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好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其他领域的评价分析中已经有所应用[13-16]。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利用DEA和Malmquist方法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集中评价的研究。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借助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所选的16个城市土地利用进行分析评价，以期为城市的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即DEA方法最早是由Charnes，Coopper，Rhodes[17]等在固定规模报酬假设下提出的一种效率测度法，称为CCR模式，随后Banker[18]等提出了更为严谨的修正模型，即BCC模式。相对于CCR模式而言，BCC模式①在排除规模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将造成技术无效的两个原因（未处于最佳规模和生产技术上的低效率）分离开，从而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所考察对象的经营管理水平，因此本研究选取BCC模式。DEA模型还可以分为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两种，前者是指在产出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使投入最小化的规划问题；后者是指在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化的规划问题，本质上，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同一个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19]。由于城市效率投入量是决策的基本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
EC（CRS）>1表示在时间t和t+1期间DMU效率提高；EC（CRS）=1，表示这期间DMU效率没有变化；EC（CRS）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可分为投入和产出两大类，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经济学理论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文献[2]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来反映土地投入，文献[22]采用城市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指标来衡量城市劳动力投入水平，文献[16]等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可以反映城市资本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方面，文献[23]认为人口密度可以衡量土地的社会效益，文献[24]选择绿地面积以反映土地的环境效益。综合文献中各评价指标出现的频率（不少于2次）及土地利用效率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同时考虑到指标的量化、DEA模型的特点，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建立基于DEA的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1）。
2 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2.1 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分解特征
利用上述的DEA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分别计算出2009年和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表2）。可以看出：
长三角城市群技术效率一般，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DEA有效。2009年和2010年平均技术效率分别为0.851和0.815，达到最优水平的81%～85%。2009年南京、苏州、扬州、镇江、泰州和绍兴6市达到了DEA有效，仅占城市群城市数目的37.5%，其余10个城市均为非DEA有效，其中舟山的土地利用效率最低，仅为0.520；2010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DEA有效的城市仅有南京、扬州、泰州和绍兴4市，占到城市群总体的25%，苏州和镇江两市变成了非DEA有效，而其余城市仍为非DEA有效，其中宁波的土地利用效率最低为0.379。
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数要多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数。2009年和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中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数分别为11个和10个，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达到最优的城市数高出5个、4个、7个、7个。其中，2009年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和湖州的技术效率未达到有效，说明这5个城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素的投入结构，而其余11个城市的各要素之间组合达到了最优。2010年无锡、常州和嘉兴的技术效率仍未达到有效，说明这三个城市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要素搭配；苏州、杭州和宁波由技术效率有效变成无效，说明这三个城市要素搭配水平有所下降，应当恢复到2009年的水平；南通和湖州两市由技术效率无效转变为有效，说明这两个城市2010年加大了要素之间的调整。
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的决定性因素。2009年，南京、无锡、苏州、扬州、镇江、泰州和绍兴均为规模报酬不变，说明这些城市已经达到规模最优；上海、杭州和宁波均为规模报酬递减，说明这些城市有必要减少投入规模，规模的缩小有助于产出的增加；其余城市均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这些城市需要扩大规模，规模越大，产出越多。2010年除南京、扬州、泰州和绍兴仍为规模报酬不变外，上海仍为规模报酬递减，说明其投入规模仍需缩减；常州、南通、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仍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其投入规模仍需扩大；而无锡、苏州和镇江由规模报酬不变转为规模报酬递增，杭州和宁波由规模报酬递减变成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这些城市还应适当增加投入规模。
2.2 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分类特征
2.2.1 不同区域分布的分类特征
按照三大板块划分的话，2009年江苏土地利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要高于上海和浙江，其中浙江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最低；而上海纯技术效率要高于浙江和江苏，说明上海资源要素的组合比浙江和江苏更合理，两者技术效率低的原因在于规模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出来；2010年上海规模效应得到部分发挥，技术效率有所提升，而江苏和浙江资源要素的组合水平有所下降，投入规模有所缩小，江苏和浙江的技术效率明显低于上海，其中浙江技术效率仍为整个区域最低。
2.2.2 不同行政级别的分类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比例为1：3：12，2009年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地级市均为最高，副省级城市次之，直辖市最低；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纯技术效率均为DEA有效，造成两者技术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效率偏低。相比于地级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对资源要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造成规模过度，从而抑制规模效应的发挥。2010年，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直辖市均要高于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而规模效率方面则是副省级城市最高，直辖市次之，地级市最低。从整体上来说，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2.2.3 不同城市规模的分类特征
无论是2009年，还是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超大、特大、大和中等城市的比例均为1：2：9：4。2009年长三角城市群中大城市土地利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最高，超大城市最低，中等城市和特大城市介于两者之间，而纯技术效率分布同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的分布恰恰相反。2010年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方面，超大城市均为最高，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分列第2～3，特大城市最低；规模效率方面，特大城市最高，超大城市次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同处最低端。从整体上来说，城市土地利用技术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这与部分学者认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的观点存在差异。
3 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变化趋势
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2000～2010年土地利用效率的变动及其分类分异情况进行考察。结果见表3及图1。
3.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变化趋势
从总体平均水平来看，2000～20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有所下降，技术有所进步，规模效率保持不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弱衰退趋势，TFP指数值仅为0.995。其中，技术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均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所导致。从分阶段来看，2000～2002年和2008～2010年技术效率略有提升，主要得益于规模效率的提高；2002～2004年技术效率变化大于1则是因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时提高，其中其中规模效率影响更明显；2004～2006年技术效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的下降；2006～2008年技术效率的下降则是因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时下降，其中规模效率影响更明显。除2006～2008年外，其余各时间段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仅有2006～2008年技术呈现出进步态势。2004～2006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趋势最明显是因为技术效率的下降和技术退步所造成的，而其余时间段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则主要是因为技术退步。
3.2 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分类特征
3.2.1 区域分类特征
2000～2010年间，上海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而江苏和浙江均有所下降，其中浙江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苏州、杭州、宁波、湖州和舟山等城市技术效率变化均要低于城市群平均水平。上海技术效率的提高得益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时提高，其中规模效率的提高贡献率更大。而江苏和浙江技术效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下降，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2000～2010年间，土地利用的技术变化在三大板块中均有所提高，其中上海的提高最明显，浙江其次，江苏上升幅度最小。但是，受到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除上海外，江、浙两省的土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下降，其中浙江下降最为明显。
3.2.2 不同行政级别的分类特征
2000～2010年间，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变化各异，直辖市的技术效率变化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而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直辖市的技术效率提高得益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时提高，其中规模效率的提高贡献率更大。而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技术效率下降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下降，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虽然两者技术也有所进步，但是技术效率下降抵消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从而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有所下降。
3.2.3 不同城市规模的分类特征
2000～2010年间，除超大城市外，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均有所下降，中等城市下降幅度最小，其次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主要是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特大城市规模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纯技术效率下降明显；而大城市技术效率下降则是因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下降。
技术变化是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2000～2010年间，除中等城市外，其他规模的城市技术均有所进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上升是因为技术进步，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是因为技术效率的下降，而中等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则是由于技术效率的下降和技术退步共同导致的。
4 讨论与建议
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变化的分类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目前，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的主要是规模效率，长三角城市群今后可通过争取户籍制度改革、行政区划调整、国家重大项目布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区域中心城市的做大做强，从而实现中心城市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达到土地集约利用能力有效提高的目的。（2）技术变化是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技术进步将有效促进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因此，今后长三角城市群应当继续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进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积极申请中央财政在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产生和应用的社会环境。（3）纯技术效率变化也是综合效率变化和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各资源要素的配置、利用水平有所下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城市应当改变资源管理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合理配置。（4）城市系统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本文涉及的指标体系并不能穷尽长三角城市群土地效率的影响因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更多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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