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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理论范文1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创新
前言
城市规划管理，包括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城市规划审批管理和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等三个部分。城市规划发展至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划编制、规划研究、规划管理是个统一体，是―个问题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体现。那么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本质和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规划管理工作呢?
1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性质
1．1城市规划管理是一种手段
城市规划管理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城市规划目标、设想与当前建设活动结合起来，使其落实到地面上成为具体化。由此可见，它是保证城市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城市规划得再合理、再科学、再切合实际，也不会顺利地实现。
1.2城市规划管理是管理活动
城市规划管理是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来实现的，包括建设项目的选址、定点、总图审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建设项目的申请、方案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放线验线、竣工验收，还有违章占地和违章建设的查处等，要过多层次的把关，办一系列手续，因此说它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社会的实践管理活动。
2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具体表现
2．1组织引导
组织城市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报批和实施。包括健全相应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以及具体地组织各种调查、评议、审议活动和咨询、检查、评比等活动。拟定一项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引导城市建设按照城市规划要求，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使各项建设尽可能合理布局、节省用地 节约投资、提高效益。
2．2计划协调
根据城市规划设想，结合当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与自然的实际情况，提出全面的城市建设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实施计划和分期实施计划及其估算。实质上规划本身就具有计划的含义。
2.3控制决策
采用行政的、法制的、经济的方式对各种城市建设项目进行直接的制约，如控制大城市人口规划，支持小城市发展，保护文物古迹和优美环境，使城市建设有计划，按比例进行，并留有发展余地等，发展有利条件，限制不利因素，避免损失和浪费，使城市发展建设遵循健康的轨道进行。
2.4监督服务
随时监督、检查城市规划实施情况，查看、了解建设部位是否按照城市规划要求施工，及时纠正一切违反城市规划和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坚决制约违章占地和违章建设现象发生。并运用行政手段奖优罚劣，制止不正之风。
3城市规划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是指按照由法定程序编制和批准的城市规划，依据国家和各级政府颁布的城市规划法规和具体规定，采用行政的、社会的、法制的、经济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城市的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活动进行统一的安排的控制，引导和调节城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协调发展，保证城市规划实施。在这里，扼要地把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3．1城市规划是确保城市土地利用科学合理的唯―法律依据
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就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运用法律赋予的控制手段，保证城市土地利用科学合理和节约原则的实现。为城市土地的征用、规划和具体使用依据和创造先决条件。城市建设用规划管理的重点是要严格控制与城市规划有关的各类建设的选址、定点，使之符合城市规划。主要制约手段是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有法律效益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也就是说凡与城市规划有关的种类建设，必须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选址定点，按法定程序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否则不得以任何借口使用土地进行建设活动。
3．2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城市建没工程规划管理，是指为保证城市规划区的各项建设活动符合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定的审批程序，对于各类建设活动进行规划管理，这是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中的―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地说，城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的具体内容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申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申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具体的规划设计要求，并审查有关规划设计文件和图纸，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其建设活动的合法陛。
3.3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
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是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法定的职能管理工作，是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各项进行中的建设活动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严格的监督检查，及时制止和依法处理城市规划区出现的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行为，保证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
4．对城市规划管理创新的几点建议
4.1建立城市规划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知识培训工作体系
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职工的思想、职业道德教育和组织各类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务实、廉沽奉公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断提高规划管理工作的水平。
4.2建立多学科专业化人才的管理队伍
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管理者面临各种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经济效益、公众利益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规划管理者有广泛的多学科知识并有综合运用的能力。在人员选择上，要求一专多能；在队伍的人受配备上，要增加土木工程、给排水、水利水电、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员。
4.3建立联合审批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打破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旧习俗，缩短材料报道、审核流程、方案修改、验收发证的时间，建立以规划部门为主，园林、环保、人防、消防、交通、电信、煤气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审批制度，联合办公，限定审批时问，统一收件，发证。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办事人。
4.4建立健全富有特色的城市规划地方性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管理应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人治”方法，用“法制”代替“人治”。而且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加强法制。重视走城市规划法制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城市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规划实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开发商合理、正当利益的保护，是优化投资环境的体现。
4.5建立灵活多样的城市规划管理政策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问对投资的争取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而国际国内的资金总是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投资环境成为政府与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规划管理对投资环境的形成与改善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必须运用灵活多样的政策，以吸引城市建设资金，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4.6建立城市规划管理权限制度
随着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活动日益增加，城市规划管理的工作量也将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好规划管理权下放与统一的关系，遵守规划管理极限制度，以确保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城市规模理论范文2
关键词：城市体系 等级 规模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越来越明显，城市等级体系也必然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动。我国城市数量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加强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对于探索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和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界定
基于城市等级体系的自身特点，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研究为主，对其定性研究较少，因此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在一些研究中将城市等级体系、城市规模等级和城市体系等级混合来用。
城市规模等级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标，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职能规模和基础设施规模四部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以人口规模为主。依据城市非农人口规模指标将我国城市分为五个等级：超特大城市（人口1000万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万小于1000万）、大城市（人口在50万到100万）、中等城市（人口在20万到50万）和小城市（人口规模20万以下）。
城市等级体系是指按照城市多项指标的综合对城市进行定位，它包含了城市中心地区和广大乡村地区，以及多产业体系的区域经济系统，城市等级的确定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等级绝不等同于城市规模，一些人口多的城市其等级不一定高，人口相同的城市也不一定就属于同一个等级。但在一些实际研究中，直接以人口规模指标来划分城市等级。
城市体系是指一定地域内在功能和等级方面互相联系的城市总体，城市体系是对多个城市来说。它包括城市功能体系、城市等级体系两种类型和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三个基本结构。城市体系可按城市规模的大小划分为若干个级别，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级别就能代替整个体系的等级。
综上所述，并不能说单个的城市规模或城市等级就是城市等级体系，本文所讲的城市等级体系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综合体。
二、城市等级体系的相关理论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几个重要的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为依托。克里斯塔勒型（Christaller-type）的城市空间体系是在农业腹地的扩大导致制造业生产地点分散（通过产品差异或运输成本导致多组货物生产组织的产生）中自发形成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演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传统模式，第一模式是采用阿隆索（1964）——米尔斯（1967）——穆斯（1969）单中心城市模型，这是杜能（1826）土地利用模式的重新修正，其中“偏僻的小镇”有中央商务区（CBD）取代。第二模式是亨德森（1974）作为经济模型的城镇体系，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合的城市，其主要研究城市规模和类型（Henderson，1987，1988）。第三模式是克里斯塔勒（1933）和廖什（1940）的中心地理论，以均质的平原空间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论基础。
（一）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 Lo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50年代起开始流行于英语国家，之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被认为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通过对德国南部城镇的调查，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发表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论。克里斯塔勒创建中心地理论深受杜能和韦伯区位论的影响，所以他的理论也建立在“理想地表”之上；其后又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假说。克里斯塔勒指出级别高越高的中心地生产较高级别的中心货物或提供较高级别的服务，反之亦然。根据中心地的服务范围，提出了正六边形的网络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K=3的不同级别的中心地数量的递推公式。
克里斯塔勒认为，有三个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的形成，即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不同的原则有类似于K=3的中心体系网络分布，只是在不同的原则下K的取值不同而已，市场原则下取值为3，交通原则下取值为4，行政原则下取值为7。以上三个原则共同导致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
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在书中他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个与克里斯塔勒学说完全相同的区位模型。与克里斯塔勒不同，廖什更多的是从企业区位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方法，提出自己的生产区位景观。廖什出色的工作，为中心地理论树立了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
此后，1958年，贝里（B.J.L. Berry）和加里森（W. L. Garrison）对中心地理论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释。首先，他们增补了中心地理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均质分布的。其次，由于当时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尚未译成英文，贝里和加里森对六边形网络做了自己的解释。在构造中心地等级体系时，贝里和加里森明确提出了“边际等级货物”这一概念，这对中心地理论是一个发展。1962年贝里又提出中心地等级的提高，职能单位数目的增加比中心地职能数目的增加要快。1967年贝里又指出中心地理论假设条件变化后对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影响。他认为，人口密度越高，地区潜在的消费也越高，因此，中心地等级体系中的层次潜在数目就越多。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交通将减少低级中心地的重要性，有利于较高级别中心地的发展，这一点符合美国中心地的发展态势。他还指出，农业社会由于消费水平低，中心地职能分化程度低，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层次数也较少。
贝里（Berry，1967）的概括特征的前两个已由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研究演绎得出。可见，城市等级体系依托于中心地理论而产生和发展。
（二）亨德森城市体系理论（Henderson-type）
城市经济学在针对城市区规模和类型结构的研究中构建了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模型（Henderson，1974等）。亨德森认为经济体为城市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Cities），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即产业在城市的地理集聚产生外部经济，同时，越大的城市存在越高通勤成本引发城市的非经济性。同时，亨德森提出由于产业间的规模经济存在差异，而城市非经济性决定于城市规模，由此解释了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规模的专业化城市现象。但亨德森的城市体系无法处理城市空间分布及相互空间作业关系等空间问题，因此可以被视为无空间城市体系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上的城市等级体系研究，将空间因素重新带回城市等级体系理论的模型。该研究始于Fujita和Krugman（1995）对于“杜能”空间经济框架中单中心城市形成机制的建模，随后，Mori（1995）、Fujita和Mori（1997）逐步推进，最后Fujita等（1999）完成创作。此后，Tabuchi和Thisse（2011）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三）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
城市首位律是马克·杰斐逊（M. Jefferson）早在1939年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一种概括。杰斐逊分析了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列出了每个国家前三位城市的规模和比例关系，发现其中有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两倍以上，有18个国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其定义的首位城市也就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等级的城市。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这不免以偏概全。为了改进首位度2城市指数的简单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四）城市金字塔
城市金字塔是指城市按规模大小分成等级，等级越高的城市数量越小。高等级的城市唯一金字塔的顶部，低等级的城市是城市规模等级金字塔的基础。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每一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与其上一规模等级城市数相除的伤（K值）来表示。
城市金字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简便方法。戴维斯（K. Davis）把城市金字塔的规模等级边界规范化，当城市规模按两倍数分级时，发现世界和城市体系发育的大国基本符合各规模级城市的数目随着规模级降低而倍增的规律。
（五）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
位序——规模法则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F. Auerbach）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符合下式
PiRi=K
式中：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
1925年罗特卡（A.J. Lotka）发现美国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给出了一个比奥尔巴克方程能更好地拟合美国1920年的100个最大城市的模式。罗特卡的贡献在于对位序变量允许有一个指数。
1936年在辛格（H.W. 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现一般转化公式（以10为底的对数的转化公式），相当于：
PiRiq=K
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示：Pr=P1/R。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
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已被很多人介绍。
三、城市等级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地理学科理论基础出发。国内外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传统的方法是从单一的人口规模角度划分；或者是从行政职能的角度划分，但以人口规模方法最为多见。
国外对城市体系研究最早的要数奥尔巴赫（F. Auerbach），他于1913年提出的位序-规模法则，用公式来表示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国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关系。罗特卡对奥尔巴克的约束性方程做了修正，辛格（H.W. Singer）1936年提出了一般转移公式。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城市规模分布的表达式。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通过对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分析，他发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大两倍或三倍以上。马克·杰斐逊还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
我国学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理论。比较成功的有：严重敏、宁越敏（1980年）和徐学强（1982年）先后用全国城镇的详细人口资料进行的位序-规模律的检验，指出我国城市整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王法辉（1989年）用更系统的设市城市资料计算（1949—1987年）历年位序——规模模式参数；周一星（1989年）对中国各省区二、四、十一城市指数计算；徐学强（1982年）、李少星（2009）周一星（1986年）对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详细的分析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成果上，将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和细分。其中，陈彦光（2001，2002，2010，）等，运用理论模型对美国一些城市和我国一些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实际发展中的城市对模型的拟合度；J.K. Ahn，H.O. Nourse，张弘芬提出城市等级体系空间经济相互依存模型，提出产业等级和城市等级体系的关联；王发曾（1993年）针对河南省提出建立城市体系等级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对河南省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魏守华、韩晨霞（2010年）对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采用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对我国城市等级与城市发展阶段的联系具有借鉴意义；刘继生、陈彦光（2001年）对城市等级体系结构进行宏观——微观对称性分析，具有创新意义；李震、杨永春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自身特色将GDP的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进行等级结构扁平化抑或是等级性加强的分析，指出我国城市GDP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等级结构加强，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扁平化，但加强速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减弱趋向；我国还有一些学者将交通网络引入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1]梁涵，姜玲，杨开忠.城市等级体系演化理论评述和展望[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0）
[2]张争胜，邓线平. 中国城市等级体系问题的初步研究[J].城市研究（南京），1999（1）
[3]Fujita M.； Krugman P.；Mori T.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209—251
[4]徐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城市规模理论范文3
关键词：城市规模;创新能力效率;区域差异性
0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53.7%，城镇人口由1.72亿人增加为7.3亿人，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正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由1978年的111个增加到2013年的287个。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大城市的数量增长也十分迅速。当前，我国城市体系中包含了数量众多，等级规模各异的城市。区分城市规模大小的标准通常有城市聚居人口大小、行政等级、地域规模等等，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分级标准不尽一致。本文选取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代表性指标来研究不同规模城市创新能力效率差异 。
Farrell. M. J（1957）首次提出了技术效率概念并给出了测算技术效率的标准与模型，认为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就是投入向产出不停转化的过程，而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理论是测度创新效率的基石。国内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池仁勇等（2004）、虞晓芬等（2005）、张宗益（2006）、李婧（2008）、白俊红（2009）、王家庭和单晓燕（2010）、郭磊（2011）、樊华（2012）、余永泽和刘大勇（2013）。已有研究成果分析了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差异情况及特点，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不同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效率是否存在差异，差异情况具体如何？本文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数据指标及评价体系的构建
从投入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主要来源于R&D人员和R&D经费。R&D人员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为了衡量R&D人力资本投入情况，本文选择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代替R&D人员数，选取当年企业科技活动支出总额代替R&D经费支出。之所以选取这两项指标，是为了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综合、全面地考察投入指标，使得投入指标的选取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的增加或产品的改进、专利发明的涌现、新产品产值利润的提高等方面。在我国，专利主要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三种形式。其中，发明专利是衡量创新产出水平的较好指标，其技术含量高且申请量很少受到专利授权机构审查能力的约束，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地区原始创新能力与科技综合实力。综合考虑，本文选取拥有专利申请数（项）作为技术创新产出的考核指标。
本文选取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城市数据，来考察城市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本文按人口规模对选用的14个城市进行规模等级分类：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超大城市）共8个，即长沙、株洲、衡阳、邵阳、岳阳、常德、郴州、永州，100～200万人口的城市（特大城市）共4个，即湘潭、益阳、怀化、娄底，50～100万人口城市（大城市）共2个，即张家界和湘西州。
1.2 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量为因变量，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和当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为解释变量分别构建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理论模型如下：
P = C + α1 L + ε
P = C+ α2 K+ ε
其中，P表示发明专利申请量，α1和α2是待估参数，L、K分为表示科技活动人员和当年企业科技活动支出总额。
1.3 回归结果及分析
通过利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注：因为张家界市的2004年和2008年的数据缺失，2003至2008年的专利申请数缺失，数据缺失度较大，所以剔除;湘西州的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相较常年变化过大，无法进行回归分析，也剔除。
结果显示，修正R2值都达到0.8以上，标准误差值均较小，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并且系数概率值也均小于0.05，说明判定回归方程的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由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影响系数均高于特大城市，这表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技术创新效率比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要高。
2 研究结论以及启示
一般来说，城市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大小对于城市创新能力效率的高低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代表性指标来研究不同规模城市创新能力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效率则越高;湖南省不同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效率差距较大，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差异性特征。因此，今后湖南省应该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切入点，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当前，湖南正处于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城市要花大力气推进转型升级，加快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坚持高端引进，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探索培育企业成长和产业集群的有效模式;积极推进城市之间的互动发展，加快实施科技转移，增强城市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完善区域创新环境，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抓住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建设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产业集聚高地。
参考文献：
[1]程开明.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池仁勇.我国东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差异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4（6）： 127-131.
[3]李婧.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 2008（12）： 1-7.
[4]仇怡.城镇化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1990～201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3（2）： 26-35.
[5]岳书敬.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科研管理， 2008（5）： 173-179.
城市规模理论范文4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结构；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起着推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进而带来需求的增加、产业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壮大。城市的规模化是实现城市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业结构和产出效率也会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通过探讨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进广东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Signalman（1978）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通过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业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对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服务业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为基础，城市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Black和Henderson（1999）对城市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制造业较发达。因此，达到一定规模后，服务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个由不同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中，城市产业结构随着城市规模而变化，并且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张树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数据进行定量测算，发现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市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而服务业发展及升级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柯善咨等（2014）研究表明，生产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赵维良等（2015）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检验，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规模差异的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研究
（一）数据和变量选择
研究对象为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化率的指标选取上，文中除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采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规模也采用市辖区人口来衡量，对于城市规模的划分主要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采取市辖区数）；服务业结构指标主要是服务业内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计算。此外，本文的服务业结构按照功能和作用，划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两类。其中生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业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二）实证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广东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服务业贡献率（SCR）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表达。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贡献率的情况（如下图所示）。由下图可以看出，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2002年，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脚步，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43；2003―2013年，SCR曲线与UR曲线走势背离，城市化发展迅速，而服务业增长水平开始减缓，2003―2012年广东省服务业的贡献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务业贡献率才超过2002年水平。与此同时，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329，这表明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分析。按照城市规模的划分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按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采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对同一类别内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计算，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特大城市2个，Ⅰ型大城市2个，Ⅱ型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2个；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两个指标，基本按照城市规模的不同呈递减趋势。采用相关分析法检验不同规模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正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816，这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规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较大，标准差为0.41，不同城市规模服务业贡献率相差不大，其标准差仅为0.06，这表明，广东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内在关联，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探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结构。
（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统计数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如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知道，关联度越接近1，关联程度越大。一般认为，0≤γi≤0.4，关联程度低；0.4≤γi≤0.6关联程度中等；0.6≤γi≤0.8关联程度较强；0.8≤γi≤1关联程度极强。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率与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分析得到的关联度系数，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关联度系数并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大而高，也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小而低。通过对关联度系数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比较21个地市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协调程度。清远、惠州和揭阳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134.2万、138.8万和205.1万，属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间，城市化率较低；关联度较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汕头、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532.5万人、381.6万人和154.1万人，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较高，佛山和中山为100%、汕头为98.6%，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按城市规模比较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关联程度属于中等。具体观察不同规模城市，按服务业类型区分的话，协调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生产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与消费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务业结构，具体分析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总体而言，按照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划分，各行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联度系数在0.5265和0.7347之间，关联程度中等以上。最高为房地产业、其次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7347、0.7119和0.7085；关联度低的分别为卫生、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业，关联度分别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产业和消费业比较来看，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为0.6493，消费业的关联度为0.6245，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略高。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加速，但时间序列的分析显示，近年来二者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越高；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规模划分的前提下，二者协调程度相差不大；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协调程度略高于消费业。
（一）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精细分工和周密协作的基础上，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必须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同步实现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带动了服务业发展，实现了服务业水平的跃升。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高附加值的、为生产服务和新兴的服务业，往往是和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的问题。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发展模式，不能不顾实际地通过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服务业，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补充城市化的发展，实现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实现与城市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将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嵌入城市发展的等级结构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促进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三）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速度和总量在中等规模和小规模城市前面，因此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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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理论范文5
法入手。所谓城市规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城市人口规模的结构与分布,通过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可以明确人口规模与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关系。城市规模分布研究较为常用的有城市首位法则、城市金字塔、规模序位法则等等。本文主要借鉴城市首位法则进行次核心城市划分。该方法由马克·杰佛逊(Mark Jefferson)提出,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大量人口、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首位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首位率将首位城市(the Primate City)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领导地位的城市,通常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他城市。所谓首位度就是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比值。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概念,分别表示第一大城市与第二、三、四大城市的人口比值,公式如下: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数S=P1/(P2+P3+…+P11)
式中,Pl,P2,…,P11(Pi代表排名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为城镇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现实应用中,通常可以采用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来衡量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
2、城市首位度方法的借鉴思路城市首位度方法,主要用于测算核心城市影响力,其采用的四城市、十一城市指标,无法对次核心城市进行合理描述,因为次核心城市不能无视大于其规模的城市的影响,且城市群中城市个数不可能恰好对应。不过可以借鉴城市首位度的思想,对城市群每个城市计算类似首位度的城市规模比重,进行城市规模序位排列分析,从而划分相应的次核心城市。。。[1]
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通常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因用地规模随人口规模而变,故通常以城市人口规模来表示。但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由于城市化程度的差异,总人口数很大的城市可能农业人口很多、市区面积很小、综合实力不强。如保定市总人口超过1000万,而非农人口只有63万,整体实力显然无法与总人口1000余万,非农人口562万的天津市相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总人口数无法体现真实城市规模水平,并且根据城市群发展形成理论,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高级发展阶段,非农人口能更好体现城市规模。所以,非农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总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的计算依据。
3 我国部分城市群次核心城市划分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华东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部地区中原城市群、中南地区武汉城市群、西南地区成渝城市群为例,进行次核心城市划分研究。
3.1、辽宁中部城市群:以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沈阳占38%,具有绝对优势,是核心城市;鞍山、抚顺两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6.5%和15.9%,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 ,处于第二梯队,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辽中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沈阳 鞍山 抚顺 本溪 营口 辽阳 铁岭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298 128 124 83 51.5 58.7 33
城市规模比重(%) 38 16.5 15.9 10.7 6.6 7.5 4.3
3.2、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烟台、潍坊、日照和东营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济南和青岛分别占21.4%和21.2%,具有明显优势,同为核心城市,半岛城市群为双核心城市群;烟台、潍坊、淄博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4.6%、12
3.3、成渝城市群:以重庆、成都、南充、自贡、德阳、绵阳、眉山、乐山、雅安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重庆和成都分别占29.2%和24.3%,具有绝对优势,是双核心城市群;绵阳、南充、自贡、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0.1%、8.6%和7.8%,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处于第二梯队,是成渝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成渝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重庆 成都 德阳 绵阳 眉山 乐山 宜宾 南充 自贡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393 327 61 135.7 82 41.7 89 116 103
城市规模比重(%) 29.2 24.3 4.5 10.1 6.1 3.1 6.6 8.6 7.8
3.4、中原城市群: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作、许昌、平顶山、深河、济源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郑州市占23.6%,优势非常明显,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洛阳、开封、新乡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4.6%、14%和14.2%,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处于第二梯队,是中原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中原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郑州 洛阳 开封 新乡 焦作 许昌 平顶山 济源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168.8 104.3 100.5 102 81 48 81.8 29.25
城市规模比重(%) 23.6 14.6 14 14.2 11.3 6.7 11.5 4.2
3.5、武汉城市群以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看,武汉市占到52.9%,是绝对的核心城市;黄石和孝感所占比重分别为8.5%和10.4%,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优势,为武汉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武汉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武汉 鄂州 黄石 黄冈 孝感 咸宁 天门 仙桃 潜江
城市规模理论范文6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1
劳动力流动。1949-1976年，城乡隔离的人口政策使得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城市化水平偏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增加，轻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城市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在空间和数量上都得以迅速发展，大约有3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但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依然偏低，原因在于中国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化的发展。阻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限制。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水平
工业化与城市化。1952年工业化初期，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5.1个百分点；其后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建成了一批工业基地，而此时城市仅仅是作为工业基地的形式而存在，城市功能被大大削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备战而实行的“山、散、洞”策略，使工业远离城市，割裂了工业与城市相互依托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差距进一步扩大。1978年，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26.17个百分点，之后二者的差距逐渐减少；2002年，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几乎持平，之后城市化开始逐步超越工业化；截至2008年，城市化领先于工业化2.74个百分点，虽然城市化水平超过了城市化，但与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相当的国家或地方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根据钱纳里的标准，工业化中期的就业结构标准应为15.6：36.8：47.6，如果以我国近10年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城市化率达到工业化中期60%以上的指标，大约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评价
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在二元经济模型的假设下，农村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在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调节作用下，农村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充实到城市的各产业部门中，而在城市的各产业部门中同样受到工资机制的影响，导致城市中劳动力不断进行人力资本的自我累积，以便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人们对工资水平的预期是导致人们选择不同部门工作的基本动机。作为另一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具有寻求自我增值的天然属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量资本会集中于城市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流动，寻求最优的投资组合，投资回报率成为资本在不同产业和部门间选择的直接原因。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离不开产业的支持。城市中的工业和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产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经济结构，而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则是城市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保证。产业结构的演进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城市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企业生产的最佳区位选择，紧密的空间结构和高密度的产业集群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了知识的外溢。同时，城市又为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城市可以创造需求，改善就业结构，使劳动力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城市正是在保证产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中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城市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真实人均收入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形曲线。
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企业集中于城市中，使每一家企业都能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的范畴不断扩大到服务产品领域，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直接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空间上的接近既可以降低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运输成本，又可以减少劳动力对于工作机会的搜寻成本。同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知识外溢和模仿创新的水平都将大大改善，从而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真实人均收入水平，但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多无法估计的外部负效应便体现出来，真实的人均收入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减少。但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会提高一个城市的自我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减少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负效应，从而保证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差直接决定了城市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即城市规模扩大会提高人均的收入水平呈现倒U形的一轮又一轮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对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政府不应采取过分的限制政策。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008年，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中，城市总数为655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68个，县级市368个，由于山东省的17个城市数据丢失，我国2008年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对数之间的关系，二者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根据其理论模型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不仅受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还取决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水平等诸因素的影响。为了研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模型，并通过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
利用中国2008年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城市化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
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均GDP将提高0.32个百分点；人均固定资产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高0.57个百分点；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高0.1个百分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人均GDP的影响最大，本文重点考察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于人均GDP的影响。就是说随着中小城市的不断加入，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系数将逐渐变小。因此，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城市要比在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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