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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方案范文1
李锦表示，中国的民营资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面对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其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都显不足。
观望
中石化6月底公布的混合所有制引资方案中，特别强调了“三优先”原则，其中就有一条是优先内资。市场对此的质疑是，一个近1000亿的引资计划，在中国哪个民营资本有如此实力？
外资也有同样的担心。BP（英国）石油公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张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混改”的每一步动向。在顶层设计没有出台前，外资不会有太多具体动作。
这种观望和犹豫的情绪并不仅存在于民资和外资中，国企内部也如此。他们担心的是，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这是触及国企管理者最敏感神经的话题。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企最大问题在于所有者缺位，企业的管理者不代表所有者的利益，国企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推动它的变化。
周放生指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点是“体制性流失”和“掠夺性流失”，而不是“交易性流失”。所谓“体制性流失”是指不改制的国企，相比改制的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更严重，比如内部腐败、浪费、投资失误、内部低效率。
“掠夺性流失”则是指很多国企的管理者将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可以随意处置，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比“体制性流失”更可怕。
中国特色
混合所有制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上溯到改革开放之初。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方针。
改革之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成主要来自于经过所有权改造的国企。典型案例如1984年北京天桥商场改建为股份制企业，改制后国有股占50%，银行股占25.9%，企业股占19.7%，职工股占4.4%。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的重点方向并不是混合所有制改造，而是对国企的放权让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深陷财务困局，不少地方中小国企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成为政府的巨大包袱。此时，单纯放开企业控制权已无法解决问题，国家开始考虑对国企进行所有权改革，以摆脱困局。
在1997年～2003年的国企改革浪潮中，许多乡镇一级的小型国企被出售，许多中、大型国企，通过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万科、联想和TCL等便是此轮国企改革的产物，这三家企业至今仍留有一定的国有股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其《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一书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国企改革的浪潮，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私有化道路，但中国却选择了混合所有制路径。
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逐渐减少国有股、不断向民间出售国有股的计划，但从长期来看，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非国有股比例逐步上升，将是一个大趋势。
目前推进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与过往两次一样，延续着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渐进式改革特点。
虽然一些人对“混改”仍持有怀疑态度，但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表示，“应当看到积极的一面，至少已经触碰到产权问题。”
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方案范文2
记者要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
――李保民
国资改革领域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国企改革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李保民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和国资监管研究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党委书记、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采访过程中，李保民提醒记者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59岁的李保民直言不讳。
改革方案为何推迟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改革方案是社会热议话题，一再传出将要出台的消息却迟迟未，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何时有望与大家见面？
李保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多个部委参与制定的“1+N”的一揽子方案。关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时间必须服从内容。我认为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一种转型攻坚时期，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要围绕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这个时期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推敲，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如果各方认识达成一致，文件的出台就会很快。
舆论关注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说明大家对改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和急迫，但我认为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的规范程序、建设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引导（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时间本身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新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哪些新的问题？方案决策进程中哪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化统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含马克思说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传统三要素，还包括技术、专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对这些要素如何评估、考量，并作价入股，体现了方案设计者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充分优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大问题的清晰界定。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在搞混合所有制时除了“招、拍、挂”之外，还有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防范，特别是技术、品牌、信誉等无形资产，怎么避免各界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流失和资产流动之间，在职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纲上线，而是每个具体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当然方案还要在发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寻找盘活存量资产的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有13个省市明确今年将着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这是否是改革的破题关键所在？
李保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是一种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进一步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长期的研究探索，目前营运和监管国有资产的主体主要有五类公司形态：第一类是主要做增量的资本投资公司，此类企业根据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考核。第二类是主要做存量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叫资本经营公司，比如诚通控股和国开投，这类企业在扭亏增赢和并购重组过程中，重新整合包装现有资产，再去市场运作，效果非常好。第三类是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作为参股后的股权持有人，利润也很可观，像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就是这样。第四类是集团公司打造成实际上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宝钢、中航工业等具备各类资本运营职能、拥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实体，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带动的产融结合。第五类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综合性公司，诸如中信，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有点像新加坡的淡马锡。
当前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钱少人多机制不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改组若干家资本运营公司，还是重组若干家资本投资公司，更多都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出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一条解决国有企业“钱少钱从哪里来？人多人到何处去？机制不活怎么转？”等问题的道路。
改到深处是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产权多元化的现实路径在哪儿？
李保民：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多元化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保障制度，这是企业抵御风险比较好的方式，这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权多元化的。我认为下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按照基本经济要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投资体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没有明确投资目录的细则，即哪些行业能进、哪些行业不能进，因此虽然新、旧“36条”都明确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所以壮大非公经济的潜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进外资外商，更要通过引进资本来引进机制。大家现在对产权的认识越来越清，但人权的力量没有认识清楚。当资本力量越来越大时，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机制保障合理人权，约束不合理人权。引进外资外商时必须要注意到，引进资本不仅仅是引进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体制和机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国有企业目前具备引进社保基金、保险、理财、证券、外汇储备等各类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第四，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职工入股，形成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大的亮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一些行业已经试行过职工持股，今后的职工持股过程也要注意连股连利又连心，特别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经营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较大比例持股。我们鼓励大家全员持股，但是反对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票期权，央企则要破解高层经营管理者和行政官员间的交叉任免问题。
第六，生产要素作价入股。三中全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这些生产要素如何作价入股，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拿出具体办法来。
第七，发展和完善职工持股会。可以通过交给工会代管、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交给中介机构托管、采用“顶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种方式实现。
第八，是国有产权之间交叉持股。这个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业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周刊》： 怎么看待被广泛关注并夹杂“私有化”非议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从企业角度讲，随着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是一种非常好且意义深远的利益联系形态，就是常讲的“连股连利连心”。但这种持股在每个企业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搞平均持股，有些企业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国的一些公司为例，把员工划分为八个等级，前四个等级可以持股，明确要留住这些人才，后四个等级不允许持股，让非稀缺人员流得动。
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职工一持股，马上就有人炒作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了改革阻力。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的国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各类监管条例的制定，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等，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现在的员工持股更多是技术、专利、投资等量化入股，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不能说个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论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让思想解放、让观念转变，客观地认识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地新的现象和途径，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旧的思想困扰着混合经济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解决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民营企业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门槛多、垄断行业准入受限、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完善，导致他们担心混改后的预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方案范文3
转机制、增活力，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根本手段。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比较高，按资本测算整体超过了40%，个别竞争类国企甚至达到了80%以上。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难以满足市场化的要求。二是一些基础性和垄断性行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还非常低，非公资本很难进入。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 《意见》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
首先，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点领域，选择一批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这些领域都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国企大多以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形式存在，均存在着经营机制僵化、劳动生产率低下、竞争力弱等弊病。在这些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有利于企业转变机制、去除弊病，降低社会公共成本。其次，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支持具备条件的上市企业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母公司绝大多数仍保持国有独资。尽管底下实现了“层层混合”，但由于母公司没有实现市场化，“老体制管新体制”，使得众多各层级子企业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或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就是要破解国有大企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第三，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因地制宜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在结构、质量、规模和功能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各不相同，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宜“一刀切”。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范围内，允许地方先行先试，鼓励探索新手段、新模式、新机制，有利于激发地方改革积极性，也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去产能、化僵尸，加快实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在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国有资本增量投资大量投向基础性领域和重化工行业。二是存量国有资本仍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业和领域，退出和转移速度很慢，而且经济效益持续恶化。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有企业这种“向重集中、过于分散”的结构特征面临着严峻考验。一方面，大量布局于基础性、资源性及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面临着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利润大幅下滑，亏损面持续上升，经营遇到了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大量低效率、低产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又存在于各个行业，而且只增不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已成为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去产能、化僵尸是今年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上一阶段国有资本不断向钢铁、煤炭、有色等领域集中，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必然是当前去产能的主力军。譬如在煤炭领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全行业的比例接近60%，煤炭上市公司中90%以上的市值都由国有控制，行业前20名企业中有19家为央企或地方国企。国有领域同样是“僵尸企业”的重灾区。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管理体制、特殊的政企关系、特殊的职工身份，更易成为僵尸企业，也更难出清。去产能、化僵尸，既要政府主动作为，更要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指导意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制定并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案，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同时，《意见》也指出，要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破垄断、促开放，大力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
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方案范文4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中图分类号】F121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对我国而言，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高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经济进入增长减速、结构升级、动力转换的新常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节需求结构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最终要落到结构改革上，通过比例调整来设计新结构、改善效率，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核心是将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8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杠、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改革方案，供给侧改革从顶层设计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的内容中，特别强调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国企改革既是老问题，也是难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国有企业既是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使命
供给侧改革适应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发生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一是供给管理将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重点，二是改变过去行政化的供给管理手段。其实质是通过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再组合、再配置，重塑我国产业体系，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必然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度支持。2015年9月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我国国有资产总值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从体量上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要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承担着部分宏观调控的功能，并兼具社会责任，在促进现代化、保障民生、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体制机制转换和历史负担等因素的影响下，国有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格外艰巨，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攻关领域。
二、供给侧改革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之一。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激发企业活力。国有企业是否具有活力，主要体现在决策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两个方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的分类推进国企改革、支持国企整体改制上市、加强资本管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内容，都是激发企业活力的有力措施。按照《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21号）紧紧围绕“四个更加突出（更加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更加突出基层实践和创新，更加突出抓改革措施落地）”的要求，以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目标，国务院对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深入部署。这使国有企业整体上迎来巨大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也面临来自市场竞争和自身经营风险的挑战。
市场竞争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行业及产业准入门槛放宽、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有企业的总收入为454 704亿，同比下降了5.4%，实现创收利润总额为23 027.5亿，同比下降6.7%。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继续处于亏损状态。煤炭和钢铁行业亏损面过半，煤炭价格跌成了白菜价，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主营业务亏损数额巨大。其中固然有经济下行、产能过剩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其面临的市场风险加剧是毋庸置疑的。
市场竞争风险方面：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利润下降的同时，财务费用却在不断上涨，企业负债比例较高，且融资方式单一，尤其是重资产的国有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断增大。一些依靠杠杆艰难生存的企业，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给整个行业的稳定带来冲击，甚至引发区域性、行业性金融风险。
得益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供给能力总量与总需求基本均衡，但供求之间还存在结构性失衡，还不能将供给能力转化为有效需求，因此，供给侧的提质增效十分重要。化解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局，唯有转机制、增活力，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质增效。
三、供给侧改革下国有企业提质增效的对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力。在厘清政企关系的前提下，政府应着力于有效政策供给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有企业应致力于提升经营水平，增加新型供给，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以制度创新引领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1.政府：以新的制度供给促进要素流动
供给侧改革不仅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最大化地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市场活力，逐渐由市场来代替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厘清政企关系的关键是要简政放权，明确国企定位，确定战略布局，有进有退，加强监督，以新的制度供给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政府要做的是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生产要素流动通道的制度瓶颈，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在加快去产能方面，应从国家层面确定削减产能总量的目标，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允许配额交易，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兼并重组。在经济下行期，高税收、高融资成本和不断抬高的生产要素成本，不利于增加有效供给，应以产业政策为导向，通过减税降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让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要素不断创造财富。进一步完善融资功能完备、市场监管有效的股票市场，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并购重组的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促进产业、行业间资源的高效流动和配置，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改善产业发展质量。鼓励外资参与国企的改造、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通过资本市场等途径，引入新的投资者。
2015年以来我国简政放权改革步伐加快，下一步是向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纵深推进，持续为企业减负，为企业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秩序和政策环境，规范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秩序。二要给予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的市场待遇，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三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要保护知识产权，依法保护私人产权。五要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创造便利条件，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2.国有企业：理念创新引领实践创新
理念是人们依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合理认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以及日常行动。革除旧有的固定看法和既定的思维模式，用新方法、新视角以及新思维，创造出新思想、新观点以及新结论，进而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理念创新，它包括管理和观念两个方面，其本质是对原有的或者固化的观念的突破与超越。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优秀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创新的过程。国有企业需要破除旧有的、固化的思想观念，就必须进行理念创新，形成与市场经济下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相适应的理念体系。
当前，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体制创新等理念创新的意识还不够浓厚，部分企业虽有创新理念，但还未付诸实践。在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在供给侧发力，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理念，以理念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创新，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活力，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努力降低经营成本，依靠创新提质增效。
（二）以深化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去国有化”，而是要进一步增强国企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竞争力，使国企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并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发挥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培育企业这一供给主体，调控的效果最终决定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强弱。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供给管理，经过30多年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成为调节社会总供求的主要手段，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供给体系的格局并未完全消除。市场竞争虽然使得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渗透率大幅下降，但在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供热供电供水等工业领域以及电信、民航、铁路等服务行业，国有企业凭借行业垄断地位，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渗透率和控制力。行业垄断保护了国有企业，但也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国企冗员严重、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应当主动作为，破除垄断、促进开放，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国有企业优化供给、提质增效的压力和动力。
应继续深化国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要点包括：一要在重点领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二要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改革。在2015年出台电力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今年将继续推出多项行业改革举措，包括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出台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配套政策、出台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等；三要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尤其在重点行业的新兴领域，要向非公资本全面开放；四要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包括电价市场化改革、成品油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天然气门站价格和管道运输价格等。
（三）以创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予以落实。创新是国企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力量源泉。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创新提升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在目前产能过剩的形势下，国企改革需要做好加减法。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造成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现阶段减法应该主要指用市场方式依法处理僵尸企业。加法主要是通过激励使员工与企业股东实现利益共享，使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1.发挥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主力军作用
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就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推动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在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巨额资本的产业中进一步新办和扩大国有企业，通过国有企业带动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一要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二要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国家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制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中长期目标，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引导全社会增加投入。三要加快推进产学研结合，提高研发成果转化率。建立大学、科研机构研究成果转移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重点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年度报告制度，加快完善知识产权、技术入股等法律法规，促进高校、科技机构科研成果产业化。四要完善技术创新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知识产权推广和交易。
2.发挥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国有企业应通过完善产业链、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技术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特别是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政府应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
四、结语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明显。基于此，我国政府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效益偏低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是供给侧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环节。国有企业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细化了国企改革的路径，意味着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国有企业要积极转变转念，主动出击，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以创新为驱动力，努力化解过剩产能，通过提质增效不断激发自身活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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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方案范文5
一、 行为经济学――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视角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断地趋向精密化、数理化、规范化，但始终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作为理论基石，对经济行为人的研究几乎均侧重于如何在严格的约束框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主流经济学热衷于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尽管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研究障碍，但完全信息与理性经济人的严格假设不可能成立，导致经济生活中往往出现主流经济学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判，需要对其范式及政策理念进行重新审视。
针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相应缺陷，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修正了主流经济学传统假设的不足，对很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力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更为客观的解释。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三个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与有限自利。行为经济学指出，经济学家之前宣称基于利己性、理性行为的模式虽然能够给人们行为决策提供看似满意的行为规则，但现实中无人能够严格执行。行为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于确定能够为一个新的、更为客观的人类决策模式提供基础的行为规则，以更为有效指导客观实践。
由于完全理性、偏好稳定的严格假设完全不符合现实，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注定难以完全正确地指导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到众多行为主体如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行为经济学所阐释的行为主体各种行为特征，可被用以分析相关主体的行为，实现对行为主体更为现实的描述与分析，弥补传统经济学分析与以其为理论基础的政策缺陷，为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二、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1. 自辩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辩理论（Self-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当决策者发现投资过程中反馈的信息与投资前不符合时会产生认知失调，而决策者会有动机消除这种失调，努力实现认知的一致。在“自辨”的心理状态下，容易导致决策者在项目本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恶性增资。
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及人的有限理性，政府及国有企业做出的混改决策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与预期目标的偏差。此时，决策者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按照原先的路径改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及时终止，会损失已经投入的资源。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掌握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成败与否关系着他们的政绩及声誉，如果事实证明决策不当或失败，将对决策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一旦在改革出现偏差，决策者会出现认知失调，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承认失败责任及维护权威而千方百计地使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从心理层面强化原生性认识，弱化认知失调，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继续错误的混改决策来进行自我辩护，从而造成更多的损失。
2. 沉淀成本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投资者不应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但现实中的决策者一旦事前进行了大量沉淀投资，便会为了不使沉淀成本失去价值，具有追加更多投资的倾向，即沉淀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一般而言，沉淀成本越高，沉淀成本效用越强。所以，现实中的经济人在投资决策时会将沉淀成本当作重要的决策依据，目的就是弱化沉淀成本效应，避免陷入沉淀成本的陷阱。
与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本次改革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独角戏，非国有企业拥有了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非国有资本不仅可以参股国有企业，甚至可以控股。而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必须要由优质非国有资本的积极参与。非国有企业一旦参与改革就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资本，由于资产专用性，一部分资本会发生沉淀。如果混合效果不佳或者是失败，那么沉淀成本将无法得到补偿。所以，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非国有企业会千方百计寻找更为合理，更便于自身退出，节省沉淀成本的手段。但是，当前尚没有完善的保障非国有资本利益的市场退出机制，造成非国有资本一方面想要参与国企混改，另一方面又害怕混合之后，利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尽早退出，产生过高的沉淀成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见，沉淀成本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3. 损失厌恶、现状偏爱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指人们对同样货币数量的损失和获利，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利的快乐，往往进一步地表现为短视损失厌恶效应（Myopic Loss Aversion）。因此，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会强烈地抵制改革，即使补偿也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才能够弥补损失所带来的效用减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打破国有资本对石油、电力、航空等传统垄断行业的垄断，引入外部非国有资本。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国有资本及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突破传统旧体制的瓶颈，收益远大于短期成本。由于损失厌恶效应，很多国有企业不愿意放弃当前的垄断优势，对短期成本估值过高，而对于长远收益估值相对较低，导致不愿意改革或者不配合甚至是阻碍。特别对于一些高利润的垄断行业，损失厌恶现象会更突出，改革阻力更大。
现状偏爱效应（Satus Quo Bias）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具有惰性，即使变化也会存在路径依赖，很难偏离现有框架。与以往的股份制改革不同，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市场平等地位，要求国有企业改变传统的国有股一家独大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深入的混合改造。这些措施是对于传统国有企业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尤其是股权结构上，国有资本不必一定控股，对于传统体制下的一些国有企业而言短时间内很难接受。政府和企业尽管表面上声称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受到现状偏爱效应的影响，更多在原有制度安排上进行简单修补，难以实现根本上的体制变迁。即使混改成功，混合之后的资源整合更为关键，否则无法发挥混改应用的功效。现状偏爱效应会使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过去的经营理念、运营机制、管理体制及企业文化偏爱，不愿意适应对方，容易造成不同资本间的冲突，增加交易成本，影响融合质量。
4. 羊群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羊群效应（Herd Effect）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不确定性决策时，容易受大多数人影响而丧失自我思考的从众心理，实质上是有限理性的表现。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以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混合化为最终目标，仅仅是实现转型的手段。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国有企业未达到完全自主，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在中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纷纷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一些省份更是拿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表，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目标国有企业全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这些举措虽然响应了中央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盲目跟风现象突出。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担心自己的改革步子迈的小，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其他地方，没有足够的耐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足够的理解、调研，不顾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盲目混改，出现了定指标、下任务的行政性干预，冒进现象突出，实际上是用行政指令推动国企混改，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5. 禀赋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是，支付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等，意味着购买价格与销售价格大体一致，没有重要的财富效应。这一原则也是科斯定理所坚持的。但是，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这种假设不符合现实。Knetsch和Thaler（1990）通过代金券与杯子的交换实验证明，当行为主体拥有某种物品的产权时，对其的价值评价要远大于不拥有时，即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使科斯定理中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都能达到一样效果的预测不成立，使产权交易双方在产权价值的估值上存在冲突，即使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导致谈判破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之一是国有股权定价。国有股权是否合理，能否得到交易双方的共同认可，决定着能否实现混合及混合质量。如果国有股权定价过高，不利于吸引非国有资本融合；如果定价过低，则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其估值较高。非国有企业没有所有权，估值较低。由此造成了双方利益的差异性，不利于融合谈判的达成。禀赋效应的存在需要国有股价的客观与科学，但当前国有股定价机制不完善，流通股权主要靠原值或净现值评估出来，无法正确衡量与确定国有股市场价格及其获利能力，因此很难协调好双方利益。
禀赋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环境（Context）对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和Issacharoff（1994）通过实验证明，当一方当事人认为对一项权利已经拥有或特别应得时，会产生强烈的禀赋效应。通过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的市场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对非国有企业制度上的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存在“玻璃门”、“弹簧门”，非国有资本想要进入垄断行业的难度依旧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者们认为已有的控股权及垄断地位是理所应当的，禀赋效应十分强烈，产权改革及股权结构优化的难度也就越大。
6. 公平、自利服务偏见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平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难点。传统经济学对于公平的研究很多，但始终难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原因在于公平与人的主观心理联系密切，很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公平标准，而传统经济学偏好一致的假设决定了其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公平问题。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参照交易（Reference Transaction）”进行了诠释。如果交易严重偏离了“参照交易”，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不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认为自己承担着很多社会性与战略性政策负担，理应享有更多的政府优惠措施与垄断优势。非国有企业却认为只有实现双方完全的平等竞争，消除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偏爱，才是公平的。可见，双方对公平的参照基准不同，导致双方在融合谈判中需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
大量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存在“自利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对于公平的判断带有自利服务性。由于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职能部门及国有企业出于保证市场控制力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对非国有企业存在偏见，只愿意转让少量国有股权，认为是公平的，而非国有企业基于自利服务却认为是不公平的，这就容易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三、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行为经济学为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要求我们在改革中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1. 正视沉淀成本，实施有效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非国有企业摆脱沉淀成本的负面影响，激发其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规范相关政策法律，保证非国有资本进入行业后的合法权益。对于易产生沉没成本的资源如大型开采设备，要建立完善的交易市场尤其是二手市场与租赁市场，降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政府实行补贴，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政策，补偿非国有企业的沉没成本，促进技术设备的更新。
2. 打破国企垄断，完善市场体系。坚持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石油、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更多的垄断市场领域及业务，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充分公平竞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与竞争性，消除对国有企业不合理的倾斜政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严把合法管、合理关与监督关，做好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准入服务，为非国有资本进入市场提供条件。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有股定价机制，规范国有股流通程序及通道，实现全过程的公开化，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通过这些措施，逐步转变一些职能部门与国有企业陈旧强化的思想观点，弱化禀赋效应，使其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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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发展、产业扶持等正作用不言而喻，但有些公司却长期依赖补贴扭亏为盈，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表示，“其投资价值将会大大缩水”。
八成上市公司靠补助扭亏
近日，随着福成五丰等最后161家公司公布2014年半年报，沪深两市2537家公司中报披露工作收官。A股2537家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13.68万亿元，同比增长6.4%，实现净利润1.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虽然，中国石油、中国国航、建设银行等行业巨头位居利润排行榜前列，日进斗金，但细看之下，在这份成绩单中却有不少“水分”，上市公司的“骄人”业绩并不全是靠自己主营业务挣来的。
Wind资讯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共有2235家上市公司在2014年半年报中披露收到政府补助，合计收到政府补助高达322.63亿元，收到补助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公布半年报公司数量的88.1%。这些公司大多是中央国有企业。部分公司所获政府补助甚至远远高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不仅数量增加了52家，总金额也同比增加34.36%。根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分类，其中获得补助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有1182家，地方国企所属上市公司有557家，中央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有289家。
在2235家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业绩与“补药”息息相关，部分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远大于其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有的上市公司干脆就依靠政府补助盈利，如果去除政府补助则立马陷入亏损状态。以露笑科技为例，其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为461.6241万元，但其获得的政府补助就有461.5102万元，这意味着去掉政府补助后，露笑科技可能的“净利润”只有1139元，而政府补助的461万元是这一可能“净利润”的4052倍。
牛市动力所在
虽然，一部分企业的利润是与获取政府补贴息息相关，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等良好的业绩改善预期已经出现了。”一家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表示，10月份一定要重视国企改革的机会，国企改革意义很可能会像股权分置改革引领2006年―2007年大牛市一样，成为牛市的引擎。
从事资本投资的人眼光敏锐程度总是超乎想象。华鑫证券认为，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进入下半年后，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在全国各地加速推进。多家央企率先试点，十多个地方省市也已公布国企改革方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点，旨在改变国企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激活整体经济活力。
政策面上，政府的改革决心增强了以改革释放红利的预期；资金面上，来自房地产、理财产品乃至境外投资者的资金也蓄积起相当的流动性。业内多认为，进入下半年后，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将在全国各地加速推进。以中国石化为例子，这只体量庞大的蓝筹股，此前一直因为缺乏好的业绩成长预期而不受市场追捧。但是，今年中国石化推出改革方案至今，股价从最低的3.85元涨到最高的5.76元涨幅约50%，远远超过大盘涨幅。
对接国际资本
“国企改革”已属老生常谈，但背后折射了大背景确涉及到了真金白银，因此成了国企本轮改革的焦点。
在1990年代，央企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确定业务扩张边界。而如今，改革目标已被放在了加速企业国际化扩张和寻求全球资源的层面之上。前一轮改革旨在搭建央企系统的内部架构，是一次“内向型”的改革，须借助于A股和境内资本市场的融资；而这一轮改革则可以看作寻找巨舰入海的航道，是一次“外向型”的改革，应把企业主体置于国际资本平台之上。
在阿里巴巴IPO“弃港赴美”和李嘉诚“撤资”的背景下，不久前，中信泰富宣布正与母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商讨收购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股权。这是直属国务院的中央企业首宗借壳香港子公司实现整体上市案例，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上市成功后，中信集团的注册地将改为香港，成为第一家在香港注册并控股中国内地大型金融集团的中央控股国有企业。
中信本身作为改革的标志性意义不容忽视。财政部此前保持对中信集团100%的控股，即对中信股份亦是100%控股，此次上市后，财政部的持股比例将一次性减持到70%，未来财政部还将进一步减持中信股份的股权比例至30%。如果在香港上市后，中信集团能够成为央企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典范，我们才可以说，中信是又一次借助香港的阵地，充当了改革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