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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1
几千年来,传统草原文化一直是蒙古民族传统的标志性符码。漫长的历史岁月使现代文明生活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但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不时发现自己正处于现代文明的迷途之中。一些很富有草原民族传统文化意义的东西在逐渐失落。如果我们淡化了传统草原文化的特色,内蒙古的现代文明将走向何方?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内蒙古怎样保持其民族精髓?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很多对于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人可能会感叹传统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还有人可能觉得时代进步了,世界变化了,传统草原文化该逐渐退出现代文明的氛围了。更多的人却感受到一种对于传统草原文化的迷失。例如,有些地区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长,认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经济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认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代表着现代文明程度的高低。“全球化的浪潮将吞噬和同化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将丧失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丧失它最珍贵的‘精神血液’。这又是一场人文领域内的城市灾难,也是一种人文和精神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这种片面的发展其实是传统草原文化尴尬境遇的一个缩影,自然会带来传统草原文化的迷失。
二、现代文明中的追寻
(一)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撑
作为中华文化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草原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和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蕴含着现代文明赖以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肥沃的土壤、滋养和启示,对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传统草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长期熏染、代代传承,使整个蒙古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和精神,使得草原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支撑和延续。
(二)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由多个民族相继创造、具有悠久历史的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深深植根于草原民族生产、生活实践的草原文化,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古老的民族传统。成为迄今为止我国现代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又以饱含现代文明内涵的丰富内容。融入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潮流,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特色之源
对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开发、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的“文化积累”之上,传统草原文化是在内蒙古生活的人群的“集体记忆”。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一切发展和创造都是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必然引发人们在内蒙古现代文明进程中竭力保护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渴望与努力。
“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地区特色制约其文化定位,文化定位体现其地区特色,而文化定位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强化地区特色。这种特色有利于地区个性的培育、形象的树立、魅力的增加和品位的握造。现代文明不应该只是建筑的叠加与罗列,不应该只是道路的延伸与交叉,而应该体现出自然环境、建筑艺术和人民素质的和谐结合,应该体现出这一地区的传统风情、现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和谐共生。
三、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一)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的可行性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的共存互补作用对于建构现代和谐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深感不安时,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就是这种共存互补可行性的范例。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草原文化所蕴含和揭示的生态文明意义是十分突出和显而易见的。比如,草原游牧民族为了防止草场的超载使用,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以减少对草原原生态的破坏。传统的游牧、轮牧、休牧。实际上是一种对草原自然的生态恢复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来审视北方的草原生态屏障时。不能不对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要求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还具有重要的现代文化意义。自古以来,内蒙古就是民族聚居、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地区。一部草原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繁荣、携手进步的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至今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文物古迹,现已查明全区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共有15万余处,馆藏文物50万件,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8处。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是内蒙古草原历代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中,最为精华的当属民族建筑的精华。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寺庙古塔很多都忝待抢救维护。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追寻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现代文化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的实践性
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草原歌舞在各地风靡,草原风情吸引了众多的目光。红山文化等文化遗址见证了草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蒙古族无伴奏合唱和民族歌舞摘得国际乐坛上的金奖,乌兰牧骑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草原的乳、肉、绒等产品享誉国内外。这些实践活动展示了草原文化蕴涵着的无穷魅力,增强了世人对于草原文化重要性和深远影响的理解和认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草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草原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于各地、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和走向世界的升华,并以此成就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
(三)在对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追寻中去发展内蒙古现代和谐文明
对草原文化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草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具有互动性,一方面,草原文化可以通过发扬绿色生态传统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另一方面,应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将草原文化推向经济大潮中,树立“创意经济”意识,积极延伸草原文化的内涵。在内蒙古的发展中,应树立向文化大区转变的观念,树立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内蒙古的文化标识和地区特征。内蒙古与其它地区的不同不是在于地区功能,而是在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底蕴不一样所形成的地区特色、地区风格。内蒙古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更要有传统草原文化作为底蕴、内涵和资源,这样。内蒙古的现代文明建设才有生命力,才可以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现代性 内涵
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P4)中国文学也从那一时期,顺应时展变化的律动,开始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故而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试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丈夫》为例进行比较,来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样式。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 (P337)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3](P137)《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进城去卖身养家的风俗,在现代文明中可能被视为奇耻大辱的事情,在古风古道的湘西似乎却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当时众多送妻进城营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员。小说通过讲述他进城见妻时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其人性从蒙昧而麻木到愤然而觉醒的过程。
丈夫进城去看妻子,并未看见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鸨的热心款待,还有幸与他眼中“督抚的派头、军人的身份”的“伟人”——水保聊天。尽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级的 “客”,但两人的关系,不若现代人眼中尴尬和对立,反而带了些许平静和谐的气味。水保一来,丈夫就学着城里人说话,招待水保。丈夫他为水保找烟、找自来火、拿板栗,水保也并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与丈夫闲话了半天的家常。在这里,我们看不见阶级的仇恨和对立,有的只是生命个体的平等与尊重。
而最后丈夫一早带着妻子回转乡下去的结局,与其简单地把其划归于阶级冲突的产物,不如把它视为是风俗旧习在人性的感召下自然转化的结果。丈夫从妻子与别人交易时躲在后梢舱上低低的喘气,到因水保的嘱咐感到羞愤,再到老七同醉鬼睡觉时的沉默,再到大娘暗示巡官要来时用“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到最终下决心带妻子回到乡下去,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人性苏醒过程中的产物。因为同他的妻子温存片刻的、一个要求不算高的梦的破灭,让丈夫终于明白,在那艘船上,他们毫无尊严可言,不仅要遭受身体的侵犯和言语上的侮辱,还要遭受人格和权利的践踏。所以丈夫的男性尊严和自然人性也在最后得到了彻底的苏醒与解放。年青的夫妻终于有了反抗习俗和命运的勇气,选择“离开码头”这一全新的道路夫妇离开了使乡下妇女堕落异化的城市,一起“回转乡下去了”,在那里,他们或许能够重温恬静、和美、健康的乡下夫妻生活。
在《丈夫》中,不论是老七、大娘、水保还是丈夫,他们都活得自然、健康、不做作。尽管那个社会依然存在着不符合人道的习俗陈规,但是人生的悲喜剧及风俗旧习都随着自然人性而得以转化。沈从文认为,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50)是治愈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一剂良药,而这个药方不会造成像现代文明给城市人们带去种种不幸的恶果。
青少年时期于南京求学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鲁迅接受和认同了西方知识价值体系,他“认为西方社会和文化是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是值得模仿搬用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非理性的,是需要被克服、被遗弃的” [5](P94),因此鲁迅以现代文明为镜角观看和反思中国。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到,“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流于暗淡。”所以鲁迅以发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弊端作为他反思现代性的突破口。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和精神解放的历史欲求。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6](P17)鲁迅以在铁屋中呐喊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而沈从文却放弃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以超前性的眼光触摸到了历史的暗流,敏锐的洞悉了理性与文明对人的本真性、丰富性的蚀空。悲悯慨叹人存在本身的危机,痛惜人的内涵正日渐削减、稀薄。”[5](P96)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 “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的解读。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一个站在现代化洪流中以传统来反观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 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韩]赵恒瑾.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沈从文.沈从文集·小说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3
1.要有危机意识。
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历史悠久,但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甚至濒临消失;另一方面,一些文化遗产不具可再生性。因此,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意识在学生之中牢固树立,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采取科学吸收的态度,从而传承好、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2.形成产业意识。
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多以自发形式存在,规模较小、影响力不足,改变这一现状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品牌来经营,形成民族文化产业意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宣传手段相结合。同时结合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对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度和知名度。
3.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随着文化旅游等服务性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逐渐作为产品进行开发和经营。依托于民族传统文化兴起的服务型产业只有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达到保护和继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现阶段,许多企业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破坏现象,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要树立适度开发、重点保护的意识,不能单纯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4.树立创新意识。
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流失,更要在保护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将现代文明精神和传播手段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例如,网络技术的应用相比传统的媒体设备优势更加明显,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再如,云南的纳西古乐是比较典型的民族音乐,近年来,与古乐器结合所演奏出的悠久古曲就成为传唱的佳话。
二、如何将艺术教育应用到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1.建立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
相比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大学就已经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课程,其中以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最具代表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由于受到灌输性教育理念的影响,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只是简单民间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因此,新的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倡导从本质上认清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不能盲目崇拜和完全吸收。
2.在教学中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
目前在对学生进行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通常注重艺术概念、时代特征的阐释,对具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展现的并不深入。如此一来,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理论层次,因此,在进行艺术教育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将直观的传统艺术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民族乐器、风俗习惯、寓意内涵等方面。只有通过直观的教学形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真谛。
3.增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
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专业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开设,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技能、科学技术等课程纳入教学范围。此外,在课程结构设置上也要多样化,在重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将课程广泛涉猎到汉族文化以及国外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不断的融合吸收中,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结束语:
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4
Key Words:A Farewell to Arms;Ecofeminism;nature;woman
引言
《永别了,武器》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讲述得是一战时一名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役的美国人弗雷德里克・亨利与护士凯瑟琳・巴克莱的爱情故事。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了这代人面对现代文明时悲观、绝望的情绪。在战争中成长的一代,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遭到重创。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否定传统价值观,认为人生充满黑暗,一切努力皆是虚幻。
但是在面对冷漠的现实时,他们又不甘心沉沦,相信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事物,并尝试利用这些美好之物对抗残酷现实。在《永别了,武器》中,尽管主人公亨利和凯瑟琳在血腥残酷的战争中深受伤害,但是他们相信爱情可以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因此,他们坚强、勇敢、执着的在战乱中找寻安宁幸福的生活。此外,海明威的作品中也不乏钓鱼、狩猎等活动,这些内容表明主人公试图在现代文明之外,在自然之中找寻理想的生活。在《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见证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创伤,经历了与凯瑟琳的爱情,并试图通过自然与爱情的抚慰获得解脱。尽管这种努力最终以悲剧结尾,但是小说表现出的生态女性意识却值得关注。透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无路可走的现代社会,主人公选择了反叛,而反叛的形式是走向自然的怀抱,走向爱情的怀抱。自然与女性,成为了亨利的出路。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由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一文中首先提出。它对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及统治逻辑为内核的“压迫性”概念结构与以二元式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理性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女性与大自然一同担负着孕育和养育生命的责任,她们的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与自然的亲和感,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她们更倾向于保护自然,更有责任也更希望结束人类统治自然的现状(胡晓红,2004:214);其次,自然和女性都是男权社会二元对立论的受害者,男权社会所构建出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关系,将自然和女性边缘化,使其成为被压迫的“他者”,而父权制与“男尊女卑”的价值等级观念对于自然的统治和压迫类似于其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压迫。
在战争中,自然受到破坏,女性受到创伤,但是在男主人公亨利追寻解脱方法时,他却无法从现代文明中找到答案,自然和女性成为了亨利唯一的逃遁之门。《永别了,武器》所描述的正是这种从自然遭到破坏到人重归自然,从男性世界中逃离并从女性那里获得安慰的过程。
1 自然受到文明的践踏
在小说开篇,亨利的部队驻扎在一处乡村。初到时,亨利看到的是自然带给他的美景。是清澈的河水,铺满鹅卵石的河床,是“平原上丰饶的庄家;许许多多的果树园”(海明威,1)。但是当部队开到时,却是另一种场面。“士兵披肩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乍一看,好像是些怀孕六月的夫人。”(1)这种对比体现出自然与文明两种不同的形象,自然丰饶美丽,而人类代表的文明则是臃肿丑陋。当战争来临时,静谧的自然风光很快被破坏.“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在夏日,树林青翠,但是现在已只剩又断桩残根,地面上则给炮弹炸得四分五裂。”(2)自然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失去了勃勃生机,因此迷人的小镇不再孕育生命,而是成为了战场,成为了屠宰场。这是文明对自然最大的破坏。
2 女性成为男性的玩偶
生态女权主义学者梵当娜・希瓦(Vandana Shiva)将自然与女性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即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关春玲,1996:26)。然而,“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将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相对立,具体到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的文化语境中即为男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对女性和自然进行征服与掠夺,将其“物化”、“边缘化”。在战争中,主角是男人。女性处于弱势的地位、边缘地位。男人在战场上负伤、牺牲,会得到奖章勋章。但是女性在战争中的牺牲往往会被忽略不计。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在战争中失去了未婚夫,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她曾经幻想在她作护士时,能够有机会照顾她的未婚夫。她幻想着他“头上包着绑带,或是肩头中了枪,总是个有趣的场面。”(10)然而现实却是“人家把他炸得粉碎”(10)。此时,亨利却认为自己绝不会在战场上受伤,“照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21)由此可见,凯瑟琳要比亨利更早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更早看到了战争的本质,亨利后来在战场上受了伤,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凯瑟琳内心的创伤却鲜有人关心。
除去精神上的创伤,女性在战争中也会受到肉体上的伤害。亨利在初次见到凯瑟琳时,是因为她的美丽。他并不爱凯瑟琳,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战争中,女性沦为男性满足自己欲望,掩盖对战争恐惧的工具。战场之外,到处都有供士兵和军官娱乐的妓院,在亨利休假时,很多人推荐他去米兰、罗马等地方找漂亮姑娘。在这些人心中,女性是男人的消费品和麻醉剂。
3 寻找出路:回到自然与爱情的怀抱
自然与女性的地位受到破坏,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对生活的迷惘与绝望。当凯瑟琳拒绝见亨利时,亨利才认识到“我本来把来看凯瑟琳当做一件很随便的事,我甚至喝的有点醉了,差不多完全忘掉要来看她了,但是现在我见不到她,心里却觉得寂寞空虚。”(23)亨利开始阶段并没有爱上凯瑟琳,但是他认为凯瑟琳一定是爱自己的,甚至认为自己这是在下棋,“所有步数,早已看得清清楚楚。”(14)事实上,凯瑟琳知道亨利是在演戏、在撒谎。所以她会说“我们演的这场戏糟透了。”(45)从此处亨利认识到凯瑟琳并不是一个“疯姑娘”,她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当他认识到女性的智慧时,才真正爱上了凯瑟琳。亨利在战争中负伤,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接受了“战争不会结束”的观点。此时他的内心充满对战争的恐惧、厌恶,以及对前途的迷茫。但是与凯瑟琳的爱情让他找到了抵制战争影响的途径。在爱情中亨利感到的是幸福快乐。因此,凯瑟琳在亨利心中的地位不再是宣泄的工具,而是与他地位平等的爱人。在亨利谈及要回前线时,凯瑟琳回答,“等你要走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我们快乐幸福,彼此相爱。”(64)凯瑟琳让亨利暂时忘却了前线的痛苦,忘却了苦痛的现实。
但是,短暂的快乐不能遮蔽残酷的现实。亨利回到前线时,再次面对的是战争中人吃人的残酷画面。当意大利宪兵抓住亨利并即将以叛逃罪的名义枪毙他时,亨利选择了跳进河里逃走。跳进河里不仅意味着亨利告别了战争,也意味着他回到自然的怀抱。如他所言,“愤怒在河里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128)尽管亨利在城市里短暂停留,但是在城市中他摆脱不了战争的纠缠。当得知意大利军方第二天天亮要抓捕他后,他选择了逃亡瑞士。他选择了和凯瑟琳住在瑞士的山中,欣赏瑞士冬天的迷人景色。
在逃亡瑞士的途中,自然与女性再次融合在一起。凯瑟琳与亨利划船前往瑞士,在河上他们远离了战争,融入了自然之中。尽管逃亡的过程中大雨如注,亨利与凯瑟琳还是会放声大笑。爱情在自然中才会成为快乐的源泉。在瑞士,亨利与凯瑟琳远离人群,住在山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是快乐,是战争中无法获得的安宁。对自然的回归表现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抵制,是意图树立一套与现代文明相反价值系统的努力。
当然,除了对自然的重视之外还有对女性的讴歌。在《永别了,武器》出版后,关于海明威对女性态度的评论很多,。其中有两种观点甚至完全相反:一是美丽、温柔、顺从的“天使”形象;另一种便是极具破坏力的“妖魔”化形象。美国评论家卡洛斯・贝克认为凯瑟琳是海明威作品中最温柔、最善良、最浪漫而勇敢的女性,是海明威笔下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她象征着爱可以超越死亡。对其他评论家比如西奥德・・巴德克来说,凯瑟琳是极具破坏力的女性,她使“亨利从前线逃跑,远离战场,脱离社会,躺在凯瑟琳的臂弯里,于是他的悲剧也就开始了。(Donaldson,35)S・W・斯帕尼尔(Sandra Whipple Spanier)在《海明威的无名战士:凯瑟琳・巴克莱,评论家与一战》一文别论述了关于凯瑟琳的争议来自于不同批评的历史语境。本文的观点是凯瑟琳在亨利心中的形象是有所变化的。如上所述,他开始并不爱凯瑟琳,但是当他发现没有凯瑟琳会感到空虚时,他显然已经爱上了凯瑟琳。在与凯瑟琳交往后,亨利对战争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接受了凯瑟琳对战争的看法。在认识到战争不会结束,人们无处可逃时,凯瑟琳选择了让爱情占据生活,不去理会战争。海明威曾在介绍《战争中的人》时说:“学会停止忧虑,不想过去和将来,只活在现在,是一名士兵所能拥有的最大天赋。”凯瑟琳正是这样做的。亨利也正是在她的引导下,才能在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后在爱情中获得新生。这也正是斯帕尼尔称凯瑟琳为“无名的战士”的原因。因此,凯瑟琳扮演的角色不是亨利的附庸,也不是被动接受亨利的爱情。在亨利看来,凯瑟琳坚强、勇敢、聪明,是“了不起的女孩”。甚至可以说凯瑟琳是亨利的精神导师。在与凯瑟琳的爱情中,亨利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正如亨利所说,“世界对打垮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136)凯瑟琳正是这种打不垮的人,亨利这番话可以看做是他对凯瑟琳的评价。
结语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当弗雷德里克・亨利在认识到残酷冰冷的战争将无休无止时,他通过拥抱自然拥抱爱情逃离了这种现实,与心爱的人暂时躲避在这种自然之中,远离现代文明带来的混乱与罪恶。这体现出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是海明威在直面现实之后选择的另一种生存道路。但是小说悲剧的结尾也说明了海明威对这条路必然会失败的悲观预期。海明威曾说,他给这本书写过39个不同的结尾,但是每一个结尾中凯瑟琳都会死去。有些人将这件事作为海明威有厌女症的证据。但是结合小说主题,这一做法更倾向于是海明威对人生看法的一种体现。在凯瑟琳死后,亨利认识到无论如何努力,人生是无法掌握的,“他们迟早会杀死你的。”(179)尽管以海明威这一代对现实持悲观失望的态度,对人生的结果似乎有些宿命论的色彩,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寻找出路的努力。至少亨利试图从自然中,从女性那里获得生存的意义。这也是海明威生态女性主义的积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M]. 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 卡洛斯・贝克,《高山与平原》,《海明威研究》[M]. 董衡巽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3, 胡晓红,女性主义研究理念的现代转向[J].浙江学刊,2004,(2):214-218.
4, 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 [J].国外社会科学,1996,(2):25-30.
5, Scott Donaldson,New Essays on A Farewell to Arms[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 黄春明小说 《溺死一只老猫》 城乡冲突 文化 权力秩序
一
台湾作家黄春明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好印证了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溺死一只老猫》创作于台湾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思想禁锢,但经济却急速变化的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地由小农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积累的源泉便是工商业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大量榨取。”[1]在这样“夹缝”与“边缘”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还未隐去,另一方面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已经在城镇开始蔓延;代表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镇逐渐受到来自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袭与渗透,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权衡在无形中充斥、困扰着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底层小人物在转型期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城乡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溺死一只老猫》便是此时城乡冲突的代表。
二
《溺死一只老猫》讲述在距离小镇不远的清泉村,乡间人的生老病死都在乡村传统文化的思维承载空间中,但是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日渐侵蚀清泉村的封闭,阿盛伯从城镇带来的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为首的清泉村老者开始了维护清泉村“龙目”的抗争。在阿盛伯的心中“龙目”代表着清泉村的神圣的传统文化与权威,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维系、庇佑着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体村民的拥护下,阿盛伯自觉投入到抵制建设泳池的斗争中,阿盛伯与村委较量、阻碍施工、与警察的争辩、向县长申诉,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终只是徒劳,清泉村的村民也渐渐失去与阿盛伯共进退的同盟激情,并渐渐地在“泳池”带来的消遣中无意识地呈现出妥协的姿态站在了阿盛伯的对立面,与阿盛伯形成立场的对峙,最后孤立无援的阿盛伯决绝地将自己投进了泳池。
在黄春明笔下,“城乡”在台湾社会转型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城镇”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台湾本土传统文化之下的农民始终是一种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日渐对传统乡村形成合围之势。阿盛伯的悲剧便来自于城乡冲突的主题之下,笔者认为,阿盛伯面临的城乡冲突既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又掩藏着城乡背后两种权力秩序、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
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以后,德语中两者概念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指物质性、外在、实用方面的,而“文化”则多指精神方面、内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长期通过一种潜移默化、软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渗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内化于心。
先生曾指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2]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乡土农村是异常稳固的文化社会,在这个文化圈内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保守性,这便是黄春明笔下乡土环境里制约、支配乡土农民的一种隐性力量,在文化冲突中,没有切身的物质利益冲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维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于乡村文化的书写,黄春明常常以一种“含魅叙事”方式,例如,村民们自然地将火树伯的死与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联系,将往清泉里扔一个稻草与全村人的眼痛相联系,以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将事情置于因果关系中,封闭、感性与现代小镇所代表的开放、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不仅是一种娱乐设施,更代表“城市”一种有悖于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会破坏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长久发展,而且有伤风化,也将污了“龙目”,总之关乎“风水”与“风化”(这固然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迷信观念,但确乎是建立在乡村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传统文化的驱使下竭力反对建泳池。现代城市的开放性孕育出一种开放、流动的文化,追求一种没有精神文化负重的纯粹趣味,而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积淀中代表的是一种以固守封闭为特征的持重文化,对未知的、将打破原有封闭空间的新事物有着本能排斥、抗拒与恐惧。当“泳池”没有走进清泉村时,阿盛伯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抵触与恐惧,甚至主动前往街仔,因为此时现代城市文明并没有企图打破乡村的封闭,但是一旦来自城市的“异质”事物“泳池”将要进入清泉村,无疑成为现代城镇渗透乡村的突破口,引起了乡村传统文化监督者阿盛伯们的恐惧,在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审视下,无意识中将“泳池”“妖魔化”。
村民们渐渐发现了“泳池”为清泉村所带来的趣味,“泳池”所带来的身心愉悦的切实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扬的无形的道德危害,因而,无意识中走出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在“观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现代文化,脱离固守的乡村文化传统,跻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阵营。(尽管这样看似虔诚的宗教般的献祭并没有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因而,村民从起初的“反对”到最后无意识中的“拥护”都是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争,也是在城市文化渗透之下对自己立足的乡村文化绝望的“殉道”。(笔者认为,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其实是西方文明与乡土中国经验之间较量的“同构”。)
(二)权力秩序的冲突
在文化间冲突之外,还隐藏着城市与乡村两种权力秩序的碰撞,确切地说应是现代城市所代表的“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挤压。
首先,我们从“城市”的渗透来看。阿盛伯为了维护清泉村的“龙目”前后与现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争,每一次抗争,城市权力秩序的隐性象征始终存在,并始终以城市对乡村的制度上的优越压制乡村本土的、自发的或无意识中形成的权力秩序。第一次是来自村委与来自街仔的主委的怀疑,此时的“村委”无论是身份称谓还是话语立场都并非乡村立场,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村委”成为城市对乡村的一种权力渗透,是城市权力秩序的延伸,与“城市”进行“合谋”;第二次阿盛伯带领全村人阻碍施工,但是营造商请来了“警察”,“警察”作为维护现代权力秩序的暴力机关,本身便是“权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现代城市权力对乡村意识形态无形打压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陈情县长却遭漠视,“县长”虽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县长”已完全不同于古时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县令”,如果说,农耕文明熏陶下的“县令”的责任是维护传统农耕社会的稳固的话,那么此期的“陈县长”的职责则变更为在现代城市化语境下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进步,“陈县长”本身代表着一种城市权力。从“主委”到“警察”到“县长”,这些城里象征着“权力秩序”的机关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是直接镇压者,他们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有着本能而惯性的怀疑与漠视,城市所代表的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在“乡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制度层面的天然优越感。另一方面,我们再看阿盛伯的抗争。阿盛伯在斗争中俨然以乡村“长者”身份自居,而乡村人无疑也将阿盛伯而非村长与干事作为全村表率。在与“村委”的争辩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种隐形权威,并在村人的拥护响应中得到强化,阿盛伯无意识中将自己置身于乡村某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此时阿盛伯的反对不仅是为维护一种乡村文化,无形中也是在维护乡村权力秩序的权威与自身已建立起的乡村权威,“公共性”的“权力秩序”的维护与“个人性”的“权威”的维护融合,只是“个人性”权威的维护隐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权力秩序维护中,因此无形中阿盛伯的抗争也是乡村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对“异质空间”城市象征的现代权力秩序的抗衡。当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为城镇现代权力秩序的“合谋者”,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权力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无疑受到挑战与撼动,以身殉道,便有了为乡村的权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据理力争,维护自身隐形权威的意味。
乡村小人物在不可调和的城乡冲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剧是台湾社会转型期众多浸濡在本土乡村文明中乡村小人物的缩影。尽管他们生命中充满不屈不挠的韧力,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化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交织下遭到无情消解。
三
笔者认为,黄春明对台湾社会转型期城乡冲突的书写无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城市小说”、“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中城乡冲突的滥觞。城乡冲突造成的悲剧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小说对“城市”书写与想象较于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城市”发生颠覆性改变,因为“整个80年代的文学罩有一个潜在的声音,便是对都市的呼唤。”“把都市空间设定为一种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中的冲突的内涵较之黄春明笔下的城乡冲突又有一定的发展,即又掩藏着城市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社会风气与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东的母亲来自乡下的水秀嫂走进城市后,淳朴的乡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却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头,最终绝望地离开城市。
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的丰富内涵关照社会发展,在城乡冲突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对于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在双声变奏中激励仁人志士竭力寻求获得民族独立富强的可能,而“城市”无疑是民族摆脱落后、跻身现代的最好体认,却给乡土中国带来诸多社会悲剧。那么,在现代文明的逼视之下,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而这样的城市工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现代化,传统农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参考文献:
[1]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2].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50-51.
现代文明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 现代课程 后现代 前现代 冲突 融合
图尔明在《回归宇宙论》中提到:“我们必须调整自己……认识到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如今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后现代世界’尚未发现如何以是什么来界定自身,目前仅仅能以不再是什么来界定。适当的时候,从现代到后现代科学的转变将通过哲学和神学的相应变化来呼应”。图尔明的话是后现代主义支持者的心声,仿佛一切都在更替,一切都陷入未知和不确定。后现代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感觉,它本身思想过新,过于多样,甚至还无法定义自身,也是任何一种分支都无法予以代表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已波及到文学、哲学、数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后现代教育观与现代教育观的明显冲突让很多从事教育的人不知所措:是屈从于长久以来既定的事实和观念,还是接受尚在发展中且不确定性明显的新思想?在这个开放性的社会,接受新兴观念似乎已成为惯。但是,是不是真的契合发展需要,抑或后现代教育观适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大环境,这一点值得深思。
前现代范式是自古希腊文明开始并得以发展完善的,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来体现前现代秩序便是“道德品质是一种中庸,居于两种恶性之间,一种是过多,一种是过少。之所以如此是德性指向中部”。从这位古希腊文明杰出代表的话里我们可以窥探出前现代的含义――它强调一种平衡、均匀、完美,这一点恰好和儒家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工业化发展迅速,让现代文明得以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我们本身的思想根源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充斥着现代文明和号召推进后现代文明的今天,前现代思想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存在着一种迷茫和混乱,在自身文化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消化的前提下,过于猛烈推进效率至上的现代主义课程观,抹去了人文主义的厚重感。而在后现代文明尚未明确,甚至还和现行的素质教育有所冲突时,现代主义教育观受到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双方的冲击,它们都有合理性,也都存在不合理性,所以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后现代课程思想与现代课程的对立与融合
1.后现代主义
从思维方式的变革来看,“后现代主义”主要指一种发散性、多维化、逆向性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线性思维方式不同,它更强调不确定性、不连续性、质疑性,去否定性和去中心化。如果拥有信念,那么拥有的信念应以怀疑性而非确定性为基础。无论做什么,在作出行动前甚至在做行动时都要怀疑做的可能是错误。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万物也不具备确定性。一切都建立在怀疑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随时可能被而从头再来。绝对的正确也是不存在的,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普遍性、确定性、准确性、正确性,在后现代领域中都是无法被感知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做的特殊决定。我们希望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会一直正确下去,只能说在当时当地是合理的,而未来的一切却无法预知。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主义来说,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是恐惧。如果说一切都不再确定,一切都无法预知,也不存在绝对性的真理,那么我们之前建立起的所谓的理性世界随时都将会。
2.后现代课程观
后现代课程观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而来,它不同于现代教育观强调着科学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线性因果这样的思维模式,教育目的也是试图追求一种具有确定性的量化结果。后现代教育观不认为目的能够以具体的、量化的结果表示,它认为“目的只能以一般的,甚至是‘模糊’的词汇来描绘”。通过后现代教育家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的表达形式、内容和现代主义教育家大相径庭,很多后现代教育家以诗歌、童话、隐喻等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这类文体不同于议论或叙述,它们是开放式的,具有启发性的,只有通过此类形式才能让教育目的保持下去,而逻辑性、精确性话语是封闭的、呆滞的,不具有生命力的。因此,以此为教育目的的前提下,后现代课程中就应该具备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去中心化等。只有这样的课程观才能符合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思想,在此课程观培养出的学生才能真正适应未来那种不确定的世界。
3.对立与融合:合理与不合理的交融
在多尔的《课程愿景》一书中,不乏将现代主义称作幽灵的说法。泰勒模式、斯金纳程序、布卢姆目标在后现代者眼里都是幽灵,因为它们是理性主义与精确性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视察目前的教育系统之后,认为这些幽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遍布在整个教育系统之中。像实验教育学、科学教育学以及各种分支的教育学正在逐渐蚕食真正的教育,将教育划分为一块一块,使其“支离破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现代教育的核心思想,把控着目前教育发展的理念和方向。现代主义的教育生怕一旦放松了控制的弦,整个教育体系就会崩塌,尤其是在课程领域,丝毫不敢掺杂除现代主义外的思想。客观来看,现代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容易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状况。另一方面,在教育目的上,现代主义很容易忽视真正的内在目的,也就是儿童自身的发展需要。多尔也认为现代主义思想的运作以确定性、封闭性和非转变性的框架为前提。因此,尽管现代主义在大机器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却无法有效地处理人的发展、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在追求极致的精确性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却没有跳出来看看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指导不能够为人类的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因此与后现代思想的相遇将成为改变目前教育现状的契机。
后现代教育的观点是对现代教育存在问题的正视与抨击,后现代教育针对目前教育过于工具理性化,一切教育任务、教育过程的背后都有功利性目的,且课程分科过细可能会导致学生不会自我形成系统化、整体化的概念和知识,整体意识不强,缺乏逻辑推理与思辨精神。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一味地鼓吹后现代主义理论,其不良结果也显而易见。
首先,后现代课程理论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性,这样无形中就是反对学科的存在,要求消解学科之间的界限直至完全融合。他们认为现有学科教材体系已经很难容纳无限膨胀的知识,如果仍是延续以往科学知识的分科体系,将只能学到片面的、碎片化的知识,而无法整合起来。认识到知识的爆炸性从而改革课程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想法敏锐地把握了目前信息社会的发展动向,也是未来的趋势,但是以此为依据要求取消学科甚至不同类别知识的边界是需要商榷的。
其次,后现代教育强调过程,不允许预设价值和目标的存在。这一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在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不允许教育目的明确化、确定化是很难推行的。现代教育的确存在在教育目的设置方面忽略了“人”,也就是学生本身的兴趣和状况,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要求彻底抛弃预设价值观。这样很容易导致教育的失控,也就是教育的无效化。
由于现代主义教育发展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它的理念在不断地扩充和巩固,并广为传播和接受。因此,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而后现代教育观在此时跳出来也是时势使然。当然由于它本身不如现代主义教育观成熟,它的局限也更为明显。如除了上述,还有认同不确定性的知识观消解了一切真理,这很容易滑向虚无主义并导致最终信仰的缺失等。所以说,不是学科的划分就是错误的,而是要思考如何设置学科或者分配学科的比例最为恰当是关键;不是要讨论教育无目的是对是错,教育重在过程不要结果这样的说法也是因时因地而对错不同的。在现代主义教育势头正劲,而后现代主义教育也言之有理的情况下,坚持‘绝对运动’和‘绝对静止’都会有片面性,因此,以自身的教育状况采纳不同教育观才是明智之选。
二、前现代课程与现代课程的矛盾与冲突
1.前现代文化教育观
前现代文化于我们而言就是传统文化,前现代教育就是人文主义为主的教育观,它充斥着融合的氛围。古人喜用“是……也是……也是……”的句式来表达观点,这是一种对多种属性认同的全局式的观点,表现了我国古代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特征。反观西方,古希腊时期则注重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观:真、善、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它们三者也是不可分的。从这些思想可以看出,前现代的教育理念重视整体性、均衡性、对称性,并且求知、求真、求美。古人学术思想的表达往往采用“隐喻”“叙述”“例示”等方式,而不是思辨“分析”“推理”“归纳”等,因此前现代的教育思想是不具备系统的、明确的理论性和逻辑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知识状况和古人所持的学术思想是浑然一体的。前现代思想目前来看并没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大,但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2.前现代课程教育的缺失
我们经历了前现代,处于现代,又开始受后现代影响。尽管历史久远,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遗忘前现代的文化观和教育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历史环境影响,我国没有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而如果连仅存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消亡,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令人堪忧的。因为一个抛弃自己文化放弃自己根源的人是没有办法立足于世界的。
我们现行的教育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确定下来的科目再加以丰富,纯科学科目基本都在,与我们本身文化息息相关的目前只剩下语文一科。我们并不缺资源,但是这一方面的教育却越来越差,应该说在一开始没有把这个点作为关注点。毕竟千年的封建社会,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已经太多太多,所以在一开始教育得以呼吸外来的新鲜空气时就潜意识地将传统暂时搁置一边甚至是持抵触怨愤的态度。而到了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把学校也变得像工厂一样生产学生。数学、物理、化学,这样学之有用且见效迅速的学科地位越来越重,最经典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传统文学这样的人文主义学科底蕴深厚,且学习起来费时费力,在短期内只能作积累之用的知识就有被淘汰的趋势。更可怕的,因为环境的影响,国学方面的大师越来越少了。由于传统文化在目前课程体系中的缺失,不少专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尽最大的可能让文化在教育活动中传递下去,所以目前的课程现状就是前现代与后现代共同影响的现代课程的变革。
3.如何看待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教育发展的矛盾
现代文化与现代教育发展的矛盾简单说就是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因为很多经典文化思想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如果想让具有正能量的传统文化嵌入现代教育之中是完全可行的,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对立。所以想要二者兼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实践取向和生活取向,一定要让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不是一种形式或者仪式的概念。前现代教育和现代教育虽有明显差别却又是相互联系的。虽然看上去前现代教育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所有思想的融会贯通,一个字“合”,而现代教育正好和它相反,是“分”,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却是相互渗透的。前现代文化教育追求真善美,力求平和之美的目的是去除现代教育中浮躁和寡薄之气所需要的。只有处于低层次的教育观才会不自觉地将二者分开,要想真正地做好教育,不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更要调和矛盾,毕竟根源性的东西是不能被抛弃的。
总而言之,我们要理性辩证地看待前现代教育和后现代教育观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尝试构建三种观念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当然也是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愿景。现代教育的现状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不要固执地认为某种趋势或观念一定会永存,现代教育已亡论、后现代教育式微论这些观点都是过分看重了某种教育观。教育现状在发展,教育现状自然也会改变,教育终究会向它本该前进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牛文明.后现代教育观与素质教育的契合与背离[J].当代教育科学,2010(8).
[2] 王玲,周小虎.后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5).
[3] 姚文放.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J].西方哲学研究,2011(4).
[4] 刘复兴.后现代教育思维的特征与启示[J].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