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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1
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现代性 内涵
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P4）中国文学也从那一时期，顺应时展变化的律动，开始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故而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试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丈夫》为例进行比较，来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样式。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 （P337）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3]（P137）《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进城去卖身养家的风俗，在现代文明中可能被视为奇耻大辱的事情，在古风古道的湘西似乎却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当时众多送妻进城营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员。小说通过讲述他进城见妻时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其人性从蒙昧而麻木到愤然而觉醒的过程。
丈夫进城去看妻子，并未看见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鸨的热心款待，还有幸与他眼中“督抚的派头、军人的身份”的“伟人”――水保聊天。尽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级的 “客”，但两人的关系，不若现代人眼中尴尬和对立，反而带了些许平静和谐的气味。水保一来，丈夫就学着城里人说话，招待水保。丈夫他为水保找烟、找自来火、拿板栗，水保也并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与丈夫闲话了半天的家常。在这里，我们看不见阶级的仇恨和对立，有的只是生命个体的平等与尊重。
而最后丈夫一早带着妻子回转乡下去的结局，与其简单地把其划归于阶级冲突的产物，不如把它视为是风俗旧习在人性的感召下自然转化的结果。丈夫从妻子与别人交易时躲在后梢舱上低低的喘气，到因水保的嘱咐感到羞愤，再到老七同醉鬼睡觉时的沉默，再到大娘暗示巡官要来时用“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到最终下决心带妻子回到乡下去，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人性苏醒过程中的产物。因为同他的妻子温存片刻的、一个要求不算高的梦的破灭，让丈夫终于明白，在那艘船上，他们毫无尊严可言，不仅要遭受身体的侵犯和言语上的侮辱，还要遭受人格和权利的践踏。所以丈夫的男性尊严和自然人性也在最后得到了彻底的苏醒与解放。年青的夫妻终于有了反抗习俗和命运的勇气，选择“离开码头”这一全新的道路夫妇离开了使乡下妇女堕落异化的城市,一起“回转乡下去了”,在那里，他们或许能够重温恬静、和美、健康的乡下夫妻生活。
在《丈夫》中，不论是老七、大娘、水保还是丈夫，他们都活得自然、健康、不做作。尽管那个社会依然存在着不符合人道的习俗陈规，但是人生的悲喜剧及风俗旧习都随着自然人性而得以转化。沈从文认为，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50)是治愈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一剂良药，而这个药方不会造成像现代文明给城市人们带去种种不幸的恶果。
青少年时期于南京求学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鲁迅接受和认同了西方知识价值体系，他“认为西方社会和文化是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是值得模仿搬用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非理性的，是需要被克服、被遗弃的” [5]（P94），因此鲁迅以现代文明为镜角观看和反思中国。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到，“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流于暗淡。”所以鲁迅以发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弊端作为他反思现代性的突破口。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和精神解放的历史欲求。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6]（P17）鲁迅以在铁屋中呐喊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而沈从文却放弃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以超前性的眼光触摸到了历史的暗流，敏锐的洞悉了理性与文明对人的本真性、丰富性的蚀空。悲悯慨叹人存在本身的危机，痛惜人的内涵正日渐削减、稀薄。”[5]（P96）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 “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的解读。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一个站在现代化洪流中以传统来反观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 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韩]赵恒瑾.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沈从文.沈从文集・小说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文化意象；空间意象；多元；经典化的价值尺度
1、《铁浆》中文化意象的选取与塑造
在《铁浆》中，给人印象最深刻当属贯穿全文始终的“铁路”、“火车”意象和那个流着西瓜汤一样鲜红的生铁浆的“鼓风炉”意象，这三个文化意象的选取与塑造对于小说主旨及内涵的表达与深化具有独特的作用。
小说从大雪封路火车停开和孟宪贵死后靠近铁路而葬入手，追溯到筑铁路那年镇上沈孟两家争包盐槽之事，借孟家三代兴衰的故事影射出时代的递变，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巧妙地选取了铁路、火车和鼓风炉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将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的冲击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铁路”象征着现代工业文明，“鼓风炉”象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在小镇呼啸而过的“火车”则是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冲击的具象化。铁路、火车这两个意象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有关筑路和通车进程的情节在文中不断出现，交织在沈孟两家争包盐槽之事中，在无形中冲击着这个古老的乡村小镇，而鼓风炉这一意象虽然出现的晚，但却是随着沈孟两家为争包盐槽喝铁浆这一而出现，这三个典型意象在文中自然的贯穿，使现代与传统的冲撞自然生动的表现出来。文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情节是，在孟昭有准备喝铁浆前，洋状元说道“说了你不会信，铁路一通，你甭想还把盐槽办下去，有你倾家荡产的一天”，而就在孟昭有喝下铁浆的瞬间，有人似乎听见他一声尖叫，可那却是火车汽笛在长鸣。在这里，铁路、火车、鼓风炉三个意象通过孟昭有的惨死首次相聚，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古老的传统乡村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彻底覆灭，那一声汽笛是悲鸣还是胜利的号角耐人寻味。随着时代文明的变迁，洋状元的预言必然会应验，孟昭有宁死也要保住儿子能包盐槽，孟宪贵却败家落魄而死，孟家兴衰反映出“家天下”思想的弊病也在这三个意象所传达的时代递变中得以证实。
小说通过铁路、火车、鼓风炉这三个典型意象生动具体地展现出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并借沈孟两家血腥地争包盐槽之事及孟家三代的兴衰反映出“家天下”思想在时代变迁中对自身及子孙的伤害，这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有很强的影射作用，作者在三个典型意象传达出的时代递变中指出“家天下”思想的弊端并影射时局，具有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突围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创作中典型文化意象的选取与塑造不仅对小说主旨及内涵的表达与深化具有独特的作用，更有利于文学超越性尺度的融入，使文学突围出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包容性。
2、《铁浆》中多元空间意象的转换
在小说《铁浆》中，朱西宁以其一以贯之的原乡视野，利用对故乡的回忆想象构筑起一个古老的乡村小镇，在这小镇中现代工业文明与古老的传统乡村文明冲撞，形成了一个实为古老的乡村世界却又朦胧地映现出现代世界的多元空间意象，这种蕴含着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冲击的多元空间意象被内化为小镇人的心理空间，使小说闪烁着幽微的人情之光，在人性关怀方面实现了文学的突围。
小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非常有韵味的一个空间意象，而小说《铁浆》的叙述一回到二十年前的古老乡村小镇，首先写到的就是小镇上的人因为筑铁路而惶惶不安；后来，铁路量过两年整却一直没见火车的影儿，人们仇视、惶惧、胡乱的猜疑，却又不得不在咒骂中认命；铺铁路的同时，镇上发生了血腥的争包盐槽事件，把人们惶乱的心绪推到了极致。小说在描写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传统乡村文明冲击的同时，也大量描写了小镇人面对以铁路和火车为象征的现代文明冲击的惶惧心理，让小镇这个蕴含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冲击的多元空间意象成为演绎人情、人心变化的舞台，这在无形中也将小镇这个多元的空间意象内化为面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古老乡村文明冲撞的小镇人的心理空间，使小说呈现出立体化的表现效果。
在关注小镇人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冲击的心理变化的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了孟昭有这一人物身上所展现的人性力量。孟昭有关于争包盐槽的一切血腥行为都只是为了一洗上一代的夙仇、只是为了保住下一代的财运，虽然他的一系列自残式的行为看起来愚昧不堪，但是他这种为了家族利益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还是具有惊醒意义的。“现代性就是人类逼迫上帝退位的过程，良知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彻底的内在化翻转”，可见在现代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功利与算计的日益强盛使人类的人性与良知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而在刚刚面临现代工业文明冲击的古老乡村小镇中，孟昭有对于家族利益的牺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人性与良知的幽微光亮，让小镇这个蕴含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冲击的多元空间意象成为展现人性挣扎、欲望消长的舞台。
因此，《铁浆》中这种多元空间意象的转换，使我们能够通过人们的心理空间在现代与传统文明的冲击中挖掘幽微的人情之光，从而加深人对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对人性的关怀与探索能使文学突围出政治、商业等功利性因素的影响而获得超越性和广阔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铁浆》中典型文化意象的选取与塑造、多元空间意象的转换深化了小说思想情感内涵的表达，有利于文学超越性尺度的融入，使文学能够抗衡住现实的压力，突围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包容性，这不仅有利于加深人对自身的认识，更深化了人表达自己的可能性，成为小说创作中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因此，文化意象的选取与塑造以及空间意象的转换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尺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现代文明下 郝哲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保护
一、郝哲族简介
据历史记载，“郝哲”最早是指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在那个时期，包括我国境内的赫哲族人、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都是赫哲人。而在19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与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暖挥条约》和《中俄》之后，赫哲族就专指我国境内的赫哲人，而该民族也成为中华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赫哲族人数虽然少，被称为我国“六少民族”，但是其民族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赫哲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语言、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赫哲族所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朝向一个淡化的方向发展。
（一）处于消逝边缘的赫哲语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的赫哲族人越来越看重汉语的重要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民族自身语言消逝的速度。通过走访发现，现在的赫哲族人有不超过10%的人会使用赫哲语，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超过50岁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赫哲语慢慢消逝的现状进行干预，在20年之后，赫哲语将会完全从历史中消失。
（二）即将失传的文化瑰宝—伊玛堪
文化是一个民族内涵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赫哲族人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说唱文学作品—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的精神所在，也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
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在其劳动之余或者重大节日时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形式，这种说唱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口头相传流传下来的，走访发现，现代的赫哲族人中能够熟练掌握这种文学形式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的赫哲族人对于伊玛堪的兴趣也在减弱，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种文化形式在赫哲族人当中失传是历史的必然。
（三）发生质变的萨满舞
萨满舞是赫哲族人传统的表现形式之一，赫哲人表演萨满舞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祛除鬼怪、治疗疾病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赫哲族人通过萨满这种表现形式来祛病、还愿、祈福，虽然这种表现形式带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却是这个民族精神存在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当人们不再相信萨满舞能够祛除鬼怪时，这个舞蹈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仅仅是在一些大型表演时候才出现，代表赫哲族人精神信仰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三、赫哲族人非物质文化失落的原因分析
（一）赫哲族人口基数少、传统文化保存力不从心
查阅资料发现，赫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人口总数不超过5000人，正是因为这个现实状况，使得赫哲族人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时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很多的赫哲族人已经开始慢慢的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想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更加的困难。
（二）现代文明的冲击慢慢淡化了赫哲族的民族文化
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现代文明程度在不断加大，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也在不断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现代元素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电影、网络等都已经进入到了赫哲族人的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使赫哲族人淡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
（三）抢救、保护工作不到位
像赫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消退是一个不可否是的事实，如何去抢救和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国的文化工作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在发生并不断在加剧，但是却并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展开相应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另外，相关部门针对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相应经费也非常少，无法保证相关工作的开展。
四、传承和保护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一）加快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编载
面对赫哲族传统文化日渐消失的现实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对于赫哲族文化的整理速度，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相关的族人，将一些口头存在的民族文化编载成文件以保存。另外，也要出版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各级博物馆也应用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记录下这门濒临灭绝的赫哲族文化,并在收集赫哲族历史文物、民俗文物等方面多做工作。
（二）高校开设赫哲族文化的课程内容，强化年强一代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传承意识
针对年轻一代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兴趣不高的情况，应该在相关的高校开设相应的赫哲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课程，提高年轻人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主动保护和传承意识。另外，,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业或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所, 大力培养赫哲 族文化保护、研究专门的人才, 成立 一支素 质较高 的保 护传 承工作专业队伍, 让更多的人走进赫哲族文化。
（三）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应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来加大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民族、认识这个民族的文化。另外，引入民族文化旅游项目，让更多的人能够切实的体会赫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提高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敏.对赫哲族历史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认识[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
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4
[关键词]农业文明 后工业文明 文化符号 坚守
影片《三峡好人》有两条叙事主线：第一线是韩三明寻找妻子女儿。韩三明是一个山西挖煤的工人，十六年前花三千块钱从四川奉节买了个老婆，后来被公安局解救回家。十六年后他来此地寻妻问女。第二线是山西的护士沈红，她来寻找发迹的丈夫，沿袭丈夫生活的轨迹，她对两年没回家的丈夫有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这两个人物都找到了自己的爱人，不同的是，前者必须要用一大笔钱赎回老婆，他只有回乡继续挖煤：而后者在看到丈夫的辉煌时也不得不面对丈夫的变化，她选择了放弃。影片通过“三峡”这个特定的地域和时代中一群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生活变迁。用影像表现出复杂文化冲突和人文心理。
多重文化内涵解读
“三峡”：是一个特殊的人文符号。地理位置上，它隶属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其中上段地区正是古老的巴蜀文化与神秘的荆楚文化的衔接处，这里许多城市有数千年的历史。它涵盖着历史遗迹、自然遗迹、人文遗迹，滋养了数千年的农业文明。
第一层人物系列代表着农业文明。韩三明是个煤矿工人。他处在社会的下底，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影片从他的出场就有表现：长镜头下，旅客们打牌看手相，或者聊天，韩三明沉默地倚着船栏。之后，他被人强拉进大厅。看表演，收钱，检查他包里有没有钱，这些纷扰的场面中他始终是沉默而顺从的。
何老板是一个老人，他开着一家小小的旅店，取名“唐人阁”。在拆迁的大潮中，他很愤怒地抗议，甚至不惜威胁别人他还是有一些朋友的，一个老人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生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最终。他还是默默地搬到了桥洞下。
老王一家人。老王因为下岗到外地打工断了手臂，其妹妹找原厂长“给个说法”。厂长不予理睬，她愤怒地表示要用法律来解决，在建设三峡大坝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的遭遇太微不足道。随后其嫂子也只能南下广东找出路。
透过这层人物系列，我们看到农业文明的第一个文化符号：土地和家园，影片除了通过以上人物的生存遭遇来表现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撞击的无奈，还通过大量的拆迁元素表现出我们的土地和家园在面对现代文明强大的入侵时，瞬间呈现出的无奈和混乱状态。
韩三明找到拆迁部，看见群众们跟厂长理论拆迁问题，厂长说：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两年就拆完了。能不有问题吗?!
韩三明穿过废墟找麻老大，近景表现一个怀抱花猫的中年男人，以及全景中一只在废墟中流浪的狗，这两个象征意味的符号传达出：世代聚居的故土成了废墟，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在精神上感受着同样的惶惑和无奈。
韩三明为了等妻子，决定先靠拆迁赚钱等她回来。他在客店遇上一群同伙，大家讨论彼此的家乡，三峡即将被淹没的夔门是印在十元纸币的后面。韩三明的老家黄河壶口也是在人民币的后面，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因为某种共同的情感瞬间达成了默契，此时他们身后的电视机里正播放《三国演义》。片断是关羽和刘备，构成一个“画中画”的画面，暗示着他们生存困境中的兄弟情义，与他们后来相伴去挖煤构成呼应。韩三明一个人站在桥上，拿出十元的纸币，正面是像，他翻转来，长久地注视着三峡夔门。他的家乡是黄河流域，这些民工则属长江三峡流域，在韩三明“寻妻”这样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中，将他们共同的乡土情怀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成为影片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也是影片孜孜孜不倦的终极关怀。这种情怀对于韩三明们，远远高于主流意识形态，他们终其一生都是为土地和家园而生存，即使韩三明的家庭被代表国家机器的法律体系所不认可，但在他的心中仍然具有完整的意义，并不惜为之卖命。
农业文明的第二个文化符号：伦理和责任。影片的主人公韩三明正是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与碰撞下死守着传统理念的人：用“好人一生平安”做手机铃声、宁愿用三万块钱赎回老妻。维护一个法律意义上不存在的家庭。在“小马哥”惨死之后，他还去守灵点烟，用鲜艳的床单襄住这个相识于浮萍中的兄弟、送走他，农民最朴实的细心更表现出他的情义责任感。
第二层人物系列：沈红和郭斌。在沈红寻夫的这部分里，我们看到了不同于韩三明的生活层面：官员、舞厅、联谊会、轿车，这一切都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文化符号：权力、金钱、欲望、规则。郭斌这个形象在影片中只出场过一次。但他身上却汇聚了整部影片中现代文明中的一切阴暗面，这些阴暗面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否定和抛弃：首先，土地比起财富和权力是那么陈旧过时，土地尽管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但在今天它已经不能提供给人足够的物质享受，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顾及。人们必然抛下土地寻求出路，而在寻找财富的过程中也逐渐抛弃了原有的质朴，甚至变相追求财富和金钱，郭斌就是这种代表。其次是欲望，相对于伦理和责任，成为老总的郭斌可以两年不回家，只要妻子活着他就不理不闻，在他们面前。人生的意义早就隶属于金钱和自我膨胀的欲望，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商业文化中的财富观使现代人逐渐成为欲望和财富的奴隶。最后一个现代文明的象征符号就是规则，传统的宗法社会里一切争端的约束和解决都依靠伦理道德，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逐渐解构了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法律规则，包括婚姻、商业游戏规则。社会转型、新旧文化冲突中，西方现代文明的规则与秩序在中国大地却得不到遵守，影片中老王的妹妹对厂长说：“我们已经咨询了律师，这个事情我们要通过法律解决”。厂长根本不以为然，最后老王的妹妹也只能在院子里无奈地发呆。沈红和郭斌是结婚了的夫妻，可是丈夫在旧情未了的情况下已经有了新欢，沈红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请他有空回来办个手续，但是郭斌这种处于社会中上层，本应成为社会生存模范却无视规则的人(他可以雇用打手解决问题而不是法律)，不知那将是何年何月的事情了。相比之下，没有法律认可的婚姻――韩三明的家庭却比这有游戏规则的婚姻还要有情有义，还值得去坚守。这种具有反讽意义的两种文化构成二元对立，在其冲突中更显出普通民众的意志情怀，也折射出对传统文化的缅怀。
第三层人物系列是处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一代。“小马哥”――混迹于奉节，模仿港片《英雄本色》的霸气和义气，从心理学上说是在没有安全感的 现实世界里构筑一份安全感。与前面两种层面的人物不同。面对生存压力，“小马哥”生活在虚构的幻像里，助纣为虐最后送了自己的命。拦住沈红想当保姆的小女孩，和韩三明、老王打工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茫然、价值观混乱(小马哥们为了五十元和大白兔奶糖卖命)，表现出无根也无序的状态：深受商业文化的浸染，土地已不能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对韩三明们守望的土地，他们“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商业社会的潮流中随波逐流。
相对于前三种人物系列，唱歌的小男孩代表着在现代文明中成长的一代。他在影片里没名没姓。混迹于拆迁的旧楼房、旧轮船上，一出场是在旧楼里，面对着黑洞洞的缺口大唱：我爱你，爱着你……使得正在吃饭的韩三明都失了神；第二次在轮船上，他依旧一个人蹲在船尾有声有调地高唱：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熟练而投入地大唱情歌，无非是有两层涵义：第一，农业社会已经彻底被商业化了，流行文化的元素不管符不符合社会现实，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这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三峡小城：第二。本该是求知求索的孩子，却游走着大唱情歌，社会角色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中的反思和反讽意味深长。
文化冲突中的坚守
沈红用分手维护并坚守了自己的尊严和爱情。她，和那只自始至终带着的矿泉水瓶，独自在奉节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上海，是长江的终点和整个中国的梦想之地，也代表着情感最终的归宿。
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5
第一，必须树立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观念。城乡文化是和谐共存，相互协调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要义。文化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要建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就必然要求建立和谐、协调的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是从区域文化角度对民族文化的划分，城乡文化各有其特定的建设主体，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需要，也体现了不同的内在特点，在新的发展战略中更应该强调彼此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层次性，而不是替代性与融合性。
另一方面，城乡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城市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载体，代表了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成果与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城市文化的主流地位，注重发挥城市文化的辐射与示范作用，乡村文化在不丧失自身基调的前提下更应该从城市文化中吸纳契合现代化要求的价值观念。乡村文化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新农村文化建设就难以完成全国的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发展并不排斥乡村文化，相反，是对乡村文化的宽容与借鉴。在世界城市所谓无名化的危机中，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可起到一定的标识作用，如中心城市可以从所在区域的乡村文化中取得特色与借鉴，从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文化特色中心。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乡村文化指的是新农村文化，即是以先进文化为趋向，着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同时又坚持从农民的现实素质出发，注重运用农村现有的文化资源，即在坚持乡村文化底色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
第二，必须建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一方面，城市文化必须把发展乡村文化纳入自身范畴，为乡村文化培植新质素。城市文化掌握了最主要的公共文化资源与公共话语权，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不够。根本措施在于“软硬兼施”，既要重视覆盖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又要特别注重传播的内容、质量与针对性，加强“三下乡”等活动的长效性与制度化建设。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有目的、有组织的主动接受城市文化的幅射与牵引，从而广泛地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广大的县城是区域中心，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承载着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应该把县域文化的建设问题纳入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去，树立打造县域文化枢纽，建设小城镇文化中心的战略思想，把县域文化发展成为城乡互动的中介，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示范中心与指导中心。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发挥进城务工人员这支悄然兴起的庞大队伍在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城务工人员作为进城的农民，他们对于城市文化具有较其他农民更深的感悟力与接受能力，同时，对于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来说，他们又有较城市文化工作者更强的适应性与选择能力。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必须把他们的文化需求纳入总体规划，确立培养民主法治、宽容大度、卫生保健、目光长远的新型农民，变打工者为创业者与现代文明使者，而不是城市流浪者与盲流的战略目标。而农村地方政府特别是相关的文化建设部门应该特别注重发挥进城务工人员的作用，认真组织、积极协调，与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与定期沟通机制，如利用他们返乡之际召开座谈会、恳谈会，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吸纳他们好的建议，同时给他们以文化交流使者的任务，敦促他们注重自身形象，积极地宣传本地文化，提升地方形象，创造条件招商引资，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
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6
《乌拉尼亚》的生态异质空间
“异质空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66年福柯的《词与物》一书中，衍生于20世纪西方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产物论，关注社会中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偏离常态的空间。[2]在当代西方生态文学作品中，“异质空间”往往是一个与当下世俗空间有鲜明地理差异的地域空间。这种“不相容性”的空间基本上是未经开化的、荒凉的、偏僻的、原始的、远离人类文明与工业侵蚀的区域，如城市边缘的小乡村、荒芜人烟的雨林或沙漠、大海、现代世界边缘的欠发达国家，等等。《乌拉尼亚》中的“异质空间”是位于墨西哥河谷、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的“坎波斯”。在这里，没有种族、语言、文化差异，没有贫富差别，没有长幼尊卑；爱情是自由的，人的自然天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晴朗之夜，坎波斯居民会与月亮、星星、花、草、蜜蜂对话，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华，体会着大自然的宁静、和谐，感受着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打破人类物质文明的枷锁。在《乌拉尼亚》中，勒·克莱齐奥以异质空间为手段和途径对现代社会常态空间进行突围，并借“不相容性”的异域空间寻找精神的逃亡与救赎；“坎波斯”异质空间是坎波斯居民逃离城市现代文明的空间领域，也是他们进行自我救赎的精神家园。富有这种强大隐喻功能的生态异质空间更能帮助作品表达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理想、诗意、静谧的“人类栖居地”的探寻，对融入自然、回归自然的呼唤等多重生态价值取向与内涵，从而完成对既有社会体制的对抗及深层精神生态的自我救赎。
《乌拉尼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现代文明以现代性为特征，在给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价值观与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自然环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现代性与城市文明是以自然环境的商品化和人的工具化为代价的。在《乌拉尼亚》中，勒·克莱齐奥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刻批判了现代性产生的危机与异化现象：对自然环境物化的批判、对人工具化的批判、对真善美价值观丧失的批判。
1.对自然环境物化的批判
正如勒·克莱齐奥所看到的那样：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和破坏，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过度捕捞、沙漠化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生物物种灭绝，等等。毋庸置疑，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这场掠夺的理论依据。它强调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征服自然。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了自然环境的物化、商品化和工具化。《乌拉尼亚》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掠夺的、污染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四伏的城市边缘乡村，如：“今天，当你们凝望河谷的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呢？黑土地上覆盖的是房屋、街道和商业中心，城市的新区每天都在排放粪水、硝酸盐和磷，把土浸臭了……哺育你们的这片土地，是你们的皮肤。请不要让你们的贪婪和大意糟蹋了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的身体，把它变成一个肤色黯淡、干瘪瘦弱、风烛残年的龙钟老妇。”对河谷自然环境物化的描写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狭隘利己主义的控诉及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正如卢梭所说：“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和物质文明的无限发展，必然使自然环境物化。只有把人的欲望和发展严格控制在自然环境所能供给、接收、消化和再生的限度内，人类才能长久地存在。”[3]
2.对人工具化的批判
现性主义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博爱及人权等，反对宗教神学、封建意识。然而，在完成推翻封建神权的历史任务之后，理性主义与人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交融，沦落成为所谓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主义。工具理性重新给人套上了枷锁，使人的行为工具化、商品化；行为者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追求功利，而忽略人的精神价值和情感。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4]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与人的工具化在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中突出表现为“贫民的异化生存状态”。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摧残和物化了自然环境，也使得环境中的人工具化、异化。在工业化的驱动下，朗波里奥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的行为日益工具化、机械化，人的道德本性与传统价值观丧失。红灯区的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生活在贫民窟的大人和儿童每天像机器一样在草莓地里、冷冻工厂里工作，过着贫穷、机械、麻木不仁的生活。劳动已经沦为了一种丧失本质意义的工具化行为，劳动主体也已不再是“感性的、自然的人”。 朗波里奥社会中“贫民的异化生存状态”，正是对既有制度和工具理性世界的一种抗诉，对现代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种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