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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1
此前的6月30日，中石化公告说，销售公司经重组后，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从油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虽未列入国务院国资委首批“混改”名单，但中石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混合所有制领域有实质性动作的首家央企，2014年3月便列出了“混改”时间表。
此外，中石油、国家电网也早早释放出“混改”信号。
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石油巨头混合所有制改革动作与其说是经济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
石油巨头所处的垄断地位，长期为外界所争议，2013年中石油腐败窝案爆发后，更加剧了社会对其的负面看法。“两家石油巨头率先发出改革信号，主要是希望赢得‘主动’改革的姿态。”李锦说。
从竞争性领域开始
打响“混改”第一枪的石油巨头，落选“四项改革”名单，有些出乎外界意料。
“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家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非此轮改革的标杆，也不会是主流。”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按先易后难原则，目前改革的重点是建材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周曾担任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也认为，垄断企业涉及垄断利益，无论是搞混合所有制试点还是搞员工持股，在没有破除垄断前，都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因此，垄断性行业企业纳入试点，“应该放在后面一点”。
周放生认为，“混改”首先要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型、垄断型、公益型三类。竞争性行业，对国有股份的比例不设限；在垄断性行业，国资可以相对控股；在公益性行业，国资则要绝对控股。改革的步骤则是，先进行试点，摸一下经验和问题，再在试点的基础上出文件，最后再大面积推出。
周放生表示，国资委2014年的工作重点是制定具体方案，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处在刚刚公布试点企业的阶段，方案估计要到年底才能出来。
目前在国有企业分类方面，占据国有企业数量20%的垄断型和公益型企业的具体分法还有颇多争议。周放生认为，可以先把没有争议的竞争型企业先分出来，剩下的慢慢讨论。
对于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央企，上游勘探、中游炼化、下游销售，如何区分类型，颇为复杂，如何拆分，争议更大。
抢跑者众
拥有全国最大成品油销售网络的中石化，拿出了自己的优质资产――油品销售业务的股权进行出让，中石油则拿出了核心管道资产进行股改，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在201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向媒体透露，中石油共搭建了六个合作平台，即未动用储量、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管道、海外业务、金融板块和炼化，并将采用产品分成的模式引入民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不久，中石油公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即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中石油股份公司所持东部管道公司100%股权，转让后将不再持有东部管道公司任何股权。
公告一出，市场哗然，“中石油的动作太大了”。出售油气管道资产，而且是100%剥离，不啻为平地惊雷。中石油内部一位中层管理者也颇感惊讶。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透露，彼时国资委也被中石油的公告着实“吓了一跳”，立刻召来中石油的负责人询问情况。
不过，未来的操作仍具相当大的变数。“最有可能的就是由中石油旗下其他企业接盘，国有持绝对股的现状不会改变。”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说。
相对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抢在中央出政策前推出自己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最早的是上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7月7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计划在3～5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外，其余实现股权多元化。
重庆、广东、山东、浙江等多省市也都出台了针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贵州改革方案还明确提出“不设天花板”。
李锦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抢跑”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吸引投资的动机。这些地方政府拿出来进行“混改”的大都是亏损国企，“放在那里就是等着赔钱，还不如拿出来吸引投资”。
同时，有的地方政府也想借此释放压力，希望通过重组过剩产能，形成并做大新兴产业。上海、贵州、重庆、广东等希望将煤炭、钢铁、轮胎等行业的国有股份转给民营企业去做，并通过引资做大旅游等新兴产业。
接盘者隐忧
中石化销售版块的“混改”，规定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视市场情况确定，上限为30%。
一位接近中石化的人士表示，股权的三个槛51%、67%及100%，分别对应着超过半数、超过三分之二和全部股权，“只要中石化还保持国有绝对控股，那30%的股权在董事会中的作用不会太大”。
不仅如此，中石化在引资方案中对投资者的选择确定了“三个优先”原则，即产业投资者优先、国内投资者优先、惠及广大人民的投资者优先，并明确要求潜在投资者业务或其主要投资领域不得与其存在明显利益冲突。
设限的“混改”方案，仍然为研究机构所看好。申国万银在其7月1日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16年，中石化股价将上涨16%左右。申国万银的此番乐观表态来自对非油业务的潜力预估。
目前，中石化加油站非油业务收入占比不足其总收入的1%，纵观欧美成品油零售市场，加油站非油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0%-30%。因此未来非油品业务的发展空间巨大，未来五年，中国的单店非油品年收入可增长四倍以上。
如此前景让人垂涎。7月，中石化启动了首轮针对销售业务的竞投，超过20家民资企业响应，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阿里巴巴和腾讯。
一位在石油央企从事多年销售业务的中层管理人士表示，中石化早已与阿里等企业充分接触，但后者是否接盘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权偏小。
另外，中石化销售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油品销售。但是从全球成品油销售的大趋势看，成品油零售市场已经进入下行通道。
根据6月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由于全球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2013年全球范围内石油的市场份额降至32.9%，延续了1973年首次石油危机以来连续40年的下降趋势。
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2
2013年12月17日，上海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指出改革将“突出企业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发展阶段，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其中，竞争类企业将以市场为导向，努力成为国际国内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将按照市场规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对涉及上述分类业务的企业，因企制宜、分类分层管理。
黑龙江国资委在起草的相关文件的初稿中，将国有企业分为保障类、竞争类两个类型，并将在2014年6月末完成全部企业的分类，建立相应的分类监管办法。
山东省国资委则将属国有企业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并根据各类型企业特点形成相应的考核标准，“重点考核体现股东回报能力的经济增加值和净资产收益率、实行市场化分配机制”。这是山东对此类企业的“取舍”依据。
同样遵循“分类”思路的还有珠海。珠海市政府相关人士介绍，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珠海将按照竞争性、公益性和特定功能性进行分类改革。对于公益性国企，比如珠海水务集团、公交集团等，由国有独资或控股，注重公众利益，国资发挥主导作用。公益性国有企业将深化特许经营权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费用核算和服务标准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引入市民满意度等社会评价体系。对于特定功能性国企，比如珠海城建集团等，将优化资源配置，按时按质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比如格力集团等，则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入战略投资者，引领珠海经济转型升级，参照世界优秀企业标准，成为珠海经济格局创新转型的领军力量。
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3
国有企业是A股上市公司的中坚力量，市值占沪深两市总市值的半壁江山之上。2015年9月13日晚，中国中铁和中铁二局加入停牌行列，宣布因筹划重大资产整合事项停牌。目前A股有逾40家央企上市公司处于停牌状态，大多数停牌原因为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其中，中远、中海集团旗下的中国远洋、中远航运、中海发展、中海集运、中海科技5家上市公司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朱振鑫指出，本轮国企改革的一大优势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比以往更完善，为推动国资证券化创造了条件。国资证券化一方面可以解决谁来买国有资产、谁来盘活国有资产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开市场的竞价和监督促进政企分离，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出炉，本轮深化国企改革有四大看点值得资本市场期待。
看点一：推动国企整合重组，重点是在央企层面。朱振鑫称，近期央企强强联合的思路主要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品牌”，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产生恶性竞争、自相残杀，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能输出。未来央企整合方向在推动附加值较高、对出口带动作用较大、业务存在竞争性强的央企进行合并同类项，中船工业+中船重工、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鞍钢+宝钢+武钢等整合预期较强。
看点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仍是重点。除过去一直提到的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外，广发证券分析师陈果认为，此次混合所有制部分的最大看点在于对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的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作为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巨石已被列入首批国企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公司总裁张毓强介绍，通过推行“央企市营”，央企和民企合作，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看点三：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指导意见》提出，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专家指出，这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是做股权或资本管理，通过股权的进退、资本的流动，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
近期上海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上海国际集团就完成了国资运营“第一单”――锦江航运与上港集团的战略重组，上港集团也已将自己3.2%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国际集团。为履行平台功能，上海国际集团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了集团层面的整合重组，涉及14家公司和超300亿元存量资产。
看点四：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管理试点值得期待。陈果表示，在顶层设计方案出台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解决了国企改革中的分歧，后续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将会更加顺利，资本市场不需要等待太久。在国资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之后，各地改革也会加速推进。
2015年上半年一些地方国资改革已加快推进，广东、上海、深圳等地改革领跑全国。广东省面临国资体系资产证券化率低，提高资产证券化率的诉求比较强烈；上海作为地方国资重镇，已先试先行。
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4
一、 行为经济学――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视角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断地趋向精密化、数理化、规范化，但始终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作为理论基石，对经济行为人的研究几乎均侧重于如何在严格的约束框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主流经济学热衷于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尽管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研究障碍，但完全信息与理性经济人的严格假设不可能成立，导致经济生活中往往出现主流经济学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判，需要对其范式及政策理念进行重新审视。
针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相应缺陷，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修正了主流经济学传统假设的不足，对很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力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更为客观的解释。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三个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与有限自利。行为经济学指出，经济学家之前宣称基于利己性、理性行为的模式虽然能够给人们行为决策提供看似满意的行为规则，但现实中无人能够严格执行。行为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于确定能够为一个新的、更为客观的人类决策模式提供基础的行为规则，以更为有效指导客观实践。
由于完全理性、偏好稳定的严格假设完全不符合现实，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注定难以完全正确地指导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到众多行为主体如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行为经济学所阐释的行为主体各种行为特征，可被用以分析相关主体的行为，实现对行为主体更为现实的描述与分析，弥补传统经济学分析与以其为理论基础的政策缺陷，为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二、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1. 自辩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辩理论（Self-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当决策者发现投资过程中反馈的信息与投资前不符合时会产生认知失调，而决策者会有动机消除这种失调，努力实现认知的一致。在“自辨”的心理状态下，容易导致决策者在项目本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恶性增资。
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及人的有限理性，政府及国有企业做出的混改决策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与预期目标的偏差。此时，决策者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按照原先的路径改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及时终止，会损失已经投入的资源。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掌握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成败与否关系着他们的政绩及声誉，如果事实证明决策不当或失败，将对决策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一旦在改革出现偏差，决策者会出现认知失调，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承认失败责任及维护权威而千方百计地使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从心理层面强化原生性认识，弱化认知失调，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继续错误的混改决策来进行自我辩护，从而造成更多的损失。
2. 沉淀成本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投资者不应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但现实中的决策者一旦事前进行了大量沉淀投资，便会为了不使沉淀成本失去价值，具有追加更多投资的倾向，即沉淀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一般而言，沉淀成本越高，沉淀成本效用越强。所以，现实中的经济人在投资决策时会将沉淀成本当作重要的决策依据，目的就是弱化沉淀成本效应，避免陷入沉淀成本的陷阱。
与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本次改革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独角戏，非国有企业拥有了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非国有资本不仅可以参股国有企业，甚至可以控股。而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必须要由优质非国有资本的积极参与。非国有企业一旦参与改革就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资本，由于资产专用性，一部分资本会发生沉淀。如果混合效果不佳或者是失败，那么沉淀成本将无法得到补偿。所以，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非国有企业会千方百计寻找更为合理，更便于自身退出，节省沉淀成本的手段。但是，当前尚没有完善的保障非国有资本利益的市场退出机制，造成非国有资本一方面想要参与国企混改，另一方面又害怕混合之后，利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尽早退出，产生过高的沉淀成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见，沉淀成本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3. 损失厌恶、现状偏爱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指人们对同样货币数量的损失和获利，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利的快乐，往往进一步地表现为短视损失厌恶效应（Myopic Loss Aversion）。因此，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会强烈地抵制改革，即使补偿也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才能够弥补损失所带来的效用减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打破国有资本对石油、电力、航空等传统垄断行业的垄断，引入外部非国有资本。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国有资本及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突破传统旧体制的瓶颈，收益远大于短期成本。由于损失厌恶效应，很多国有企业不愿意放弃当前的垄断优势，对短期成本估值过高，而对于长远收益估值相对较低，导致不愿意改革或者不配合甚至是阻碍。特别对于一些高利润的垄断行业，损失厌恶现象会更突出，改革阻力更大。
现状偏爱效应（Satus Quo Bias）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具有惰性，即使变化也会存在路径依赖，很难偏离现有框架。与以往的股份制改革不同，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市场平等地位，要求国有企业改变传统的国有股一家独大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深入的混合改造。这些措施是对于传统国有企业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尤其是股权结构上，国有资本不必一定控股，对于传统体制下的一些国有企业而言短时间内很难接受。政府和企业尽管表面上声称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受到现状偏爱效应的影响，更多在原有制度安排上进行简单修补，难以实现根本上的体制变迁。即使混改成功，混合之后的资源整合更为关键，否则无法发挥混改应用的功效。现状偏爱效应会使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过去的经营理念、运营机制、管理体制及企业文化偏爱，不愿意适应对方，容易造成不同资本间的冲突，增加交易成本，影响融合质量。
4. 羊群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羊群效应（Herd Effect）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不确定性决策时，容易受大多数人影响而丧失自我思考的从众心理，实质上是有限理性的表现。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以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混合化为最终目标，仅仅是实现转型的手段。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国有企业未达到完全自主，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在中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纷纷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一些省份更是拿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表，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目标国有企业全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这些举措虽然响应了中央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盲目跟风现象突出。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担心自己的改革步子迈的小，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其他地方，没有足够的耐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足够的理解、调研，不顾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盲目混改，出现了定指标、下任务的行政性干预，冒进现象突出，实际上是用行政指令推动国企混改，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5. 禀赋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是，支付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等，意味着购买价格与销售价格大体一致，没有重要的财富效应。这一原则也是科斯定理所坚持的。但是，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这种假设不符合现实。Knetsch和Thaler（1990）通过代金券与杯子的交换实验证明，当行为主体拥有某种物品的产权时，对其的价值评价要远大于不拥有时，即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使科斯定理中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都能达到一样效果的预测不成立，使产权交易双方在产权价值的估值上存在冲突，即使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导致谈判破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之一是国有股权定价。国有股权是否合理，能否得到交易双方的共同认可，决定着能否实现混合及混合质量。如果国有股权定价过高，不利于吸引非国有资本融合；如果定价过低，则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其估值较高。非国有企业没有所有权，估值较低。由此造成了双方利益的差异性，不利于融合谈判的达成。禀赋效应的存在需要国有股价的客观与科学，但当前国有股定价机制不完善，流通股权主要靠原值或净现值评估出来，无法正确衡量与确定国有股市场价格及其获利能力，因此很难协调好双方利益。
禀赋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环境（Context）对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和Issacharoff（1994）通过实验证明，当一方当事人认为对一项权利已经拥有或特别应得时，会产生强烈的禀赋效应。通过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的市场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对非国有企业制度上的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存在“玻璃门”、“弹簧门”，非国有资本想要进入垄断行业的难度依旧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者们认为已有的控股权及垄断地位是理所应当的，禀赋效应十分强烈，产权改革及股权结构优化的难度也就越大。
6. 公平、自利服务偏见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平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难点。传统经济学对于公平的研究很多，但始终难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原因在于公平与人的主观心理联系密切，很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公平标准，而传统经济学偏好一致的假设决定了其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公平问题。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参照交易（Reference Transaction）”进行了诠释。如果交易严重偏离了“参照交易”，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不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认为自己承担着很多社会性与战略性政策负担，理应享有更多的政府优惠措施与垄断优势。非国有企业却认为只有实现双方完全的平等竞争，消除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偏爱，才是公平的。可见，双方对公平的参照基准不同，导致双方在融合谈判中需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
大量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存在“自利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对于公平的判断带有自利服务性。由于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职能部门及国有企业出于保证市场控制力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对非国有企业存在偏见，只愿意转让少量国有股权，认为是公平的，而非国有企业基于自利服务却认为是不公平的，这就容易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三、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行为经济学为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要求我们在改革中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1. 正视沉淀成本，实施有效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非国有企业摆脱沉淀成本的负面影响，激发其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规范相关政策法律，保证非国有资本进入行业后的合法权益。对于易产生沉没成本的资源如大型开采设备，要建立完善的交易市场尤其是二手市场与租赁市场，降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政府实行补贴，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政策，补偿非国有企业的沉没成本，促进技术设备的更新。
2. 打破国企垄断，完善市场体系。坚持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石油、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更多的垄断市场领域及业务，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充分公平竞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与竞争性，消除对国有企业不合理的倾斜政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严把合法管、合理关与监督关，做好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准入服务，为非国有资本进入市场提供条件。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有股定价机制，规范国有股流通程序及通道，实现全过程的公开化，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通过这些措施，逐步转变一些职能部门与国有企业陈旧强化的思想观点，弱化禀赋效应，使其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革。
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5
国有企业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富二代”，民营企业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屌丝”。“混合所有制”的推出仿佛打破了原有的门第限制，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可以“结婚”的机会。关注这场婚约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他们背后的“亲友团”——投资机构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
“混合所有制是企业优化股东结构，提升治理水平的一种尝试，尤其对国有企业意义重大。”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对《英才》记者表示，“红杉资本也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架构下的战略投资机会”。
对于想要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投资机构来说，“混合所有制”究竟是一剂毒药，还是一罐蜜糖？在“混合所有制”中，谁将成为主导者？作为国内最富盛名的投资机构，红杉资本是如何掘金“混合所有制”的？
潜伏“混合所有制”
借着《决定》的推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落实”相应政策。
201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在上海的改革方案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作为一个政策选项，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路径则是将国企改造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整体上市。
而在河北，7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建设企业自主联合，结成战略联盟，谋划组建一家河北省建设领域大型企业集团。这7家企业类型涵盖国有、民营、中外合资，筹建的公司也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
作为投资界的元老级人物，沈南鹏很早就参与了混合所有制的创业活动。
在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之前，沈南鹏本人在携程担任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时，主导了如家酒店的创立。当时携程与有着国资背景的首都旅游集团以及创始人团队三方合资，首旅代表与沈南鹏长期担任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合作愉快顺利，共同成功打造了如家品牌。
2006年10月26日，如家快捷酒店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盘22美元高出发行价59.4%，融资金额达1.09亿美元。以超过30倍的超额认购完成招股。而那段三方合作的经历也让沈南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家成立后很快成为经济型酒店的龙头企业，和这种优化的股权架构不无关系。”沈南鹏表示，“首旅作为一家专注旅游行业的国有企业，这一投资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财务回报，也完成相应的战略布局。相信越来越多的‘如家’型企业会诞生和成长”。
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成立之后，又相继在以“秦川机床”与“建工土壤修复”项目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清洁环保业中找到了与国有资本进行合作的机会。而在此之中，沈南鹏也越来越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所能为企业带来的发展优势。
因为红杉资本的介入，这些公司治理架构更加合理，可以充分发挥各股东的优势。红杉的优势在于可以帮助高端人才建设、建立业务考评体系、战略规划，以及帮助企业建立产业合作伙伴、顺利走进资本市场。而相应的国企股东在政府关系，资源整合，上下游关系中又扮演着不可被取代的角色。
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行“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所饱受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混合所有制，究竟是谁“混合”了谁？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谁才是主导？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还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有控股并非是依靠控股比例来实现。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也曾表示，未来要鼓励公平竞争，理论上国企与民企就应有公平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只有国企控股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进退，才能带来体制性突破，否则将仍只是做表面文章。
“三中全会以后，相信混合制将有更多的实践和成功案例，在许多行业里，优化股东架构以及带来的机制变化会给企业发展插上新的翅膀，产生一批行业领先企业。”沈南鹏表示，“改制中股东的组成和股份分配，不同企业应该有不同安排，很难说某类股权比例的安排一定最优”。
受限于股权激励
在红杉资本参与的几起“混合所有制”投资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对湖南广电旗下快乐购物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快乐购）的入股。
2010年，国家九部门联合下发《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进入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文化业态，努力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
就在此时，快乐购正式宣布，与弘毅投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红杉资本组成的投资团签署协议，从三家机构共计获得3.3亿元的投资，同时湖南广电继续保持对快乐购的绝对控股权和实际控制权。
自快乐购融资进入外界视线以来，关于快乐购的团队激励一直都是行业内异常关心的热点，在此前的国有背景企业融资改制中，管理层持股形式的长期激励方案一直被回避。
快乐购采用的是一个短期和中期相结合的方案，管理层的激励部分，在薪酬中的年终奖体现，股东会设计一个业绩标杆，超过此标杆的业绩部分，管理层团队就可以按照一个固定比例和股东分享。
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方案范文6
【关键词】国企管理体制 竞争机制 混合所有制 国民投资基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决策，也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步骤。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承包、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有控股等渐进式改革，终于进入最为艰难的股权混合与资本协作阶段。目前，国资委已经启动混合所有制试点，各省也陆续出台了指导性意见，但是，国有企业的迟疑与民营企业的怀疑给出了并不一致的预期，学界和公众对已经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也提出了疑问，民营企业更是顾虑重重。一些希望进行价值投资的民企担心被国企控制，而另一些民企则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迅速联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能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将构建出一个柠檬市场：如果缺乏良好的机制和监督，通过混合所有制激发市场活力的初衷只能迎来投机资本或权贵资本，改革将走向反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无异于一场改革攻坚战，一方面需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另一方面需要完善顶层设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当前应尽快改革理顺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实现国有资本投资人、国企管理机关、国企监督机构之间的职、责、权平衡，同时，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建立有利于国企发展的竞争环境与竞争机制。
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当前，国有企业的产权、人事任命权、资产处置权、投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分散在国资委、财政部、组织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个部门，看似制衡了权力，但运行效率不高，且没有明确的机构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负责。这是顶层设计上的职、责、权不对等，在运行过程中国企借机放大了这种趋利避责的制度扭曲。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国企管理应职责明晰、权责对等。如果将各类国企看成一个整体，有必要对这个整体建立一种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国企管理体制，从国家层面平衡国企管理的责权利关系。笔者建议，赋予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出资人职责，归口财政部管理;由国资委负责国企管理，增加人事权，扩大决策权;由人大下设国有资产监督机构与工会联合行使监督权，国资委的监督职能转化为内部审计职能。国企管理体制改革是企业治理结构改善的前提，只有如此，企业才能回归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经营自才有实施的空间。如果仅以股权结构变化应对改革，不但国企旧的弊端难以改变，民企中的不良文化也会进一步侵袭。
“三权”的分工与协作。财政部所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致力于国有资本增值保值，其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寻找投资机会，对投资收益负责。进一步的改革举措中，财政部可以成立多家资本投资公司以促进竞争，各省也可以成立资本投资公司，出资人代表参加企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行使相应的权力。
国资委对全辖国企实施基础性管理与规范性管理，改善国企治理结构，规范国企运营制度。以往，效益不好的国企依靠政策保护存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公共事务承担，效益好的国企则依靠政策保护维持垄断，并在企业内实施高福利，减少红利上缴，降低了政府的收入。国企在“软预算约束”之下产生道德风险，并对经济的运行形成负外部性①。现在，改革过程中国资委的职责就是要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独立、健全的市场主体，破除垄断，优胜劣汰。国企具有公共企业性质，不管是否为上市公司，都应该接受出资人代表和职工的监督。人大和工会代表了全国人民及职工权力和利益，笔者建议在人大设立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改变当前国资委自我监督的现状，同时改革调整工会职责，扩大工会职权，与人大一起形成上下结合的监督制度。只有在管理机构职、责、权对等，管理体制科学有效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实现“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够有效实施。
创新竞争环境与竞争机制
优秀的企业是竞争机制筛选出来的，而不是设计与保护的结果。不当保护不但影响企业的公平与活力，而且会形成垄断，抑制创新。国企改革的重心不应该聚焦在“一企一策”，而是要从制度设计上促进企业竞争，以优胜劣汰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可以考虑在资本、国企高管、国企员工三个层面实施“畅通工程”，即资本进出畅通、高层进退畅通、员工流动畅通。
资本进出畅通，用以解决投资者在场内“用手投票”和场外“用脚投票”的问题，使资本配置到高效率的领域。混合所有制在股权主体上是多元的，在股权结构上是动态的，没有资本通畅，市场选择与优胜劣汰的法则就无法生效。
高层进退畅通，用以解决管理层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问题，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为国效力。优秀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必须通过竞争机制培养并留住。如果国企依旧是半个政府，依然在“谋人”与“谋事”之间消耗精力，则无法赢得竞争优势。
员工流动畅通，用以解决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问题，给予全社会劳动者公平的机会。国企区隔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部门利益和团体利益，这种利益与“软预算约束”形成粘性，降低了人才活力，阻隔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
如果在上述三方面无法以创新的竞争环境与竞争机制促使企业充分竞争，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就难以形成，仓促实施混合所有制，国企必将积累更多、更大的困难。
资本市场的规范与创新
规范资本市场建设。资本进出畅通要做到产权清晰、主体平等、规则公正。其中，产权清晰是首要条件。国有资本应明确人，职责清晰，考核清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成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仍无法解决问题。如果公共资产的对应关系依然是模糊的，那么就依然不能激发民众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心。
资本主体平等是资本畅通的必要条件。国有资本和社会各类资本在公开市场上投资有价值的企业，应获得同等机会，但当前对资本的约束与保护措施尚不完善，民营资本颇有顾虑。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扩大的贫富分化导致民营资本的财富集中度较高，普通民众无法进入门槛颇高的股权交易市场，分化带来的对立情绪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地对待资本权利。
规则公正是资本进出通畅的保障。民营资本对股权等问题的顾虑，都是源自于规则的缺失。国企股权集中度高，民企不愿成为配角，而让民资控股又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市场规则必须要能保证价格公开、交易公正、同股同权，否则“摸着石头过河”就会演变成“搅混了水摸鱼”。
创设国民投资基金。能否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公有产权，通过构建新的投资主体协同资本权益，并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力量？笔者建议构造新的投资工具来改善资本与分配关系。
第一，创设含有国民权益的投资基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虽然使国资不再虚位，但所有者依然虚化。公有制包含了平等的所有权，也应包含平等的投资权。投资国有资产是国民经济权益的组成部分，每个人的投资限额在数量上等于全部国有资产除以全国人口数，个人在限额内自由出资，即可形成“国民投资基金”。基金可由人大授权的机构管理，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履行出资人职能。
基金购入国企股份后，既保留了“公有”之名，又有了对应的所有者。参照农村“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②的政策，国民投资基金同样可以实现“确权确股不确企”。基金允许赎回和申购，只分红，不转本，不允许转让与抵押。新生儿自动获得基金认购权，亡故后国民权益相应消失，个人账户赎回销户。
第二，基金的募集规模。基金分国家与省区两级，募集规模由两级国有资产总额确定。以财政部及银监会公开数据测算，2013年末中央国企净资产26.6万亿元，地方国企净资产20.4万亿元，这即为当前两级基金的募集规模。以13.3亿人测算，全国每人能认购的国家级基金上限约2万元，各省由于国资规模不同，认购上限各异。由于并非每人都有意愿或足够的积蓄购买基金，假设首批认购额为募集规模的20%，则国家级基金可募集约5.32万亿元，省级基金可募集约4.08万亿元，合计9.4万亿元的基金将产生巨大的投资效应。
第三，基金投资与管理规则。国民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于能源、金融、通讯、交通、公共服务等重点国有企业，不投资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资产处理公司等非实体企业。为体现资本主体平等，国企股份出让时，必须1：1吸纳国民投资基金与非公资本，确保机会相同、价格相同、额度相同。以后的股权变动也须保持基金与社会资本的持股比例相同，当某股东持股比例超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时，经基金管理人授权可以获得相对控股权。理论上国有股可多次出让直至最后1股，这1股是否出售、出售给谁，由人大最终决定。
国民投资基金的作用与意义。基金能够协同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是国企股权交易的“参照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退出国企的国有资本实施再投资时，能够继续吸纳基金和社会资本，成倍地带动社会直接投资，并减少依靠货币投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基金创设后，国有经济的引导与调控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控制力进一步扩大。此外，国家与各省基金之间合作竞争，还能够减少重复投资与市场分割。
基金还提供了一个全民投资的机会。按测算，一个三口之家能认购两类基金合计约6～10万元。分红能够形成新的财产性收入，并使公众成为国企的利益攸关者，增加公众监督的范围与力度。同时，由于基金业绩直接而连续地反映了国企改革成效，可以将其作为国有经济改革及管理者考核的量化指标。
国企高管的管理与改革
实施“政企单行道制度”。资本市场改革针对的是“政资不分”，高管改革针对的是“政企不分”。国企管理者中长期缺乏优秀的企业家，一直以来，国企高管与公务员间几乎是相通的，不仅在级别上也有部级、局级、处级、科级之分，而且近年来国企高管调任政府要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国企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市场之间却没有正常的任职途径，民企和外企的职业经理人很难逾越行政级别的“龙门”，进入国企高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以尝试设置“政企单行道制度”。国有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治理结构，合理增加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比例，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以便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人才。同时，要在长期考察基础上，选拔实绩优秀的国企总经理进入公务员队伍，严格控制公务员空降为高管。公务员在国企挂职锻炼只能在中低层短期进行，如愿意入职，必须先辞去公务员任职，再参加国企公开招聘。
成立相对独立的国资干部系统。建议国资委对国资系统干部单独管理，建立适应国有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体系，完善国企人才队伍的选拔、培养、聘任、考核与薪酬制度，破除国企干部与公务员行政级别的对应关系。选人、推荐人、考核人都由国资委独立完成，这有助于构建责权对等的管理制度。独立的国资干部系统提供合理的筛选机制，选拔最优秀的高管治理国家，选择优秀的管理人才留在国企稳步晋升（或成为职场精英、创业企业家），筛选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
系统解决“能上不能下”问题。“能上不能下”问题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行政级别对应关系，二是治理结构缺陷引起的管理者寻租，三是“彼得效应”导致的外部竞争力不足，四是在职消费过多，即期收益过大。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国资系统应全面规划人力资源工作，坚决实施“政企单行道”制度，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其次，指导督促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管理制度。第三，改革高管的薪酬与福利制度，充分考虑贡献与报酬，制定基础薪酬、绩效奖励与期权激励;考虑高管平滑消费的需求，取消职务消费与特权，实现待遇货币化，并有条件地实行补充年金制度、“金色降落伞”制度、提前退休等制度，让高管“上得精彩、下得坦然”。
国企员工流动的举措与建议
将员工管理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方案加以重视。流动畅通是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如果员工“难进难出”，则对外形成人才壁垒，对内造成活力丧失。国企的用工“进入代价高，在职保障高，退出成本高”，员工管理一方面成为国企顽症，另一方面又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延缓改革的交集。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员工管理必须制定一揽子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不能将历史障碍交给某一位总经理去化解。
进行人力资源综合规划。在国资委统筹管理下，首先，国企应破除员工身份差异，以同工同酬释放人才活力。其次，授予经理人足够的权限，改革国企内部的官僚体制，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第三，规范考核与奖惩制度，使劳资双方在公平规则面前双向选择。第四，取消隐利与保障，实行市场化薪酬福利政策。第五，实施员工保障计划，通过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维护员工利益，比如采取级差提取制度、跨行业跨区域转移制度等等。同时，建立工会失业救助基金，用于阶段性救助。
员工持股宜缓行。有人曾建议以员工持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笔者认为这种方式当前并不可行，国企员工身份差别较大，持股只会强化部分员工的特权，并不能对全员产生激励，既不利于人才竞争，又不利于人员流动。再者，员工持股的购买价格往往远低于市值，这不是真正的激励措施，而是变相侵吞国有资产。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了资本融合的新阶段，作用重大，意义深远。三十多年前的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今天更需要一份清晰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以科学决策与稳步实践确保改革成功。
（作者为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资产评估与管理教学团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3jxtd098）
【注释】
①刘瑞明：《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