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1

关键词:房地产业房地产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税制改革

正确认识房地产业及税收调控的地位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摆正位置,坚决扭转“房地产依赖症”

房地产业从2003年开始,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但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作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法用地;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加剧了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房价上涨过快加剧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高房价必然抑制居民对其他领域的合理消费,不利于扩内需、促消费;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其他产业可能被忽视,因此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大多数中央调控政策的执行最终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让地方政府既无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无心抑制高房价,这可以说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摆正房地产业的地位,房价一味上涨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发展绝不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模式,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认识和局面。

(二)房地产税收调控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改善税收调控方式

房地产行业具有的“资金密集型”和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土地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税收调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宜频繁使用,相对稳定的税收体系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对房地产市场可以采取的常用调控政策中,税收调控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金融、信贷等政策调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税收政策更多是结构性调整。因此,虽然税收调控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但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税收调控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房地产业的税收政策,没有一项是从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台的。

对前一阶段房地产税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来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从2005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间为应对房价偏高、增长幅度偏快等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这一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配合国家的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指导方针,为鼓励国民购买住房和扶持房地产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以宽松政策为主。从以上两个阶段来看,宏观调控措施尽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从税收政策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波动较大,同时在总体上延续着不断上涨的趋势。第三阶段,2009年底至今,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又出现过快增长的势头,宏观政策又开始趋紧,相应税收政策方面也开始收紧。

(二)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具体房地产税收政策

2008年3月,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国家减免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和运行当中涉及的有关税收。2008年11月,为了减轻个人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个人住房消费,将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同时还规定个人住房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征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还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2008年12月出台的国办131号文,规定对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规定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仍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次税收政策调整和原来执行的政策相比,调整了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的征免期,同时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通过这次营业税的政策调整可以降低住房转让交易成本,促进二手房市场发展,鼓励普通住房消费。

2009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消除了内外资企业在房产税征收方面的“双轨制”。2009年12月22日,国家下发财税[2009]157号文,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这次政策调整把个人购买普通住房后转让免征营业税的时间从2年恢复为先前的5年,体现了政策较以前开始趋紧。

下一阶段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尽早全面开征物业税,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和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物业税主要是完善财税制度的需要,同时对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税制体系以及抑制房地产投机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调控房价,虽然短期内效果尚待考察,但从长远来讲增加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负、改革现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对房价的合理化和避免过快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各项现实问题,包括房地产税的征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税目、减免税、税收征管以及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衔接等具体问题,对这些问题逐一研究解决。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可以采取分步骤,由易到难的办法进行,可以考虑先行开征“房屋空置税”和“土地闲置税”等简单易行的税种,将来再逐步过渡到全面开征物业税。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必须改革。中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税制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房地产税费涉及12种税,50项费,一套房合计征收62项各种税费,这也是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二)调整房屋租赁税负,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理论上,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房产的所有人即业主,但业主会不会把此税转嫁给租户?事实上,从香港的情况来看,业主普遍会把物业税转嫁到租客身上。租户除承担租金外,还多交了税,可以说政府征收物业税是从租客身上收了一笔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必须调整房屋租赁时的税负,降低租赁成本,活跃房屋租赁市场。我国税法规定个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税一费,不仅税种多、税负重,而且在实际征管中偷逃税款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议统一税率,对普通住宅个人住房租赁统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以此来盘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配合物业税的征收

从世界各国财产税征收的情况来看,大多都会配以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使财产税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时赠与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继承的房产征收遗产税,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房产的长期收益预期。联系到我国的实际,如果征收大额的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降低富人购置固定资产的原动机。那么相应就应该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从而起到影响房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1)

2.陈真诚.不表态不代表物业税不会开征.法制日报,2010(2)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2

关键词：房地产业房地产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税制改革

一、正确认识房地产业及税收调控的地位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摆正位置,坚决扭转“房地产依赖症”

(二)房地产税收调控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改善税收调控方式

二、对前一阶段房地产税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来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二)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具体房地产税收政策

三、下一阶段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尽早全面开征物业税,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和土地出让金制度

(二)调整房屋租赁税负,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三)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配合物业税的征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1)

2.陈真诚.不表态不代表物业税不会开征.法制日报,2010(2)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3

一、“十一五”是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政府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尤为重要和迫切

1、应当对我国的改革进程作出客观判断。从总体上说，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第一，这个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这次宏观调控反映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并且成为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产生政府短期行为、扭曲行为的主要原因。第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改革的任务远没完成。并且，近些年由于政府改革的严重滞后，有些改革在推进中变形走样，有些改革由于涉及利益关系难以出台。

2、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中央把今年确定为改革攻坚年，时间已过半，总体进展如何？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46.2%的专家学者认为取得一定进展，35.6% 的专家学者认为改革攻坚尚未破题。在前几天（9日）我院今年上半年改革形势分析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政府改革滞后事实上越来越制约着其它领域改革的进程，并增加了改革攻坚的复杂性和难度。未来几年，我国的改革有可能发生几个重要的转变，例如：第一，由微观体制改革向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二，由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向垄断性领域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三，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这三方面改革的推进和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十一五”时期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各项改革才会有新的进展。

3、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攻坚，迫切需要建立改革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机构。随着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门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从去年的宏观调控看，政府部门的某些行为，不仅具有部门局限性，还具有较强的自身利益的特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假改革、不改革，使改革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并容易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某些误解。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继续推进改革中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对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二、“十一五”要进一步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限定为经济性公共服务

1、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从这次宏观调控看，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暴露出突出的问题：不仅扭曲了要素价格，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逐步积累了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机制性腐败。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政府重视招商引资，热衷以批租土地为主要内容的经营城市，忽略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例如，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与当地政府主导和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他们重视征地和建中高档住宅，忽视经济适用房和廉价租房。长期以来的这类行为，使政府的公共形象在广大百姓中大打折扣，并由此引发了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要把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务范围，其基本涵义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管理的有效性、经济信息的公开性、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如果政府主要把这样几个方面的经济性公共服务做好了，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保障。

2、“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关键时期。“十一五”时期只有把这样一个转变解决好，宏观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经济的稳定发展才有好的制度保障。有人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没有条件？从现实情况看，应当说有一定的客观基础。比如说，我国新增GDP的60％、新增就业的70％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2004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不仅不会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对于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极其关键和重要。

3、按照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内在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有效地预防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就要改革和调整宏观经济部门，以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宏观调控体制建设。例如：第一，设立国家经济部，专门负责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经济政策制定；第二，为确保统计数字的客观、准确，进一步加强统计部门的独立性；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以有利于发挥利率、汇率等市场工具对宏观经济的有效干预。

4、加快政府的自身建设和改革。从现实的情况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加快投资体制与审批体制改革；去年国务院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投资体制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偏差，“核准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审批制”的代名词。第二，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十五期间我国本应初步完成垄断行业的改革，但由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不到位，这个目标没有能够实现。第三，严格限制各级政府的直接招商引资和以批租土地为主要内容的经营城市。第四，实行政府消费的市场化。随着我国公共产品与公共需求的不断扩大，政府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政府消费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为此，政府消费必须实现市场化，建立高效的政府采购机制。

三、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强化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至关重要

1、由于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政府转型面临新的挑战。国际经验说明，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和利益关系深刻变化的时期。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发展与转型的特定时期，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改变，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并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务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这一现实，给改革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给政府扩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严峻而迫切的重大课题。

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程度。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并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断或倒退。因此，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2、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关注的重点应从效率转到社会公平上。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利益关系开始发生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由利益倾斜向利益兼顾转变；二是由利益调整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转变。这就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新的、合理的协调。从现实情况分析，贫富差距严重并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的社会再分配职能严重缺位。当前，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弱势群体有所增多，改革与多数人利益的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上，放到社会再分配上，放到着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为此，在解决市场化分配的同时，要更突出地抓好社会再分配，努力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尽快确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3、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研究和界定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权、事权，使财权和事权相对称，进一步实行有效的转移支付和强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第二，要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使财政支出逐步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益性项目倾斜。第三，要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体系，把扩大就业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第四，要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第五，要实现政府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稳妥地培育社会民间组织。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4

[关键词]土地轮转、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人口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1

（1）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的轮转制度

近来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多数意见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明确土地所有权并容许土地轮转并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是多数农民不知道该如何在商业化社会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而在出卖土地一段时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条件的长久改善，这样农村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我们说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中国国情对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农村的劳动力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农业群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没能得到社会的恰当评价。这牵涉到依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能力的问题，涉及到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同行业在国家中地位的价值判定是否应该依据相同标准的问题，它的解决涉及到是否要依据自身情况而突破传统理论的问题。

我国农业成本的低廉不是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基础上的农村和城市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造成的相对的低廉。这种低廉是与我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违背的，也是诸多农业问题的根源，急需改变。

参照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减低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土地集中以及农民与土地分离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承认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使用权就可以作为土地论转的基础，依此以农民现实承包土地为基础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确认，颁发法律凭证。容许农村现有资金以及城市资金注入成立大型的农业公司，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公司依据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给与一定现金补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发放给农民，在农民进城时作为基本生活保障。

农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转让和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对于种植业这样有一定周期性的行业，随时交换土地使用权时不现实的，可以采用适当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个特定时间段进行轮转，或者采用农业公司留取一定机动土地进行轮转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时期后对于已经在城镇安居的农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长期使用权，政府和农会共同对此行为进行督管。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司进行扶持或者补助，以及针对其主体部分对于城镇化的具体措施采取微调以配合整体战略的实施。

采取这种方式的优势是：

a. 实现了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农业的实施打下了基础，给中国农业生产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创造了条件。

b. 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争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不参与对其产业利益的分配，产业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现有使用者之间进行，操作层面仅仅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

c.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带来的农民抛售土地后失去长期保障的现象。土地使用费阶段性发放无论是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还是继续在农村的农民都相当于一种社会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比较低的，仍然需要农民在进入城镇后谋求新的职业。

d. 给农业人口城镇化在农村方面的进行打下了基础，做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为农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奠定了基础。

（2）教育改革问题

我们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的，它需要我们首先能够认清社会现实、了解社会需求。在我国现阶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要求可以从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层次两方面入手。前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后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构建新的就业形式。我们在对人才成长的研究中发现这些能力的产生需要以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为基础。针对于此要求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调整为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方面让学生能够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处环境的结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让学生能够在具体操作中达到知行统一。那么现阶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重新构建教育的评价体系，增加教育层次，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

现有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并不是说高学历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学生本身和家长没有从以往人才培养的意识下走出来并忽略了社会发展现状，从而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过高。本科多了读硕士，硕士多了读博士，似乎高学历成了保障，事实上这种考试和评价制度下很多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这就需要改变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

a. 在社会舆论方面引导整个社会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把大众从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的意识下唤回，而真正认识到教育仅仅是社会成员自身丰富并获得一定认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个过程。而在人才选拔上丰富各方面人才的选拔评价方法，甚至设立专门的人才评价机构。

b. 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方面增加教学科目设置，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别是把教学科目和现在的科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结合。这就为就业层面的丰富打下了基础。同时以学校带动图书馆，带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接纳和承载更丰富层面的供给打下需求的基础。

c. 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建立高效创业实验园区，由城镇与高校相结合，社会各方出资构建一个产业链的龙头，采取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架构这个产业链条。实验园采取实验组，孵化器，保障机构以及评审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计划创业项目，保送评审机构审核，通过审核则启动孵化器进行创业，实验园的保障机构给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辅助，多方共同获利。

这些措施让学生所学是自己所向往的方向，并且能在学校直接和社会相接触，避免了教育同社会、同就业的脱节，并且为社会生产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高校创业实验园与城镇的合作避免了科研对大城市偏重的现象，更大程度调动了资源。也由于研究成果当地实施的原因，对当地经济发展，就业问题解决，整体人群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等问题的解决都有利。

（3）资本的启动和转移问题

在中小城市和城镇集团建设过程中，项目启动资金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并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我们没有对这些资金的投资加以很好的引导。我们看到部分省市已经开放民间资本对大型项目的投资，这是一种引导，但是我们说对于城镇化这样需要大范围、全方位投资的建设来说这是不够的。

我们说一方面进行农村和小城镇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增加城市金融机构的投资范围，规范投资方式，引导资本向农村和小城镇方向流动是很必要的。除了金融机构还可以放开和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的投资，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斜。对于农业相关产业减免税收和其它费用，利用金融机构开办针对优质农业项目投资的基金，深入研究信贷基础，在增加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加大放贷力度。政府拨款筹建大型工、农业项目，发展战略性投资项目，发展军工项目，从而带动所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让一个项目带动一个地区，这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增加融资手段，建立民间融资机构，使企业闲置资金可以进行自主的投资项目选择，得到更高的增值空间。

（4）农村，小城镇金融改革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以来它的操作都不是十分规范，这就带来了很多争论。我们看到多数争论的焦点都在在我国是不是要走合作化道路上。有意见认为应该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农村信用合作社，另有意见认为应该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双方都是以现有的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为依据。在我国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就是用某种理论来规范行为，而没有意识到理论的存在仅仅是对现象在某个时空条件下的解释，拿出一种理论，哪怕是一种在发达国家百试不爽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也可能是根本没有借鉴价值的。所以我说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不在于“合作制”要不要存在，因为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释、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本身就是有待研究的，所以我们说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不在于用如何现有的理论来指导，而在于用什么具体方式解决农村金融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走中国特色道路思想的根本所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也表现出一些特征。那就是金融总量的扩大，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金融总量的扩大在很多农村地区并不是建立在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利益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还是显得很遥远的，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意识，是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根据用户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的向市场化方向靠拢。因此我们说在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对自身利益的定位进行一些调整，要把长远利益的眼前利益相协调，把胆子放大，工作做细，从具体的运作方法上回避风险，这就要求在市场化的同时更多的为城镇长远发展建设服务，使服务种类和数量与当地的实际经济需求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内淡化某些指标的概念，把城镇化的金融保障工作做的深入、切实。还可以一方面对信用社进行改革，一方面引入新的大型金融机构，这就从内在改变原有金融机构的结构，又从外部引入了竞争。让它在新的思路下运作，又在新环境下学会服务的规则，自然而然的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这样既改变结构又构造环境的方法正好是针对旧有金融机构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刀，所以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根据各地自身情况，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采用把信用联社改造成为服务性农业银行的方式，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可以采用组织较高级别的农村信用联社的方式，便于更好的控制风险，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资源。总之是以为农民、为将要构建的大型农业企业、为城镇化提供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务和保障为前提，有利于这个前提怎么样行式的改革都可以。这就是解决方法从单一模式向多元化的转变，这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仅仅要容许组织形式上的多元化，也要容许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容许城市资本对，民间资本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注入，在各地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为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带来了更多的资金，一方面也是构建环境利用市场手段对于闲置资源的有效调动，是为金融领域的市场化转变营造了大的环境。形成一系列的农村合作联社，一系列的城镇商业银行，让他们更多的针对个体服务，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以后可以把这种针对个体服务的金融机构组织起来形成一两家新的农业银行。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初期要对这些改革后的金融机构加以保护，对其在市场环境下的不利因素加以控制，在某些方面减少大型银行对它的竞争威胁；金融机构的自身定位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更偏重于服务性，让它能够在农村城镇扎根并长期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紧密联系，更好地为城镇化服务，在一定时期以后，城镇建设初具规模，政府逐渐与其脱离；尽量做好基层工作，对于大项目最好移交大型银行运作，避免资金上的紧张。

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信用问题，特别是针对农民个人的贷款，经常是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敢放贷，很多地方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总的来说是现有的信用基础有问题。片面的强调自由和法律的作用并不能解决信用基础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既然承认劳动的价值，既然在农村和小城镇又有那么多需要做却没有人做的事情，可不可以采用金融机构投资做劳动密集型公益事业的形式来解决？就是说容许金融机构运作一些有长远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和城乡建设项目，这样由于项目本身的盈利性能保障金融机构的收益，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可以对无力还贷的贷款者优先雇佣，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以其劳动余额偿还贷款。这样就达到了建立放贷信用基础的效果，缓解了个人贷款中出现坏账的压力，并且给小型金融机构以稳定的收益，而且还能建设一部分公益事业，这是四全其美的事情。

在这样的金融改革过程中，要加大监管力度，特别是对于基层银行和信用社的内控机制的监管。一方面是保证对于农业和城镇化的投资方向，一方面是保证资金运作的安全性，一方面是抵制新的腐败滋长。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日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驱除障碍、构造环境。

（5）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过程，一方面是大城市人口的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前者的转移在数量上是主要的，这个过程对于接纳城镇来说是总的需求增加的过程，是我们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后者在数量上并不是主体，他主要给城镇带来技术，思路，方法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以扶持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对于接纳城镇来说是一个总供给能力增强的过程。

对于人员流动的具体的环境构建可以从以下一些层面进行运做：

a. 大中城市低收入群体及老年群体转移问题

主要针对人群大致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离退休职工，他们有一定财产，有一些技术经验，能吃苦对生活要求不高；一部分是初高中毕业闲散人员，没有什么财产或者家庭可以提供一些小额投资，有一些知识或技术和再学习能力，向往好的生活，不适合大城市激烈竞争；一部分是有一定能力不喜欢大城市紧张生活的人员，有技术可以独立创业，有一定经济基础，喜欢平淡的生活。这三种人在大城市中基本属于活力相对不足的人群，但是只要给他们适当的环境就可以开发出他们的潜力，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并为社会建设出力。

大中城市人员向小城镇移动的益处是可以解放大中城市中无活力人群对城市资源的占用，降低其生活成本，比如住房交通等，由于他们的让出使城市能够更大程度接纳农村能吃苦的年轻劳动力，和一部分高学历就业，提高城市活力，进而加大城市用工需要，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同时带动乡镇发展，相当于一部分知识技术资金投资，为农村人口城镇化增加接收能力，同时也能相对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城乡交流。

相应措施在城市方面要多方式启动移民工程，拿出多种针对不同情况人群的具体的操作方式，从生活环境改善和就业机会增加上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转移人口给予优惠政策，养老保险等按期拨付；开辟固定财产主要是房产转让市场，甚至可以政府接管一些，促进其流动；进行正确的宣传引导，组织考察团等形式的组织让有移动意向的群体真正知道好处；开放户籍制度。在乡镇方面提供足够的房屋，良好的置业政策；提供小额创业贴息贷款；按照自身发展需要引导就业；尽量稳定其工资待遇，解决子女教育等问题。构建良好的交通设施，便于往来。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

人民群众的城乡差别观念——可以通过宣传和引导将移动人口实地考察来改变；

传统的赡养关系观念——可以通过制度保障，说服来改变；

故土难离的观念——可以用实际的生活水平提高作为主要引发点，并采取就近安置，提供便利交通来引导；

与政府现有经济政策有抵触——可以做战略上调整；

资金困难——可以启动一部分民间资本，改造城镇级金融服务项目，政府做贴息贷款等来实现。

b. 建立高校创业实验园区

在高校教育改革方案实施的基础上，采取高校与小城镇合作创办创业实验园的方式，把地方硬件和资金，市场资源直接提供给高校使用，把高校的学术和研究资源直接通过这种形式引入到城镇建设中。让就业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一方面对于学生相当于在就业前直接接触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将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大大缓解就业难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城镇总将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城镇居住工作，这相当于为城镇留下了人才，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校创业实验园区的建立还将附带很多相关的科技文化研究成果，这些将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和就业层次多元化的实施，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为进入后工业时代打下基础。

c. 招商引资及建设老教授再创业机制

招商引资就是继续依靠自身自然资源和构建的资源等条件吸引外来商业投资的过程，这里城镇的引资主要是在前期以自身自然资源引资，在中期依靠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时规划而得来的资源优势，以及本地高校实验园研究成果等来吸引投资者。这主要是一个自身经济环境改良的问题。发动大企业参与到小城镇建设中来，小城镇的建设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问题，不仅仅是移民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是中华民族能不能持久维系的问题，是党的战略规划能不能实施的问题，是共同富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企业投资与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把对口支援与扩大西部市场相结合，把企业投资和解决城镇就业相结合，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和企业长久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经常在城市的公园，茶舍看到很多离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赋闲在家并不觉得舒适，反而喜欢去思考，喜欢融入社会，并且他们往往有独特的视角，更高的认知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经验，如果能够在大城市人口移动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在城镇养老，并且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无疑是给城镇增加了很大的社会资源。当然对于这一部分老人有身体上和精力上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组建适当的组织结构的形式来弥补这些，并给与一定的项目启动资金，特别是致力于城镇社会保障方面的项目要给与扶持。本着自愿的原则，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基础上更大的开发社会资源，为城镇建设服务。

d. 创办政府或金融机构督管下的创业投资咨询公司以及资金上的保障

很多民间项目无法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对市场清醒的认识，这样也就没有办法做投资前景分析，甚至很多小本生意都让投资者由于彷徨。而民间的投资咨询公司很少针对中小投资者，能够疏导的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导，这也是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一个原因。

建立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督管下的针对小型投资者的咨询公司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由于从业人员的眼界和专业分析能力能够对小型投资者的投资给与保障，又能够适时掌握城市各行业的整体情况，甚至可以指导性的调整，这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十分有利的。在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的督管下才能保证真正的为中小投资者服务而不是谋求自身利益，并且可以和金融机构在城镇化过程中为投资者提供的其他服务相协调，能够更好的保障贷款的安全性。

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在加大监管和建立指导性投资咨询公司的基础上放宽放贷条件，对有前景和有战略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给与政府保障或贴息的贷款。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开展相似的高监管力度下的投资性贷款。

e. 构建商务信息平台

小城镇经济生活的不活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很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不能够给居民提供很好的信息渠道，不能够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息。如果各城市能基于自身情况构建一个电子化商务信息平台，并在一定区域内达到对各城市信息平台的连接，那么他就将成为城市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同时使城市的整体商业环境的建设得到一个提升，也为本地企业走出去做好了基础工作，为日后创业园的产业化打下伏笔。

f.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联盟制度，促进区域内商品流通，打造区域性品牌。

在建设城镇集团的指导思想下，依靠区域联网的商业信息平台，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内的商品流通，并在此过程中打造区域性品牌，以优质优价以及地域性优势占领市场。地区各行业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让本地区供求尽量在本地区解决，加快产品流通速度和数量，达到资本的本地积累本地化。从城镇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向地区大而全的结构转变。一方面合理保护了本地产业，一方面达到资本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g. 居住和文化方面

在城镇建设问题上要重视本土文化的延续，各地域要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要都按照大城市的建设方法拉建设。重视生产与环境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为进一步吸引城市和农村人口创造条件，做到“引其来、使之安”。并且加大城乡道路建设，便于城乡交流。

对于个人购房贷款进一步放开，采取多种形式为城市和农村移民在城镇的定居提供便利。对于农村移民可以由政府和企业来投资进行一部分移民的房屋建设，可以借鉴三峡移民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对于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合问题，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项政治工作来作，细致到街道、居委会。加大对各地区历史文化的深度发掘和宣传教育工作，在教育学习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各地于自身的新的文化特质。重视对这种新型文化积累的记录、分析、整理工作。以居住的小区域为基础使之成为文化交流的基层载体。

（6）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看到农民主要是靠土地、靠子女或者靠自我积累为自己提供保障。这种保障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在历史上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当前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保障体系在保障能力上就显得捉襟见肘。诚然它为我们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时间，减小了压力，但是这是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违背的。所以在当前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的时候就需要着手对它进行改变。

社会保障的作用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维持社会的稳定并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们看到我国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就要求在具体实施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不要把社会保障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模式化。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考虑到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长远发展因素，照顾到社会承载能力等问题来实施社会保障。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坚持采取城市和乡镇分制的原则，对于城市和部分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镇应该尽量把社会保障的相关事务交给市场来运作；对于农村部分根据土地流转的具体办法将一部分保障资金以农业公司土地租赁款的形式发放，对于进城的农民再由当地政府扶持就业，这就有了生活保障，当经济条件逐渐转好的时候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的保障交给市场来运作。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一部分将进入农业公司工作，社会保障由公司承担，国家可以给与一定补贴和政策上的优惠；一部分将仍然作为个体农户存在，但是将由于整体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使收入增加，这一部分人可以采用联保的形式，再由国家补贴一部分作为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灾害与事故保险四个方面。对于养老部分在这个时期应该依然采用社会和家庭相结合的形式，这样不会给社会造成过大压力，也由于对亲情的提倡利于整体社会的整合。医疗保险可以采用国家补贴，群体联保的形式来作为过渡。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由于经济能力原因可以暂时搁置，只对于个别无劳动能力的进行救济，在整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再进行规划。灾害与事故保险要以保险公司为主，大面积铺开，这需要政府的政策参与和支持。我们看到上海周边地区的农业投保率是比较高的，其中不乏经济情况好的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灾害与事故保险事务中借鉴。

（7）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府的退出

我们说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更多的利用政府的指导、调配作用，能够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营造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能忽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这就要求政府意识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经济行为主体独立化的过程，给生产者，消费者更多的自主性，让经济行为主体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对制度改善的参与。要求政府的经济决策分散化，从微观决策领域退出，只在宏观领域起作用。要求政府引导所有制形式向多元化转变，要求政府逐渐退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定价过程，要求在政府的监管下使经济行为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秩序化、信用化。

我们看到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者都对城镇化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看法都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对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一定价值的。而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者对问题的认识不足或者顾虑太多而带来的实施力度不够造成的，这就需要进行一次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思想梳理，使实施者通过这个学习、交流和再认识的过程了解到城镇化问题的实质和具体运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5

金融环境决定地方经济发展

金融生态环境非常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应表现在信用环境、人文环境、管理环境。广泛意义上讲就是金融行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土壤。包括管理、人文、信用的发展,是综合性的、立体式的。“作为一家银行,对金融生态环境的依靠依附是明显的,在好的环境里,自然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行长谭万刚如是说。

如何界定金融环境的好与否?谭万刚谈及,好的环境首先包括信用环境,即政府的信用环境、信誉环境、诚信的管理环境,个人的信用环境、金融机构的信用环境、企业的信用环境。

管理环境同样有着重要作用,管理环境包括多方面,比如一个政府的法律法规健不健全,是否都按照法律和制度来运行,行业也有自律的管理,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的管理措施。管理环境有硬的管理环境,像条约、制度,还有软的管理环境,就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诚信和习惯,也就是人文环境的建设。这种管理从信用、从人文进行管理,一个地方的人讲不讲信用,是人文的一种传承。从全球来看,信用高的国度,经济发展必然会较好一些。就拿我国来说,江浙一带从政府到个人,就比较讲信用,而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就较好一些。这跟受道德约束,以及宗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经济发展与金融环境好坏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要想发展金融,难度较大。像海地等发展中国家,其政局不稳定,要想在那里搞金融,就会遭遇诸如、政府衍生出新的债务等等困难。从内部来看,一方面要有好的经济容量,另一方面要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模式,这样才能跟着政府、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发展。清楚看到环境与发展密切相关的谭万刚常常在民生银行内部会议上讲,逆势而为是可以,但有好的环境就该抓住机遇顺势而上。

随着GDP和经济容量的增长,这样的发展就比较轻松。在逆势环境中要做到异军突起就比较难,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比较少。这是谭万刚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理解。从中国大环境来看,对金融生态城市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苛求越来越大。这样的环境下就高度强调市场行为、市场规则、市场运行要规范。

目前,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在各个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并且均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从整个经济发展来看,各地还是存在差异。客观地讲,中国地大物博,省份也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注定了会有差异。以云南省为例,历年来,云南不良贷款记录就比较低,在管理环境都一样的情况下,这就充分证明了云南省政府、企业、行业、个人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好的。从政府角度、个人角度看,云南省的金融环境整体不错。这几年来还是有变化,比如说昆明的土地抵押在银行呼吁的情况下,相关管理制度也得到了很好的完善。政府也呼吁,一是要讲信用,二是政府部门要以项目来吸引信贷资金,云南省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大,处于大投入阶段,政府也没有强制你要投入那个项目,这样的管理还是比较好的。对于云南的人文环境,谭万刚个人比较欣赏和认可。他谈及,原来他认为市场经济行为比较充分的地方,相对而言人文环境会比较好,但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例如金融欺诈事件,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并不鲜见。相比之下,以前总是觉得云南发展慢,思路不够活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云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纯朴的人文环境,通俗的讲就是“说过的话都算数,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行业”。当然,虽然也有极个别诈骗,但很少。

云南人主要有几个比较好的传统,一是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在云南就保留和传承的比较好,人的包容、平稳、平和的这种心态不会像经济特别发达之后带来对人性的冲击,这是基础条件。第二是云南省资源特征,使人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不会因为贫穷而使人比较急于求成,但发达地区,贫穷可能就会使人无法生存,但这里有各种生活状态并存。第三虽然求发展,有些地方发展不够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不太快也不会犯太大的错误,造成太多的资源损耗和浪费,这也能使大的环境比较稳定。还有就是,云南虽然是多民族省份,但每个民族都具有一个比较平和、温和的特点,大家宣扬和传承的文化是一种“宁亏自己,不损别人”的文化。

谭万刚还分析道,就经济生态环境而言,云南的后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虽然总量比长三角、珠三角差距还很大,但是从国家政策的扶持逐步落实到位,加之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就是靠近东南亚的大后方,应该算做是东盟的前沿,祖国的后方,这种优势也得以凸显出来。一季度云南全省GDP增长是超过15%,昆明在15%以上,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因为发展的规律也是这样,纵观美国的发展也不是一开始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也还是有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也是一样,最早是珠三角,中期是长三角,然后就是工业的二次转移,现在发展又转移到西南地区。云南有很多的优势,首先是劳动力众多,人才回流、资金西迁都为云南带来了很好的发展。这些因素,对云南的金融发展均是利好的。

谭万刚认为在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中,银行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以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为例,2005年3月民生银行进驻昆明,目前民生的资产有220个亿、存款是170多个亿、贷款是210多个亿、利润有5个亿左右,人员300多个人,网络发展从原来立足昆明,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玉溪、曲靖、红河以及昆明的郊县等,网络和业务的发展,民生银行这5年里没有一分钱的不良资产,没有一分欠息。谭万刚谦虚地表示,民生银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其控制制度、客户选择、管理等的严谨和缜密,更重要的前提还是云南省金融生态环境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顺势,做好内部的事。

金融机构“反哺”地方金融环境

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同时也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反之,如果一个地方的金融机构勇于创新,勇担责任,注重自身良好形象塑造,也能促使该地的金融环境不断优化。

谭万刚表示,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首先要从金融机构自身做起。长期以来银行特别是新兴银行只愿意去做一些大企业、大客户,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管理手段会好一些,大家不太愿意去做一些微小企业,农村金融做的也不是太多,总觉得风险大。这样就将一些有发展空间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也会因此而滞后。

谭万刚认为,发展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是循序渐进。当到了一定时期,大企业已被充分竞争后,那些未涉足的高风险领域,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能恰恰是商业的蓝海。新兴领域机会大、前景好,以民生银行为例,其正逐步涉足农村金融,并间接涉足了农业企业,比如化肥、花卉等涉农企业。谭万刚认为,农业产业优点多,风险分散,它不像大企业集中在一个点上。比如农村的小额贷款就分散在千家万户,比如一个亿的小企业贷款,一家100万,一家50万……风险至少可以分散到一两百家以上的企业。

另外,农村金融也要有择优的原则,要把好的扶持起来,有更快、更好更高的发展,以一好带差,从银行的角度这也是一个原则,这是从农村金融角度自身角度的出发。从外部的生态环境建设来说,有这么几个好的趋向,特别贫穷的时候环境就不会好,但是富裕了以后环境就会有所好转,现在就微小企业、农村金融都是这样,比如农村的养殖户只有做的好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环境也会逐步改善,再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谁的信誉不好了都会清清楚楚,所以这样的话,自然的就会进化和淘汰的过程。当然,这一切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倡导、宣传的农村金融环境。这项业务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谭万刚介绍说,民生银行已经在大力开展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市场。在开拓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业务时,就需要银行有一套好的甄别方法去筛选企业,慢慢养成习惯,不好的企业、不好的环境也就会逐步消失,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银行自身在选择客户的过程中也就起到了净化环境的作用。

从整个发展过程中还要借助一些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建设,比如对小型企业的扶持,可以通过税务、工商、金融等部门联合来完成,比如一个企业连续三年五年是A级企业,纳税优良,那银行就可以多少贷款支持,制定一个标准,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也可以是多元化的评估,如信用记录年年都很好的,同样可以采取这种措施,经过社会的多维度建设是可以在这种新兴领域里面塑造一个良好金融环境。

换一个角度来讲,云南的中小企业,包括农村金融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像农村的一些养殖、花卉、生物制药等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也是民生银行的重点,民生银行在开拓新的领域建立起很多阵地,来开展业务。作为政府倡导的金融生态环境来说,云南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都花了很大力气,一行三局倡导了很多。在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方面,云南政府的重视程度,从客观上讲不亚于一些发达省区。

谭万刚强调说,仅仅有重视是不够的,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一些主要的领导必须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协调。从经济发达的地区来比较,江浙、长三角等地诚信较高,诚信的前提就是人的诚信,更重要的是政府敢于作为、敢于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也遇到特大困难。2008、2009年出口急剧萎缩之后,他们的很多生产型企业对银行的借款也很多,资金也很紧,企业也濒临倒闭的边缘,据了解,江浙、上海、广州等地的政府承担了很大的协调作用,有些涉及几十个亿的资金,多是由当地政府来牵头,大的财团组织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调节,共度难关,政府真正承担起协调、指挥责任,正是有了政府的敢作为,今年外贸出口也逐步回扬,从这个角度,政府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如果遇到一些大的困难,政府应该承担起共渡难关的责任,建立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此外,银行自身也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得益者,也是一个建议者。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共识,相互间一起去通力合作净化市场,共同建立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这一点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在实践着。包括金融运行的重要性,比如可以逐层次的宣传。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范文6

关键词：企业集团；成立方式；战略选择；演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3-0034-06

自Leff明确指出企业集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以来，［1］过去30多年来，企业集团在新兴市场上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实现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和打破企业管理上的行政“条块分割”，在借鉴已实现经济腾飞的日本和韩国经验的基础上，引进了“企业集团”这种经济组织。［2］在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企业集团为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企业集团的理论解释

在整个社会生产或者经济体系中，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两者是处于两个极端的和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3］176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或契约安排，被称之为中介组织，如战略联盟、动态网络、虚拟组织等。企业集团是中间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企业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企业集团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主要存在于新兴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具有不同于成熟市场中的中间组织的一些特点：第一，企业集团是一个法人联合体，集团内各企业间主要是产权连接关系，同时也存在社会、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第二，企业集团内部的各企业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整体意识。在新兴市场中，企业集团内的这种关系在弥补市场缺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4］79

学者们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众多学者应用多种的理论，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重点研究了转型经济国家企业集团的成因、组织结构、企业集团的优势等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解释可归纳为三种：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4］82

（一）经济学解释

最先被用来解释企业集团的成因与竞争优势的理论是来自经济学，特别是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新兴市场国家的要素市场不完善，造成了市场失效。Williamson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导致了内部组织对市场的替代，以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换能降低交易成本。［3］179企业集团可以在资金、管理人才、产品研发、产品/服务交易、承担风险等方面形成内部市场，［5］因此，这种组织形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Keister的研究就表明，中国欠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企业融资困难，而有内部资金、交易市场的企业集团可以较好地克服这一困难。［6］16因此，中国企业把加入企业集团看出是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或中央计划体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成本很高。被称为介于市场分配和计划分配体制之间的资源配置制度的企业集团，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分配资源，从而支持成员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增加其竞争力，进而提高整个企业集团的绩效。所以，企业集团是新兴市场经济中重要而有效的经济组织。

（二）社会学解释

虽然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和解释企业集团时应用最多的，但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例如， Stein指出，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源配置方式，可能会引起成员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导致严重的问题。［7］而如果企业集团对某个成员企业或者经营项目的投资依赖其他成员企业的资源，可能由于成本增加或跨经营单位补贴而使效率降低，从而导致“内部市场失效”。［7］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日本的大企业集团就普遍表现出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即使在市场运作良好的制度下，企业为了较低成本地获得彼此的资源和应对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形成类似企业集团的这种中间组织。［6］15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些国家中，企业集团这种组织普遍存在？仅仅应用经济学理论显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寻找其他理论。由此，出现了关于企业集团的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理论认为，市场交易只是社会交换关系中的一种，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交换关系，组织是其所在的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表现。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中间组织，是“根植于”社会中的，需要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对企业集团进行解释。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集团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发展得益于该国（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解决经理人资源短缺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企业集团由于是继承了传统的社会关系，能够在各组织之间建立彼此信任、合作的社会制度，保证了企业的持续发展。［8］因此，可以认为企业集团的出现是传统和社会文化导向影响的结果，而与市场发达程度的关系不大。［9］501

（三）政治学解释

社会学从社会关系、文化、社会制度的角度解释了企业集团的行为，回答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成熟市场中普遍存在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不同学者在研究转型经济国家中的企业集团时，发现政府在企业集团的组建、发展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企业集团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0］，［11］524。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企业集团的政治学解释。

政治学关注的是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的重点是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如何通过权力、权威施加影响以取得或保护各自的最大收益。不管是采取哪种转型方式，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特征是显著地削弱了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在过渡时期内，造成了“市场失灵”。［10］而为了避免国外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和制约，这些国家会采取一些非市场化的措施，保护本地弱小企业，重要的措施就是组建和培育大企业集团，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除了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外，经济转型国家的政府职能和能力也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政府对企业集团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国家扩大了企业集团的金融性资源，相应的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作用也随之扩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集团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辅助政府分配资源的作用或作为政府某些职能的，比如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其次是国家的各种扶持政策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多元化发展。蓝海林的实证研究就表明，中国国有企业集团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特定阶段扶持和依靠的一种有利于同步实现两个具“冲突”性的目标——稳定与发展——的特殊政治工具，验证和支持了企业集团的政治学解释。［4］79

二、企业演化理论

虽然，企业集团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的综合运用能较好地解释企业集团的成因、行为和竞争优势，但存在的一个缺陷是都是针对企业集团某一个截面的分析，如企业集团的成因、组织结构、企业绩效等，而实际上它们之间是存在紧密联系的，且有先后的因果关系。而这种针对企业集团的研究，需要考察企业的整个成长过程，上述企业集团的三种理论解释显然不合适，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解释。

解释企业成长的理论有很多，演化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12-14］演化理论认为，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战略选择来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自然的选择，一些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在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12］，［15］，［16］34。这也就是常说的变化带来生命的延续或称之为变化的生命力。［12］

演化的观点为观察公司增长发展了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强调了解释企业成长的经济因素，例如，根据效率的合理性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3］176，［17］155。另一方面，演化理论将企业成长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注意力被集中在“战略变化的速度和途径上。例如，组织将以多快的速度，沿着什么途径，或经历战略性的重大事件，如出生、重组、产品创新，合并、技术变化或失败，获得增长，提高他们的绩效。”［12］因此，在演化理论中，企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由大量战略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组织被看作一个适应的系统，在发展的不同时点上追求不同的战略和组织结构。

一个组织的创立是最初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在那个阶段做出的创立条件的选择对企业组织的活动和结构有长期的影响。［18］105演化的观点把组织的创立看成是一项引发“烙印效应”（imprinting effect）的社会活动。［19］167正如Stinchcombe指出的， “组织的形式和类型有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决定了那种类型组织的现有结构的某些方面”。［19］189成立条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当时特定的投资和建立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企业一组独特的关键资源、组织技能和能力，而且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组织结构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16］35，［20］45。另一方面，一旦企业建立，关键资源、组织技能等将转变为非常难改变的组织惯性。［18］103

三、我国企业集团的成立方式、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

（一）我国企业集团的成立方式

由于，根据演化理论，组织的创立是一项引发“烙印效应”的社会活动，因此，应用演化理论解释我国企业集团的行为先从企业集团的成立方式开始。我国企业集团是政府在改革开放特定阶段扶持和依靠的一种工具，造成其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重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主管企业的政府部门转制，如轻工业局整体转为轻工业集团，以及政府主导下企业之间的联合和重组。在计划经济中，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都直接管理着许多单独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行业特点明显、主业突出，分布在产业价值链的不同链条上。在改革开放后，为实现政企分开，培育市场竞争主体，搞活经济，开始将以直接管理企业为主要职能的政府部门整体转制成为企业集团，但保留企业集团的行政级别，这样还能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第二种：自我发展。我国有部分企业集团是从小到大、从单一业务经营到多元化发展逐步发展过来的，这里面有国有也有民营企业。这些自然成长起来的企业，为了获得政府和客户，甚至是银行的认可与支持，纷纷成立企业集团。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传统中，往往认为“大就是好”，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与重组方式形成的企业集团不同，这些企业集团在成立时，是基于股权连接的，基本上形成了母子公司结构，集团总部开始出现，是西方意义上的控股公司的雏形。企业集团内部的子公司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基本认同的组织文化，企业行为的整合相对也更加容易。

（二）企业集团的战略选择

根据演化理论的观点，企业成长的关键是战略选择。［21］126多元化战略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战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相关多元化战略，即通过进入具有实质性相关的行业实现增长目的；二是不相关多元化战略，即通过进入不具有实质性相关的行业实现增长目的。企业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必须在不同的时点上做出重要的战略选择：企业的核心业务是什么？业务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采取哪种战略实施方法，如自建、合资还是收购？

在成熟市场中，收购兼并是企业实施多元化常用的手段。然而，收购兼并后企业多元化的发展是否成功还有赖于相应要素市场的发展，企业能从市场中方便地获得人力、资本、技术等战略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环境和基础条件的限制，要素市场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企业集团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很长一段要素市场不完善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集团采取以合资和利用社会关系的方式开展多元化经营。

以重组方式成立的企业集团，由于有政府的支持，能够利用的社会关系众多，可以得到很多的与不同对象进行合资进入不同行业的机会。另一方面，重组后的企业集团，业务多且没有所谓的“核心”业务，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各种竞争，才能真正明确企业众多业务的不同层级。这使得，企业集团在进行多元化经营时受到组织惯性的影响相应的也较少，能够容易进入完全不相关的行业。因此，以重组方式组建的企业集团偏好选择不相关多元化战略。

自我发展而来的企业集团，在企业创立的时候，规模较小，难以获得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所能依赖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个人关系。以自我发展方式成立的企业集团都是由小到大逐步壮大的，一般都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单一业务经营，是在该业务已经发展比较顺利后再进行多元化经营，进而组建成企业集团的。这种企业集团的核心业务突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普遍具有长期的该行业从业经历，从他们的价值观和决策偏好来讲，在选择多元化发展的新业务方向时，更愿意选择与原核心业务相关的行业。因此，社会关系较少而组织惯性较强的以自我发展方式成长起来的企业集团多采取相关多元化的战略。

（三）企业集团的战略行为

演化理论认为，企业所选择的战略在经过市场选择之后，将会出现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将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各有利弊，但最终的绩效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适度多元化会增加企业价值，然而当多元化达到较高水平时，其的边际成本会快速上升，以至于超过边际收益，因此，多元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呈现倒“U”关系。［22］

以重组方式成立的企业集团纷纷采取了不相关多元化战略，在外部要素市场不健全，企业的战略资源又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当外部市场机会较多、供不应求时，企业集团的绩效比较好，但当市场不断规范、竞争日益激烈时，不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普遍出现经营不善，原因是，一方面企业集团总部不能为在市场一线竞争的子公司提供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严格的控制，使得子公司失去了对市场和竞争的敏捷反应。企业绩效是公司管理活动、资源运用的结果体现，构成了企业再一次决策的重要参考条件。差的绩效在企业变革方面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已有的研究表明当管理者开始采取行动去阻止绩效的下降时，差的绩效就是一个组织变革的导火索。［23］65绩效差的企业的管理者处在有利的地位去克服改革的阻力，而且还能够使得变革合法化，而这些在其他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24］以重组方式成立的企业集团在绩效下降时，将主动进行企业的重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调整业务组合或者是改变管理模式。企业集团重组的模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调整业务组合，管理模式不变；第二种，保持业务组合不变，调整管理模式；第三种，业务组合和管理模式同时进行动态调整，直至双方面实现匹配。调整业务组合主要是：第一，决定进入或退出什么行业，从而实现业务组合的效益最大；第二，决定是采取什么方式调整业务组合；第三，调整在不同行业间资源的配置方式。为实现业务组合效益，企业集团需要建立匹配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主要由五个要素构成：高管的精神图、组织结构、集分权关系、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

自我发展壮大的企业集团坚持相关多元化战略，不同业务间能较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协同效应，提高企业集团的绩效。好的绩效会强化组织内部的惯性，一旦绩效超过一定的水平，组织就将会有继续实施以前建立的方案的趋势。［16］33好的企业绩效也使得高层管理者自我感觉良好而容易忽视外部的变化， “一旦绩效是满意的，公司将继续采用他们以前的方式配置内部的资源而不管外部的变化”。［24］所以，自我发展而来的企业集团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取得成功后，将继续强化集团内部的控制和资源共享。企业集团对子公司的控制方式主要有战略控制、财务控制和行为控制等三种。

战略控制是指企业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以全面的、预见性的战略眼光管理不同业务单位，通过参与和审核业务单位战略的制定、影响其实施等方式，实现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企业价值的整体最大化。战略控制一般包括三部分的内容：目标设定、战略规划和控制度的设定。

由于企业集团经营的不同业务的子公司主要是通过产权关系和股权关系联结的，因此，以产权投资形成的财务关系是企业集团内部最基本的关系。企业的财务控制就是在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产生，为保证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实施的统一财务政策与监管活动，实质是通过对财务活动中利益相关的组织、人员及资金等控制来协调各方的利益，并达成企业的经营目标。

行为控制是通过建立全面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的体系来指导业务单位、职能部门以及个人的行动。运用行为控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规定具体目标，而且是使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行为标准化。

（四）政府的影响

在中国，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是企业集团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对企业集团施加影响：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审核企业战略和资源的配置。［8］一方面企业集团的一部分战略资源，比如土地和资金等，在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论政府是否控制企业的所有权，他们都能对企业的管理施加较强的影响。另外，地方政府也能够通过协调企业与省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来帮助企业集团获得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种，政府对企业集团的影响一直存在，但影响的方式在不断改变。目前，政府更象一个国有企业，当企业集团绩效好时，政府会支持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就会产生社会资本。一旦企业集团的表现不佳，那么政府便会再度行使其控制权。然而，政府对企业集团并不是只带来正面的影响，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控制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25］

图1 企业集团的成立方式、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

政府对企业集团的影响，强化了制度权威的作用，在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替代了市场选择的作用。演化理论认为，在成熟市场中，企业适者生存，市场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能够将弱小的竞争者淘汰出去［16］［16］35。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市场对企业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代替了市场的作用。而随着当地政府的公司化，政府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成为选择时最重要的指标。

四、结论

本文运用演化理论研究了经济转型条件下企业集团形成与发展的动态过程，认为企业集团的成长模式主要有两种，如图1所示。一种方式是，以重组方式成立的企业集团，采取不相关多元化的战略，过度多元化带来了管理控制上的问题，并最终导致集团绩效下降，而低绩效又促使集团进行业务组合的调整和改变管理模式。另一种方式是，自我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选择相关多元化的战略，实现了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提高了企业绩效，这使得企业集团继续强化内部控制和资源共享。而在我国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扩展了演化理论的应用空间，对从演化理论的视角研究转型经济条件下组织成长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也有利于提高对我国企业集团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1］ Leff 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8， 26(5)： 661–675.

［2］蓝海林. 中国企业集团概念的演化：背离与回归［J］. 管理学报， 2007(3)： 306-311.

［3］ Williamson O.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4］蓝海林. 经济转型中国有企业集团行为的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5］ Khanna Tarun， Rivkin Jan W. Estimating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1)： 45-74.

［6］ Keister L.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the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firm relations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Stein Jeremy.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resources ［J］. Jouranl of Finance， 1997(1)： 111-133.

［8］ Child J， Yuan Lu.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reform： the case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1)： 60-77.

［9］ Biggart N W， Hamilton Gary G. On the limits of a firm-based theory to explain business networks： the Western bia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 Nitin Nohria， Robert G. Eccles (editor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92: 78-98.

［10］ Lenway Stefanie A， Murtha T. The state as strategis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3)： 513-535.

［11］ Nolan P.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M］. New York： Palegrave， 2001.

［12］ Barnett W， Burgelman R A.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strateg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1)： 5-19.

［13］ Burgelman R A. A process model of internal corporate venturing in the diversified major firm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3， 28(2)： 223-244.

［14］ Galunic D C， Eisenhardt K M. The evolution of intracorporate domains： divisional charter losses in high technology multidivisional corporation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2)： 255-282.

［15］ Alchian A A.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 58(2)： 211-222.

［16］ Nelson R R， Winter S G. E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 Cambridge, M 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17］ Chandler A D. Strategy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2: 67-186.

［18］ Hannan M T， Freeman J. Organizational ecology ［M］.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5-162.

［19］ Stinchcombe A.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M］// J G March. 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 Chicago： Rand-McNally， 1965: 31-143.

［20］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M］. New York： Wiley， 1959.

［21］ Kay N M. Pattern in corporate evolu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Leslie E P， Laura B C， Miller C C. Curvilinearity in the diversification-performance linkage： an examination of over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 155-174.

［23］ Cyert R， March J.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24］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Top management 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0(3)： 484-503.

［25］ Nee V.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7(1)： 1-27.

Business Group’s Foundation， Strategy Choose and Strategy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volutionary Theory

WANG Liwei， ZHANG P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Guangdo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