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1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正在逐步完善。与此相适应，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由全能型政府逐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基础的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首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元，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思想认识不足的影响，公共产品不仅供给量不足，而且供给结构也不合理，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要求。
为改变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状况，就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关注民生。首先，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投入应更多地投向长期“短腿”的社会事业，投向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廉租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其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投入向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倾斜，除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外，要尽快构建全覆盖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逐步提高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要着力逐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公路与公共交通、电力供应、农业水利与防灾设施及服务、病虫害防治、农业市场信息和技术推广等服务、气象和通讯设施服务等。第三，应更多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加大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具有扶贫济困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第四，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好地面向困难群众，除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制度外，还要关注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加强就业培训，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问题等。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还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公共财政体系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特别是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已列出部分限制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包括大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等，还列出禁止开发区域，其中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个、国家森林公园*个、国家地质公园*个。上述地区如果没有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当地居民的生活就会有很大困难，这些地区的功能定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和扭曲，从而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也决定了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在支持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中逐步完善。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2
一、依法组织财政收入，确保完成9亿元收入任务 认真研究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加强预算执行分析、税源情况分析和重点税源监控，及时分解落实财政收入目标任务，研究完善财政收入目标考核措施，狠抓财政收入进度管理，努力将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到财政收入上来。依法强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征管，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征管措施，严厉打击偷税、抗税、骗税行为，认真清理到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规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完善罚没收入、政府捐赠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
二、落实财政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认真落实东向发展战略，建立健全财政激励扶持机制，研究制定相关财税政策，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建立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大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加快全县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充分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整合各类专项资金，支持优势骨干企业发展，促进“东向发展”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县信用担保公司作用，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进“全民创业行动”。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于一些体制性的遗留问题，在财力分配上研究解决办法，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三、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乡镇机构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乡镇为民服务全程办(代)理改革，扩大乡镇服务中心建设。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扩大财政涉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的范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村庄规划整治建设，推进中心镇建设，支持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加大改水改厕和农村沼气建设力度，积极支持乡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现代远程教育建设试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加强合作医疗基金收支监管。积极支持农村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支持开展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试点，积极探索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新农村的经济。
五、实施县乡财政振兴工程，巩固财政体制改革成果
进一步完善乡财县管改革及各项政策措施，健全财政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乡镇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占县财政收入的比重。扩大对县级财政预算审查范围，强化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动态管理，加强对乡镇财政的指导、管理和监督。适应政府职能转变需要，逐步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县乡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新增财力适当向困难乡镇倾斜。抓紧落实县乡财政振兴工程的具体措施，对县经济开发区继续给予重点扶持，促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认真总结近年来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县经验，积极研究化解旧债、控制新债的政策措施。[此篇文章来源于大-秘-书-网-kt250.com-大*秘*书*网-帮您找文章，12小时内解决您的文章需求]
六、深化财政制度改革，提升财政综合管理水平
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注重制度创新，逐步提高理财水平。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完善公用经费定额体系，提高基本支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扩大项目支出绩效考评范围，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实行重大项目资金使用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政府非税收入征管改革，做好县级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支付的衔接工作。完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支付方式改革，将所有补贴资金纳入统一管理和集中发放的渠道，规范和简化发放程序，方便农民群众，保障补贴对象利益。严格“人，车、会，话”等一般性支出管理，全面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铺张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推进各项财政基础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七、加强依法理财行政，健全财政监督检查机制
严格执行《预算法》、《会计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安徽省财政监督暂行办法》等财经法规，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强化对部门的财务监管。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扶贫、再就业、中小学危房改造、退耕还林、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进行跟踪问效。继续清理财政规章、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推进依法理财，自觉接受人大对预算的监督审查。开展“xx”财政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推进依法理财。深化会计管理政革，认真做好新会计准则宣传、培训及实施准备工作，加强会计人员管理，狠抓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积极推进财政政务公开，主动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3
分权是慢慢探索形成的
30年的财政改革历程，基本上是按照“让利――放权――分权”这样一个改革路径展开的，具有鲜明的渐进性和问题导向的特征。让利，通过对农民、企业、地方的全方位让利，打破了长期以来实行的财政统收统支制度，各个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都有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而有了发展的动力。放权，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实现对地方的放权，以及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自实现对企业的放权。现在一般所说的“让利放权”，实际上是从让利起步，然后逐渐地加大放权的程度。分权，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的分工，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体制框架。从放权走向分权，强调的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一种分工，但是到底怎么确立，本身是不确定的，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慢慢地探索形成。
实际上，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如此。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化改革以1994年的分税制为分水岭。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历次放权式的改革，如1980年实行的“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的财政大包干等，确实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财力充裕了，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但是中央政府财政却日益困难，曾经一度出现了向地方政府借钱的状况。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治控制力大大削弱。如此巨大的公共风险，最终导致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掌握了主动权，政治控制力大大增强。同时，改变按照企业隶属关系来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做法，也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大减少了地方政府划地为牢，区域封锁的行为，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
分税制改革很理想化
分税制改革基本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财权与事权相结合。我国按照这一原则设计了分税制，也就是中央与省、省与市、市与县、县与乡镇一层一层地分税，各级政府依据其掌握的税种开发财源，发展经济。通过发展经济，财源扩大了，税源增加了，那么政府就能获得相应的财力，满足其履行职能的需要。这样的分税制体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国家一级，到乡村一级都设有经济开发区的现象。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也就难以避免。
这种要求实际上内涵了一个假设，即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可以开发、可以发展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赋予每一级政府财权以后，它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财力。如果某个地方不能发展――按照现在最新的说法，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一些地方要限制开发、禁止开发。这时候即使赋予其财权，也相当于画饼充饥、水中望月，这个地方的政府还是没有财力。所以，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一层一层推动分税制，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县与乡的财政困难，因为分税制体制要求每一个地方都发展，都有自己的财源，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分税制要求全国各地的经济同质化，要求各级政府的职能一样，在这个假设下，有些地方迫于无奈，只能强制性地开发、破坏性地发展，最终导致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换。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发展机制，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显然是相悖的，面临着不曾遇到过的另一种公共风险。
这表明，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层层推行理想化的分税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还没到各个地方的发展都比较平衡、差距不大的阶段，推行理想化的分税制，乃至在省以下过分地强调分税，势必造成上述各种问题。相对于大包干的体制而言，理想化的分税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进一步的改革：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是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作为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分税制的基本框架只适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至于地方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应当允许各个省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体制。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我国的财政是一层一层的，是一种“层级化”的财政。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很困难。上一级政府权力大，更多的财力、财权自己用。如果层层都是如此，最困难的还是基层政府。现在县乡财政困难虽然缓解了一些，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必须改变“层级化”财政下每一级财政只以本级财政为目标的方式，实行“辖区财政”，也就是每一级财政都负有对辖区范围内各级财政平衡的责任。比如省级，不能只考虑省本级的财力是否充裕，还要考虑省以下市、县、乡各级财政收支大体上平衡。形成一种区域纵向平衡的财政责任。同样，在横向上，各个市之间、各个县之间的财力差别也不能太大。依此类推，市这一级也应当如此。辖区之内财政纵向、横向的平衡都要搞好，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县乡财政困难的状况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强调辖区财政责任，重在形成每一层级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对称的机制。也就是上一级政府拥有集中财权、财力的权力，同时负有下移财力，实现区域之内财政横向和纵向平衡的责任。在委托一的政治框架下，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层层集中，注重本级财政的行为倾向。
财力与事权相结合这一原则，对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更为重要。在过去层层推行分税制的过程中，有些省并没有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建立省以下的体制。比如浙江，一直都没有实行层层分税的分税制体制，而是实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的办法，实际上是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来设计省以下的体制。这一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浙江的纵、横向财政平衡也是全国做得较好的。显然，如果省以下的体制不改为按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行设计，那么，要实现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将是非常困难的，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公共风险加大。
以公共风险为导向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4
关键词：新财政体制；区域财政；思考
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体制主要是指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权和财力如何划分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迁：简言之，以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作为分水岭，建国初期至1994年间的财政体制以财政包干为主要脉络；1994年全面推行了以“分税制”为主要标志的新财政体制。该体制实施后，对区域财政的影响意义可谓是重大而深远。
一、新财政体制区域财政的现状
1994年，我国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旨在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大宏观财政政策调控力度。
分税制的新财政体制有其客观必然性和重要性，在推行的近20年时间里，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增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资金保障能力，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中央政府加强了财政集权，地方政府失去了主动权，必然影响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控能力，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自由度，间接缩小了内需，使地方宏观经济能力降低。为此，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
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政府能办多少事，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能筹集到多少资金。如果，地方政府得到的财政收入不足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都把眼睛盯着中央财政投资，又不能得到中央财政补贴，上不了新项目，地方财政分成减少，无法调动地方政府各方积极性。因此，这既是中央财政的隐忧，也是地方财政的隐忧。在有些地区，由于实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其直接影响或叠加效应，同一地区的分级财政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困惑”。
二、区域财政的影响与原因分析
1.对区域财政的影响（以柯城区为例，下同）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实施以来，由于不同地区间财政状况差别较大，财政收支矛盾在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突出，对区域财政的影响也日益凸现出来。归纳起来，集中呈现以下突出问题：
（1）体制不顺，中央和地方职能划分并没有真正做到明晰合理，区域财权、事权之间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也存在某些不公平。
（2）由于财源不足，一些区域财政陷入资金短缺的窘境，个别地方政府只能勉强保证工资发放，发展地方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3）刚性需求快速增长，渐渐超出了区域财政的承受能力。
（4）财政入不敷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举债，预算内资金缺口大，预算外收入膨胀，非税收入快速增长。
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为例，在新财政体制下，该区财政收入结构日益发生着变化，随着改革与发展的加快，区域范围与规模的扩大（区政府现有6个街道、2镇7乡），区财政也随之出现了规模偏小，财政入不敷出；刚性需求快速增长，微观调控能力减弱；财力增长的有限性与支出需求的扩张性矛盾尤为突出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压力。
2.区域财政现状的原因分析
（1）分税制下财政分配制度未厘清。在现行分税制的“双轨”体制运行下，一方面来自柯城区固定收入的税种及税收并未完全列入区财政体制的收入范围，即未按属地原则分配财政收入，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体制尚未完善等；另一方面由于该市开发区和高新园区范围内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所缴纳的税、费及巨化集团公司和巨化片区基司开发建设项目所产生的税、费均列入市级固定收入，归入市级财政盘子；再加上财源结构的变化，使该区财政收入增长潜力进一步缩小，可用财政资金年增长比例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增长速度，造成财政缺乏调控能力，难以适应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内在需要。
（2）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权利和义务失衡。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区财政收入主要是市区共享收入的分成收入，数量较少，区财政缺乏相应的财政来源支撑，这样势必就造成“收入盘子”和“支出盘子”的矛盾。同时，随着改革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地域不断扩大，尤其是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柯城区辖区范围明显扩大，人口规模以及承担的事权明显增加，区政府不得不加大财力、物力、人力等投入，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又加重了区财政的负担，其结果造成了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事权与财权因缺乏相应的财力保证而失衡。
（3）收入增速缓慢与支出刚性增长的矛盾。柯城区工业基础较薄弱，财源结构单一，经济总量相对较少，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财政增收难度加大，加之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及国内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经济效益下滑，从而使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主体税收增幅减缓，进一步制约着区财政收入的增长。鉴于历史原因，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衢州市对该区每轮体制的重新确定，支出基数均按上轮体制为依据，以收定支，使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总盘子”难以平衡。
（4）预算外收入管理与政府调控难度增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预算外资金本身具有分散性、专项性等特点，部门自收自支、多收多支的利益分配格局实质上未彻底打破，造成资金管理分散，甚至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财政管理处于被动状态。一方面预算外收入膨胀，非税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部门认为财政管得太严、管得太死，故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监督管理。此外，区工商、土管等职能部门的收费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城区范围，这又使区财权和财政收入相对缩小，财政压力显增。
（5）经费支出庞大和财政监管滞后矛盾突出。由财政供养的行政经费支出是一项重大的消费性支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费支出规模持续上升，对地方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从成因上分析，经济增长、政府机构庞大和人员冗余、行政经费使用效率低和行政管理成本监督机制不健全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监管滞后矛盾日益突出，固然由于现行有关财务制度修订不及时、不规范，导致监督职能缺失；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行政经费中支出标准不统一，一些单位内部自定的超标准、超范围的补助项目可谓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令监督应接不暇，财政支出控制难度加大。
三、改善柯城区财政现状的若干建议
1.明确和合理划分政府层级财政关系，建立高效务实的政府行政架构。一是根据市区各级整盘棋的要求，参照其他市辖区财政体制，建议重新核定柯城区财政收入支出基数；二是随着市区工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建议增加区教育、计生、卫生、城乡低保、医保等财政补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三是进一步完善乡、镇、街财政管理体制，转换职能，调动各方积极性，挖掘增收潜力；四是建立省与区财政工作联系机构，完善地方财政管理。减少行政层次多，控制管理成本，疏通联系和沟通渠道，从体制内得到省财政直接支持。
2.在厘清事权基础上，力求财权与事权的清晰和统一，实现权利和义务对等。改善区财政的窘境，平衡财政支出，建议上级财政部门避免只谈事权而回避财权，事权管理要按“受益原则”确定，在实践中加以真正履行，切实解决只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的问题，以解决政府纵向和横向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增强区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当前，改革试点方向应是扩大县区级政府事权、财权，以加快地方城市化发展速度。
3.贯彻“属地管辖”原则，调整区财政的税收来源和分享比例，实现财政正本清源。按照“属地管辖”原则：
（1）建议现行分别列入市、区的固定收入按税种收入采用“共享”制，即按比较科学的因素法，测算出市与区的共享比例，一定数年不变。
（2）建议市政府彻底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和纳税人性质确定收入归属的老办法，将区域内企业（含个私企业）及城乡居民所缴纳的营业税、契税等所有税种均按“属地管辖”原则列入市、区财政收入共享范围。。
（3）建议分别提高现行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水利建设基金及城市教育费附加等列入政府收入的收费基金的分享比例。
4.涵养税源，加快发展地方经济，为财政增收提供坚实保障。首先要巩固区属现有重点企业，培植税源大户，壮大主体财源；其次，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引进人才，技术转让等优惠政策，促使效益好、产品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以增加经济效益，以科技助推税收增收；三是要以多种经营为突破口，因地制宜狠抓农业结构调整，发展招商农业和订单农业，做好特色农业文章，稳农保财源，；四是引进一批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的龙头企业和旅游主导产业，努力开拓新兴财源，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区财政增收广开财路，为财政增收推波助澜。
5.努力建立和健全科学的、规范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强化规费征缴。进一步将收费和基金纳入预算管理之中，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推动预算管理科学化与规范化，逐步建立预算管理准则与支出标准体系；另一方面要在建立规范化政府非税收入机制的同时，激励有关部门单位向上争取专项资金，把按规定征缴的预算外规费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增加和弥补财政预算缺口，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6.强化支出管理，着力削减行政机关经费过多过滥造成的财政压力。财政部门应当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减少政府层级架构，清理财政支出供给范围，加强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的管理，坚决遏制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杜绝一切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蔡思美：试论新财政体制下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改革[J].财会通讯.综合（中），2009（07）.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5
“十二五”的五年，对革命老区县瓮安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黔中大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动力：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19亿元，年均增长16.5%，是2010年的2.4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7.56亿元，年均增长47.8%，是2010年的7.1倍；
交通建设突飞猛进，全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05公里，成为黔中交通“大十字”，行政村100%通油路（水泥路）、100%通客运车，率先在全州开通农村公交；
城镇建设快速推进，县城建成区面积从2010年的9.12平方公里扩大到2015年的2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32.5%提升到2015年的49.58%，超全省平均水平7.58个百分点；
民生事业持续向好，全县考上二本以上学生五年累计达7242人，是“十一五”时期的1.7倍。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24124元、8324元，年均增长16.87%、15.56%，是2010年的2.2倍、2.1倍；贫困乡镇全部“摘帽”，全面小康实现程度95%以上；
深化改革蹄疾步稳，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获国家级先行先试改革试点，11项重大改革列入省级试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经验和“5531”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省推广。殡葬改革走在全省前列，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有效运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配套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初见成效。
统筹协调绿色发展
经济社会稳中向好
工业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基础。瓮安县通过实施工业“百千万”工程和“双服务”大行动，着力破解企业发展政策落实难、项目落地难、要素保障难等“十难”问题。
2015年，全县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141.23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41.93亿元，分别是2010年的2.7倍、3.9倍；全县工业企业由“十一五”期末的43户增加至308户，其中包含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2个100亿级企业。
瓮安经济开发区被列入全省首批重点建设的千亿级产业园区，被认定为贵州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省级新型磷化工示范基地。园区基本形成“三纵三横”道路骨架网，完成路网建设30余公里，建成核心区面积25平方公里，园区入驻企业153户，投产108户，达产77户。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9.93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60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48亿元。
全县农林产业基本形成以茶叶、生态畜牧业、辣椒为支柱和以烤烟、精品水果、中药材为辅助的产业形态。2015年，完成农业总产值31.8亿元，年均增长14.3%，是2010年的1.9倍；完成农业增加值17.8亿元，年均增长6.2%。
茶园面积从2010年的9.5万亩增加到2015年的19.16万亩，实现产值2.26亿元，瓮安白茶荣获第九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辣椒种植由2010年的9万亩增加到2015年的20万亩，实现产值7.28亿元，是2010年的2.4倍；烤烟种植面积连续5年稳定在4.5万亩以上。猴场、建中、岚关等7个省州级农业园区累计完成投资24.3亿元，实现产值30.9亿元、销售收入25.85亿元；培育各级农业龙头企业63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28个。
加强石漠化治理，抓实厂矿污水治理，抓城镇垃圾处理，完成造林23.2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2%，比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荣获“2015年中国生态魅力县”称号。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群众安居乐业
路通，发展就会更顺畅。截至2015年底，瓮安县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261.7公里，实现村村通油路（水泥路）、行政村通客运车。同时，建码头、建渡口、建水库，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进一步优化改善县城供水水量和质量，实现通信网络、宽带（含无线宽带）、无线语音电话全覆盖，城乡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5%。实施城镇建设项目200个，完成投资120亿元，朝着黔中经济区次中心城市迈进。
新建、改扩建城市市政道路60公里，城区“四纵十八横”城市路网骨架基本形成。开工建设清涟湖湿地公园、龙坑公园，新增广场11.2万平方米，建成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展西门河河道治理，实施棚户区改造7234户。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猴场镇被列为全国重点小城镇，珠藏镇升格为州级示范小城镇。
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9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09万人。城乡养老保险和新农合参保率达98.9%。
同时，全面实施教育“9+3”计划，改造薄弱学校，实现村（社区）幼儿园全覆盖；新建和改扩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改造农村危房，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6804人。完成城乡低保提标核查调整工作。实现遗体火化率、规划区集中治丧率、入葬公墓率“三个100%”。成立全省第一家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称号、县公安局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县综治办被命名为“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此外，文化建设成果丰硕。“瓮水长歌MV”获贵州省政府电视文艺三等奖；草塘火龙等传统舞蹈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幸福进万家・瓮水长歌文化精品乡村行”获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县图书馆、文化馆分别通过全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一级馆评审；获“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辞赋之乡”“中国龙狮文化艺术之乡”荣誉称号；连续三年成功承办全国山地户外运动锦标赛及黔南州第五届旅发大会、黔南州第四届运动会、猴场会议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等盛会赛事。
坚持深化改革
提升行政效能
“十二五”以来，瓮安县减少行政审批事项253项，委托（下放）乡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202项，被列为全省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唯一整县推进试点县。实施两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全县23个乡镇调整为13个乡镇（街道）。
经济开发区与银盏镇实现区镇合一，由财政每年预算1亿元支持发展。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面实行部门预算，实现乡镇“分灶吃饭”；率先在经济开发区设立金库，引进中国银行、贵州银行、贵阳银行入驻，使全县金融机构增至8家、合作金融机构增至15家以上，实现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成功创建“贵州省农村金融信用县”。
实施三年融资计划，累计完成融资70亿元以上。推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工商注册登记改革，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巧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杠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逐步向公共资源交易、文化旅游、司法体制、教育、医疗卫生、食品监管等社会事业延伸。
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6
关键词：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县域经济
作者简介：袁其谦(1963- )，男，湖南双峰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7;F12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01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01-03
“省直管县”是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也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点目标之一。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结合湖南省实际，湖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全省79个县市实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这是湖南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项重大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湖南县域经济就必须从湖南的实际出发，切实加强鼓励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培育和产业链的整合，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的财税政策、增加县域经济发展财政补贴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等制度创新。
一、县域经济发展是省直管县改革成功的关键
（一）县域经济发展是提高县乡财政保障能力的根本
近年来，我国县乡财政困难较大，已经成为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县乡财政能否走出困境，关系到中国公共财政的振兴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要解决中国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财源。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我国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如果县域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县乡财政保障能力要提高也无从谈起，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判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
（二）县域经济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税收、担保、补贴等方式确保社会成员人人都能享有的、与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相关的公共服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或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特点是不一样的。从国际惯例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一般包括教育、保健、社会安全网等等，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任务非常艰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花费大量的财力，这一切得建立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在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基础上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很低，拖累经济较发达县域的经济发展。因此，只有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有可能得到保证，公共服务的水平才会不断得到提高。
二、湖南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市场发育迟缓，市场化程度较低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的过程，市场化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市场化的进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就区域而言，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湖南省，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产业部门而言，制造业、建筑业和某些第三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另外一些第三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就不同市场而言，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高，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低。
（二）区位劣势明显
湖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是典型的内陆省份，发展海运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沿海地区的省份。另外湖南的地形复杂，地势整体由南向北倾斜，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为洞庭湖平原，中部多为丘陵、盆地。全省地貌以山地、丘陵为多，因此发展陆地交通的成本也十分昂贵。更重要的是，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很少有机会能享受到经济方面的政策优惠。而政策优惠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沿海地区首先享受到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一系列的政策红利，西部地区近年来也享受到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红利，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虽然有“中部崛起”的提法，但并无实质性的政策利好。因此，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必须另辟蹊径。
（三）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
2009年末，湖南全省总人口达到690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5万人。虽然湖南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成为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瓶颈。
三、促进湖南县域经济发展财税政策的措施与建议
（一）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拉动内需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投资和出口。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证实，依靠外贸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四万亿财政投资刺激计划有力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却留下了不容小觑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问题。因此，“十二五”规划和专家学者都同意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发掘内源性动力――国内居民消费。对湖南而言，由于区位劣势，发展外贸本身就不具备优势，近期地方融资平台的整理又制约了依靠投资来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的可能，因此拉动内需就成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居民消费的提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是收入的提高，从整个社会来看则是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要上升；其次是基本公共服务要得到保证，例如教育、医疗和住房。如果第一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居民将没有能力消费；如果第二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居民将不敢消费。所以，必须利用“省直管县”的契机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是推进湖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制度创新
观念决定“钱”途，改革才有出路。当务之急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打破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垄断，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进入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和完善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具体来说，应该瞄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财政贴息引导。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银行贷款运用财政贴息，给予3%―5%的财政贴息补助，运用“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原理充分发挥财政在基础设施投融资中的引导作用，用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银行资金流向，变直接投资为间接推动与协调引导。二是资金筹集应该多元化。构建“自贷、自建、自管、自偿”的经济实体资金运转机制。具体创新手段包括：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如向房地产开发商出让土地所有权时就将预定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平摊计入地价，或规定开放商开放土地的同时必须建造配套设施以及向改变土地使用功能的单位和个人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或提高基础设施服务的价格；发行有价证券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等。三是资源享用商品化。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就进入到运营维护阶段。基础设施的可使用年限一般都较长，再加上往往是公众直接使用，因此运营维护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我国的基础设施一直由政府投资和建设，并且一直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由于财力不足等问题，让各级政府独立承担基础设施的后期运营费用非常困难，根据“谁消费，谁付费”的原则，适度对基础设施的使用收取费用是必要的。市场化经营使得基础设施变为有偿使用，这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避免了对基础设施的过度使用，而且可以使得基础设施获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三）促进产业培育和产业链的整合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没有产业的支撑就无县域经济可言。从湖南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湖南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尚处于自由（培育）发展的传统阶段，只有少部分县域经济已经到达了特色优势产业逐渐凸显的整合发展阶段，至于创新发展一体化阶段的县域经济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成长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湖南经济欠发达的县域，正处于主导产业培育阶段和成长的前期，通过招商引资和重点扶持，促进主导产业形成和成长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可采取制定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方式，积极引进国内外大型领先企业，协调植入企业与本地企业、原料基地与组织的关系，确保转移产业转化为县域主导产业；亦可采取鼓励和扶持本地能人开发县域特色资源型产业、发展带动作用大的市场流通产业等方式，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促进县域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成长。湖南经济较发达的县域正处在做强主导产业的阶段，通过政策引导和重点支持，促进主导产业壮大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县域主导产业多处于产业成长前期和中期，提高产业集群效应和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能力是加快主导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对于已经完成了主导产业的培育阶段的县域，通过政策引导和营造环境促进主导产业升级和演替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主要表现在促使产业链的整合。
（四）鼓励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
为改变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严重“缺血”的局面，着力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的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县域和农村金融改革。一是围绕国家财政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开展金融创新。银行应充分利用已经成熟的结算支付系统、运营网络，与财政部正在建设的“中国农民补贴网”对接，开发惠农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国家财政补贴资金直接从国库发放到农民手中建立金融载体和金融通道。二是围绕国家支农惠农的金融扶持政策开展金融创新。配合国家财政扶持政策开发自身独立经营的小额农户贷款、农业企业贷款、农业事业法人信贷，满足农村有效信贷需求者的融资需求。同时，围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农业保险+农行贷款”、“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农行贷款”、“农业保险+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方式开发新型农村信贷产品；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及中介机构合作，开展政府、中介机构、产业化企业信贷担保创新，解决农村贷款担保缺失问题。三是围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开展社保金融创新。在农村医疗金融方面，加强与医保、卫生部门合作，以新农合为重点内容，开发新农合贷款产品，提供农村医疗金融服务；在文化教育方面，加强与教育部门合作，开展学生金融服务，促进教育文化发展。四是围绕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开展农村金融扶贫业务创新。目前，我国贫困人口还有将近农村总人口的6%，银行应该配合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针对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著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已经从实践角度证实了金融创新是可以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化陷阱”的。五是要格外关注风险防范。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背景下，银监部门要特别注意规范运作和加强监管，落实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建立严格的风险评估、排查和监控制度，以有效防范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村镇银行、各类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微融机构，更要实行严格监管。此外，还要加强宣传，强化各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提高其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五）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财税补贴
省财政对县的支持要改变过去直接投资方式，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利用财政投入、财政补贴、贴息、税收优惠等各种财政杠杆大力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做大县域财政收入“蛋糕”；加大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在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道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省级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降低对欠发达县公共投入、基础设施等专项资金的县级配套比例，另一方面重视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产品和产业技术改造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专项补助、风险担保等方式积极支持企业产品科研开发，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创造有利于民营资本发展的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构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六）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金融危机的发展以及人力成本的普遍增加，对于沿海城市的部分产业产生极大影响，内迁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湖南省作为连接珠三角、长三角的重要区域地块，对接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优势产业政策以及积极推行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对于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实施区别政策措施。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区域产业培植时，要注重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的产业以及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以重点倾斜的区域政策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活力。（责任编辑：李综艺）
参考文献：
[1]贾康、白景明.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经济研究 2002,(02):9-13.
[2] 李坤.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思考[J].财会研究，2007,(05):13-14.
[3] 杨灿明.公共利益、国家与财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