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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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1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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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2

关键词: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 图2 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 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 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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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J].社会科学,2009,6:69-79.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3

中国目前的养老体系比较复杂。首先,在退休年龄上对干部和普通工人实行歧视性政策,例如女性干部比普通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要多五年;其次,在国家公务人员及事业单位人员与一般企业人员之间实行歧视,公务人员不用缴纳养老金,但按照目前的支付水平,其退休后获得的退休金是一般企业人员的3倍左右。事实上,目前养老体系的不公平不止这两处,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少交多拿。

提高退休工资后,少交多拿的不良后果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嵌入到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中,导致很多人担心养老金缺口扩大,倾国之力也难以负担未来的养老成本。这种担忧可能夸大了养老金缺口的严重程度,也忽略了养老方式的选择可以多样化,以及养老金可以进行投资增值。

从“养儿防老”到福利国家,中国的养老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主要的特征是国家逐渐强势介入到养老过程中。那么,目前的养老费用是国家在完全承担吗?答案并非如此。严格来说,主要还是私人在承担自己的养老费用。

尽管目前职工的养老金分为个人缴纳和企业年金部分,企业年金进入统筹账户,但从市场角度看,企业愿意为一个职工支付养老金,这部分养老金的所有权是归职工个人的。但目前不管是社保基金入市,还是企业年金的使用,政府反而变成了其使用和投资的决策者,个人和企业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发言权。这一境况亟待改变。

同时,从公平性角度而言,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干部“高人一等”的退休待遇,也十分有必要。而且对于缴纳养老金,国家强制情况下,可否考虑逐渐引入商业养老险的选择。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只需要购买养老保险,而不一定要选择国有化的养老险。并且即便是在现行体系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缴纳一定程度即可享受养老金,而不局限于是不是一定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对于私人企业来说,退休与否实属个人与企业的约定,一些企业的返聘行为似乎也表明这一法定退休年龄对私营企业来说并无必要。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4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存养老;发展养老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092-02

一、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家庭

1982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然而事实上对城镇居民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政策,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一部分居民响应国家政策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后孩子因意外死亡,从而陷入了养老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

独生子女家庭是指父母终身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因此,判断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标准是每个家庭是否只有一个孩子,目前中国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来确认其独生子女身份的。中国是一个尤其注重家庭文化的社会,目前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的主要方式。当父母年老以后,大多要由子女来照顾,子女就是父母养老的主要支柱。多子女家庭有多个支柱,当其中一个孩子伤残或是发生意外时,其他的孩子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当父母年老遇到重大疾病或变故时,多子女家庭的子女可以互相帮助和支持。而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养老支撑具有唯一性,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只能独自承担,当独生子女因意外伤残或死亡时,父母便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养老资源。它的唯一性也决定了它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因此,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自从国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后,一些人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当独生子女遇到意外事故伤亡时,父母便会失去他们唯一的支柱,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假如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都会生育两个孩子以上,在发生意外时即使失去一个孩子,他们的损失相对会小一些。因此,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造成独生子女死亡后老来无依的状况在性质上与非计划生育时期是不同的。政府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对政策后果负责。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类。其中生理需求包括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和性。除性以外,如果这些需求中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将危及人的生命。因此,这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和家庭安全;归属和爱的需求包括对友情、爱情和性亲密的需求,并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求包括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和被他人尊重。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马斯洛认为,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使人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的价值;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只有当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产生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即只有当人们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以后,才会去满足尊重与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但这种层次也不是完全固定的。马斯洛和其他的行为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

目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区域、阶层之间差距较大。我国的老龄服务工作才刚起步,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比较低,总体资源不足,这决定了我国目前不能采用单一的养老模式,而应该发展多种并存的模式来满足不同的需求。

三、生存型养老

在武汉地区的调查发现,低收入(2 000~3 000元)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到养老机构养老的意愿度比较高,但是由于养老机构费用比较昂贵(3 000元左右)而无法承担,因此不能住进老年公寓享受全面的吃住、医疗卫生服务;而中高收入、知识分子家庭有经济能力却不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他们认为养老机构伙食不合口味、服务态度不令人满意、和外界隔离了联系等等。从而出现了“想进的不能进,能进的不想进”的局面。因此,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应采取措施保证其“生存养老”,降低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保证“想进去的能进去”,同时应提高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的生活补贴,提高其生活水平,从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家在中国人心中所占的位置是不能替代的。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当老年人生活能自理时,他们希望居住在家庭这个熟悉的环境,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在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和隐私,亲朋好友、邻居往来也能使其精神愉悦,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也有更加安静的空间使其安度晚年。同时居家养老也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和家庭资源解决养老问题,减轻政府负担。然而当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他们身体不便、吃住、医疗都需要社会提供相关服务,此时可以选择到养老院。那里有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不仅生活上有人照顾,精神上也能够有所寄托,相互之间交流与切磋都能为老人的生活带来莫大的欢乐与幸福。因此采取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实现“老有所养”。

四、发展型养老

中高收入、知识分子家庭有较高的经济水平,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了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他们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即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所要求的养老已不再仅仅是物质养老,而是精神养老。因此,应根据他们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发展型养老模式。

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居住在自己的家里,政府在城市各个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娱乐设施、护理、餐饮、家政以及心理咨询等服务。居住在家庭这个熟悉的环境既能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和朋友同事聊天、没事做做家务,也能保证其生活的隐私性。需要时还可以通过电话或预约,服务中心派出经过训练的养老护理员按约定时间到老人家中为老人提供做饭、清扫、整理房间等家务服务和陪护老人、倾听老人诉说的亲情等一系列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和在养老院一样的待遇。这种养老模式结合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双重优点,而且也降低了国家的养老成本,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这种养老模式更适合我国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有助于他们安度晚年。

互助养老。朋友、同事、邻居等相互熟悉的人组合在一起,他们比较了解彼此的习惯、喜好和脾气。那些刚退休赋闲下来的或身体硬朗的老人有能力去奉献他们的力量,照顾那些年纪大了的、生活有诸多不便的老人,当他们老了以后,也会享受到他人的免费服务。老人之间发挥各自所长,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熟悉的老年人一起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不仅在生活上可以相互照顾,而且闲暇时一起娱乐、聊天在精神上也可以相互慰藉,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回乡养老。调查中发现,很多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亲戚都在家乡,子女死亡以后,只剩下两位老人独自留在城镇,生活无依无靠,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年老以后“落叶归根”的思想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又不能回乡,这将使这批人陷入了两难境地。因此,针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是外地人的情况,政府应放宽户籍制度,让他们回乡和亲戚团聚,寻求照顾和精神支柱,使他们在亲情的环境中安度晚年,减少孤独感。

田园养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空气、水质量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年老以后,身体的各种机能逐渐衰退,抵抗能力也大大下降,健康成了老年人最关注的问题。经常的、适度的劳动可以补充机体能量,有利于血液循环,延缓骨质疏松,防止肥胖,保证血糖正常,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提高免疫力。田园养老模式正是提倡在郊区建立养老院,那里空气清新,环境安静,适宜老年人居住;他们自己种植蔬菜、水果,根据各自的爱好养花种草,愉悦身心,归隐田园,老有所乐。

以房、工作养老。独生子女死亡以后,父母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年老以后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需要一个人来照顾自己。随着老年化的发展,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有自己的父母需要照顾,也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调查发现,依靠亲戚来照顾自己是行不通的。以房养老就是老人将自己房子的产权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远房亲戚、同乡、或是通过熟人介绍愿意照顾老人的,原老人所在单位或社区应鼓励并视能力安排就近工作,老人将产权房留给他,以使其能安心照顾老人,自己也能安家立业。

五、结论

随着老年化的发展,中国正逐步演变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即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子女的压力很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了令人关注的话题。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的养老更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他们失去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养老资源支柱。调查发现企图依靠亲戚的养老方式在现阶段已行不通,他们有自己的父母需要赡养,也有自己的孩子、家庭和事业,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的现实需求,应集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回乡养老,以房、工作养老的模式于一体,共同解决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保证家庭的和谐,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因此,政府各部门应高度重视独生子女伤亡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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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丽颖.浅析我国“以房养老”的可行性与运行模式[J].科技传播.2010,(2):32.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5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总体因素发展,受到出生率不断下滑、劳动力数量收缩、人口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这就对居民家庭、社会环境发展等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

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6

我们也不无失落地以为,类似叔伯姑嫂、兄弟姐妹的称谓,会逐渐淡出生活的词汇;

我们已经习惯把独生子女当成“小皇帝”,四个老人和两个大人把宠爱和祈盼加于一人,含饴弄孙几乎成了双休日的争抢……

忽如一夜春风来,那扇原本封禁森严的大门悄然开启了。

2004年4月15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出台,就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新内容是: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育第二胎。

半年多过去了,我们十惊诧诧,惊诧的不是因为门里透出的那缕清风,而是我们对此的波澜不惊,淡然豁达。

政治清明了,社会宽容了,文明进步了,生活精彩纷呈,人的选择也多样化,包括生孩子。生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完全是你的自由。脱去某种束缚,我们忽然发现这样的“开禁”并未引发多少震动。

于是有了一番小小的调查,并非探讨新条例对社会形态和人口结构的冲击,只是看看一惯爱引领潮流的上海人,想要生第二个宝宝吗?

我们在口号下成长――

五十年代,我们的口号是:生十个小孩,当“光荣妈妈”

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按计划,3口之家是小户,大户至少4人,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就领多少粮、油、肉票。过年的时候最热闹,整齐排列数人头,“大户人家”领来的年货总要比“小户人家”多出三分之一呢。

但这样一来,引来分食的“小馋猫”也多啊!你看,张家伯伯刚拿回来的几包南北炒货不一会就被家里的五六双小手给抢走了。嘿!那边几个大男孩正为几颗花生米滚作一团,而墙角的张咪和张颖姐妹俩正用手捂着被小核桃塞得鼓鼓囊囊的嘴巴直乐呢……

要当“光荣妈妈”可不容易,10个孩子是最低指标。家里的孩子从1数到10,最后连名字都带上了数字,要不连“光荣妈妈”们也搞不清谁是“八弟”和“九妹”了。

八十年代,我们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女排名将,身高1米97的赵蕊蕊,出生于1981 年,她的引人注目从她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那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紧,为了生她,父亲赵怀富递交了二胎申请书,但计生办和南京体育学院的领导都说做不了主。于是,南京体育学院召集院计生办、学院工会、人事部、共青团和赵怀富一家专门就此事进行了一次“五堂会审”,会议的议题就是“老赵家能否生二胎”。

老赵挺聪明,没让妻子回避,而是让她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坐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看着体态臃肿的赵妈妈,谁还忍心把反对的话说出口?会上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生第二胎可以,但孩子不享受幼儿保健费。今日的排球明星赵蕊蕊就这样“逃过一劫”,诞生了。可之后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可得先把要罚的钱准备好呢。

新世纪,我们的口号是:将二人世界进行到底!

每个周六的早晨5点,小毅夫妻都会准时醒来,两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珠骨碌碌地转,琢磨着这个周末要上哪去玩。迅速统一好地点,两人“噌”地从床上蹿起来,一个忙着整理行装,另一个则抱着电话呼朋唤友,把他们通通从梦中叫醒,装上车。

幸好朋友们早已“身经百战”,个个都是训练有素。但在这些能够随时听候召唤的朋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是“丁克一族”就是尚未成家。没有了孩子的拖累,他们自然可以临时起意,随想随走了。

“一胎派”―――

没有必需的金钱和空间,人还能活得很有尊严吗?倒不如精心培育一株独苗,让她享有充分的阳光和养分,健康成长。

32岁的俞明扬是浦东一家外企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衡山路上的酒吧,那是次同事间的聚会。被大家称为“大板牙美人”的刘小姐闻此“喜讯”,居然兴奋得尖叫起来,早早就要离开,像是急着赶回家去和她先生孕育第二胎。俞明扬却是波澜不惊,一笑置之。按他的说法:打死我,我也不会要第二个孩子。

或许是年少时有关家中的记忆太惨痛了,清贫和狭窄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时俞明扬住在上海南市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底楼。轮到他父亲结婚时,大伯和二伯已相继在这里成家,就这点逼仄的地方,似乎再也安不下一张婚床了。家里都是平头百姓,自然是分房无望。还是在菜场卖家禽的祖父足智多谋,经过一番腾挪,把天井里的违章建筑扩大了些许,又让大伯把木板隔墙缩进去了些许,父亲总算有了不足6平方的新房。祖父基本上是按菜场鸡舍的设计思路来主持这项房屋改造的。到现在,俞明扬的妻子老是责怪他走路佝头缩颈,还喜欢眯缝眼睛,她不知道,老公是在没有窗户的“鸡笼”里长大的。做功课,他是坐着小凳趴在床沿上做的。在进大学之前,俞明扬没见过正儿八经的写字台是什么样的。祖父崇尚大家庭济济一堂的气氛,祖母则是从节约能源节省开支考虑,家里只有一只煤球炉,吃的是十几口人的大锅饭。小孩子是不上台面的,坐不下,蹲在地上吃,搛菜便从大人的夹缝中伸筷子进去。时间长了妯娌间难免有矛盾,老爸他们挨着兄弟情分都隐忍不发。家里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一屋子人都听见,板壁不隔音,所以一个个都憋得面黄肌瘦。俞明扬的童年和少年活得毫无色彩,在弄堂里玩点低级游戏是唯一的乐趣。

俞明扬是独生子,大伯和二伯也都只有一个孩子,其实那时还没有严格的生育限制,他们可以生第二第三胎的,但父辈似乎很清醒,再也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空间留给下一个孩子了。

没有必要的金钱和空间,人还能活得有尊严吗?!

好在那一页已经永远翻过去了。俞明扬现在贷款买了两室一厅新房,夫妻恩爱,有个乖巧伶俐的女儿,工作稳定,收入也不菲。他和妻子也探讨过,要是再生个孩子,碰巧又是个儿子,按眼下的行情,培养他成人的花费自不必说,为他将来购置婚房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倒不如全力以赴培育眼下这株独苗,让她享有充裕的养分和空间,健康成长。

让那些爱生第二胎的人生去吧,他仍信奉那句过了时的“国策”:只生一个好!(桑陌)

“两胎派”―――

两家老人明争暗抢的“夺孙大战”,令小夫妻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有了“二胎政策”出台,这回双方老人都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

佳颖和饶远都是独身子女,5年前两人结的婚。结婚第二年,佳颖怀孕了,顺利产下一个7斤多重的女娃娃。俏皮的小脸,红彤彤的;一对双眼皮,纹沟深深的;还有那一头黑发,密密细细的,全家人欢喜至极。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是乐坏了,两家老人都抢着把孩子接回家带。老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年纪大了就想看着孩子们在自己身边,心里美着呢。”

爷爷奶奶最喜欢坐在沙发上乐呵呵地看着小孙女折腾。小家伙可以坐在学步车上在家里横冲直撞,可以爬到电视柜前开关电视,可以用饮用水洗手,偶尔心情不顺畅,还可以把茶几上的卫生纸从客厅一直拖到卫生间。有一回,奶奶抱着孙女逗她玩,小家伙居然仰起小脸猝不及防地亲了奶奶一口,把奶奶乐得半天合不上嘴,接下来的一星期,逢人就说小孙女亲她了。

外婆最爱给小孙女做鞋子。鞋是布做成的,面上布满了精致的小花。外婆觉得小家伙长大了,皮得要命,外面买的鞋子才几天就坏了,自己做的牢,穿得也很舒服。而外公总会用报纸方方正正地把几双鞋子包装好,每每看着自己的作品,他都笑得满脸绽开了一朵大,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看着4位老人乐此不疲地逗着女儿玩,小俩口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没多久,老人们的爱犊之心切就让佳颖和饶远有些吃不消了。

刚开始,老人们每次把孩子送回来,都依依不舍,一个劲地埋怨小俩口怎么不再多生一个。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两家老人的“夺孙之战”。

“我说,你婆婆也真是的,这星期宝宝已经在她那里呆了4天了,也该送回来了。”佳颖的妈妈十分气愤地打来电话,“也不为我们想想,那么大岁数也不知道体谅一下别人。”“妈,您就少说两句吧,过两天就把宝宝送到您那儿。”佳颖只好不断地安慰妈妈。

周末,上婆婆家串门,一只脚刚踏进门,就听到婆婆的责问:“饶远,我上次给宝宝买的奶瓶怎么不给她用,总用外婆给买的,是不是嫌我买的不够好啊?还有我给她买的鞋子,是不是不够漂亮啊?”要不是公公上来解围,佳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两家老人的明争暗抢,让小夫妻有些不知所措。两人都明白老人们的心意,可做三夹板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原本期望6个大人加上1个宝宝的“六加一工程”能够让这个家其乐融融,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引起了家庭内部矛盾。

佳颖和老公真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宝宝。一来让两家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二来家里可以热闹些。

2004年4月15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一出台,两人立马乐得合不拢嘴。两家老人听了这消息欢欣鼓舞,天天盼望着第二个宝宝的降临。4个月后,佳颖去医院体检,医生恭喜她又怀孕了。

这位准妈妈真想幸福地告诉所有的人,生两个宝宝正好!

(籽言)

计划生育背景资料

1980年开始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出台法规,规定均为独生子女的城镇夫妻,可以自愿生育第二个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国政府《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要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政策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2004年4月15号,新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生效,取消了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必须间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这是他和妻子人生唯一的希望啊!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就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入同一个篮子当中,一旦篮子摔了,所有的鸡蛋无一幸存――风险实在是太大!”

1997年5月23日,这个日子成了黄静宁夫妇心中永远的隐痛。就在这一天,他们的独生女儿,15岁的莎莎因车祸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孩子走了,留给黄静宁夫妇的是无尽的悲痛和思念。只要一提及女儿,黄静宁眼泪就止不住哗哗直流:“都怪我,全都怪我,如果那天我不让她上街就好了。她不上街,就不会出车祸,早知道这样,我会没日没夜守着她的……”

没有了自己的骨肉,家庭就没有了快乐和幸福,黄静宁和丈夫常常相对无语。几经商量,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黄静宁和丈夫都已年过不惑,为了能够怀上孩子,他们吃尽了苦头。两个人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看了多少医生,吃了多少药丸、药片和药汁。终于,黄静宁又有了身孕。

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在一家人的期盼中降临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黄静宁索性辞去工作,成了全职妈妈,她要好好地守住儿子,再也不能让唯一的这个宝贝受一丁点伤害了。

从此,孩子的一声咳嗽都会让黄静宁紧张半天,她不欢迎别人到她家里来做客,也不愿意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因为她担心别人将病菌带给儿子;她看不得孩子跑、爬高,因为这些都有可能让他摔了;她最怕的是带孩子上街,街上的车辆太多,任何行驶中的车子在黄静宁眼中都是“隐形杀手” ……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渐渐有了自主意识,他对妈妈过度的“保护”有了反抗意识,开始天天吵着出去玩,而且他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万分的不情愿,黄静宁还是将孩子送入了幼儿园。每天下午,黄静宁总是最早一个到达幼儿园门口的家长,她一边翘首等待,一边支着耳朵倾听里面的动静:自己的宝宝今天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丈夫起初对黄静宁这种过度的紧张颇不以为然,几经劝说无效之后,他便也由着她了。其实,他自己何尝不紧张儿子,这是他和妻子人生唯一的希望啊!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就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入同一个篮子当中,一旦篮子摔了,所有的鸡蛋无一幸存――风险实在是太大!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什么不测,他们恐怕再无生育的可能和勇气了。

因为长期生活在压力中,黄静宁显得格外的衰老。有时候望着自己的小儿子,她不免感觉有点悲哀:等到自己和丈夫都60岁了,孩子还没有成年,那个时候,她还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吗?如果他们当初趁年轻,在生下女儿莎莎之后,再生养一个孩子,那一切大概就不同了。

(宁眉)

你说我说他说―――

朱迪女25岁公司财务未婚

两个?一个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两个?只怕到时候我整天要跟在他们后面大吼大叫才可以,那我老公肯定要被我忽略,这样两三年过后,我不变成标准的“闲”妻“凉”母才怪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是养,两个也是养,小的时候爸妈工作忙,常常把我一个人放在家中,那个时候我还真的希望有一个兄弟姐妹能够一起玩。以后我有了孩子,我会征询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只要我未来的老公养得起,再生一个又如何!

罗军男27岁IT人员未婚

如果政策允许,为什么不生呢?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而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围着这么一个宝贝孩子转,太容易滋生他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中国人喜欢双数,认为这样够吉祥。我也希望能够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才能凑成一个“好”字。前段时间一直同女友争论结婚后生了孩子该跟谁姓的问题,如果有两个孩子,这就根本不成问题了――一个随她姓,一个跟我姓,这样对双方家长也有一个交代,多好!

男29岁公务员已婚

我已经有个女儿了,好喜欢小婴儿的样子,抱在手里的感觉沉甸甸肉鼓鼓的,像是抱了个小猪崽,香喷喷,嫩嫩的。每天看着她都会问自己一遍,这个小家伙真的是我生下来的吗?她怎么可以长这么大,这么好玩,我真伟大。如果能够再生一个男孩,我一定高兴得合不拢嘴。

张颖函女30岁 全职妈妈已婚

孩子让人太累了,我是全职妈妈,真得很全职的,没有家人可以帮一点忙。孩子是很可爱,但一个人带真得太累了,主要是睡眠时间不够。我这个人一睡不足,就马上见瘦,宝宝30个月了,我也从开始上班时的105斤变成今天的90来斤。 我老公是还想要,可我坚决不要了,有指标我也不生。

陈贝章男45岁出租车司机已婚

我是有点老派思想的。我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姐姐的孩子都是外姓。我又生了个女儿,所以担心我们陈家这一支脉没有继承人了。女儿读大一,已经有男朋友了,我曾半真半假跟她说过,将来最好生对双胞胎,其中一个是要姓陈的。没想到现在政策允许,好,我绝对让我女儿生第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