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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资源；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农业劳动力资源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快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切实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必备条件。
1.开发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必要性
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概念
农业劳动力资源是指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数量，是指农村中符合劳动年龄并有劳动能力的人的数量以及不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实际参加劳动的人的数量。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是指农业劳动者的体力强弱、心理状态、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等。
2.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人力资源配置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对推动农村城镇化、土地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实现农民富裕,达到全面小康目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超前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使经济迅速增长。而我国的特点则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不足,并且已经制约了经济发展。大城市是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心。但目前许多城市带动不了周围的小城镇与农村,更吸纳不了多少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规模过小。这将不利于推动农村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
3. 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现状
农业劳动力的质量较低受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营养和保健方面没有物质保证，身体素质偏低。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很大；同时，在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9%，而接受过专门的农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所以，大部分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低，对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认识还很模糊。
4.开发农业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1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概念和内涵
4.1.1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概念
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在充分分析与研究农业劳动力分布特点，供给与需求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
4.1.2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内涵
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包括三层内涵：一是合理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供求平衡是农业劳动力开发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不能超越农业发展的合理要求；二是提高农业人力资源质量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三是在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整个运行过程中，有效的开发政策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保证。它主要涉及数量开发与质量开发。
4.2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开发指合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资源，使其配置得当，结构合理，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安排，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其开发途径主要有：
4.2.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利用农业劳动力资源一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畜禽、反季节疏菜、花卉等劳动密集型特色优势产业。三是大力发展个私民营经济，创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增强其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4.2.2搞好信息服务，合理转移农业劳动力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根据其特点，促使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开发的重要课题。农民缺乏信息和获得信息的能力，导致农民很难找到非农就业的机会，更谈不上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机会。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及服务，建设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平台，引导和鼓励教育培训机构加强与职介和用工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解决城乡之间、供求之间信息不畅的问题，从而实现劳动力供需情况的信息化、动态化管理。同时，通过政府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尽快把紧缺岗位信息提供给农民，并加以正确引导，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4.2.3建立合理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合理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是保证农业生产连续性和农业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在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定要克服农村中年轻、有文化、有技能、有特长的人都外出务工经商，而年龄大、低文化、无特长的人，留在农村种地或经营林牧副业的现象，使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保持合适比例，以保证农业生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4.2.4提供优惠政策，激发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按照“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大力优化境内投资环境，吸引和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地方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回乡创业手续办理上给予方便，在税费、用地、供电、供水、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优先解决子女入学，努力创造宽松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二次创业。
4.3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开发是指在提高农业劳动力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农业人才结构，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4.3.1提高农业劳动力身体素质强壮的体魄是高质量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方面。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基本上属于“高热量”的温饱型，农村个别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很低，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作为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也是农业劳动力质量开发的重要任务，它要求逐步改善国民膳食结构，向“科学营养型”转化，同时，改善劳动条件，降低劳动强度，为劳动者创造舒适的劳动环境，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
4.3.2提高农业劳动者智力素质，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农民进行中小学教育及文化投资是最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对农民首先进行文化教育，才能使其掌握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对劳动者智力素质的提高提出了迫切要求。提高劳动者智力素质包括提高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生产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一是普及农村基础教育。它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者的基本素质，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二是抓好职业技术教育。它要以就业为导向，依据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市场对就业能力的需求等，大力发展各种层次、各种类别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三是发展农民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办好中级和高级农业院校，培养各类农业专门人才，为农业生产服务。四是举办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为农村能工巧匠学习创造条件，以启迪其思维，带领农民致富。五是壮大科研队伍，建立农村科研网，引导农民开展科学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
4.4完善制度，建立和健全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一是政府应加大力度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保证发展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不变，稳定农业劳动者对农业的劳动力投入；二是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制度等；四是逐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经营农业收益，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和务农的积极性，逐步转变“轻农”、“离农”思想，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5.结束语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都存在不平衡,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农村人力资源的流动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必然会造成农村人力资源配置中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因此加强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调控,全面考虑人力资源配置方向、配置比例等问题。
参考文献：
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2
论文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调查研究，对策建议
一、安康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安康市辖9县1区，209个乡镇。全市总面积23529平方公里，山地面积21764平方公里，占92.5%。2004年末总人口2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50万人，城镇人口44万人。全市17-50岁农村适龄劳动力154.7万人，剩余劳动力73万人。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50.1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3.65万人，增长37.4%，外出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35.33%。近5年，全市累计劳务输出93.8万人次，实现36亿元。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额的60%来自外出务工。2005年劳务输出工作又有新发展，劳务输出规模达到45.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17.2万人，组织培训11.6万人对策建议，实现就收入18亿元。
劳务输出成为安康农民增收、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2、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
近年来，围绕做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市县两级农业、劳动保障、统计等部门先后多次组织专题调研，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归纳历次调查的问卷调查情况，安康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劳动力转移主要流向省外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
（一）60%的外出从业人员在东部地区务工
目前城乡及地区依然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流向来看，主要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据统计全国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的70%流向东部地区，安康转移的劳动力中流向东部地区为60.61%，中部地区为12.15%，西部地区为27.24%，具体情况见表一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表一：安康市外出从业人员地域构成（%）
2005年上半年
2004年
2003年
1、东部地区
60.95
60.61
59.82
2、中部地区
19.82
12.15
11.61
3、西部地区
19.23
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3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土地被政府征收，为维护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各地区相应出台了失地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约为7 000万，预计到2020年失地人数将超过1亿人，影响巨大。一方面，失地农民因缺乏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的技能，可能出现“失地即失业”的现象；另一方面失地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养老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较早全面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劳动供给水平（尤其是中老年人）出现持续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程杰，2014）。那么，失地养老保险对人数不断增多的失地农民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这对于当下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蔡?P，2010）的中国经济体至关重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加速降低农民劳动供给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失地养老保险能通过提高就业投资从而促进失地农民流向收益更高的非农部门，弃耕进城务工吗？这一议题既关系到失地养老保险自身的改革，又关系到失地农民群体的生存与城镇化征地政策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关于发展中国家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结论不一。一部分文献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养老保障降低劳动供给水平，如Neeraj（2014）、程杰（2014）。另外一部文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Posel等（2006）、车翼等（2007）。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障对劳动决策行为没有明显影响，如庞丽华等（2003）、Juarez（2010）。产生这些不同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养老保障作为一种转移支付对劳动者劳动供给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如果收入效应占主导，则综合效应表现为负效应；如果替代效应更大，则综合效应表现为正效应；如果两者相互抵消，则综合效应不显著。失地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养老保障，它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个更大？这也正是实证要回答的问题。
另外，由于失地养老保险体系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相关部门和学者主要关注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福利的影响（李飞等，2010；李永友等，2011），而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的创新就在于全面详细地分析失地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包括对农业打工、自家农业等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也包括对受雇劳动、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及对总体劳动供给的影响，这对于中国这一尚属于薄弱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被征地农民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减缓、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人口正在逐年减少要求我们关注失地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如何构建既能满足城镇化发展征地要求又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失地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要议题。
二、 数据、变量选取与实证模型
1.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将分析对象界定为45周岁以上的农户中老年人，剔除城镇户口和缺失值及离群值样本后，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3 470人。
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在经验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劳动供给可以通过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时间来反映。劳动参与按照劳动类型分为农户总体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其中农业劳动参与包括农业打工劳动参与和自家农业劳动参与，非农劳动参与包括受雇劳动参与和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参与，农户可以从事兼业活动；与劳动参与类似，被解释变量劳动供给时间分别为农户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包括农业打工劳动和自家农业劳动供给时间）与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包括受雇劳动和个体私营经济劳动供给时间）。
（2）解释变量的选择。解释变量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失地养老保险覆盖变量；二是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党员身份和健康状态，其中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健康状况用日常活动能力障碍作为变量；三是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抚养比、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耕地面积、自有房屋价值、耐用消费品价值、银行存款与现金总额以及家庭经济来往；四是区域变量。解释变量中，失地养老保险覆盖是重点关注因素。
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3）模型构建。根据以上的分析，结合经验模型，构建劳动参与率计量模型和劳动供给时间计量模型如下：
三、 实证分析
1. 劳动参与模型估计。劳动参与模型可以估计失地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处区域等因素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一般的理论框架和大多数经验研究基本吻合，本文重点关注失地养老保险变量。
失地养老保险覆盖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也显著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率。细分来看，该保险激励农户降低自家农业劳动，同时也激励其提高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参与，但对农业打工劳动参与和受雇劳动参与决策及总体劳动参与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出现以上现象主要由于失地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对象是被征地的农户，全部或者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倾向于选择退出农业生产，但同时也增加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农劳动。农户退出农业劳动，参加非农劳动，可能是二者相互抵消的结果，导致对总体劳动参与决策影响不明显，这也表明该项制度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详细情况可以从表2可以看出，在农业劳动参与模型（LPf）和自家农业劳动参与模型（LPf2）中失地养老保险覆盖变量与农业劳动参与及自家农业劳动参与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表示在保持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处区域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参加失地养老保险将倾向于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特别是自家农业劳动参与率。从边际效应来看，参加失地养老保险将使农业劳动参与率降低9.78%，其中自家农业劳动参与率降低12.59%。在非农劳动参与模型（LPn）和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参与模型（LPn2）中失地养老保险变量与非农劳动参与及个体私营经济参与均呈显著正相关，这表示该保险具有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率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参与率的功能。从边际效应来看，失地养老保险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率8.67%，其中提高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参与率6.05%。在总体劳动参与模型（TLP）、农业打工劳动参与模型（LPf1）和受雇劳动参与模型（LPn1）中，失地养老保险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参加失地养老保险并不影响农户的总体劳动参与决策、农业打工劳动参与决策和受雇劳动参与决策。
2. 劳动供给模型估计。劳动供给模型用来估计农户的劳动供给时间行为，在此，同样重点关注失地养老保险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不作重点讨论。
失地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特别是自家农业劳动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负向效应，但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正向效应，但对农户总体劳动供给时间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统计上呈现负向效应，对农业打工劳动供给时间和受雇劳动供给时间也没有显著影响。估计结果与劳动参与模型类似，这进一步验证了失地养老保障对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户在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土地的情况下，农户倾向于减少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但对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影响不明显，可能是二者相互抵消的结果，这同样表明该项制度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详细情况见表3。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4
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
一、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农业
关于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动力和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量的壮大”。全书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农业经济特别是具有专业化、企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特点的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英国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现代化第一基石》论证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工商业？这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探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时，“农业劳动者个人力量决定封建制度解体论”和“经济结构制约论”，也都突出强调农业与农村经济变化的至关重要性。
最早重视农业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问题的，是重农学派。马克思对此曾给予明确肯定：“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英国13世纪以来农业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以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为例，其所属的32所庄园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庄园小麦出售量占生产量的48.5%，到这个世纪结束时，同一主教地产所属42所庄园小麦出售量平均每一庄园占生产量的70%。
二、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农民
农民构成封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其个体经济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作者指出，“考察以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是透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第36页），同时也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英格兰庄园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业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农奴份地的亩产量有时甚至超过经营条件较好的领主自营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产绝对总量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中世纪农业生产特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的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综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认为，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一14世纪，半维尔格特（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是10英亩）大约可视作英国一般农户的耕作面积，每英亩产量约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这样，每户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国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而15、16世纪之交是英国以庄园农奴制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存在“一条历史的接缝”。主要表现为，13、14世纪传统佃户地产的均衡性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牺牲普通农民起家的大农经济作为一股强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使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三、结语
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业工；雇佣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044-02
一、农地流转催生农业工的形成
（一）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从而产生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首先，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放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从农户家庭零碎向大规模经营转变，涌现出一批种养大户，他们仅靠自家劳动力远远不够，需要雇佣“农业工”帮忙干农活。尤其因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种养大户在农忙时人手不够，需要农业劳动力来帮工。其次，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从而拓宽对低体力劳动力的需求。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推进，大部分重体力活都用农业机械代替，对农业劳动力的体力要求降低，一些轻体力的农业劳动可由老龄、女性等低体力劳动力承担；况且，老龄、女性等低体力劳动力的保留工资要求比较低，雇主更愿意雇佣他们以降低人力成本[1]。最后，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化从而衍生对专业技术农业劳动力需求。土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链延长和深化，包括农业新品种的引进、新技术的应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环节延长等，使得对有一技之长的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加。如花卉生产，除种植外，还可延伸出采摘、分级、保鲜、套袋、贴标签、装箱和运输等程序，形成生产、服务、销售一条龙，每一程序链都需吸纳大量的“农业工” [3]。
（二）土地转让促进留守农民提供剩余劳动力供给
一些农户通过出租、出卖或入股等方式转让出自己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权”，之后，家庭劳动力变得富余，一些人还具有较娴熟生产技能，于是在种好自己责任田的同时，向农业专业户、农业企业输出劳动力[1]。例如在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一些有技术的农民，纷纷走出家门做起“技术钟点工”，干起了养殖防疫、果树栽培与修剪、配方施肥、配料育苗等各类技术性农活。
留守农民通过做农业工实现了充分就业[3]，从而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农业工在务工过程中学到了农业实用技术，再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传帮带，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1]；“农业工”由于其职业化和专业化，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大有裨益[2]，解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紧缺的困难，为发展现代农业构筑了人力保障[1]。
二、农地流转中农业工队伍的构成
（一）专职农业工与两栖农业工
1.专职农业工。专职农业工是基本放弃耕种自有土地而受雇于农户（企业）的专职农业务工者。专职农业工的优点是：专职和连续务工，工作技能得到积累，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较强；存在失业压力因而服从管理，遵守纪律，组织化程度高，对企业忠诚感高。其缺点是：因缺乏用工弹性，雇主不易根据经营景气的波动增减人员，需要承担较高的固定人力成本；专职农业工缺少土地保障，对保留工资和社会保障要求较高。
2.两栖农业工。两栖农业工是既受雇于农户（企业）又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即农余时到公司打工、农忙时打理自家田地[3]。两栖农业工的优点是：由于两栖农业工的务工目的仅为非农创收，薪酬期望值不高，因而使雇主能就近获得廉价劳动力，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得农忙时节需要农业工，而农闲时节不需要，这使雇主选择雇佣兼业农业工来应对农忙 [1]；两栖农业工利用农闲时间务工，能够工余兼农顾家，回到自耕地易于将务工所学内容加以迁移运用。其缺点是：两栖农业工由于有土地保障因而缺乏专门务工的压力，形成临时打工观念；难以摆脱小农劳动生产方式的思维和行为定式，组织纪律性差，在自耕地劳动中养成的自由散漫习性很容易迁移到受雇工作岗位上；当家庭农活繁重而劳动力不足时，他们不得不丢下工作而回家支农，自耕地与雇主地构成劳动时间冲突；两栖农业工在自耕地与被雇地的劳动投入激励机制存在差异，前者激励力明显大于后者，必然出现在自耕地上很卖力而在被雇地“磨洋工”，某些人甚至可能将雇主的农资偷回家。
（二）短期农业工与长期农业工
1.短期农业工。短期农业工是农户（企业）临时雇佣的农村劳动力。短期农业工的优点是：能够随旺淡季灵活用工。农业生产的季节波动性很强，对劳动力需求是周期性变化的，容易出现淡季时人员闲置，旺季时人手不足，如果根据生产季节灵活增减人数，可降低固定人力成本。其缺点是：短期农业工上班时断时续，岗位变换不定，知识技能不能得到持续提高；劳资双方难以构建稳定的长期劳动契约，短期工怀有临时打工观念，哪里的工资较高，工作又不太累，他们就会跳槽；雇主过于依赖短期农业工会面临极大用工风险，畜禽、农作物生长周期具有强烈季节性。
2.长期农业工。长期农业工是农户（企业）长时间雇佣的农村劳动力。长期农业工的优点和缺点与全职农业工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三）本地农业工与外地农业工
农业劳动的特点范文6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