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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1
[关键词] 经济体系 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2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WTO 多边贸易体制 RTAs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和交替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WTO的创建和运行，不断地促进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集团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热潮。无论是加入WTO还是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是各国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选择。因此，就目前国际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化的情况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TO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迅猛发展趋势，到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可以说区域组织已经遍布全球。总的来讲，区域经济―体化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微观原因:①实现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实力；②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经济效率；③防御战略，形成集团。(2)宏观原因: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曰益密切，相互依存曰益加深；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提高，客观上需要跨越国界,走向经济联合;③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WTO的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热潮为WTO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易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做出令各方都能得到满足的安排，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实现。
2.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奉行较少国家间的互惠原则，这使得区域内的自由化协议易于达成，成果易于评估。通过这样小范围的“试验”，就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行动可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顺利进行，达到相应的谈判目标。区域贸易协定（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一方面，广大的成员基础意味着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不是在100多个国家间进行，而是由几大区域国家集团主导；另一方面，成员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能更有力地保障区域内部的一致行动。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WTO的挑战
我们在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WTO提出的挑战：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成员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难以妥协。一方面，国家个体的谈判自主性因其背后区域集团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身份的交错重叠也使单个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利益取舍，谈判立场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几大国家集团实力相当，一旦形成对峙，多边贸易谈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2.WTO中的“授权条款”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时，可利用“授权条款”的规定给予区域内成员更优惠的待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时可能成为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中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工具，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多边性。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具有潜在的干扰性。传统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区内外歧视待遇与WTO非歧视原则的矛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益复杂并深化。区域贸易协定（RTAs）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WTO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协调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进和完善其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各区域经济集团也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自身运作纳入WTO的监控范围，充分发挥集团经济的优势和特长。只有如此，才能尽量消除或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陈漓高郑昭阳齐俊妍:全球化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曹宏苓: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刘田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7～02～12
[4]周道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5]胡剑波:关于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J]．消费导刊,2007(2）
[6]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姚利民:WTO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8]刘田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7～02～12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4
【关键词】金融开放；法定测度；事实测度
一、金融开放的界定
关于金融开放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基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所带来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因为不同学者的研究所关注的或侧重的领域有别，学界对于金融开放的界定也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对于金融开放水平的测度方法更是林林总总。在国外的文献中，单独研究金融开放问题的并不常见，大多数学者都将其与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及国际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或者将其作为经济开放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传统理论中，金融自由化主要体现在资本账户的开放、国内金融压抑的消除和外国投资者进入限制的解除。由此可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密切相关。多数研究将金融开放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形式（Huang，2006），但金融自由化包括一国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金融开放只讨论其对外方面，而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开放最核心的两个要素（陈雨露和罗煜，2007）。
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开放水平的量化指标，金融开放度的构建或选取是研究所有金融开放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合理、有效的测度指标有助于准确把握一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情况，更是后续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目前关于金融开放指标的研究很多，不过测度方法各异，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归纳起来有三种方法：法定测度（de jure）指标、事实测度（de fact）指标和混合指标（Quinn，2011）。
二、金融开放的法定测度法
金融开放的法定测度主要是测度一国或地区对于跨境资本流动、价格、数量及外国资产持股的法律法规限制程度。最早用此方法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度汇率安排和汇兑管制报告》（AREAER），主要采用的是二元变量法来反映一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或开放的情况。基于这一方法，很多学者们对金融开放的测度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对其进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Miniane（2004）的金融开放指数（FOI）；Chinn& Ito（2002，2006）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测量并于2008年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出资本账户开放指数（KAOPEN）且于2012年进行了更新，KAOPEN指标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应用；Quinn（1997，2003，2007，2008）构建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Mody & Murshid（2005）和Abiad & Mody（2005）金融一体化指数的构建；Edwards（2004）也利用0-1二元变量法来测量一国资本和经常账户的限制程度。Kaminsky& Schmukler（2008）和Kastner&Rector （2003）的研究对改革及政策变化的时间给予了重点关注。Schindler（2009）构建了KA指标，涵盖了1995-2005年的91个国家。
同样利用法定测度法但与AREAER方法有异且较有影响力的有两个：一是Bekaert，Harvey & Lundblad's （BHL）（2005）研究从1980-2006年间95个国家股权自由化的EQUITY指标；二是世界遗产基金会（2010）的投资自由化分类指数，其官网公布了指数构造的资源来源，但对其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自由化指数构建的并未详述。
法定测度法的局限在于：第一，但这些指标的构建都有个前提――不存在外汇交易限制，所以被指不能准确反映一国资本或金融账户的开放程度；第二，这些指标只反映了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状况，并未反映出一国融入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第三，对变量的赋值无法克服主观性，很难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第四，一国的法定金融开放程度和实际开放程度很可能产生很大差异，利用法定指标很难反映其实际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状况。
三、金融开放的事实测度和混合测度法
事实测度指标的侧重点在于法律限制和资本流动情况，缺点在于容易产生测量误差，内生性问题难以克服，因果关系问题容易混淆。
鉴于法定测度的以上局限性，事实测度指标便成为衡量一国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替代方法。具体来说，事实测度法又分为以下三种方法：数量法、价格法和混合法。
数量法中应用最广的为Lane& Milesi-Ferretti（2006，2007）的TOTAL指数，他们侧重于对用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来测量一国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程度。Quinn等（2011）认为这种方法比IMF（2001）基于资本流动的测量方法更具合理性，因为后者容易产生波动和受到干扰。另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针对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和股票资产流动状况的测量指标。
基于价格法的主要有：Levy Yeyati et al.（2009），Dooley et al. （1997）， Quinn&Jacobson （1989）。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都考虑了国内外的价格差异，且前提假设为金融经济一体化以及由于套利行为的存在，相似资产在不同市场不存在价格差异。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无效的套利行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比国际金融摩擦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大多数指标都只适用于个别国家，缺乏广泛实用性。
也有将价格法和数量法进行综合运用的测量方法，比如：Edison and Warnock（2003）的FORU指标是以分析可供外国投资者购买的股票份额为基础的资本账户开放月度指标，目前已更新到1989-2006年。
事实测度法和混合测度法的局限性：第一，对FDI的测度可能面临由于国别差异或时间推进带来的不一致性；第二，由于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事实测度与一国的政策立场也不是完全相关；第三，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税天堂国家，金融资产和负债往往是GDP的很多倍，他们的中央银行只充当了局外人。
参考文献：
[1] D. Quinn et al. Assessing Measures of Financial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IMF Economic Review，2011.
[2] Chinn & H. Ito，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2008.
[3] Kose et al. Threshold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1.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5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金银到信用纸币—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1］;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2］
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3］114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3］49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①。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②，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l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l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Monetary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直到l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CurrencyUnit，简称WCU)。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4］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6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理论脉络；研究动态；述评
一、导入问题：新区域主义
近30年来，欧洲、美国、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纷纷出现区域经济整合的提议和协商，特别是有了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顺利运行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各种区域贸易协议(RegionalTrade Agreement，RTA)不断涌现。根据WTO统计，最近10年产生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与在此之前的50年成立的区域组织数量相当，在整合程度和规模上也有了质的飞跃。所有的WTO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被称为“新区域主义”。
与旧的区域主义相比，“新区域主义”范围更广，更加注重一体化的“纵深层次”，不仅涉及贸易领域，而且涉及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区域经贸安排已突破传统的地缘概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洲和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还出现了诸多新型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把更多的经济体纳入到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充分扩大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边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区域贸易协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核心，并赋予区域贸易协议高于多边贸易的政策优先权。另外，区域贸易协议自身更加复杂化，其贸易管理框架大多超出多边达成的贸易规制。尽管是区域性质，区域贸易协议依然呈现出扩展和联合的发展态势。
此外，“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优惠协议的互惠性增强。在美国参加的4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个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分别是墨西哥、智利和约旦。欧盟则把区域贸易协议视为对外经济发展援助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参加的50余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5个是与发展中国签订的，其中包括许多东欧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互惠性安排仍然存在，例如普遍优惠制(GSP)和包括《美国加勒比海经济复苏法案》(CBERA)、安第斯贸易特惠安排、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合作安排(ACP)、《科托努协定》等在内的特惠安排，但与互惠性的区域贸易协议相比，这些特惠贸易安排通常有期限的约束。与此同时，由于特惠贸易安排往往有利于传统低生产率部门的发展，因此可能抑制经济增长。Panagariya(2002)研究认为“欧盟的特惠安排实际上阻碍了可能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的国内改革”。拉米(2002)则认为“非互惠性贸易安排导致经济活动向传统行业集中，从而阻碍工业化进程”。正由于此，欧盟愈发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性贸易安排。
在“新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学术研究面临着诸多理论难题和挑战。这包括“新区域主义”与“旧区域主义”在内容、深度、广度上的差别，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新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的阐释等。
二、传统一体化理论对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以“浅层次一体化”为特征的“区域主义”的经典研究主要依托H－O－S理论框架。20世纪由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P，Samuelson)等人的完善，形成了H－O－S理论框架。在勒纳(A.P.Lerner)和里昂惕夫(M.M.Leontief)，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比较优势理论在以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为边界约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这一取得现代形式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分支。
从其现实意义看，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李嘉图基于国际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近30年来新贸易理论的崛起也没有取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目前，它仍然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即使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也还是以其为基准的理论创新。但是因为这一理论采用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因而很快发展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大量研究证实，在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资源，促使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益改善，由此带来福利的增加。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旧区域主义”的研究体系极为复杂，这是由其内在的“次优”分析方法决定的。在假设条件上，这种“次优”方法消除了区域贸易协议内部贸易关税，但却保留了国内税、补贴政策和非区域贸易协议关税等扭曲贸易的因素。“旧区域主义”的核心是“关税同盟”理论，凡纳(1950)、米德(1955)和Kemp(1976)均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该理论在方法上严格遵循了H—O—S框架下的标准一般均衡分析，研究结论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静态福利影响由福利增进(包括贸易创造效果和贸易条件效果)和福利损害(贸易转移效果)两方面效果构成。然而，鉴于“次优”分析的性质，很难从单个成员或全球经济角度得出关于区域贸易协议效应的一般性结论。
三、新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代表性研究
传统贸易理论侧重考察商品贸易和价格，而“新贸易理论”则探讨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外的诸多其他因素，如贸易与生产率的联系(即“新增长理论”)、不完全竞争。动态比较优势和贸易需求增加带来的效率增加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贸易发展及贸易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纯考虑区域贸易而忽略相应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不够的。另外，虽然区域贸易安排的效率提升效果非常显著，但这种效率的增加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并不高，而且“在伴随许多国家贸易扩张的经济增长问题上的解释力也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所产生的“新贸易理论”，试图超越基于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和效率的传统分析框架，从寻租理论、政治经济学分析、博弈理论、产业组织(特别是不完全竞争理论)、规模经济、地缘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学、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等更广泛的视野内探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
(一)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不完全竞争、博弈论和产品差异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例如，Francois(1994)利用纳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fi，um，CGE)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Wintera(1997)借助不完全竞争模型来分析区域贸易协议的贸易条件效果，认为“通过计算非成员国向成员方的进口变化来研究福利问题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来研究区域贸易协议对非成员福利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取决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产量水平、企业数量、现存的贸易约束以及外资的影响。Winters and Chang(2000)则借助该理论模型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存在“伯川德”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条件效果。Winters and Chang(2000)考察了西班牙加入欧盟后，西班牙从主要OECD国家制成品进口价格的数据，发现优先出口商会提高含关税价格，而非成员则会降低含关税价格。
(二)政治经济学与利益集团理论
贸易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各方竞争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4)研究认为区域贸易一体化政策是一国政府的政治需要，也是域内各种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集团彼此较量的政治产物。由于区域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或竞争压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获益者将会尽最大努力游说政府决策者，以便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区域贸易协议或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
一般而言，受进口竞争压力的生产商通常易于形成一种利益一致的利益集团，而相反，出口商则较难形成一致的利益集团。从贸易壁垒保护的利益获得者分析，则进口替代产业生产商易形成反对进一步自由化协议的联盟，出口产业部门则显得相对弱小，很难影响政府决策。Grossman和Helpman(1995)在此前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由贸易谈判描述为“一个向各国利益集团提供充分平衡的过程”，“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为了保证每个成员方都有足够多数量的出口商从贸易协议中获得利益，并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对生产商利益集团来说，区域一体化与单边非优惠贸易自由化比较则是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因为，第一，它使国际竞争仅有限增加，其带来的竞争者有限，仅限于区域内的贸易伙伴，而不像单边非优惠贸易协议，不能带来最直接的利益。第二，通常区域协议是互惠的，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可以获得贸易伙伴市场的开放。而在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伙伴市场却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市场是被保护起来的，这种贸易转向有利于生产商集团利益的增加。Grossman和Helpman研究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政治可行性需要可能与社会可取性相违背”，特别是当贸易转移效果带来出口增长，以至于区域贸易协议以牺牲广大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少数生产商集团的狭隘利益时，这种区域贸易协议是损害福利的。贸易转移效应增强了政治上的可行性，但有可能引发各国纷纷签署带有贸易转移效应的区域贸易协议的现象。
国内生产者和出口商形成的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贸易政策，他们对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转变十分敏感。一旦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国内利益集团就会重新审视本国的贸易政策，加快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区域贸易集团或直接参加现有的区域贸易集团，激发区域贸易集团接连发生，并且导致分散的区域贸易集团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从而产生了“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Baldwin(1995)认为，集团的扩张取决于已有成员方允许外来者进入的意愿和集团外国家寻求进入的激励。他假设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贸易集团会面临“非经济(Non—Economic)”成本。而这种非经济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随后寻求进入集团的国家会要求越来越高的经济激励。Baldwin(1997)进一步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会激发非成员的政治经济意愿和压力，“他们可以选择加人已有的贸易协议，或彼此之间签订新的贸易协议”。这种政治经济压力将导致贸易协议规模的扩大。由于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往往会发起更加强大的游说攻势，因而利益集团对区域协议的反应是“非对称”(Asymmetric)的。另外，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内部主张自由化的力量往往会增强，这一过程最终会促使各国纷纷降低双边贸易壁垒。
(三)发展战略理论与新增长模型：理论与实证
1 新区域主义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
“新区域主义”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提供一个充分的研究框架。Ethier(1998)认为，20世纪90年代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超出了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维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首先，区域贸易协议往往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其次，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协议后，往往会强化自身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包括贸易和宏观政策等领域的改革，例如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墨西哥加入NAFFA后的国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最后，区域贸易协定很少单纯涉及贸易壁垒，大都不可避免地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技术转移、知识外溢、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等渠道提升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分工细化”，进而刺激生产率增长。
根据Melo和Robinson(1992)提出的贸易生产率外部性(Trade Externality)理论，一个行业(或部门)的出口增长与该行业(或部门)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间存在着外部联系。从进口角度来看，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进口与部门的总要素生产率紧密相连。从出口角度来看，出口总量的提高能够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投入效率。Ethier(1998)对“新区域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层次经济整合中的作用的论述中，突出强调了适当的“发展战略”对于发展国家的意义。Schiff和Winters(2003)围绕区域贸易协议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展开过详细论述。贸易扩大已成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形成了有限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试图探讨贸易量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出口，从相应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中获得了显著的“技术外溢”利益。他们估测，机器设备进口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总要素生产率增加0.3个百分点。弗兰克和罗默(1999)则研究了98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贸易占GDP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会增加2个百分点。
然而，贸易或经济开放程度本身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罗迪克等(2002)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最佳解释，其研究发现虽然贸易与有效的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剔除了制度和地缘因素后，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Rodriguez和罗迪克(1999)则认为由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加之实证方法存在诸多问题，实证研究往往夸大了经济开放度与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贸易的外部效应往往是基于经济变量与收入变量之间的宏观联系，Rodriguez和罗迪克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2 区域贸易协议投资效应的探索
随着区域贸易协议或更高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市场壁垒降低，市场扩大，也增大了区域内外投资者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大量的实证分析和事实可以表明，区域贸易一体化形成后，由于区域外国家不能与区域内国家一样享受优惠关税，因而迫使其只能通过扩大在域内的投资来获得市场，或者被迫放弃该市场或采取其他次优的竞争策略，从而有利于域内成员吸引外资，亦即“投资创造效应”。当区域贸易协议成员间组成经贸规模可观的巨大市场时，区域外厂商可能通过对区域内某一成员的投资进入这一巨大市场，这必然为区域内成员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在“新区域主义”的框架内，作为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与非成员国家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从而产生“投资转移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欧盟出现外资的大量流入。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单一市场回顾”中指出，1982—1993年间，欧盟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人中的份额从28％上升为33％。在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增加其了成员国的外资流入，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吸引美国投资的存量从1993年的3.9％上升到1995年的4.4％，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的外资净流入均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贸易壁垒的取消和其他市场限制的放松，使区域贸易协议成员国在区域内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也诱使其对域内产业的投入增加，以便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因为区域贸易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内部成员公司间交易障碍的取消或减少，必然使其交易成本降低，增强对区域内部投资的信心，不仅有利于增加投资，更有利于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3 区域贸易协议强化各成员的贸易自由化：一种承诺机制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区域贸易协议也可有助于强化各成员国内的改革意识，因而其贸易自由化改革也成为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通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发展历程中表现较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内部改革，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便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专业经验。当然，区域贸易协议的“投资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必须足够显著，才能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一般而言，任何改革通常都有可能逆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亦不例外。而投资者对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和信心对其投资行为影响巨大，在对改革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时，通常其投资的愿望则大大降低。如果投资减少或无投资，则政府通常可能面临巨大的日益增加的改革压力。逃避这一陷阱通常需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以使投资者相信政府的改革决策，并将会锁定改革措施，即建立所谓的“承诺机制”，从制度安排上让投资者或工商界对政府政策放心。而区域一体化协议则是一种良好的“承诺机制”。
在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自由化是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承诺机制：一国降低关税或取消非关税措施是以贸易伙伴的相同行为作为条件的，也即要享受权利必需履行相应的义务，这套自我实现的规则是富有效率的。尤其是当贸易伙伴间贸易关系比较密切时更是如此。因为当彼此间的贸易量较大，贸易依存关系较密切的情况下，如果一国不对贸易伙伴履行相应义务，就相当于自己承诺不进入对方市场，反之，则需同时按区域贸易安排实现贸易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