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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1
今年8月下旬，随着国务院有关《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的正式出台，持续已久的关于农村信用社究竟该往何处去的讨论，似乎有了初步结果。但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有如下几点担心：
方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农信社积累多年的问题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农信社完成法人治理结构改造之后的商业冲动，与政府希望其继续发挥在农村经济中扶贫作用的意图之间，可能会产生激烈的矛盾;
中国经济发展所特有的区域性差别，将使农信社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众多不同的版本与模式;资金饥渴、人才匮乏、管理水平和技术的落后将成为农信社改革最大的障碍。
终于有了突破
从1950年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试办信用社至今，农信社已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其间，农信社虽然曾像击鼓传花一样，分别被不同的机构管理，但在1996年8月之前，很少有人考虑过农信社的改革问题。
那年8月22日，国务院出台了以农信社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并提出了把农信社逐步改造为由农民入股、自主管理、主要为入股农民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的构想。此后，国务院几乎每年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对农信社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有关改革也不断深入。
今年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最为“彻底”和最具“突破”的一个。方案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将农信社逐步转变为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服务“三农”（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并提出了两个具体步骤：
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根据试点地区的不同情况，对农村信用社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产权形式的试点；二是改革现有的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权由过去的中国人民银行转移到地方政府。此次改革的试点地区包括：吉林、山东、浙江、贵州、江西、陕西、重庆和江苏8个省市。同时，为了解决农信社长期以来形成的呆坏账问题，政府还将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并给予减免税收等扶持政策。
“本次改革的最大突破是涉及到了法人治理结构层面”，一位业内分析人士说，“而且方案考虑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信社实际情况的差别，没有一刀切。”
这位分析人士解释说，农信社早期发展时采取的是半强制地让农民（社员）入股，每人10元、1元甚至更少。因此，多数农信社的“股东”数量众多，中等规模的农信社股东多在10多万人。而且，过去又没有股东大会之类的组织，股东不但对农信社的经营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申请贷款都十分困难，农民的入股行为几乎变成了捐款，致使农信社理应发挥的作用无法体现。“这种情况就像农村经济改革前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是名义上的主人，但结果却是谁都不是主人，所有权极不明晰。”
最早尝试进行农信社法人结构改革的是江苏南部农村。早在2000年～2001年，江苏丹阳就开始对老股东进行退股工作。从2001年7月底开始，丹阳农信社共计向10多万农户清退股金约1300万元。退股的目的是为了增资扩股，据丹阳农信社提供的数据，新增股东1785户，筹集股本金额4209万元。其中1012万元来自80余户“大股东”，基本达到了股权明晰的目的。
与此同时，丹阳农信社还将原本分散在乡镇的法人单位全部撤销，统一收到县一级，成立联社，原本的乡镇信用社变为联社的分社。县以上一级（省、地级）也成立了联社，但省、地级联社不是独立法人机构，也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这种模式就是后来被称为“苏南模式”的农信社改革模式，并得到主管部门的肯定。8月份出台的新“改革方案”中也有“苏南模式”的影子。
一厢情愿暗含矛盾
“主管部门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改革重点，其意图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农信社的产权不清的问题，为今后的改革扫清障碍。”这位分析人士说，“因此，方案首次允许条件成熟的农信社升级，成立农村商业银行。”他同时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能够一步到位成立农村商业银行的农信社（联社）数量很少。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富裕地区，增资扩股的工作也有相当的难度。由于股权依然比较分散，多数农信社还很难实现股份制，而不得不采取合作制（开改革之先河的丹阳农信社目前也是如此）。而对于大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来说，这种改造难度更大。
有关资料也显示，迄今为止，农信社增资扩股的资金90％以上来自本地区，80公里以外地区的资金都很罕见。“这固然与农信社投资价值未被认知、风险情况不清有关，但主管部门对农信社的定位限制也是重要因素。”
本次改革方案仍然将农信社定位于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仍希望农信社能够在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发挥作用，甚至扮演帮助政府扶贫的角色。央行有关领导在有关农信社改革的会议上也曾不经意地表示，“为了发挥农信社服务‘三农’作用，可以考虑提高农信社存款利率，吸收更多农户存款；同时，降低对农户的贷款利率，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番讲话虽然体现出一位政府官员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但其潜意识中，却并没有将农信社当作一个商业性金融机构看待――高存款利率（意味着高负债），低贷款利率（意味着低营收），农信社的股东权益怎么办？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字，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中，有85.73％亏损。
有关人士指出，主管部门对农信社定位的限制性做法虽然带有一些计划经济的色彩，甚至有点一厢情愿，但却有充足的理由。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关闭了县以下的营业网点；之后，就连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逐渐从农村市场淡出，仅留下农信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孤军奋战。“农信社虽然是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神经末梢，但它却是农村金融的脊梁。相对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如果农信社也放弃对农民和农户的服务，去寻找高端客户，后果不堪设想。”
据2001年的数据，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78%，农户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户贷款的95%以上。2002年，对农业的贷款投入总量为800多亿元，主要也来自农村信用社，而且其它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贷款投入量反而减少了近20亿元。
这里便产生了一个矛盾：监管层和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等内部机制进行改革，通过引入新股东解决农信社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又不得不继续用很“计划”的方式限定其发展，以便保证国家金融体系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覆盖（尽管未必是很有效的覆盖，但毕竟有胜于无）。这种“半市场半计划”的思维逻辑和做法，在现阶段可能会影响农信社增资扩股等改革的进行，长远看则有可能限制农信社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甚至将农信社逼上斜路――据记者了解，目前，河南等地的一些农信社在当地票据市场中违规现象颇为严重。
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2
【关键词】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改革
2015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在全国范围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通知》，安排农业银行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新疆辖区县域农业银行正式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范围。通过对新疆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情况开展的调查，新疆县域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改革推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进展及成效
（一）建立健全了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体制。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农业银行新疆兵团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新疆两分行）分别成立了三农金融分部，搭建了“两部五中心1”组织架构，与原有机构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负责“三农”、县域业务和各项政策制度的落实和管理；二级分行比照一级分行设置三农金融分部和落实管理；纳入改革范围的县级支行在年底前加挂“中国农业银行XX三农金融事业部”牌子，负责具体业务经营。根据农总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前期试点政策和新疆辖区探索试点经验，初步研究制定了《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草案），将改革工作任务细化为组织架构、边界划分、六单管理2等三大类、21项，明确了推进时限和责任及其城乡业务边界3，待农总行改革方案出台后进一步完善下发执行。
（二）县域支行全部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范围，涉农贷款考核位于全国前列。2014年底以前，农总行认定新疆有108个县级支行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名录，其中农行新疆分行92个，农行新疆兵团分行16个。2015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对此108个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执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涉农贷款相关指标进行了考核，其中达标机构60个，达标比例55.6%，在2015年全国最后13个4纳入县级三农事业部改革省份中，达标机构数位居第二（达标机构数66家），达标率位居第四（宁夏100%，82.5%，天津66.7%）。2015年7月，农总行下发《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通知》（农银发[2015]198号），将近年新疆新增加的4家农业银行县级支行也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名单。截至2015年12月，新疆符合条件的112个农业银行县级支行全部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范围，其中分行94个，兵团农行18个。
（三）“三农”业务发展迅速，服务“三农”能力进一步增强。2015年前3季度，新疆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各项贷款较年初增加122亿元，增长17.4%，高出全辖金融机构平均增速8.1个百分点。其中涉农贷款较年初增加88亿元，增长13.7%，农户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7.5亿元，增长62.2%。同时加快服务点增设和自助设备布放，农行新疆分行在县域以下乡镇、行政村设立惠农服务点2550个；农行新疆兵团分行设立惠农服务点7202个，当年新增1717个，电子机具连队覆盖率达97.7%。两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新安装ATM机200台、布放POS机2900部、转账电话3600部，发放惠农卡6600张，43家三农金融事业部新农保、新农合、财政性直补，打通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服务“三农”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建立沟通对接机制，组织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农行新疆两分行主动与当地人民银行、银监局、自治区农业局、金融办等单位对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工作，做好相关数据报表的报送、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和改革配套扶持政策的落实，并及时向机构网点转发财政部、人民银行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文件，督促三农金融事业部落实好营业税、存款准备金率、监管费减免、涉农贷款奖励等优惠政策。
（五）加快了“三农”金融队伍建设。农行新疆两分行实施县域（团场）支行青年英才工程，加大县域后备干部培养，开展高层次业务骨干培训，放宽边远县域（团场）支行招聘条件，鼓励年轻干部员工到基层一线锻炼。加大县域人才战略储备，将年度用工增量和校园招聘计划各50%补充到县域（团场）业务岗位。投入4273万元资金改善县域员工职业和生活环境，使县域支行能“稳人心、聚人力、留人才、固阵地、促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农行总行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影响三农事业部改革推进。2015年农总行相关改革文件中提出要制定全面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实施方案，但改革实施方案迟迟未出台。农行新疆分行、农行新疆兵团分行虽然提前制定了改革试点方案，但考虑与总行方案一致性原因没有下发，各三农金融事业部也因等待上级实施方案，对如何界定核算边界、业务边界、职能边界等方面出现困扰，改革推进缓慢，多数仅加挂三农事业部门牌，成立事业部架构，但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与改革前没有区别。
（二）基层农行“三农”金融人员配置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目前，农总行对一级分行机关人员实施“能出严进”政策，新疆两家一级分行“三农”业务部门因退休、调离、升迁等原因离职多人，人员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工作需求。农行新疆分行县域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不足40%，45岁以上员工占比45.4%，深入推进三农金融改革受到人力限制。
（三）部分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的落实面临困境。2015年4月，人民银行出台农业银行新纳入改革范围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新疆纳入改革范围的108个县级支行中，部分县级支行不能享受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且短期内难以化解。主要原因是：一是部分三农金融事业部地处城区、矿区、石油基地、口岸等，信贷业务以非涉农业务为主，涉农贷款相关指标难以达标；二是部分三农金融事业部所在县域经济落后，多为国定贫困县，符合要求的涉农信贷项目少，信贷有效需求不足；三是受经济下滑、自然灾害及市场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涉农企业和农户不能按约定归还贷款，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为防范风险控制涉农信贷投放；四是部分县域担保机制不完善，涉农信贷担保难，影响涉农贷款投放；五是银团贷款或非涉农项目大额贷款投放，影响涉农贷款指标达标。
（四）三农事业部改革实施方案中“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理模式实效性需要关注。2014年农总行出台的《中国农业银行扩大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一级分行建立省级三农金融分部，新疆农行草拟的实施方案中也明确建立“两部五中心”，实施“三农”金融业务与城市业务合署办公、“两块（多块）牌子、一套人马”经营管理。这种操作管理模式，易造成城市业务与“三农”业务界线模糊，相关业务存在相互交叉、挤占、调账等操作问题，不利于“三农”金融业务发展。
（五）个别三农事业部风险管控压力较大。从2015年前3季度情况看，新疆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信贷风险管控总体良好，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出现“双降”，不良贷款率较新疆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47个百分点。但受经济形势、农产品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部分县域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向银行传导，农户不能按期还贷，部分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双升”，显现出风险。
对策建议
（一）农总行尽快出台改革细则，加快改革步伐。建议农总行尽快出台全面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实施方案细则，明确改革推进时间、具体任务和推进措施，督促各级分支行落实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措施。农行分支行要进一步细化改革目标措施，做到政策“亮底”、措施有力、传导到位，使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做到“搞得清、道得明”，全面有效推开事业部改革。
（二）进一步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方案，探索实施事业部制法人改革。建议探索实施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法人管理，即农总行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代表农总行出资在各省（区市）设立二级法人三农金融事业部，县域涉农贷款规模超过50%以上农行机构改制为非法人三农金融事业部，向管辖省（区市）二级法人三农金融事业部直接负责。地州市农行、涉农贷款规模低于50%县域农行的“三农”金融业务部门更名合并为三农金融事业部，作为二级法人三农金融事业部派出机构，专门负责属地”三农”金融服务。这种管理方式改革，将促进自主经营权下放，有利于各地区根据“三农”经济发展特点，实施更加灵活和专业的经营管理，有利于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基层经营单位责、权、利挂钩，有效促进”三农”金融科学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三农”信用体系，建立健全“三农”信贷担保机制。各级人民银行加强与地方政府、金融办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农民、涉农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加强民间借贷登记，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林权、宅基地、集体土地确权，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规范抵押登记，解决“三农”贷款担保难题。建议由政府、银行共同出资建立“三农”信贷担保补偿基金，增进对“三农”信贷的担保支持和风险补偿，完善“三农”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三农”金融改革发展。
（四）用足用好“三农”金融扶持政策，支持“三农”金融发展。农业银行要加强与政府、财政、税务和人民银行的沟通汇报，加强对现有各项扶持政策的学习领会，熟悉政策内容和实施条件，确保三农金融事业部各项扶持政策落地实施。同时要用足用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和增量奖励等普惠性激励政策，主动争取更大的政策扶持力度。对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考核中未达标的三农金融事业部，认真查找原因，做好帮扶，给予政策倾斜，争取各项涉农贷款指标达标，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五）完善乡镇团场基础金融服务，提升“三农”服务能力。建议新疆农业银行加快农村和兵团机构网点增设力度，设立流动服务站，深入推进“金穗惠农通”工程，进一步增加自助金融服务设施布放，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尽快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全覆盖。加大“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构建“三农”金融服务新模式，增大“三农”信贷投放，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三农”人才队伍建设，补充分支行“三农”金融部门岗位人员，以机制考核、绩效考核、资源配备等方式鼓励优秀人才到县域工作，满足全面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工作需要，筑牢“三农”金融改革基础。
（六）强化“三农”风险防控，确保区域金融稳健运行。建议农业银行进一步完善“三农”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明确细化风险管理职能职责，强化对“三农”风险的全面集中管理。加强日常“三农”风险的评价和管理机制建设，强化贷后管理，关注客户第一还款来源和现金流变化，开展“三农”和县域经济形势研究，做好风险前瞻性预判预警，高度关注不良贷款率超过5%的县域支行专项治理和重点领域风险，确保县域“三农”金融安全运营和稳健发展。
注释：
1两部五中心：农业产业金融部、农户金融部、三农信用审批中心、三农风险管理中心、三农核算与考评中心、三农资本与资金管理中心、三农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2六个单独管理：单独的资本管理、单独的信贷管理、单独的会计核算、单独的风险拨备和核销、单独的资金平衡与运营、单独的考评激励约束。
3城乡业务边界：注册地或生产经济地在县域的对公业务由三农金融分部营销管理，城市涉农企业及县域涉农企业，按三农金融分部和城市业务前台部门确定的客户名单分别营销管理。
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3
联合推进便民办税
税务总局通过共建办税服务厅、互设办税窗口、共同进驻政务大厅等形式，联合为纳税人提供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等涉税服务，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基本解决了纳税人办税“多头跑”、资料“多头报”的问题，既节约了办税成本，又提高了服务效率，优化了营商环境。目前，全国已有7675个国税、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厅，3.5万个联合办税窗口，联合办税服务厅总数超过全国办税服务厅半数以上。一些地方还积极推进“互联网+税务”行动，创新办税方式。北京、内蒙、山东、广东、广西等20个省实现了联合网上办税服务。广东省惠州市国税局主动向地税部门开放电子税务局系统接口，实现数字证书互认，建成了国地税一体化电子税务局，纳税人在国税申报增值税时可自动申报缴纳地方税费，使纳税人享受到“足不出户”的办税体验。
积极实施征管互助
一是国税局、地税局通过整合征管资源，合作征收税款，提高了征管效率。国税局充分发挥增值税发票管理抓手作用，普遍在为小规模纳税人和其他个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环节，代地税局征收相关地方税费；地税局充分发挥自然人税收管理优势，普遍代国税局征收个人二手房转让增值税，促进了地方零散税收和自然人二手房增值税收入的“颗粒归仓”。目前，地税局共在6543个办税厅和1883个代征点设置2.3万个代征窗口，代国税局征收二手房交易和个人出租不动产增值税75.65亿元，国税局在代开发票环节代地税局征收相关地方税费171.12亿元，确保了营改增顺利落地。二是国税局、地税局通过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定期组织业务交流等方式，建立了经验互鉴长效机制。地税局向国税局传授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改增试点行业管理经验，国税局向地税局传授增值税管理经验，效果良好。三是国税局、地税局加强征管协助，联合开展非正常户管理，联合欠税公告，对有地税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国税局采取限量供应发票措施，督促纳税人及时履行纳税义务。
协同开展税收执法
税务总局着力营造公平税收环境，推动国税局、地税局协同开展税收执法，统一自由裁量权基准，联合实施税务检查等，既形成了执法合力，促进了执法公平，也使得执法“多头查”、处罚“多标准”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今年以来，各地国税局，地税局通过联合稽查，共查补税款87.57亿元，平均为每户纳税人节省30天检查时间。国税局、地税局通过联合执法，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诚信，促进了纳税信用的增值应用。今年以来，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向金融机构提供纳税人信用记录，金融机构据此对18万户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035.96亿元。青岛市国税局、地税局通过信息共享，助力执法合作，地税局将国际货运业专用发票虚开情况提供给国税局后，双方对159户涉案企业联合实施了税务检查，查补税款861万元。江苏省常熟市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开发兼容国税、地税业务的税收风险分析模型，由计算机自动筛选高风险纳税人，实施联合应对处理，促进了公平规范执法。
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4
改革进展
城镇养老体制从上世纪末着手全面改革1997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体系。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1997年的改革方案作了进一步完善，提出个人账户按个人工资的8％缴费建立，统筹账户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由企业缴费建立，通过把缴费时间、缴费额与待遇水平挂钩，建立参保激励机制。在城镇职工养老体制框架确立之后，近年来的改革集中在做实个人账户、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和做好养老关系转移接续等方面。2006年，八个省市选择坐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中央财政给予补助，缺口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承担75％和25％。到2009年底，做实个人账户的省份扩大到十三个，累计资金1569亿元。大部分省份采用调剂金的方式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省级统筹。2009年底，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办法出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社会保障关系携带性难题。
农村养老体制改革进展农村养老体制改革经历了老农保和新农保两个改革阶段。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县为单位开展改革试点，按照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来筹集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管理。这项改革方案被称作老农保制度。2009年，国务院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这项改革方案被称作新农保制度。这项改革方案借鉴了部分省市新的改革探索，如苏州市、重庆市等。新农保制度与老农保制度重要区别在于，新农保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建立政府出资基本养老金(“补出口”)和补贴个人缴费(“补人口”)，这不仅防止了农村老年贫困发生，而且还极大地调动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2009年新农保在27个省10％的县和4个直辖市的所有县进行试点，2010年新农保试点覆盖面扩大到23％的县。到十二五期末，有可能会覆盖所有农村。
主要问题
养老保险制度分割养老体制分割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分割。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是全国统一的，但社保信息和基金管理统筹层次低，各地有自行的管理办法，缴费水平等关键性参数也存在着一定差异，这给提高统筹层次、加强管理和转移接续都带来了挑战。其次是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群分割。按照劳动者身份状况，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可分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公务员养老保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等不同类型，这些保险制度的设计不统一，使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第三是城乡之间养老制度设计差别。新农保虽然遵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但筹资方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有根本区别，且城乡两套制度衔接缺乏政策协调。最后是新农保制度的政策协调。大多数省份都是采取养老基金县级统筹，而且由于新农保在信息、基金和档案等管理上各地不尽一致，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制度分割问题。此外，新农保还与低保等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着政策协调方面的问题。
扩大养老制度覆盖面挑战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覆盖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但城镇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并没有全部加入，养老保险制度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覆盖面仍然偏低。2009年，城镇职工参保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为56.9％，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人数不到农民工总量的12％。由于非正规就业群体缺少单位依托，较高的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与缴费的关联性不强，因而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此外，事业单位养老体制改革虽然要求在六个省市启动试点，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实施。
由于新农保全国改革试点的推动，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较快。2009年，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86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6万人。尽管如此，农村参保人员数量也只占农村就业人员的18.5％。随着新农保制度的全面铺开，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但是，考虑农民收入性质的特点、县级有限的财政和管理能力等因素，扩大农村养老制度覆盖面同样面临着挑战。
养老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采取了“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由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没有基础养老金积累，体制转轨面临着历史债务负担问题。国内有关部门测算，这项转轨负担约2.5万亿元，在未来30年时间里将达到6万亿元。由于改革设计对历史债务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加上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没有真正做到分开管理，结果导致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在激励不足和缴费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统筹对财政资金的高度依赖。然而，从1985年到2009年，在岗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与的比例为7.5：1下降到3.1：1。在养老待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缴费人数下降和领取待遇人数上升势必对养老金账户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完善要求有规范化的业务流程和强大的经办能力体系作为后盾。按照国际经验，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大都采取信息和资金集中式管理，而参保和待遇领取等服务采取向社区延伸的做法。目前，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在向社区延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09年企业离退休人员通过社区领取养老待遇的比例达到75.2％。但是，在管理信息系统和基金管理等方面各地有很大差异。对于新农保而言，由于县、乡镇和村三级养老保险机构在大多省份都是空白，随着新农保试点覆盖面的扩大，它将面临着经办人员、机构和经费、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在机构网点上，新农保在县和乡镇不仅要
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经办具体的新农保等业务，而且还需要有金融服务机构的配合，确保建立起有效的保险费征收和待遇发放体系。在人员方面，办理新农保业务的网点需要配备接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对人员数量配备需要考虑服务人群的数量和当地条件，并拨付必要的业务经费，确保新农保业务的正常开展。在档案和信息管理上，各地也存在着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
改革设计
中国养老体制改革不仅具有复杂性，而且还具有渐进式改革的特征。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体制改革，还是建立新农保制度，都经历过局部试点改革阶段，探索积累经验，然后过渡到确立制度框架阶段，实现全面改革。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养老体制改革是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需要来确立改革优先顺序的。例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率先改革为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基本框架确立之后，推动和建立新农保制度为建立覆盖全面的养老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深入，中国养老体制改革方向愈加清晰。从人群上来看，未来的养老保险制度将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前者将覆盖所有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劳动者，包括城镇单位职工、农民工等等。后者将覆盖城镇没有就业收入的城乡居民和农村劳动力。
在制度设计上，养老体制改革可以通过建立“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制实现一体化。第一支柱是社会养老金制度，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用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防止出现老年贫困。第二支柱是缴费制度。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强制性的、缴费确定型的记账式养老保险计划。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则采取自愿性的、缴费确定型养老保险计划。第三支柱是采取自愿性的职业和个人年金制度，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
从改革实践上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步骤大致为：一是在全面建立新农保制度基础上，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不少县市以及部分省(直辖市)开始探索这项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深化城镇养老体制改革，通过把历史债务问题单独处理和建立有差别的待遇设计，把城镇个体和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三是从区域内部的一体化过渡到省内和全国的一体化。在财政分权化情况下，县市内部容易做到本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中央、省、市和县的职责，做到省内和全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
政策措施
十二五是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选择正确的养老保障模式，可以为潜在的老龄化危机提供一种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扩大新农保改革试点。实现农村全面覆盖及时对新农保改革试点工作进行评估，完善这项制度。随着改革试点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把全面建立新农保制度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安排专项财政资金，为新农保制度全面推开提供资金保证。同时，加快新农保的经办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及金融服务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合理分担的基础上，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新农保的经办体系和能力建设。在新农保制度保基本、农村低保属于补差等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可采取叠加形式来处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之间的关系。
深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扩大覆盖面通过设计过渡性养老政策安排，把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纳入强制性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并保障其合理的收入替代水平。通过扩大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提高社会供养能力，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建立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对改革步骤、重点和方式进行规划，对各省采取统一的统筹方式，做到省级养老基金的真正统筹，并做好省际之间的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工作，为逐步过渡到全国统筹作准备。在完善城镇养老体制的同时，通过培养劳动力市场，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减少其对养老体系的依赖年限，以及通过缴费和待遇水平等关键性参数改革，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
明确养老保障的筹资职责，单独处理历史债务建立职责明晰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作出明确界定，做到事权和财权相匹配，责任和义务相一致。对于历史债务规模要有科学地测算和量化，然后确定处理方式和各级政府分摊转轨成本的责任，从而为化解历史债务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为了减轻改革阻力，可采取养老体制之外的资源单独处理历史债务负担，这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通过划拨国有股由社保基金转持、发行社会保障国债等渠道进行筹资。通过上述办法筹集的资金进入社会统筹资金账户，作为养老保险的储备金，用于支付“老人”和“中人”的转轨负担。
加强养老基金的预算管理和监督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把各项社会保险项目资金纳入规范化运行轨道，提高社会基金管理的透明度，降低基金运行风险。对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应采取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做到“量出为人、略有结余”。对于个人账户，通过保险精算来保持长期平衡，避免I临时性决策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期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扩大，应调整其投资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5
雷曼的发迹与困境
雷曼的发迹和破产轨迹既是一个成功实现的美国梦，也见证了美国投资银行业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
雷曼兄弟公司的前身仅仅是一对移民兄弟开办的小杂货店。经济大萧条时期，雷曼兄弟公司是大力推广新型融资方式的先行者之一，曾帮助大量急需资金的公司成功融资。20世纪60、70年代，雷曼兄弟公司开始拓展其在全球的业务。截至2008年5月，雷曼兄弟公司拥有资产达6390亿美元，其中有1105亿美元高级无担保票据、1260亿美元次级无担保票据和50亿美元初级票据。大量的无担保票据和初级票据使雷曼在次贷危机的风波中不堪一击。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抵押贷款证券，资产大幅缩水，公司股价在次贷危机后的一年之内大幅下跌近95％。该公司财报显示，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总股东权益仅为284亿美元。为筹集资金渡过难关，雷曼兄弟公司被迫寻找收购方。但与韩国开发银行的收购谈判无果而终，而美国银行和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也在美国政府拒绝为收购行动提供担保后宣布放弃收购。种种努力失败后，雷曼兄弟公司无奈之下宣布破产。根据破产申请的法律规定，提请破产保护的主体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不包括公司旗下从事经纪业务的各分支机构，如雷曼兄弟资产管理公司和纽伯格・伯曼咨询公司等。
美国财长保尔森认为次贷危机的本质是“资金流动性不足”，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支付源头出了问题。为了扩展业务，雷曼发放了大量无担保的贷款，这一金融创新使很多低收入者也能够住上房子，从某种意义上为实现社会公正作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思维是建立在假定贷款客户都能够如约还贷，一旦客户还不上贷款危机不可避免。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性危机
100多年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一个是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一个就是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国家的安危战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国家将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在战争中更为焦虑。”100多年前的林肯的忧虑正在袭击着美国社会。从低收入者因为没有还贷能力被迫失去房子命运到一路走低的不良房产拍卖，从银行的挤兑到政府的接管，美国的投资银行和房贷机构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次贷危机和投资银行危机拉响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警钟。一系列金融领域危机的此起彼伏证明大萧条以来的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发展新思路中已经基本失效，实际上美国财政部和新任财长保尔森已有所准备，早在2007年在保尔森的倡议下，美财政部已经在运筹调整金融监管体系，2007年3月爆发的次贷危机成了金融改革新蓝图迅速出台的催化剂。
当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沿袭自金融业分业经营时期。在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奠定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基调。在该法案下，美联储与货币监管局负责商业银行的监管、储蓄机构监管局负责储贷协会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监管，这一格局延续至今。然而，美国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象征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复归，美国金融机构的跨界并购整合与交叉经营销售成为新趋势。然而，尽管重开混业经营已10年之久，但分业监管的格局仍未被打破。这就为金融机构钻空子留下了机制性漏洞。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利用实质性的混业经营手法来规避分业监管体系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动机越来越强烈。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ABS和MBS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未全力介入对此类资产支持证券的监管。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最终酿成了次贷危机。
美国财政部早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3月就开始酝酿这一改革方案。这说明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并非全然由危机驱动，如果说全球投资者曾经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充满信心的话，那么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摧毁了市场信心。即使在如此发达的美国金融市场上，依然充斥着结构性金融漏洞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牟利动机下的过度放贷与欺诈、利益冲突下客观性的丧失等等。而零散分割的金融监管体系，未能及时觉察、甄别、防范和化解危机，保尔森及财政部酝酿的改革计划势在必行。
保尔森计划面临的瓶颈
为了减轻次贷危机以及消除金融监管的盲区，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向国会提交了一项长达218页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这一改革蓝图是自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该计划分别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提出详尽的解困方案。
短期方案具有典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它总是因应各类金融市场动荡或危机而做出相应调整，成立于1987年10月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协调机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此次成为短期方案的媒介。《蓝图》的短期建议就是在该小组中加入银行监管者，同时将该小组关注的领域从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以增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为解决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新成立抵押贷款创始委员会，通过设置执照标准、为州级监管机构评级打分的方式，来监督各州对按揭贷款的管理，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蓝图》建议给美联储扩权，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美国对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非银行次贷机构不同、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定存在已久，既有监管空白，也有重叠。为了将其理顺，财政部认为应让美联储发挥核心作用。美联储官员应获得检查经纪公司、对冲基金、商品交易所和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机构商业行为的权力，甚至希望赋予美联储检查上述机构内部账目的权力。
就中期方案来说，其一，发放联邦储蓄牌照的初衷在于持牌机构为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提供充足的资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储蓄机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之外，近年来，该类机构在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中的比例大幅度缩减。因此，《蓝图》建议取消联邦储蓄机构牌照，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牌照体系。同时撤销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用于监管储蓄和贷款的联邦机构――储蓄管理局，将其职责合并给具有全国银行监管权的货币审计局，并可能将州级银行交给美联储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来监管。其二，长期以来，支付清算体系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美联储应当承担支付清算系统的主要监督责任，有权设计对于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支付清算系统，全权负责制定监管标准，即美联储可能得到支付和转移证券的监管权。其三，在保险领域，过去135年都是由州保险监管当局进行监管，而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对这种分散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蓝图》建议在财政部下设立国民保险办公室，负责监管按照联邦保险章程从事保险业的公司，专注于国际性问题和顾问服务事宜，以逐步实行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保险业。其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期货与证券市场的差异不断缩小，二者分业监管存在潜在的损害，且影响效率，因此《蓝图》建议合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和证券行业提供统一的监管。
金融办改革方案范文6
目前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体量迅速扩大，村镇银行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势头，温州金改正在微妙地影响着这个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城市的金融格局。
但是金改仍难言成功，它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当地的金融体制。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以及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然是摆在金改面前的三个问题。温州金改似乎走进了胡同，两边是条条框框的约束，前方未见明朗。
“时值一周年，金改或已走到头。”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市官员私下对记者表示，政府也很无奈，金改至今难握主动权。
曲线金改
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国十二条”规划，温州金改正式拉开序幕。但一年来，经济和企业界人士一致认为，只有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是温州金改的最大亮点之一。
温州市小贷公司2012年累计放贷3.47万笔共448.9亿元，分别占试点以来的44.5%和38.5%，与2011年同比增长52.3%，发展迅猛。
但曾无限期望成为“正规军”的小贷公司，如今背离了初衷。
由于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发起人须为商业银行，民资被严格限定参与额度，并久未出台针对性监管制度，因而诸如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等符合村镇银行经营规模的小贷公司，纷纷另谋他路。
在发起人、控股权、监管方等制度“天花板”长期无法突破之后，寻找其他出路反而可能让小贷公司活得更好。目前，华峰公司意欲借道香港成立专业财务公司。浙江省政府、证监局等部门都疏通了，允许华峰先试先行，给予其私募权。当地政府官员表示，“我们正预备与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本市场合作，华峰这条路一顺畅，天堑才能变通途”。
1月31日，温州金融办了小贷公司发行高收益债的相关内容，首次公开了“曲线发展”的方向。此前，同属于华峰集团的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工行温州分行达成协议，收购该行2.7亿元不良资产。温州金融办副主任马兴表示，民资或可从资产处置中获利，或可为母公司或股东单位赢得信贷支持及利率优惠；银行则置换不良贷款，改善了资产结构。
不仅如此，经过一年摸索之后，温州对开设村镇银行也给出了新的理解。温州资本外流现象早已有之，中小银行很难在本地融资，但‘温商’品牌却经得起推敲。于是，在贵州、福建、江西等地，温州民间资本正密集布局村镇银行，批量跨界。
渐进式改革
2012年11月底出台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金改细则》），至今被业界一些人士评价为隔靴搔痒。在参与金改工作数年的余谦（化名）眼里，“温州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而非速度”。不同于广东前海、福建泉州和天津等地，温州特定的人文环境决定其需要一整套包括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保险理赔、农村互助以及财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改革方案而非空头承诺。
例如，从“地下”转“地上”的民间借贷尚未建立针对性财税政策，多种新生金融机构还参照农村信用社标准缴纳税费，滞后于民资发展的内生性需求。据了解，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最近已派专人前往调研，为温州量身定做一整套财税政策，正待国家相关部门批复，一旦实施则金改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双赢制度
目前国内直接融资渠道和产品片面强调“零风险”，需大型金融机构出具保函且评估机构层层把关，多重利益方凭空将原本就微薄的利润层层剥离。“政策将利益与大型机构双双绑定，老百姓得不了实惠。” 温州商会会长周德文指出，大胆创新迫在眉睫。
1月，温州首单中期票据业务――“2013年温州现代集团第一期中期票据”以利率5.44%发行，开创温州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的先河。同时，温州首单“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面世，为两家企业各募集1亿元，综合成本约7%。但“绕道”并不意味着“躲避”。大型金融机构尤其银行系统仍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因而还必须探索双赢模式。
金融脱媒趋势下，各大银行都逐渐意识到温州金改是未来全国金改的镜鉴，与温州先行合作则意味着未来可能拥有全国范围内的先动优势。2012年12月，总投资175.76亿元、项目资本金87.88亿元的温州市域铁路S1线增资扩股一期项目，就在工行温州鹿城支行举行了募集首发仪式。
该项目资本金中有近44亿元面向民资开放，首期采用货币资金认购股份方式募集15亿元，认购期限5个月。个人投资者认购以1万元为起点，满一年退出者按年息6%回购。一位参与募集的柳女士把仅有的200万元存款投了进去，称“与银行理财产品相比还是更看重政府信用”。一期募集在工行、农行、建行的温州分行先行试点，会推广到其他银行，让不同层次资本进入不同领域，也让大型金融机构在温州找到“落脚点”。
突破之年
行走于温州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都能不时瞥见写有“股改”、“现代企业制度”等概念释义的公告牌，甚至在中小学校公告栏上亦有此内容。人们期望，必须让先进理念处处渗透，深入人心，今年金改必须有所突破。
2013年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让温州民间金融服务中心变得内涵丰富。目前，该服务中心大楼一层的小微企业服务中心、二层股权与产权中心和三层私募基金中心都已布局完毕。进驻一层的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两家小微企业专营机构，不但淡化了存贷比和风险容忍度等常规监管指标，还拥有独立考核与成本核算体系，具备切实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基础功能。
此外，眼下正欲引进的应急转贷中心，将由华侨资本与工商联等机构协作为企业提供应急转贷服务。而筹备之中的再担保中心，已有10家担保机构和7家银行拟进驻，以地方财政占比30%的三方担保体制来完善整个担保服务。
“小贷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都会陆续进驻，形成全金融服务大平台。”余谦介绍称，还将设立浙江省股权交易所分中心，为低于股份制资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挂牌交易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