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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1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形成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是制度创新，而核心价值观又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互动发展。
关键词 ：制度创新；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中图分类号：D60；B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236-02
当今我国正处在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充斥着人们的思想，难免会存在着功利思想、拜金思想、贪欲思想等价值观扭曲的思想现象，这一切思想的根源都是社会价值观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责任价值的缺失，这也在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社会管理机制的欠缺和漏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正是改革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强烈要求，它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对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友好和谐的交往关系，建立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当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
一、制度创新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一）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1]
人类社会所有创新活动都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一切创新活动的动力，是政府部门通过创设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潜在价值所制定的规则、制度和政策法规。也是人们在目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实现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经济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等创新都是在制度创新之后得以进行的，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所以，制度创新应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形成，是对本民族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凝练，而且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对正在运行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必须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国家制度的创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决定着其国民的素质，国家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其公民形象的塑造。国家制度的创新同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密切相关，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对应的制度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起来。并且文化教育、舆论宣传、社会导向都围绕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教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起来，社会才能稳定、持久的向前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
（三）制度创新与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互动关系。制度创新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核心价值转化为制度机制才更有生命力；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创新又决定价值观践行的效果，价值观教育需机制保障；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同时对进制度改革创新又起促进作用。
第一，制度创新是在公共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的设计和安排也是公共价值观的体现，制度本身的内在精神和品格也包含一定的价值观。马克斯·韦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精神，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一套经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而后者则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文化观念。”[2] 新的价值观的践行是现实社会制度的折射，并且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正如贝尔指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3] 。
第二，制度创新又对价值观的践行起引领、规范、、约束、保障作用。“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制度的强制惩戒性又使其具有遏制作用。因此，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形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4]可见制度能够协调人们交往的行动、调控人们的矛盾、增进地区互助、影响社会发展。
二、制度创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一）抓好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下，才能持之以恒的践行。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设计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思路、具体路径和执行方法；要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要认真规划设计，形成方法策略；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同时，既要尊重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当前，对社会个体而言，培育和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以教育为主。价值观是决定人的思想行为的心理基础，这就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付诸到社会发展实践中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而深入到社会现实、渗入到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还应当以制度创新为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使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成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寄托全国人民美好道德愿望、充满着高尚正能量的强大引擎。
（二）做好制度创新的完善发展。制度创新是核心价值观的媒介，通过规范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制约、引导功能以及激励的功能，是推动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的制度化力量。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社会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要把核心价值观植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中，融入到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发展进步中。
积极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践行观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健全完善。我们不仅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学习、教育制度，更要创新完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国民意识，上升为民族信仰，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使其现实化。
（三）创新管理，完善机制，褒奖义举，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协调共进，健全树立典型机制，努力形成社会推荐、评委讨论、媒体公开褒奖等一系列宣传模范的制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互相帮助、以助人为乐良好社会风气，从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人们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为此，我们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践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挖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正直品质、正直道德情感。让信仰指引个人人生，价值共识引领社会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个人和群体的意识，外化为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人生推入更高得境界，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出战斗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支柱
（一）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提供理论价值支撑。当今转型社会中面临着利益格局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变化的局面，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它凝聚了人们的思想、信念、精神、道德等价值因素，有效地制约和整合那些非主流的价值体系，是目前社会的共同价值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
一个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不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构建这个制度的人群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权力来源问题与权力制约问题，否则，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二）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价值是制度的灵魂，社会制度是其制度和价值的统一。但制度又包涵着其对应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究其实质是价值体系的制度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创新既要有利于变革，又要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这需要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制度创新的价值支撑，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逐步展开后的价值诉求。具有特殊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奋发向上的活力。为我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是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三）核心价值观为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稳定提供价值支撑。人是按照一种文化价值观在生活的，所以要对正在运行着的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有理论敷陈、文明诉求，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制度支持。因此要从最根本上改掉那些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制度运行与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防止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的现象发生。
衡量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层面是否相适应的标志就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幸福指数如何，其标志可以用马斯洛的心理需要不同层次来划分，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自我超越需求。为了我国人民达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践行核心价值观，以使这个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让我们生活的社会长治久安，百姓生活幸福美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张娟.制度创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1日.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生产力 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内涵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就是当今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是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市场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笔者则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应该是以先进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能够反映和实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先进的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在生产活动中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
先进生产力反映并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
在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是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依次是哪个阶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哪个阶级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问题。毫无疑问，新的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新的社会的统治阶级才是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因为，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是以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当已有的社会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极力维护旧的社会制度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这说明，当现实的社会制度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超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时，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此时，能够领导新的社会革命并成为新社会的统治力量的阶级，只能是其根本的阶级利益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必须能够反映并维护和实现其根本阶级利益要求的生产力。
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只有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封建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工人阶级既没有能够提出改造封建制度革命理论的能力，也没有能够领导和组织封建制度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能力。不能组织和领导封建制度的革命，就不能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谈不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18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第一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没有失去其历史先进性，依然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开始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但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胜利，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求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程度；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制度才开始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障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工人阶级由此开始成为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唯一代表。因此，资产阶级也曾经是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代表。将中国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归结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便混淆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之间的根本区别。其次，中国工人阶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得以实现的生产力，在生产活动中反映并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虽然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相一致，但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没有得以实现，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主要实现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将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概括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既混淆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是否得以实现的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区别，又存在着脱离生产关系、脱离阶级利益要求，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先进性的嫌疑。
先进生产力以先进的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
首先，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从社会生产力不再是个人劳动的简单相加之时起，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越来越成为社会化的生产以来，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除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素质外，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即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在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
其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制度更替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制度的每一次更替，都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使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由社会制度的更替所导致的社会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使社会生产的各种要素实现了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通过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也是目前仍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能够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
再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生产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社会的统治阶级要最终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必须首先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是社会统治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统治、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唯一途径。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建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证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工人阶级的意志、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能否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能否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这种意义上来说，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核心。
最后，创新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主要根源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思想，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由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先进的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最终能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状况的唯一根本保证。这要求我国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必须不断创新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因此，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必须是以先进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能够反映和实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从基本信念来看，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较大差异的。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对经济绩效方面；马克思制度分析更强调整体分析和进化论(与旧制度学派相似)，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多地使用个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术决定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制度决定论(诺思)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我们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研究框架中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威廉姆森框架的四个层次为：
第一层次：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层次：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有关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结构的性质得到详细说明的、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5]。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层级的制度问题。实际上威廉姆森在这四个层级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兴起和演化的问题。大多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兴起[6]2。制度如何兴起与演化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威廉姆森在上述四个层级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具有解释制度如何兴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特性。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已经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新制度经济学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迁规律，我们只能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来解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7]
制度经济学现在还缺乏一种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理论范式。当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所说，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3)以博弈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切入点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构成，但没有把“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揭示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演进分析和制度变迁规律。
三、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完整的制度理论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分析理论。从制度分析的构成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制度)的总体框架可具体化为关于制度分析的七个基本问题。
1．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归结为制度整体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与制度整体主义是有区别的。根据这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相反，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整体决定个人的属性，决定个人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这样，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
制度整体主义比制度个人主义更接近于对于现实的人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占典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的关系来看，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规则遵循者更多地体现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沦。
2．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总和定义为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9]31与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定义相比，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实质。
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历史性。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上，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观点，而人的社会实践就成为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9]32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还具有演进性和动态性。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不看作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6。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可变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下，人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3．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对于制度性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之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并没有分析制度的性质，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谓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标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兰・斯密德提出了四条标准：(1)效率，(2)自由，(3)民主与全体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地方，选择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剥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讲，在制度性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仅仅从效率(或绩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及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强调所有制、所有权在社会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基础与体现。
经济学强调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演变，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则强调交易费用、相对价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对产权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2]207
总的来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在对社会财产关系的分析层次上并不一样，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西方产权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因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所有制理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关系的分析，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所有制与公平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比拟的。
5．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分析的框架
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的理论模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解与回答。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I＝f(Q，P，T)，式中I为经济制度，Q为社会生产力，P为政治上层建筑，T为意识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型同时也是解释全部制度现象的产生、结构，以及演变机制和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相当直观地表现了整个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机制和结构；第二，它具有适应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结构、长期的动态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为整个制度(包括经
济制度、非经济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逻辑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分析的逻辑起点。[9]31
6．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矛盾的方法
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旺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诺思也认为，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12]177。但是诺思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中的阶级分析法。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相互适应的时候，也有相互不适应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使原有的制度与新技术的潜在生产力之间产生了不适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83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根源其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根据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为不问的阶级，即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变。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上制度起源和演进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当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必然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利益冲突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制度变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论”出发，认为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革命式的激进的制度变迁。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总的轨迹是突发和激进的[1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沦及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坐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渐进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他的制度理沦中，国家及其演变被视为一个完全可以用阶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加以说明的现象，强调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作用。
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珲论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释经济史的过程中，诺思逐渐意识到人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开始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马克思那儿早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诺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上，而是从新古典的个人选择精神出发，力求在个人认知模式上解释制度的社会性。诺思在其制度理论中，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结 语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上，有其独到之处。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如下：(1)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个层级的制度分析划分法来整合新制度经济学，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统领这四个层次。(3)引入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及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扩展可得到的数据，以检验关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形成及结果的假说。(4)对于当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要吸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参考文献：
[1]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J]．学术月刊，2002，(12)．
[5]Paul L Joskow．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 Report Card[J／OL] ．June 2，2004 http：／／www．isnie．org／old_conferences．html．
[6](美)约翰・N・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盛洪．美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9]李省龙，张贵孝．论制度分析的一般结构[J]．当代经济研究，2002，(12)．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75．
[11]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霍桑；城市化；社会变革；现代意义
一、引言
《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是霍桑浪漫主义小说三部曲之一。该小说以1840年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描绘了一群包括作者在内的意欲改变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制度模式，小说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小说的创作年代恰逢美国社会发展正值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期。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的不断扩容这一最为直观的经历涤荡着当时人们固有的认识和观念。小说《福谷传奇》在对当时美国城市化进程及社会变革中催生的制度弊病意欲根治时，面对回归田园牧歌和展望乌托邦的抉择，霍桑在社会现实和文学虚幻构意之间勾勒出一种若隐若现的关联。这反应出作家对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一种考量和反思，也折射出作家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
二、对城市化的认识
美国是最早开启城市化的国家之一。18世纪末，美国已经开启了城市化之路，到《福谷传奇》付印出版的1852年，美国的城市化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停留于脑海中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及大规模移民等紧迫的社会发展现实进程。19世纪中叶，受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美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以新英格兰及五大湖地区为核心的制造业区在全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伴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及铁路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城市空间体系发生了巨变，即由早期非常紧凑的城市空间结构开始以同心圆或摊大饼式地向外不断扩展，而且在中西部地区产生了大批新兴城市。从1850年到1870年，铁路通车里程由9000英里迅速增加到53000英里，使得中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城市人口也在急剧膨胀。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迅速出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80%增加到23%。此外，欧洲移民的大量迁入也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据统计，1820-1840年间移民至美国的人口约有3260万人，他们主要定居在城市。农村人口和欧洲移民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为城市工业化工厂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并共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急剧膨胀的人口规模导致城市"过渡拥挤"而使其居住环境日渐恶化，正如卡佛台尔讲述老穆狄为躲债刚逃到波士顿所居住的那条"肮脏不堪的街道"那样："他在那儿跟穷人、罪人、孤寡而善良的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赤贫的人住在一起。每一幢房子里，不管楼上楼下，也不管狭小的角楼，甚至阴暗的地窖里都挤满了许多人家的人……现在睡着二十个爱尔兰人……。"霍桑敏锐地窥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与建筑密集所造成的压抑，这也与卡佛台尔出城时所观察到的别无二致。在早期美国拓荒式的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如何对自然的征服及怎样从自然界汲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源，由此而产生的关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共识"便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是无穷尽的。于是在生态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还未成为人们普遍认识的煤炭动力那个年代，"便发生了用看到了这种漠视自然和不加思考地滥用自然资源可能出现的后果"。他们一边接受"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生活方式"的事实，一边又"倾心向往着乡村的牧草和田园"。在《福谷传奇》中，霍桑通过卡佛台尔表达了他对压抑、肮脏的城市环境的厌恶和反感，对平等、自由的田园牧歌式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是他前往布鲁克农场进行乌托邦试验的原因所在。此外，美国联邦宪法确立的土地私有制度导致土地资源的配置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其结果就是城市发展自由散漫、杂乱无章，"城市无法提供良好的商业、居住和健康环境"。
三、对社会变革的观点
霍桑生活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化时代，阶级对立、劳资矛盾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另一番景象。工业化生产方式中生长出的各种社会矛盾催生了作家对现实社会心存不满及改变现状的"冲动"。当这样的"冲动"力量足够大和持久，则必然将之付诸行动。正是如此，一批不满社会现状、意欲变革的乌托邦实验社团和身体力行的乌托邦改革运动实践者们孕育而生，比如布鲁克农场的创建者里普利以及作家本人。里普利试图以自由、平等原则超越阶级分化，来"促成文化人与体力劳动者的联合"。这一政治理想也充分体现在福谷社团中，如卡佛台尔所说的，我们所指望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以兄弟姊妹关系相处的快乐世界"。但是，当人们萌生一种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时，其思想总会向别处或彼时投射。这是一种必须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抉择，也是解构当时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现状中建构理想社会形态的一种态度--或保守或激进。当像霍桑这样一群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经验的知识分子真正投身于布鲁克农场激进改革实验却最终"走上死亡的道路"时，印证了构想与现实之间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也验证了"智力劳动和大量的体力劳动是不相容的，农民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的人，绝对不能融化或焊接成一个东西"。
在这一抉择中，对于作家霍桑而言，由于其忧郁、孤僻、多疑的性格使然，小说在人物塑造中更趋保守。正因此，《福谷传奇》的叙述者卡佛台尔被作家描写为一个田园传统的质疑者。如在"现代的阿卡狄亚"一章中，从病榻中重获新生的卡佛台尔"半信半疑地认为弟兄们的劳动实现了傅里叶的一些预见"，并指出像他们这样聚集在一起的团体是非常少的，或许按理也不能期望它维持得很长久；宣称他们在田野间的劳作，经常是费尽了力气，翻了又翻的泥块却始终没有感化成为思想。相反，思想却很快地变得像泥块那样呆笨，一切劳动等于零。总之，卡佛台尔冷静的声音是对田园牧歌传统的种种寓言心存否定，是对意欲以农耕社会的田园生活来消弭工业社会的种种流弊，以期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乌托邦改革设想的一种质疑。
四、总结
由于受到时代和家庭的影响，霍桑的性格中既有保守趋向，亦有进步因素。就《福谷传奇》而言，小说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和社会的观照，但霍桑并不同与他同时代的爱默生、惠特曼等具有强烈"当代意识"的作家一味地讴歌当时美国"伟业迭起，壮举层出"的欣欣向荣局面，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诠释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的一味征服和索取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竭力探求一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社会制度。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正如戈林所言：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写的是他前面的时代，却也写的是他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读来发现他也写了我们的时代。这对当下我国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施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宋金平.美国的城市化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2006，（1）.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就业政策；就业制度；就业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一、目前的就业状况和特征
1.就业的目的是维持生存
随着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出现，就业困难现如今正在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人类想要生存，就自然需要稳定的收入，而工作则就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一方面，现如今的很多用人单位在盲目的提高用人的标准，这种用人标准的不断提高，使得就业难的情况不断的加剧，一些用人单位在实际的岗位招聘过程当中，不管岗位是否需要，将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等列入到实际的招聘条件里，甚至在应聘的选择条件当中，加入家庭背景、长相、气质等。在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招聘员工的过程当中，并不不是完全的依靠求职者的才干来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方式就会造成招聘过程当中不公平竞争的产生。
对于生存来讲，拥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讲，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很多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从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承载着家族的希望，这样的家庭背景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使得这些孩子在日后就业的选择过程当中，会追求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大大城市，对于自己的工作有着很高的要求。现如今，可以说这种思想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导致很多人即使是在企业用工荒的情况下仍然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同时也使得就业难的情况不断加剧。
2.低端制造业成就了现有的就业模式
现如今，有相关专家指出，在世界经济分工当中，我国仍然处于底层的位置，紧紧是作为粗放型的基础生产。由于低端的产品缺少相应的经济环节，这就造成企业难以给毕业生提供岗位，同时难以解决就业难问题的产生。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农民工就成为了生产低端产品的助理人员，这些农民工在企业当中大多以临时工的身份进行工作，但是虽然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农民工并不能得到同等的报酬，其付出与收益难以形成正比，因此，在劳动群体当中，农民工也成为了最为主要的弱势群体，在现如今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这些农民工难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经常会在日常工作、生活过程当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以及不平等的待遇。而一旦出现较之从前工资待遇更好的挝唬这些农民工就会出现大批量跳槽的情况，他们最为重视的眼前的问题，而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用工荒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工荒另一方面的体现，是具有足够技术能力的员工供不应求。通过相关的调查我们发现，现如今对于管理人才、熟练工人有着十分严重的短缺情况。而在城镇当中，事业的人员通常有着年龄大、技能单一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使得这些人往往难以得到再就业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已经就业的人员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获得足够稳定的就业机会，这也会导致新的实业情况的出现。
3.自主创业举步维艰
现如今，社会当中有很多研究人员都比较推崇自主创业，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自主创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创业之初，都是利用中小型企业作为起步，而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给与了中小型企业很多的福利，帮助中小型企业更好的发展，虽然如此，但在很多的地区，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
现如今，除了高税负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乱收费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得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受到了眼中的生存阻碍。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小本经营，并没有足够的利润，而各种各样的税负、罚款等，更会使得其入不敷出。此外，在企业的创办过程当中，还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而长期如此，过重的生存压力就会使得这些企业难以生存，最终面临倒闭的局面。
4.教育观念需要与社会需求形成一致
现如今，社会仍然将大学生看作为“精英”人才，作为精英人才就应该从事“精英”岗位。有相关的评论指出，现如今，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观念、方法上的问题。在教育观念上，很多的搞笑只是单纯的在培养大学生，而并没有培养出技术型的工人，这就导致学校当中的很多学生都认为，自己只能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应该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现象使得整个社会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想要扭转学生的观念，社会就应该做出一定的变化，在这一方面，高校教育能够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教育观念上，由于我国教育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现象，使得学生的素质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总而言之，大学生是否拥有良好的就业情况，与其自身的素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现如今，很多的高校毕业生仍然表现出了缺乏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
如果毕业生缺乏相应的素质，又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会造成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出现，毕业生难以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定位，虽然就业难是现如今的一项社会问题，但这并不说明毕业生会面临无业可就的困境。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相关的社会体制进行健全，而不是将问题进行积压，如果只是单纯的积压问题，非但不能够解决现如今出现的就业问题，还会将这些问题不断的加剧。相对应的，政府部门也需要对自己的观念进行转变，考虑到求职者的需求，为人们创造舞台从而施展自己。
二、对就业问题与就业制度的对策
在整个社会制度系统当中，毕业生就业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分系统，并不是孤立在社会制度系统之外的，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运行会受到其他制度的影响，例如公务员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等。因此，想要改革就业制度并不能单纯的认为是学生、学校的事，就业制度的改革学设计到了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十分系统的工程。
1.完善就业制度的市场基础
社会应对毕业生的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不断的完善，加大就业服务力度，提高就业率，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现如今，我国的用人制度涉及到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需要有对应的人才制度，否则会造成制度基础的缺失，形成个人、组织收益之间的矛盾，损害他人利益。想要对制度进行变革，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力量，这也需要国家几块认识改革，使得毕业生成为就业行业的主体，提高制度效率。
2.加快立法，完善制度环境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业需要利用法制的方法来进行维护。现如今，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对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来讲，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在《劳动法》当中，虽然明确规定不能因为就业者的民族、性别等而遭到歧视，但在实际的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很多的企业仍然对性别、长相等有一定的要求，这就需要加快对制度环境的完善，使得毕业生的就业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现如今，我国对农民工的保障制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建立了一定的社会机制，但是大部分的失业者仍然具有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情况，此外，这些失业人员对于自己的职业能力也并没有正确的了解，较低层次的服务也难以满足这些人员的实际需求。在我国，实业人员当中大部分多是下岗职工或者是农民工，他们有着十分迫切的求职需求，这种需求难以满足，也会导致我国贫富差距的情况不断的深化。
3.政府买培训，积极促进有效就业
在就业准入制度的执行过程当中，政府应该为农民工、毕业生等人员提供就业服务，对于已经上岗但是并没有达到准入要求的员工，应加强对其的过程管理，对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培训机会，政府应发挥监督的作用，并保证这些员工能够按照相应的培训计划完成培训，并最终通过相关的考核。同时，政府还应修订一些限制性措施来促进就业，例如，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时，不能以不正当的理由来拒绝职业介绍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对于求职人员，相关部门应对其本身的求职态度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确定实业救济金的具体发放额度；对于有创业愿望的大学生、农民工等，政府应积极支持，并在办证、税收方面给与一定的优惠政策。
三、结语
从社会制度系统的角度来看，就业制度只是一个分系统，没有独立在制度系统之外，从另外一个而角度来讲，就业制度自然也就会受到其他制度的一定的影响。这就需要对就业制度进行改革，认识到市场的特殊性，把握多种因素的关系，从而对就业系统更好的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晓军.现行就业制度对大学生思想影响的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2）.
[2]常雪梅，任燕飞.准市场机制下就业制度对大学生就业影响与对策研究[J].新西部（下半月），2010（5）.
[3]俞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变迁的历程考察和趋势分析[J].理论观察，2011（1）.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