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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1
[关键词]社会救助；贫困；就业
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社会救助传统的国家，其最早的社会救助制度可以追溯到1601年《济贫法》的颁布。在二战以前，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表现为济贫法制度的形式，不过济贫法制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救助制度。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的直接影响下，以1948年《国民救助法》的出台为标志，英国正式建立起了社会救助制度。
从1948年正式建立到现在，战后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1948到1965年是初步发展时期；1966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完善时期；从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到现在是变革时期。1979年以来，英国社会救助制度总的变革趋势是：社会救助的手段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服务型社会救助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对申请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也越来越严格。
一、1979年以来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频繁变革
1.保守党政府时代（1979―1996年）
在1988年正式生效的《1986年社会保障法》里，作为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补充补贴被收入支持所取代，家庭津贴变成了家庭信贷，而在之前几年，住房津贴已经取代了房租减免。所有这些津贴改革的目的是简化管理并避免“贫困陷阱”这种最坏的结果。[1]
1986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创造了三种社会救助津贴：收入支持、家庭税收抵免和住房津贴，这三种津贴都建立在相似的原则基础之上。这项法案推动了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向税收抵免方向的发展，而且它把财产调查作为整个改革方案的中心。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结构被引入，它较少在不同的津贴申请者之间进行区分，比如残疾人、养老金领取者和单亲家长。[2]
这项法案同时建立起了双重的财产调查型收入支持体系：收入支持是为那些没有工作或每星期工作时间少于24小时的人设立的，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是为那些每星期工作时间在24小时（后来减为16小时）以上的父母设立的。然而，抚养着16岁以下小孩的单身母亲却不用受工作方面的条件限制就能接受社会救助，就如同普惠式的儿童津贴一样。[3]这再次反映出英国政府对儿童享受的福利的关注度明显要高于对其他群体的福利的关注度，同时，这也反映出“少年儿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的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理念。
1983年，保守党政府引入了住房补贴计划，以取代之前存在的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各种住房福利。最新的关于申请住房补贴的一般资格是在《1992年社会保障缴费和补贴法》中规定的。
保守党政府在1971年设立了家庭收入支持，其在1988年被家庭税收抵免所取代，它提供给每周工作时间在24小时（后被减少为16小时）以上的低收入父母。这项津贴对于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一视同仁，发放的主要依据是家里孩子的数量及其年龄、家庭纯收入、积蓄等。与收入支持一样，家庭税收抵免只面向积蓄在8000英镑以下的家庭，只有积蓄在3000英镑以下的家庭才能获得全额的家庭税收抵免。
在1986年以前执行的补充补贴计划中，有些条款准许对帮助特殊支出做出一次性付款，诸如搬家、购置家具、修理房屋等等。政府在这些方面有很详细的规定。《1986年社会保障法》废除了这些名目，用社会基金取而代之，救助金局组织了一个受过专门培训的小组负责管理。社会基金提供给收入支持和后来设置的非缴费型求职者津贴的领取者，以满足被认为超过日常生活的正常开支的一次性需求，它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法定社会基金和任意社会基金。1987年实行的法定社会基金对寒冷天气时的额外燃料支出，以及生育和丧葬费用提供资助。1988年开始实施的任意社会基金，对申请人提供预算借款和危机借款，以及社区照顾资助，社区照顾资助是提供给那些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住院护理并需要回到社区安顿的人。此外，去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探亲访友时，可以得到交通补助。该服务还补助社区内“易受伤害”的群体改善生活条件，政府有详细的规定来帮助社会基金官员决定这类需求。除了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以外，社会基金提供的现金资助是很有限的。在预算范围内，30%用于社区护理，70%用于借款。当然，生育和丧葬补助不在此范围内。[4]
从1994年10月起，申请家庭税收抵免及住房补贴的家庭可以获得每周不超过40英镑的补贴用于用于正规幼儿园的看护费用。此项帮助用于双职工、单职工而另一方无力照顾孩子的家庭，以及单亲家庭。它是提供给那些把不满11岁得孩子送到日托所照看的家庭的。这项政策有助于减轻低收入工作家庭在照看孩子方面的负担，同时也给予了一定精神上的鼓励。
1996年，保守党政府推行求职者津贴制度，政府提供缴费型求职者津贴和非缴费型的求职者津贴，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并缓解失业家庭的贫困。其中的非缴费型求职者津贴，则附带了较为严格的家庭财产调查和就业行为调查，强调申请人必须积极努力寻找工作。自从1996年10月求职者津贴取代失业救济补贴后，该项津贴在2000年以后取代了收入扶持而成为社会救助津贴中开支比例最大的津贴，其与收入扶持共同构成了当前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
2.新工党政府时代（1996―2009年）
1998年5月，新工党政府提交了上台以来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要用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取代原有的家庭税收抵免。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家庭税收抵免。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党政府的政策意图：提高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就业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励无人就业的家庭中的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明显地是受到了1998年英国财政部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影响，财政部的相关统计显示：在1997年的英国，有五分之一的处在工作年龄段的家庭成员没有工作，这一比例是1979年的两倍。[5]就业比例如此之低，改革自然势在必行。
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原有的家庭税收抵免。新工党政府推出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政策目标是让这项津贴覆盖150万个低收入的工作家庭，这是家庭税收抵免覆盖面的两倍以上。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包括每周48.8英镑的基本津贴，加上随着孩子年龄而增加的额外津贴，在孩子达到16到18岁时，该额外津贴达到最高额度即每周25.4英镑。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申请者必须保证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16小时，但那些每周工作时间在30小时以上的申请者还可以额外得到每周10.80英镑的津贴。[6]
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政策目标是有一个或两个成年人都没有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与家庭税收抵免相比，平均每个家庭每周可以从重额外获得24英镑的收入。[7]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党政府的政策意图：提高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就业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励无人就业的家庭中的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2003年，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又被工作税收抵免所取代，它仍然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与工作家庭税收抵免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要求家庭中一定要有需要抚养的小孩。
2003年10月起，养老金补贴计划正式实施，它包括保证补贴和储蓄补贴两个部分。保证补贴是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收入支持计划，如果个人的储蓄超过10000英镑，则保证补贴将被削减。储蓄补贴的政策目标在于鼓励储蓄行为，使那些有一定储蓄的老人得到更好的政策待遇，适用人士是65岁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当申请者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就丧失领取的资格。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就业及援助津贴制度，取代丧失工作能力补助与收入支持，收益人群是由于健康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与求职者津贴类似，就业及援助津贴也分为两类：缴费型与非缴费型。非缴费型的就业及援助津贴属于社会救助，需要进行家计调查，申请人的银行储蓄不得超过16000英镑。非缴费型就业及援助津贴的给付额计算方法与收入支持的计算方法类似。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申请人的具体家庭状况计算出该家庭的标准给付额，在此基础上根据申请人的特殊情况，再追加额外给付。申请人一旦领取了非缴费型就业及援助津贴，就不可以再申请收入支持、求职者津贴和养老金补贴了。
3.联合政府时代（2010年至今）
2010年，以保守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取代了新工党政府，这标志着英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其将往何处去是目前英国的热点话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关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政府于2010年11月11日公布了福利制度改革方案，承诺帮助失业者再就业，同时警告失业者如果拒绝工作、靠领取社会救助津贴过日子，将会面临处罚。根据这一方案，英国政府将把个人和家庭所得种类繁多的补助和津贴整合起来统一发放。英国政府计划于2012至2013年起实施此福利制度改革，并且计划在5年内完成。
联合政府还宣布了180亿英镑的福利支出削减计划。工作税收抵免计划也遭到了削减：从2011/2012财年开始，连续三年冻结基本因素和30小时因素的给付；从2012/2013财年开始，取消50岁以后重新开始工作因素的给付，而有小孩的夫妇必须两人每周工作时间达到24小时以上，其中一人的工作时间必须在16小时以上。
二、1979年以后英国社会救助制度频繁变革的原因分析
1.贫困人口的增加
在1961到1979年间，英国所有的收入群体都从经济的日益增长中得到了好处，其中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然而，自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英国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快速扩张过程。在1979年到1994/1995年间，扣除住房花费后，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了60%以上，而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却下降了约10%。从1994/1995年间开始，平均生活水准的上升提高了大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只有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例外。[8]在1979到20022/2003年间的英国，实际净收入每增加100英镑，就有40英镑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所得。收入不平等的如此加剧不仅在英国历史上十分少见，其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罕见的。[9]
1980年以后，英国的贫困人口急剧上升。按照欧盟国家规定的贫困线即平均收入的50%计算，英国的贫困人口从1979年的440万增加到1989年的1040万。这1040万的贫困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19%以及22%的儿童人口。[10]20世纪80年代英国贫困率的突然上升和保守党的相关政策有关，但实际上也受到了当时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劳动力对市场对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量的下降，由此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工资的降低。此外，经济全球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国家的极具竞争力的外来劳动力导致英国国内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
英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富人但不利于穷人。比如，根据官方统计结果显示；从1979年到1990年，最穷1/10人口的收入下降了17%；而同一时期.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增加了62%。从总人口来看，富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0%，而穷人的实际收入只增加了10%。而同样有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到1991年，几乎有1/3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最近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的不平等和贫困使最穷者的可支配收入与最富者的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增大到了决裂的边缘。[11]依据英国一些学者的估算，在20世纪末，英国有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收入还不到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数也从1979年的140万增长到了1999年的450万；与此同时，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仍然在持续增长。[12]
戈登在2000年指出，英国的贫困一直都在增长，并且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贫困。他的研究指出，英国14的家庭在遭受贫困，但福利国家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网，这使贫困者不至于陷入最困难的境地。到1999年，英国有50万人遭受长期贫困，这比1990年下降了许多。[13]
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对社会保险津贴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英国人享受到的来自社会保险领域的保护减少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英国人对社会救助津贴的依赖增强了，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失业率与房租，以及低工资背景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800万人依赖主要的社会救助津贴（现在的收入支持），其中的三分之一还依赖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津贴。[14]
2.失业率的上升和零就业家庭的增多
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的平均失业率大概在2.5%的水平。失业率如此之低，这在英国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那是个“充分就业”的年代，绝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能有一份全职工作，到法定年龄时再退休。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失业率开始飙升，1981年时高达9.6%。失业率跟着经济周期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所回落，90年代初又开始上升。90年代后期，失业率又降了些。然而，2002年的失业率仍高达5.2%，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两倍。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失业率出现了大规模上升，大规模失业成为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众多。非经济活动人口指的是那些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既不主动找工作也不愿意工作，包括在家里料理家务的人、因患病和残障而离开工作岗位的人，以及已经提前退休但尚未领取国家养老金的人员。[15]
20世纪80、9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零就业家庭。工作也两极化了，双职工家庭多起来了，零就业家庭也多起来了。1968年，零就业家庭只有4%，1975年为6.2%，1981年急剧上升到10.6%，1995年更是达到了16.7%。在此期间，单亲家庭成为零就业家庭的风险最高，其次就是单身汉。[16]
3.社会福利开支的急剧增加和骗保现象猖獗
在战后的英国，由于福利开支增长过快，必然导致财政负担沉重，经济效率下降。在福利开支中，社会救助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不同，是属于非缴费型的社会福利，政府的责任更重大。
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951年的是36%，1978年就增加到53%。[17]而在1980―1995年间，福利开支占英国GDP的比重又增长了5.8%。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英国的经济遭受重创，福利开支给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据统计，英国2009年包括失业救济、就业培训、低收入家庭补助及儿童、孕妇和伤残人员的补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开支高达1920亿英镑，超过当年的国防、教育及医疗开支的总和，给英国财政和经济复苏带来了严重负荷。由于英国给予失业者和单亲家庭的社会救助补贴过高，而低工资阶层因所得税高，因此出去工作所得比赋闲在家多挣不了多少，从而导致许多人干脆长期闲在家里以领取社会救助补贴生存。高福利意味着高支出，高支出需要有高税收来支撑。高税收又被嫁接到企业身上，直接影响了英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致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就不难理解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新工党政府，还是现在的联合政府，都频繁地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变革了
英国政府在1998年的《打击骗保，人人有责》绿皮书中宣称，每年被骗取的社保资金达20亿英镑，“这笔钱可以用来为100万尚没有养老金的老人提供收入保障，还可以给1200万儿童每周增发2英镑的儿童津贴”，[18]按负责制定打击骗保政策的大臣马尔孔？威克斯的话说，在1998到2001年间，骗保人数下降以后省出的钱“可以给2500名医生或近6000名护士发工资”。[19]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社会救助成为了骗保的重灾区。根据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统计，在2000―2001年度，收入支持和求职者津贴两项制度由于骗保和工作失误，多支付了12亿英镑，其中7.74亿是骗保所致。骗取收入支持的人数是20.4万人，骗保率为5.4%；骗取求职者津贴的人数为8.6万人，骗保率为8.6%；最常见的骗保形式是未申报收入和及未告知自己有配偶。[20]
三、结语
1979年以来英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清楚地表明：英国社会救助制度对申请救助的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越来越严格，而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在当前和以后的英国，一个人想要不付出努力、不承担义务，单纯依靠社会救助来度日的想法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可以预见：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会越来越体现一种人文关怀，逐步减轻其工作程序给申请者带来的压力或羞耻感，同时也会不断提升申领者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救”的能力。当然，为了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作用，英国政府必须下决心彻底解决社会救助自身的制度缺陷问题，减轻社会救助制度对英国民众就业和储蓄意愿的负激励效应，同时也要淡化普通民众对社会救助制度的依赖思想。毕竟，社会救助制度说到底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它的目标人群是最脆弱的社会群体，而不是普通民众。英国普通民众要真正摆脱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就必须彻底抛弃纯粹依赖社会救助的想法，通过自强来最终实现自立。
参考文献：
[1]Robert M. Page and Richard L. Silburn，British Social Welf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1999， p211
[2]Maureen Baker， Canadian Family Policies：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95， p107.
[3]MaureenBakerand David Tippin，Poverty，Social Assistance，and the Employability of Mothers：Restructuring Welfare States，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99， p196.
[4][英]迈克尔・希尔著、刘升华译.理解社会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9―150页。
[5][6]MaureenBakerand David Tippin，Poverty，Social Assistance，and the Employability of Mothers：Restructuring Welfare States，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99， p199， p201
[7]Toynbee P .& Walker D. Did Things Get Better？ An Audit of Labour’s Success and Failures，Penguin，2001， p21.
[8][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著、陈光金译. 阶级与分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1―252页。
[9]Hills J.， Inequality and th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28.
[10]Atkinson，Anthony B..，Income and the Welfare State： Essays on Britain and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292.
[11]Gordon et al，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00， p8.
[12] [13] [英]肯・布莱克默著、王宏亮等译.社会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64页
[14]Robert M. Page and Richard L. Silburn，British Social Welf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1999， p211
[15] [16][英]简・米勒主编、郑北飞、杨慧译.解析社会保障[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2、14页。
[17]D. Kavanagh. Thatcherism and the British Politics： The End of Consernu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44
[18]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Beating fraud is everyone’s busness： Security the future， Cm4012，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1998
[19]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Wicks―？180 million saved in benefit fraud”，Press release，22 February，2002
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2
[关键词]政府会计变革；新公共管理；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08-05
20世纪末，各国政府转变了各种管理控制方法，包括组织结构、财务和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例如，很多政府进行分权、私有化活动等，并引入产出和结果导向的计划与控制、顾客导向、引入竞争、质量模型和多维度绩效评价等。所有这些改革即所谓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文关注其中与政府会计有关的一些改革。
新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一种功能主义方法，其主要目标是增加政府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为了理解政府会计变革，不能从单一的视角去理解(Hopwood andMiller，1994)。本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会计变革，包括引入的各种原因、变革的过程和效果。在分析组织和变革过程时，制度框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维度(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
一、新公共管理与政府会计变革
新公共管理(NPM)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而使它更有效率和效益，并且在传递商品和服务时更具有经济性(Hughes，1998)。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概括为：向职业化管理转；明确的绩效标准与衡量指标；更加注重产出控制；实行部门分权；引入市场机制，强化政府内部竞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强调资源运用上的克制和节约(朱仁崎、彭黎明，2003)。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归纳为8个方面：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提供灵活性；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技术；改善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政府指导职能(赵景来，2001)。德国学者GemodGnming指出，新公共管理的确凿无疑的特征至少包括20种(朱仁崎、彭黎明，2003)：削减预算、VOUCHERS、绩效责任、绩效稽核、民营化、顾客观念、分权化、战略规划，管理、生产和供应的分离、竞争、绩效测评、管理风格变革、签约外包、自主管理(弹性)、审计的改善、人事信息管理(诱因)、使用者付费、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财政管理的改善、技术的更多利用。
新公共管理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和政府的内部管理。从与政府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来说，宏观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公共财政管理等和微观层面的公共部门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将对政府会计信息产生更多的需求。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其信息来源不仅包括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还包括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也间接的来源于会计信息)。公共财政管理更依赖于政府会计信息，公共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管理和公共预算管理、成本管理、投资管理、绩效管理等，这要求政府会计能够提供有关预算、成本、绩效等信息。新公共管理强调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故政府会计的新公共管理需求观是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上，他们需要政府会计信息为其公共管理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更加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公共资源，履行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因此，他们需要管理取向的政府会计模式。
20世纪80年代前，各国政府的财务管理，主要强调投入和过程，政府通过财务预算和管理程序来控制。采用产出导向的计划和控制是在20世纪末的政府革新。这是由于各国面临预算赤字，在社会任务和政府功能上出现危机。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推进以及应计制在政府会计的逐步推行，各国引入产出导向的计划和控制，如预算和中期与年度财务报告。
二、制度理论与政府会计变革
(一)制度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改变控制是为了提高绩效，增加经济效率和效益，但组织变革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效率和效益，组织内外环境和制度也对管理变革起到重要作用。而制度理论强调社会结果和组织环境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如规则、知识、权力、利益、标准、特定群体和社会的习惯)对组织的影响，组织也反过来影响它。相对于功能理论，制度理论拓宽了组织的范围，考虑了组织环境。
旧制度经济学关注组织形式和它们的特征，尤其是效率，也关注制度的影响和其它社会和文化方面。通常，旧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是组织变革的重要因素。制度理论不仅关注组织，也关注组织内的个体，即制度理论关注经济角色、社会文化问题、个人和组织、环境和它们的相互影响。总之，制度理论的范围很广。
社会制度经济学没有关注改革的原因和经济效率与效果。社会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模仿(为什么一些组织跟随趋势、模仿其它组织、为什么存在变革的固定模式与同构组织)。该领域的学者认为变革有时仅仅是为了满足外部的规则与预期，例如为了满足外部法律的规定。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绩效衡量的影响、竞争逻辑、进行变革的理性原因等。这表明组织及其个体关注社会理性和社会效率，也表明制度经济学关注理性和效率概念，包括社会和其它问题。
(二)制度理论与政府会计变革
Houwarrt(1995)认为，当新公共管理被引入时，新公共管理被作为各国政府应对环境变化的一个工具，如预算压力(经济因素)等内部因素、预期和正式规则(如外部制度)的外部改变。内部管理者不满足于传统、阶层制、投入导向工作方法等，也是一个因素。
如前所述，制度观也认为财务困境、正式规则、预期组织环境的改变，可能导致管理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使组织更加企业化和增加经济效率和效益，而且在面对新的内外需求时显示出敏感度(做好准备或漠不关心)，或者正式完成新的需求和预期。另外，制度理论关注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例如，一旦引入新的会计系统，它不仅影响组织的效率，而且影响内外预期、组织和个体的利益与习惯。
Bum和Scapens(2000)基于旧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个政府会计变革框架(scapens，2006)。他们定义规则(roles)、惯例(routines)和制度(institutions)作为解释会计变革的基本概念。在他们的框架中，规则(rules)是正式陈述程序，而惯例(routines)是实际使用(Bums and Scapens，2000)。Burns和Scapens认为，会计背景下的规则作为正式会计系统的一部分被写入操作手册，而惯例是实际使用中的习惯和会计实践。规则通常不会经常改变，只在某些时候改变。但是，惯例作为日常工作方法的改变可能逐步改变。惯例的改变可能来自于现行工作方法的经验、规则的改
变或社会压力要求改变(来自于组织内外不满足于某种实践和绩效，社会价值的新发展，某群体增加相对权力，或其它组织内外制度的改变)(Oliver，1992；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虽然惯例可能受规则影响，但惯例在某些方面通常不同于正式规则。一个正式规则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管理者、其他员工的实际思考和工作方式将马上按照规则进行。在可以观察到的实际思想和行动改变之前需要一段时间。
Burns和Scapens认为，制度规范了个体的日常行为和工作程序。反之，制度也是日常行动和工作方法的结果(Bums and Scapens，2000)。制度使组织趋于稳定，或者趋同于某一组织，但它们不是不变的。广义的社会制度构造了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而特定的内部制度规定了内部制度环境(它与外部环境因素紧密相连)。内部制度环境包括各种实践，如各种被长期认为是习以为常的惯例(Scapens，2006)。组织文化是内部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强烈影响参与者的信念、价值观和实践。
惯例植根于组织的历史，被相对稳定的制度定型，可以预期，惯例通常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变。但是，当一个组织或其环境经历了一个巨变时，如政府进行私有化改革，某些惯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主要转变，这可能是因为员工知道组织的生存面临危机(Scapens，2006)。
制度理论和Bums和Scapens的框架可以作为分析和理解引入新公共惯例后会计的变革过程。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组织的会计改变过程，包括引入的原因和效果，制度理论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框架来分析政府会计变革。制度分析也可以显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的效果与新公共管理思想所倡导的相一致。
迄今为止，有少量的实证研究用制度理论解释政府会计的渐进式变革(Nor-Aziah and Scapens，2007；Ter Bogt,2008)。制度理论(如社会制度理论和Burns and Scapens的框架)能提供一个基础来理解和分析政府引入新公共管理导向会计变革的原因、变革的过程及其效果。它主要通过关注3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会计变革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因素和其它制度影响在引入会计变革中是否起重要作用。(2)如果起作用的话，哪些作用来自于执行正式会计系统的主要变革。(3)从长期看，这些变革是导致了组织功能的更加企业化，还是它们引入只是为了遵守外部环境中的法律规定，因此其效果主要是象征性的。
三、政府会计变革的原因
旧制度理论认为经济的和其它制度原因可能导致组织改变。社会制度主义者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模范、外部法律等。Btog(2008)详细讨论了会计变革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很难严格区分组织会计系统的改变与其它新公共管理变革，如引入新组织结构、质量管理、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等。他们认为大多数变革实际上相互作用，也是政府长期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很多学者认为会计变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组织的经济效率和效益(Bogt，2005)。20世纪末的各国预算削减，导致了各国引入增加效率和效益的各种技术。除了经济合理性，社会，政治合理性要素也对引入变革起重要作用，例如，为了将来拉选票和获得政治支持。引入变革也是社会、政治和政府部门绩效的结果。由于很多投票人对政治和政府丧失信心，或不满足于政府绩效，导致了20世纪末很多西方国家投票率的急剧下降。这将加速变革，尤其是引入分权和产出预算以及相关的计划和控制文件。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社会原因导致变革，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例如，在某种程度上，引入某些变革是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一种时尚或趋势去跟随新思想，担心被其它组织的同事认为是一个落后者，或来至于外部咨询者的建议，或来至于经验教训。
四、新公共管理下政府会计变革的影响
会计变革的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些影响只是逐步可见，需要一个过程。本部分讨论引入一些主要会计变革的影响，如应计会计、产出预算、绩效预算和基准。
(一)应计会计
20世纪70～80年代引入应计制意味着政府会计人员需要一些额外的培训来适应这个新系统。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国逐步从传统的现金制转向修正的现金制或修正的应计制会计系统，使得编制资产负债表成为可能。而且，要求年底报告应付和应收数额也使计算应计支出和应计收入成为可能(Bac，2002)。
严格地说，引入应计会计到现存系统基本上不冲突，也很难引起严重问题，尤其是因为通常引入应计会计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变革。组织继续关注财务信息而不是产出和结果，这意味着受托责任过程没有根本改变(Bog and Helden,2005；Mol，2006)。
由于应计会计的引入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在短期内看出其效果。但总体而言，应计制有利于经济决策制定和组织功能的实现。应计制是一种更企业化的方法，首先它具有财务意义，但逐步地它将渗入组织的一般管理和他们的思考方式。有些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没有应计制的引入，就不可能编制产出预算并提供信息给活动和产出的单位成本。在应计制下，能获得预算和作业成本的及时记录。
(二)产出预算
在新公共管理导向下，很多国家在20世纪末引入产出预算。以前的研究认为产出预算及其绩效信息，以及相关的中期和年度报告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一些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最初，新公共管理思想看起来很吸引人，但细想起来很难执行。新公共管理很可能是一种好的思想、一种实用主义和企业化的方法，但在政府中实行并不容易。绩效衡量，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很难执行。但总体而言，新公共管理有利于计划和控制，尽管它只是提倡产出导向。新公共管理导向有利于部门和活动的成本结构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提高财务预算和报告的质量。在产出导向下，很少有组织超过他们的预算和支出不足；即使他们超支，中期报告也会提醒他们。这表明新公共管理导向有助于改进组织的财务管理。产出预算能使政府会计人员更多地关注产出和绩效，有助于定义任务和明确责任结构，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企业化。新公共管理和产出预算也影响会计实践，尤其是组织文化(从投入和过程导向变成产出导向)。另外，产出预算的引入通常与分权相结合，分权后组织层级更少，灵活性增加。分权组织的任务、产出和结果导向和透明度也将逐渐增加。通过这种方式，组织文化将逐步改变，组织制度也跟着改变。
编制产出预算也将影响非财务人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员需要预算和控制信息，也参与到生产这种信息。这主要是因为预算和控制信息在本质上并非严格的财务信息，而是内容导向。这意味着生产和解释预算及控制信息不再是财务人员的专利，内容导向的雇员也开始关注财务信息。
总之，引入产出预算意味着市民服务和政治家的活动(如定义和讨论政治领域的内容)已经逐步变得更加关注。比以前更频繁的是，特定政策领域正考虑更广的政策项目内容。在有些领域，更多的政府人员开始参与产出预算。
(三)绩效预算和基准
绩效衡量、新公共管理、引入产出预算和基准密切相关。事实上，绩效衡量是一个基本概念，它在引入所有这些会计技术变革中起重要作用。它与会计和会计变革的技术方面紧密相连，将改变组织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文化)，也评估和控制管理者的活动。
有些政府管理者反对绩效衡量。但大多数管理者认为绩效衡量很重要。基准提供了一个相对绩效标准。而且，如今绩效信息的收集采用平衡计分卡或者质量模型(如INK模型和EFQM模型)。很多政府管理者担心政府绩效衡量的恰当性，这确实不是新技术能完全解决的。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基准能逐步提供更有效的可比性绩效信息。基准能提供计划和控制信息，并提供一个相对绩效。从这个角度说，它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和绩效的透明度。
政治家更需要关注绩效信息，因为他们要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介的评论。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政府越来越关注绩效和绩效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基准使绩效信息逐步在控制政府组织和提供更透明的信息给外部利益相关者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入产出预算也有助于政府实行绩效导向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将影响内部制度，也影响外部制度。很多政府开始关注信息的透明度、绩效和绩效信息，开始将工资水平与绩效评估相连。这不仅出现在组织的高层，也出现在组织基层。
新的和现存的绩效信息将逐渐变得更加重要。改进和正视这些信息将增加它们的使用，这将促进更加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更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通过增强人力资源管理，也促进绩效信息的使用。
五、基于制度理论分析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会计变革
旧制度理论及其代表如Greenwood和Hinings(1996)认为经济和其它制度因素将导致变革。经济问题如预算压力，在引入各种会计变革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很多改变被引入是因为它在其它地方获得了成功，看起来更加现代化，这是某些利益相关者所预期的或者被强制要求的。很多因素，如在社会制度经济学中提到的模仿和外部法律，也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制度理论和Burns和Scapem(2000)框架，各种会计变革可能被认为是规则的改变。这些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如预算削减和有义务引入应计会计和产出预算，也可以被认为是规则的改变。这些外部改变影响引入各种管理改变到组织革新，包括引入新的会计系统。当执行新的会计系统时，可能出现某些技术难题，这说明宣布一个规则的改变和只是纸上谈兵时相对容易。
组织的参与者是否能完全理解和遵守规则的改变，如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将改变惯例，很多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新的会计系统和信息在刚开始或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使用。根据制度理论，惯例持续的表现为日常经验和发展的结果的轻微改变，但它们植根于组织的价值和传统。
经过一段时间，惯例能够制度化，因为它们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例如，制定了组织内外的思考方式(Hopwood，1990)。各种因素可能影响制度和作为制度一部分的惯例。各种政府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由于政府及其绩效可能显著的影响外部制度，价值和预期将会改变。由于政府的低效和不灵活导致了内部的不满足，内部制度将改变。制度的改变将刺激规则和惯例的改变。而内外价值的改变通常是逐步发生的，而不是惯例的剧烈的大改变的结果。
惯例的稳定性、改变的渐进性和组织历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新规则，如新会计系统，已经引入但没有很好的理解，或者生产的信息被认为是无用的(例如，由于系统的不完全，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由于人们没有学会如何使用)。新会计系统的信息可能很难用于控制组织，参与者继续使用现有惯例。这并不一定是他们抵制改变。很多政府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决策和控制继续基于传统的投入和过程导向信息(Scapens，2007)。这些传统的工作方法来至于文化和以前的关注投入和过程的培训。另一个导致继续使用旧系统的原因是新会计系统的规则还没有与其他规则和系统(如绩效评价系统)保持一致。但是，惯例在多年后将逐步改变。这将增加实际绩效信息的使用、服务导向、根据产品和效果思考(Modell，2004)。这些发展可以认为是与新公共管理思想保持一致的变革。
除了绩效信息，还有很多规则逐步改变的例子，如质量和人力资源管理、内部制度(如组织文化)(Busco et al，2002)。也就是说，从组织内部看，高质量绩效、保持一致、顾客导向等比以前更加强调和重视。这也是年轻的政府会计人员，在他们的专业培训时接受了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熏陶，所提倡的。变革不仅由于预算削减和新规则所致，外部社会和政治压力也会导致变革，如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市民批评等(Abrahamson，1996)。由于社会和政治因素，政府不仅需要引入新规则(如产出和结果预算)，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惯例(如在控制组织时更加关注绩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决定放弃过时的和不成功的工具和工作方法是对各种压力的合理反映。
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3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决定力量，但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能动反作用表明，当制度适合社会发展要求时，就发挥其正功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促使有效率的社会组织快速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可靠的保障，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当社会制度不适合社会发展要求时，它就能发挥其负功能，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不能促进有效率的组织形成，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能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而就必然要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只有进行变革，才能对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进行创新，从而使之适合社会的发展。企业也是如此，面对这种迅猛发展的经济趋势和技术趋势，我们国内企业在研究、利用高新技术上才刚刚起步，在观念上、技术上、产品上与国外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新环境、新问题面前，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技术、方法、手段等诸方面全面创新，以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国产工程机械水平，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老大的徐工集团，从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制度创新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第一，运行制度创新。
美国《幸福》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参考。我国也有较多企业提出了要进入世界500强的发展目标。对传统工业企业而言，集团化的企业组织结构是提高竞争力、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较好的运行模式。国际工程机械大公司如卡特彼勒、小松等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美元，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投资决策、利润和成本中心的三个层次的内部运行管理体制。企业集团作为我国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以产权关系为联结纽带、层次分明、责任明确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是快速发展的基础。徐工集团实行集团化运行体制的发展模式，走在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前列。在1989年组建之初，就将三个核心主机产品企业和一个科研开发机构取消法人成立集团公司，通过产品协作配套等关系控制其他基础零部件企业，1995年被省政府授予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后，形成了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职责明确、层次分明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了集团化的运行体制。
母公司是集团的战略规划和投资中心。研究制定集团的战略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战略性投资，从事资本运作，行使集中的、全局的、综合性的管理职能。
产业子公司是集团的利润中心。母公司以控股、参股等形式，控制和指导子公司的发展。子公司在集团的统一规划下，负责各自产业、产品范围内的发展规划、科研开发、生产制造、质量管理、产品营销等。
产业子公司的下属工厂是集团的成本中心。主要职责是组织产品生产、成本控制、质量保证等。
通过企业组织体制的改造，完善和发展了徐工集团内部工程机械主机和基础件协调发展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巩固提高了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基础件产品的外配套率达到30-80%。
第二，管理制度创新。
新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企业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手段，也必须不断创新。目前我们的企业管理，属于传统式的、工业化经济的管理模式，新知识、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我们变革企业管理方法创造了条件。
管理观念上创新。加强管理是企业永恒的追求，在新经济时代加强管理必须要观念上创新，以创新的观念、创新的思维变革传统的工业化的管理。对我们国有企业而言，我们要在突出加强管理、严格管理、强化纪律和制度约束的基础上，突出和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突出有个性的人在管理中的作用，从而激励和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员工创造信任和激励的环境，培养员工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造力，促进企业持续进步。
管理目标上创新。从传统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管理目标，逐步向追求用户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步发展的目标转变。树立用户成功的管理思想，体现了企业思维观念的转变，“用户至上、用户是上帝”等口号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服务社会、为社会创造利益更应成为致力于建成国际化企业所承担的责任。
管理制度上创新。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管理的自动化、科学化。徐工集团在已建立的国内29个办事处和130多个营销网点的营销网络的基础上，将营销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建立了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将各办事处、营销网点与公司总部、各产品生产厂相连接，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产品开发信息、产品维修信息、质量反馈信息等，及时决策，快速瓜反应，占领市场，满足需求。大力推行和实施预算计划管理制度。现代企业运作的核心是预算，预算是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编制的，工作计划是为实现预算而订的。推行这一制度，就是严格制度管理，形成严谨、透明、井然有序的运营秩序，防止“人治”和“管理漏洞”。徐工集团推行的预算计划管理包括生产经营物流的过程管理，如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生产作业计划等；反映生产经营信息流的要素管理，如理财、人力资源和资本性支出计划等。
管理工具上创新。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着手建设企业电子化管理基础工程。徐工集团已开始全面推进CIMS工程建设，正实施ERP系统，并参与建设列为国家863项目的中国首家“城市电子商务试点工程”----淮海食品城电子商务工程，涉足于网络工程建设与应用，为发展网上交易，电子商务作准备。
第三，科技开发制度创新。
产品技术水平是目前国内工程机械企业与国外大公司存在的主要差距，建立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开发体系，是替代进口，赶超国际先进技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基石。徐工集团1993年经国家经贸委、国家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认定首批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来，建立了包含技术中心、子（分）公司研究所、子（分）公司工艺研究部门的纵向三个层次、横向有联系的矩阵式科技开发体系。
技术中心是集团科技开发体系的核心。负责超前性、关键性、基础性与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包括零部件及整机性能实验及试验研究，全新门类产品的研究、规划与开发等，孵化新产品、新技术，以技术带动资本，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公司还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将逐步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结构振动疲劳试验室、液压试验室、传动试验室和电子试验室等，目前已开发出一批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替代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公司新产品销售收入已占总收入的33%以上。
各子（分）公司研究所是集团科技开发体系的主体。徐工集团共10个二级开发机构，按照集团统一的产品战略分工开发属于自己领域范围的产品，主要是现有产品及相邻产品的研究、更新、改造和提高。二级开发机构在技术中心的支持下，通过产、学、研结合，引进技术、智力和创新开发，使公司20%以上的产品已达到了国际九十年代先进水平。
子（分）公司的工艺研究部门是集团科技开发体系的基础。为实现设计意图和保证产品质量，进行工艺、工装设计的研究及验证，以及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应用。近年来，徐工集团推广应用了数控下料设备、机器人焊接、柔性加工、无气高压喷涂、快速夹具等新工艺，大大提高了产品制造水平和质量水平。
第四，运行机制创新。
企业发展必须充满动力和活力，而企业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上。在建立激励机制上，徐工集团对各级经营者实行了年薪制，每年由公司与各子（分）公司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经营者交纳风险抵押金，集团按年度经营实绩进行考核兑现。对其他人员全部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按照企业的发展需要对管理、开发、生产等人员设立不同等级的岗位，全员参与，按岗取酬，岗变薪变，根据集团经济效益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浮动。在科研队伍中，对重大开发、研究项目，实行招标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通过竞标上岗，项目组成人员由项目负责人聘任，按研究成果获得经济效益情况对项目人员给予奖励。
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4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一）从抽象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变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存在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扬弃批判，尤其是针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在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的变革上形成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主要力量的科学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不应该是强加先验规则给对象而来，而是必须是现实本身，从现实中探索思路。马克思还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有关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意即国家从本质来说不应该是被规定出来的，而是应该在市民社会中找寻，不用在意理性，市民社会成为其现代化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解构人类的视野和意识，将抽象理性转化为变化的实践理性的世界，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确立了实践理性的理论立场。
（二）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克思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尺。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看作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先验主体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解。在另一方面，黑格尔把劳动作为人类自我保障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批判黑格尔将劳动作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劳动，明确了关于劳动的精华。此外，明确反对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本质，费氏的观点是出于人的本性，而马克思除了批评它的历史，还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的错误观点的现实，“人本身是其单一的个体抽象的精髓；在其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从资本的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逻辑发展起来的。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剖析。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的逻辑，导致了现代役。由于资本占据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在资本的奴役下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工具的轴向位置；使科学和技术也渗透到资本的意志中，发挥了“思想”的作用；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资本的附属物。
总之，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提出建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秩序危机
（一）“马太效应”凸显
现代性在中国的加速推进，是以市场经济为契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市场法则的普遍盛行使得“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化为最多数人民的福利而是流向了少数人，这种经济上的“马太效应”也引起了社会问题的突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试图利用国家意志将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与广大的利益受损群体隔开，独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阶层开始固化，社会流通渠道逐渐堵塞，弱势群体开始由“经济贫困”转向“社会贫困”，从而导致社会风险的骤然增加。各种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的泛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工具理性僭越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现代工具理性意味着胜利是不理性的。我们从目前来看社会，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的扩张掩蔽了光芒，使其变得日益模糊。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人成为工具，降低了自身的价值存在属性，成为了机器没有感情。将自身降低到和材料相同的水平，人的主体被忽略，并悬浮，人类价值最终归沦为和物相同的价值。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试图使理性走向反人类发展的“反理性”时，就会引起人的异化。在工具逻辑的主导下，功利主义猛烈冲刷和侵蚀着人性向善的根基，它造成了人的扭曲和“异化”，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三）道德危机蔓延
在现代视野，意识和个人主义的亮点无疑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最显著的特点大致经历了一个“身份”到“契约”革命性的变化，彻底打破了对个人约束和监管的传统社区。个人主义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意识，情感荒漠化的整个结构为成为现代的标签。个人主义的快速扩张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齐尔格特?鲍曼曾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流行着陌生人，同时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遍陌生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陌生人之间一个陌生人，也是我们自己。“熟人社会的相对温暖，陌生人在很大的关系上疏离普遍紧张和情感层面充当了社会更多的性能。
三、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三重维度
（一）信任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
反观当下的中国，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严峻的信任危机正在整个社会空间弥散，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一是社会的诚信，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近年来尤其糟糕的是，伴随着一系列公共事件，许多地方政府正在不断受到公众信任的质疑，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信任墙”。诚信在社会中的损失，对社会是很危险的：政府将缺乏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将会丢失，人们将在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互害。缺乏政府的公信力，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充满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全过程，甚至威胁政治稳定。关键的一步，政府应该首先努力建设公开透明的公信力，并带领百姓进入“社会的信任。”
（二）共识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软环境
麦金太尔指出：“一致性的损失是现代性最深刻，最危险的危机。”共识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追求的具体价值，它是维护社会的精神支柱，让社会良性运转。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混乱，歪风邪气的现代化之旅，是缺乏对外部表现形式的社会共识。我们要团结在社会共识前，防范社会失范，重塑传统的现代价值非常重要。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全体中国人提供形而上学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李光耀说：“迅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探讨未来，而不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与过去决裂，我们应当有一个深深的焦虑，传统的丧失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精神发展的文化意识“，构建了新的共识。
（三）制度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
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5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