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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1
关键字：科层管理；扁平化；市管县；省管县
一、科层管理理论与扁平化管理理论概述
1.科层管理理论概述。传统层级结构的管理理论，源于经典管理理论中的“管理幅度理论”。管理幅度理论认为，一个管理者由于受其精力、知识、能力、经验的限制，所能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随着下属人数的增加，可能存在的相互人际关系指数增加，信息量和管理难度也大大增加。当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超越了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围。由于受有效管理幅度的限制，就必须增加管理层次，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呈反比。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有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次多达18层，甚至二十几层。如IBM公司就是一例。
不可否认，这种理论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中，不失为一种效率较高的组织形式，因为它保持了组织的协调和统一。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层次太多，因而信息、指令的传递极其缓慢，而且在传递过程中难免失真和扭曲，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同时，这种结构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差。而目前的现状是:一是企业组织规模越来越庞大;二是外部环境快速变化。Intel公司总裁葛洛夫有句名言:“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是变化。”管理层次的众多就缺乏对变化的快速感应能力和适应性。因此，减少组织的管理层次就顺理成章了。
2.扁平化管理理论概述。要克服科层结构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扁平化。可以这样说，扁平化管理理论就是对传统科层管理理论的一种否定。其理论体系大致是:(1)强调扩大管理的幅度;(2)企业在分工的同时，更强调系统的观点;(3)强调分权管理，各层级之间的联系相对减少，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独立;(4)减少中间层次以使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5)信息化和灵活指挥。通过采用上述措施，使组织达到扁平化。
“扁平化”组织结构由于管理层较少，所以，同传统的组织结构相比，它的信息传递速度快、失真少，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组织结构精干高效，管理费用少；便于高层领导和基层人员直接沟通，及时掌握市场和生产经营情况，快速决策；管理幅度较大，有利于下属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有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扁平化管理理论在现今社会里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使组织能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策略，适应了超大型企业管理的需求，适应了新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组织如果不能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不能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不能实行扁平化的管理，公司就会破产，政府将会跨台，文明也将崩溃，从而回复到野蛮状态。
二、科层管理理论与市管县体制的类似性分析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区域经济的形成、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管县体制所产生的初始效应日趋式微，并逐渐偏离其改革初期之目标，其弊端和现实局限性越来越突出。
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是中央—省—县—乡四级制，而事实上，在省县之间还存在着地级市。从整个体制背景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体制可划分为中央、省区、地市、县、乡镇，层次高达五级。如此繁多的层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不仅增加了机构和编制，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行，使得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传输和反馈多了道程序，不仅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而且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主观干扰的机率大大增加，容易导致信息失真，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效率，而且影响到上级政府决策及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并造成多头领导，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的官僚主义现象。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表明，行政组织每多出一个层次，信息的失真失落率就会成倍增加。从科学管理角度而言，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要尽可能减少，以缩短决策层和实施层的行政距离，便于上下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市管县体制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更是不合时宜。在一定程度上，市管县体制与企业的科层管理理论具有类似的特点。
财政体制改革需要从外部寻找参照模式。突破现行体制的改革，需要从现行体制外部寻找一种有借鉴或仿效价值的参照模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寻找到了一种改革的参照模式，即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同样需要外部的参照模式。企业与政府尽管是两种不同的组织，但它们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改造后为政府所借鉴或效仿。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适度参照企业模式改革传统财政体制有一定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宏观组织结构，在信息化和知识化时代应建立以“地方为主”(localness)的扁平化模式。根据管理学原理，层次少，信息传递速度就快，决策层能够尽快地对信息加以处理，并及时采取相应的纠偏措施;由于信息传递层次少，信息失落失真的可能性较小，这样也有利于保证国家政令的统一，减少“肠梗阻”，避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同时，随着层级的减少，权力下移，基层权力相应增大，这样基层就可以根据情势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同时，扁平化结构还有利于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目前，少层级-大幅度结构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施的管理模式。根据目前世界上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初步统计，地方层次多为二、三级，约占67%，超过三级的只有21个国家，占11% （见表1）。如印度，实行邦-县-区三级制;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也实行州-市二级制与州-县-镇三级共存制;日本是一个有1亿多人口的大国，也只有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二级制。在我国历史上，秦至民国末2100多年中，290年为二级制，占13.6%;610年为虚三级制，占28.7%;600年为实三级制，占28.2%;276年为三、四级并存制，占13.0%;350年为多级制，占16.5%。 不管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来看，宏观组织借鉴企业微观组织领域所适用的扁平化理论，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将会是有效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正是扁平化理论的具体运用，来自省级的财政指令不必经过地市一级，而直接下达到县(市)，从而减少管理层次，增加信息指令的传递速度和信息保真。
表1 各国行政层级数统计
层次 无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及以上
数量 10 32 60 68 21
说明:由于政区的复杂性，同时限于资料缺乏，有些国家的层次可能有些出入，但作为统计结果，基本上可以看出总体状况。参见刘君德:《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参考文献
[1]黄志明.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的弊端与改革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1999，(2).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2
1、市级和县级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凸显。一方面，省财政直接与县财政挂钩后，市级财力弱化，迫于支出压力，市级政府便将主要财力放在如何增强中心城市实力、拓展中心城市功能、增加中心城市影响力上，减少了对县级财政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改革后，在收入分成、资金调度、争取上级转移支付等方面，市级和县级财政之间处于平等的竞争关系，是利益分配的直接挑战方。这种财政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将内耗政府公共资源，不利于提供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
2、市本级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无法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在传统的“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下，市本级下拨给区县的专项补助资金在市本级财政列“补助下级支出”科目，在县级财政列“上级补助收入”科目。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直接下达收入计划、下拨财政资金、办理财政结算，而市本级财政与县级财政之间没有了资金拨付关系，致使市本级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无法列入县级财政“上级补助收入”科目，未能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
3、区县税收征管体制未做相应改革，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一些省份调整和下放了部分省级税收，基本上实现了税收属地入库。但由于省以下税收征管体制未相应改革，省地税直属局、市级国税直属分局和市级地税涉外分局的征管权限没有相应下放，导致各区县税收征收机关不减反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
4、市级政府财权事权改革不配套，增加了县级财政负担。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省集中的财力越来越多，但行政事务权、行政审批权、人事权等没有实施同步改革，市本级各部门的宏观职能依旧覆盖全市，市级政府在有限的财权范围内仍然承担着诸多事权。市级政府出台各类财政配套政策，增加了县级财政负担。
1、健全财政配套改革措施。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研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明确制定关于省财政与市、县财政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的指导意见，理顺省与市县、市与区县之间的财政关系，规范市级财政下拨专项补助资金流程。另一方面，省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省政府及其财政主管部门应以强化基层财力保障能力、提高县级民生保障水平、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为出发点，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重逐年提高，逐步减少和弥补县级财政支出的缺口，提高民主支出在政府性支出中的比重，保障各项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实，促进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与此同时，规范市级人民政府出台配套政策行为，按照“谁出政策谁买单”的原则，不再增加县级财政配套压力。
2、完善行政配套改革制度。一是逐步推进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以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为核心，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二是逐步实现行政管理权和财政管理权相一致，充分调动市县各级政府发展区域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有效缓解市级、县级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三是省政府各职能部门提高针对“省直管县”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建立专门面对直管县（市）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制，保持对市县的信息畅通。四是调整税收征管机构设置，理顺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制，减少县级政府组织税收收入工作的协调难度。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3
“财政改革不单单是财政部门的事，还直接关系着行政体制与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是可以率先突破的。河北财政就是在率先突破上做足了文章，这种大局观很好。”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强调。
差异只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新理财》：河北一直以来“相对尴尬”，有人说河北是北京的“护城河”，“大树底下不长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白景明：就我个人印象而言，河北的经济这几年发展是很不错的，去年的地方生产总值都排到了全国第六，自身的发展速度算是很快的了。
我个人不太同意河北是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它和北京在经济上实际是两个板块，并不算北京的外延。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一个要素流动和优势互补的过程。但是，与北京相比，河北在人均GDP、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差距确实也不小。比如说，现在北京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到将近70%，而河北可能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但我认为，这种差异只是河北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前景还是很好的。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切入点选得非常准”
《新理财》：河北财政一直在率先改革，比如现在的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您认为这项改革的意义和难点在哪里？
白景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我认为河北的这个切入点选得非常准。我一直有个观点，财政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应是事权划分、支出责任划分，而不是一谈财政体制改革就立马想到收入切分上。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支出责任不容易划清楚。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的行政体制是上级领导下级，政府层级多，事权不好划分，最终造成了大部分事权都是多级政府共担的格局，反映在财政上就是各级财政支出责任重点不清。
第二，我国的政府结构是“条块结构”。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名义上是块与块（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各个“条”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都有业务指导职能，下级有义务执行上级的支出规划。这样的条块纠缠就让支出责任不那么容易划清了。
第三，支出标准的界定权限划分不清楚。支出责任跟支出标准是套在一起的。比如，义务教育问题，各地财力不均衡，有的地方搞9年义务教育还要中央掏钱，而有的地方可以搞12年了，没办法统一。
滚动预算：
“结果导向型预算”
《新理财》：2008年，河北率先开展“发展性支出三年滚动预算编制试点”，他们今年还要扩大试点。
白景明：滚动预算与“周期性预算”（就是随着经济周期来安排预算）这一先进的理念是相吻合的。而且，我国预算的一大特点是项目比较多，在有的部门预算中要占到60―70%。很多项目不是一年内能够完成的，滚动预算可以从更长的周期来判定项目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滚动预算是一种注重综合、全面绩效评估的预算。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结果导向型预算。它不是简单地看资金的落实情况，而且还要看其社会效果。
县乡财改：
民主化、科学化是方向
《新理财》：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历来是一个热点，河北所推行的改革，应该说力度不小。您认为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白景明：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解决基层财政困难。古今中外，钱不够花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有人说现在搞分税制财政困难，那以前包干时不也困难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是我们的几十倍了，但人家政府还负债累累。
我认为，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与科学化、民主化公共管理模式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民主化与科学化是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方向，也应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旁站式监督：
“一竿子到底”
《新理财》：河北推行的旁站式监督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各种监督“五龙治水”的局面？
白景明：河北的旁站式监督还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它向省级部门派驻监察组，向设区市派驻监察员，是“一竿子到底”。但现在，如何监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就外部而言，我们有人大、审计署、纪检委、舆论等监督；就内部而言，各级财政部门都设有监督局，这也算是监督上的“五龙治水”。
我个人认为，公共支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才是当前的核心的问题。这个做不好，监督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如何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尤其是基层），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河北的探索“很有前瞻性”
《新理财》：河北的财政改革在全国屡创“第一”，您怎么看？
白景明：河北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全国一直是比较超前的，他们进行了很多的有益探索。比如上面我们所点评的这些改革，都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思路很对，很有前瞻性。
《新理财》：改革很难，率先改革更难，改革无疑有不少困难。您如何评价河北财政改革者们？
白景明：我个人对河北财政系统比较熟悉，我认为他们推行的这些改革，很不容易。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有三个特征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第一，河北财政人做事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他们善于把先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们的理论水平比较高。
第二，河北财政系统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它不单单是财政部门的事，它还直接关系着行政体制与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因此，改革需要综合配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是可以率先突破的。河北财政在率先突破上是做足了文章的，比如，预算编制改革、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北财政系统并没把财政看作一个孤立的部门，而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核心部件。他们的大局观很好。
第三，河北财政改革做得很细。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我早听说了，做得特别细，一条一条地捋，哪些省里负责，哪些该市里负责，都特别清楚。细，就有利于改革的推进。而且，他们在做这个改革的时候，很注重民主化与科学化，与下面反复讨论，都符合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改革重点，税制调整
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对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实施了渐进式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现已建立起了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为我国社会经济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未来公共财政制度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等方面深化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框架，而其中如何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这一体制运行的核心环节。因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由此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也十分悬殊，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调节地方政府间财力分布格局，就很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实施这一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尽管省级政府间的财力差距依然很大，但省级间人均政府财力的差距却在缩小，这对各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表明分税制的实施，有利于平衡省级间政府财力和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因此，在近年来加大民生财政制度建设的背景下，要实现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不断完善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未来对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方向是继续推进和深化省以下政府财政体制的改革。
一、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是以“省管市―市管县―县管乡”的基本架构来设计的，实践证明，在这一体制架构内对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上解所产生的根本缺陷是管理层次多，导致财政资金被截留的现象十分严重和财政资金运行效率低下。为消除这一体制的积弊，从2002年起，我国在部分省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鉴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三种改革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和广东模式。2009年国家又明确提出全面建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目标，并先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积极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探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新模式。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比较大，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千差万别，不可能搞一种模式，而且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稳步实施。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税费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普遍的无选择的服务，其费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体公民征税的办法，并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税收是基本财源；对特定公民提供服务，其费用不能也不应当用全体公民缴纳的税收进行弥补，只能对直接享受服务的公民个人采取规范性的政府收费（如规费或使用费），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收费只能起补充和辅助作用。（2）财税部门一定要统揽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过财政收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现行的以费挤税、费强税弱和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障碍，因此税费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二、推进结构性税制改革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5
然而“均等化”三个字背后涵盖着的不仅仅是美好的目标，专家指出，目前《规划》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仍大于它的现实意义，以此目标推动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才能使全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均等化”标准
《规划》中所涉及的“均等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的表述是：“均等化等于不论贫富、性别、地域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这里面强调的是机会均等，并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曾经参与了《规划》前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制定。他对记者表示，目前《规划》中涉及的“均等化”，是指所有公民均可获得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服务质量在各群体之间的差异还是会长期存在。
记者了解到，广东省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了《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2012年广东省确定惠州市为此纲要的综合改革试点市。
惠州的改革就明确了，“均等化”的实质是“底线均等”，是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间存在差别的前提下，保障居民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这种均等具体操作起来也比较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提法，”丁元竹说，目前国际上几乎没有国家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是讲“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的，但是其标准却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财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央就要确保各个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在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基金”，然后通过一套公式计算出各省的平均财政能力，在平均值以下的省将得到转移支付，在平均值以上就需要拿出钱来。
然而，《规划》在所有项目的支出责任一栏的表述，均为“地方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当补助”或“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而到底应该如何补助，各级政府分担的比例如何，并没有明确指出。
丁元竹表示，用一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在这方面，加拿大走了50年历程，澳大利亚从真正提出来到写入宪法，几乎用了50-60年的时间，其中涉及到了复杂的财政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面对其中最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丁元竹的预测是至少要到2040年，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财政能力的均等化。
谁来埋单
由于在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下，一直存在着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的情况。对于越低一级的地方政府，其“事权”与“财力”的矛盾情况越突出。
“这种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在均等公共服务的领域上，其责任划分非常不清楚，主要是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财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以义务教育为例，现在基本上是由基层政府来办。在很多乡镇的财政支出当中，教育支出占到百分之七八十。”
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局长申相臣曾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过该市的例子。2011年焦作市本级地方财政收入20亿元，加上上年结余、体制结算和上级一般转移支付等预告数，可支配财力是30亿元左右，预算安排个人部分支出10亿元，剩余20亿元可以用到包括法定支出和民生支出等项目支出上。
但当年各部门各预算单位实际申报的项目支出需求是78亿元，财力与实际需求相差几倍，预算安排难度很大。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这是影响我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云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因为分税制的原因，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而又要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事权又主要在地方政府身上，这是不匹配的。”
赵云旗认为，下一步的财税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理清各级政府事权的责任。
“事权划分清楚，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们整天研究怎么划分事权，这是分税制推行下去一个关键的难题。”赵云旗说，“只有解决了事权的划分，现在的财力薄弱问题才能解决。”
《规划》中也提到财税体制的改革。其中专门有一章是“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从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财力保障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推进。
弥补财政体制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转移支付制度，每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都达到2000多亿元，但是依然是提出要继续加大转移支付的比重。而实际上，更应该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建立地方政府的税收改革体系，才能真正解决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
“现在的分税制，把主要的税种都留在中央或者省里，底下的基层政府没有主体税种，财力吃紧。现在探讨的，就是从房产税、资源税等税收改革，加大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解决财力问题。”赵云旗说。
“现在很多地方在加大财政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支持力度，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绩效做得怎么样？没有绩效来考评。钱的支出效率实在太低。”赵云旗也说。
政府转型至关重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设立，有利益于倒逼财政体制的改革，而同时，政府工作模式的转型也至关重要。
在贵阳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挂职担任副局长的龙希成博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地方官员愿意把财力投入用来发展产业项目和城市建设，而不愿投入公共服务，这背后建设与其政绩观相关。他们认为发展民生短时间内不容易看到效果。”
孟庆国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讲，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规划，肯定会有配套资金，并明确相应部门去落实，这将从某种程度上给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带来一些变化。但是地方政府是不是真正把主要精力，或者一大部分精力拿出来做公共服务，还需要推动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
如果各地方政府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蛋糕”上，那么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这项花钱又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工作就不会有太大的积极性。强有力的考核机制的建立成为《规划》未来得以落实的重要一步。
《规划》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仅在于未来的落实和监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并不赞成底线均等的原则。他认为，均等化就应该是“平均化”，比如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而且教育水平也应该大体相当。他认为“均等化”不仅仅涉及一个提低的问题，还需要把那些特定地区和群体获得的过高水平拉下来。
把过多的公共资源集中在某个学校，即使超过了基本标准也在不断加大投入，这就是对所有纳税人的一种不公平，杨宜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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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 改革 体制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税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在配置方式上，主要是从理顺分配关系入手，然后在“集权”与“分权”关系上寻求平衡，最终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税体系。当前，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坚定不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深化我国现有财政体制具体有如下几个建议：
一、财税改革必须由“放权让利”走向“制度创新”
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原有的财政税收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深入调研，结合我国自身国情和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改革、完善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务必是“放权让利”。在农村地区应大力推进，充分扩大农民劳动积极性，并实行农副产品的竞争定价，使农民真正得实惠，除此之外，还应调整农业税收结构，减少农民在税收方面的负担等等。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应在适当的情况下提高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促进他们在发展经济、组织招商引资、扩大地方生产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地方财政的“承包制”，也就是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和职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反之，由于职权和责任过度集中，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无法落实，这就限制了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史证明是切实有效的，因此务必长期贯彻执行，不断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最终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水平以及前进步伐。
1994年开始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开展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分级财政体制的试行经实践检验是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的，应继续大力推广。下一步工作中，要继续加强税制改革，强化职权与利益的分配关系，继续推进分税制，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财政职能的转换必须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同步进行
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鉴于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财税体制的作用方向和政策效应，主要是解决所谓“市场失灵”，而不是实行过去那种排斥市场、替代市场、政府配置包打天下的管理和政策。与政府角色的这种转变相适应，财税体制和政府的财税政策，也必须从旧体制下那种政经角色不分、职能不分，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为己任的状态中彻底摆脱出来，转到切实分清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所有者职能，以宏观调控为重点，以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着眼点，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各类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为全社会提供必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以充分体现政府的“社会性”和政策的“公共性”，体现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有的经济角色职能和地位，这样，分税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三、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收入机制必须规范化
由于改革是从放权让利起步的，在改革向前推进的同时，随着大一统的财政体制的逐渐淡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公共财政模式并未及时建立，故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而在支出方面，政府并不能立即从旧体制所界定的职能中退步抽身，并且还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新职能，承担改革成本的巨大需要，致使财政支出节节攀升。为缓解收支矛盾，中央政府只能默许各地方、部门、单位以收费方式筹集公共收入。而这一默许又进一步削弱了税基，加剧了预算内财政收支的矛盾，从而更强化了对税外收费的依赖。“乱收费”大面积地制度化，使相关的法定制度形同虚设，社会陷入一个令人欲退不能的体制怪圈，严重地损害了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和收入行为的权威性。
近些年来，在非税收入绝对额及其增长速度均高于税收收入增长额度及其增速的情况下，政府真实收入来源的混乱。因此，认真分析这种状况，尽快改革现存的费税体制，规范各种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应该总结的一条经验或教训。
四、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政府财政过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以直接投资或财政补贴形式资助国有企业发展，这不仅无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导致财政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巨大浪费，而且也扭曲了公共财政的目标，无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它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成员整体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进步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社会指标。公共财政过度注重经济增长，忽视其他的目标，可能导致“没有发展的增长”格局。为此，从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看，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应体现在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应按公共财政原则的要求，体现在如何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领域，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各经济主体的公平有序竞争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消除二元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整体质量的提高，形成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恩胡，铁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09.
[2]胡钟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现代经济信息.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