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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补偿方法范文1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51
[中图分类号]D9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8-0-01
新世纪以来，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不断健康持续推进。然而，笔者在对土地征收补偿机制调查中发现，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依旧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给城市土地征收带来一定影响，甚至制约城市化发展，本文主要分析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的完善措施。
1 当前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机制的不足之处
城市土地征收补偿工作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为避免市民的利益受损，应对市民展开相应的补偿工作，以保证被征地市民得到有效补偿。然而，就现阶段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的实施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土地征收补偿原则不够明确，很多补偿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未能严格落实“三严三实”，给市民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不利于土地征收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土地征收程序缺乏规范性、征收补偿标准与实际不符等；另外，征收补偿方法过于单一，不够灵活，局限性较强，甚至会影响市民自身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应不断改进和完善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标准及补偿方法等，以确保城市土地征收和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完善
2.1 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原则
对城市土地征收的补偿，应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土地征收补偿是我国经济体制形成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完善补偿制度，保证补偿的合理性、有效性，有利于保证土地征收更符合市场的发展要求。另外，在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过程中，应严格贯彻谈及的“三严三实”，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将土地征收补偿落实到实处，确保城市土地征收补偿实施的有效性。
此外，应控制土地征收行为，尤其是对一些弱势群体的补偿，应根据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政府发展规划等进行相应补偿。从城市土地征收补偿的概念来分析，这属于一种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补偿观念，应站在平等的角度上实现损失补偿，而且，在法律面前，土地征收人人平等，对受到侵害的财产权，政府必须给予全面的、合理的补偿，以满足土地征收补偿的公平正义性。
2.2 完善土地征收程序
城市土地征收补偿中所存在的不足，绝大多数是由于土地征收程序不合理造成的，因此，应完善土地征收程序。首先，应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应与市场发展保持一致，而并不仅仅是对市场价值规律及农民生活水平的反映和表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因此，城市土地征收补偿应从实际出发采取征地综合片区价的方式进行补偿，以确保土地征收的有效性。其次，应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区位、土地产值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更好地保证城市土地征收程序实施的有效性。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征收程序也应不断改进和完善，适当调整征地补偿标准，才能更好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保证土地征收补偿实施的有效性。
2.3 灵活运用征收补偿方法
在以往的城市土地征收工作中，经常存在一些征收困难的现象，采用的征收补偿方法过于单一，缺乏灵活性，导致城市土地征收补偿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应灵活运用多样化的土地征收补偿方法，以确保土地征收补偿工作顺利进行。现阶段，城市土地征收补偿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货币的安置，主要是让土地被征收的群众从心理上更有安全感，从现阶段城市土地征收补偿的情况来看，货币的安置主要分为分期货币安置、一次性货币安置及终身货币安置等，相对来说，分期货币安置、终身货币安置比一次性货币安置更有利于市民的利益，而且，也能让市民从心理上更有安全感。第二，企业补贴的安置，一般情况下，城市土地在被征收之后，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补贴作为补偿安置，这也是保证市民在被征地后，能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在此过程中，如果企业补贴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那么，被征地的市民就会面临企业经营不善因素所带来的市场风险，从一定程度来讲，企业补贴的安置与土地征收投资入股安置是相同的，被征地的市民同样面临着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征收补偿方法。
3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上补偿机制未能及时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更新等，会对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效率造成直接影响，甚至会制约城市化发展。因此，必须展开有效的完善措施。本文分析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的完善措施，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主要从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完善土地征收程序以及灵活运用征收补偿方法等三方面内容展开分析，同时指出，在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应严格落实“三严三实”理念，促进城市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可持续进行。
主要参考文献
土地征收补偿方法范文2
论文关键词 集体土地 征收 征收程序 征地补偿安置
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背景
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依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地在流通市场买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因此，当国有土地难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时，国家就只能依靠征收和征用两种强制手段取得其他主体的土地，以满足其用地需求。征收和征用虽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土地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将原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变为了国家所有权，即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征用仅仅是临时性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所谓集体土地征收，指的是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依法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确定给建设单位使用，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农民给予补偿和安置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集体土地征收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其一，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之间的征收与被征收的关系，其二，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用地主体建设单位之间供地与用地的关系，其三，建设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目前，这三层法律关系没有理顺。集体土地征收作为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应当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组织、农民两者之间的直接而简单的关系。对集体组织、农民进行补偿不应由用地主体建设单位进行，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做法容易导致被征收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不牵涉到建设单位，单纯的政府与集体的征收补偿关系才是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
《土地征收管理法》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依据该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包括如下基本程序：征地审批、征地公告、补偿登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事实补偿安置。
征地公告是指县级以上政府告知集体土地所有人其所有的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已被国家征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公告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第一，公告主体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第二，公告内容是批准征地机关、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以及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第三，公告地点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
补偿登记程序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存在差异。根据《土地管理法》，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权属证书到当地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将登记机关规定为公告中指定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条例将办理补偿登记的机构规定为公告指定的相关部门，相比《土地管理法》之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更具灵活性，因而更有利于征收主体在进行征收公告时从高效便民的角度出发，选择更便利被征收主体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征地补偿登记这一程序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办理登记的期限为公告规定的期限。在相关法律上，由于征用土地涉及面积、人数等多种因素，登记期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是交由公告主体依据不同的实际情形进行确定；第二，登记机关为公告指定的机关。
确定补偿安置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法律规定只对补偿安置方案的主体进行了限定，并未涉及安置方案确定程序的具体内容。依此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被征收人无权参与方案的确定过程。因此，补偿安置方案系属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第二，公告补偿安置方案；第三，听取意见；第四，上报批准。补偿安置方案应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土地征收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一种权力约束机制，更是一种利益协调、权利保障机制。就其对权力约束的功能而言，征收补偿费的支出能够有效限制政府过于草率地采用征地权这一行政权力，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对公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就其作为权利保障机制的一点而言，被征收对象依据公平原则应当获得适当的补偿，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补偿制度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
除宪法之外，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还集中体现在《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等法律文件之中。《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规定较之于《物权法》更为详实具体，是该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从征收土地的补偿范围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被征收主体的间接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一般不予补偿；从征地补偿标准来看，被征收主体获得补偿的数额根据被征收土地原有用途的不同基本采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方法计算；从补偿争议处理程序来看，补偿标准产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政府处理，如果协调不成，则交由批准征地的政府通过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
此外，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分别于2010年、201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三个法律文件均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完善。
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征收目的界定不清
国家行使征收权的正当性之前提在于征收土地是为公共利益之必要。换言之，国家只有为了公共目的，才能够对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否则，将可能导致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其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限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包涵相当广泛的外延，对其若不进行明确的界定，有可能造成政府征收权的滥用，征收土地行为的扩大化，进而损害集体组织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由于立法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在实践中我国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立法层面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而缺乏被征地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约束。在国土资源部对北京、上海等十六个省市征地项目的一次调查中，数据显示东部城市近十年来的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大量的被征收土地用于经营性目的。
（二）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
2005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由政府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被征收土地价值。多年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已成为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长期以来过低的补偿标准无法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真实价值，因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公平受偿。
（三）征地程序不完善
前文已对集体土地的征收程序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我国征地程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程序设置更倾向于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被征收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涉及被征收人的利益保护的程序如听证、申诉等缺乏应有的具体的制度保障。尽管2004年《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中赋予了相对人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权利，但难以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整个征地过程群众参与度低、透明度不高是普遍现象。目前关于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程序性规定大多过于原则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此类程序性权利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三、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范围
目前，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无疑是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虽然各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但这种非由市场机制确定的补偿标准不仅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远远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从而对农民的损失做到公平补偿。
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应当在公平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集体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征收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原所有人的交易成本给予完全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扩大征收补偿范围。
（二）具体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法律应当严格、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界定公共利益时，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方式，在进行概括时，还应当运用比例原则，进一步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按照法律明确列举和比例原则概括的双重限制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因公共利益不明确导致的行政权力滥用，加强对公共利益审查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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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法定补偿范围
我国《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6－10 倍，“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映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的下限进行补偿”。土地补偿费作为主要补偿费用，这种补偿方式只是一种直接补偿，没有囊括农民离开土地后造成的间接利益的损失，从而导致补偿标准偏低。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针对这个问题，我国补偿应该包括财产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按照对土地原有用途给予补偿的同时，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而且应该提高补偿标准以确保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构建合理的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由于国家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导致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造成了国家对集体土地交易价格垄断。所以农民并不能够从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分配收益。在交易中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在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下，对集体土地的价格评估应该引入市场价格机制，政府负有公平合理补偿农民财产损失的职责和义务，即必须给予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按公平价格给予公平补偿。特别是在商业开发中应引入价格协商机制，对集体土地在进行合理的价格评估之后，国家按照评估价格征收土地，然后再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所以引入市场机制是公平补偿重要标志。市场价格补偿是限制政府和保护集体土地的重要方式。
构建集体土地征收精神损害补偿制度
由于现实生活中房屋或墓地等不动产在个人感情上的重要性。鉴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民法原理，即使是适法有责行为在同一法律规范之尺寸下，一方面不认之尺寸不合，他方面认之应负法律关系变动之责任。例如澳大利亚的土地征用给付的慰藉金就是对被征收人的精神补偿。我国对征收中的物质损害建立了补偿制度，同样也要对农民所受到的精神损害给予一定范围的补偿。
具体的补偿标准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采取最高额补偿方法和酌定补偿方法相结合的方法。一是最高限额补偿方法，即对精神损害补偿的数额限制最高标准，美国、瑞典、捷克等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均采这种赔偿标准。二是酌定因素，即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这样有利于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客观标准指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两种精神损害补偿方式相结合，不仅能设定精神损害最高补偿数额也有利于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使得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利于司法操作和实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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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建；征地；农民；权益
为提高政府处理被征地农民问题的能力，我国政府部门应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和高效沟通机制。同时，对于征地信息的告知时间应提前至土地征收申请正式获批之前，便于被征地农民及时、全面地了解征地信息，从而形成一种决策压力，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侵害被征地农民权益，还应当为民众监督政府是否合法行政提供便捷渠道。《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确立的听证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同时完善了我国的听证制度。然而，我国征地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只在补偿阶段适用，对于政府决策本身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被征地农民无权听证，所以最终征地变成了政府单独决定的行为，被征地农民只是被动履行征地公告的要求。基于此，我们应健全土地征收中被征地农民享有的听证权，以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政府以治疗为主而非以防范为主的方法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治理模式。土地被国家行政机关强制征收后，征地机关及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安置补偿，才能有效缓解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困境，避免被征地农民发生。根据相关土地法规定：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包括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及其他补偿费用，应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但是，时至今日，不少地区仍存在严重拖欠征地补偿费的情况，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征地补偿费将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测算，建立全额预存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征地补偿费及时足额支付到位，防止出现拖欠现象。
一、被征地农民实体性权利保障体系的构建。
1.1明确征地补偿原则。
当前，世界通行的补偿原则有三种：完全补偿、不完全补偿与合理补偿。我国对土地征收按土地原用途补偿，这种补偿没有考虑土地的市场价格和增值收益，对被征收人是不公平的。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要实现完全补偿难度较大，而且完全补偿原则实际上是将征收完全等同于侵权，背离了征收性质。因此，我们应选择既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能较公正补偿被征收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原则，对直接损失（农地被征收产生的已有利益减损）和间接损失（土地被征收致使期得利益的减损）给予补偿。
1.2拓宽被征农地补偿范围。
为了变革农地征收补偿范围狭窄的现状，合理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我国可从以下方面拓宽补偿范围：（1）对被征收土地本身的补偿。应当以农地最佳效用下的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补偿，才符合我国实际。此时的土地价格除考虑土地征收前的价值，还应考虑土地区域地理位置、当地土地供求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交易市场价格和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价格差等因素。（2）相邻土地和残余地分割损失。土地被征收带来的噪音污染、尘土飞扬和水污染等导致周围残余地的农地效用下降，甚至不能耕种。对该类损失，应给予适当补偿，补偿金额不应超过残余地所降低价值的最低限。（3）其他附带损失。包括：土地征收给被征地农民造成的营业损失、原建筑物租赁造成的租金损失、被征收土地核实、测量支出的费用及被征地农民被迫迁移产生的搬迁费用等。
1.3提高农地征收补偿标准。
作为我国现行农地征收补偿标准的“产值倍数法”，补偿费偏离市场价格，不具备调节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主张确立合理的补偿标准以维护土地权益，即“综合因素法”，以被征农地平均收入水平为基准，综合考量被征农地的区域地理位置、地力情况、当地土地供求关系、土地征收可能产生的潜在增值等项目，建立科学的计算标尺，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被征地农民享受土地市场带来的增值收益，提高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从而改变征地补偿数额偏低的客观局面。不少国家已验证，“综合因素法”这种市场化运作确定的农地征收补偿价值标准能更好地促进征收工作的顺利完成，并减轻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压力，避免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1.4合理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
公平和效率是土地权利配置优劣的重要价值标准和土地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应规范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户的比例下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取用以扶持公益性事业的金额上限，并规定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提取征地补偿款。应加大对征地补偿款使用的监督力度，明确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并将补偿情况和分配方式公告给被征地农民，接受农民监督。出现截留、私吞、挪用征地补偿款的，依法严惩。同时，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制，实行政府最高行政官员责任制。
二、创新土地征收安置模式。
创新多元化安置方式更能有效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如浙江推行“土地换保障”安置模式，广东南海开创“保留产权型”安置模式，湖南咸嘉实行“集中开发型”安置模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更好地维护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新土地征收安置模式：
2.1货币安置。
这是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主要方式。鉴于一次性货币安置的弊端，国家可以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分期发放，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放安置费用。
2.2以置换土地方式安置。城市建设征收规划外的农村集体土地时，征地机关应给被征地农民安置农村集体机动地、承包流转地、承包户自愿交回地或者土地开发整理增加的土地，让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后仍有部分必要的土地耕作，以解决农民劳作问题，减少将更多的被征地农民抛入社会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压力。
2.3留地安置。征地机关征收农地后，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按照规划确定的用途，
为被征地农民留出部分土地，由其自行开发用于发展二三产业经营，获取稳定收益。在置换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安置存在困难的地区，可采用该模式。
2.4土地入股安置。即土地被征收后，征地机关给被征地农民发放一定数量的债券作补偿，或将给予的土地补偿款投资入股参与经营。这种安置模式多适用于综合效益周期较长，收益稳定的重点能源、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征收农地的情况，它不仅可以实现农民附属在土地上的权益，而且能够获得稳定、长期的收入，充分保证了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三、被征地农民救济性权利保障体系的构建。
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活动已开展多次，许多违法征地案件被查处，严惩了有关责任人员，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特别是违法、违规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现象大大减少，全国各地基本建立了有序的土地出让市场，但是，土地违法案件数量并未明显减少，据统计，2012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7万件，其中，国家、省级重点工程违法突出，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占比较高。为彻底清理我国土地市场的各种违法行为，遏制土地违法发展势头，我们应健土地征收行政监察制度、土地征收纠纷行政复议制度、征地补偿安置纠纷仲裁制度、土地征收纠纷诉讼制度、长效的救济机制，更有效地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
参考文献：
土地征收补偿方法范文5
关键字：农村土地征收 主要问题 解决措施
一、 农村土地征收概述
土地征收是征收的下位概念，对土地的征收是国家财产权征收的最主要形式，同时由于土地本身在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土地征收也就成为国家征收的最重要内容。依据征收的定义，土地征收可以界定为：国家强制取得他人土地所有权或者对他人土地权利过度限制的行为和制度。就我国而言，由于国家实行土地二元化所有制度，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城市土地的征收问题，只有对农村土地的征收一种情形，即单向性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由此，可以将农村土地征收定义为：国家强制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或对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过度限制的一种行为和制度。
二、 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征收权利只有在符合公共目的时才能为法律和社会所接受，土地征收权利不能滥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借土地征收的机会随意侵犯被征收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一）农村土地征收范围过宽
土地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公权力，应当保证公权公用。但是，在我国土地征用实践中，一些征地范围已经突破了法律的界限，造成了滥用土地征用权的现象。个别非国家建设用地也是沿用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土地的办法获得的。非公共利益的征地已经涉及住宅、娱乐场所、厂房等商业用地。与土地征用权相关的公共利益，内涵已经发生改变，使得一些经济建设领域开始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牟利。
（二）农村土地征收法律程序缺乏系统的专门规定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规范征收的法律法规，更谈不上专门规范征收程序的法律法规。由于缺乏系统且专门的农地征收程序法律法规，致使实际的农地征收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违法违规问题。《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于农地征收的规定比较原则化，致使农地征收中的很多程序性规定根本无法实施，有损国家的权威性。同时，我国各地制定的农地征收程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的程序相左，特别是有利于农民的规定大打折扣，从而导致“合法”地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大量发生。
（三）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项目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附着物补偿费等。征用补偿项目存在的问题是：
1、土地补偿费是按农地收益来计算，并没有反应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预期土地收益，单纯以被征用土地年均产值为依据来确定和计算补偿安置标准的方法并不科学。因为我国农业已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已向现代农业过渡，农业种植结构呈现多元化，种植方法科技含量提高，这使得土地年产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了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2、征地低价位补偿与供地高价位出让反差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用途的变化将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变化。除国家按规定用途采用划拨方式工地之外，凡是采用出让方式供地的，土地出让价格都明显高于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这就造成了同一土地因法律调整标准不同产生的不平等。
三、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健全农村征地补偿的监督制约机制
严格区分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公共利益用地，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经营性用地确实需要土地的，其行为属于市场交易行为，受民事法调整。对于公共利益作狭义解析，并结合现实情况考虑对其做明确的列举式规定，以防止对公共利益的不当解释。对于征收的土地严格限定公用，建立专门的举报监督机制，如果发现借公用名义予以私用的现象，取消其用地资格，并且处以罚款，对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
（二）统一农地征收补偿法律程序的制度体系
1、尽快颁布实施《土地征收法》，对农地征收主体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和程序性权力义务进行详细规定。其中，对于农地征收程序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规制。
2、进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完善涉及农地征收的相应法律程序，确保被征地主体获得有效的权利救济，确保土地执法严格、公正，确保农地征收违法行为得到有效的追究。
（三）细化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实行可得利益补偿和土地附属利益补偿原则。土地征用是依法定事由发生的合法而不可抗辩的强制，对土地所有人来说，它所导致的财产关系变化 而非自然原因可预测、法定原因可预期，其突发性往往使土地权利人、相关投资者始料不及，财产风险也大于一般的商业风险，这里的风险不仅指土地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而且包括因征用而发生的可预期利益，相邻土地商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按国际通行的征地补偿管理理论，这些都属于特定权利人为征用而所负担的普通民事主体所未能负担的特别牺牲，所以，只有对预期利益、附带的商业利益如残余的分割损害、征用发生的必要费用等可物化、量化的财产损失给予补偿，才能符合被征用个体为公共利益而负担特别牺牲的精神，才能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更公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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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补偿方法范文6
论文关键词:土地征收 补偿水平 补偿原则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的现状
1.征地补偿范围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从而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严格限定在与被征收土地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损失上,与被征收土地有间接联系以及因此而延伸的一切附带损失均未被列入补偿范围。按照现有规定,不仅那些难以量化的非经济上的损失未列入补偿的范围,而且那些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损失,比如残余地分割的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通常所受的损失,以及其他因征地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如临时租房费用、律师或专家的费用等具有客观价值而又能够举证的具体损失也未列入补偿的范围。事实上,残留地和相邻土地受损很常见,比如被征收的土地可能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用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相邻土地的生产力,比如水污染、河流堵塞或改道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等。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无法补偿被征地人所遭受到的全部损失,势必导致农户生活水准的下降,从而侵犯相关当事人的权利。
2.征地补偿标准低。与补偿范围过窄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补偿标准过低。《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同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真正能够到达农民手中的只有安置补助费,按照现有的规定,失地农民能拿到的安置补助费最多只有土地年产值的4至6倍,如果地少人多,那么每个农户拿到的补偿费会更低。因此,虽说经修订后的补偿标准较原来提高了许多,但对失地农民来说,仍然过低,试想,如果土地不被征收,农民可以在集体土地上承包经营至少20多年(许多农村的新一轮承包才开始几年),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土地上获得至少20多年的收益,相比之下,6倍的征收补偿额显然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不足以保障发展再生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它不仅是农民生产经营的基础,而且在目前农村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劳动力转移又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更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和归依功能,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广泛的潜在影响,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费只体现了农村土地作为劳动生产资料价值的一面,而对于农村土地本身所具有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社会保障价值功能,以及被征地灭失后所产生的连带损失的补偿均未能充分体现,充其量只能满足于解决失地农民眼前的经济利益,对于土地本身承载的各种价值功能体现明显不足。
二、提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的理论思考
明确征地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合理地认识对被征收人补偿行为的性质和责任,合理的理论基础也是依法确立公正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原则的理性依据。目前,世界各国的征地补偿理论依据大致有以下几种:既得权说、恩惠说、社会职务说、不当得利说、社会保险说、公共负担平等说和特别牺牲说等。在诸多学说中,“特别牺牲说”具有较强说服力,在实际当中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该学说的倡导者是德国的奥托·麦耶(ottoMayer)。他认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机能与日俱增,国家公法上活动损害公民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而国家既须完成安全、秩序、公道、自由与福利等目的,故无法终止其活动。所以要求人民忍受各种可能的牺牲乃为必然,但出于公平正义的要求,这种牺牲必须公平。若有不公平情形,片面令人民承担,则必须由国库予以补偿。另一方面任何财产权都不是绝对的,其内容和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或社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能超出内在的限度。在他看来,使特定的、无义务的且无应课以负担特殊事由的人,造成其财产上或人身上的损害,便意味着使之为国家或公益而蒙受了特别牺牲。这一点与国家课以人民一般的负担是不相同的。因此,这种牺牲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负担,而必须由公众平均负担。办法是通过国家从公众的税收——国库中支付,给作出特别牺牲者一定的补偿。即以国家负担的形式,有组织地予以平均化,即经由损害补偿而转嫁给国民全体。他特别强调,由于在公法领域中,“赋予”与“剥夺”全集于单一国家,所以国家予特定人以利益时,应征收费用,对特定人的财产为损害时,亦应予以相应的补偿。唯有如此方才符合自然法上的公平正义精神,并求得国家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
“特别牺牲说”理论可以对行政补偿制度的存在进行较合理的法理解释,同时还可以对补偿原则及标准提供法理依据。该理论认为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实施的征收等行为,实际造成了特定社会主体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承担了其他社会主体未曾担负的负担,构成了特别牺牲,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对这种特别牺牲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对这些社会主体进行行政补偿是因为“特别牺牲”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他们所承担的“特别牺牲”。这样的补偿原因同时决定了补偿范围必须包括所有“特别牺牲”的内容,补偿结果必须要达到完全消除“特别牺牲”的程度,因为,如果没有消除全部的“特别牺牲”,不管剩余多少,程度如何,类别怎样,都意味着“特别牺牲”仍然存在,按照“特别牺牲说”的理论,就仍然需要给予补偿,直至“特别牺牲”完全消除为止。可见,补偿的发生和进程完全由“特别牺牲”来掌控:“特别牺牲”产生,补偿进行,“特别牺牲”消失,补偿停止;“特别牺牲”大,则补偿多,“特别牺牲”小,则补偿少。而所谓“特别牺牲”是对被征收者所受损害的评价,是从被征收者的角度进行的衡量,也就是说,被征收者的得失内容与程度是决定补偿范围和规模的最根本因素。因此,补偿的原则应当确定为按照“所有权人所失去的,而不是征收者所得到的”来进行补偿。因为“征收者所得到的”是征收行为之后的另一件事情,它与补偿的原因及目标无关,自然也不应成为衡量补偿高低的杠杆,权利人“所失去的”即“特别牺牲”的存在才是补偿的原因和决定补偿多少的标尺。
要确定我国农民在土地征收中“失去的”是什么,就需要了解土地带给农民的利益有哪些,农民在拥有土地时享受到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土地被征收后“失去的”内容。我国农村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承载着非常多的利益,它不仅带给农民经济收益,还可以为农民解决就业安置和提供社会保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经济收益。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农民非农就业所获得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的农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但从对农户纯收入的贡献来看,目前贡献最大的仍是农业家庭收入,2004年的贡献率高出非农收入近两个百分点。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收入,其中的每一分收入都与土地资源紧密相连,都是土地权利的经济表现,即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是其获得农业收入的权利基础。由此可见,土地是农民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可以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收益,在现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经济收益功能。其次,就业安置。土地能够具有就业安置功能是源于土地的自然属性,即它能为劳动者带来经济收入,从而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按照一般规律,土地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有限,即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本应有限。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产生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这些劳动力应该流向城市的非农业部门,在那里寻找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但是,在我国,这种流动受到人为阻碍,致使土地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被无限扩大,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无法进入或留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情况下,会选择留在或回到农业部门就业,因为我国制度规定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所以只要农民需要,土地就可以安置他们就业,我国土地的就业安置功能被极大强化。第三,社会保障。我国的是以集体所有为法律基础,以家庭占有和耕种为实现形式。在土地分配方面,它采取平均主义的原则,全村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量大体相等。这样一种承包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但是却具有一种内在的社会保障功能。首先,土地是一种“平易近人”的生产资料,它没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即使与受训练极少的劳动力组合在一起,也能为劳动者提高足够的食品。其次,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可以通过土地市场带来收入。就算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尤其是老人,也可以靠出租土地获取足够的租金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可见,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均分土地虽然要付出生产效率方面的代价,但是它带给农民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其具有极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