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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现状范文1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3-0056-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0）； 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09SJB630015）
作者简介： 李国昊，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技术经济研究；吴 冰，硕士研究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除需要有力的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支持以外，更为迫切地是需要大量人才的支撑。研究表明，农村15-40岁的青壮年中70.16%仅有小学和初中文化，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村人口比例为1∶ 1 20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 100，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妨碍了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和成效\[1\]。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人才的流动和大学生面向农村基层就业。“大学生村官计划”在这一背景之下推出，作为引导大学生面向农村就业的有力措施，其对统筹城乡发展、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该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待遇偏低、成长前景不明确、农村社会融入困难等现实问题也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江苏省自1995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学生村官选聘,坚持大学生到村任职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择优选聘与跟踪培养相结合、政策引导与项目带动相结合、组织引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强化保障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在实践中积累了大学生村官模式的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
一、 研究现状
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宏观层面，现有研究多从制度的创新与完善、长效机制的构建、法律地位的明确等进行探讨。如有学者认为考核制度不健全、退出政策不完善、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大学生村官退出机制的不畅通，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退出机制是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迫切需要\[2\]。也有学者从制度化视阈探讨大学生“村官”政策，认为制度“嵌入”下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必然遭遇体制性的障碍，为此，必须明确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中心目的,进一步深化市、县、乡镇基层各项配套体制改革\[3\]。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合法地位的缺失为该项制度长期推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带来了隐忧，应当建立一个公务法人性质的社会组织取代政府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运行进行全面管理\[4\]。此外，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制所内涵的“知识与社会相结合、农村与城市相结合、上层与基层相结合”的政治发展理念将对未来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系统而深远的影响,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生长点、起飞点\[5\]。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大学生村官计划宏观层面的一些制度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解决。
微观层面研究关注的更多是政策制度在农村基层的贯彻落实程度。部分学者围绕村官择业动机、角色定位、工作现状等展开调研，发现有近八成大学生选择担任村官是受到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的引导，任职后面临工资待遇偏低、功能定位不明确、有效激励不足等现实困境\[6-7\]。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亦对其任职期满后留任农村产生了负作用。有学者调查发现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在户籍优惠政策、工资待遇、社会考试优惠政策方面满意度较高，而对津贴补助和住房待遇方面的满意度一般\[8\]；而一项针对河北省大学生村官的调查则显示，近七成大学生村官因对待遇保障、发展空间不满而无法安心工作\[9\]；浙江省大学生村官则对邻里关系较满意，而对经济收入、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评价不高\[10\]；四川省大学生村官对于工资待遇较低、工作中缺乏决断权、创业政策落实不到位、屡被借调等问题较为不满\[11\]；山西省大学生村官对福利待遇、工作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均比较满意，但其工作自主性及上下级关系还需进一步改善\[12\]。现有研究仅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进行初步探讨，数据分析的方法仅停留在简单的百分比统计层面，并未能从更深层次解释低满意度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此外，从上述研究可知，不同地区由于实际情况不一，大学生村官的满意度存在差别。
二、 研究方法
本问卷是在现有成熟量表基础上发展而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工作地区、工作年限、毕业院校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第二部分是工作满意度调查。工作满意度通常被定义为员工将自己实际获得收益与期望获得收益进行对比时产生的心理感受 \[13\]1。本研究采用总和评分法，该方法相较于单一整体测量法，能获得更精确的评价和诊断结果，发现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具体问题\[14\]。综合比较各量表，结合大学生村官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主要借鉴哈克曼与奥尔德姆编制的工作诊断调查量表(JDS）\[15\]，从个人成长、工作稳定、报酬福利、社会交往和上级管理五个维度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进行测量。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和非常满意。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收集样本数据。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在吴江、海门、镇江等地进行访谈，其中的36名大学生村官的访谈对问卷的编制与修订起了重要作用。随后的正式调查采取现场调查方式，课题组成员分别带领4支暑期“三下乡”实践分队，于2011年暑期走访了江苏省内及周边农村地区，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完成调查问卷。最终历时三个月的调查走访，共发放问卷163份，回收163份，有效问卷157份，有效回收率96.3%，其中，江苏省内样本有132份，占84.08%。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仅选取江苏省大学生村官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涉及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 研究结果
（一） 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目前最常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测量方法对工作满意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测量，测得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45，个人成长、工作稳定、报酬福利、社会交往和上级管理五维度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73、0.862、0.862、0.901、0.882，均在0.80以上，达到了特定项目的要求。由于本文采用的工作满意度量表主要借鉴国外成熟量表，量表的维度结构已确定，因此未将整个量表题项均纳入因素分析中，而是对各维度层面进行因素分析\[16\]88。对各维度层面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均大于0.5，Bartlett检验达到显著，检验结果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共同因素，以特征值等于1为判别基准，结果显示，各维度层面上，均仅提取一个因子，且该因子在相应的若干测量变量上的负荷值均在0.8以上，在个人成长、工作稳定、报酬福利、社会交往和上级管理这五维度上，各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贡献率分别为72.75%、87.90%、87.92%、83.45%、81.02%，显示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132份有效样本中，男性57人，占43.18%，女性75人，占56.82%；21岁以下的有7人，占5.30%，22-25岁的有87人，占65.91%，26-30岁的有33人，占25.00%，30岁以上的有5人，占3.79%；工作地区方面，苏南51人，占38.64%，苏中41人，占31.06%，苏北40人，占30.30%；工作年限方面，1年以内有34人，占25.76%，1-2年有50人，占37.88%，2-3年有33人，占25.00%，3年以上有15人，占11.36%；毕业院校方面，“985”院校3人，占2.28%，“211”院校27人，占20.45%，其他普通高校94人，占71.21%，大专院校8人，占6.06%。可见，大学生村官多为22-30岁的年轻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担任大学生村官一职未满三年；另外，发现样本在性别、工作地区上分布较均匀，符合本文研究需要。
（三） 满意度总体情况
从五个维度对大学生村官的整体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为3.67，介于“一般”与“基本满意”之间，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工作满意度的五个维度中，得分由低到高依次为：报酬福利满意度、个人成长满意度、工作稳定满意度、上级管理满意度、社会交往满意度，其中，对报酬福利的满意度最低，与“基本满意”有一定差距。
（四） 各维度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程度分析
以各维度满意度得分为自变量，整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根据标化偏回归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各维度对大学生村官整体工作满意度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个人成长满意度、上级管理满意度、社会交往满意度、工作稳定满意度、报酬福利满意度；其中，个人成长满意度是影响整体满意度的最主要维度，大学生村官整体满意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成长满意度偏低导致的。
（五） 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差异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分析
为检验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的个体差异，分别依据性别、年龄、工作地区、工作年限、毕业院校的不同，求得不同类别大学生村官的整体满意度及各维度满意度得分，并运用方差分析方法，检验各满意度得分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若有统计学意义，再用Scheff检验方法进行两两比较，结果发现：
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村官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及各维度满意度上差异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村官一般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主任助理职务，多从事一般辅工作，男女村官在该岗位上均不具有明显性别优势，且其工作环境及福利待遇差异不大。
2. 由于22-25岁、26-30岁两群组的大学生村官有120人，占总样本的90.91%，因此，仅对这两年龄段的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及各维度上，22-25岁的大学生村官的满意度得分均低于26-30岁的大学生村官。其中，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社会交往两维度上，两年龄段大学生村官差异显著；而在工作稳定、报酬福利、上级管理三个维度上，未发现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22-25年龄段的大学生村官较年轻，对职业发展具有较高的期望，当现实与理想冲突时，更易产生负面情绪；同时，该群体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足够的经验，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其在个人成长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满意度较26-30年龄段的大学生村官偏低。
3. 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成长、工作稳定、上级管理上，未发现苏南、苏中、苏北三个不同工作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报酬福利、社会交往两维度上，不同工作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在0.1水平上差异显著，经Scheff两两比较，发现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苏中、苏北之间。与苏北地区相比，苏中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待遇水平较高，但其福利待遇满意度却偏低，可能是因为苏中大学生村官对该地区的工资水平有较高期待，择业时未充分考虑当地较高的消费水平，且该群体更倾向于与福利待遇水平较高的苏南大学生村官、本地同期考录的公务员、所在村“两委”正式干部等群体比较，易产生不公平感，影响其对报酬福利的满意度。在社会交往方面，苏中大学生村官满意度也低于苏北地区，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中地区吸引了较多的非当地大学生村官，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语言不通、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等现实问题，面临着更多的人际交往障碍。
4. 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社会交往、上级管理三维度上，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有上升的趋势；但仅在个人成长这一维度上，不同工作年限的大学生村官在0.1水平上差异显著，而在其他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差异；经Scheff两两比较，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0-1年”与工作“3年以上”的大学生村官之间。江苏省大学生村官首次聘用期限为三年，合同期满后，大学生村官与相关组织部门相互选择，决定续聘与否，因此续聘的大学生村官一般对该岗位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对自身职业发展有较清晰的规划，在个人成长方面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处于入职初期的大学生村官。
5. 从“211”院校和一般普通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占总样本的91.66%，因此，仅选取这两群体进行比较。在整体满意度及各维度上，“211”工程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的满意度得分均比一般普通高校毕业大学生村官要低，且在整体满意度及工作稳定、报酬福利、社会交往、上级管理四维度上均差异显著。与一般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相比，“211”院校毕业生在择业时具有一定优势，因此，这一群体对工作各方面的期望较高，而较高的期望易导致较低的满意度。
四、 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总体来说，江苏省大学生村官整体满意度不高，尤其是报酬福利、个人成长两个维度满意度较低，但是对工作稳定、上级管理、社会交往等比较满意。具体来说，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村官对工作各方面的满意度差异不大；22-25岁的大学生村官整体工作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社会交往两维度上的满意度得分均低于26-30岁的大学生村官；苏中、苏北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对报酬福利、社会交往两维度满意度差异显著；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大学生村官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社会交往、上级管理三维度的满意度有上升的趋势；“211”工程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的整体满意度得分均比一般普通高校毕业大学生村官要低。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
首先，保障和满足大学生村官的物质需要。根据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报酬、人际关系、工作稳定性均属于保障因素，江苏省大学生村官对人际关系、工作稳定方面的满意度较高，而对工资福利方面的满意度偏低，尤其是苏中地区，亟待进一步提升。有关部门应该一方面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村干部福利待遇情况及同类大学生在当地的工资标准等因素，制定相对公平的工资待遇标准；另一方面，在选聘公告中应尽量明确当地大学生村官的具体工资待遇水平，“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的表述有待进一步明晰化，对于承诺的待遇标准一定予以兑现，以免造成心理落差，引起负面情绪。
其次，关注和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个人成长。成长与发展、成就感和工作挑战性等属于激励因素，大学生村官对个人成长方面的满意度偏低，普遍反映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独立想法的机会较少，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成长满意度偏低是大学生村官整体工作满意度不高的关键原因，因此，相关部门应尤其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个人成长需求，健全大学生村官培养机制。有关部门应该一方面关注大学生村官的职业生涯规划目标，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发展规划，对其未来规划给予积极引导，并帮助其设计职业生涯规划路径，尤其是任职期间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要适当拓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内容，并给予其一定的自主处理村级事务的权利，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在文化知识、信息传播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保证有能力的大学生村官能在新农村建设中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最后，差异化培养和管理大学生村官。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地区、工作年限、教育背景的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于年纪较轻的、处于入职初期的、在偏远地区任职的、高学历的大学生村官群体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深入挖掘其满意度不高的原因；相关管理人员应多与大学生村官进行交流，定期进行工作满意度调查与分析，了解不同类别大学生村官间的需求差异，并对他们的期望予以积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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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现状范文2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有效需求充分供给长效机制
大学生村官就是通过政府选拔到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的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早在1999年，**省就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从2005年起，北京、四川、等省市先后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四川省近年来大学生村官的流失率高达70%以上，**省大学生村官计划渐趋停滞。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大学生村官这种制度安排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新农村建设对大学生村官的有效需求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合法性，《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因此，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空降村官”，多以村支书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的形式出现。虽然这些职务的安排有打球的嫌疑，但只要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接受，权且不去纠缠合法性的问题。我们仅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交易的方面分析大学生村官的有效需求。
1.1大学生村官岗位的事业平台
在对人力资源的激励因素中，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首要因素是事业平台。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农村，乃至三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农村，尤其是西部或欠发展的农村地区，并不具备吸纳大学生这一人才群体的环境和条件。然而，在以行政主导为特色的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模式中，农村的领导班子和管理队伍的水平和素质，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政府需求的方式，搭建一个村官的事业平台，首先在农村村级领导层中引进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大学生人才，作为农村吸纳人才的突破口，无论从成本与效用的比较，还是从可行性考虑都不失为一种立足现实的择优设计。
目前大学生村官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优势，协助并村委班子，引导农民认识农村发展的模式与大趋势，传播农业科技，发展农村特色产业，走规模化、集中化和合作化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着力发展农村的社会和文化事业，推进国家的农村社会事业政策的落实等方面施展才干;大力促进农村的民主政治进程，法治进程，促进农村的和谐社会的形成。
1.2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源交易的报酬机制
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交易的大学生就岗村官，公平、合理的报酬待遇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情况来看，由大学生村官的使用村来承担其薪酬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是一般的村集体收入缺乏，根本无力支付大学生村官的报酬，即使是现任职的村干部的津贴，往往也是由上级财政拨付的。因此，现在的大学生村官的报酬都是由省级政府拨款的。陕西省每年每一大学生村官2.1万元的津贴。除了现金报酬以外，政府对大学生村官还附加有若干非经济报酬的条件，诸如考研加分、考公务员优先等，重庆市规定到农村岗位工作满两年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直接转正为公务员。
纵观这些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报酬和待遇附加，不难看出具有很强的暂时性和应急性的特征。在陕西，每年2.1万元，对于目前就业状况不佳的大学生来说，考虑先解决目前短期的就业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种一刀切政策，能否长期执行以吸引优秀的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和奉献才能，都是存在疑问的;对于大学生村官所附加的考研、考公务加分或优先的条件，更是与设计大学生村官的实际意义相去甚远。因为如果大学生村官立志于考研、考公务员，他(她)们根本就不会去就应招村官，因为农村根本就不具备考试的学习或复读环境，加那么一点点分数，根本抵不了留在城市或学校复读取得的进步的幅度。再说，到农村去，每天都复习考试课程了，那还有时间和精力承担村官的工作;对于工作几年后能够直接转正为公务员，这倒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这种政策能够长期实施，无疑，大学生村官队伍肯定会壮大和发展。
因此，大学生村官的报酬机制必须要有一种长效机制，否则，现行大学生村安排，也就是毫无意义地解决了一些大学生的临时就业，与真正意义上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去甚远。
1.3大学生村官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
除事业和待遇外，吸引和留用人才的重要因素是职业生涯发展通道。其考虑的主要内容有事业发展前景、职位提升的阶梯、收入增加的预期，以及家庭、婚姻和生活环境。对于受市场经济环境熏陶，越来越讲求现实的大学生来说，这些职业生涯发展通道必然在其抉择村官的考虑之中。然而，在事业、职位和收入的未来预期不明，个人生活环境明显差于城市的条件下，就职村官只可能是一种短期的或者是权宜的选择。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需求，从长远考虑，必需为他们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前景设计出适合其预期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大学生人才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
1.4大学生村官有效需求的长效对策设计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制度安排，不应该是一项临时的、应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权宜之举，而是借此机遇，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农村，乃至于“三农”发展趋势和变迁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农村基层管理水平提升的一项长远的工程和长效的制度设计。
1.4.1岗位设置法定化
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岗位只限于村支书和村主任助理，且没有明确、统一的国家或地方法律确认，这些大学生村官，很容易就被只作为临时性的跑腿打杂工来使用。国家或地方可以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将大学生村官的岗位，以及岗位职责进行规范，这些岗位不仅仅限于助理，也可以在大学生不是当地村民的情况下，以村官的身份经由村民选举和认可成为合法的村主任或村支书。
1.4.2报酬待遇常态化
借鉴于行政岗位的报酬待遇，对于大学生村官可以按助理、副职、正职等相应地与科员、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等级别予以对应。使得大学生村官的报酬待遇常态化。其它有关大学生村官的考研、考公务员加分等附加措施完全可以不要。
1.4.3组织管理和生活保障双重化
在组织管理上，大学生村官的组织关系保留在县级机关，他们以县派干部的身份，在县城和所工作的乡村拥有和安排生活保障条件。
1.4.4职业生涯通道法制化、正常化
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县乡公务员管理渠道，规定在村官岗位上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经考核和选拔，成为公务员。同时可以将已经被村民选举为村副职以上的正式村官，按相应级别的公务员对待。
二、大学生村官的供给机制分析
农村所需要的是大学生村官，而不仅仅是大学生。而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是大学生，就可以就岗大学生村官，而不论其所学专业与技能。由此而导致的情况是，一些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专业的大学生村官，由于自身缺乏适应于农村的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出现了无法适应农村环境，专业知识技能无处发挥，只能做一些打杂跑腿的零活。因此，作为农村基层管理岗位的村官，并非是只要是大学生都能适应，同样需要与岗位职责相对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大学必须有针对性地培养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养。
2.1大学生村官岗位的知识、技能
(1)具有一定的农村发展变迁与农业经济的知识和信息;
(2)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的技能;
(3)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4)具有农村行政管理，以及农村社会事务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5)掌握党和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和“三农”政策和法规;
(6)具备基本的现代信息知识和技术的运用能力和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能力。
2.2大学村级行政管理专业或专门培训机构的设置
我国现行的大学专业设置并没有专门针对村官的管理专业。从能够真正的培养适合农村工作需要，又能够留在农村工作的现实考虑，让重点大学或外地大学培养当地所需要的村官人才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在高职学院，地方性的二本院校，或农业院校设置农村村级行政管理专业，有针对性地为农村村级行政管理培养村官人才。
现在大学并没有针对性村官专业，或不设置村官专业的情况下，对于已经选拔确定的大学生村官，必须指定相关的大学再进行一定时间的专门培训。培训内容是大学生村官的岗位知识、技能要求的内容。并且在培训过程中，适当地安排一些实践性的考察和训练的科目和内容。
2.3大学生村官的培养
由于我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且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需求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必须以适应当地农村的村级行政管理需要为导向，培养能留得住、用得上的村级干部。在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和政策支持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内容:
2.3.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适应农村基层行政管理需要的管理人才。
2.3.2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与课程设计
专业的知识技能模块和课程设计不要求统一，而是根据地方的实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村级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及当地农村的特色与优势进行具有特色的课程设计。具体实施时可以在保证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设置具有侧重经济管理、社会事业管理、农村文化的组织管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管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与管理等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方向。
2.3.3实践性教学环节
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应该加大对学生实践性环节的训练力度。采取建立实践基地、校村结合的方式，从入学开始，在各个学期都应设置和安排认识实践、调研实践、问题分析实践和具体的专项管理实践等实践性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实际农村现实的管理能力。
2.3.4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品格的教育培养
村级行政管理专业是为农村村级组织培养管理人才的，因此，必须教育学生具有热爱农村、服务农村和奉献农村的思想和品格。加强学生对农村，以及农村发展的新认识，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与考核
大学生村官作制度安排，只有将其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才可能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在这种长效安排中，对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和考核必须体现为建设和发展新农村事业，以及为了加快我国农村的转型与变迁选拔农村行政管理人才的初衷。
3.1大学生村官的选拔
在选拔大学生的过程中，首先明确其目的是为农村村级管理选拔行政干部，必须使应聘的大学生清楚，村官岗位设置不是政府应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应急举措，同时就岗村官不应成为择业的过度跳板和再选择的镀金过程，它是奉献新农村建设事业的职业选择。其次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必须体现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村级行政管理的人才需求特点。
3.1.1大学生村官选拔过程的政府主导
虽然大学生村官是村级需求，但是就现行的农村，特别是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并不具备对外来大学生的有效需求。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需求还必须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计划安排。政府承担大学生村官岗位的全部成本。
3.1.2大学生村官岗位需求的地方特色
由于我国农村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不同的农村具有不同的地域特点，因此在选拔大学生村官时，不能够进行一刀切式的计划安排。对于不同地区大学生村官的知识、技能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大学生村官岗位的职责说明。这样就能够保证选拔到适合于当地村级管理需要的不同专业、不同技能的村级管理人才，也能够确保大学生村官就岗后具有其发挥优势的有效的事业平台，和发展空间与前景。同时，也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3.1.3大学生村官选拔过程中的村民参与
大学生村官最终是与村民打交道，对农村的了解、与村民的融合是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基本前提。为了预防所选拔的大学生出现不适应农村、村民不接受情况、难以同村民融为一体的尴尬境地，在大学生村官的选拔过程中，安排由村民参与的大学生村官面试环节，以使村民了解当代的大学生知识、技能和信仰品格，大学生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双方进行深入、有效的勾通，确保在随后村官工作中的融合基础。
3.2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和业绩管理与考核
大学生村官，是具有我国特色的村级行政管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尝试，大学生村官工作具有很强的探索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特点，是一个不断地干中学的过程。因此，对大学生村官的业绩评价应形成融管理、培育与考核为一体的评价体系。:
3.2.1制定明确的大学生村官业绩评价体系
大学生业绩评价体系应包括目标责任、岗位要求、发展通道，评价方式，以及奖励措施等完整的激励内容。使大学生村官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职业发展前景。同时，业绩评价体系要既能够保证大学生村官的个人发展和个人权益的保护，也要能够确保村官的工作促进农村的发展与建设，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转型与进步。
3.2.2业绩考核与培养提高相结合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业绩评价过程，不应仅仅进行与升迁、奖励等激励相挂钩的单向结果考核过程。由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探索性，各级政府组织应从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干部知识技能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对他们更多的进行帮助，培养和促进其农村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业绩评价方式是一个目标沟通、形成共识、支持帮助、结果反馈、不断提高的循环进步过程。
3.2.3大学生村官考评过程中的村民意见表达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业绩考评，必须更多地考虑村民的意见表达。大学生村官的去留、升迁、奖励等，都应以村民的意见作为主要依据。这样，既能够对大学生村官的业绩和作为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又能够促使大学生真正努力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为新农村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总之，大学生村官制度安排，不应是一种应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临时举措。只有从新农村建设对知识型、技能型村级行政管理人才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村级行政管理人才的有效需求和充分供给为基础，开展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使用和考核评价工作，才能使大学生村官的安排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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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现状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Ordered 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98-09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村官制度执行十余年来，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大学生村官不同程度的流失问题。江苏省海安县于1999年7月面向全县招聘78名大中专毕业生村官，3年后这些村官几乎全部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1];四川省1999年开始通过志愿者服务、下派等形式先后选派了8 600多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截至2007年7月，仍在村（社区）工作的不足3 000人，流失率高达70%以上[2];近年来大学生村官流失率高并呈上升态势[3]。如果说第一次选择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勇敢的尝试，那么第二次选择就是对自己职业发展道路的设计与规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关于留任意愿。已往的研究中，涉及留任意愿的文献较少。大部分研究者都是把留任意愿当作离职倾向的反面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留任意愿的确是离职倾向的反面，当一个大学生村官具有较强的离职倾向时，就必然具有较弱的留任意愿;反之，当他具有较弱的离职倾向时，就必然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但是，留任意愿绝不等同于离职倾向，一个大学生村官，是否选择继续留任取决于多种因素，有些因素能够增强留任意愿，但是这些因素却不一定能够减弱离职倾向，反之亦然。
留任意愿是指员工意识到并且通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继续留在组织中的行为[4]。组织文化能影响员工留任率[5];态度性承诺（组织承诺）、身体状况和工作安全感可增加员工的留任意愿，而工作危害降低留任意愿[6];令人尊敬的上级及上级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和工作上的关怀能够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能够提高员工的留任意愿[7，8];良好的工作环境也能增加留任意愿[9]。工资报酬、社会声誉、规范化村治制度的运行效果以及发展机会等能够有力地增进村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提高村干部的留任意愿[10]。改善村干部办公条件及其物质报酬，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有利于降低村干部工作难度评价，提高工作积极性，增加留任意愿[11]。
2.关于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概念起源于梅奥的霍桑实验。工作满意度就是个人对整体工作的感觉程度，是一种对生理、心理和环境等各种因素感受的总和，包括对其工作的喜欢与不喜欢[12，13]。学术界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测评普遍认为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比较准确，当前发展较成熟的问卷基本测量工具包括：Spector的工作满意调查;康奈尔大学的Smith，Kendall，Hullin 等人的工作描述量表;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即MSQ量表;Hackman和 Oldham（1975）工作诊断调查。Chen G和Ployhart[14]通过建立模型来说明工作满意度和员工留任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当雇员的工作满意度下降到某一特定的阈值时，会从工作保持状态突变到离职状态[15]。
3.关于社会支持。早前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支持的概念，从社会行为性质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16]。另一方面是社会互动关系，社会支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能改善应付短期挑战，应激和（社会关系）剥夺的能力[17]。社会支持包括可见的实际的支持（如直接物质援助和社会网络）， 也包括体验到的情绪上的支持（如被理解、被尊重的体验及其满意感）[18，19]。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与相关性[20]。
4.关于晋升机会。要提高工作满意度，组织需要为雇员提供清晰的晋升机会。晋升机会是影响雇员绩效的外在激励因素[21]。当工作拥有更多的晋升与发展机会， 职工会对既定水平的薪酬表示出更大的满意度[22]。职位晋升是一种隐性的激励[23]。
（二）研究假说
笔者先后走访陕西省西安市周边15个行政村，随机选取了36名大学生村官进行详细访谈，发现当前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是任职期满的出路问题。另外，影响他们留任意愿的主要因素还有工资待遇，社会的认可、支持以及对工作的满意度等。在这36名大学生村官中，有32名表现出强烈的留任意愿，占到了89%。因为笔者走访的是西安市周边行政村，离西安市区较近，交通便利，村里基础设施良好，因此这里的大学生村官表现出强烈的留任意愿在情理之中。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及笔者在农村的前期调查资料，本文将影响大学生村官留任意愿的因素归纳为6个方面，即个人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婚育状况、从事村官的年限、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专业、学历）、收入（包括工资收入与各种补贴）、晋升机会（进入事业编制或者公务员序列）、社会支持（包括家人的支持，村民的认可，领导的认可以及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以及对工作整体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大学生村官的收入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2：家人的支持度、村民的认可度、直接领导的认可度、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3：大学生村官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4：大学生村官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5：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正相关。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调查采用现场问卷填写及在线问卷填写相结合的方式，对陕西省全省大学生村官进行随机发放，在线问卷的浏览量达到1 035次，共获得284份问卷，经检验，共有282份有效问卷，涉及230个行政村。问卷除个人属性及任职地等信息外，均采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五点式量表。问卷的最后设计了一个情景模拟实验。本研究使用SPSS22.0及Stata12.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
表1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从收入、社会支持、晋升机会、对工作的兴趣、工作满意度这5个指标来看，社会支持度最高，社会支持的4个子指标的均值都达到了3.5以上，说明社会对大学生村官普遍比较支持。排在其次的是对工作的兴趣，均值是2.762 4，介于“没兴趣”与“没感觉”之间。排在第三的是工作满意度，只有2.315 6，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于当前自己的工作整体上并不满意。排在第四的是晋升机会，对于晋升机会的满意度比较低，只有2.085 1，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于当前的晋升政策不满意。而排在最后的是收入，只有1.992 9，均值介于“非常不满意”与“不满意”之间，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当前的待遇非常不满意。在被调查的大学生村官中，男性较多（占到了66%），未婚人数较多（占到了52%），从事村官的年限在3年以内的人数较多（占到了63.1%），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为农村的人数较多（占到了61.7%），在大学里所学专业属于文史类的人数较多（占到了56.4%），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了81.6%。
四、实证分析
（一）Kendall’staub 非参数相关性检验
从表1可以发现，本文分析的变量多为有序类别变量，故采用Kendall’staub相关性检验方法。借助SPSS22.0统计软件包实现这一检验。限于篇幅，变量名称均用Xk代替，X1-X14依次表示性别、年龄、是否婚育、从事村官年限、入学前户口类型、专业、学历、家人的支持度、领导的认可度、村民的认可度、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对工作的兴趣、收入的满意度、晋升机会满意度。检验结果见表2。
二）Ordered logistic模型回归
相关性分析主要是对各变量与留任意愿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而回归分析主要是对各变量与留任意愿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因变量（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为有序类别型变量，故采用Ordered Logistic 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形式如下：
Y*k=X′k β+εk （1）
（1）式中，Y*k 是一个潜在变量，不可观察，可观察的是Yk，Yk表示在{1，2，…，m}上取值的有序响应;Xk是解释变量向量;β是待估参数向量;εk是随机解释变量，E[εk|Xk]=0，εk∈（0，σ2k），σ2k 是εk的方差。
借助Stata12.0计量经济软件包对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表4。
1.个人属性因素。从性别来看，男性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更强于女性。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地点在农村，生活的便利性、舒适性远不及城市，而女性对于外界环境的承受能力要低于男性。此外，由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在传统的农村对女性就业的这种性别隔离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在同等政策环境、工作条件和个人条件下，女大学生村官不能享有和男大学生村官同等的发展机会，尤其在高职位之上（村级副书记或副主任），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拥有绝对优势[24]。而女性大学生村官经常得不到重视，被分配以辅、配合性的简单工作[25]。从而挫伤了女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积极性，使她们的工作满意度随之降低，进一步降低了其留任意愿。这与Hargreaves和Fink[26]的研究结论一致。
年龄与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而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大学生村官即使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去报考公务员或研究生，或者重新寻找工作都会有所限制，换言之，继续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机会成本在一直降低。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留任。这与Chan[27]研究结果相同。
大学生村官中已婚比未婚的工作满意度低，但已婚比未婚的留任意愿高，并且婚育状况与留任意愿在统计上非常显著。2006年美国薪酬协会系统总结并提出了总报酬模型，首次将平衡工作与生活作为报酬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模型。也就是说，平衡工作与生活也会影响工作满意度。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已婚（或已婚已育）的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中更加感觉力不从心。而已婚（或已婚已育）比未婚的留任意愿高是因为已婚的人所担负的家庭责任更重，也更渴望稳定，而重新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又比较高，因此，已婚的比未婚的更倾向于继续留任。此外，还有一些大学生村官已经在农村成家，无法离开，对于他们来说，继续留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从事村官的年限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普遍存在着职业困境，具体表现为政策安排与工作实践之间存在矛盾、村民和村干部不理解、不支持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能力有限。随着从事村官年限的增长，这些矛盾会愈加突显。因此年限越长，对工作越不满意。而从事村官的年限越长，可能越习惯于这里的环境，习惯于这个岗位，因此，留任意愿也会更加强烈。
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与大学所学专业对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在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已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专业与工作的一致性程度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28，29]”;“专业与岗位匹配度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30]”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村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就工作内容而言，多属于政策宣传、文书、管理等文职性质。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关于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的内容设置了一个多选题，结果显示：在282个样本中，有13个（4.58%）参与村务决策;9个（3.17%）从事技术工作;70个（24.65%）从事文书工作;27个（9.51%）从事日常管理，其余165个（58.1%）并无明确工作内容，哪里有事去哪里。因此，这种并没有具体工作内容的工作，不能体现出专业的差异性。
学历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负相关。随着学历的升高，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换言之，受教育年限越长，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机会成本越高[10]。Sourdif[31]也指出教育程度与留任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2.社会支持因素。本研究结果表明，家人的支持度、单位领导认可度、当地政府重视度与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回归系数与Z统计量的值来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与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呈现最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家人的支持度。父母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32]。第三，是单位领导的认可度。而村民的认可度与工作满意度呈微弱的负相关。相比较而言，村民的认可对留任意愿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村官由于政策和实践的脱节，经常接触不到村民。这也说明目前存在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三农”服务，也就是要为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而现实中，这些大学生村官很多根本接触不到村民，作用并不能发挥。
3.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有研究表明，当工作更加有趣、拥有更大的工作安全、更多的福利和发展机会，职工会对既定水平的薪酬表示出更大的满意度，这也是符合亚当斯密补偿性工资差异的理论假说[22]。
4.收入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收入与工作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28]。货币激励形式比其他激励形式能够导致更大的绩效改善[33]。收入水平直接关系着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
5.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从回归系数及Z统计量值来看，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及Z统计量的值均为最大，也就是说，晋升机会最能影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这也与最初的访谈中，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出路问题相一致。已有的研究也表明，职位晋升的激励是一种重要的隐性激励[34]。
五、进一步论证：模拟实验
为进一步检验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的结论，笔者利用系列情景调查资料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调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大学生村官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题目是对留任意愿的进一步验证。第二部分设计了一系列假设的情景，即假定在各种预设的项目能够实现的前提下，要求大学生村官就能否提高他们留任意愿做出相应的选择。例如，情景调查的提问方式为“假如采取以下措施，您认为能否提高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请在相应项目后选择并打）”。
根据模拟实验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普遍较低。情景实验结果显示，有145人（51.06%）考虑过辞去目前的工作;有88人（30.99%）已经开始计划辞去目前的工作;211人（74.3%）想去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
2.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收入水平能够增强工作满意度，但是小幅度提高并不能增强他们的留任意愿。大学生村官当前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1 000～1 500元（15.14%），1 500～2 000元（31.69%），2 000～3 000元（50.35%），而他们对工资的期望达到2 000～3 000元（17.61%），3 000～4 000元（55.28%），4 000～5 000元（23.24%），也就是说，几乎要提高现行工资的100%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工资水平。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许多大学生村官抱怨，当地公务员的收入是他们的数倍，而他们却做着和公务员同样的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辛苦。公平理论认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J.S.亚当斯，1962）。有学者也指出，村干部工资的合理与否，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其在特定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35]。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 378元，其中专科生为2 285元、本科生为3 278元、硕士生为5 461元、博士生为8 800元，而大学生村官中的绝大多数远低于平均起薪标准。大学生村官的补贴标准原则上是“比照本地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确定”，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村里并没有额外的补助占到了282个样本中的276个（97.18%），而地方政府为大学生村官不缴纳或者拖欠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更高达65%。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条件下，大学生村官整体的工作满意度和留任意愿表现出了较低的水平。
3.留任意愿与大学生最初选择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紧密相关。笔者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曾用Stata12.0做过分类统计，发现有一类人，无论怎么样的激励都不能显著影响他们的留任意愿。在调查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时发现，热爱农村，想为农村做贡献（26.41%）;适应农村的工作环境（3.52%），就业压力大，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先混口饭吃（13.03%）;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谋求更好的发展（35.56%）;村官经历对于考研、考公务员的优惠政策吸引（17.25%）;随大流（1.41%）;其他（2.82%）。其中最多的是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谋求更好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一类人，只是把村官工作当成一个跳板，一有机会就会离开。
4.延长大学生村官任期及对大学生村官进行技能培训并不能增强他们的留任意愿。在此次情景实验中，谈及技能培训时，持肯定态度的只有92人（32.39%），而在谈及延长任期时，55人（19.37%）持肯定态度，107人（37.68%）态度模糊，而占最大比重的122人（42.96%）做出了否定回答。
5.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作用有限。这是因为，虽然政策上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不能贷”“不愿贷”“不敢贷”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缺乏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服务措施，另一方面能提供贷款的额度都非常小，而贷款的代价又非常高，再者，贷款的风险也比较高。而有的地方虽然已经设立了大学生村官创业就业专项基金，可是要申请这种基金手续非常繁琐，例如，“需要乡镇党委推荐，县级担保公司确认，能够带头富、带民富，资金有明确合理用途”“或者有科技厅、农委、扶贫办等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和扶持的项目，且要求大学生村官具备一定的收益和还本付息能力等”这一系列的限制。在访谈中也发现，对于专项基金，大多数大学生村官表示基本不抱有任何希望。
6.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自主性及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效果模糊。从情景实验的数据来看，对于工作的自主性与留任意愿的关系，143人（50.35%）态度不明确。而对于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能否增强留任意愿的问题，142人（50%）态度模糊。
7.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直接晋升事业编制及增加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等政治机会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前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就是出路问题。在访谈中，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顾虑，“我们爱这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情愿将青春奉献给农村，可是最怕一纸解约书阻断了我们的所有梦想”。大学生村官计划自2008年全面推进以来，到2014年，6年时间正值两届期满，一些地方将2008年选聘的且未担任“村两委副职及以上”的大学生村官全部解聘，引起了后续这些村官的极大恐慌。这样的政策，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有的甚至基本没心思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复习考公务员等，为将来任职期满做打算。
六、结论
本文利用第一手的大学生村官问卷调查资料，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普遍较低;留任意愿与大学生最初选择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紧密相关;大学生村官的性别、年龄、从事村官年限、婚育状况、学历等人口学特征对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影响显著;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村官的重视与认可对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紧密相关;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收入水平、实行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直接晋升事业编制的政策以及增加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等政治机会能够显著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并增强其留任意愿。但是，让大学生村官参加技能培训、延长大学生村官任期、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自主性、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等对于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的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陕西省的调研资料得出的，因此，所得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更大范围的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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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Intent to Stay in Their Posts
HAN Jin1，WANG Zhengbing1*，PENG Jie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23001， China）
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现状范文4
未来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宏伟蓝图已绘就，如何把宏伟蓝图变成现实?8月30日，中国教育学会组织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座谈会。来自中国教育学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和北京市中小学校长代表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一、统一认识。细化目标
全教会的精神博大精深《教育规划纲要》的内容林林总总，它的顺利、有效实施，需要社会各界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需要有细化的目标。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指出，《教育规划纲要》是各方面意见集中体现的过程，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同样需要人们对它有统一的认识，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去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全社会教育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是解决今后十年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只有把握这一点，人们才能统一认识，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基点。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谈道，《教育规划纲要》的有效落实，必须统一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认识。《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是一个对各个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权衡的过程，其最终所作出的选择不一定完全符合各级领导同志原来的观念和做法，也不一定符合他们在《教育规划纲要》制订过程中的主张，因此，尽管人们口头上把不折不扣执行《教育规划纲要》喊得很响，但实际上极易在解读和执行过程中又回到自己的观念和主张上去。所以，国家要严格把住《教育规划纲要》的各分规划以及地方性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制订的关口。这些分规划和地方性规划都应当是落实全教会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办法，应当有落实的新举措。所有关于教育发展的方针性和原则性的主张，都应该也只能以全教会和《教育规划纲要》的提法为准，否则会产生新的解读，造成新的混乱。
要使《教育规划纲要》得以有效落实，我们必须制订细化的、具体的目标。谈松华指出，《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需要有很多细化的政策，需要找到一些落实的组织形式和抓手，保障其有效实施。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指出，《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下一步很关键、很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深化、细化《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否则，这个《教育规划纲要》看上去很美，但最后不能落到实处。他建议，政府要对《教育规划纲要》的每个部分、每个目标制订出分步、分阶段实现的计划，制订出分步考评、检查督导的办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实施状况。比如，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到2012年必须完成，国家每年都要向社会公布实施的情况，并对没有实施的原因作出分析、进行评估。陶西平指出，《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工作原则和战略主题，也提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任务，但这些目标与任务的落实需要相关政策及时出台。由于((教育规划纲要》描绘了我国到2020年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宏伟蓝图，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它的具体化、程序化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实施中，我们既要突出重点，又必须对《教育规划纲要》中每一句话的落实有明确的交代，这样才有可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群众的检验。
二、因地因校制宜，创造性地实施《教育规划纲要》
《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需要我们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共同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的局面。谈松华指出，我国各地区、各学校间的差距很大，《教育规划纲要》讲的是一般性原则，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是很不一样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我们应该从各地区、各学校的实际出发找到切实的落脚点，这样《教育规划纲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在如何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问题上，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指出，地方和学校在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中应遵循五条原则：第一，坚持全面性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第二，坚持时代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第三，坚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与鼓励基层积极主动实施相统一；第四，坚持执行与创新相结合；第五，注重实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相统一。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提高微育规划纲要》实施的质量和效果。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结合学校实际，将《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放在学校育人模式改革上。他指出，北京十一学校从课程的多样化、课程组织形式、考试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建立起灵活的、多样化的、符合学生需求的育人模式。同时他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尽快启动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和高考方案的改革，以减轻学生的压力，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二是尽快启动《学校法》的制订，以统一各种思想；三是在课程体系里增加经济学、商学课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关注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天山针对教育公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教育公平要体现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统一。一方面，各级各类教育都要追求规则公平。另一方面，要重点落实义务教育就学机会公平，扶持落后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和困难群体(流动人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以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朱永新指出，当前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农村，农村“空巢”学校问题、农村教师和学生的流失问题很严重，这使得农村学校教育品质不高。同时，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分析了农村教育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学校可用经费少，办学条件差。例如，上海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差不多是贵州小学的9倍，上海的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是江西初中的10倍。另一方面，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流失严重。农村学校好教师的流失很严重，村里的教师向镇里流，镇里的教师向县城里流，县城的教师向城市流，西部教师向东部流，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教师的补充机制又不完善，使农村学校缺乏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是农村教育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这部分教师的素质得不到很好的提升，或者这支队伍里的好
教师都跑到城里去，那么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不能保证的。这个现状改变不了，教育公平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将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曾天山指出，一方面，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有科学的质量观、质量标准、质量监测、质量报告、质量问责，要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提高质量的重点在高等教育，建设一流高校，使各类人才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显著增强。
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是与会者一致关注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统筹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座谈会上大家对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提出很多建议，综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培养大批教育家型校长。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指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办更多的让人民满意的学校，当务之急是培养造就一批优秀校长。她从两个方面谈了教育家型校长的培养：第一，当前，我国急需建立培养优秀校长的有效模式和长效机制，国家可以在各省市建立优秀校长培养基地，在中小学校长的选拔、任用、考核、培养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创设有利于教育家型校长成长的土壤；第二，培养优秀校长，造就教育家型的校长，要突出实践性、实效性，现有的优质学校要担负起培训优秀校长的重任。政府主管部门要以优质学校为依托，建立优秀校长的培养基地。人大附中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并于2009年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卓越校长卓越教师培养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和教师到基地接受多种形式的培训，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
其二，培养大批优秀教师，尤其是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教师是教育之本，优质教育的基础是优秀教师，这是与会者一致认同的。首先，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养。刘彭芝指出，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关注在职教师的培训与进修，建立并完善中小学教师带薪脱产进修制度，使这些教师在繁重的工作负担下有机会缓解身心压力，汲取新知识，向“专家型”“学者型”教师转变。其次，开拓渠道，吸引高素质人才从教，尤其是到农村地区从教。刘彭芝提出，国家应该建立大学生从事教师工作培训基地，委托优质学校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定向培训，然后充实到农村中小学。这样不仅为农村基础教育输送了高素质的人才，还可以把部分现岗教师顶替下来进行轮岗培训。朱永新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国的免费师范生制度可以借鉴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做法，在大学生毕业时由国家招聘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去从教。在工作满三年后，如果这些人要考研究生、公务员等，国家为其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我国每年都会有大批身体健康、教学基础好的教师退休，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组成教师志愿者队伍，组织这些教师到农村学校去，以充分利用这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这些优秀退休教师到农村去顶岗至少应以一年为限，这样就可以把农村教师腾出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素质。再次，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指出，师德不仅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教育质量的保证，更直接关系到教师、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的社会声誉。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采取有效途径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以培养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严谨笃学、为人师表、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优秀教师。
其三，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在长期的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学校成为优质学校，有的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这是客观现实。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削峰填谷”“杀富济贫”，而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让优质学校履行社会责任，发挥引领、辐射和帮扶作用，带动薄弱学校实现教育品质的整体提升。人大附中就很好地发挥了引领帮扶作用。刘彭芝谈道，自2002年以来，人大附中与西部地区学校、北京偏远山区校、海淀区周边基础薄弱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手拉手”帮扶活动，使人大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应。同时，她还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制订相关政策，以优质学校为依托，建立区域性“联校”发展机制，鼓励支持优质学校采用多种形式，托管帮扶周边基础薄弱学校，实现薄弱学校不薄弱、优质学校更优质，促进区域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这是目前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均衡的有效途径。
五、发挥学会作用，开展教育科研和实验
中国教育学会是全国群众I生教育学术团体，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同样需要充分发挥中国教育学会的力量去推动实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指出，在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中，中国教育学会可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解读《教育规划纲要》；二是要改革创新，搞好一批实验，找出典型，推广先进经验。
首先，要加强对《教育规划纲要》的研究和解读，使其更加充实、更具操作性。谈松华指出，中国教育学会要承担起学术团体的责任，要主动动员学会成员深入学习《教育规划纲要》。另外，要继续加强教育研究，特别是要结合《教育规划纲要》中的一些问题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研究。他谈道，目前虽然我国教育研究中有很多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例子，但是与第一线结合的高水平研究还很少，还跟不上实践的需要。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紧贴现实、直面现实问题、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下工夫去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指出，《教育规划纲要》不仅是对我国教育发展宏观战略的谋划，也是很多政策的集中体现，需要学者们对其进行解读，让政策合法化，使官员和老百姓明白政策背后的逻辑及其合理性，以达到共同的认识，这样人们才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他还指出，((教育规划纲要》的有效落实需要研究者、政府官员与实践者一起做大量的政策研究。《教育规划纲要》对我国学术研究、教育政策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很多研究课题，但是目前我国政策研究与政策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这对教育政策研究队伍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教育政策研究者要积极应对，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使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