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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 管理科学方法 管理课程 教学 渗透
一、引言
管理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可以融入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可以穿插大量实践案例,更可以渗透管理科学中的方法,以实现管理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特征。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吸收和移植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其方法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显著特点。因此,管理课程中能够并且也需要管理科学方法的关联教学,能够丰富管理课程内容,增强软学科的硬道理,对于工科类学生的管理课学习尤其重要,能够成为其学习软科学的方法及理论的启蒙教学工具,让其明白管理的科学性及系统性;另一方面,管理科学方法随时可能也需要吸收新知识新理论加入,随时可能在其内部形成新的独立单元,将管理科学方法在管理课程中进行渗透,能够使其方法理论结合更多的管理实务,使其在管理现实世界中得到更多的运用,从而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
另外, 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有待提高加之我国管理科学教学中存在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情况导致了管理科学及其方法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未能得到广泛应用。在管理科学课程的开设和教学中,往往将管理课程与方法课程分开设置,而方法教学中,又过于强调数学问题,如公式推导等,而对管理科学思想,如何从实际问题搜集资料数据建立模型的技术,定量化方法与实际管理问题有何关系如何应用等问题分析讲解引导不够。这使得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人员对管理科学的方法运用无从下手,将管理科学看成深奥的、难以掌握的、抽象的数学问题,因此,管理科学及其方法难以在管理实践中进行普及。
如果在管理课程的讲授中,面向实际问题,运用关联,归纳演绎等方法将管理科学方法串联或并联至相关管理理论知识中,既能让学习者更好、更全面、更系统的掌握管理知识,又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并掌握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更好的促进了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基于此目的,本文从管理科学的主要方法及其特征入手,探讨其在管理课程中如何进行渗透教学。
二、管理科学方法能够渗透至管理课程中的原因及优势
管理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有三种:归纳法、实验法和演绎法;经过各其他学科的发展,管理科学吸收了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移植性的特点,主要依靠不断吸收和移植当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这种移植性进一步决定了管理科学方法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使其能够更好的结合管理实际问题得到进一步研究应用与丰富。因此,如何在管理课程教学中渗透管理科学方法,从而让学习者更加明白管理科学方法在管理实践中的价值,使得管理科学方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融入渗透至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管理活动自身性质原因。任何一项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下产生和进行的,受到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各项复杂管理问题必须通过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才能解决,而管理科学方法恰恰是吸收、移植和集合了各个学科的前沿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因此,在管理课程教学过程中,理所应当结合实际经验将管理问题与管理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讲解,既传授了管理科学新方法,又让学习者更容易理解并弄清楚管理问题。第二,从事管理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为在管理课程中穿插与渗透管理科学方法提供了可能性。从事管理教学研究的教师、学者、专家都普遍系统学习研究过管理科学方法,在管理课程授课过程中,能够将自身知识加以融合并结合管理问题进行讲解,因此为在管理课程讲授中穿插和关联管理科学方法提供了必要条件。
结合管理科学方法在管理课程中进行渗透教学,优势是很明显的:
第一,通过将管理科学方法与管理课程中的管理问题进行结合讲解与授课,能够让同学们对管理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把握更加全面,并且学会对各种实际管理问题的操作思路和运作技巧,使学生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术”,而且是可以提高到科学高度的“学”。
第二,通过管理课程中管理实际问题能够概括抽象地关联传授和渗透管理科学的很多方法,如系统论、自组织论、信息论等方法,能够帮助同学们学会分析各种管理问题的思路和框架,运用各种观点与方法分析与解决管理问题。
第三,无论是在课堂的教学中还是在管理的研究中,都促进了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不断融合。这顺应了将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偏向于“物”,侧重于对外在对象客观描述与分析的科学管理方法与以“人文主义”为特征,偏向于“人”,侧重于对人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描述与阐释的人文管理这两种模式深化与融合的趋势。
三、管理课程中如何进行渗透管理科学方法的教学
管理科学及方法相关课程在长期的教和学中存在诸如忽略管理特色,教、学、用脱节,教材不适,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等问题,导致了管理科学及方法作为独立课程设置后,教学效果不佳,学生没有提问、学习并解决问题的热情和能力,学生不知道如何运用管理科学的方法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教学效果低下等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够既让同学们学习了管理科学及方法,又让同学们了解其在管理中的运用及效用,并且让同学们有积极性有热情去进一步探索管理科学方法在实际管理世界中解决管理问题的方法途径与模式呢?在任何一门管理课程中,如管理学原理,基础,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生产运作管理,财务管理等管理分支课程中,都可以关联、穿插、渗透相关的管理科学方法进行结合实际管理问题的教学颇为一种更好的管理科学及方法的教学方法及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方法,在管理课程中突出管理科学方法特色。可以采取传统教师主讲、学生分组专题研讨、科研实践三种方式相结合的模式。采取开放式创造性案例实验课时,突出案例教学,案例必须是以经济与管理为背景并具有现实意义的,如企业投入产出分析、库存仿真分析、工序设计等问题,然后进行学生分组专题研讨,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目的,引导学生集思广益,自发运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各种管理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及团队分工合作的精神。另外,教师在主讲的过程中,可以将课程的内容匹配上相关的管理科学方法,进行关联讲解。例如,讲到管理中专业概念与定义时,可以联系到管理科学方法中的系统论方法,教会学生运用抽象概括的方法,用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学会对管理问题的定义方法;管理理论发展及学派的教学中,讲到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时,可以讲到管理科学方法中工业工程的计量、分析物质、动作、时间等因素的方法;在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在讲到市场调研的理论时,可以匹配讲到管科方法的一系列抽样统计方法;在讲到管理决策问题时,可以匹配讲到求最优解与最满意解的数学模型及线性规划方法等等,这些都能让同学们在学习生动有趣的管理知识中学习到他们通常认为是枯燥无味的管理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和吸收的效率。
第二,优化教学内容,在管理科学方法教学上突出管理特色。教师在实际授课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原教材进行一定程度的删减与增加,那么,无论是在教材的编写上,还是在教师课件的准备上,都应该顺应管理科学的发展去掉不合时宜的理论与算法,增设管理科学的分支介绍,让学生了解管理科学发展的大致方向,选取有一定管理背景的案例作为例题和练习,通过改变设置条件让学生思考模型的建立和修正,从而培养学生发散性的思维,通过运用知识获得深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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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理论；管理科学；演化模式
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它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各科学领域的发展。管理科学是一种来自实践领域中的规范性科学，它的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的演化，也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发展，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一、管理科学与科学理论的概念辨析
从科学事实（单称命题）出发，经过归纳等方法由事实上升到科学规律（全称命题），再按照假说-演绎模式把规律组织为科学理论。规范的科学理论形成一个有层次的语言结构：事实、规律、理论。科学哲学的事实，特指某个单称命题，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借助于一定语言对特定事件、现象或过程的描述和判断。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寻找其规律所在，其表现形式包括两种：全称陈述的必然规律：X（PxQx）；统计规律：RF（Q，P）＝r。人们通过观察获得科学事实，通过观察、比较、发现等方法从科学事实中提升科学规律，整体构建出科学理论体系。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利用有限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方面的动态、复杂和创新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管理科学的理论是根据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对管理现象加以观察、实验和测量，寻找其内在规律，再加以综合和重新定义，设定使用条件和应用范围使之成为一门新的理论。因此，管理科学是一种科学理论，它具有科学理论的全部特征：逻辑简单性、内在完备性和可检验性。管理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理论的演进息息相关，每一个管理理论阶段必然反映一个科学理论演化的模式。
二、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理论模式
纵观管理科学发展史，它经历了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管理阶段、管理科学阶段和管理丛林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科学理论模式。
（一）经验管理阶段和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
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人”观点，奠定了经验管理理论的基础。斯密认为组织和社会将从“劳动分工”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因此，这一理论主要是解决怎样在生产中分工协作，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问题以及减少资本的耗费，以赚取更多的利润。经验管理阶段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100多年。在这一阶段，经验科学哲学也按照形式逻辑的结构建立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验世界是由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的经验事实（即“原子事实”）构成的，自然科学以原子事实描述经验世界。经验管理与罗素的分析方法一致，斯密通过对制针行业的观察研究，得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论。在这个经验的表述中，“人”是基本的逻辑原子，“人”是“经济人”，是利己的，每个“经济人”的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
（二）科学管理阶段和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
科学管理阶段大体是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科学管理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中逐渐形成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关系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更加复杂，这些都要求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将过去积累的管理经验系统化、标准化、用科学管理来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最先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是美国的泰勒（Taylor）。泰勒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车间管理与法约尔的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科学的企业管理理论框架，其基本原理仍是现代管理的基础。与科学管理阶段对应的科学哲学是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许多绝对真命题的积累，观察次数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理论就越普遍、越正确。这种累进模式如图1所示:
泰勒亲自深入生产活动观察，找出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标准化、例外管理原理。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不断观察，并总结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并用此法指导训练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与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一致，先发现事实a，总结出定律a，再发现事实b，总结出定律b……以此类推，逐渐形成理论。
（三）行为科学阶段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
行为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传统的经验管理基本上把工人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严重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劳资矛盾激化，劳动生产率又大幅度下降，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失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的学者通过长期实验，提出了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他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这是早期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后行为科学不断发展，出现了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赫茨伯格（Frederi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Y理论”以及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行为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劳资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波普尔提出富有批判精神的猜测-反驳-再猜测-再反驳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理论的演化是跳跃式的革命，以猜测和反驳为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即“四段图式”：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TT表示试探性问题，EE表示消除错误或批判性检验，P2表示新的问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突破了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主张在科学探索中大胆猜测，强调科学理论的可错性。
行为科学正是否定了机械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中人的管理方式进行一场革命，从而形成“社会人”、“非正式组织”理论。可以这样说，行为科学理论的提出是证伪主义在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体现。
（四）管理科学阶段和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
管理科学理论是一种现代管理方法，主要运用严格的数量技术帮助管理者最大化利用资源，以提高管理绩效。管理科学理论是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应用定量的和数学的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运筹学、系统工程、运作管理和定量决策等分支。
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科学理论的演化模式：
在库恩的这一模式中，其核心概念是“范式（Paradigm）”，即：科学的模型、具体运用的范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正是“范式”的运动。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正是管理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如图2所示：
（五）管理丛林阶段和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
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认为存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二战以后，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速；生产的自动化和连续化程度空前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更加深刻；技术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生产关系和劳资矛盾更加复杂。而对这些变化，以往较单一的管理理论不能适应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出现了多种理论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综合作用于管理实践的理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派别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行为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等。
费耶阿本德认为客观世界极其复杂，其探索途径必然保持开放，允许人们采取各种选择，这就是多元论模式。许多理论同时并存，能够调整自己和改变自己，出现理论的增多和扩散现象。
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化现象主要依据管理复杂性，管理环境和对象的多元系统决定了管理的概念、原则、方法和程序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以何种管理研究范式面对管理实践，关键取决于管理情景。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论要求管理研究者面对崭新的未知世界，开放心境，包容多种理论，把科学向前推进。因此，管理丛林中各理论学派不是独立的，是相互包容、相互协调的，具有协同效应。这与费耶阿本德多元论模式的“韧性”原理和“放大”原理相一致，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予以表述：
maxF（x（σ），σ）
s.t.σi≤ci（i=1，2，3，…n）
G（σ）≥0
xi≥S（i=1，2，3，…n）
式中，F代表总体可选择管理研究范式的函数，ci代表第i个要素可以获取的最大资源量，σi代表系统中所属的第i个要素的资源量，xi代表多元化管理系统的协同度。
三、根据科学理论的演化预测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在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之后，夏佩尔提出“信息域”概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科研究领域，但是比学科领域更加灵活，内涵更加丰富。夏佩尔认为，信息域是由观察得来的经验事实和科学信念（如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原则、信念等项目）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域的扩大和缩小也会导致学科理论的重组。
根据夏佩尔的理论，在21世纪管理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复杂化、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自然资源逐渐贫乏等因素的影响下，管理科学的“信息域”也将不断变化。我们可以预言，21世纪的管理科学理论将呈现以下趋势：管理科学将与技术科学更加紧密结合；哲学将成为继数学、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之后的第四大基础科学；管理科学数字化时代即将到来。
上述各种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分别以不同方式描述了科学理论演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理论演化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科学理论模式的建立必然来自于各种科学的发展和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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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家强.论科学技术革命与管理理论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2005(2).
4、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管理科学的定义范文3
一、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的耦合
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和科学技术一样，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均具有系统自组织的属性。正是这一共同的属性，使得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在发展中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联。
（－）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革
1．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经济系统的剧烈变革，导致管理对象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迅速地变化，从而必将对各种管理方法和理论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进而促进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18世纪后半叶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生，使得由机器及机器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就在同一时期，亚当·斯密（AdamSmith）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国富论》。人们此时终于认识到，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必须运用和加强管理手段和方法与之相适应，以实现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从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积累国民财富。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产生，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日益强大。也就是从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兴起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100多年时间里，传统管理思想开始形成。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且表现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态势，即典型的非平衡态混饨演化的特征。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一大批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相继创立。高度分化与综合的共存，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系统，推动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剧烈演化和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各个层面对管理的需求格外急切，同时也使得管理对象的基本属性及其特征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科学领域从本世纪初到40年代是科学管理思想的形成时期。现代管理思想的形成阶段是本世纪40年代至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①注意充分发挥组织中人的作用；②更加强调实施系统管理，以动态的观点注重从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性角度考察管理问题；③更加突出经营决策的战略地位。
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学科不断地与相邻学科和领域进行交叉、渗透和融合，从而丰富。拓展、完善着自身的理论体系。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是产生创造性思维、促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谓学科间的交叉，是指不同学科间的知识在运用中的相辅相成；所说的学科间的渗透，是指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原理或方法同样适用于另一学科，且在这一学科内被广泛应用；而学科间的融合，则是指由不同学科间知识的交叉与渗透所产生或衍生出的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包括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学说等。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是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管理科学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这一普遍属性。比如，管理科学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分别产生了管理哲学、管理经济学、管理心理学、运筹学、工业工程学、管理信息学等学科。随着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像CIMS．MRP。柔性生产（flexiblemanufacturing）敏捷制造（agilemanufacturing）等内容也融入到管理科学的范畴中来。不断在领域上拓展，与众多的学科进行交叉、渗透与融合，是管理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管理科学的正确运用
根据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不管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系统的自组织过程都遵循着其内在的演变规律，不断地实现着其结构和功能的有序和优化，且这一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通常都是科技工作者的协作劳动，因此科学技术系统的要素构成含有人的社会活动，有人的意识的参与，所以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演化是比自然过程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也正是因为有人的意识的参与，才使得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虽然存在于～个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实现对系统动态过程的有效制约和控制，即对这种存在有“非自然”要素的系统，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通过实施人为的管理来实现其最优化。
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形成，再施加适当的管理方法和过程，便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系统，它不可能也不容许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它的发展和演化也需要输入“负搞流”。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系统在向外输出高质量科技成果的同时，为了抵消其内部的“摘增”，需要不断地由环境，即社会经济系统输入资金、设备、人员、信息等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条件下，应该进行多大规模的科技要素投入。如何进行科技投入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先进性以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等，又将涉及到管理和决策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科技管理主要包括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它不仅影响和制约着这一国家和地区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对科技成果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和效益也将起到关键的作用。不难看出，不管是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科技投入，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管理。或者说，共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管理系统可以改变和支配科学技术系统发展演化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有效控制和制约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和转化，是实现科学技术良性发展演化的催化机制。管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管理科学的正确运用。正是由于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之间的这种非线性相互关联，使得二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联。
二、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
（一）科学技术与管理的社会生产力属性
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系统，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其相互关联随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生产力包含着三类要素：①实体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基础；②渗透性要素。如科学技术、教育等，这些要素能起到对生产力其它要素的加强作用；③支配性要素。如管理、信息等，它们能对生产力其它要素的功能发挥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纵观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从人类使科学技术融入经济的成分，几乎是在同时意识到了强化管理同样也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们为求得生存和谋取最大利润的重要手段，已不再仅仅是靠增加劳动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更侧重于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是最具活力的社会生产力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但～项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必将受到管理的支配。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改革管理方式。优化管理组织结构，将能大幅度地提高被管理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当今社会里，科学技术已是现代生产力的主体，而管理是其实现功能特征的支配要素，生产力的其它要素已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二）管理支配作用的协同学机理
哈肯（H．Haken）把序参量概念引入协同学[1][2]作为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发展演化，并能揭示出系统新结构的形成，进而支配和制约着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演化，这个参量就是序参量。
作为生产力支配性要素的管理，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通常是社会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3]。因为管理不仅是生产力其它诸要素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对社会经济实体系统进行分工。协作和综合运筹的基本保证。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科学管理，是任何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发展演化的必要条件。比如，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靠的是使用和推广它们时各个环节上相应的各类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方法、措施得力，将会实现最有效和最大限度的转化；方法、措施不力，可能就是无效、无利甚至是有害的。世界范围内科技、经济中心的变迁和转移，相同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区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等等，无一不是因为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不同所致。我国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如四通、联想。方正、巨人、希望、王码等，从技术水平方面看，10年前企业创立初期基本均处于同一起点。时至今日，这些集团公司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在同样的科学技术和基础生产力要素背景下，由于管理者对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管理实践中对现代管理科学与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因而产生着天壤之别的经营效果。运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施加相应的管理过程，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相当于为社会经济系统输入了“负摘流”，从而可以使这一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向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演化。具体来讲，就是有利于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诸如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对管理的依赖以及管理对其转化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宏观领域，如～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微观领域，如一个行业、部门乃至企业，管理的支配作用为什么如此巨大？我们用协同学中序参量的支配原理来解释管理的这一作用机理。
纵观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系统自组织过程，而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这一过程的序参量[4]。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其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化过程不仅能指示出社会经济系统自组织进程中新结构的形成，而且还满足序参量实现其支配作用的以下基本属性：①序参量是宏观参量。管理科学是重点研究并揭示具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管理系统的普遍现象和规律的系统整体宏观效应，而不是侧重刻划所有子系统的微观行为特征。②序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来自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管理实践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各要素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趋势显著，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加强，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加强协调和优化各要素间的关联对社会经济系统整体运行效果的影响，因此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管理科学的发展和被应用的状况和水平，同样也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秩序化和规范化程度。③序参量支配干系统的行为，主宰着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序参量作为系统众多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一旦形成，便又对一切干系统的运动产生支配作用，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随着管理科学的逐步趋于完善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得管理科学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无时无处不在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各个层次和方面的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源于、高于管理实践，又支配、指导管理实践。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用来支配各种管理活动，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
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这一宏观角度的论断并不失一般性和普遍性。从微观角度，如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企业内部的管理理念、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尤其是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序参量，支配和主宰着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决定着企业这一微观动态社会经济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和演化方向。战略管理的协同效应及其机制，也是现代管理科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之＿［5］[6]。
三、协同实现经济“巨增长”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实际总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由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包含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变、优化等在内的一切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综合变化[7]。这里所谓的经济“巨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并存。为什么协同能够实现经济“巨增长”，我们通过分析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倍增效应，阐述这一机理。把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定义为：在给定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生产函数Y＝F（K，L）的前提下，运用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使产值（国民生产值）Y取极大值。以概念的数学表达方式可表示为：Ymax=A（T，M）F（K,L）。式中，A（T,M）称为科学技术T与管理M的协同关联系数。
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子系统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它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属性；二者共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动因，但是表现出木同的功能特征；它们之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相互关联，满足协同学基本原理。在这里，虽然科学技术T和管理M对产值Y均有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却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关联，即关联系数A（T，M）对产值帼民生产值何所产生的倍增效应。人们在对其关联机制和运行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通过管理的支配作用，实现对系统控制参量的改变，进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过程进行控制和制约，使系统产生一个内部涨落，再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放大成～个在临界点起关键性支配地位的“巨涨落”，从而驱动系统实现分叉，选择更新的有序结构。具体来讲，就是有效利用和控制科学技术与管理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协同关联，合理运用先进技术并实施科学管理，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实现经济的“巨增长”，即经济的数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实现正反馈的耦合与互动，使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具有“巨涨落”性的发展。
实际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发展科学技术和强化科学管理二者缺一不可，并行不停。但是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协同，保证二者的匹配，它们的协同作用才愈加显著。在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中，靠的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与之对应的科学管理。对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生产研究所探索的领域，也已经由当初的只注重工业生产中的硬技术，过渡到对工业生产硬技术和生产管理软技术的并重［8］。不管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科学技术和管理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作用已被人们所共识。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形态初见端倪的今天，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科学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首要因素。如何从系统自组织理论高度，在实践中运用二者的协同关联，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长期有效的最优控制，将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管理支配作用的协同学机理
哈肯（H．Haken）把序参量概念引入协同学[1][2]作为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发展演化，并能揭示出系统新结构的形成，进而支配和制约着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演化，这个参量就是序参量。
作为生产力支配性要素的管理，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通常是社会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3]。因为管理不仅是生产力其它诸要素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对社会经济实体系统进行分工。协作和综合运筹的基本保证。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科学管理，是任何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发展演化的必要条件。比如，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靠的是使用和推广它们时各个环节上相应的各类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方法、措施得力，将会实现最有效和最大限度的转化；方法、措施不力，可能就是无效、无利甚至是有害的。世界范围内科技、经济中心的变迁和转移，相同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区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等等，无一不是因为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不同所致。我国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如四通、联想。方正、巨人、希望、王码等，从技术水平方面看，10年前企业创立初期基本均处于同一起点。时至今日，这些集团公司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在同样的科学技术和基础生产力要素背景下，由于管理者对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管理实践中对现代管理科学与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因而产生着天壤之别的经营效果。运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施加相应的管理过程，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相当于为社会经济系统输入了“负摘流”，从而可以使这一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向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演化。具体来讲，就是有利于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诸如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对管理的依赖以及管理对其转化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宏观领域，如～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微观领域，如一个行业、部门乃至企业，管理的支配作用为什么如此巨大？我们用协同学中序参量的支配原理来解释管理的这一作用机理。
纵观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系统自组织过程，而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这一过程的序参量[4]。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其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化过程不仅能指示出社会经济系统自组织进程中新结构的形成，而且还满足序参量实现其支配作用的以下基本属性：①序参量是宏观参量。管理科学是重点研究并揭示具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管理系统的普遍现象和规律的系统整体宏观效应，而不是侧重刻划所有子系统的微观行为特征。②序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来自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管理实践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各要素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趋势显著，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加强，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加强协调和优化各要素间的关联对社会经济系统整体运行效果的影响，因此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管理科学的发展和被应用的状况和水平，同样也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秩序化和规范化程度。③序参量支配干系统的行为，主宰着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序参量作为系统众多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一旦形成，便又对一切干系统的运动产生支配作用，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随着管理科学的逐步趋于完善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得管理科学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无时无处不在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各个层次和方面的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源于、高于管理实践，又支配、指导管理实践。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用来支配各种管理活动，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
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这一宏观角度的论断并不失一般性和普遍性。从微观角度，如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企业内部的管理理念、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尤其是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序参量，支配和主宰着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决定着企业这一微观动态社会经济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和演化方向。战略管理的协同效应及其机制，也是现代管理科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之＿［5］[6]。
三、协同实现经济“巨增长”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实际总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由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包含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变、优化等在内的一切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综合变化[7]。这里所谓的经济“巨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并存。为什么协同能够实现经济“巨增长”，我们通过分析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倍增效应，阐述这一机理。把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定义为：在给定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生产函数Y＝F（K，L）的前提下，运用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使产值（国民生产值）Y取极大值。以概念的数学表达方式可表示为：Ymax=A（T，M）F（K,L）。式中，A（T,M）称为科学技术T与管理M的协同关联系数。
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子系统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它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属性；二者共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动因，但是表现出木同的功能特征；它们之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相互关联，满足协同学基本原理。在这里，虽然科学技术T和管理M对产值Y均有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却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关联，即关联系数A（T，M）对产值帼民生产值何所产生的倍增效应。人们在对其关联机制和运行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通过管理的支配作用，实现对系统控制参量的改变，进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过程进行控制和制约，使系统产生一个内部涨落，再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放大成～个在临界点起关键性支配地位的“巨涨落”，从而驱动系统实现分叉，选择更新的有序结构。具体来讲，就是有效利用和控制科学技术与管理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协同关联，合理运用先进技术并实施科学管理，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实现经济的“巨增长”，即经济的数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实现正反馈的耦合与互动，使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具有“巨涨落”性的发展。
实际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发展科学技术和强化科学管理二者缺一不可，并行不停。但是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协同，保证二者的匹配，它们的协同作用才愈加显著。在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中，靠的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与之对应的科学管理。对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生产研究所探索的领域，也已经由当初的只注重工业生产中的硬技术，过渡到对工业生产硬技术和生产管理软技术的并重［8］。不管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科学技术和管理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作用已被人们所共识。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形态初见端倪的今天，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科学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首要因素。如何从系统自组织理论高度，在实践中运用二者的协同关联，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长期有效的最优控制，将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管理支配作用的协同学机理
哈肯（H．Haken）把序参量概念引入协同学[1][2]作为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发展演化，并能揭示出系统新结构的形成，进而支配和制约着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演化，这个参量就是序参量。
作为生产力支配性要素的管理，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通常是社会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3]。因为管理不仅是生产力其它诸要素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对社会经济实体系统进行分工。协作和综合运筹的基本保证。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科学管理，是任何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发展演化的必要条件。比如，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靠的是使用和推广它们时各个环节上相应的各类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方法、措施得力，将会实现最有效和最大限度的转化；方法、措施不力，可能就是无效、无利甚至是有害的。世界范围内科技、经济中心的变迁和转移，相同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区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等等，无一不是因为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不同所致。我国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如四通、联想。方正、巨人、希望、王码等，从技术水平方面看，10年前企业创立初期基本均处于同一起点。时至今日，这些集团公司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在同样的科学技术和基础生产力要素背景下，由于管理者对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管理实践中对现代管理科学
与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因而产生着天壤之别的经营效果。运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施加相应的管理过程，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相当于为社会经济系统输入了“负摘流”，从而可以使这一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向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演化。具体来讲，就是有利于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诸如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对管理的依赖以及管理对其转化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宏观领域，如～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微观领域，如一个行业、部门乃至企业，管理的支配作用为什么如此巨大？我们用协同学中序参量的支配原理来解释管理的这一作用机理。
纵观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系统自组织过程，而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这一过程的序参量[4]。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其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化过程不仅能指示出社会经济系统自组织进程中新结构的形成，而且还满足序参量实现其支配作用的以下基本属性：①序参量是宏观参量。管理科学是重点研究并揭示具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管理系统的普遍现象和规律的系统整体宏观效应，而不是侧重刻划所有子系统的微观行为特征。②序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来自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管理实践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各要素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趋势显著，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加强，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加强协调和优化各要素间的关联对社会经济系统整体运行效果的影响，因此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管理科学的发展和被应用的状况和水平，同样也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秩序化和规范化程度。③序参量支配干系统的行为，主宰着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序参量作为系统众多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一旦形成，便又对一切干系统的运动产生支配作用，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随着管理科学的逐步趋于完善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得管理科学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无时无处不在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各个层次和方面的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源于、高于管理实践，又支配、指导管理实践。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用来支配各种管理活动，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
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这一宏观角度的论断并不失一般性和普遍性。从微观角度，如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企业内部的管理理念、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尤其是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序参量，支配和主宰着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决定着企业这一微观动态社会经济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和演化方向。战略管理的协同效应及其机制，也是现代管理科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之＿［5］[6]。
三、协同实现经济“巨增长”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实际总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由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包含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变、优化等在内的一切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综合变化[7]。这里所谓的经济“巨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并存。为什么协同能够实现经济“巨增长”，我们通过分析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倍增效应，阐述这一机理。把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定义为：在给定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生产函数Y＝F（K，L）的前提下，运用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使产值（国民生产值）Y取极大值。以概念的数学表达方式可表示为：Ymax=A（T，M）F（K,L）。式中，A（T,M）称为科学技术T与管理M的协同关联系数。
管理科学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管理学；学科属性；元管理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9-0052-07
一、“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世纪争论
(一)问题的缘起
2007年《管理学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文中提出了“有没有普适的管理学?”的疑问，考证了一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名词如“管理学与管理科学”、“管理学与一般管理学”、“指导性与实践性”、“管理文化与管理组织”、“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结果发现这些关乎管理学学科结构的基础性概念几乎都没有定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指出，这些疑惑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管理学的学科结构与“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是怎样的关系?在“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历史进程中，学科结构值得研究吗?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刘人怀院士(2009)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也提出了19个具有普遍性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对管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学是什么关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实上，关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人文艺术属性。泰勒认为，管理学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由此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较早明确提出对“管理科学”持不同意见的是利昂・普拉特・奥尔福德(1877～1942)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奥尔福德和丘奇(1912)认为，泰勒方法的缺点是“以精心设计的机制或制度”取代了领导艺术，他们认为泰勒的所谓“科学管理”过于机械，他们对“科学管理”一词表示遗憾，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而不是管理的艺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他指出“我们对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正在朝着创造活力的管理科学和基于科学的艺术迈进”。
不仅如此，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管理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管理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丹宁布灵(Dannenbring)(1981)等认为，管理学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管理科学可能不如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构成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区别，管理学应追求其普适性，能够运用数学语言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管理学知识体系目前缺乏统一性，这只表明管理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每一学科的初始阶段都会表现出这种特征。惠特利(Whitely)(1984)则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社会实在不同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应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林羲(2006)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发现研究客体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预测性与普遍适用性；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社会科学不仅很难在严格意义上重复进行，更使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挑战。彭贺(2009)和郭毅(2010)认为，管理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必然包括普适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显然这一论断也是基于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的。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识。
自泰勒1881年开始著名的“工时研究”创立现代管理学，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的定义与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管理学学科属性问题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难题。
(二)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研究的传统路径――从“管理现象”到“管理学”
考察以上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中，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对于管理活动的本质也不存在太大的疑义。美国管理协会对管理活动的定义是：通过他人的努力来达到目标。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出了管理活动的本质，或者说给出了“管理活动”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的根本特点。谭力文(2009)认为，管理活动产生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人类为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为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群聚”现象，并指出人类协作而产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论中的“组织”。在组织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谭力文继而援引马克思的话，“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谭力文认为，这种协调活动的本质就是管理。上述对管理活动的本质的认识不仅得到主流管理学派的认同，在复旦大学水教授所创立“东方管理”、黄如金教授所创立的“和合管理”、南开大学齐善鸿所创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类似的描述。例如，东方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人力与物力以实现正式组织的目标与过程”；齐善鸿(2009)的“道本管理”认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决组织中人群冲突和建构目标效率秩序。就对“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而言，韩巍(2009)认为，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关联，已经被泰勒、法约尔、韦伯、巴纳德，包括德鲁克等西方学者确立起来了，这些基本问题(即对管理活动的界定)已经轮不到无论是哪一国的当代学者置喙了。由此可见，尽管学术界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存在表述上的区别，但其核心与本质“组织”、“协调”、“目标”等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对“管理活动”的看法基本上是统一的。
然而，大量的争论从何而来，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一争论来自于从“管理活动”到“管理学”这“惊人一跳”。或者说，“管理活动”并不能必定推导出“管理学”应如何进行研究，在这“惊人一跳”过程中，绝大多数观点持一种“应然”的判断。我国著名管理学者席酉民(2010)持论应属公允。席酉民认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和寻找相对确定、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标方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旧然而，即使从这一持论相对公允的判断来看，其中亦包括“应然成分”。例如，为何将“管理学”限定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这种限定一定会将某种出于直觉的管理艺术性思维排除在管理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对”的“度”?从对席酉民教授上述定义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无论“度”在何处，总会将一些“相对不确定的、然而却是真实”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限定对于席酉民教授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没有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管理学的某一具体学科，这种限定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对于以“管理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这种限定就是主观和有害的了。
在《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一文中，谭力文教授(2009)在对管理活动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之后，得出管理学“可以得到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这一表述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学可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不等于说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是普适的，作为一个总体，管理学究竟是不是普适的，的确是一个问题。谭力文教授在该文末尾所认为的，“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似乎过于乐观。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种种争论，它们大多也属于“应然”的判断。例如，泰罗认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是一种应然判断；奥尔福德和丘奇认为管理学“应该”包括艺术的成分，丹宁布灵等认为，管理学应该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惠特利则认为，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等。
事实上，学术界大多还是注意到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社会的、人文的、直觉的、艺术的成分，这些成分无法包含在“管理科学”或“普适性的管理学”之中。例如，在国内学术界引用较多的林曦的《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认为，管理活动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对象、场合、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或者不具备更强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将管理学完全定位于“普适性的科学”并不合理。因此，对于大多数管理学者而言，不得不承认“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技术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有人文的属性，又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对于“应然”这一路径而言，“管理学是科学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具有人文的特质，又具有科学的特质”是一个终极判断。这一判断实际上早就被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所提出，丘奇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时间几乎与泰勒创立管理学这一门学科的时间一样久远。然而，这一终极判断并未结束这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争论，《甚理学报》特约评论员就敏锐地指出，“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吗?”换言之，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与人文”是如何统一起来的，这对于“管理学属性”的传统研究进路而言，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二、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上述目前没有定论的争论使我们可以宣称存在“元管理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韵江(2007)、罗珉(2005)、杨栋(2009)都曾提到过“管理学的元研究”。韵江在《管理学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学科的视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学“元研究”的必要性。罗珉认为管理学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元管理学的性质。杨栋认为，管理学科学属性是管理学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吕力(2009)认为，元管理学是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体系结构进行系统反思和研究的学科。认为，元管理学将重新定义管理的本质以及明确各类管理学知识的应用范围。
(一)种种“元理论”及其学科性质
“元”的西文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元”在与某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中的含义是：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m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词，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其《物理学》之后的著作称为拉丁文的“metaphysiea”，直译为“物理学之后”，它探讨的是世界本体的原理，其含义与我国古代关于“道”的学问相近。《易・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问题，代表了一种整体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体性反思性质的学科都被冠以前缀“meta”。例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数学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穷的方法来证明无穷的数学系统的协调性，它把整个数学理论完全形式化为无内容的符号体系，其中包括作为符号的基本概念、作为符号系列的公理以及作为符号系列变形规则的基本推理规则；然后把这种符号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用另一套理论来研究它的协调性。这种用于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便是数学的元理论。
元逻辑学是在希尔伯特的元数学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逻辑理论整体性质的研究，而对某个具体的逻辑法则并不感兴趣；广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于一般形式系统的研究。换言之，元理论意味着用一种理论――元理论――来审视另一种理论，这是元理论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1951年，沃尔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㈣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的元理论。
1925年，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兹基(znaniecki.F.)首先创造了具有元科学性质的“科学学”一词，它不仅将全部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涉及了科学家的学术活动、科学的社会作用等知识与社会交叉的问题，从而使科学的自我反思从科学自身扩展到了与社会的关系上。在科学元理论的启示下，1970年，古尔德纳(Gouldner.A.)将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的社会学”，即把社会学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加以研究。
从数学到哲学、科学、乃至不少具体学科，各种以元理论为标题的研究逐渐诞生并发展起来，这些不同的元理论构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从中可以看出元理论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它就是在对本学科进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隐藏着变革。
(二)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元管理学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管理现象或管理实践，而是现有的全部管理学认识，元管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借鉴刘人怀院士(2009)的说法，管理学是研究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知识体系。
管理知识里既包含科学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艺术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体验得到、不可言传的技能(或者说所谓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Ige)――元管理学既然是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就应全面涵盖上述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根本性错误。例如，认为“管理学是一门普适性科学”的观点，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识中人文的、艺术的、直觉的成分；而认为“中国管理学应建立全新体系”的观点又忽略了管理知识中科学的、普适的成分，这两种观点之所以经不起反驳，其错误的源头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对象。
管理学知识中既存在明确的、普适的科学性知识，也存在不明确的、地方性的、体验性的、感性的、直觉的知识，在“明确”与“不明确”之间存在大量“相对明确”，同时也“相对不明确”的管
理学知识。如何确定“相对明确”的“度”?在本文看来，不如事先搁置这一争议，而就全部管理学知识做一番考察，不论它是明确的还是几乎完全不明确的。
在管理活动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普适性”之外的管理知识，这些知识同样对于人类的管理活动非常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只要掌握了现今主流管理学教材中的理论就完全能胜任实际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还存在着大量的实用的、不可言传的直觉性知识，还存在着大量的有关管理实践的艺术。管理学的一门常规分支，可以宣称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
究其源头，求知的最终目的是求得人类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觉的、不明确的、艺术性的知识在管理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管理学就不应将研究视角总是固定在可以重复、可以验证、可以明确表达的知识上，作为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更应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部的管理学知识领域，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础上发展管理学自身。
(三)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实践中普适规律”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管理学研究的一种“应然”规定，它限制了管理学知识的来源，同时决定了对管理学知识真实性的检验手段――这种检验手段就是基于大样本的所谓实证主义方法。这样一种观点显然不为管理学界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管理学的全部知识域中无疑包含着人文、艺术的成分，那么这部分知识的来源是哪里?它产生的机制如何?这部分知识和所谓普适性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上述问题正是元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的机制，以及对管理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有效性进行检验。
哲学上传统认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关于认识的性质、前提和基础等问题，近代哲学对这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具有本体论哲学的特点；二是认识的来源、过程和机制即认识的发生学方面的问题；三是认识的可靠性、真理性、确证性和客观有效性等知识论问题。
具有本体论哲学特点的认识论以洛克的经验论、休谟的怀疑论以及康德哲学为代表。洛克的经验论以承认对象的客观实在为前提，而休谟则质疑对象的实在性，他认为，“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觉……除了知觉之外，既然从来没有其他存在物呈现于心中，因此我们永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存在的结论”。阎康德认为，一个具有先天认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验主体是认识的中心，康德以此来解决认识的本性和来源问题，从主体的认知能力来划定认识的范围和可靠性，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表象进行综合整理而得来的。
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看来，由于传统认识论中的命题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此这一研究思路逐渐被淡忘，关于认识的来源、机制等认识发生学问题被逐渐经验科学化。20世纪重视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认识论问题经验科学化的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把科学发现和认识发生问题看做经验心理学问题。当代认知心理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等新兴学科也都体现了认识发生问题的经验科学化倾向。
与此同时，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另一条进路是科学哲学，即将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方法和逻辑、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的检验及其标准、科学知识的演进和模型方面的内容，把认识论转向对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将以上认识论研究的两种思路应用于管理学，将对以管理学全部知识为对象的元管理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1)从管理学认识的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部分揭示认识的来源、过程、机制与结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是在脑神经科学(Neuroscienee)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认知神经科学产生之后，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讨会(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经经济学(Neural Economic)名称，并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步被广泛认可。与神经经济学相对应，中国学者马庆国提出了神经管理学的概念。
显然，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经心理因素，也就毫无疑问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认识来源、产生机制和结构，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学所关注的。因此，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就可能回答管理学知识中的直觉、意会性知识的来源，及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这就是从管理学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科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
(2)从对管理学知识的检验与确证方面来研究全部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在知识问题上，当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从而问题就变成了这种知识的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的问题。
这一观念影响到各种元理论，具体到元管理学，它的基本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否获得管理学知识，而是预先假设我们能够认识管理实践，管理学知识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而无论它们以什么知识形式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描述这种既包含普适性规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艺术因素的知识，是如何在实践中被检验、确证与应用的，从而探查这些不同类型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被逻辑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
众所周知，当前的主流实证管理学早就确定了知识的“检验标准”，这就是形成假设、获取数据、检验假设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规范的步骤，毫无疑问，如果遵循如此严谨的操作，得到的将是“真知识”。然而，这一套操作可能是获得“真知识”的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管理知识领域，相当多的意会性知识也是“真”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一定的范围内是“真”的，但是这些“真知识”很难通过如此一套标准。例如，意会性知识在这套操作的起始阶段，即“形成假设阶段”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意会性知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形成表述清晰、逻辑严明的假设。主流西方管理学因为这些意会性知识的麻烦，断然将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主流管理学尽管“主流”，但也只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流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坚持“主流帝国主义”，将其作为一种通行标准强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则欠妥当。元管理学既然以全部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就还需要考虑普适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个性化的管理知识，根据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为各类管理学知识确定“真”的标准。
三、元管理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
如果管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就不会存在本土管理学――本土管理学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适与特殊、科学与人文艺术的混合体。假如丹宁布灵(Dannenbring)的观点正确，管理学研究
的目标如果是追求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则本土管理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此，本土管理学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论正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结构等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元管理学的研究主题。
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巩见刚(2009)提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管理学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有普适性和重复性。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2009)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和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实际上为100多年来――本文注)互为诟病，难以对话，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管理学的普适性与非普适性”的经典命题。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个概念，徐教授对情境化的定义非常简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认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决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题，而且要问一些中国的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确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是理论的情境化，即将西方理论和假设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适用于中国的环境。第三种方法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环境下开发的构念在中国情境下仍然是有意义的。第四种是方法论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国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论来观察、记录和分析数据。
管理科学的定义范文5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管理科学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军队院校; 以人为本; 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自身价值要求得到进一步强化。现代管理学说认为:“管理的核心和动力都来源于人。”军队院校以人为本管理是以关心人、尊重人、激励人、发展人为根本指导思想来进行的院校管理，就是一种把“人”作为学校管理活动的核心和学校最主要的资源，把学校教员和学员作为管理的主体，充分利用和开发学校的人力资源，服务于学校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为实现院校集体目标和成员个体目标而进行的院校集体管理。
1.以人为本管理的内涵
所谓以人为本管理，现阶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基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或称为以人为根本的管理模式。具体来说，以人为本管理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尊重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尊严被看作是人性重要的特征之一。当一个人被尊重、被肯定时，会产生一种自尊的意识，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第二：开发人的潜能。拥有人才的目的是使用他们、开发他们的潜能和特长，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达到组织管理的目的。第三：增强凝聚力。组织要确立永远成功的团队理念，让每一位成员拥有一种“这是我们的团体”的意识，让每个成员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目标，知道在团队中承担的任务，自觉维护团队的荣誉，凝聚人的合力。第四：实现自我管理。以人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能够自我有效的管理并通过自我管理来使组织成员驾驭自己、发展自己，达到价值观共识化并通过教育培训具备良好的自我管理素质和技能，进而达到全面自在的发展。以人为本管理的目标，是最终要使每个成员达到自我管理。因此，以人为本管理的内涵，就是首先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开展组织的一切管理活动。
2.军队院校实行以人为本管理必要性分析
军队院校作为我国军事高等人才的主要来源和聚集地。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军队院校管理过多的沿用了军队行政管理的模式，其管理观念、价值取向、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局限，因此，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军事发展的需要，军队院校实行以人为本管理十分必要。
2.1 军队院校实行以人为本管理是管理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管理重心正经历着从物到人的变革;军队院校是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军队院校实行以人为本管理，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体现管理科学发展和思想进步的全新理念，也是我国大学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真实的反映。
2.2 院校推行以人为本管理是院校管理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我国军队院校传统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科层化权力体系，维持着院校的日常运行和管理。这种传统管理模式多属封闭型、经验式的，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由于对管理科学缺乏深入地研究和实践，或者仅注重军事行政的管理，忽视了人在院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代社会，面对人的自主生动的发展和丰富多样的个性，以及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倾向，我们应该把院校管理的重心立足于人，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始终。
2.3在军队院校推行以人为本管理也是当今世界军革对军队院校的必然要求
很早就论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军事人才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军队院校的主体是教员和学员。教员是学院发展的主体。教员是一个有实体需求的人，不只是一个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的机器。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人”的存在，其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员的成就期望值比其它行业的员工要高，因此，管理者应“以教员为本”，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员的成就需要，提高广大教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军队院校实行以人为本管理的途径探索
3．1 运用激励原则,促进教员工作积极性和学员学习积极性
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离不开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是教员和学员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动力源泉,能使他们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教员与领导处理好关系时,能自觉地从学校的利益考虑问题,更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领导者一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发展目标或任务做贡献。科学的激励方式主要有目标激励、参与激励、情感激励、领导激励、榜样激励等。
3.2 让教员和学员参与学院的管理
参与管理是以人为本管理的重要原则。军队院校的体制有别于普通的高等院校，军队院校的主要工作是科研和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和指挥军事人才，着眼于军队的实际需要，让教员和学员参与组织的管理,不仅可以让其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更重要的培养了学员的各方面素质，使之更加适应现在高科技军队对人才的重荷需要。
3.3 注重教员的继续深造和学员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教员职前所受教育已不能满足现代教育教学的需求,教员的培养和提高显得尤为必要。学校管理必须着眼于教员的发展建立固定的教员培训与进修制度,鼓励教员继续深造。军队院校培养的学员是未来军队的支柱，对于学员的素质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不仅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处理各种应急问题的能力。在院校的四年是一个人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世界观、价值观在这段时间基本定型。学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优异的专业知识、旺盛的创新精神和强劲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Francesco A M, Gold B 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rentice Hall. 1998.
[2] 陈丽萍.教学管理中的人本化问题探讨.教育评论，2004 (2) :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