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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1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2
关键词：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培养；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61；G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9-0004-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 27% 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 即将到来，进入老龄化社会，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对于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人口红利”指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人才作为劳动者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其创造能力也相应地高于普通劳动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种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个体系里重新组装，由此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为同时具备思维力、想象力与知识智力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嬗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我国自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少儿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进入二十世纪末，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儿人口（ 0岁～14 岁）比例从 36.3% 到 22.9%和16.6%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9.3% 到 70.2% 和74.53%。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的抚养负担。根据对1978―1998 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的年平均9.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其他为3%。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 为5.6% ，2000年为7.0% ，2010年上升为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我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消耗，只能换来粗放式的增长。只有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力开展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高校责无旁贷，要更有担当。
三、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顺利过渡，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要着力改革不适用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和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政策和制度创新是人才战略的保障，要从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快推进和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的各项改革。
（1）高考招生制度。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公正选拔人才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纲要》明确将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枢纽，系统阐释了教育考试评价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提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内容要实现考核对象从知识点的掌握，向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变上来，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可以根据考生的专业兴趣，自由组合和选择；或者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自行确定科目和分值组合。
（2）学生评价制度。评价本质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仅仅是定量评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着“考试”和“评价”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考试就是选拔人才，忽略了评价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进程中，传统的学生评价观正在向现代的、发展性的评价观转变。要依据现代教育目标和价值观，建立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能够体现时展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
（3）教学制度。教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的内部制度，外延很广，这里只探讨教学管理制度。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教学中不给学生特定内容，而是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批判思维、严密分析、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应在教学管理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具体反映，学生创造力的养成和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实现的。为此，应对原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可以通过压缩、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同时，应该扩大选修课的规模，包括人文社科课程、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外语训练课程、实践应用课程、方法类课程等，要提高选修课程的地位，使之能够与普通教育课程和主修课程同等重要。
（4）学生培养制度。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观念、培养视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纲要》就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了几个理念：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突破既有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教、学、做”一体化，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做”一体化基础上，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大学生就业跟踪反馈结合的“1 + 2 + 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改革“教”，重建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个性化教学平台、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编写新概念教材、改革考核方法、创新学生管理手段；通过“学”，捕捉交叉学科的切入点、密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联系、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通过“做”，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和科研活动、鼓励学生的科技作品在企业孵化，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通过“毕业跟踪”，准确反馈毕业生质量信息，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模式。
（5）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制度。高校要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加大学生参与科研的力度。学术上提倡的是不断创新，主张更多原创性的知识和成果。创造在学术能力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且“钻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大学应该“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更多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要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要以“厚基础、宽领域、强能力、高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思维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现代人才测评有诸多要求，已有产业化趋势，我们必须鼓励学生向现代创新人才发展。可成立“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策划、审核和评审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设立“大学生创新教育专项基金”，资助大学生创新实践课题立项和各项创新活动；设立科研学分、能力学分、创新学分和奖励学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学生还可以做老师的小助手，参加一些具体的科研工作，如文献检索、文献综述、调研、收集整理资料、实验工作、撰写论 文。在参与科技创新、科研实践的过程中，有助于增长知识、增长才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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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陆亭.以制度保证质量和公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学习体会[J].现代教育管理，2010（10）.
[3]戴家干.制度创新是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学习十七大精神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国考试，2008（01）.
[4]沈祖芸.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教学方法影响创新能力[N].中国教育报，2006-07-20.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3
广义上讲，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国家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改革红利是相对于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而延伸出来的概念。由于中国经济主要以外延发展方式来实现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优势逐渐消失，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
商业企业同样面临着此类问题，靠以前粗犷扩展的方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体现在“招工难”和人工成本每年大幅上升；资源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体现在进入了高租金时代。要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的唯一出路就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壮士断腕、涅槃重生的胆识，进行改革创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认为，商业企业释放改革红利没有任何现成模式。综观当今市场，商业企业改革创新新闻屡见于媒体，内容五彩缤纷。若东施效颦，则适得其反。虽不宜盲目模仿，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成功的企业还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
一是要清晰把握天下大势。所谓天下大势，是指商业企业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这里包括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国内零售市场竞争特点、当前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点等。识大势者，可成大事，决策方向才能顺应潮流，贴近实际。如正是由于出现了“小众化”的消费特点，微信营销、微博营销、社交网络营销等才有施展的舞台。
二是要有改革创新的胆量。改革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体制，必然会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增加成本。但是长痛不如短痛，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这方面苏宁云商做出了榜样，由于推行了020战略，今年上半年该企业利润下降60%，但是新的业务模式已初显生命力。最近该企业高管大量回购本企业股票，就显示了他们对企业前景的信心。
三是要紧跟现代科技潮流。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在商业领域，延伸出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现代商业科技，极大地改变了商业企业的交易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就是很好一例。目前二维码扫描、WIFI和移动支付等在商业上得到运用，最近读到的关于购物“生物支付”的文章，也给人有所启示。
四是仍要遵循经典的企业战略学原理。如阿里巴巴与银泰、复星等企业联手建立的菜鸟网络公司，对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建立了支付宝和余额宝平台，向金融领域渗透，这体现了纵向一体化战略。又如万达在商业地产和百货业务基础上，又向影院、酒店、旅游等领域延伸，体现了多元化战略等。
五是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对企业自身资源与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在细分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如永辉超市和农工商超市利用生鲜采购优势，将此产品做得风生水起：沃尔玛的供应链建设独树一帜，体现了高效率：鲁商集团利用房地产开发利润率高和零售业现金流量足的特点，进行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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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低效率 减速 治理
现阶段制度结构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改革传统赶超模式中的干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改变经济增长低效率的状态。
一、经济增长低效率
（一）资本增长的倒U型趋势
随着城市化向成熟阶段发展，大规模工业化扩张变慢，经济增长由农业主导演变到工业主导，再发展为服务业主导，投资率及投资增长发生从高速向低速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中国的工业化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因此投资增长速度随着增长阶段的发展呈现出从倒 U 型统计趋势。
（二）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
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源于内在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增长阶段没有必然联系，相关的是人口红利的捕捉。在200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拐点。鉴于中国人口转型的内在趋势，人口红利贡献下降到10%以下甚至转为负值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伴随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消失。
（三）冲击干中学效应的逐步衰减
通过几十年的经济赶超，中国技术水平已提升至国际前沿水平，国外技术的可获得性越来越小，学习曲线也逐步向型顶部迫近，但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
二、经济增长减速治理
（一）从政府干预体制转向市场竞争机制
在工业化赶超过程中形成的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体制困扰了中国经济改革。想实现机制转变，首先政府要转变职能，改革自身，政企分开。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尽快形成透明、统一市场。还需加强法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从根本上说，市场化的本质在于政府改革，在于打破行政分割体制，还利于民。在经济增长低效率的阶段，政府要对市场充分放权，通过存量改革来梳理调整各类关系，由政府干预体制转向市场竞争机制。
（二）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存量改革
借鉴国际上的存量改革经验。比如韩国在经济赶超阶段，形成了配套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充分利用当时的人口红利。随着工业化完成，经济逐步丧失增长动力，韩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开放资本市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实现贸易自由化，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和透明的商业环境，营造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国改革的深化，必须对调整现有利益结构，进行存量改革。首先是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提高供给能力和服务效率激活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同时，要盘活存量资产。当前中国拥有巨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没资产。通过债务和不良存量资产清理，把流向虚拟经济领域、沉淀于产能过剩领域的存量资产盘活，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三）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
中国过多的资本进入了政府主导的重工业、房地产及物质基础设施部门，大量资本无效配置。国有部门吸入大量资本，使得私人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导致资本市场低回报率及企业高融资成本的情况出现。因此，必须通过打破资本配置的结构，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利用资本提升工业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效率。
（四）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
目前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而部分行业教育过度。因为人力资本的错配，导致人力资本没有被充分使用。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相对较低，会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质量；人力资本在某一部门的沉积，压低了人力资本的报酬水平，降低了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变迁的推进。因此，必须通过改革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部门，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优化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
（五）通过体制变革打开服务业发展空间
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工业化规模扩张终止，经济逐渐向服务化转变。但是一般性生产服务业竞争过度，利润不断下滑，导致低龄化打工的现象出现，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创新和持续的效率改进。而新的服务业依托于传统赶超体制下的财政补贴，要想进行创新与效率改进，必须要先进行体制变革，打开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服务，取得新的竞争优势。
三、结束语
技术进步缓慢、人力资本积累不够，无法对经济增长减速趋势给予效率补偿。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来开展减速治理，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阻碍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桎梏，在市场竞争与激励中建立起的减速治理机制，加快存量调整，释放经济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经济减速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只有不断地提高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水平，才能平稳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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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晋川.《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 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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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吗?
最近，蔡同志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有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人的研究方法和计算的模型与依据不同，对剩余劳动力的具体数量虽有出入，但大多数看法认为存在着1.5―2亿的剩余劳动力，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蔡日方对其不予认同，认为要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作出判断。”
按照蔡的研究，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总量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以下3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多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只有5800万劳动力，剩余率只有11.7％。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①乡村总劳动力数与实际不符。我国2000年改变了城乡人口统计方法，当年城市化水平一下提高了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绝对数增加1.2亿以上，其中至少有6000万以上的农民工被统计进入城镇人口。事实上这些人并未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居住生活，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少计6000万之多。而蔡所说的已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1亿左右，则是把这部分计入农村已转移出的劳动力。②按照现有生产力水平，农业并不需要1.8亿劳动力，若按劳均20亩计，18亿亩耕地仅需9000万劳动力，再加上林牧渔业劳动者3000万计，总计只需1.2亿劳动力即可。育人甚至认为只需要3000万(周天勇，2007)。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即使按照蔡认可的1.8亿农业劳动力需求计，占社会总劳动力(16岁以上)的18％，而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工业化城市化后，农业劳动力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以下，那么即便今天农业仍需要1.8亿劳动力，在今后若干时间内仍有8000万以上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③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已转移的2亿劳动力。事实上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到非农产业，并不等于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打工、农业两不误。这两个方面转移的劳动力，按10％折合率从事农业生产即达2000万。④按照蔡防意见，农业剩余1.1亿多劳动力还要减去5000多万40岁以上劳动力。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便这些劳动力不适合转移到工商业中去，但这些人可以作为农业劳动者，置换出更多的可以出去打工者，仅从要转移者扣除是毫无道理的。
这样匡算起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5-2.1亿之间，如此之多的农民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何况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就业者多数还未完成身份变革，也未能融入到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随时可能有一批人返回农业。因此，今后应坚定不移地把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能掉以轻心。就业是民生之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有鉴于此，今后一段时间不宜强调走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之路，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必要。其实也不要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先进对立起来，二者可以相融，如电子、汽车是技术、资本密集型，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又如纺织、服装、玩具等生产，既要应用先进技术，也要大量使用劳动力。还有，第三产业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当然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一切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原则，如果没有竞争力，企业无立足之可能，就业又从何说起。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说
中国经济保持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引起中外学界的重视，研究其增长的根源。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给中国改革历史作出科学总结，更是要探索今后的发展走向。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但也有些解释令人费解，夸大其作用，如人口红利说。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增长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而且也是不断探索，不断有所发现。观点上的创新，有的是因为客观经济现象引起的，有的则是人们主观总结反思的结果。如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强调资本的作用，60年代强调劳动力的贡献，70年代强调技术创新，80年代则强调制度的作用。事实上，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各种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虽有所差别，但都在起着作用，经济学家的“发现”，有的是从某一方面(往往是过去被忽视的)加以强调，也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某一要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而言的。如科技创新、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某一国家某一阶段发挥着重要甚至主导作用。因此，究竟是什么要素决定经济增长，哪些要素起着根本性作用，要作具体分析。
问题在于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人口红利似乎被说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实际不相符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改革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26.2％。其他的一些学者等也做出了大致的结论。既然劳动力贡献仅占10％的份额，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红利说呢?特别是由人口红利说而引发的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判断，这一切把人口红利说，不仅理论化且政策化了。由此推导出今后的经济增长由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需要讨论之必要。
所谓人口红利说，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这样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创造的GDP多；另一方面每个劳动力赡养人口系数降低，人均占有GDP多了。后者是分配问题，影响的是人的生活水平问题，显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不作进一步分析。而前者本质是人手论，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现实的结论。试想，如果这么多劳动力不与生产资料结合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能促使经济增长吗?再设想，如果没有高速工业化，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我国经济能有这么高速增长吗?有种说法，我国60年代初是人口出生高峰期，8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我国60年代末也不
乏大量劳动力，仅城市就有成千上万知青无法就业，大批下放农村，其实农村并不需要，也未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如目前印度经济增长达8.8％，属高速发展。难道也是由于该国6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吗?即使有人口方面的现象，也未必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因素。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旨在说明，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动因，人口红利说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真理多走出一步，就成为谬误。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中，为什么在相关模型计算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与现实直观感觉的不同。任何一个不怀偏见者都知道，现在企业的生产设备、管理水平、信息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要素与改革之初有天壤之别，先进了许多。另外，企业改革、裁减冗员、分流辅业也有较大进展。还有，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对外引进也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南洋银行的一份关于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调研结果，认为比初期有很大提高，且是比较先进的。但统计计算上这种贡献率却很小，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二是究竟如何看待我国30年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未来趋势与走向。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城市化加快时期，要有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换句话说，资本投入中有很大部分是用于路、电、水、气等项目建设，而这部分投入对社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改进的推动作用难以直接显示出来。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是反映在工商业生产部门，而这些部分只是社会资本总投入的一部分。因此，资本总量与部门投入之间大小的错位使技术贡献偏小，而对GDP的增长却并无影响。
其次，在工业化未完成时，从生产角度而言，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也就是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是重在技术改进上，且初始投入大，这是必须经过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我国目前的市场需求以吃、住、行、居为主，多属于传统生产部门，国际分工中也处在下端，这类产业占有社会投入的比重相当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其中的技术与设备并非落后，但这类产业特点决定了其生产率不高，技术在此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当这类产业在全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较大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当农村劳动力从生产力低下和就业不充分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在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同时，潜在的生产力得到发挥，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的。但在现行的经济贡献率计算方式中，更多体现为资本配置的贡献，而不是直接的技术进步上。
三、简短的结论
目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与人口红利说，二者有着内在逻辑联系，都是为了说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增长要由过去依靠劳动力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由于这一观点迎合了当前国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总方向的要求，很快被主流经济学者接受。姑且不说改革以来，我国技术总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贡献率的事实，只强调以下三点：
1、在工业化、城市化未完成之前，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一基本事实恐怕难以改变。一是城市化建设在加快，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二是我国居民需求的升级，推动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汽车、飞机等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三是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推动转移需要有大量资本投入。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高新技术 创新制造模式 自动化 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278-01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电气），主要生产打火机、点火枪、医疗器械等产品，2007年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打火机业务连续16年实现对外出口销售排行第一，是全球打火机行业前三强品牌。
近年来，为了克服日益突出的招工难、用工贵、劳动效率低等企业发展的瓶颈，新海电气大力实施以机器换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得以加强。
一、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沿海发达城市陆续进入招工难、用工紧张的困局，特别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可以说正在、或者即将迎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赤字”，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加之经济危机带来的消费疲软以及资源环境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倒逼，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以“机器红利、技术红利”取代“人口红利”，就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也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质增效的需要。打火机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装配制造过程中主要以手工为主，人力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生产效率受限，产品质量不稳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针对这种情况，通过信息化自动化的方式对传统生产线进行改造，既有利于减少劳动用工、提高生产效率，更有利于提高产品品质，降低次品率，从而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运用
1，创新制造模式替代传统生产方式。为了积极有效面对传统生产方式中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生产管理困难、生产效率低下等诸多发展瓶颈，新海电气通过创新制造模式实现了转型升级，即通过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其核心是“机器换人”。
机器换人，是以现代化、自动化的装备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新的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对于技术进步、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机器换人”不同于一般意的义工业技改，其实质是“机器+自动化”换人，或者说“机器+信息化”换人，目标在于形成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全新制造模式，在探索实施过程中还要牢牢把握住先进性、前瞻性和效益性三个原则。
一要换出效益。投入必须追求回报，追求效益，能不能换出效益，这是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制造模式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现代化装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改变以往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低回报的产业格局，从根本上实现“减员增效、减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污增效”。
二要换出质量。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机器换人”的目的绝不是仅仅减少用工量，其核心是生产工艺的改进、生产精度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良好的产品品质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要换出安全。安全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相比较面言，操作繁琐、劳动强度大的岗位，更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对于企业的安全生产造成重大威胁。“机器换人”就要优先换掉那些“脏、累、苦、危”的工作岗位，从根本上消灭安全隐患，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2.企业技术中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新海电气除了借助国内外大型自动化设备生产商的技术支持，更加注重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2010年，新海电气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行业内领先的研发实力，在塑料喷雾器、塑料打火机的注塑、装配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各方面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处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为了大力推进高新技术对传统生产线的改造，新海电气还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专门设立了自动化研发项目组，高薪聘请具有国际大型设备制造公司研发背景的台湾籍高级工程师担任负责人，进行自动化攻关，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成果
通过三年多的技术改造，新海电气在国内塑料喷雾器、塑料打火机生产自动化方面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例如，在喷雾器自动组装机方面，新海电气把原有的塑料喷雾器生产主体上油、活塞上油、装活塞、装板手四个手工、半自动工序串起来，集成一个喷雾器自动化组装机，由原来的四个流水线操作工改为一个设备管理员，人力成本得到控制的同时，生产效率达到了原先的1.3倍以上，产品不良率从2.96%左右下降到1.05%以下。
用于打火机油槽的自动加气设备，改变了传统手工加气模式生产效率低下、充气不均匀导致产品品质下降的问题。一台企业技术中心自主研发的自动加气机，通过电脑控制8个充气机头，可以连续为200只油槽重启，生产效率提高到原来的4倍，产品品质相对稳定，且加装了自动加气控制柜，现场实时监测燃气灌装车间燃气流量及空气中的含量，有效排除了灌装车间的安全隐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三年多的技术改造，新海电气累计投入83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减少人工岗位1000余个，生产效率提高了60%以上。实践证明转型升级，机器换人，是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参考文献：
[1] 徐先春.论创新发展的本质及意义[J].特色实践与理论，201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