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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1
土地最宝贵的莫过于耕地，它是非常关键的农业资料，其对于维护国家的粮食稳定，保证社会和谐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当前时期，对耕地开展的保护活动牵扯到的成员或是组织一般有如下的一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由于这些群体本身的社会地位等有一定的差异，而且监督和信息等也有缺陷存在，所以发挥的效益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群体中，农民是最为直接和实际的使用以及管理人，其对于土地的总数以及品质等非常了解，不过在我们国家的保护模式中，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理应扮演的角色，却没有被太多考虑。因为他们没有被放到上述的责任模式中，农户也未将自身当成是土地保护的关键方，所以他们就无法形成较为浓厚的保护意识，不能积极的服从管控，此时耕地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在这个前提下，本人经由长久的分析得知了干扰保护的常见要素，指出了一些应对方法。
1 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内涵
具体的讲，该内涵涵盖如下的几点。第一，从总数到品质的综合化的管控，同时更为关注品质维护。第二，要主动的对那些违法活动检举，同时农户在他们本身的权益受到其他组织的干扰时，要依法处理，认真补救。
2 干扰保护的要素
2.1 群众的参与思想太低
该群体是耕地最为直接的使用人，不过在农村中因为教育太过于落后，而且有很多的封建思想，此时就会在群众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权力要超过法律的思想。还有部分区域的农村干部的综合素养较差，这也干扰到总体的建设工作的开展，使得农户的参与思想非常低。针对耕地保护活动来说，也就不能够认真的参加了。我们国家的现行耕地维护模式里，因为农民不能够积极的参加，此时就会使得总体的保护活动无法正常有效的开展。
2.2 农户的法规意识较差
公众参与是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宪法》的第2条、第41条相应规定都有充分体现。关于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基本农田的义务，并有权检举、控告侵占、破坏基本农田和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第7条规定：“国家对在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然而，中央政府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众或农民参与耕地保护以及对抗耕地违法行为的具体措施、有效途径以及奖惩的方式。有关公众包括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多流于形式，农民几乎被排除在耕地保护体系之外。
2.3 没有稳固的经济前提
要想确保群众积极的参加到该项活动中，就要保证有特定的物质背景和方法。如今很多农村的经济基础不是很好，这就使得土地的保护缺少必须的物质前提，干扰到群众参加到活动中的积极性。对于那些经济较差的区域来讲，大部分的青年群体都外出务工，基本没有心思去关注该活动。在很多人看来，土地归自身所有，因此把自己的地转租给别人，此时别人有时候就会将耕地用作别的方向。
2.4 群众和耕地之间的利益联系不密切
在马克思看来，人参加一项活动的前提是有特定的利益，并非是一种本性。对比农户参加到该项保护活动的情况来看，该群体大体上认为当前的利益是最为实际的。在很多的区域中，尤其是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存在以户为个体，进行小面积种植的现象，其效益很差。很多农户外出务工，家中只剩下弱小，此时就无法积极的参加到耕种活动中，很显然这就导致了利益关联度不高。
2.5 群众没有积极的参与效能感
人们参与的主动性与对参与的效能感有关。效能感是指公民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府决策的自我主观评价。一般来说，参与效能感强的人比参与效能感弱的人会更多地参与某项公共活动。对于个人而言，参与效能感是影响其参与的最主要因素。
3 应对方法
参加到耕地保护工作中，不但是所有的公民要享受的权力还是一项必然的义务。对于农民来讲，要想实现好的效果，就要做好如下的活动。
3.1 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规条例
农户参加到耕地保护工作中，第一就是要切实的提升群众参加到耕地保护中的思想，特别是法规思想。要做好再教育工作，真正的提升群众的素养。经由多项方法，提升其民主思想。而且，还要经由多种媒体和方法，确保群众了解到耕地面积减少的危害性，提升其保护意识。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应尽快制定一部《耕地保护法》，并将农民参与作为该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加以明文规定，使其法制化。其次是将农民参与的原则、具体方式、内容和程序具体细化，让农民参与耕地保护能真正贯彻落实。
健全和完善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制度规定。首先要从抓好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合法性”，即制度支持上入手。
3.2 构建新型的农地产权体系
农地产权的完整性是农民有效参与耕地保护的基础，完整的产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产权必须是完全界定的，产权必须是排外的，产权必须是可以流动的，对财产权必须加以有效控制。完整的、可流动的、可继承的产权可以激励农民尽心尽力地保护耕地。
以产权明晰、长期有效、市场化流转为目标，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构建新型的农村产权体系。新型自啵村产权体系庇设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农地承包使用叔”和“耕地经营流转权”三种主要的产权形态，其三种产权形态应是相互分离的，各自产权界定应是清晰的，并赋予每种产权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3.3 做好补贴工作
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看，耕地带给他们的利润不高，假如硬将其束缚在土地种植上很显然是不合理的。生产资料所占据的费用比例很大，而且还要进行水利投资以及劳动力，但是其带给我们的产值却不高。众所周知，农民是当前我们国家最为庞大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利益的保证是当前国家的一项关键工作。因此务必将农民降低负担，增加收入当成是当前工作的关键点，设置积极婚礼的体系，辅助农民搞好农业生产，确保其收益增加，使农民获取社会生产的平均收益。
4 结束语
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或驱动力源自农民保护耕地所带来的收益，农民收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的成败，即农民增收这一问题能否很好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耕地保护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要通过多种方法来切实的保护农户的利益，特别是长远阶段的利益，上述内容是目前耕地保护工作的关键点。建立这样的政策，则需要政府建构以农民参与耕地保护为基础的耕地保护体系，通过完善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农民的土地产权，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补贴办法，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四位一体”的耕地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朱红波.中国耕地资源安全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高明.耕地可持续利用动力与政府激励[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2
[关键词] 土壤肥料 农业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S1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1-0045-01
随着人口、粮食、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晴隆县发展的必然选择。晴隆县是一个传统山区农业县，因受北盘江及其支流的强烈切割，切深达500～700米，形成了典型的深切割岩溶侵蚀山区，具有“山高谷深坡陡”的特点。在21.236万亩的耕地上生活着34.568万的人口，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晴隆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粮食生产是农业的根本，粮食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土壤肥料则是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基础，关系到农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土壤肥料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土壤资源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土壤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各种农作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地，土壤具有营养库、养分转化和循环、雨水涵养、生物支撑、稳定和缓冲环境变化等重要作用。统计资料表明：人类消耗的约80%以上的热量，75%以上的蛋白质和大部分的纤维都直接来源自土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晴隆县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必须抓好以土壤资源为基础的粮食生产。从一定程度上讲，土壤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人类宝贵的可更新资源，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是农业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保障。土壤肥力（土壤能够全面地、持续地和协调地供给植物以水、肥、气、热等肥力因素的能力）是衡量土壤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肥沃的土壤能持续协调地提供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土壤肥力因素，保持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稳定与提高。因此，土壤肥力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许多国家都把提高土壤肥力，防治土壤退化的综合治理纳入发展农业与整个国家经济计划之中。
2.肥料资源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土壤养分是衡量土壤肥力高低的基础，肥料则是土壤养分的主要物质来源。因此，肥料资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大量试验结果表明：合理施肥能增加农作物产量，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表明，在提高单产方面，化肥对增产的贡献额为40～60%；合理施肥能改善农产品品质，如可提高蔬菜、瓜果中维生素C、可溶性糖及其他营养物质含量，提高棉花衣分、绒长等；合理施肥能提高土壤肥力和改良土壤，使土壤养分含量持续增加，改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状等；合理施肥能减轻农业灾害，如合理施肥使作物茎杆粗壮，抗倒伏、抗病害等抗逆能力大大提高。从现代科学储备和生产条件出发可以预见，未来农业中，肥料在提高产量与改善品质方面仍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有限的耕地与沉重的人口压力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施用化肥仍是晴隆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肥料的总用量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二、解决土壤肥料问题的对策
1.大力推广土肥技术，促进我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晴隆县人均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1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由于工业用地的不断增加，耕地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将难以逆转。同时肥料使用不尽合理，利用率仅在30%左右。不仅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品质下降，而且造成资源浪费，直接影响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土肥技术的推广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加强耕地质量建设，这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建立土壤养分定位监测网络，搞好农田环境污染监测，开展耕地质量调查和评价，利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对耕地质量实行动态监测与管理，及时将调查成果应用于科学施肥、农作物的科学布局规划、耕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加强基本农田保护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要推广测土施肥技术，科学用肥、合理施肥。积极研制和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新型肥料发展高浓度、复合化、专用化肥料。大力发展有机肥料，利用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推广沼肥，肥培肥地力，有效改良土壤、降低土壤中的药物残留量，从而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推广微生物肥料，减少环境污染。再次是开发新增耕地，并改良达到耕地的肥力，使之达到占补平衡。同时发展生物肥料产业，促进农业经济进步。
2.建立和健全耕地资源保护法
当前土地保护法尚不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缺位，导致耕地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不佳。应重视耕地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明确耕地资源保护立法的价值，调整耕地保护法律关系，构建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农地发展权制度。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建立健全有关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非农占地和破坏耕地，强化耕地利用管理，并建立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区，加强耕地资源的研究等。
3.增施有机肥料，培肥土壤
耕地保育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土壤均衡供应各种养分的能力，增加土壤-作物体系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容量和强度。在低肥力土壤上要充分利用有机肥料资源，建立科学的有机-无机结合的科学施肥体系，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向土壤-作物体系中输入物质和能量，加大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容量和强度，提高土壤均衡供应各种养分的能力。高肥力土壤则要注意养分投入和产出的平衡，加快农田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保持土壤均衡供应各种养分的能力。
4.研制新型化肥，改进施肥技术
以缓/控释肥料为代表的新型肥料，其养分释放与作物吸收同步，一次性施肥满足作物整个生长期的需要，减少肥料损失、提高肥料利用率，且对环境好，将是21世纪肥料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利用3S（GIS， GPS， RS）技术对农田养分精准管理和精准施肥技术，按照田间每一操作单元上的具体条件，可以相应地调整投入物资的施入量，达到减少浪费、增加收入和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质量的目的。2009年我县开始实施农业部实施的“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因土因作物合理施肥，既可培肥改良土壤，又能提高肥料利用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3
一、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不系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
二是监测水平滞后。多数地区缺乏土壤监测必备的仪器和人员，尤其是基本农田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监测站点布置过少、监测项目少、监测数据流通信息不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诸多问题。
三是修复技术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大多数仍处于实验阶段，有些还只仅适用于实验室的小规模实验，与工程的实际推广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现有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
四是防治资金短缺。土壤污染防治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由政府买单。而政府财力的相对有限性使防治资金的来源受到很大局限。尤其对于无主的污染场地，由于其大多数位置偏远，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积极性不高，中央资金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修复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相对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丹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检测、治理、防控、资金、惩治等诸多环节，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如美国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并以这一基金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污染土地管理框架。针对责任方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即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都必须为场地污染负责。丹麦在2000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设立了土壤检测点，对土壤进行长期实时监测，进行动态管理。英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制定了详细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地块管理框架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建议：
1.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相应配套各类法规细则，构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2.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摸清底数，并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3.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各级政府和机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并根据不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4.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列为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土壤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定期监测制度，长期、动态、实时地对土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5.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一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土壤污染实行永久性的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土壤污染者除了要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外，还应承担土壤修复费用。二是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资金保障机制，成立类似美国“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土壤污染的管理和修复，保证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来源的稳定。另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清洁生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土壤治理修复。
6.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制定土壤修复企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加快相关人才培养和设备研发。一方面在各大高校增设土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加大专业土壤防治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科研部门要加快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原料等研发的步伐。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4
政策体系及其特征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发达国家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纵观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在有效均衡环境保护与促进农业生产的关系时，均把规范法规、完善制度放在首位。美国近些年农业发展在吸取生态失衡的教训之后，面对农业生产和开发给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转而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农业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立法，强调农业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肥、石油的投放量控制在适合的水准，维护自然资源的自然繁殖性。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1983年美国制定了有机农业法规，对有机农业进行界定，并要求所有农药都必须在联邦农业部登记，在使用的州注册，使用者必须经过培训合格方可领证。州农业厅每年对农药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投诉违法的案件加以处理。对生产、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环境污染者，采用投资课税的方式，征收农药税和化学肥料税。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的《农业法》中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18亿英亩的农地纳入计划，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已经成为美国农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1990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有机食品生产法》，成立了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1991年在原来《有机食品生产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有机食品证书管理法》。1996年，美国政府修改《农业法案》，增加了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办法。2000年12月，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USDA）的农业市场服务处制定了美国有机农业条例（NOP），对有机农产品的定义、适用性、有机农作物等作了详细的界定。2002年，美国出台《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该法案授权：“农业部通过实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以现金补贴或技术援助等方式把资金直接分发到农民手中或用于各种生态保护补贴项目”。2010年美国政府颁布《健康、无饥饿儿童行动》法令，该法令提出有机贸易协会将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进行有机食品的试验计划，用于学校食品计划中有机食品的提供。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使该法案成为美国第111届国会第353号法律。《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有助于保护有机农业生产者（丁溪等）。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和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2011年联合的数据，2010年，美国有机产业产值达286亿美元，2000-2010年有机食品年增长速度为16.5%，远高于食品行业3.2%的年增速，有机食品占食品行业的份额呈增加趋势，2010年达到4.0%。
1991年6月欧共体就制定了首个欧共体生态农业条例，它明确规定了那些被确定为生态产品的农产品和食品应该或者说必须如何被生产出来，它不但对生产者如何生产和在生产过程中允许使用的物质做了具体规定，而且也对加工者如何加工和再加工过程中允许使用的物质做了明确规定，并明确说明那些未在肯定可以使用的物质单列中出现的物质即为不允许使用的物质，这同样适用于那些非农产品的食品配料。所采用的附加料，如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则允许部分附加料来自传统农产品，但不得高于25%。一旦使用了传统农业附加料就应在产品中标明使用的比例。只有95%以上的附加料来自生态的，才可作为纯生态产品出售。这一条对于那些向德国等欧盟国家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因为德国已经明确规定，只允许进口生态农产品和生态食品，而这些商品要进入其国内市场，就必须经得起严格的检验，不得出现任何德方认为可疑或不明的成分。
欧盟各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时，都运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强对生态农业的领导、管理，通过制定支持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法规，为生态农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瑞典政府早在1969年就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规，上世纪80年代，又相继出台了15个单项法规，在此基础上，1999年颁布了一部完整的《农业保护法》，对农药、化肥、水等的使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明确了污染者补偿原则，节约原材料与能源的生态环境原则等，并在法律别强调了政府的监督作用。欧共体于1988年规定，为控制生产和保护环境，实行20%的农地不耕作，对恢复自然植被的农户损失进行直接补偿，农户有义务按一定比例将低产农地转为生态用地，用于野生生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政府就此与农户立下契约，最低期限5年，长期自愿者为20年。德国在2003年根据欧盟的《欧共体生态农业条例》制定了本国的《生态农业法》，对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都有相应的标准规范，涉及水、土壤、大气、耕作制度、生物多样性、农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
英国的“控制公害法”，将污染物流入水中视为犯罪，实行严厉的污染者负担制。2000年以来，WTO贸易谈判形成的新的农业协定，促使欧盟诸国要强化以促进生态农业发展为主导的绿箱补贴政策，以代替原有的直接补贴政策。以可持续发展、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保障为目标指向的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正在逐渐成为德国最主要的农业保护手段。
亚洲的日本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也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日本生态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四部，分别是《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可持续农业法》《堆肥品质管理法》《食品废弃物循环利用法》。其中，1999年7月12日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是在对1961年实施的《农业基本法》进行评估后制定的具有新理念的政策法规，该法规的核心在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村振兴，确保食物的稳定供应，发挥农业与农村的多种功能，是21世纪日本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方针。
（二）完备的财政扶持体系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2003年6月，欧盟确定农业补贴与环境保护完全挂钩，形成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农业补贴的环境保护功能改造完成。2003年欧盟出台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体系，并以此作为指导欧盟成员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补贴的纲领性文件。欧盟各成员国依据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指标体系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生态环境最低指标体系。构建确保农业生态环境标准指标体系实施的激励机制，首先设置奖励机制，补贴标准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额度为参照系，其次设立惩罚措施，农业生产经营者申请农业生态补贴项目必须承诺预期成果和保证措施，若不能达到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能获得全的农业补贴甚至不能获得农业补贴，最后，设置评估监督机制，成员国每年对本国农业生态建设进行绩效评价并向欧盟监测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欧盟监测委员会综合各成员国的评估报告形成欧盟农业生态建设绩效评估报告，通过农业生态建设绩效评估报告对欧盟农业生态建设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
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生产大国，其农业产值占欧盟农业总产值的22%，农产品出口长期位居欧洲首位。法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制定实施了生态农业发展计划，目前，法国生态作物种植面积约为100万公顷，从事生态农业的单位或农户达2.5万个。近年来，法国生态农产品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为进一步鼓励生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法国政府于2008年再次颁布了“生态农业2012年规划”，旨在提高生态农业产量，同时将生态农业面积扩大3倍，力争达到占可耕地面积的6%。这一规划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生态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产品生产、收购、加工、销售的渠道;第二，对从非生态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的农户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第三，加强对生产部门的技术支持和对相关人员的知识培训;第四，在制定农业法规时，充分考虑生态农业的特性和要求，从政策层面上放宽限制;第五，在生态农产品消费方面，政府加强引导，目标是到2012年，使生态农产品的消费比重超过20%。法国用于农业环境的资金，1992年为800万欧元，1993年上升到1.5亿欧元，增长近20倍，到2001年已高达3.7亿欧元。现在法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欧盟各国所有的资助项目都规定，农民必须按照生态农业标准耕种5年才能得到资助，否则必须退还所领款项。除了生态经营以外被要求实施额外环境措施的，相关费用由财政另行拨付。
德国政府对生态农业的扶持政策有三大方面：一是对生产的扶持，1999年德国对生态农产品生产的补贴达1亿马克，在生态农业的范围内，转型企业每公顷农田和绿草地可得到300马克的补贴;在蔬菜栽培的土地上，转型中的生产实体每公顷可得到700马克的补贴，已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实体每公顷可得到350马克的补贴;参加州生态法案监控操作程序的生产实体，还将另外获得每公顷60马克的补贴。二是对营销的扶持。德国为帮助其生态农业尽快实现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市场，启动了《有机农业联邦计划》，动用7000万欧元作为专项基金，用于生态农业的宣传、信息服务、职业培训、科技研究与推广;三是对生产合作社的扶持、启动扶持补贴用于生态生产者合作社，最高可达建立生态生产者合作社费用的50%，最高限额为7.5万马克。
瑞士支持将生态保护的费用支付问题综合纳入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包括激励性税收应该与财政和公共开支的规定相一致、重要的环境目标应该被这些税收措施所支持、各类新旧补贴都不得与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相冲突等政策。
针对农业发展中由于依赖高投入、高增产伴生的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一系列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韩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着手促进亲环境农业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幅扩充和完善促进政策，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亲环境农业政策促进计划，在政策建设与实践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补偿实践亲环境农业的农民可能遭受的收入减少，奖励农业、农村的环境保护和安全农产品生产，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引进并实施亲环境农业直接补贴制度。亲环境农业直接补贴制度是指政府向亲环境农产品生产者即获得亲环境农产品认证证书的农民，直接支付补助金的一种支援收入的政策，与提高价格收购政策等形成对比。与亲环境农业直接支付制度相配套，韩国政府为了通过发展亲环境畜产业改善农村景观、减轻环境负担等，构筑可持续畜产基础，从2004年开始尝试亲环境畜产直接支付制度即政府向参与政府的亲环境畜产发展计划的农民补偿因参与而导致的收入减少，或支援所需追加费用。亲环境畜产直接支付制度支援对象应在最近2年内没有因违反《家畜传染病预防法》、《有关污水、粪尿及畜产废水处理法律》而受到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行政处分，没有因畜舍内及周边环境不清洁而发生民事纠纷，并且满足亲环境畜产业发展要求，即基础项目条件和激励项目条件。其中，基础项目条件为，以养猪和鸡为例，降低饲养密度，保证粪尿产生量比通常（允许）标准低20%～30%，同时把产生的粪尿按相关规定全部堆肥化和液肥化。另外，不论饲养何种家畜，都要在一定期间禁止使用抗生素类药，参加并完成专门机构举办的环境、防疫教育。激励项目条件为在畜舍及粪尿处理设施周边栽植景观树。
国际生态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相关法律法规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在发展生态农业时，都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制度支持。例如美国各地农地、水等自然资源保护的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各项法律和计划的实施使生态保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的《农业法》中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18亿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我国的立法落后于生产实践，虽然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得到逐步的完善和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农业部门先后起草和实施了《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主要法律、法规，并制定了一系列部门管理规章，法制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但是目前促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仍主要出现在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工作报告和会议文件中，还以行政规范和管理引导为主，缺乏一部促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法;尚未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包括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经济激励措施等在内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对新的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方式缺乏有效地法律支持。
（二）农业补贴政策与环境保护功能紧密结合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支持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其财政支持政策与环境保护功能紧密结合，例如，韩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倡导的亲环境农业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幅扩充和完善促进政策，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亲环境农业政策促进计划，在政策建设与实践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国在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出现了农业补贴与环境保护功能相背离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对化肥、农业、除草剂等重要农资实行价格管制，对生产农资的厂商进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提高厂商的供给意愿，另一方面，对种田农民给予农资综合补贴，在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农民购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重要农资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
完善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生态农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农业生产、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建立了初步的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体系，截至目前，国家制定和完善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近20余部。同时，国务院还制定颁布了有关环境与资源方面的行政法规30余部，许多法规和政策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扶持、补偿的要求及操作方法，但总体说来，我国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还相对薄弱，对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的界定、对扶持内容、方式和标准的规定不明确。立法落后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发展，部分法规条例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体制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新的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方式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一些重要的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根据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法律法规的建设，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适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农业法》，作为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法，并在《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纲要》已制定的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近期规划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将生态农业发展的阶段目标、任务和措施纳入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指导具体实践。
（二）逐步加强与完善产品认证与监管体系
在生态农产品认证方面，我国目前实行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位一体的认证体系，分别由国家农业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下设机构承担认证职能。该认证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三类认证标准界限不十分清晰，不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认知和区分。并且目前在生产实践中，存在着重认证、轻监管的现象，此外，对认证机构的认证服务和结果缺少必要的评估和管理，容易造成有机认证机构执法不严和收费不合理现象。因此，要规范绿色、有机认证市场，加强认监委等相关部门对相关认证机构的监管，采取市场退出机制，加强认证机构的权威性，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降低认证的成本和费用。完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种植的监管体系，形成认证机构、当地管理部门监管和农户自我约束的多重监督体系。
（三）完善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5
【关键词】德国;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启示
德国位于中欧西部，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欧洲的心脏地带。目前，德国是世界的农业现代化强国, 特别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应当在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 对德国现代农业发展加以借鉴和移植, 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1.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原则下，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物和物质循环再生的原理，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应用生态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的优化模式，因地制宜的农业体系.它要求把粮食生产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把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业相结合，把大农业与二三产业发展相结合，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
1924年德国就提出了把有机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引入了农业，其基本观点是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高度协调，人类在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实体是人、动物、植物、土壤等组成的有机复合体；所有农业活动都在环境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近年来，德国发生的“疯牛病危机”和“口蹄疫风波”,直接导致了国民对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怀疑,促使政府加大了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力度。
首先，加强生态立法。德国的农业有一套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一般农产品种植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就有8个,即《种子法》、《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植物保护法》、《垃圾处理法》和《水资源管理条例》。[2]对于有机农业,除上述法规外,德国根据欧盟规定分别于1991年和1994年公布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态农业管理规定。1998年德国政府制定了《动物保护纲要》，禁止伤害动物及利用动物进行试验。2002年又公布了有机农业法案,对有机农业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和规定。[3]
其次，生态农业保障措施和扶持政策。由于有机农业只使用预防性植保措施，不使用农用化学品，这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较高的产品成本，较低的生态农产品产出。销售渠道需拓宽，生态农业转型过程需要2-3年的过渡期，要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市场的价格杠杆不能完全报偿生态农业为保护环境所做出的贡献。为了保障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实体的经济收入，鼓励从事生态农业，多形式多方面多渠道的经济政策扶持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4]第一，采取定期检查制度，实现了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第二，启用生态产品标示，消费者根据统一的生物标志，能清楚地确认有机食品，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并且推动有机食品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快速发展。第三，采取扶持补贴政策，对生产、销售、投资等各个环节进行扶持补贴，提高了从事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使生态农业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最后，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农地休耕，对每公顷休耕地提供700马克补贴。建立国家森林公园和农业自然保护区及杂草保护区等措施,来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力开发生物能源和原料，种植可替代矿物能源和化工原料的经济作物。鼓励栽种油菜籽、蓖麻、向日葵等能源作物，每公顷补贴45欧元。
德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值得我国去借鉴。目前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如：植被破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地力下降、水资源污染等趋势仍在发展,我们正面临农业自然资源数量锐减和质量退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因此， 首先，要加强生态立法方面的建设，以强制的法律手段去保护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其次，制定和实行生态补偿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从事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生产措施, 调动农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使生态农业能够快速的发展成为可能。最后，大力开放生物能源和原料，使得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进而逐步实现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19世纪80年代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一百多年来随着德国农业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德国农业社会保障也逐步发展为不仅有农民老年保障，而且有农民疾病保险、农民事故保险、农民护理保险、生育保险等的健全完善的现代农业社会保障制度。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农业社会保障是从农业职业特点出发、与一般社会保险有所区别的制度。完善健全的的社会保障项目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并且，社会保障的标准高、津贴多，管理专业有序。因此，德国人民过着人道的、与人的尊严相应的、尤其是在老年时没有大的经济顾虑的生活。实践证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富有远见和行之有效的制度。
面对德国如此健全和完善的现代农业社会保障制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有如此全面的保障，他们什么时候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符合人的尊严的、尤其是在老年时没有大的经济顾虑的晚年生活。我国在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目前的农民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但仍然存在保障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城乡差别大，土地保障和医药流通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差别巨大，因此不可能像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全面的、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待遇。然而，我们要在必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样的大前提下，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5]
首先，社会保障模式和水平要适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只能是多层次、城乡有别的，而不是全民型的保障。保障水平只能是温饱型的，而不是福利型的。[6]其次，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要加大政府立法来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3.实施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再加上国家分裂，大量东德人口涌入西德，解决国民的温饱成为德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政府对农业采取投资补贴、拨款、农产品价格支持、低息贷款等措施,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首先，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的手段刺激农业生产，即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也在所不惜，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基本解决国家的食品供应问题，到了80年代出现农产品生产过剩的现象。其次，政府规定购置农业专业化设施的长期贷款期限可达20年,年息为3%,其他农业贷款年息4. 5~6%,比一般的贷款利息低,甚至特殊的农业贷款期限可长达50年,年息仅1%。[7]最后，为了使农业总体收入与其他部门相比相对平衡和稳定，德国采取了平衡收入的方法，对收入较低农业企业给予补贴。由于正确的政策导向，德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不断提高。
借鉴德国成功的做法,我国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支农水平。首先，我国农业的发展应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导向,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信贷投入为驱动,外资投入为补充的农业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农业投资机制,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确立投资主体的职能,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制度。[8]其次，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不可能像德国那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的财政支持,因此，要把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关键环节的扶持上，例如：农业科研、推广、教育和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知名品牌的创建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最后，制定一些减负增收、直补农民的政策措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又是弱势群体，在目前国家财力无法补贴农业和农民的情况下，应该逐步减少对农业和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给农业和农民休生养息和直接补贴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陈斓.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背景、现状和展望[J].云南大学学报,2004,(2):140.
［2］张华建,童存泉,赵颖南,等.德国有机农业的考察及其启示[J].安徽农学通报.2004,8(1):2-4.
［3］邢可霞,王青立.德国农业生态补偿及其对中国农业环境保护的启示[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1):1-2.
［4］冒乃和，刘波.德国农业发展的方向--生态农业[EB/OL].，2003-6-25.
［5］刘翠霄.中国和德国农业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分析[J/OL].省略/product.free.4296065.1/，2007-11-22.
［6］杨来发.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评析及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6):31.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6
关键词:西部 生态补偿 法律制度
前言
生态补偿起源于德国1976年开始实施的Engriffsregelung政策和美国1986年开始实施的湿地保护No-net-loss政策。我国是世界上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较早的国家之一，1992年底，原林业部提出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机制，1998年修改后的《森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2000年，国家《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除此之外，《水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制度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从2001年起，国家财政拿出10亿元在11个省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还拿出300亿元用于公益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补偿、防沙治沙工程等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政府规章，同时，各地方也积极开展了生态补偿的试点工作。
但是，除国家财政少量的转移支付外，我国迄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而且，西部的生态补偿处于无法可依的困境，特别是相关的环境经济、法律手段严重短缺，无法解决西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因此，应尽快完善立法，建立起有效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确保西部生态补偿工作得以长期、稳定地实施。
一、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和中国西部的生态补偿机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生态补偿的经济、技术手段、管理模式等都很不成熟，亟待完善。仅就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而言，存在很多问题。笔者以为，最为严重的当属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综合性制度安排。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管理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环境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部门分头管理现象严重，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和实施规划，生态补偿基本上是部门性、地方性的，缺乏部门间的、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和协调，尤其是缺少跨省市的协调体制，无法解决跨省市的生态环境补偿问题，也无法整合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生态系统作为特殊资源，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内部各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与制约所形成的动态平衡发挥作用，仅对其中某个要素或部分要素进行补偿并不能真正达到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我国现有的规定恰恰陷入了这个“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误区，未能采用整体系统的认识和做法，导致仅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局部公平，整体不公平。如果这些状况得不到改变，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就将无所依托、难以建立。
2.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及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生态补偿是多个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责任的重新平衡过程，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而目前涉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利益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对其在生态保护方面具体拥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导致西部生态补偿各利益相关者无法根据法律界定自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权、利关系。此外，因学界对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标准还存在争议，故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遵循。
3.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破坏的发展速度，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对利益主体没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中央立法中仅《森林法》中有生态效益补偿的不成熟的原则性规定，《水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只有一些零星的规定，西部地方立法也欠缺可操作性。由于中央立法整体性缺少关于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西部地方立法探索缓慢，所以对于相关利益主体的法律规定仍然是一片空白。生态税、发行国债、生态彩票、BOT融资方式、东部发达省份对西部的援助资金等方式筹集资金等还未被法律所肯定。这些都不足以应对西部日益恶化的生态需求。
二、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
(一)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1.日趋严峻的西部生态环境形势急需生态补偿立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将面临比中东部更为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西部生态总体仍在继续恶化，生态环境所呈现出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反复性和艰巨性，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西部生态功能的价值长期没有被认同和接受，这一巨大生态价值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不能体现出来，同时，生态效益目前还难以成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以致西部许多地区陷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恶性循环中，据了解，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
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西部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以及土地荒漠化(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急剧减少，作为“地球之肾”的湿地面积大幅退化和减少(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多种独特生态功能)等问题，以及每年席卷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在向人们证明，西部的生态危机不再是局部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全局性的大问题，事关全民族未来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的大问题。它不是一时之因造成的，而是历史的长久积淀形成的，它固然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生态补偿制度的缺位是有直接关系的，西部严峻的生态危机昭示了生态补偿立法的紧迫性。
2.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卓有成效，为西部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生态保护认识的深入，人们对生态效益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某些省市地方政府亦先行一步，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并符合地方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生态补偿规定，并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为进行西部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其中，浙江省是我国较早注重并开展生态补偿建设的几个省份之一。2005年8月，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浙江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即“受益补偿、损害赔偿;统筹兼顾、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多方并举、合理推进原则”，同时提出了开展生态补偿的主要途径和措施。在此之前，浙江省杭州市也曾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则，将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公正财政制度，明确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生态补偿产业扶持政策，建立生态补偿、环境管理制度及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责权
统一的生态补偿行政责任的要求。还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等，加大生态投入，“十五”期间累计投入占同期GDP的2.06%。截至目前，“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已累计完成总投资401亿元，使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地方省市经过长期的摸索与环境管理实践，探索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尽管其中不乏局限性，但对其他省市、西部以至全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具有借鉴价值。
(二)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法理依据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我国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形成了称为“三大理论基石说”的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资本理论，这为我国的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从法律层面看，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其深刻的法理依据。
环境经济学家安德雷·维斯特认为，一些人多占了环境资源，另一些人占得远远不够，国家应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这种平衡和调整指的就是生态补偿。西部生态补偿就是西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重整与平衡，其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利冲突，它集中表现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权”、发展权与西部尤其是西部各个体的生存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确切说来，是现代性引发的危机，对经济利益的最大限度的追求，使人们忽视了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先承载，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发展初期，这种冲突还不成其为冲突，那么，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性所造就的人类强大的开发、攫取能力，最终使潜在的危机变成显性的危机，使人类的环境权，这项基础性、前提性的、不言而喻的权利遭受侵害。环境权是每一个个体的“天赋人权”，如果连这一起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就如同空中楼阁，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地域性、区域性环境权问题，只是现代性危机的延伸。
如何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保证环境权的公正享有，首先，应把以前不认为是权利的环境权视为一种不可追问的人人享有的前提性权利加以肯定，而任何相关的法律制度仅仅是实现这项权利公正的手段。同样，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也是该手段中的一种，把生态环境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保护者两方面的法律责任、法律权利作合理设定，使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和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再发生扭曲，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权”层面上作的界定，这样生态补偿就有法理上的支持。其次，要对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谨慎安排，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对于法律关系主体实体性的权利、义务进行对等设定、确保享有，在诉讼程序上，充分地保证诉讼主体通畅行使相关诉讼权利，从而保证法律关系主体的相关权利、义务得以在结果上真正公正实现。当然，这不是仅靠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环境法就能够解决的，还要靠其他法律制度和其他部门法的支持。
“在法律上，每一个主体都有在法律的限度内追求和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正当权利，也有在法律的限度内维护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而每一个主体的利益追求是不同的，因此，利益追求呈现多样化。”[1]在以上意义上，环境权是一项生存性的权利，同生存权存在交叉关系，也是生态补偿的首要原因。对于西部来说，同样，生存权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没有起码的生态环境，西部难以生存，更不要说发展，西部的生存权又是由各具体的个体的生存权所构成，不能因为某些阶层、团体的经济发展而置西部个体生存权于不顾;也不能忽视个体生存权而谈“整体环境权”，这是有悖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其实质结果是沦为强势群体的环境法西斯主义。所以，严格明确的生态补偿制度，既补偿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对西部生态环境的损耗，又充分补偿西部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所承受的额外负担以及进行西部生态建设的社会性劳动，保障西部整体的和各个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西部是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了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西部搞好生态保护，中部、东部同样能获得生态效益，西部牺牲眼前经济发展可资利用的资源来搞生态保护，是为了全局的长远发展，因此造成的发展机会的损失和经济损失如果全部由西部来承担，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精神的，所以，“国家和社会受益者应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补偿，让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产生的正外部经济性———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经济性内化到行为主体的私人成本中去”[2]。最大程度地减少西部地区因贫困和生存压力而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西部与中部东部的关系，从而有效维持甚至增值西部生态功能。
三、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思路
我国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体系，许多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规定了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扶持、补偿的要求及操作办法，但这些规定缺乏综合性的制度安排，而且多是不成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实践中生态补偿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和行政的手段而不是法律来推动的，如何使生态补偿成为一项持续而又稳定的法律制度，获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效力，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建立和完善西部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生态补偿在我国作为一项新生制度，迫切需要立法来确立它在法律中的地位，各社会主体也需要有法可依，由相关法律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建立和完善西部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1.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在其中确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和受益者补偿原则。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基本法，制定已近20年，这20年中，我国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感受和认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这部法律确立和体现的基本原则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对生态环境保护明显忽视，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所以应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必要的修改，增加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比重，增设生态补偿制度，使其与征收排污费制度一样成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以确立其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地位。同时建议将受益者补偿原则明确定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受益者(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污染物的排放者、资源产品的消费者和其他生态利益的享受者，均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生态环境的自身价值予以补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环境责任原则能够体现消费者最终承担和受益者负担两个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基本准则。其对应面环境权利，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各专门的环境法律法规均只体现了控告、检举和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权利，应加强对环境权利的确认和保障。
2.修改单行资源法增加生态保护的立法目的，对一些资源法中已确立的生态补偿费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其他资源法中，也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同时强化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义务，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违反生态补偿制度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外，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整体性、全过程性、合作性以及风险预防等也要得到基本法和除《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外的专门环境法律法规的确认或体现。
3.制定生态补偿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同时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作出明确规定。在各资源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生态补偿费制度之后，为了使这一制度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国务院应进行立法，专门就生态补偿的目的、方针、原则、主体和对象、方式和标准、重要措施、生态效益的评估、补偿额的确定以及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针对西部地区这一特殊的地域情况和补偿的重要性，可以分出一章对西部生态补偿作出特别规定，或者授权国家环保总局针对西部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办法对西部生态补偿作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对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尤其要对在生态补偿制度中如何协调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如何使生态补偿制度确保全国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局部公正等方面作详细的规定。
4.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有关专家认为，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4]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西部资源的合理开发。
(二)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明确补偿次序年，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探索做好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西部生态补偿点多面广，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亟须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提出各类生态补偿问题的优先次序及其实施步骤，推动生态补偿发展。以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区为重点，合理选择试点地区，通过试点工作，研究建立三江源地区、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区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落实补偿各利益相关方责任，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法、模式，建立试点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推动西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三)加强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执法工作据调查显示，“环境行政执法困难以及政府主管部门不作为的内在原因依旧是环保执法权受制于上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者的行政权力，即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行政权力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法律赋予政府部门的执法权力”[5]。“在法律方面，目前中国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昂格尔意义上的习惯法和官僚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惯例(习惯法)，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西方法治国模式又从外部强烈地质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大量环境管制法律(官僚法)。”
因此，在严格执法方面，应特别强调在西部地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效率。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司法的保障功能。中央有关生态补偿法律的规定，只是抽象的规定，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执行生态补偿法律时要进一步明确补偿目标、补偿时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生态补偿法律是否有实效，关键是设计出能使贡献者得到补偿金的方案。为了保证把补偿真正地落实到做贡献者，必须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如何将补偿金直接发放给参与生态建设的农户和企业的手中，而不能对地区补偿;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做贡献地区补偿时，如何确保落实转移支付部分归政府支配，而税收减免归农户和企业享有。通过立法和有效监督机构确保国家的生态补偿到农民手中，而不被中间的一些机构或个人截流他用，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