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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1
【关键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压覆界线。
[Abstract] Application function theory， use the probability integr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rregular protection traces overlapping boundaries， to determine - overlaid mineral resources lines.
[Keywords] function theory；probability integral；overlapping boundary
1.概述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和工业原料，是国家所有的非再生资源。合理开采和优化利用煤炭资源，保护受开采影响区域的主要井巷、建（构）筑物、水体、铁路和地面生态环境，保护矿井开采不受水体的威胁，使煤炭工业健康持续发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是我国煤炭工业的主要技术政策。因此国家专门编制了《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对保护煤柱的留设列举了多种计算方法，如：垂直剖面法、垂线法、数字标高投影法等，本文针对不规则保护迹线压覆界限――也就是保护煤柱的留设采用概率积分法，供大家探讨。
2.“开采沉陷”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
概率积分法是针对不规则保护迹线（圈定围护带后），采用函数理论，求算所选各断面在相应的地质、采矿条件下的主要影响半径r（下沉盆地边缘―r端）来确定移动主断面上下沉值为0点的连线（零线）即为保护煤柱――压覆矿产资源范围线。
主要计算公式：
围护带至受护边界距离：D=r-s=r-0.1Hi ；
r=Hi/tgβ。
式中：r为主要影响半径；β为主要影响角，即采动后地表下沉值为0点与煤壁垮落后偏移点（拐点偏移距）连线与水平线间所夹锐角，其正切，tgβ称主要影响正切，是概率积分法中重要参数；s为拐点偏移距；Hr为计算点煤层埋藏深度。
该方法是建立煤层座标系，S>0指向采空区，r为正；S
利用该法，计算整体采空区各种移动变形等值线。在开采边界选定数个剖面，建立以煤层底板深度Hi为参数建立移动变形分布剖面函数r=。在-r～+r区间以=（0、±0.1、±0.2、±0.3。…………±1.5）为引数查各点分布函数值乘以相应移动变形最大值，求得各点移动变形值，连接同名点即可绘出各种移动变形等值线。
插图1 开采沉陷”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
3.关于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主要影响角正切经验值确定的说明
规范和教科书给定的主要影响正切值经验值（按覆岩性质区分）：
坚硬（硬砂岩、硬石灰岩、辉绿岩）tgβ=1.2～1.6；
中硬（中硬砂岩、石灰岩、砂质页岩）tgβ=1.4～2.2；
软弱（砂质页岩、页岩、泥灰岩及粘土）tgβ=1.8～2.6。
沈煤集团根据多年各岩移观测站综和分析成果，给出了具体经验值：沈北矿区tgβ=2.0（属软岩类）；沈南矿区西马四矿tgβ=1.85（中硬类）；沈南矿区林盛矿tgβ=1.89（中硬类）。
4.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核心起步区压覆煤炭资源储量评估报告》的应用
沈阳市沈北新区核心起步区基本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范围由蒲河及其支流水系的内边界线和矿井边界线环绕而成，其形状近于一不规则的椭圆型，长轴近东西延伸，长约6.31公里，短轴近南北走向，宽近2.42公里，其地理坐标：东经123°28′04.57″～123°34′15.25″，北纬41°03′13.57″～41°05′05″，整个建设用地占地约15.28平方公里。
该项目区形状为一不规则的椭圆形，通过对几种压覆界限的确定方法的比较，借鉴矿山生产过程中确定村庄沉陷区范围和公路、铁路保护煤柱的实际采用方法，认为采用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更为合理可靠。
根据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的计算公式：
围护带至受护边界距离：D=r-s=r-0.1Hi ；
r=Hi/tgβ。
（1）围护带宽度的确定
203国道属一级公路、沈阳市沈北新区核心起步区经济开发带为重要城市规划商务区，河南村、增产村、吴三家、小望、大望、大蔡台子、小蔡台子皆为规模较大的村庄，根据规范，建（构）筑物保护等级划分为Ⅱ级，围护带宽度定为15米。
（2）围护带至受护边界距离
根据上述公式D= Hi/tgβ-0.1Hi ；
将项目区界限绘制到煤层底板等高线及储量估算图上，根据不规则迹线，选择不同的特征点在底板等高线的底板标高（这里需注意的是：本方法是采用的煤层底板深度，因此一定要将底板标高换算成底板深度），若底板标高为负值，可采用底板标高加上该特征点的地表标高（如果该区地形变化不大，可采用附近地表标高的平均值），tgβ值在沈北矿区取2。
将该点围护带宽度值加上受护边界距离展到底板等高线图上，并将所有的扩展点也就是移动主断面上下沉值为0点的连线（零线）即为保护煤柱---压覆矿产资源范围线。
在此基础上进行压覆储量估算。
5.影响函数理论――概率积分法实际应用效果
该法是辽工大开采沉陷科研所与沈煤集团合作，在比较各种方法后最后选优确定的，相关参数通过20余年实际工作总结出来，并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该法对于不规则边界建筑物留设保安煤柱较垂线法、垂直剖面法精度高，与实际偏差小。在我们许多压覆报告评估中，要根据建筑物（构筑物）的特点，仔细分析研究比较，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这对煤矿煤柱的保留，煤矿的开采，城市规划及政府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2
关键词：业绩评价 医院 建议及措施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91-02
近年来，我国各家医院都在积极探索医院的业绩评价改革，每家医院都在试图建立适合自身医院经营和发展的业绩评价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在不断向纵深阶段推进，政府和民众对改善当前我国医院服务意识差、经营效率低、医疗成本高、看病难就医难、医院乱收费等问题的呼声日趋强烈；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地完善，医疗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众多医院为了更好地转变医院的服务职能、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率，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得不努力探索高效的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业绩评价作为现代医院管理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体现在医院在人员的聘任、培养、奖惩及升迁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更多地体现解决深层次的医患关系、提高医院服务水平和降低医疗成本上。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医院不断地探索、建立、改进和完善医院的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一、业绩评价的相关理论
业绩评价理论最初产生于企业组织，业绩评价理论主要包括业绩评价的主客体理论、业绩评价的目标理论、业绩评价的方法理论、业绩评价的指标体系理论和业绩评价报告理论等。在理论界，人们通常把20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将投资报酬率用于评价企业业绩作为业绩评价理论的起点，业绩评价经过70多年的漫长发展和演变，在20世纪90年代，平衡计分卡和经济增加值的出现标志着业绩评价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平衡计分卡是由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它从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和创新与学习角度这四个维度来评价一个组织的业绩，在日常的实践应用中，每个维度又被划分若干个指标。平衡计分卡平衡了一个组织长期业绩与短期业绩、外部业绩与内部业绩、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业绩。自从平衡积分卡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企业等组织的追捧，当下众多医院也在积极探索将平衡计分卡应用于医院的业绩评价。
经济增加值理论（Economic Value Added），是默顿·勒（Merton Miller）和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在研究公司价值的学术论文中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由乔·思登（Joel Stern）和本耐特·斯图（Bennett Stewart）提出了经济增加值的概念，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最先将该评估方法应用于企业价值的评估。经济增加值表示的是一个公司扣除资本成本后的剩余收益，是一种以经济利润为基础的评估方法。经济增加值越大，组织的价值也就越大，与普通的公司企业相比，我国的医院更具特殊性，因此到目前为止，经济增加值这一业绩评价方法还没有在医院的业绩评价中得到应用。
二、医院进行业绩评价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改善医院的经营效率。医院进行业绩评价体系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医院的既定的发展战略，提高员工和患者的满意度，让员工开心，患者放心。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是医患矛盾中较为主要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仍然较低。一些医院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不少医院形成了“以药养医”的绩效考评体系，不管大病小病都为患者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做非必要的医疗检查，乱开、多开高档药品，哄抬部分药品价格，不从根本上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这样不仅造成了医疗成本的大幅度上升，而且使得医患矛盾更加突出。医院只有建立有效、健全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才有助于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减低医疗成本和改善医患关系，最终建立一个良性的医疗生态系统。
2.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医院的激励机制。由于医院职能的特殊性，我国医院大多是靠政府制定的管理法规、医疗行业制定的行业标准和部门规章来规范其运行的。很多医院都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职工的工资考核办法没有体现其职位特征和岗位特征，所以在考核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医院职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不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所以医院应该通过健全自身的绩效考核体系来形成有降有升、灵活适用的员工监督与激励机制，比如员工工资体系与岗位的风险程度、职工的贡献大小相匹配，坚决杜绝吃大锅饭等。
三、医院现行业绩评价存在的问题
1.缺乏双向沟通机制。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资源中的一种重要的资源，既然是重要资源必然有其自身价值在，科学绩效考核体系应该是一个信息传达通畅、信息双向传递的体系。目前一些医院已经建立了绩效考核体系，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员工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反馈考核结果，大多数绩效评价机制都只是向考核结果为优和差的员工进行反馈。在医院的实务中，甚至存在医院为考核而考核，不注重考核的结果，狭义地理解绩效考核就是为核定员工的工资而建立的，而不太注重职工技能水平的提高和业务素养的提升。只有将业绩评价的结果如实地反馈给员工，员工才知道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实际位置和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否则，员工就不知道应该从何处改进和提高自己，那么绩效考核体系就没有最大效用地发挥其作用。
2.考核标准不尽合理导致激励机制扭曲。在医院对大多数医务人员而言，临床诊疗和科研教学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临床诊疗在绩效考核时常常很难将其量化为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一些医院在无意中就形成了重科研教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众多的医务人员为了升职或者被聘任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项目的申报、论文的撰写、费尽心思接纳各类课题，甚至到大学或者企业进行教学培训等工作，使得医务人员不仅不能尽心尽职于临床诊疗、病例病理分析等工作，而且还会助长部分医务人员学术之风不正之风，大肆进行学术抄袭、。
3.绩效考核趋于短期化、部门化。大多医院建立的绩效考核体系都是各部门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在设计绩效考核时缺乏顶层设计，很多时候都是各部门短期利益妥协的结果，在业绩评价体系中没有体现医院整体利益，也没有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一个适合医院长期愿景的绩效考核体系应该避免绩效考核的短期化和部门化，应该兼顾医院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也只有这样的绩效考核体系才有利于医院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完善医院业绩评价体系的建议与措施
1.完善和健全绩效考核标准。要评价绩效考核体系好与不好、完善与不完善首先得确立一个标准和尺度，没有科学合理的标准就不存在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要完善和健全绩效考核体系进行各项工作分析是基础和前提，目前我国大多数医院对这项工作做得还不够，员工没有明确的工作岗位说明书，也就没有明确细致的岗位职责，进而导致没有一个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在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中，尤其是临床诊疗本身就是一个职业风险较高的工作，没有明确的工作说明书就不利于减少日常操作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因此医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首先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进行工作分析，建立明确、详细和可操作的工作说明书，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就此提出具体的绩效考核目标和指标。
2.引进平衡计分卡。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先进的业绩评价方法，越来越受到实务界的青睐。医院也可以适当地应用平衡计分卡到医院的业绩评价中，医院在设计医院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制定战略规划，明确医院进行业绩评价的战略目标；（2）针对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设计各自维度中的核心指标和权重；（3）兼顾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注重内部流程再造和重组；（4）注重创新与学习，创新与学习对医院能否制定和执行完善的业绩评价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衡计分卡能否成功应用关键看能否把医院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医院的创新和学习能力进行有效的衔接和结合。
一个完善的医院业绩评价体系中通常应该包括以下指标。财务维度：年度医疗业务收入、职工平均收入、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毛利率、期间费用占比、资产周转率；顾客维度：患者对服务的满意程度、市场占有率、收入药占比、医保收入占比；内部流程维度：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率、医疗事故率、治愈好转率、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人均诊疗次数；学习与发展维度：职工满意度、人均培训费用额、人均科研成果、高学历高职称职工占比、先进设备引进率。
3.建立有效畅通的双向沟通机制。没有一个畅通的双向沟通机制，绩效考核的结果就得不到有效的反馈和利用，医院已经存在的问题的就得不到相应的改进和提升。绩效考核的结果不仅要得到沟通，而且还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反馈，那么其信息才不失去及时性和信息含量。在建立有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时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1）任何一种机制或体制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建立的过程中，避免极端化和急于求成，应该多培育相应的沟通文化和理念；（2）鼓励全员参与沟通过程，既然是沟通就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尽量避免出现沟通就是领导的职责，而与普通职员无关的论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
4.在绩效考核中体现医院的愿景和职工愿景。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都不应该仅仅是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考核上，它应该更多地体现一个组织的愿景和其内部职员的愿景。愿景即为一个组织或个人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果一套绩效考核体系仅仅是体现的部门化、短期化利益，这就注定在较长的发展时期内会出现根本利益上的分化，最终导致的是人心涣散、组织内部不稳定。当然，对医院的绩效考核来说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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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3
[关键词]周溪；珍珠产业；财政支持；效果评价
一、发展现状：财政支持需求迫切
周溪镇是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的沿湖大镇，三面环水，现有行政村19个，总人口4.2万，耕地面积1基于5万亩，水域70平方公里，内湖可养水面1基于3万亩，外湖捕捞面积30万亩。近年来，周溪人民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珍珠产业，取得较迅速的发展，生产的珠核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周溪珍珠养殖不过20多年的历史，淡水有核珍珠及珍珠工艺品的产销量已占据全国85％的市场份额，周溪是国家农业部命名的“中国淡水珍珠之乡”。目前，周溪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幼蚌繁殖基地，形成了自繁自育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变废为宝，将废料加工成珍珠饰品，初步形成了以珍珠养殖为主的产业链。该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为周溪镇乃至都昌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周溪人民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盲目乐观。从周溪珍珠产业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出现了以下四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成为制约周溪珍珠产业发展的瓶颈。
1 缺乏规模效应，竞争力弱。目前周溪珍珠产业是以各家各户自主生产经营为主，虽然有的业主成立了公司，但组织结构不健全，运行不良，基本上处于“小作坊”状态。周溪整个珍珠产业结构松散，缺乏龙头企业做支撑、做牵引，虽然总体产量上去了，但质量保证不了，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弱，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 缺乏技术指导，人才匮乏。淡水珍珠养殖是一项技术活，而实际现状是工作人员普遍缺乏技术培训和指导。近年来，蚌瘟问题一直困扰着养殖户，使一些珍珠养殖户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有些养殖户负债累累，不堪经营。整个产业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偏低，基本以40岁以上的农村女性为主要力量，有些从业人员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出现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3 缺乏基础条件，融资困难。周溪地处偏僻，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陆路可达，且路况很差，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珍珠养殖现场往往处于更偏远的池塘，相当一部分是池塘是以前的农田改造而来，池埂狭小，只有人力车可达，甚至有的池塘只有步行才能抵达，造成客商来了一回不愿来第二回。交通不便不仅增加了养殖成本，并影响养蚌成活率。供电排涝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另外，企业发展普遍缺乏资金，融资困难，缺乏后劲。
4 企业过度竞争，缺乏竟合。周溪珍珠产业基本处于“小作坊”状态，并且各生产单位之间各自为战，缺乏信任和合作，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产生单位之间忽视合作的效用而片面地强调竞争，在行为上“万事不求人”，“老死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整个产业自然难以发展。
二、财政支持：把握主要支持方向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当其失灵的时候，政府就发挥着积极的宏观调控作用。从目前周溪珍珠产业发展情况来看，迫切需要政府大力的财政支持，积极引导珍珠产业的良性发展。
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周溪珍珠产业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周溪地理环境特殊，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陆路可通，并且路况很差，更别说狭小的池梗。另外，排涝设施、供电设施、通讯设施等公共设施极其落后，制约着产业的深度发展。因此，搞好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就是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促进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且还将在客观上增加吸引力，从而提高产业的优势和区域竞争力。
2 技术指导与培训。劳动力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劳动力素质是该生产要素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一个松散的产业经济中，要提高劳动力素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虑到人才的需求，政府可以设立人才培训基地，聘请有经验的人才担任培训讲师，以完成单个生产单位难以承担的劳动力素质教育和培训活动，最终形成本地劳动力市场。在人才培训基地的运作中政府可以给予财政支持，以助其顺利发展成长。
3 资金扶持，共担风险。周溪珍珠产业链上的生产单位普遍偏小，其发展资金主要靠自身积累，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大，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作者认为地方政府应设法将金融机构和周溪珍珠产业发展融为一体。除银行信贷外，在政府的倡导下，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特别是扶持龙头企业，使企业和本地机构(包括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个人和其它团体)共同分担风险和利润。
4 加强政府补助。对一个松散的产业来说，政府补助对其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与整个产业相关的基础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等，财政部门应提供财政援助；对于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政府可以利用一部分财政收入给予财政贴息，甚至政府可以选择若干课题委托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对积极要求技术进步的生产单位给予税制上的各种特殊待遇(如所得税、进口税的减免，也可以是特定的税收扣除)等方式积极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三、效果评价：适时评估支持效果
为了确保财政政策起到必要的支持效果，建立财政支持效果评价指标是必须的。我们采用“投入－过程－产出－成果”的方法，设计相关指标体系。
(一)建立财政支持评价指标的依据
1 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周溪陆路需要大量财力加宽修补，改善路况；排涝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等亟需解决需要大量支出。这些财政支出必须专款专用，狠抓款项落实支出，真正改善基础设施。
2 必须能够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周溪珍珠产业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基础教育，对珍珠产业必须的技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技能缺乏。因此，发展和完善技术培训，培养产业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是实现周溪珍珠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 必须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只有变成实际成果，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考察财政支持的效果，必须考虑科技因素。实际上只有促进了周溪珍珠产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才能提高珍珠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周溪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4 必须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周溪发展珍珠产业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要走“破坏－危害－治理”的老路。因
此，有效的财政支持应该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生态坏境的维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要评价周溪珍珠产业财政支持的效果，必须考虑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的综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周溪珍珠产业的目标。
(二)设置财政支持评价指标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以上分析，设计相关评价指标应该遵循下列原则：
1 专款专用原则。财政支持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杜绝相关单位挪作他用，一经发现资金没有正确使用，就必须及时纠正，并加大处罚力度。
2 定量考核原则。评价财政支持效果，必须要能够定量分析，如支出产出比、收入增长比、费用增长比等。
3 成本效益原则。选取效果评估指标必须考虑现实条件与可操作性，数据的获得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获取数据资料，一方面必须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必须要符合经济性原则。不经济的效果评估方法是不长久的、不现实的。
4 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包括横向可比性和纵向可比性，即：考察财政支持效果时，一方面考察给予同类不同生产单位的支持金额与增长比例，另一方面考察给予相同单位在不同时期的支持金额与增长比例，以评估财政支持的效果。
(三)财政支持效果评价指标的设立
1 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主要有：道路修建宽度、道路修建数量与质量、电力设备、排涝设备、通讯设备数量等。
2 社会发展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教育培训水平、娱乐消费支出水平、通讯消费支出、社会保障水平、贫困人口比率、财政转移支付水平等。
3 经济发展指标。主要有：科技进步贡献率、养殖面积增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居民恩格尔系数、单位生产用汽车拥有率、生产单位上网比重等。
4 环境水平指标。垃圾回收处理率、农村住房条件、林木、草地覆盖率等。
四、结论：努力与不足
周溪珍珠产业对周溪乃至都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提高了都昌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周溪珍珠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松散，面临着诸多的发展困难，政府进行适当的财政支持已成必要。本文分析了财政支持周溪珍珠产业的重点方向，并指出要适时地进行财政支持效果评估，并对相关评价指标设置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作者没能对周溪珍珠产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这也是作者以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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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熠，和王禅，邵桂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一个发展极理论视野下的观点[J]，浙江大学学报，2005(11)
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4
摘要 本文在总结我国污染土壤固化／稳定化应用、处置和再利用、效果评估等基础上，对比国外经验分析了我国固化／稳定化材料、技术装备和工艺的水平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了国外固化／稳定化效果评估的体系和方法并讨论了我国砷、六价铬等含氧阴离子浸出测试问题，以及浸出水平要求和浸出情景。根据固化／稳定化的特点，分析了分类管理、施工过程环境监管和长期环境检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环境管理方案，最后针对性地输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技术水平；再利用；浸出评估；土壤修复
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 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s/s)是一种快速的土壤修复技术，是重金属污染土壤和底泥修复的主导技术之一，也可以用于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土壤的修复，是美国超级基金污染场地最主要的修复技术之一。近年来我国已展开了污染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随着污染土壤修复和河湖治理工作的推进，修复工程将不断增加，固化／稳定化技术势必会在今后的土壤修复工程中被广泛采用。固化／稳定化技术虽然是一种效法自然的技术，但它并没有清除污染物，而是对污染物暴露和迁移的阻断，其长期的修复效果和环境安全性需要深入研究、评估和长期监测，这些都给环境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随着我国需要固化／稳定化修复的土方量和底泥量的增加，可以利用的填埋场地越来越少，修复后的土壤处置和再利用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污染场地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技术应用状况和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并制定对策。固化／稳定化技术应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固化／稳定化技术整体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固化／稳定化工程越来越多，呈快速增长的势头，并已成为主导技术。工程量从几百立方米到几十万立方米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不仅在污染土壤修复中应用，而且已成为河道污染底泥处理的重要技术。我国固化／稳定化技术已应用在汞、铅、镉、砷等重金属污染土壤和底泥，并在多环芳烃和农药污染的底泥中应用；化学氧化和固化／稳定化联合修复有机污染河道底泥的技术也已开始应用。表1是我国典型污染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项目举例。从表可知，固化／稳定化的土壤和底泥采用了填埋处置、原地阻隔和用作路基材料等资源化再利用。
目前，我国实施的污染场地土壤固化／稳定化工程大部分采用稳定化技术，采用固化技术的工程较少，这与美国超级基金污染场地采用固化技术为主形成鲜明对比。固化对污染能同时起到稳定和包封作用，基本无人体直接暴露的途径，且长期环境安全性比稳定化好。而稳定化对污染物只起到稳定化作用，稳定化效果受土壤性质、污染物种类和外界环境影响大，长期环境安全性的不确定性较大，还存在人体直接暴露的潜在风险。然而，由于稳定化修复主要包括稳定化材料的选择及药剂和土壤混合，具有工艺简单和养护时间短等技术特点，修复企业比较愿意采用。固化技术由于工艺复杂、工艺要求严格、养护时间长及受气温的影响大等因素，影响了修复企业使用的积极性。此外，虽然原位固化技术不需要土壤挖掘、运输和处置等过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同时由于形成了整体固化块，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其环境风险更小；但现在我国污染场地固化修复仍以异位技术为主，原位固化／稳定化处置目前仅有个例，究其原因主要是原位固化会影响场地未来使用用途，不易与场地开发相结合。
固化／稳定化材料
同化／稳定化材料是影响固化／稳定化效果的主导因素，分为固化材料和稳定化材料。固化材料主要是水泥类和火山灰类（高炉矿渣和粉煤灰）凝胶材料。高炉矿渣和粉煤灰须由水泥和石灰等引发剂引发产生水化反应凝结，引发剂和凝胶材料的组合主要有：水泥十粉煤灰，水泥十高炉矿渣，水泥十炉窑灰；石灰十粉煤灰，石灰+高炉矿渣，石灰+炉窑灰；水泥十石灰十粉煤灰，水泥十石灰十高炉矿渣，水泥十石灰十炉窑灰。铅、锌、镉、铜等单个阳离子重金属和复合阳离子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和底泥可直接采用凝胶材料进行固化，一般效果很好，也可以添加粘土或沸石强化。砷和汞污染的土壤和底泥固化一般需要进行强化。砷需添加氧化钙类物质提高Ca/As，促进砷酸钙沉淀；使用对砷有亲和吸附力的零价铁、铁盐和氧化铁可以增强固化效果；氧化剂把As(Ⅲ)转化成As (V)也可以增加固化效果。汞添加硫磺和硫化物等形成硫化汞沉淀或添加活性炭、改性活性炭、改性沸石等吸附材料稳定汞。
我国在污染土壤的固化材料使用上基本是以采用水泥及水泥和粉煤灰的组合为主。目前，基本上没有采用外加剂对固化块的性能进行调整，如：添加减水剂增强固化块的强度，添加填充剂封闭和缩减固化块的孔隙，降低渗透性。
稳定化材料包括：石灰和氧化镁等碱性材料、含铁材料、含磷材料、氧化铝和氧化锰、粘土和沸石、氧化剂和还原剂、硫化物、螯合物、生物炭及有机肥等。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一般有单一砷、汞、六价铬和铅等重金属污染土壤，也存在铅、锌、镉等阳离子重金属复合污染及砷与阳离子重金属形成的复合重金属污染土壤。可以根据土壤污染物种类选择稳定化材料，一般阳离子类重金属(Pb、Zn、Cd、Cu)常用的材料是碱性材料和含磷材料（磷矿石和磷酸盐），碱性材料要在碱性条件才能起到稳定作用，土壤的酸碱缓冲能力及降水对其长期稳定效果影响大，部分两性重金属在强碱环境浸出增加。含磷材料可在弱酸和碱性环境中应用，但土壤的质地和污染物之间的联合作用会影响稳定化效果。砷常用含铁材料及铝锰氧化物，稳定化效果受环境pH值、氧化还原电位和有机质等影响，土壤中的磷酸根和OH-均可能增加砷的溶出。六价铬常用还原剂还原，但受土壤的pH值影响和氧化锰含量的影响，还原成的三价铬存在返回六价铬的可能。汞污染土壤常用硫化物和螯合剂，与硫化物形成的难溶物质受土壤环境氧化还原电位和微生物影响。
我国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常使用的稳定化材料主要有右灰、轻烧氧化镁、轻烧白云石和粉煤灰等碱性材料，其中氧化镁应用广泛，效果也较好，适用的重金属较多。磷酸盐对铅、锌、镉等阳离子的稳定化效果好，也是我国常用的稳定化材料，与其他碱性材料、吸附材料（粘土）或土壤改良材料复配后进一步增强稳定化效果，稳定化后的土壤可作为绿化用土。我国六价铬污染的土壤使用较多的还原剂是硫酸亚铁和零价铁，硫酸亚铁反应快，会使土壤酸化，适合碱性条件的土壤。零价铁用量少，对土壤pH值影响小，但还原时间长。我国在砷及砷与阳离子重金属复合污染还没有开发出长期有效的产品，虽然现在可以采用铁盐和铁氧化物稳定土壤中的砷，但其长期稳定化效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国内稳定化材料的生产厂商很少，产量低，没有形成该类材料的产业。大部分稳定化材料是修复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的专利产品和专门产品，使用时再配制。这些专利或专门产品出现了分子键合、晶化包封和分子螯合等先进技术。
技术装备
土壤异位固化／稳定化工程包括污染土壤挖掘、存放、筛分与破碎、配料混合、养护和处置。我国现有的设备基本能满足异位固化／稳定化工程的需求，常用的筛分设备有圆筒筛和振动筛，搅拌混合设备有挖掘机、混凝土搅拌站、机械混合斗、土壤改良机和旋耕机等。近年来还从北欧和日本引进了土壤筛分、破碎和混合机械，目前已出现了筛分、混合设备的租赁公司和专业化作业公司。实际使用过程中，国外混合设备具有效率高、可移动、占地小、施工场地适应能力强、不易堵塞和运行稳定可靠等优势一目前，我国专业化药剂生产企业较少，缺乏土壤混合设备及集筛分、破碎、混合和药剂加注一体的固化／稳定化成套设备的制造企业，主要依靠修复企业购买通用筛分和混合设备后进行局部改造，其效率、可靠性、移动性和药剂利用效率均与国外先进装备有一定差距。
虽然我国原位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技术处于起步阶段，但现有岩土工程施工的设备（如：旋喷设备、双轴和三轴搅拌设备）完全可以应用在原位固化／稳定化处置技术中。我国污染土壤原位化学氧化已成功应用这些岩土工程装备，并对药剂加注系统进行了改造。但岩土工程设备存在搅拌半径小、效率低、搅拌混合不够充分等影响原位固化技术应用的问题。国外已研制出成套浅层土壤混合搅拌和药剂注入一体化设备，施工效率和速度成倍提高，还研发出了高效深层原位搅拌设备，搅拌辐射面积大，能耗低，药剂加注和混合相互配合，提高了药剂和土壤混合效率。
工艺水平
由于我国固化技术的工程应用案例较少，处于初级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大，在药剂投加量和顺序优化、水灰比、水化过程控制、外加剂的使用等工艺技术细节方面，亟待进行系统性研究和经验总结。在稳定化方面，虽然工程案例较多，但对粘性土壤的高效筛分、破碎和混合有待深入研究，需提出工艺和设备的解决方案。不同土壤与不同药剂混合的水分控制和养护有待研究和总结，以保证稳定化药剂和污染物充分接触和反应。
固化／稳定化处置和再利用的国内外实践对比国外经验
固化／稳定化土壤处置和再利用的国外主要做法。国外污染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处理后最终处置或再利用的情景主要分以下几种：填埋、卫生填埋场覆盖用土、原地封存或阻隔、河堤护岸材料、路基材料、路堤和河堤填充土、建材骨料、非农业耕作（林业用地）等。美国和欧洲污染土壤固化／稳定化后进行填埋和阻隔处置还比较普遍，但填埋技术要求远没有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填埋严格，有的仅采用顶部阻隔和地下水引流，避免降水侵入和地下水侵入固化／稳定化土壤。填埋和阻隔的场地一般要进行利用。资源化再利用是欧美国家的发展方向，并进行了大量实践。
资源化利用的国外环境安全指标。欧美国家固化／稳定化土壤再利用需满足材料应用的指标和环境安全指标，以荷兰和美国为例。
荷兰建筑材料指令。该法令规定再利用材料使用100年内，由此带来的累积污染物增量不允许超过1%，即土壤中目标污染物浓度增加值不超过目标值的1%;地表水中的污染物浓度最大为标准值的1.1倍。在此基础上以浸出方法为基础，确定允许进入土壤、地表水体的最大限值。根据固体介质中污染物的浓度范围，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污染物浓度低于目标值，属于清洁物质，可被无限制使用。第二类：高于目标值，但是释放水平（浸出浓度）低于最大释放限值，可在无阻隔措施的情景下利用。第三类：限制使用，只能在地下水位以上或受阻隔的土壤中使用，并且保证此利用情景下的释放水平低于最大允许限值。如果固体介质不属于上述三种类型之一，，则被认为是废弃物，需要按照特定要求进行处置。
美国土壤再利用综合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近年来，美国不断增加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导致修复后的污染土壤量不断增加。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污染土壤修复后的再利用，主要关注两类潜在风险：其一，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或植物可利用性变化，如某些稳定化试剂的使用提高了土壤pH值，却导致了砷等变价金属的毒性增加；其二，土壤生态功能降低，如稳定化试剂引入过多的钙，使土壤中钙镁比失衡，导致植物中镁元素过低，引起植物生长受限。针对稳定化修复后的土壤作为种植用土，开始逐步引入一些技术性能指标测试，如实验室动物生物鉴定、实验室植物生物鉴定、植被覆盖率、pH值、植物营养元素、孔隙水或体外模拟试验、土壤盐分或土壤碱度和SPLP浸出试验等。
国内实践和环境风险控制
我国固化／稳定化土壤处置从初期类似危废和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发展到场地内阻隔或封存。随着待处理的固化／稳定化土壤的量越来越多，需修复的大型场地正在迅速增加，填埋和原地阻隔因处置占地量太大也变得不现实，资源化再利用将成为固化／稳定化土壤处置的重要途径。我国大型场地土壤和河湖底泥已经把填埋、原地阻隔和再利用组合在一起作为固化／稳定化土壤和底泥出路的解决方案加以实施，一般重污染土壤固化／稳定化修复后阻隔填埋；中度污染土壤就地阻隔；轻污染土壤再利用资源化。我国已有把固化／稳定化土壤和底泥用做路基、河堤和绿化等用途的实例。但是，我国如何控制住环境风险、科学合理地处置和再利用固化／稳定化土壤和底泥，需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否则处置和再利用可能会造成污染转移和分散，或采用费用昂贵的处置技术造成过度处置。总的原则是环境风险控制优先，中、重污染土壤集中处置和监管，轻污染土壤可以资源化。
固化／稳定化浸出评估的国内外实践分析国外经验
国际上对污染土壤和底泥的固化／稳定化的效果评估一般采用浸出测试评估，浸出测试基本上是采用固废固化／稳定化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主要类型。
类型一，最大释放水平的测试：以美国USEPA1311（TCLP浸出）、1312（SPLP浸出），中国HJ/T 299-2007（硫酸硝酸法浸出）、HJ/T 300-2007（醋酸浸出）等为代表。主要特点是样品破碎后达到浸出平衡，并且参照固废的管理体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主要适用于填埋场处置时的潜在风险预测，但是对于其他再利用情况过于保守。
类型二，动态释放能力的测试：主要以荷兰建筑材料指令( BMD)、NEN 7375，欧盟CEN/TC 292等方法为代表，主要以保持固化体本身的形状为前提进行动态释放通量测试，因此模拟更接近实际环境状况，能够预测长期风险累积效应。主要适用于再利用潜在风险预测，但操作相对复杂，所需要时间较长。
类型三，土壤浸出标准：主要以日本的污染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EQS)为代表，设定单一的浸出方法和浸出标准限值。因此，具有操作简单的优点，以保护地下水环境安全为目标。
类型四，针对再利用情景的浸出方法体系：以美国USEPA1313（多pH值平行浸出方法）、1314（柱淋溶浸出测试方法）、1315（传质通量浸出测试法）、1316（不同液固比平行浸出方法）4种基于不同再利用情景的浸出方法为代表，具有接近实际环境状况、方法可选择性等优点。因此可以适用于多种再利用情境，但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针对性的测试方法，并计算相应的标准限值。
美国采用较多的浸出方法是TCLP（醋酸法，模拟生活垃圾填埋）和SPLP（硫酸硝酸法，模拟酸雨），这两种方法是法规指定的方法，操作简单，可以通过浸出污染物的减少率和对环境目标的影响来评估浸出效果。对于复杂场地采用动态浸出，评估长期污染物长期释放情况，或按处置和再利用真实场景设计浸出方案在现场进行浸出评估。荷兰根据建筑材料的实际使用设置了浸出测试和评估要求。日本把土壤污染浸出浓度作为对地下水影响的标准，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需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非常严格。
国内浸出评估体系和问题分析
目前，针对污染土壤固化／稳定化修复效果评价与处置，国内主要采取依托固废毒性鉴别与管理办法所形成的一套体系（图1）。首先将修复后土壤进行浸出毒性危险废物鉴别，如果不属于危废则要采用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鉴别方法( GB5086)进行固废分类，属于第1类工业固废（浸出液浓度均低于GB8978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且pH为6～9）的则可进入I类固废处置场；属于第II类工业固废（浸出液中任何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污染物浓度超过GB8978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或pH在6～9范围外）的则要进入II类固废处置场。
我国现在对污染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浸出效果评估普遍的做法是采用硫酸硝酸法浸出评估，但忽略了砷、六价铬等含氧阴离子在中性至弱碱性pH值下溶解度达到最大的情况。例如，土壤中砷元素在模拟酸雨（pH值5）浸出比去离子水（中性pH值）浸出在一般情况下会更低。因此，对于砷和六价铬污染的土壤需增加纯水浸出测试。在原地阻隔或再利用土壤和底泥的浸出要求也应向日本一样执行严格的地下水质量标准（III、IV类）。根据国际经验，土壤或环境等对污染物迁移影响大的复杂场地应进行动态浸出测试评估或现场模拟真实场景的浸出评估。
土壤固化／稳定化后的环境管理方案实施分类管理
固化／稳定化技术不能分离、清除污染物，只是稳定和封存。污染物向环境释放的风险依然长期存在，而且稳定化没有消除人体直接暴露风险，长期环境风险不确定性明显大于固化。因此固化／稳定化环境监管要按污染物浓度高低及固化和稳定化分类管理，对稳定化的监管应严于固化。对于重度污染土壤或底泥直接或经固化／稳定化后集中填埋，集中环境监管；中度污染土壤或底泥可经固化后原阻隔或再利用，长期环境监测；轻度污染土壤或底泥可经稳定化后阻隔或再利用，监测并后评估。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固化／稳定化土壤的处置和再利用，提出处置和再利用的环境保护技术指标和要求。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监控，防止出现固化／稳定化土壤污染转移、扩散等环境风险问题。污染土壤稳定化后再利用应尽量选择人体暴露少的地方，并在地下水位之上，必要时采取措施阻断人体暴露途径和淋溶途径。
开展固化／稳定化施工管理和长期环境安全监测评估
固化／稳定化施工的过程需要实施必要的环境监理和严格的修复验收。通过环境监理监督施工过程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防治施工过程污染物扩散。固化／稳定化工程效果验收需根据工程规模对修复后土壤按200～1000立方米取样进行浸出测试，固化还要进行固化块强度和渗透性测试。
固化／稳定化工程完成后应开展长期环境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固化应进行至少3年的监测，稳定化至少5年的监测。监测内容主要为：污染物的固定效果变化情况，对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影响，以及人体暴露的影响。建立污染土壤数量、位置和处置、再利用等的管理档案和信息系统，监控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或底泥，防止今后因开发等被任意弃置或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和环境危害。
固化／稳定化技术发展建议
目前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固化／稳定化技术研究、应用的工程案例，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相比，还存在研究不够深入；材料、技术、装备等难予相互协同，对实际工程和环境管理支撑力度有限；缺乏对实际固化／稳定化工程的经验总结和长期环境监测评估、工艺控制粗放；国产成套高效可移动固化／稳定化设备有待开发等问题。鉴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是开展高效固化／稳定化技术、工艺和装备的协同研究，提高产业化水平和装备技术水平，促进我国固化／稳定化工程向高效和精细化施工发展。重视固化技术的应用，加强固化技术的工艺和成型技术的研究。
二是使用绿色环保的固化／稳定化材料。固化／稳定化材料可以利用粉煤灰和污泥等固体废物，但固化／稳定化材料本身的重金属含量需要控制。我国已颁布《农用粉煤灰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8173-87)和《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84)可以参考，但由于其制定时间早，部分重金属浓度限值过高（如：镉、汞和砷），不能满足固化／稳定化材料绿色环保的要求。建议固化／稳定化材料重金属含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Ⅱ类一般农田、果园和蔬菜土壤重金属含量要求。
三是开发固定砷、汞等单一污染和复合污染物的稳定化材料和应用工艺。鼓励绿色天然高效的固化／稳定化材料的开发和应用，防止有毒有害或污染物本底含量高的材料作为固化／稳定化材料。重视稳定化材料大量使用对土壤功能的负面影响。建立新型固化／稳定化材料工程规模的技术应用验证和评估管理制度。
四是结合我国固废毒性鉴别和浸出测试，发展我国污染土壤和底泥固化／稳定化效果浸出评估体系。对于进入填埋场（如：危废、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的可参照我国固废的技术规范；严格原地处置和再利用的固化／稳定化土壤的污染物浸出水平，建议浸出液浓度达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和Ⅳ类标准值。砷、六价铬等含氧阴离子重金属应增加水浸出测试，复杂场地应根据实际场景设计针对性的浸出测试。
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5
关键词：生态网络；都市区；功能指向；规划方法
中图分类号：F299.3
生态空间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布局在城乡规划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考量意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绿色空间的环境价值、游憩功能、生物多样性意义逐渐被认识，都市区生态空间的功能发挥也成为规划建设的重要依据。在空间规划方法上，以保护生物迁徙通道为前提，兼顾游憩、景观等多元化功能的结构布局与面积控制为核心原则，形成以公园及自然化特征更为明显的森林、河流、海岸等为主体的 “线-块”网络被保护起来，为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载体。
美国都市区生态网络规划的思想与实践开始于20世纪中期的威斯康辛州、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地规划运动（MATLAND）。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偏重对建设开发的指导作用，而生态敏感区、生态恢复、生态安全往往不被作为规划重点及强制性内容。许多城市原有绿地规划不能满足对自然生态维护需求，生态环境脆弱且土地资源有限，加上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经济发展与绿地保护面临的冲突日益严峻。本文基于生态网络理论，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我国珠三角地区的绿道规划实践为基础，比较分析都市区绿道规划建设的方法体系，以期更加完善生态网络的规划方法。
一、 生态网络理论的新发展
生态功能网络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提出，如基于绿带进行生态空间串联，或构建环状绿带抑制城市扩展，平衡生态与城市的空间矛盾；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保署、欧洲自然保护委员会已经形成跨区域生物保护网络计划，并尝试通过立法提升区域生态保育的空间效力（如表1）。生态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为生态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将景观格局与生态功能作为研究对象。同样，基于城市规划理论的视角，能够为生态空间的保护和改善提供一定建议。
生态网络是利用连接性作为联系空间中某些关键性位置或局部所构成的景观实体与功能结合的桥梁，再组织破碎化的绿地，以维持生态稳定和提高环境品质。与传统规划不同，生态网络将建设用地与生态环境的“图底”关系颠倒过来，“剔除”建设用地和因人工建设排水设施等改变生态流的土地，考虑将综合生态价值高、对自然生态系统正面效应较大的关键性生态节点的数量和质量为基础，采用邻接性的空间分析方法，进行生境资源评估、土地适宜性分析、关键性生态节点分析、潜在廊道分析、网络建构等步骤，构建以“斑块-廊道”体系为主体的多层次分形结构。
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景观格局通常可以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趋势，并增强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生态网络本质上是基于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地理学等理论，通过确定景观尺度区域绿地的功能定位与最适网络结构特征，体现生态安全、生态环境优化对于城市的价值，对促进不同尺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生态网络规划与实践
（一）绿道规划的目标
新英格兰地区位于美国东北部，由康涅狄格（Connecticut）、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佛蒙特（Vermont）、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罗德岛（Rhode Island）、缅因（Maine ）6个州组成。2008年新英格兰区域规划中绿道规划建立在已有19300米绿道、游步道和32375平方公里高质量保护区的基础上，拓展19世纪公园设计和20世纪开发空间规划的研究范围，寻求建立包括绿道和游步道在内的174015平方公里的生态网络，以满足新英格兰都市区的宜居性要求。都市区规划委员会希望通过绿道规划达到改进环境质量，控制城市发展无序蔓延，提供市民游憩场地，提高绿色就业机会等多重目标。
（二）新英格兰地区绿道内涵
1.绿道定义
美国学者查理斯·莱托（Charles Little）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绿道》中将绿道定义为：“绿道即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诸如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包括所有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它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他与高密度聚居区之间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并将其划分为5种主要类型：城市河流廊道、休闲绿道、强调生态功能的自然廊道、风景道或历史线路、综合性的绿道和网络系统。
杰克·埃亨（Jack Ahern）在总结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绿道的定义突出强调五点：“一是绿道的空间结构是线性的；二是连接是绿道的最主要特征；三是绿道是多功能的包括生态、文化、社会和审美功能；四是绿道是可持续的、是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五是绿道是一个完整线性系统的特定空间战略”。
综上，新英格兰地区将绿道定义为：绿道是网络中具有一定宽度、内部连接性的生物廊道，建立类似于高速和铁路的结构和联系方式，与之不同的是绿道是自然形成的生态单元，如作为栖息地、水源地、迁徙通道的湿地、河流、林地。
2. 绿道分类
在空间尺度上，将绿道分为新英格兰区域、州级、场所三个层次。根据绿道目标功能的不同，形成游憩休闲绿道或游步道（recreationa） greenway）、生态保护绿道（ecological greenway）、文化保持或历史遗存绿道 （cultural and historic greenway）等三类。
游憩休闲绿道是具有生态旅游功能的生境，以具有一定长度的自然廊道、运河、被废弃的河床为主，沿途具有多样或重要的自然景观。
生态保护绿道是具有生物保护意义的自然廊道及开放空间，通常沿着河流、山脊以供野生动物迁徙、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适当的自然研究。
文化或历史绿道是具有一定文化价值、历史遗迹的地区，通常沿着公路和高速道路，包括步行通道和停车道的绿色隔离带，也包括蓄水、防洪、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基础设施及其间的连接。
（三） 生态网络的研究方法
1. 美国绿道规划的方法
美国12个州开展了生态网络规划，至少有4个不同方法，即资源评估、斑块-廊道构建、民意驱动方式和均衡的绿道规划。
资源评估方法：通过坡度、植被覆盖、水系、生态灾害等因素叠加界定生态敏感地区。罗德岛州（Rhode Island）和 佐治亚州（Georgia）采用这种方法规划绿道。
斑块-廊道法：佛罗里达（Florida ）和纽约州（New York）辨识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自然生态斑块及其间的生态廊道。Cook用斑块分析、廊道结构和网络结构分析方法来评价和构建凤凰城的绿道网络。
民意驱动法：马里兰（Maryland）、康涅狄格（Connecticut）和特拉华（Delaware）的绿道依赖民意调查，沟通政府与民众意愿。当地居民在州地图上勾画绿道，包括提出期望增加的潜在廊道。
均衡的绿道规划：佛蒙特（Vermont）、新泽西（New Jersey）、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科罗拉多（Colorado）5个州采用民意驱动与斑块-廊道规划法综合均衡方法。
2. 新英格兰独特的研究方法
新英格兰采用均衡的绿道规划方法，同时改进斑块-廊道方法。在选择对于景观生态功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生态斑块作为生态源点的基础上，考虑到植被类型、结构和土地利用等基质的特征对生物迁移的影响，界定不同土地类型对生物迁移的阻力系数，以ARCGIS软件为分析平台，构建阻力模型表达耗费距离，从耗费域水平选取最适生物廊道，也就是功能距离、有效地理距离。该模型主要考虑生态源、距离和地表摩擦阻力等因子，公式如下：
其中Di是指从空间某一个景观单元i到生态源的实际距离；Fj是空间某一景观单元j的阻力值；Ci是第i个景观单元到源的累积耗费值；n为基本景观单元总数。
耗费距离的分析是强调景观阻力在一定空间距离上的累积效应，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模块来实现。其生态学意义在于：从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出发，通过景观流的空间模拟分析，探讨有利于生态过程的途径和方法，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和安全。
（四） 新英格兰的生态绿网格局
目前，新英格兰地区18%的土地作为被保护的绿色空间和绿道，其中生态保护绿道占81%，休闲游憩绿道占18%，其他绿道占1%（如表2）。从行政分区来看， 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被保护的绿色空间占该州面积的41%，缅因州（Maine）仅有11%被作为保护的绿色空间，其他4州被保护的绿色空间面积在15%～22%之间。缅因州（Maine）比例最低，因为该州人口密度非常低（14人/平方公里），城市发展对区域环境影响很小，因此区域尺度保护行动尚未纳入决策日程。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比例最高，被保护面积比重是缅因州（Maine）的4倍，其他4州的2倍左右。因为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1996年通过了河流保护法案，明确提出河流两侧至少60米划为被保护的缓冲性绿地，潜在生物廊道的理想保护框架由此形成，有助于协调私人绿地发展为公共生态保护绿地的需求。
新英格兰地区规划设计委员会及NGO负责区域绿道规划，借助GIS平台，逐步构建了以蒙太古（Montague）、诺威奇（Norwich）、汉诺威（Hanover）、波特兰（Portland）为中心，以阿巴拉切亚山（Appalachian）游步道、东海岸（East Coast）生态保护绿道、黑石河（Blackstone River）遗址廊道、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保护绿道为骨架，与纽约州、加拿大连通的河流、山脊绿道共同形成辐射状的网络架构。
近期规划新增8%的土地作为被保护的绿道，主要为缅因（Maine）规划新建的13000平方公里北部森林公园。远期规划新增生态保护绿道占区域面积的19%，主要是拓宽河流缓冲区和湖泊生态修复项目。因为河流对于城市而言是重要的生态循环系统，河流缓冲区是水质和岸带土壤保护的载体。Quabbin水库监测研究表明，当靠近蓄水区60%的流域被保护，那么水可以不用经过任何过滤就可被直接饮用。缓冲区范围至少60米其生态价值同样得到学术领域的充分论证。因此，规划设计委员会敦促其他州效仿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做法，这样新英格兰地区河流缓冲区面积将从10%提高至20%，加上现状绿地和近期规划的森林公园，被保护的绿色空间占新英格兰国土面积的45%。此外，根据民意调查需求，适时规划建设休闲游憩绿道，这些绿道构成的网络结构能够像公路一样让居民方便易达，这无疑对于提高生活品质、改善休闲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珠三角地区绿道网规划与实践
（一） 绿道规划的目标
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并且发展最为成熟的大都市区之一，包括广东省境内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肇庆、江门、惠州、珠海、中山9市。2009年，广东省建设厅提出《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议。2010年，《珠三角绿道总体规划纲要》提出以分析资源本底和城乡发展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区域交通网络建设等为基础，结合各地市发展意愿，到2013年率先建成6条总长1690公里的区域绿道，其目标在于：（1）维护区域生态安全；（2）提高区域宜居性；（3）扩内需促增长；（4）保护历史文化资源；（5）推动珠三角一体化发展。
（二）珠三角地区绿道内涵
1. 绿道定义
中国关于绿道的研究多数属于国外概念的引进，在绿道实践方面主要是对国土绿化和各地区进行的绿地系统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绿色通道建设的通知》（国发〔2000〕31号）中指出，绿色通道建设是我国国土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对公路、铁路、河渠、堤坝沿线进行绿化美化。基于此，珠三角地区的规划将绿道定义为：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沟渠、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走廊所建立的，包括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和人工景观线路，兼具生态、休闲、环保和教育等多种功能，在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聚居区之间起重要连接作用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
2. 绿道分类
在珠三角地区绿道规划中，根据绿道所处位置和目标功能的不同，将绿道分为生态型、郊野型和都市型三种类型。
生态型绿道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主要沿着市郊自然的河流、小溪、海岸及山脊线建立的廊道，控制范围宽度建议不少于200m。
郊野型绿道旨在提供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绿色休闲空间，主要位于连接城乡建成区与生态地区的过度地带，控制范围宽度一般不少于100m。
都市型绿道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依托城镇地区的人文景区、公园广场等以及城镇道路两侧的绿地，控制范围宽度一般不少于20m。
（三）生态网络的研究方法
珠三角地区规划部门结合已有规划，借鉴国外绿带、郊野公园标准，首先确定区域绿地范围，包括自然保护区、主干河流、森林公园、高速公路绿化带等。借鉴深圳生态控制线规划，运用叠图分析土地适宜性。通过对各市相关规划在统一的空间尺度上的拼合，得到珠三角绿地结构。解读《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同城化规划》等上层次规划及政策引导方向，协调绿道网与城乡空间布局。
（四）珠三角绿道网的布局
根据《珠江三角洲绿道路网总体规划纲要》，遵循绿道网规划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生态、人文、交通和城镇布局等资源要素以及上层次规划、相关规划等政策要素，结合各市的实际情况叠加分析，规划“两环、两带、三核、网状廊道”的生态控制线结构，综合优化形成由六条主线、四条连接线和十六条支线共同构成的珠三角区域绿道的网络化格局。六条主线长1690公里，宽度从0.5～10公里不等，绿化缓冲区总面积4410平方公里，占珠三角面积的36%。其中，生态型绿道总长348公里，占21%；郊野型绿道总长879公里，占52%；都市型总长463公里，占27%。
从各市绿道情况来看（如表3），肇庆划定区域绿地总面积占土地面积比重最高，中山最小，其他城市在45%～65%之间。肇庆多山地、丘陵，境内水网较密。2007年肇庆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分类分区的绿地管制指引，对中心城区、东南地区、山区分别提出严格的绿地保护面积。中山市绿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偏小，绿地破碎尚未形成网络体系。其他城市生态绿地以森林、基塘、河流为主，资源丰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内部往往缺乏结构性廊道。各市市域生态控制线其具体范围与控制指标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根据珠三角区域绿道规划进行具体的区域绿道详细规划。同时，是否落实珠三角生态控制线规划，是报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重要因素。
四、中美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的比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生态网络为空间规划的重点得到区域规划委员会的支持。中国和美国都市区规划建设对于自然系统的开发都以谨慎态度为主，绿带所作用的区域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交锋的界面，绿色空间的属性要求绿道的发展必须是明确政策目标重点。美国、中国对都市区绿道的规划建设共同之处颇多，功能指向、规划方法和管理却各有特点。
（一） 对绿道功能指向的比较
从中美的实践可以看出，绿色空间具有提高环境品质、控制城市蔓延、提供游憩场地等多重目标，赋予复合功能下“绿道”网络发展。新英格兰的绿道规划建设强调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保育，河流、湿地的生态恢复，保护中不断反省和强化。珠三角地区的绿道规划建设更多考虑到与城市发展进行有效引导，增加绿道的休憩、短途旅游、教育等功能，并与高速公路建立公共联系，复合功能性明显，生态性不足。
（二） 对绿道规划手法的比较
规划方法都是以生态学、规划学科为基础，探索网络结构、功能的多重协调。同时，纳入居民、NGO等多利益群体意见，优化生态网络结构。珠三角绿地大多数城市采用多要素图层叠加分析，基于生态景观与城市建筑物之间的拓扑关系，得出生态环境的宏观特征和类型的分布规律。新英格兰地区以保护生物迁徙通道为着力点，从土地利用类型模拟生境对物种迁徙的影响，用耗费模型筛选最优距离。
（三）绿道政策实施的规划管理
Massachusetts一直坚持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基本规划政策，具有法律权威性。同时，由于新英格兰完整的规划体系和绿道规划基础，使得绿道政策从区域规划、州规划，再详细到场所规划，被逐渐细化和落实，保证了政策的顺利实施。在我国，对生态系统要素的认识程度和研究力度小于城市实体建设空间。珠三角对现有绿地系统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探索和规划建设不仅针对特定的目标简单的限制，而是多重目标及相关政策工具的配合。
五、结论
尽管中美发展阶段不同，但同样面临发展压力和绿色空间保护的迫切性。为了维系、保育绿色空间与功能发挥，新英格兰地区始终如一地坚持完善生态型绿道结构，将与自然环境高度关联的河流、山脊等绿色空间以网络结构实现空间的连续性、可达性。在当前，我国都市区发展速度快，绿地规划面临特定土地资源的短缺，更应明确对绿道作为公共空间的理解，对破碎土地的再组织可以通过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和引入人工绿道连接得以实现。
绿地的复合型功能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活品质提高等方面的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同，休闲游憩、农业旅游、教育科研等功能被纳入绿道的整体观念中。珠三角绿道规划进一步考虑到高速公路、铁路等大型交通廊道对生态格局的影响，建立生态廊道，削弱对自然生境的破坏，为物种多样性提供可能的支撑。因此，明确提出复合功能开发，借鉴新英格兰地区经验，深入探索不同功能的绿道类型的不同设计方式和管理模式，建立复合功能下的结构体系。
生态网络的规划方法所依赖的技术方法有所差异，但是从规划实践来看，已经突破传统规划思维，首先辨识城市生态空间，将其保护、控制起来，突破城市规划的边界，不因城市的发展扩张而减少或损害。我国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所涉及的问题往往研究基础和实践活动的薄弱，指导制度和规范的不健全和不协调。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合作，可以丰富研究方法，优化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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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用地评估方法范文6
[关键词]农村精英；农村政治发展；影响评估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73－06
农村精英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关键，科学和客观评估三十年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建构相应对策，将有助于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更直接的宝贵经验和反思。
一、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是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即作用问题，涉及农村精英与农村政治发展两个变量。该评估既要从农村政治发展的已有结果逆向观察，也要从农村精英的职能活动顺向推演。具体指标设计可从以下层面进行。
首先，界定农村政治发展概念范畴并提炼评估指标。农村政治发展主要指农村政治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其外延表现为农村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的改善与进步。从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判断，农村政治应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逐步呈现一种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趋势。依此概念可抽象出四个评估指标：政治组织、政治参与、公共政策、政治意识。政治组织表征农村政治体系的发育状况；政治参与表征农村居民对政治事务的涉入情况；公共政策表征农村政治产出状况如决策制定、计划规划等；政治意识表征农村居民对农村政治事务的理性或非理性认知。
其次。界定农村精英的概念范畴并设立指标观测点。农村精英主要指生活于农村场域并在农村事务中形成相应权威空间或重大影响的优秀人物。通过既有系列观察可以判断，其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个人拥有的财富、权力、知识、声望等资源优势。因此，农村精英又可相应分成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类别。根据上述界定可大致设立以下指标观测点：权威基础与结构、权威功能与活动、政策倾向与重点、政治知识解读与习得。四个观测点分别用以观测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农村精英在农村政治体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状况。
再次，为不同指标设立评估等级或赋予指标值。依照农村精英在促进各项指标现代化方面作用水平的不同，评估等级分为高、中、低三个位阶。最终指标设计见表1-1。
最后，确定观察个案。由于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较长，有关农村精英及农村政治状况的数据汇集存在一定难度。为使研究具体准确，笔者试图通过山东省L市L村个案观察，对该村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四个不同时点的政治发展状态进行截面解剖，分析其中农村精英所引致的变迁特征。之所以选取L村个案，一是其地处鲁中(山东中部)。交通位置便利，公路铁路交错，容易受改革开放潮流影响。但又不像东南沿海发达农村那样属于某种改革开放典型。二是它多姓杂居，各姓在保存自己部分传统记忆的同时，又因密切交往形成了共同的村庄记忆，但这种记忆并未使其像西部或南方某些农村那样强力保持原初风貌。笔者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变迁的平均或中间状态。
二、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山东省L村指标观察
L村姓氏众多，计有蔺、李、闫、马、朱、刘、杨、申、亓、魏等十几姓，以蔺、李姓人数为最，但财富、权力、声望等资源分布并不局限于蔺、李两大姓；各姓总体上处于小片聚居、大片杂居状态；社会事务在各姓内部与各姓之间错综交织。L村经济经过长期发展，已在作物种植、砖瓦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向工厂化、公司化的农产品加工、餐饮服务等多种产业形式迈进；经营形式也从集体经济为主走向重视培育个体、私营经济。因此，L村精英活动与政治发展主要在社会事务复杂性、经济事务逐步多样化背景下进行。
(一)197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村内精英主要为政治精英，其权威基础在于正式权力安排，精英的政治表现为上级看重。这些精英即当时大队、小队干部，主要包括：朱姓大队书记1名，闫姓副书记1名，蔺姓民兵连长1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4名。精英所任职务在撤社建镇之前没有变化，任职倾向于终身性。非正式民间组织不存在。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热衷于服从上级公社指示。习惯由大队干部领导、以生产队为基础组织群众活动。政治选举、协商活动很少，村民主要受各姓政治精英诱导或控制。各队村民尽管有一定的姓氏或宗族观念，但宗族事务在大队统一活动情况下趋于沉寂；加之各姓政治精英私人关系良好，村民间并无宗族性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生产队所获被用于统一分配，村庄经济包括一片果园、一座小型砖窑，其产出主要供本村自用。因此，决策方面并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其优先选择在于利益均等化和秩序稳定。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通过传统文件宣读与喇叭广播，由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把村民及时组织起来，引导村民学习上级公社或中央政策文本，农村小道消息较少。村民在参政意识上主要靠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动员。
(二)198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上级镇政府对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给予L村特定权力安排，指定政治表现好的李姓大队书记1名(撤社建镇以来，L村至今保留传统大队称呼)，推荐闫姓村主任1名，原蔺姓民兵连长留任村治安委员，推荐闫姓妇女主任1名。原4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相应调整为村民小组组长。另外，蔺姓、李姓、刘姓等建筑技能较高的技能精英出现，在他们带领下，建筑技术较好的几十名村民自发组织建筑队，主动承包村内外民房建筑工程。由各姓人员自发组成的两个丧务理事会出现，主要是分片(以大队办公室为基线，将L村划为前头、后头两部分)处理各自区域内的丧事活动，并从中涌现出了一批社会精英。但技能精英与社会精英及其相应活动并没有对既有正式村组织体系形成干扰，因此能够得到大队干部认可。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因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指定或推荐，对上级镇政府指令惟命是从。《村组法》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流于形式，村民在村务管理上受各姓政治精英控制，村务不公开，相关信息主要由书记、村主任尤其是书记掌握。各小组长由于受书记、主任掌控诱导，各组村民内部尽管传统宗族性事务复生，但相处融洽。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果园已转为粮食用地，经济事务局限于原有砖窑的承包和扩大生产，以及催公粮、收提留等方面。由于砖窑、提留能够为
大队公务接待以及干部事务开销提供特定资金来源，大队干部们极为重视砖窑收益和提留收取，核心考虑在于谁承包能交更多利润、谁催粮能收更多提留。在社会文化方面，大队干部对村小学建设与管理付出了努力，积极兴建或扩建校舍，多方抽调或聘请教师。因此，效率、效果成为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主要使用喇叭广播，向全体村民播放各类政策文件；村民按通知做事，并没有主动参政意识。同时通过定期在大队办公室外放电视、放电影等形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村民们在精神上开始放松。村内小道消息、流言或谣言偶有发生，但都能在定期的电视电影集会场合得到澄清。
(三)199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由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镇政府指定刚回L村的闫姓复员军人为书记：该书记经受部队锻炼，见过世面，年富力强，因此被寄于厚望。村主任则通过镇政府推荐，村民代表选举，由李姓人士担任。原蔺姓民兵连长仍留任村治安委员，另一闫姓妇女被推荐为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刘、马、李四姓家族力量、声望较大的人士中选任。此时村内精英除政治精英、技能精英、社会精英外，拥有小型加工作坊、商铺的杨姓、马姓经济精英出现。民间组织除原有公开活动的建筑队及丧务理事会外，搞生姜种植的蔺姓、杨姓、李姓农户技能交流密切，但并未形成特定组织形式。
2.政治参与：随村务公开制度实施。政治精英们在服从上级决定、指令基础上，开始有选择的通过大队院墙张榜、喇叭广播等形式公开电费、公粮、土地承包等事务。但公示内容偏向于未完成任务的农户或村民名单，往往不涉及大队内部财务问题。各小组长仍受村支书、村主任掌控或诱导。各组村民除种好自家地外，忙于就近务工赚钱，并不关心村内事务，村民间也无群体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砖窑经营不善。大队干部们不断更换承包人，但效果不理想；在新式砖瓦加工技术的竞争压力下，传统砖瓦窑已走到尽头。除加大催公粮、收提留、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外，大队干部们开始谋划公路沿线地皮出租，以带动小型商铺、饭店、车辆维修、棉线加工等行业发展，谋求更大利润。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生源不足，与邻村小学合并已成定局。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大队原有的放电视、电影等文化娱乐形式取消，因为家家都有电视。大队干部仍主要使用喇叭传达政策精神，但这些精神却被大队干部、小组长们人户催粮和收款行动所扭曲。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感到厌烦，不愿同村干部合作，干群对立情绪产生，甚至出现对抗事件。
(四)200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在镇领导鼓励和支持下，蔺姓种植能手与魏姓建筑能手搭档参选大队书记和村主任成功。李姓中年男士被选为治安委员，李姓女士当选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魏、马、李、杨等几姓副业较好的男士中选任。技能型精英与经济精英开始融合，并进一步扩增到水利服务、渔业养殖、塑料加工、餐饮服务、农产品加工行业。民间组织除原有建筑队、丧务理事会外，从事各类新兴服务、加工业的精英和村民开始形成行业利益，但尚未明确结成特定组织。
2.政治参与：由于新一届书记及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广泛宣传，村民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他们认识到深入参与投票、选举、协商等村务活动的重要性，开始关注村务是否全面公开，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自来水、硬化路面等)、土地对外承包租赁等事务。无论就村民、村干部还是其他类型精英而言，这些公共事务的进展直接关系到个人经济利益与家庭生活。他们都对不利于己的事务状况公开抱怨，的内部因素开始积累。如遇特殊激发场合，随时可能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三提五统”等提留统筹已经取消，农业费改为农业税，中央对粮食种植实行农户直补。但粮食种植依然没有多少利润可得，大多数村民试图依靠种植生姜大蒜等经济作物谋求农业收益；其次，具有一定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源的村民开始在农产品加工业上展开实际行动，或贷款建厂，或贷款搞物流等。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早已改成幼儿园，小学生被集中到镇中心小学；村民们忙于赚钱谋求个人或家庭发展，对村集体文化建设缺乏兴趣。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但公平尤其是机会与资源的公平配置对L村人而言愈发重要起来。
4.政治意识：由于积极或被动参与村干部选举，加之各项公共工程的推进，村民开始对村庄政治产生浓厚参与意识，甚至许多人觉得自己在选举投票时非常重要。现代化的扩音喇叭介绍、自制海报、广告、资料或文件复印成了村民熟悉的活动宣传形式，但小道消息、流言不断。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其他精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他们的思维范式都明确趋向自我中心。
(五)指标分析：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通过综合L村四个年度截面指标情况，并依照表1-1所列标准，评估结果可见表1-2。
据表1-2，可形成L村精英对该村政治发展影响的大体认知：
1.在政治组织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精英类型的不断扩展及流动能力的提高。为政治组织权威基础与结构的丰富稳定提供了条件。精英类型的扩展也为非正式组织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可能，但非正式组织并未给现有政治组织带来破坏性影响。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各在不同权威领域内发挥作用。
2.在政治参与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村干部从控制或干扰村民参加集体事务、不愿公开村务逐步过渡到主动引导村民参加投票选举活动、公开讨论集体事务(尽管各种贿选行为时有发生)。而随着经济事务与自身利益关联度的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加。
3.在公共政策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并不高。村干部的政策导向从偏重于以均等化实现政治稳定逐步过渡到偏重经济增长，在决策上主要把效率、效果放在突出位置，有关环境、文化、社会要素的考虑并未成为决策的重点内容。
4.在政治意识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政治知识的宣传形势在不断改进或现代化，其来源从村干部放喇叭逐步过渡到现代媒体。村民参政意识在2008年得到充分激发，他们对各种政策的理解能力逐渐提高，其个体权利意识逐步突显。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总体上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或由弱变强的过程：农村精英发展或能推进农村政治组织、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发展，使之向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演进。但对公共政策或组织决策而言，农村精英的影响力有限，尚未使之达到应有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而且，不论就地域还是就政治发展的内容而言，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并非都是均质的。
三、农村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L村个案来看，农村精英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它们制约着农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精英总量偏少，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发展动量
2008年L村拥有1800多人口，能因政治、经济、技能等因素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精英数量约为28人，其分布情况是：蔺姓5人、李姓7人、闰姓4人、马姓4人、朱姓1人、刘姓2人、杨姓1人、申姓1人、亓姓1人、魏姓1人、焦姓1人、孙姓1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56％。精英缺乏使农村事务开展缺少集中带动力量。原因有二：一是村民联系更多依靠熟人关系或小圈子；村集体事务的推进则需不同类型的精英在这些数量众多的家庭、小圈子之间做大量协调工作。二是精英虽然对普通村民具有示范作用，但村民的传统保守心理使其倾向于认为，这种示范只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避免自己跟进或冒进的风险。
(二)精英外流，且外流精英缺乏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
L村人认为，但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进城而非呆在村里。L村除了考大学的青年人留在城市外。当兵出去的人也几乎无人愿意回村，1990年代进乡镇企业的青年人也绝大多数留在了企业所建生活区。而且，村内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机会变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区居住。精英外流后，因其生活、工作、社会联系更多以居住地为核心，与本村的联系便逐步减弱，他(她)们影响或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也相应变弱。L村有人在外地或本地城市的银行、政府、事业单位任职，但他们对本村的贡献乏善可陈。
(三)精英群体内部流动性偏弱
某种精英转变到另一种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难度很大。主观而言，一种精英一旦产生，便容易形成某种惯习；而且，精英们最终都通过成本一收益计算考虑转变行为所能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收益，不同精英因其不同发展路径积累起了不同的资源优势，转型则往往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或损失风险。从客观方面说，精英转型尤其向政治精英的转型受到乡镇基层政权约束，乡镇政权甚至拥有农村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四)精英影响偏重于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后台权力支持，在知识技能、经济资源积累方面仍未达到有效拓展政治事务的程度
1970年代以来L村传统政治精英持政及各类能人向村干部转型，之所以能得到上级政权认可，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他们与上级政权重要成员间具有特殊社会关系或是历史形成的亲友、地缘关系。或因为对上级的忠诚。这种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也为村民看重，因为它们能给村里争取到更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在农加工或商业流通上取得较大进步的经济精英，因其资源规模尚未达到深入影响全村公共事务的程度，特殊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的缺乏将制约其政治拓展。
(五)精英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治参与、公共决策更多取决于利益驱使、机会环境而非科学知识
利益驱使意指农村精英更注重农村事务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或实惠；机会环境则主要指上级政府或政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L村精英在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决策上很少有科学化程序，但仍能获得村民的主动或被动承认，除了受利益驱使的村干部努力推动外，还因其顺应了国家或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政策潮流。比如2008年镇上征用L村土地建设化工厂项目、市里征地建设铁路复线项目并未得到L村干部和经济精英的反对；相反，他们把这种征用看成是谋求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关经济、环境、社会的平衡协调则远远超出了农村精英的思维范畴。
(六)精英影响往往受到基层政权的直接约束
尽管2006年来“三提五统”等行政任务已经取消，但基层政权对农村政治事务的控制并未减弱，因为农村政治组织是基层政权的神经末梢与行动手脚，也是其最直接的管理对象。同时，近年来农村公共工程项目逐渐增多，基层政权除了认识到项目管理与监督的必要性外，也看到了从项目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在，L村水泥路修筑、水沟挖掘、自来水铺设等项目中，都能看到镇上官员早晚忙碌的身影。
四、引导农村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对策
(一)通过知识技能培训、工商信息沟通、金融财政扶持加大农村精英培育力度
在知识技能方面，可由政府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向企业、高校、科研单位聘请、招标等方式提供培训，也可由村集体或其他农民组织根据自我需要开办培训中心、购买培训服务。在工商信息沟通方面，政府可通过指定信息中介或工商信息主管部门向农村定期、不定期工商信息，形式可采取电视、广播、海报、宣讲、电脑信息港等等，其好处在于可使农民避免社会非法中介信息的误导。在金融财政扶持方面，应当降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门槛、扩大信贷范围，对发展迅速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精英实行特定优惠、减免、奖励政策。通过以上扶助措施，可以培养更多的农村精英，形成更大的农村政治发展动量。
(二)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加强外流精英对原籍村的帮扶作用
与乡土精英相比，外流精英往往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外部联系、更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经济资源。通过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可加强农村与外流精英间的信息、感情沟通，借重外流精英回馈乡里的报效情怀，促进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发挥特定扶助作用。与政府等其他扶助主体相比，外流精英可能会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为外流精英对他们来说即最生动的改革发展实例。在信息库建设上，可侧重于外流精英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特殊技能等内容。在定期联系制度上，应实行专人专线联系，联系内容侧重于本村开放发展的新面貌、新机遇。
(三)通过农村精英定期评价，促进农村精英内部公开公平流动
与上级政权相比，村民对本村精英的了解可能会更详细更直接。因此，对农村精英德、能、勤、绩的评价。可由政府或第三方定期开展村民匿名调查，监督评议、干部选择权利将更多地放到最有发言权的村民手中。调查方式可采取结构式电话访谈、入户访谈、问卷调查或无结构式深度访谈等等，调查评议结果则相应作为农村精英奖励、信贷、优惠减免、干部推荐、干部选举的重要参照。
(四)为愿意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各类精英建立某种个人资本保值增值手段，在促进其现有资源公共贡献能力的同时，弱化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的重要性
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向政治精英转型时会考虑其原有经济或社会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为这些原有资本建立某种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一则可以解除各类精英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或避免其转为政治精英后的“经济人”倾向，增强“公共人”动机；三是可能会激发精英提高其现有资本或资源的公共贡献能力，增强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度，弱化精英转型时的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这些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可能包括：资产保险、工作保险、老年保障金、风险基金、所得税减免、提升信誉等级、声望与业绩宣传等等。
(五)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培训。提高农村精英的参与和决策能力
其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由政府提供远程或现场政治知识、公共政策培训，培训师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聘请高校与科研单位人员；培训方式可以是教材宣讲，也可以是村民自治示范县或示范村的案例观摩与探讨。二是由村集体根据需要自己组织，聘请专业人员长期或定期对本村公共事务、政治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现场诊断和发展设计。三是政府、村集体、有志于农村公共事务的个人、社团、公司多方联合，共同对农村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与优化设计。
(六)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性质，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外部约束
在中央政权农村战略大局既定情况下，对农村发展的最大干扰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农村基层政权――党政联合办公的乡镇政权。从理论上说，乡镇政权的核心定位应当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直接为中央政策与农村发展服务的基础环节。因此，可采取建立一站式或阳光服务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深入偏远农村建立服务代办点等方式直接为农村民众提供全程、便捷的公共服务。果如此，则有可能在服务的同时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干扰与控制，使农村精英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