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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计划范文1
科技兴贸基地建设是广东贯彻实施国家科技兴贸战略，加强科技、产业与贸易有机结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外贸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00年广东首次提出发挥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与外经贸结合的优势，加快高技术产品及技术出口基地建设以来，其在科技兴贸政策体系建设和基地国际化建设上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截至2014年底，广东科贸基地布局涵盖了国家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城市、特色产业基地及大型企业四大类型，其中国家级机电和高新技术类外贸基地（不含深圳）共有10家，包括广州从化市新材料基地、惠州仲恺区TCL液晶产业基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生物医药出口基地等。当前，广东科贸基地正从最初的出口加工型，向科技工业型、知识经济型跨越，创新驱动和战略转型成为基地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发展新常态，国际化、产业化和科技化的良性互动效应日趋明显。本文主要介绍广东科贸基地国际化发展、产业集聚、自主创新能力及公共服务情况等方面情况，分析当前复杂形势下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为广东加强科贸基地建设，推动相关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对策。
一、科贸基地建设国际化发展现状
（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迅速
自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以来，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出口额从1999年的120.3亿美元，发展到2014年的2310.5亿美元，15年间增长超过19倍；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9年的15.5%，提高到2014年的35. 8%，15年间提高了20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占比从2002年的2.9%提高到2014年的24. 5%。据调查，科贸基地超过六成的企业2014年出口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近两成企业出口1亿美元以上；约六成的企业主要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一般贸易出口占本企业出口总额达80%以上。
（二）高新技术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据调查，截至2014年底，科贸基地约八成的企业组建了专门的科技研发部门，约八成的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国外专利。例如，从化新材料基地企业中有2家国家级、8家省级、3家广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30家企业建立了内部技术研发中心，29家新材料及新材料应用企业共拥有43个品牌，企业共获493项专利；惠州TCL液晶产业基地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l家、省级技术中心2家、省级工程中心2家、博士后工作站2个、省市级重点实验室3个，TCL集团在平板显示方面拥有19项专利技术，其中一项获得中国专利奖。
（三）企业国际化合作步伐加快
截至2014年底，从化新材料基地企业在境外建立自主营销网络、生产厂等投资实体38家，设立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点近400个。惠州TCL液晶产业基地鼓励企业与海外具有战略和产业优势的液晶显示企业建立合作、合资的技术中心，搭建研发、生产、应用、销售等上下游企业参与的战略联盟。截至2014年底，TCL集团的销售网络遍布40多个国家，并在中国、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设有研发机构，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20多个。据调查，未来两年(2015-2016)，科贸基地约有三成的企业将加强建设境外营销渠道，约两成企业将与国外研发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引进国际先进商业模式，约一成企业将加强境外直接投资设厂，或并购海外优质资源和品牌。
（四）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广东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领域涵盖了产品研发设计、公共技术研发、公共试验检测、市场营销服务等方面，为基地及高新区内的中小外贸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山火炬开发区重点加强技术共性平台、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和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建设，建立起区域内产业链的纵向技术合作和横向产业交流相结合的创新网络，积极引进和培育了一批质量和安全检验、检测、检疫、计量、认证等技术服务机构，并完善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等。TCL液晶产业基地通过建设海外市场营销服务平台，积极联系和发现影视营销、娱乐营销、区域性体育营销和新媒体营销等多种渠道的业务合作机会，为基地企业提供海外市场营销服务、广告服务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基地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自主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活动。从化新材料基地的多家骨干企业分别获批纳入“省重点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为基地新材料关联企业免费提供公共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信息、检测等公共服务。
二、科贸基地创新驱动和战略转型新特征
（一）加工装配逐渐向高新技术服务延伸
随着广东制造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夯实，科贸基地不少企业开始突破低层次恶性竞争．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支撑，积极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为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高附加值的服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高新技术服务外包加快捆绑融合，高端业态开始集聚发展。据调查，超过八成基地企业的生产设备和产品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约四成企业现已向海外提供高端或核心研发设计服务。例如，TCL集团于2014年提出建立“产品+服务”新商业模式，与思科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公有商用云服务平台，现已推出基于云端的视频通讯和协同办公系统。此外，近年来广州软件出口产业基地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游动漫、通信软件和工业软件等为代表的优势领域迅速转型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增长最快、集聚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二）自主研发与全球资源集成相得益彰
在从移植型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进程中，科贸基地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如化工与新材料、汽车和摩托车等交通运输制造、半导体、通讯及仪器设备等电子信息和光学行业、软件等，力求突破行业核心和关键技术，形成自主的专利和技术标准。例如，从化钽铌冶炼厂自主研发了用于航天航空和军工等高端产品的超合金系列，其电容器钽粉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产品多次成功应用在神州系列飞船载人航天工程上，还因产品性能稳定而被全球顶级企业（德国斯达克公司）列为国内唯一供应商。此外，科贸基地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开放式创新体系，通过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加强与海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等方式，有效地集成、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
（三）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机结合
近年来，科贸基地企业为提升出口效益，不仅在技术创新上加大投入，更开始注重探索符合新兴技术发展规律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组织模式等。据调查，2012-2014年期间，基地近九成的企业开发了新产品，或对现有产品功能进行改进；近六成的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实行技术升级；五成以上的企业优化业务流程管理；约三成的企业改变或创新了商业运作模式、搭建新型营销渠道，及开展了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国际化运营管理。例如，金发科技公司通过业务重组，强化上下游供应链管理，营运模式逐步从OEM向ODM和OBM转变，并加强引进国际先进商业模式，搭建新型营销渠道，加大境外市场拓展力度，有效扩大了出口。更有一些企业通过实施兼并收购等，进入全新领域，实行跨界、跨行业拓展，构造出独特的价值链。例如，广电运通公司在金融货币处理设备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后，逐步将业务领域辐射到其他相关行业，大力拓展非金融软件服务领域，如石油系统、电信系统、航空系统、铁路系统、电力系统等。
（四）“全球引智”与“全球布网”并重发展
近年来，科贸基地愈加重视对海内外智库的引进，特别是加强对掌握战略性新兴技术的海外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进与孵化，培育高端项目，带动新兴产业成长。例如，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实施“大孵化器战略”，通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引进台湾、以色列、西班牙等高精尖技术项目，现在孵创新创业项目400余个；中山火炬开发区集中在高端新型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现已成功孵化68个企业项目。同时，基地企业积极开展国际科技经贸合作，纷纷赴外设立研发中心、营销网络和生产基地。例如，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丹麦、北美设立了研究中心，推动风电技术创新；广州新动力塑胶有限公司分别在尼日利亚、蒙古、英国、南非分别设立了6个自主营销网络；广州万力商贸轮胎有限公司在日本、美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85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和拥有了自己的轮胎销售商网络；广州市金浪星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在埃及设立了生产加工厂和自主营销网络，等。
（五）“大而强”与“小而精”协同创新
培育龙头企业一直是基地建设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龙头企业的导向作用和系统整合功能，有效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配套企业创新发展。例如，惠州仲恺高新区充分发挥TCL集团已有的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建立起研发、生产、应用等上下游企业参与的战略联盟，形成以新型显示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广州软件出口产业基地以网易、海格通信、从兴电子、中望龙腾、广电运通，动景科技、久邦科技等品牌龙头企业为主导，营造开放创新的产业环境，培育本土品牌创新。但同时可见，近年来中小企业成为了基地更具创新活力的群体，是产学研合作的更优质载体，特别是愈来愈多的留学人员被吸引进驻基地留创园创新创业，将海外新兴技术、管理、商业项目和天使资本进行灵活有效整合，突破行业核心技术瓶颈，以小杠杆撬动大市场。
三、科贸基地战略转型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一）从国际市场竞争上看，全球创新战略竞相涌起，新兴产业国际化进程迎来矛盾凸显期
在科技创新角逐中，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博弈加剧，经贸体系重构趋势明显，引发高新技术与服务的贸易争端和摩擦加剧，双向投资经历增速、市场和结构的多重调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广东基地原本依靠大规模中低端加工装配的发展模式面临加速转型升级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基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将有可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新一轮的技术标准和贸易投资规则。据调查，目前基地己出王见‘‘外资撤回”的现象，一些企业反映，由于外资的撤回，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技术集成创新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均受到较大影响和制约。
（二）从现代科技革命上看，全球领先技术加快交叉渗透，新兴产业国际化模式和路径面临颠覆性创新
新技术革命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折，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科技成果在各行各业中向纵深拓展和渗透，新兴业态和创新模式不断催生。据调查，科贸基地约七成的企业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可再生能源科技及先进型材料对产业创新和贸易转型影响巨大。精益制造、敏捷制造、网络制造、数字制造、绿色制造等将快速替代由劳动力、土地、资源支撑的粗放型制造模式，科技创新对出口结构调整的驱动作用愈加明显。当前，基地正处于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的转型阵痛阶段，如何将新兴业态培育发展与传统产业提升优化相结合、如何将产品经济与服务经济相衔接、如何将技术开发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交融、如何将规模化制造与个性化制造灵活交替，成为基地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和战略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从企业内生动力上看，高端要素资源运筹掌控不足，出口转型瓶颈短期内仍难以突破
在拓展国际中高端市场过程中，基地企业缺乏对人才、资本及技术等高端资源的整合与创新集成能力已成为重要制约因素。例如，在吸引高素质创新人才方面．基地目前本科以上人员在50%以上的企业仅两成，绝大多数企业招聘的硕士和博士比例不到5%，仅极少数企业引进了外籍技术和管理人员；近七成的企业反映，缺乏高端科研人才是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出口转型困难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在资本运营方面，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仍是主要的研发投入来源，其他资金来源比例严重偏低，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兼并收购、创业投资基金、再担保基金等投融资渠道。在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方面，由于依托合作方或受制于产业链分工、缺乏长期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和环境、产品开发流程不健全等原因，企业对境外技术引进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仍很强。
（四）从基地环境建设上看，资源限制成发展短板，国际化载体培育面临体制、政策和市场的综合设计考验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是当前基地普遍存在的突出困难，主要体现在产业园区的道路、污水处理、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用地指标缺乏，已签约项目落地建设受阻，大型优质项目洽谈受影响等。此外，在基地政策体系建设方面，存在重项目资助轻平台建设、重企业发展轻人才服务、重资源供给轻需求激励、重政策制定轻效果评估等不足。例如，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新兴产业发展的准入、扶持、评价及退出标准和机制有待建立；科技、金融与贸易模式相结合的综合创新体系和驱动机制有待形成；高端人才引进激励机制有待创新，等。在政策促进方面，企业搭建海外营销网络体系、境外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自主品牌建设、国际标准制定、境外参展和科技创新交流活动等的支持体系有待完善。
四、科贸基地国际化发展与战略转型的对策建议
第一，要支持科贸基地采用多元化资本运作方式，在欧洲投资建设“新兴技术项目国际孵化中心”。引导行业龙头企业以欧洲国家为重点，设立海外孵化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加强在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技术领域上的密切合作，尤其要注重对欧洲的新兴技术引进，加强与欧洲创新驱动型中小企业合作。通过设立海外投资和并购引导基金、天使创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在项目挖掘、管理和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加快集成国际著名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技术成果，在国际市场上搭建起新兴技术合作、技术贸易、委托设计开发等渠道，实现协同创新发展，逐渐形成新兴技术项目挖掘、筛选、孵化、投资、回国产业化的发展体系。
第二，要以国家支持中小创新创业型企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加大对科贸基地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广东科贸基地积极引入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中小创新创业型企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对基地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的新兴技术领域科研项目给予扶持，包括开展国外研发和技术合作、海外知识产权协作、购买国外信息和管理咨询服务、引进国际项目带头人、开展国外专业技术培训交流和国际资质认证等。
第三，要着力研究并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出口示范企业／项目”认定工作。推进科贸基地发展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探索新型出口盈利模式、新型国际营销模式、新型产学研贸运营机制、新型科技金融模式、新型贸易融资模式等，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高新技术服务相结合。建议年度评审一批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出口转型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适当向创新创业型中小微企业倾斜，不以出口规模作为门槛标准，并对获得认定的企业或项目，在通关便利化、项目融资、高端人才招聘、境外参展等方面给予扶持。
战略行动计划范文2
2010年4月16日，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沈阳市召开东北四省区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并签署了《东北四省区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生态环保、交通、农业、旅游等14个合作框架协议。
联席会议后，东北四省区围绕大生态、大交通、大电网、大开放，积极开展了能源、产业、物流、旅游、金融、商贸、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全面合作，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东北四省区于2010年8月举行了第六届东北四城市（4+4）市长峰会；9月举行了第二届东北东部（12+1）市（州）区域合作圆桌会议；开通了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网。
7月26日，东北四省区在长春市召开2011年东北四省区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这是继去年首届联席会议之后的第二次会议，以“深化合作，务实推进，共同发展，全面振兴”为主题，总结了2010年进展情况，研究确定了2011年重点工作。
三个合作协议推动区域合作进入新阶段新领域。此次会议上，东北四省区行政首长共同签署了《推进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协议》、《东北三省与蒙东地区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建设东北东部经济带合作协议》三个合作协议，标志着四省区合作正在走向务实合作、深入推进的阶段。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协议，更是开辟了区域合作的新领域，为区域合作树立了新的样板。
四个行动计划瞄准特色产业和民生发展。此次会议上，东北四省区签署了《携手打造大东北无障碍旅游区行动计划》、《推进东北地区物流托盘化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保护东北地区优势农畜产品行动计划》、《推动东北地区建筑节能行动计划》四个行动计划，均瞄准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东北地区建筑节能行动计划是东北地区首个民生方面的合作事项，拓宽了区域合作领域，很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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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计划范文3
一、坚持自主。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科技发展工作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提速时期，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攻坚时期。在深入分析“十二五”期间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重大需求的基础上。我省科技发展将立足省情，面向未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支撑引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的要求和全力推进“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的战略部署，‘坚持科学发展、自主创新、需求导向、人才优先、超前部署和改革创新的原则，从自主创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十二五”期间我省科技发展进行总体部署：
一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我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各项任务。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
二是把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及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建设作为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着力突破一批关系新兴产业发展和重点产业振兴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把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和民生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积极运用生物、信息等技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着力实施民生科技工程行动计划，加快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公共安全、节能减排等技术的研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使科技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四是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推动科技发展的战略任务。着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创新组织模式，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开放共享，面向重点产业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行业工程技术联合研究院、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推动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火炬特色产业基地等基地的建设工作，构建技术链、产业链，加速产业集聚效应。全面推进我省创新体系建设，使科技支撑引领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是把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摆在科技发展的优先位置。着力营造有利于人尽其才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以各类科技人才培养计划、重点科研项目、海外学人创业园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为载体，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尖子人才和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通过超前部署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凝练一批重大重点科技项目，整合创新资源，集成优势力量，加大支持力度，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尽快走上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
二、“十二五”时期。我省的科技工作重点做好七个突出、七个优先和三大重点
做好七个突出，使我省科技发展实现新的战略性跨越。科技成为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是突出主题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支撑引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并以此统领全篇。
二是突出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全面组织实施“技术创新行动计划”。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支撑重点产业振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突出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开发区和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建设。着力培育产业技术创新集群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提升知识、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是突出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重点产业振兴，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行业工程技术联合研究院和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等，全面推进我省创新体系建设。
五是突出科技惠民。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着力发展民生科技。把科技进步与创新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紧密结合起来。
六是突出前瞻部署。超前部署基础研究、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与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着力解决关系我省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核心关键技术问题，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
七是突出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基地和项目的统筹协调，将科技发展规划与人才培养和基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三、面向发展需求。突出任务导向。七大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带动全省科技发展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实施重点突破的原则，我省确定了七大科技发展优先领域。统筹规划和安排了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大和带动力强并在近期可以取得突破的任务。加快实施进程，力争快见成效，以科技发展的局部突破和跨越带动我省核心竞争力的整体跃升。
一是新能源领域：优先支持洁净煤发电技术、先进风能综合利用技术、先进水电装备技术、新能源汽车、先进太阳能利用技术、核能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
二是新材料领域：优先支持高性能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光电材料、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硅基新材料、新型陶瓷材料、石墨材料、纳米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生物材料和石英基信息材料等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三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优先支持能源装备、数控技术与装备、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装备、关键元部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重大产品和重大设施寿命预测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四是生物医药领域：优先支持疫苗、诊断试剂和创新药物、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的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五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优先支持物联网、汽车电子与电力电子、微电子
与新型元器件、高性能计算机机群并行计算系统与软件等产业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六是现代农业领域：优先支持动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粮食增产、蔬菜洁净及畜产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畜禽水产饲料开发与高效安全饲养、森林资源培育与可持续经营、农林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现代农业装备、生物农业、优势农产品加工、优势畜产品加工技术及产业化示范、林下资源加工、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与检测等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七是民生科技领域：优先支持人口健康、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疾病防治、中药现代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及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等技术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四、三大重点任务。使科技更加主动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尽快走上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
“十二五”时期以建设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及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基地为战略重点，统筹规划和部署了实施“技术创新行动计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建设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三大重点任务。
一是全力推进“技术创新行动计划”实施。即：实施产业技术创新行动计划，支撑产业振兴和经济长远发展；实施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行动计划，为加速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和支撑；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行动计划，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产业优势：实施科技园区提档升级行动计划。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实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行动计划，增强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实施创新型企业建设行动计划。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民生科技工程行动计划。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施对外科技合作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战略行动计划范文4
关键词：区域海洋项目；地中海行动计划；区域合作
区域层级已成为海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合作而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74年发起的“区域海洋项目”（Regional Seas Programme），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应对海洋污染的国际性努力。至今，已有超过143个国家参加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13个区域海洋项目①。地中海行动计划是其中最早的一个，并成功地为其他区域的实践提供了模板与经验，被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王冠上的宝石。本文在回顾总结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成就之后，将重点论及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发展，在结语部分则将探讨地中海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经验对中国周边海域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启示。
一、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成就
地中海沿海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环境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初衷是担心污染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在冷战的背景下，地中海沿海国一致反对区域外大国涉足地中海的环境问题。因此，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建立的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率先开展协调，推动调查污染状况的合作②［1］（P323－327）。在区域海洋项目得到批准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承担起了推进地中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工作。1975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保护地中海政府间会议（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当时地中海18个沿海国中有16个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及非地中海国家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5页篇幅的《行动计划》。在这份文件中，地中海行动计划被定义为包括整体规划资源开发与管理，监测、评估污染状况，法律（框架公约及议定书），制度与财政支持四个部分：“Ⅰ．整体规划地中海盆地资源的开发与管理；Ⅱ．协调关于污染状况及保护措施研究、监测、交换信息及评估的项目；Ⅲ．保护地中海环境的框架公约以及附有技术附件的相关议定书；Ⅳ．行动计划的制度与财政支持。”①上述四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整体。检测与评估部分（或称科学技术部分）帮助形成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共识；法律部分构成了对共识及相应措施的正式表达；包括建立相关国际组织在内的制度支持，负责管理与协调落实合作的相应措施；完成这些工作将产生巨大花费，财政支持可缓解各国由此产生的忧虑；最后，整体规划则旨在调和对发展的需求及对改善地中海环境质量的需求，这一点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为了执行行动计划中污染评估与监测的部分，地中海沿海国发起了“地中海污染监测和研究协调项目”（Coordinated Mediterranean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Programme），旨在为各国政府提供执行行动计划的科技能力与科学证据。整体规划部分处理的问题则不仅限于海洋污染，还涉及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体现为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蓝色计划”（Blue Plan）和“优先行动项目”（Priority Actions Programme）。在制度安排方面，地中海行动计划的最高决策主体为每两年举行的《巴塞罗那公约》缔约方会议，并在1982年成立了地中海行动计划协调机构（MAP Coordinating Unit）作为行动计划的秘书处。除此之外，各区域活动中心（Regional Activity Centres）具体协助长期项目及相关议定书的执行②。在财政支持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行动计划起始阶段提供了财政支持。而在1983年之后，资金一方面由缔约方通过向地中海信托基金（Mediterranean Trust Fund）缴纳捐助，另一方面来自欧盟、联合国机构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为具体项目或活动提供的捐款。至于法律部分，1976年地中海区域沿海国全权代表会议（Conference of Plenipotentiaries ofCoastal Sta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通过了框架性的《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The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gainst Pollution，简称1976年《巴塞罗那公约》）以及两个议定书，即《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废污染地中海协议书》以及《合作防治在紧急状况下石油及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地中海议定书》。这种框架性公约加议定书的模式也被称为“巴塞罗那公约体系”：框架性公约构成了各国对执行行动计划的明确、有约束性的正式表达；针对各种污染源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功能性议定书实际是地中海行动计划的核心，为管理具体污染源规定了详细的标准、程序及措施。同时，框架性公约加议定书的模式也为制定后续的议定书留下了空间。至今巴塞罗那公约体系下已有7个议定书通过并生效（如表1所示）。地中海行动计划所设立的原则、公约及议定书、制度设计使之成为了一个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在总结其成功原因时，对功能性路径的选择尤其值得强调：从时间上而言，地中海行动计划的发起和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准备与召开几乎是同时的。沿海国扩大管辖海域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主要推动力。但许多地中海国家很早便认识到在半闭海的地理条件中，以扩大沿海国管辖海域的方式应对海洋环境的困难①。对此，地中海沿海国正确地选择了功能性合作以应对海洋污染问题。对于区域内的欧共体国家，功能主义的合作是不陌生的。在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学术探讨中，功能主义是最早出现的理论解释：不同于政治合作，功能合作局限于明确的有限领域，并由此创设出新的国际性机制。而地中海区域内呈现出巨大差异的其他国家也更容易接受以功能性合作处理政治敏感度较低的问题［2］（P648）。
二、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发展
受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影响，1995年6月5至8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九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新的行动计划以及对《巴塞罗那公约》的修订，标志着地中海行动计划进入了第二阶段。
（一）1995年行动计划
1995年《关于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及海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主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了第二阶段主要的目标，包括：“确保对海洋与陆地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将环境整合到社会及经济发展以及土地利用政策当中；通过防止污染、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污染来源，无论是长期性的还是事故性的，保护海洋环境及海岸区域；保护自然，保护并改善具有生态或文化价值的地点和景观；加强地中海沿海国之间在为当代及后代的利益管理共同遗产及资源方面的团结；为提升生活质量作出贡献。”②可见，1995年行动计划将可持续发展列为最重要的目标。1995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地中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Mediterranean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推进环境与发展相整合。该委员会于1996年建立，作为智库性的咨询机构，其职能为评估区域内国家共同关心的，或由国际及区域议程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向缔约方提供相关建议③。2005年，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由该委员会筹备的《地中海可持续发展战略》（Mediterran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份框架性文件回应了1995年行动计划中对达成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为国家层面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指南。其中提出了如下7个“优先行动与协同领域”④：（1）更好地管理水资源；（2）提升能源合理使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3）以适当的运输管理实现可持续交通；（4）可持续旅游业作为主导经济产业；（5）可持续农业及农村发展；（6）可持续城市发展；（7）海洋、海岸区域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二）《巴塞罗那公约》的修订
经修订的《巴塞罗那公约》被重新命名为《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Coastal Region of the Mediterranean，简称为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当前已有包括欧盟在内的22个缔约方。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中的重要修订包括：1．接纳了《21世纪议程》提出的主要原则与办法，包括：可持续发展；预警原则；环境影响评估；海岸区域综合管理；①采用可获得的最佳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推进环保型技术的应用②。2．扩展了适用范围。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第1条保留了1976年公约对“地中海区域”的地理界定③，但通过删去关于原则上不包括缔约方内水的条文。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的适用区域扩展至了缔约方内水，并且为落实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还进一步规定可扩展至“各缔约方在其领土内指定的海岸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展功能区域的同时，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中也有明确的“权利保留”条款，即“本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任何内容不损害任何国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的权利与立场”④。3．扩大了参与面。在制度安排方面，第20条增设了“观察员”制度，缔约方可决定非缔约方或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另外，第15条还对“公众信息与参与”作出了规定，要求缔约方确保公众获得执行公约及议定书的信息，并确保获得参与相关决策的机会。
（三）议定书的修订与增补
虽然1995年行动计划与《巴塞罗那公约》都在篇幅上有了扩充，但具体标准与措施仍通过议定书进行制定。为适应上述新的目标与原则以及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许多第一阶段制定的议定书经过了修订（修订情况见表1），并增补了1996年《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污染地中海议定书》以及2008年《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鉴于本文的篇幅，下文仅分析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以及2008年《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这两份议定书反映出地中海行动计划落实生态保护及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努力，并且议定书适用范围的扩展也尤其值得关注。1．《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1995年通过的该议定书于1999年12月12日生效后取代了1982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域议定书》。（1）适用范围的突破。1982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为缔约方范围之内，主要为领海。新的《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大：适用于地中海全部海域，并且适用于海床及其底土，以及各缔约方指定的包括湿地在内的陆上海岸区域⑤。地中海的特点之一是沿海国未充分主张专属经济区，海域内仍保留大面积的公海，并且存在一些划界方面的困难及纠纷。议定书在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公海的同时，也特别制定了“权利保留”条款：“本议定书的任何内容或任何在本议定书基础上采取的行动，不应损害任何国家与海洋法有关的权利、当前及未来的主张以及法律观点，尤其是关于海域的性质及范围、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海域划界、在公海的航行自由、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权利及形式、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以及沿海国、船旗国及港口国管辖权的性质及范围”；并且，“在本议定书基础上采取的行动不应构成主张、竞争或质疑任何关于国家或管辖权的主张的理由”①。如图利奥•斯科瓦齐（TullioScovazzi）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所体现的功能路径为，“一方面，在海洋环境方面的政府间合作应不妨碍其他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存在这些法律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不应妨碍或拖延采取保持地中海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3］（P99）。（2）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在合作管理特别保护区的方面，新的议定书增设了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List of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of Mediterranean Importance）制度。该清单可包括如下的地点：“对保护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的要素起到重要作用的；包括地中海特有生态系统的或濒危物种栖息地的；在科学、美学、文化或教育上有特殊意义的。”②议定书第9条详细规定了制定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的程序。其中，对于部分或全部位于公海的区域，提案须由“相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缔约方”提交，并向特别保护区区域活动中心（Regional Activity Centrefor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提交一份关于地理位置、自然及生态特征、法律地位、管理计划及其执行，以及对地中海之重要性的介绍性报告③。清单的订立须经缔约方会议同意④。至今，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已包括33处地点，其中有一处涵盖公海海域，即由法国、意大利及摩纳哥为海洋哺乳动物设立的海洋生物保护区（Pelagos Sanctuary）⑤。对于清单的效力，缔约方同意承认清单内各地点对地中海的特殊重要性，并承诺“遵守适用于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的措施，不授权或进行任何可能违反设立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之目标的活动”⑥。同时，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并不排除各缔约方在清单外设立保护区的权利。由于特别保护区（尤其是位于公海的特别保护区）限制其他海洋使用的性质，议定书第28条专门规定了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缔约方应“邀请非议定书缔约方的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执行本议定书”。（3）物种保护与养护。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除序言部分明确提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外，第三部分专门对物种的保护与养护作出了规定，这是对1982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的重大增补。类似于1976《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废污染地中海协议书》的结构，这一部分只规定了缔约方应采取的国内措施以及应采取的合作措施，而具体的受保护物种则由附件列举。对于附件II“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清单”（List of Endangered or Threatened Species）中的动植物，缔约方应确保最大可能地保护和恢复这些物种。对于附件III“开发受规制的物种清单”（List of Species Whose Exploitation is Regulated）中的物种（包括鱼纲物种），缔约方在授权开发及管理这些物种的同时，应与主管国际组织（即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合作采取适当的养护措施⑦。2008年，负责推进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实施的特别保护区区域活动中心与国际粮农组织（代表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同意在如下领域展开合作：（1）在地中海区域发展并参与落实渔业的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2）探明生态系统中的敏感海洋栖息地；（3）为海岸区域管理制定可持续发展框架及指南；（4）加强科学研究，尤其是保护象征性物种；（5）发展并加强地中海海洋环境与渔业之间的沟通合作。［4］（P116）2．《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自地中海行动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以来，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同时推进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就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点。1995年行动计划中提出“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应逐渐成为处理影响地中海沿海区域的问题的标准办法”。而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第4条第3款（e）项进一步规定“推进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是缔约方的一般义务之一。2008年1月21日，《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于马德里签署被认为是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该议定书已于2011年3月24日生效。（1）适用范围的界定。议定书的目的是在地中海海岸区域运用综合管理，那么首要的便是定义“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及“海岸区域”。“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被定义为：“可持续管理和使用海岸区域的动态过程，同时考虑到海岸生态系统及景观的脆弱性、各种活动及使用的多样性及彼此的相互作用、某些活动与使用的海事定位及其对海洋与陆地部分的影响。”①议定书的适用范围是议定书谈判中的难点，最终“沿海区域”的定义巧妙结合了明确的界限及灵活性：海岸区域的向海界限明确为缔约方领海的内部界限；而海岸区域的向陆界限，则为缔约方指定的适当海岸单元。②结合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第1条，沿海区域的界定实际由缔约国指定。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在向陆上扩展的同时，也尊重了缔约方的领土，反映出区域路径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与妥协。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类似，议定书第4条特别规定了“权利保留”的条款，除对海洋管辖权主张的保留外，第4条第4款还特别强调议定书的规定“不损害国家安全及防卫活动及设施，但是缔约方同意此类活动及设施在合理且可行的情况下应以符合本议定书的方式操作或建立”。（2）框架性的规定。《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的内容实际是框架性的③，涵盖的内容有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目标、原则、要素、办法，海岸区域面临的威胁，为执行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合作，以及制度安排，即优先行动计划区域活动中心的职能。在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目标与原则方面，议定书的用语非常宽泛，尤其需要科学证据的支撑，如“保持海岸生态系统、景观及地貌的完整”④，“防止并（或）减少自然灾害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⑤，考虑到“潮间带的生物丰富性、自然活力及功能”⑥，“不超出海岸区域的承载能力”⑦，“应平衡整个海岸区域的利用分布”⑧等等。议定书第8条规定的一般义务为：“缔约方应遵守国际及区域法律的规定，应努力确保海岸区域的可持续使用及管理，从而维护海岸自然栖息地、景观、自然资源及生态”。“应努力（Shall Endeavour）”表明了一种行动的义务，而非达成结果的义务。与1995年行动计划尤其相似，议定书第二部分“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要素”为农业、工业、捕鱼、水产养殖、旅游业、体育及娱乐活动、对特殊自然资源的利用、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海事活动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管理提供了指导。同时，还要求各缔约方采取措施改善对湿地和河口、海洋栖息地、海岸森林、沙丘、海岸风景地貌以及岛屿的保护，特别要注意对地中海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大量的水下遗产）进行保护。在第三部分“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方法”中，议定书除强调了监测及观测机制、《地中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环境评估的作用外，还要求缔约方制定恰当的土地政策及经济财政措施。如马尔科•普雷姆（Marko Prem）所指出的，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跨部门性质以及需要缔约方修改现存国内法是执行议定书的困难所在［5］（P259）。（3）议定书的执行。在确保议定书得到执行方面，第7条规定的“协调”制度与第31条规定的“报告”制度尤其重要。由于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跨部门性质，第7条要求缔约方在国家、区域及地方层级协调各个部门，尤其是主管海洋与主管土地的部门之间，“避免部门办法（Sector Ap－proaches），便利综合办法”。为在区域层面监督议定书的执行，第31条规定缔约方须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所采取的措施、其效果以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报告制度是地中海行动计划中监督各缔约方履行义务的重要制度。2008年7月，遵约委员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遵约机制。遵约委员会为缔约方会议的附属机构，由从缔约方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中选举产生的7人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其职能为向缔约方提供建议与协助，以帮助其遵守巴塞罗那条约体系下的义务，并总体地促进、监督和确保遵约①。依据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关于遵约机制及程序的文件，对于缔约方严重的、正在发生的或反复发生的未遵约问题，遵约委员会可：（a）警告；（b）未遵约报告；（c）考虑和采取任何为达成公约及议定书目的所需的行动。②（四）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特点在地中海行动计划40年的发展当中，最引世人瞩目的是缔造了一个动态的制度，在高度多样性、冲突与合作共存的地中海区域维持了以海洋污染问题为导向的政府间沟通与协作。而在自1995年以来的第二阶段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发展特点：（1）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监测及应对污染，而第二阶段的重点则是通过落实可持续发展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污染。其中，执行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是关键。（2）覆盖面的扩大。首先，如前文所述，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了缔约方内水，而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以及2008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带管理议定书》反映出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向公海和海岸区域扩展的趋势。其次，规制的海洋使用增多。《保护地中海免受因勘探和开发大陆架、海床及其底土污染议定书》与《防止地中海区域受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理导致污染议定书》的生效使得大陆架开发活动及有害废物运输活动受到约束，而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则涉及更为广泛的行业与部分。此外，正是因为上述发展，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进一步强调了公众参与以及第三方参与。
三、结语：地中海经验对中国周边海域的启示
概括而言，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路径较之全球性措施更为适宜的原因尤其在于：（1）对于陆源等特定类型的污染，由于其性质，区域路径较之全球性措施更为适当；（2）海洋的差异性要求考虑区域性差异；（3）在紧急情况下区域性的防污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6］（P53）因此，在海上交通繁忙、易受工业污染的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尤其重要①。“闭海或半闭海”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唯一明确定义的海洋区域。第122条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闭海或半闭海’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海盆或海域。”在赋予了“闭海或半闭海”特殊的法律地位之后，第123条设立了鼓励闭海或半闭海沿海国在生物资源管理与养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洋科考方面进行功能性区域合作的框架性制度：“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a）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b）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c）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d）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虽然有学者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包括第122条与第123条两个条款）未建立起具体的制度，但“闭海或半闭海”概念可以作为海洋区域合作的地理基础与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切实的区域合作实践。区域海洋项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1982年总结区域海洋项目经验的区域海洋项目政府专家会议（The Meeting of Government Experts on Re－gional Marine Programmes），在项目适用范围方面作出的建议为：“区域行动计划（包括相关区域协议的发展）的网络应扩展至包括闭海或半闭海以及存在明确共同问题的海洋与沿岸区域。”②中国周边海域，即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都是典型的半闭海。在区域海洋项目中，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覆盖了黄海及东海，东亚海项目则覆盖了南海。较之于地中海区域的实践，这些区域项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地中海的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实践中，笔者认为如下经验尤其具有启示意义：1．就东海与南海而言，海洋划界问题及岛礁争端是阻碍合作进一步展开的原因之一。地中海同样面临复杂且困难的划界问题。有学者估计，要完成地中海地区的大陆架划界，至少需要划定30条界限，而当前已达成划界协议的仅有10条左右［7］（P71）。除地理条件外，地区内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使得划界问题更为困难，包括英国在直布罗陀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基地，塞浦路斯的南北分裂，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岛礁争端，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等等。但在地中海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通过各议定书明确的功能界定，并辅之以“权利保留”条款，功能性合作可以与海域管辖权问题并行不悖。2．地中海行动计划包括了整体规划、监测与评估、法律、制度与财政支持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完整性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落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计划框架下的多数区域效仿了这一结构。但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与东亚海项目在这组结构上均有欠缺，尤其是法律部分欠缺区域性公约。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结构相对完善，在制度安排方面建立了包括专项监测及海岸环境评估区域活动中心（Special Monitoring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Regional ActivityCentre）在内的4个区域活动中心①。而东亚海项目的运作方式主要是促进遵守已有的环境公约并基于成员国的友好协作开展工作。这种缺陷直接导致行动计划执行困难。如有学者对东亚海项目的评价：“东亚海项目建立了用以保护区域海环境的框架，然而几乎尚未产生成效。”［4］（P82）3．地中海行动计划40年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目标与工作重点均在变化。对此，应注意的是全球性质的海洋环境法（包括软法与硬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化。如《21世纪议程》对1995年《巴塞罗那公约》的影响，1989年《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对《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污染地中海议定书》的影响，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的影响。中国周边海域的海洋环境合作也应随着全球性海洋环境法的发展而在合作的功能、目标、路径等方面继续发展。
作者:郑凡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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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计划范文5
论文摘要：战略营销是现代营销管理的主流范式，它以营销战略为轴心，以营销战略的形成与实施为基本的营销管理职能。营销的战略意义来自营销对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营销观念为战略管理提供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营销通过市场分析，为业务竞争战略提供重要的情报。与此同时，营销还是业务战略的主要内容，它从企业整体的目标出发，依据环境的要求和条件，力图在权衡竞争者与消费者趋向中，发现既要满足消费者，又要免受竞争者的伤害或能战胜竞争对手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现代营销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战略的角度对企业的营销活动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战略营销管理（StrategicMarketingManagement，缩写为SMM）范式，即以营销战略为轴心，以营销战略的形成与实施为基本的营销管理职能。本文通过对营销战略的含义分析、营销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地位的探讨和SMM的特点探索，多角度地认识战略营销的性质。
营销战略的定义
营销战略有两种状态：普遍的和特殊的。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战略”一词被广泛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营销活动。如战略性定价，战略性市场进入，战略性广告。竞争的加剧导致了以战略的方式对待传统的营销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讲，营销战略具有普遍性。但是，营销战略又是特殊的。因为，人们对营销战略没有一致的定义。恰恰相反，有多少人用营销战略这一术语，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
有人研究指出，营销战略适应于三种不同类型或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宏观层的营销战略，它以对营销组合变量（价格、产品、广告等）的综合运用为核心。根据这一定义，为某个产品制定一个战略涉及为该产品进行定价、设计广告，然后决定分销的方案。中观层次的营销战略指的是营销要素战略，它指用于营销组合中某个要素方式的抉择。处于微观层次的是产品-市场进入战略，它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营销决定的策略，如厂商力图建立市场份额的战略，收获利润（和份额）的战略等。
有的从管理学中的战略观为营销战略所下的定义而被广为使用。这种观点把营销战略视为一个四步骤过程：（1）界定经营的业务范围，（2）确定经营宗旨，（3）制定营销、生产及其它职能计划，（4）为这些计划制定预算。从这种意义上讲，营销战略更接近企业战略。
作者认为，要澄清营销战略的性质，还得先回答“什么是营销？”以及“什么是战略？”
按照营销学泰斗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义：市场营销意指与市场有关的人类活动。市场营销就是以满足人类各种需要和欲望为目的，通过市场变迁为现实交换的活动。由此可见，与市场直接有关、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以及促进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三个基本特征。而其中促进交换，使得交换有效地发生更是市场营销的本质特征。
那么，战略是什么呢？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字strategos，其含义是将军。当时，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指的是指挥军队的艺术和科学。今天，在经营中运用这个词，是用来描述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抗争性和纲领性四大特征。
把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合并，就不难得出营销战略的定义。营销战略是业务单位期望达到它的各种营销目标的营销逻辑。营销目标指的是关于销售量、市场份额和利润等领域的目标。营销战略描述为实现上述目标而采用的主要营销方法，这包括在搞清楚企业营销的环境和竞争条件之后，对企业营销支出、营销组合和营销分配等决策所构成。
营销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地位
对于企业战略管理包括哪些内容，从战略的层次提出的观点被人普遍接受。D·福克纳与C·鲍蔓提出企业战略包括三个层次：公司战略、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公司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组织，该组织是一些相对独立的业务的集合体，这些相对独立的业务有时被称作战略业务单位（StrategicBusinessUnits，简称SBU）。公司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存在的基本逻辑关系或者基本原因。竞争战略是第二层次，又称为业务层次战略或者SBU战略，主要研究的是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问题。企业战略管理的第三层次是职能战略。职能战略所要阐述的，是在实施竞争战略过程中，公司各个部门或各种职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著名战略理论家阿瑟·汤普逊则认为企业的战略管理有四个层次：公司战略、业务战略、职能战略和操作战略。公司战略——指的是多元化公司的整体行动计划。业务战略指的是单个业务的行动计划。职能战略是关于业务单位内各个职能部门的行动计划。如人事战略、生产战略、市场营销战略等。操作战略是关于管理业务单位内的主要组织单位（工厂、销售地区、分销中心）的行动计划，或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操作任务（原材料采购、库存控制、维修、运输、广告运动）的行动计划。
阿瑟·汤普逊的四层次中的前三个层次，与D·福克纳&C·鲍蔓的三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多了一个层次，即认为在企业活动中的操作层也存在着战略行为。就市场营销战略来看，无论是三层次论，还是四层次说，它都属于第三层次——职能战略的范围。营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以企业的经营战略为前提，根据企业经营目标而制定营销目标，根据竞争战略而确定营销的行动方案。
战略营销的基本特点
传统营销的展开围绕营销的各个组成要素——产品、分销、价格、推广，此四者也就是名闻遐迩的营销组合要素——4P’s。战略营销包括这些策略变量，但在某些重要的战略方面超出了传统营销的范围。战略营销遵循市场导向的战略发展过程，考虑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和不断传送顾客满意的要求。
战略是管理层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制订的经营管理行动计划；它反映在由管理层为获得预期结果而设计的行动与行动模式（Pattern），关心组织如何完成使命和实现预期目标。战略的经营管理观念包括五个方面：战略是一个计划（plan），它为一个组织指明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方向，指引行动的路线；战略是一个行动模式(pattern)，它强调行动不因时间而改变的相对稳定性。例如有的企业采取名牌战略，选择高档市场，有的企业倾向高风险战略；战略是一种态势(position)，占住战场上的某个有利位置以赢得顾客。例如企业开发一种强势产品以攻占某个市场；战略是一种视野(perspective)，它在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企业现有的经营领域之间找出可行的途径；战略是一种策略或手法(ploy)，旨在打击竞争对手。
上述战略观的每个方面的英文都以P开头，所以称之为5P‘s战略观。战略营销是一种关于营销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具有目标的长期性、手段的综合性、行动的计划性、结果的深远性和竞争导向的特征。具体来说，战略营销具有如下特征：
1、以市场为动力。战略营销认为竞争优势源于顾客，基于厂商所取得的顾客满意的程度；厂商超越竞争对手的顾客满意水平的程度。营销战略将受顾客影响的经营战略与综合的市场为核心的各类活动结合起来，以此建立竞争优势。战略营销包括旨在提供顾客满意的各种经营行动。在经营职能中，要协调选择顾客和合理安排受市场影响的各经营变量。战略营销强调组织与环境的联系，视营销为经营的整体职责，而不只是一个专门职能。取得竞争优势需要集体行动和职能的整合。
2、注重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变化多端导致具有监视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战略营销的兴盛。外部因素改变了市场和竞争结构的组成方式和吸引力。由于营销处于组织与其顾客、渠道成员、以及竞争的边缘，因此它是战略规划过程的核心。
3、以顾客满意作为战略使命。战略营销思想认为取得顾客满意的关键在于将顾客的需要与组织的服务计划过程联系起来，顾客对某些产品属性的偏好一定要转化为产品设计和生产指南。
4、围绕竞争优势的建立与发挥而进行营销活动。
5、面向未来，注重长期目标，如市场份额、顾客满意或顾客忠诚。
战略营销是营销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前的营销逻辑过于线性化，认为经营成功是单行线，过于简单，不切实际。战略营销则融合思维与行动，平衡控制与学习，管理稳定与变化，认为战略既可以依据一定的程序加以制定，也可以在行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战略思维观认为在市场条件下，战略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加以灵活地调整，快速反应代替了以前的长期预测。在今天追求变化、不断求新的年代，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具有战略思维的文化更加重要。参考文献：
1.周立公等著，《企业经营战略与策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2.勒著，俞利军译：《科特勒市场营销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3.汤姆森、斯迪克兰德著，段盛华、王智慧译，《战略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战略行动计划范文6
测评关：从组织战略到素质指标
确定关键胜任素质指标
围绕国网四川公司十二五规划中“大电网、大枢纽、大平台”的电网发展目标和“12751”公司发展目标，以现实工作任务和趋于未来导向的工作要求为培养基准，2013年青年干部培养项目从公司的战略规划出发，将组织的战略要求通过高层问卷调研提炼为带领团队、责任意识、执行能力、合作意识、目标导向等7项个体能力指标，以此构建出四川电力青年干部的“关键胜任素质指标”及相应的权重分配，如表1所示。
基于测评指标的能力分析
“关键胜任素质指标”构建后，由测评专家针对指标所包含的关键行为进行剖析和定义，并由此生成结合电网岗位工作案例的在线测评题库，对每位学员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管理技能、专业知识等方面进行优劣势分析。测评结束后，由系统自动生成群体及个人的测评结果报告。报告从学员的胜任系数角度，通过对所选指标的精确计算，根据群体的能力短板得出培训建议，从而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案，如表2所示。
基于测评结果的培养方案
针对测评报告的发展建议，在项目设计上以提升团体能力短板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个人的职业发展设计培养方案。以测评结果和培训需求建议为基础，结合国企干部的专项素质要求，分别从党政素养、管理技能、专业知识、人文素养、课题调研五大模块设计内容。同时，按照“双螺旋”设计原则，除了课堂学习外，根据培训内容在每个模块安排了专题研讨、学员论坛、案例研究和贯穿始终的训后行动计划，形成不断循环的学习模式，见图1。
通过管理者胜任素质测评与能力分析，将组织要求提炼为可操作的素质识别系统，从而有针对性地辨别出学员群体的能力水平和提升方向，通过针对性的培养过程实现组织要求到学员能力的培养转化。
培训关：从素质指标到能力转化
设计系统、有针对性和新颖的培训方式是实现能力转化的关键，也是项目设计实施的重点。在培训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培训中心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按照“双螺旋”设计原则从主体学习方式和辅助学习方式系统整合了课堂学习、课题研究、实战演练等多种培训方式，打造从素质指标到能力转化的多元化培养模式（如图2）。
主体学习方式
（1）以素质指标为基础设计课程
在课程设计上，从7项能力指标出发，结合工作性质和具体操作实践，管培中心确定了党性教育、管理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素养等4个方面的培训课程，着眼于提高学员的党性修养，夯实其基础管理能力，提升学员的专业储备。针对课程讲授模块，管培中心共组织了5个单元的集中学习，再结合相应的课程转化活动（如针对学员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在学习“企业危机处理与媒体应对”的基础上，同时设计了新闻会实战演练活动），形成了从知识到能力的学习圈。
（2）以能力转化为导向设计实践活动
应急抢险演练：实战操作提升业务能力。近年来，四川省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做好电网维护，保障电力供应已成为常态工作的一部分，应急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自然成为衡量组织管理工作的有效指标。在2013年青年干部培训中将应急抢险演练作为培训学习的重要部分，组织学员在国网成都龙泉湖应急培训基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全封闭式应急演练。以理论学习和实践演练为主，重点围绕应急预案的编制和推演、应急避险与逃生、水上救助训练、应急驾驶技术等4个方面进行重点演练，并模拟自然灾害进行了4D灾害仿真救灾体验。
新闻会：理论学习转化工作技能。以提升创新意识、培养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为目标，学习设计在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更加注重技能的实操运用。通过模拟新闻会，聘请新闻媒体专家作为指导，由学员分别扮演新闻发言人和记者，分别就双流机场停电、智能电表负面报道、大面积停电、抗洪保电等棘手问题进行现场模拟问答。为达到更好的实战效果，整个新闻会还进行了全程摄像并同步播放在教室的大屏上，让全体学员完全置身于新闻会的氛围之内，零距离观察、感受自身和模拟人的不足与优势。“新闻”结束后，对照视频，由专家进一步对学员的仪表着装、口语表达、体态语表以及礼仪、礼节、礼貌等方面进行点评。通过情景模拟，将理论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让学员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提升新闻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学员讲坛：实践交流传播管理智慧。根据成人学习的“7-2-1”规律，成年人的学习有20%来自于人际互动，即依靠他人学习获得。因此，在学习项目设计中要纳入多样化的评价、团队互动反馈、小组研讨等方式，保证学员在学习中有更多的交流，相互学习。项目开始前一周，管培中心要求所有参训学员根据各自的管理实践经验撰写自己感受最深的工作案例，收集完成后由管理专家和主管领导挑选出最具典型性、经验性的正反案例作为交流素材。培训开始后通过举办“学员论坛”，让案例的亲身实践者经过“现场访谈-经历回顾-观众互动-价值提炼”的分享流程，将个人的感性回忆和理性认识经过沉淀梳理，凝结为智慧的结晶，在交流管理心得的同时也为其他学员提供借鉴和反思。
辅助学习方式
在主体学习方式之外，项目中也加入了多样化的辅助学习内容以实现培养模式的多元化。
（1）党性反思
党性修养作为国企干部的一项重要素质，却向来因为培训方式的单一而难以有效评估培训效果。2013年青干项目中，管培中心在党性修养模块的学习中创新性引入了廉洁教育基地参观和党性材料分析作为党性反思教育的学习途径。在廉洁教育基地参观中，通过专业人员的讲解分析让学员在亲身体会党的光辉历史和反腐斗争中，也直观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真实的腐败案例，敲响警钟的同时让大家深刻反思公仆的使命与价值；廉洁教育基地参观结束后，再进行马列主义和形势政策类的课程学习。最后学员们在参观和学习的心得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岗位工作，从个人剖析反思、提升目标和行动计划的角度撰写党性分析材料。通过看、听、写、思的党性反思过程，让例行、枯燥的党政培训真正变成一个触动内心自我反思、自我提升的成长过程。
（2）主题活动
正式培训之余，培训班也相继开展了“高管面对面”、“篝火晚会”、“篮球友谊赛”等主题活动，丰富学员们的业余生活。同时，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课外活动，增强班级凝聚力的同时也加深学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在“高管面对面”中，管培中心邀请了省公司的党委书记为大家做了“传授方法，启迪思路”的学习工作心得分享，通过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深入浅出的为学员在工作学习中的困惑和疑问做出了解答。学员在向高层领导近距离取经的同时，也为大家明确工作方向、打开学习思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在课外活动中，管培中心定期组织开展登山、垂钓、篝火晚会等活动，极大丰富了学员们的学习生活。
（3）多样化自主学习
学习之余，管培中心也在项目中组织开展了“学术沙龙”、“论文撰写”、“爱心园地”、“经典阅读”等自主学习活动，以自主学习的方式，促进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良好的学习氛围。例如，在“经典阅读”中，学员们选取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管理的实践》等政治历史和管理学经典著作，通过组织读书自习，大家共同学习、拓展视野。“学术沙龙”中，分别组织了“电网行业发展”、“政治历史专栏”等自由交流专题，为学员提供展示自己平台的同时拓宽学员的知识面，开阔其视野。通过多样化的自主学习，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培养起学员们的人文精神。
实践关：从能力转化到行动落实
无论培训还是学习，唯有行为发生改变才是培训学习的价值衡量标准。正如本期青干班的班训——“德才兼修、知行合一”一样，通过培训改变行为成为本次培训的落脚点。
课题调研：实践检验成果
以课题调研检验学习成果是2013年青干项目又一大特色。国网四川公司主要领导高度关注青年干部培养工作，在紧密结合公司当前工作重点的基础上，圈定了5个专项调研课题，通过调研来锻炼学员、检验学习成果。人董部和管培中心认真落实公司领导指示，根据学员的专业岗位将学员分成5个调研小组，分别以“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专项成本使用、行风建设、集体企业管理、县供电企业管理”5项课题为主线，利用培训契机深入基层收集资料、形成调研思路、工作方式和计划安排，并就各自所做课题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操作方案和行动计划。
通过专项课题调研，将焦点直指基层工作，聚焦于企业管理运营中的实际问题，借助群体智慧发现问题，在研究探讨过程中探索破解难题的有效途径和可行措施，从而为省公司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通过课题调研，还锻炼了学员的研究能力、沟通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了青干班的学习成果。
行动计划：促进行为改善
2013年青年干部培训在以行为改变为目标的评价导向中，在以往成熟的评价机制基础上建立了“1+1”行动计划成果转化机制。即在培训结束后引导学员结合学习实践内容，按照SMART原则制定1个针对组织工作改善的行动计划，1个针对个人能力提升的行动计划。通过行动计划制定，实现从能力转化到行为改变的过程。
培训结束后，管理培训中心将所有学员的行动计划表收集备档，每份计划学员本人、培训中心、学员主管上级各持一份。主管上级定期根据计划表的时间节点对学员的计划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并作出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至管培中心。管培中心将在训后6个月内对参训学员进行行动改善的回访。对于计划落实到位的学员，管培中心除了作为“优秀标杆”在公司系统内推广宣传外，还将于来年的青干班中邀请优秀学员分享心得、传递信心、激励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