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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1
一、农产品竞争力形成的国际比较
一国的农产品竞争力取决多个方面。为此，需对形成农产品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国际比较，找出我国农产品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所在。
（一）农业生产资源的国际比较
农业生产资源包括土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农业基础设施、资本等，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现实和潜在竞争力的体现。土地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日益下降，但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源往往决定着不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发展偏向选择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技术，采用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农产品的价格较高，如中国；反之，选择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采用以农扬为主的大规模经营方式，农产品价格较低，如美国。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减少是以商品性农业发展作为推动力，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会使农业分工专业化，会加强生产者竞争和科技的应用，表明农业所处的阶段越高，反之越低。如表1表明中国农业和这些国家的农业在发展阶段上的差距，这也导致中国传统耕作方式和发达国家大规模机械耕作的现实。
（二）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
在国际市场上，决定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是价格，而这主要取决于生产成本。中国的主要农产品在生产成本上既有劣势，又有优势（见表2）。当然，还有一些政策成本，导致中国农产品交易成本很高。如地区垄断，为使屠宰税不外流，严禁生猪销往区外，或者重复征税；国内运费的垄断定价和收费，如铁路运费和铁路建设基金的征收；公路的频繁检查和高额收费使得许多农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的流通受到严重影响；垄断性货运航空运费高于其他国家，见表3，这对花卉等鲜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是非常不利的；在粮食方面，主产区仍然实行计划性很强的流通政策，是影响粮食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三）农产品质量的国际比较
质量是农产品竞争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我国的稻谷生产成本低于美国近一倍，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我国的稻谷出口量不及产量的2％，其他的畜产品和水果也与此类似，如表4。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生产重产量而不是质量，主要是初级产品的生产，没有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即使有，也达不到国际标准。其次，我国的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基本是一家一户，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几乎是空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过高，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如浙江一些地方的茶叶。同时我国农产品质量不高也有主观上不讲信誉的因素，假冒伪劣，严重影响国际形象，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是市场经济中致命的短期行为。
（四）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国际比较
农业是弱质产业，这决定了农业是需政府保护的产业，各国对农业的保护程度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小。如表5所示，我国对农业的保护处于最低水平，反而农民每年须交纳数以千亿的税费，法国每年给农民补贴人均相当4万元人民币，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不仅不增加农业负担，而且还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我国农产品何以竞争？
同时，还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职能，在我国更突出。这决定了政府应主要承担农业科技投资，以及政府对其投资强度（农业科技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要高于总的科技投资强度。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科技投资强度平均为2．8％，而农业高达3．4％；同期英国分别为2．05％和2．29％，美国是3．34％和3．50％，而我国分别是0．60％和0．20％。可以说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是世界最低的，而农业科技既是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又是潜在的农业竞争力。
（五）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国际比较
国际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经营主体与市场连接的有效形式，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力与组织化程度正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土地经营由集中变为分散，农业生产组织恢复到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限制了农业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提高，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传统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此类似，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极低，没有一种组织把农户较好地组织起来。而发达国家的农户一般都参加了合作性的经济组织或行业协会，如日本的农协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2002年美国新奇士柑桔协会来中国推销柑桔时，我国的桔农还在各自为战。
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
（一）加快农业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目前的农业管理体制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管理机构多，职能分散，部门分割，造成了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的严重脱节。我国在精简和重组农业行政机构的同时，实现政府管理部门向宏观管理、信息服务的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一个高效的、协调的、统一的“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宏观管理体制。这是确保我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同时，要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建设，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根据地区贸易理论，大国国内的区际贸易可以提高该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防范风险能力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但目前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各种体制非常突出。因此，必须形成一个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加快我国的农村城镇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村城镇化取得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首先，农业的规模化必须导致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没有城镇化无法容纳大量剩余劳动力。只有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农村人口能够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从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特别是活劳动的耗费降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将大为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也将提高。
其次，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需要农村城镇化建设。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低与农业产业化的比较优势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样关系密切，大多以初级产品形态进入国际市场，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能有效发挥。依托农村城镇化，建立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到运输及各类服务的产业链，既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这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及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三）构建符合WTO的农业支持体系
加大对“绿箱”政策的投入：（1）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无论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以科技进步作为原动力的。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做支撑。（2）加强对农民和涉农企业的培训。农业企业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对发挥农业生产者和加工者自身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不仅包括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农业技术的培训，也还需要进行转业方面的培训，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外流。对涉农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可能比给予企业各种补贴所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3）加大对动植物疫病防治方面的投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食品安全水平。（4）加强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体系、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和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应当担负的重要职能，也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提高营销效率的重要途径。同时，改革和调整“黄箱”政策支出，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的损失。
调整重点是：（1）将国有粮棉流通企业推向市场，逐步取消国家的巨额财政补贴。（2）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产品生产基地包括出口基地建设的投资补贴，这会促进主要产品生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3）增加对农业投入品尤其是种子的补贴。对种子补贴的实际作用效果远远超出减少农民生产成本方面的意义。通过补贴种子，可以有效地实现区域化统一品种种植，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并有利于实现优质优价。（4）对一些特殊产品如新疆棉花提供运费补贴等，对所有农产品的铁路运输取消铁路建设基金的征收，建立全国的农产品绿色通道，对农产品的公路运输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关卡。这些措施不仅会降低我国农产品在流通环节方面的成本，还会大大提高一些鲜活产品的质量保鲜程度。（5）增加对农产品营销设施建设的补贴，包括农产品加工、储藏和运输。尤其是对新发展起来的各种农业合作组织。
（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进行组织创新。我国现阶段主要是通过“公司＋农户”、“市场＋加工企业＋基地（农户）”和“合作社”等农业经营模式，把习惯于各自为政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全过程的产业链。同时，要组建地区行业协会，这样，有利于农产品增强竞争力与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农产品，提高农产品质量。对于我国来说，土地资源和资本有限，劳动力资源丰富，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棉、粮、油等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增加优质水果、蔬菜、花卉、肉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提高我国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然，必须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确保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五）积极推进农村税费的减免
加大财政对农村支持力度，把农民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我国农业GDP仅占15％，养活了70％的人口，还要承担广大农村教育、道路等公共品安排，承担千亿元的税费。从一定意义讲，土地对农民来说，其主要功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世界上没有哪种经济学认为社保资金应该纳税。在我国农村，收税成本极高，下发扶贫资金同样付出极高成本，这是一个悖论。在我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最直接方法应是减免农业税费。具体方法可以有两种：
一是在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地区，按比例减免税费。即将税费改革的计算基础（常年产量和规定价格）作为直接补贴的基础，然后根据国家财力确定直接补贴率。在具体操作上，不是向农民发放补贴，而是直接表现为税收的削减。国家的补贴不是发放给农民，而是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弥补地方政府由于农业税费减少而发生的财政收入减少。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的增强，可逐步增加补贴强度，相应减少农业税率，直到减少到零。这种方法极为便利和有效，操作上不增加任何成本，补贴效率为100％。二是在没有进行税费改革的地方，按税费项目减免。可按先后步骤，分别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再取消村提留。为此，国家要建立规范的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制度。其实，在中国，人均GDP达10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是“以工补农”的阶段，每年增加2000亿元的财政收入为此奠定了基础，关键是给农民补贴待遇。
（六）培育农业资本市场
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2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 产业集群 交易费用 分工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联系密切的产业在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聚合力作用下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形成强劲的产业创新能力，形成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聚的核心就是同类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互补性，这种关系既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并且有利于互动或知识学习过程的进行，从而加速了区域网络格局的实现。产业集群内各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分工又协作，这种彼此互动性的关联有利于激发和形成产业集群内企业研发新产品，促使产业加快升级的持续的创新动力。
（二）产业集群的特征
从地域分布看，集群内各企业地缘接近，但彼此独立。各企业具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和竞争优势，但彼此保持各自的所有制、隶属关系、投资渠道，实行独立核算，按市场原则进行平等交易；从产业联系看，集群具有同质性和关联性，集群内的企业从事相同、相似的经济活动，从而企业间的联系大大增强，相互间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从组织结构看，产业集群具有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包括贸易网络和非贸易网络。
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了创造竞争优势而产生的，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集群可能在自我积累与自我强化体系下把集群锁定于低效率的发展轨迹，产生拥挤效应和外部不经济，形成制度锁定，从而导致集群竞争力的降级，因此，需要产业集群升级。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必须改变单纯依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的局面，产业集群必须转移到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新兴产业。
二、产权与产业集群的联系
产权的有效界定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由于资源的稀缺，社会上或某一个行业将发生资源的竞争，产权的设立就是为了使这种竞争规范、有序。在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必须花费一定的交易成本，而相当一部分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共财产的性质，它们很容易引起“搭便车”行为，产权能否有效界定直接影响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出现，在其内部，各主体之间重新界定社区资源的相关产权，在长期合作性博弈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社区规范所形成的信任机制、约束机制等进一步减少产权界定的成本，使得产业集群的运行收敛于某种均衡的稳态，从而又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二者互动推进，形成良性循环，提高整体竞争水平。
产权界定的核心是交易，只有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它才能被完整地界定。产权清晰等同于完全信息与交易成本为零，能使市场竞争规范化，规范的竞争又激励产业集群研究与发展的积极性，最终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将诱致产业集群重新界定产权，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同时，外部生存环境，迫使产业集群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了产业集群的运行成本，使产业集群收益下降。
三、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集群成长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当地的生产传统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众多企业开始在某一区域内集中。随着技术、知识以及信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要掌握某一专门技术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日益增多。单个企业越来越难以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的知识和拥有各种相关资源，去完成知识的经济化过程。同时为了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以及减小风险，产业集群中的每个企业都只能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性工作，实行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又使得企业间的依赖性增强，要求企业进行协作。
同时，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会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
技术创新、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些都使分工进一步深化。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存在着激烈竞争和紧密合作，使协作创新，在一个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合作，思想交流与企业间生产和营销网络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分工产生的先进经验、技巧和知识外溢，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集群内在灵活的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创造力的熟练工人在使用多用途设备中，不断地发明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也促进了产业集群内的不断创新和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四、交易费用与产业集群的联系
交易费用理论的概念是最早是科斯提出的，其意思是为利用市场价格所要花费的成本。所谓内生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交易中为争夺更多的好处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致了效率损失。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某种特定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人们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主要原因。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扭曲。企业的空间聚集城中能够克服或者部分克服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用其他方法有效缓解人们、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将大大降低区域内生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组织效率，促进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集群内企业长期合作，内部信誉体系比较完善，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内生交易费用可以大大减少。产业集群的发展说明了区域企业空间聚集发展，从而能够降低因距离而产生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集群内企业共享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对企业外生交易费用的降低。
【参考文献】
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3
一、企业并购中文化整合的主要问题
什么是企业文化?笔者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企业文化下一个定义。诺斯认为制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它表现为企业内部各种各样的组织章程。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价值标准、理想信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实施机制是指产权流转过程中的运行机理。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不会像企业内部各种政策制度一样通过去个人化的方式来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按照统一的规则去行为，而是促使员工自愿地做出符合企业利益的行为，使得员工愿意从事一些超出自己角色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因此，我们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公认的，能够促使所有员工自愿的从事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的非正式约束。
正如以上所指，一种制度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若想取得成功，三个部分缺一不可。许多企业在单独干的时候，三个部分做得都很好。表现出企业发展快、效益增长迅速、全体员工干劲十足等。而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想通过并购扩大规模的时候，这三个部分就做得不是都很出色了。表现为“重两头，轻中间”，也就是重视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轻视了非正式约束，具体表现如下。
(一)企业并购以后比较重视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而忽视了文化整合。许多企业认为企业并购应遵循找寻并购对象初步协商进行财务可行性分析谈判签订并购协议开展整合工作的步骤。在实施这一流程的过程当中，企业往往会优先考虑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组织整合是指并购以后企业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重建，以实现企业的组织协同。简单说，就是人事方面的调整。一般以并购企业为主体框架，吸纳个别被并购企业的高层进入管理层。资产和财务整合是并购后企业为了保证在资产和财务上的稳定性及其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形象，以及资产和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上协调一致，从而取得经营和管理上的协同。可以说，大部分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对组织、资产和财务的整合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哪些跨国并购的大企业，他们在本国基本上都是企业中的佼佼者，都有一套成熟的组织、财务章程。并购时再加上专业公司的服务，这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大的漏洞的。而出现漏洞的往往就是被大部分企业所忽视的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不少企业认为企业文化是软的，可以不去考虑，或者认为被并购企业是并购对象，类似于战场上的败军俘虏，所谓“成王败寇”，理应全盘接受并购企业的一切，而不去仔细研究双方的文化差异。其实，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若没有非正式约束与实施机制配合，正式约束往往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在当下，大多数企业对于正式约束都很好的基础上，非正式约束的好坏往往就会决定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对于并购企业来说，就会决定企业并购的成败。
(二)对于文化整合往往过于机械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不同于正式约束。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习惯，而这些是无法通过机械的规定所能实现的。现在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在进行文化整合时选择单一，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在并购时大部分企业多从自身出发，没有考虑被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采取“一脚踢”的方式，让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文化，造成并购以后的文化冲突时有发生。殊不知不同的企业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规则、习俗形象、劳动人事及薪酬政策等等。这些不同都是每个企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这些企业文化大多已在职工头脑中扎根，具有刚性的特质。一时很难被改变的。
(三)注重表面的形式化，忽视内在文化的真正融合。在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大多看到企业以一种新的形象出现。比如，推出一个新的标志，提出一句新的口号、公司装修换成一种新的风格、公司员工换上一身新的服装等等。正所谓“旧貌换新颜”。给人一种好像是企业新人新气象，要有大发展的感觉。不错，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通过CIS战略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文化的整合，以致有助于并购的顺利进行。但这些表面上的整合并不代表着双方的企业文化就真正实现了整合。企业员工可能会在这些表面上支持企业，带上企业徽章、穿上企业服装、同唱企业歌曲等等，但是否会真正认同新企业的文化就不好说了。对于许多企业员工来说，即便他们的旧企业破产了，也会对其保有感情，认同企业的文化。因此，企业并购以后，最重要的要使新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让所有员工从内心里认同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的核心或关键点不在于统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在于共享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精神文化。只有员工真正的认同了新的企业文化，才能为企业利益而工作，最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四)在我国时常出现政府出面促成企业并购而非市场所为，容易造成企业文化难以整合的局面。企业并购理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从实际出发进行企业整合包括文化整合。而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纷纷主观上促成企业并购，“拉郎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企业处于自身实际需要通过市场作用进行整合都会产生如此大的阻碍，何况让两个没有并购意识的企业进行整合呢?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将企业通过市场作用自发并购看成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将地方政府的“拉郎配”看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会克服企业主体的一些局限性，产生一些好的效果。但在文化整合方面，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自身所带来的一些局限性。主要有地方政府由于自身的偏好、有限理性、企业知识方面的短缺，并不能克服其他因素对文化整合的约束(虽然可能会降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这种变迁虽然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它违背了一致性原则，而一致性原则恰是经济效率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政府出面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企业并购中文化整合困难原因分析
对于并购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分析，有多种看法，有的认为是价值取向的不同，有的认为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理性主义与情义主义的冲突以及企业员工心理上的焦
虑与对抗情绪强化了冲突，还有的认为是经济利益至上而轻视企业文化等等。以上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文化整合难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文化整合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是将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用一个长期契约来代替一系列短期契约；企业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替代，目的都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谈到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要引出两种成本――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用表示)和市场上的交易成本(用C2表示)。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及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正是由于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交易费用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和签约成本以及利用价格机制的机会成本。这些费用的存在使得企业得以生存，成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用“看得见的手”来代替“看不见的手”。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当存在交易费用时，权利的初始配置会影响权利的最终配置。也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大于零，就可以通过法定权利的明确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那么，在这个交易费用大于零且企业必定存在的世界里，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该自己生产还是购买?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必须引进另一个成本――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只有通过比较它们两者的大小，才能决定企业的边界。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Deepal Lal在其演讲《信息革命、交易费用、文明和经济运行》中已有所论述，他把交易费用分为与交换的效率有关的交易费用和与监督机会主义行为有关的交易费用。Deepal Lal认为由于信息革命的作用，尽管用于交换的交易费用下降了，但用于监督机会主义行为的交易费用却上升了。可见Lal已非常重视后者的重要意义。其实，Lal所谓的这两种交易费用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市场上的交易成本C2和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C1。现在市场上由于存在着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行为等，使得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即协调成本将会上升。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取决于它们二者，当边际协调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的时候(MC1=MC2)，其边界也就自然明确了。再进一步讨论到企业并购，势必涉及并购以后的一体化及并购以前的专业化的问题。当企业并购以前处于自身发展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专业化，而专业化会使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但相应会提高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而当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一体化。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为了防止另一方的敲竹杠行为，通常有自己生产而不是到市场上购买的意愿。一体化会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但却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因此，企业并购以后应当权衡这两种成本，以这两种成本之和最小为原则(MinTC=C1+C2)。根据该理论，当MC1=MC2时，总成本才会达到最小，这时企业并购应该是最为成功的。
现在许多企业往往只看到了并购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多数企业也是本着这一目的而进行并购的。但他们却忽视了总成本中还有一个内部协调成本。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总成本包括两个组成部分，而是一味的以乐观的态度看到交易成本的减少，却将协调成本抛之脑后。我们看到的企业文化整合的困难就恰恰在此。企业并购以后，减少了交易成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于协调成本这一部分我们应分解开来进行分析。组织、资产及财务等部分，企业并购以后往往都能很好的进行整合，这也为事实所证实。对于这三个部分，企业是能够较好地做到降低内部协调成本的。难就难在双方企业文化的整合不容易降低协调成本或者说由于协调企业文化的成本很高，许多企业便将其进行简单化处理以及许多企业认识不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而将其忽视。这是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角度分析的企业文化整合困难的原因。
针对上述问题第一点――重视正式约束，忽视非正式约束。其实企业就是没有看到并购除了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点，同样存在着权衡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总成本达到最小的目的。企业主观上不重视，在实践中任由其发展，势必造成在工作中冲突不断。甲企业的员工看不惯乙企业的员工，而乙企业的员工同样看不惯甲企业的员工，使得内部协调成本直线上升，最终有可能导致企业并购的失败。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还是企业的观念问题。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企业文化，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它们占据着整个企业的三分天下。像现在许多企业主观上忽视企业文化的整合，即便组织、资产、人事等整合得再出色，也是事倍功半。例如，海尔集团正是看到了企业文化这种非正式约束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不管是并购其他企业还是设立新厂都走一条文化先行的道路。海尔集团在美国设立新厂的时候，开始并不被看好，许多人认为中美两国在各方面的差异都非常大，而且作为相对弱势的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站稳脚跟并非易事。此外，在美国设立工厂由于美国各种原料、人力成本高昂，海尔恐怕很难适应，但海尔还是按照它的国际化战略坚决的走了这条路。海尔对美国工厂的策略是全部用美国人管理美国人，中方只派代表。这样就能确保其美国工厂的本土化程度，在最大限度上减少管理等各方面的摩擦。但是海尔美国工厂的全部员工在上岗之前必须到海尔专设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全面掌握海尔的企业文化，让“真诚到永远”、“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这些海尔文化在美国人头脑中扎根。这样既确保美国工厂不偏离海尔的基本方向，又保证了海尔文化不失美国特色，到现在为止美国工厂运转良好，利润率逐年上升。这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企业在并购之前必须特别重视企业文化整合，不能让这一非正式约束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像前面所说的许多企业只重视正式约束，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势必使得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直线上升。即便交易成本再节约，也无法达到MC1=MC2的最佳并购规模，甚至直接威胁到企业并购是否成功。
针对上述第二点――文化整合过于机械化。正如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所说：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每个企业各自的文化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路径依赖，每个企业都有保持现有文化的倾向，因为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既然这样，若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机械的对待对方企业文化，势必会造成双方企业文化的激烈对撞，以至于造成企业并购的失败。许多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会看到要想成功整合双方企业文化难度太大，而这个协调成本因路径依赖也确实很高。就像一个领导看到自己的两个下属发生争执，想去协调但发现不好协调。他们每个人都各持己见，
领导又不想为此费神，于是便各打五十大板简单了事。但了事之后并没有真正化解他们的矛盾。所以许多企业进行文化整合往往简单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路径依赖可以表示为历史关系到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件严重取决于既存的事务状态的细节，并依次表现为居先既存事件状态的结果。最一般的意义上讲，路径依赖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某些结果是由于引导这种结果的特定的事件所决定的(秦海，2004)。从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学意义上企业文化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任何企业现存的文化都是一种既存的结果状态，是一种经济系统的均衡，而引导这种均衡出现的是企业中产生均衡结果的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是狭义上的，依每个企业的不同而相异。路径依赖是正反馈机制，它使得一个均衡点不可能总维持在原地不动，一旦某种随机事件选择了某一条路径，这种选择就可能被“锁定”，而不会选择其它更为先进的或合适的路径”。企业文化所具有的这一系列性质表明，任何企业的文化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从文化角度来看，每个企业的员工对其本身的文化也都是有深厚感情的。因此，如果要进行企业文化的升级，必须首先让全体员工看到新文化的先进性，其次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像本文所列举的机械的进行文化整合必定会造成双方冲突不断，进而影响企业并购的成败。
针对上述第三点――重形式、轻实质。其实也可以用第二点的原因去解释。只不过企业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点而给自己披上了一层漂亮的外衣罢了。企业文化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而路径依赖又具有正反馈的特点使得企业并购中文化整合困难重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是文化整合有困难并不代表企业可以自欺欺人，用所谓的形式上的CIS战略“武装”自己的企业，给消费者和全体员工一种假像，最终只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损失。如前所述，每个企业的员工都会对自己企业的文化有一种依赖感，毕竟他们已习惯了在这种文化氛围内工作、学习和生活。但任何人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只要企业并购后更完善的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们看到企业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前景，那么他们还是比较乐意接受的。但关键是注重实质内容，只提高表面工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像那些只注重形式化而忽视内在文化真正融合的企业也必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针对上述第四点――政府主导而非市场所为。政府主导的行为是走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破坏了作为经济效率基础的一致性原则。这无非就是人为的提高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除此以外，说不定连交易成本都不一定能降低。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林毅夫，1989)。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或政府在比较自己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以后，强制推行的制度的变更或替代。对于诱致性变迁，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评论，只重点讨论一下对本文有理论意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制度供给本身就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民的安康都离不开国家和政府供给的制度。其次，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理论上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提供。因为由国家提供比由私人提供有着更高的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强制性制度变迁应作为诱致性变迁的一种补充，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它们二者各自存在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是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的基本条件。根据卢现祥(2003)的研究，它们二者的互补有两层含义：一是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二是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并不是无差异的，即制度是有层次性、差异性及其特殊性，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如法律秩序等，即使这些制度变迁有巨额的外在利润，任何自发性团体也无法获取。由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有各自的“职能范围”。此外，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能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推进较慢。而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加强推进速度，但却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破坏了经济效率的基础。因此，这两种制度变迁各自的行为主题应坚守住自己的“阵地”，避免越俎代庖。企业并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由行为主体自发形成的，文化整合更是这一自发行动之上的必要措施。相反，若这一行为由政府代为执行，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在长期必定会破坏经济效率的基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由政府出面促成的企业并购会给文化整合带来更大的困难，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的成败。
三、企业文化整合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确了企业文化整合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下面就基于上述分析，得出相应的对策。其对策可以概括为“市场主导，以人为本”。所谓“市场主导”，就是要发挥市场在企业并购中的基础作用。企业并购应该是市场自发作用而产生的行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该起主导作用而应起辅助作用。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双方企业员工在文化整合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以双方员工的利益结合点为基础进行文化整合。企业并购虽然有组织、资产及财务的整合，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员工如何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必须走“以人为本”的路子。
(一)在企业真正开始并购之前，要努力研究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在哪里，明确应该努力的方向。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往往也看到了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但缺乏前期的调查研究，只是一味地为了文化整合而文化整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而就去解决问题，那么这道题是否有解呢?所以，前期的调查研究相当重要。例如，海尔在美国设立工厂之前就充分调查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提出美国工厂要聘请美国的经理和工人，用美国人管理美国人，实现工厂的美国本土化。但这些美国经理和工人在上岗之前都要接受海尔的培训，全面接受海尔的企业文化。
(二)把握好整合的时机。企业并购肯定会造成双方文化的接触甚至冲突。而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文化的正向积累和反向积累。若正向积累占主导，企业会慢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若反向积累占主导，企业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因此，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恰当时机开始文化整合，坚决树立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文化。只要企业明确了主流文化就立即将其向纵深发展，深入员工心中。
(三)灵活掌握文化整合的方式方法。现在比较常见的几种文化整合方式无非就是注入式、渗透式及分离式。具体选择哪种模式要视双方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海尔往往并购哪些硬件尚可但管理滞后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海尔选择注入式文化整合模式。以海尔优秀的文化激活对方闲置的资产，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比较容易接受。而当双方企业实力相当，各自文化中都包含有积极成分，就应该选择渗透式。选择这种文化整合模式意味着双方企业取长补短，将每个企业的优秀文化都融入到新企业中去。而当双方企业独立性较强，在各自的企业文化指引下都能取得良好业绩时，应采取分离式，在文化上相对独立、避免冲突，往往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四)号召全体员工共同参与企业文化整合。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全体员工所共同遵守的信念。因此，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要随时倾听员工的意见，如定期召开座谈会等。以便企业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动态，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许多企业并购失败往往就是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的主体是员工，员工的状态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4
1 产学合作中大学行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产学合作中的大学行为是指大学参与产学合作时，为与产业界更好地达成共识，在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等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主要表现为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明确合作各方的收益分配、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学中对人的基本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产学合作，其中的参与人同样应该是理性的，并且是有限理性的。按照西蒙的定义，有限理性指的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①在产学合作中，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混淆视听的投机行为，便会造成合作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产学合作变得更加复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在产学合作中，大学作为经济主体，尽管大学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参与产学合作的大学也拥有“经济人”的一般特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人的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2 产学合作中交易成本的确定
从产学合作契约选择的角度，可以将大学参与产学合作模式划分为技术转让、联合创新以及自办实体。在这三种模式中，技术转让和自办实体的合作形式比较单一。而联合研发的合作范围就比较广泛。然而，不论采取何种模式，交易对象都是产品或服务。在产学合作中像技术成果、专利成果就是以产品为交易对象，而以服务为交易对象的主要是技术服务，研究开发作为生产要素对企业进行投入，形成合作关系。交易之所以发生，源于某种产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由此宣告一个行为阶段结束， 另一个行为阶段开始。如果技术边界清晰，就会顺利成交，就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那样。②当技术成果直接从大学转移到企业，或者大学的技术成果直接作为生产要素与企业进行合作时，交易便算完成。一旦发生交易，交易成本便会产生。 综合他们三人的交易成本概念，可以将产学合作交易成本具体分化为以下三项：（1）合同签约成本具体包括签约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签订时的成本。（2）签订时的成本是指签订合同时由于讨价还价、选择合同的范式以及签订时所花费的其他联系费用以及管理费用的总和。（3）合同履约成本是指合同签定好后，为了确定对方是否违约所实施的监督费用，主要是指合同签订后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
3 产学合作中大学行为的价值理想
由于受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影响而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有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成本昂贵在经济上不现实。⑥在产学合作交易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企业和大学对有关科技成果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存在于非对称信息发生在契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对科技成果产品的品质难以根据其外部特征加以确定。
在成功地进行技术转让中，大学支付的合同签约成本只是信息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合同签订成本。而在自主产业化中，从表面上看，大学好像不存在合同签约成本，而实质上，大学在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时，同样存在合同签订后的交易成本，即合同实施成本、合同监督成本和合同保护成本。另外，大学还需支出相应的管理成本，而企业的管理成本在广义上也是一种“交易成本”，因为它同样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⑦在产学合作中，由于合作的交易成本很难观察和度量，发生在交易过程中的许多风险如何避免，这涉及到机制设计的问题。而且，交易过程中的一些交易成本虽然显而易见，可是往往难以量化。而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态度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参与合作所承担风险的大小。在规避风险的假定下，如果合约当事人规避风险的成本低于从所规避的风险中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人就会试图规避风险。⑧
4 我国产学合作中大学行为价值取向变化的现实动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即政府放松管制由竞争与价格机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响应市场的需求。⑨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投资成为了我国大学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在现实的产学合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为了防范逆向选择问题，为了使信息对称，让信息完全而充分，就会增加信息搜寻，加大信息搜寻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企业就会选择与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合作界面就会发生前移。同样，在现实的合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学为了防范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为了使信息对称，让信息完全而充分，就会增加信息搜寻，加大信息搜寻成本。对于大学来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大学就会选择科技成果自主产业化，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交易界面出现后移，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合作模式，介入到企业的生产、营销之中。在产学合作中，还有来自大学的内部动力，如人才培养、提升大学综合竞争力等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其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大学科研经费紧张问题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在逐年减少，大学要想开展科学研究，就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而要获得这些科研经费，就只能通过社会进行筹集资金，而在社会中，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感兴趣而且有直接需求的就只有企业了。企业可以通过对高校进行科研支持最先获得研究成果，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从而使产学合作得以发生。对于高校而言，则可以通过社会服务获得经济收益。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初级形式也是弱风险形式的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能够增加高校的收入。另外，大学参与产学合作还是高校教师基于创新研究的需要。
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5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经济制度的核心范文6
关键词：卫生院 困境 政策建议
新农合制度下乡镇卫生院生存困境的原因
新农合制度下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境来自其自身业务收入的大幅度降低。这种局面的形成由以下几个因素引起。
卫生院通过“两公示”降低药价，药品收入大大降低：针对虚高药价给农民带来的恐惧、农民从怕医院到怕合作医疗的现象，县卫生局把降低虚高药价当作推进新农合工作进展的头等大事来抓。其特点是卫生局以行政手段规定每种药品的最高限价，此举旨在保证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与平价大药店的药品价格拉平。
政府限制了药品利润，也限制了药品价格。参合农民的医疗成本大大降低。但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乡卫生院却承受了药品降价之痛。受药品降价的冲击，某卫生院的门诊业务量大大降低。以妇产科为例。2003年该院妇产科门诊业务量为1万元，2005年降为6000元。这对于长期单一依赖药品收入生存的乡镇卫生院是个不小的冲击。
政府的卫生投入经费保障硬件建设，基层卫技人员工资没有保障：乡镇卫生院在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中处于枢纽地位。因而，自2004年开始，作为新农合的配套工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力度。笔者调研的这家卫生院到目前为止已得到省、市、县三级政府的经费支持共120万元，并且专款专用支持硬件建设。此举旨在通过盖门诊楼、病房楼及为卫生院添置救护车、x线机、生化分析仪、B超、血细胞计数仪等基本的医疗设备改善就医环境、提高医疗质量来吸引患者就医，改变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境。然而，与硬件建设不同步的是基层卫技人员工资还是像以前没有财政保障。该院医技人员的工资构成是：档案工资+绩效工资。档案工资的30％来自县财政拨款，仅仅够交三大保险的。其余70％来自本院收支结余部分。绩效工资更是与本人的业务量挂钩。乡镇卫生院近几年一直处于“大病看不了，小病没人找”的真空地带，院业务量的水平不足以支付工资全额。“一手硬、一手软”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基层卫技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仅仅靠硬件建设不能提高卫生院的业务量。
卫生院内部管理体制尤其是分配激励机制设计不当挫伤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笔者经过调研发现，许多卫生院为了配合新农合的惠民政策，在医院内部进行了保持公益性的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分配激励机制的设计更把“遏制开单提成收入”放在第一位考虑。据某卫生院长回顾，该院在改革前，档案工资与绩效工资比例是1:1，这样的设计把业务量不同的科室之间、卫技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很大，保证了卫生院的优势科室和重点科室能够为乡卫生院提供较大的业务量。该卫生院于2006年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为了压缩医师绩效工资在其工资总量中的比重，卫生院把档案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调整为7:3。科室之间、卫技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小了，但是各科室的业务量也拉平了。这也成为卫生院业务收入降低的重要原因。
解决乡卫生院现阶段生存困境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乡卫生院存在的问题表明，仅仅靠新农合的制度倾斜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现阶段乡卫生院的困境。新农合制度下的卫生院有了门诊楼、病房楼和高技术医疗设备，但是卫技人员没有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动力和能力，卫生院的服务质量与效率不能提高，使其不能发挥在新农合三级医疗机构的中枢作用。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必须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来解决。用一位卫生院长的话说：我们在艰难的等政策。现阶段的困境是投入问题，而不是管理问题。
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中增加对基层定点卫生院医疗服务项目的财政直补：新农合是一项通过政府向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提供财政补贴提高其购买医疗服务能力和抵御疾病风险能力的“补需方”制度，2008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将达到80元。作为基层医疗服务载体的定点卫生院通过降低药价从而降低了农民就医成本，这成为新农合吸引农民的一大亮点。然而，卫生院却因此再次走入困境。有些卫生院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提高药品价格，挫伤了参合农民在基层就医的积极性。卫生院的门诊人数大大减少。因而，能否保证卫生院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按成本收费成为新农合能否真正得到百姓认可的一大关键，也成为卫生院能否吸引病源、增大业务量的一大关键。笔者建议，政府在增加对农村居民医疗消费财政补贴的同时，必须兼顾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利益。政府要保证居民获得低价基本卫生服务，就必须通过专项经费的形式，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直接补偿耗费成本。县卫生行政部门应重新核算新农合制度下定点卫生院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成本耗费，从中央、地方的各级筹资中拿出一定比例予以补偿，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保证各级政府补偿足额到位，避免出现以往卫生行政机构截留中央、地方财政对乡镇卫生院补偿资金的现象。这样既能挽救现阶段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危机，又保证其有能力提供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农民在新农合中也会因此得到更多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