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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概念范文1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摘要：在国家密切关注下，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学习的时效性，教育部对高校课程的深化改革已经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是评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评价又是评定教学质量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文章就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中国化的产物，而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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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的经济制度》都会想起维纳和科斯对《国富论》的精彩论断。如果说43年前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论序曲，那么《中国的经济制度》则是精彩阐释中国奇迹30年的华美乐章。《中国的经济制度》将《佃农理论》开创的合约经济分析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完全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制度安排，解释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历程，破解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密码。
伟大的学术著作永远是智慧的源头活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佃农理论》所开创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优良传统的完美扩展。张五常的至理名言是：“你不能去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制度》破解了“县级竞争制度”之神奇密码，是因为张五常多年来对中国制度变革历程有深刻入微的细致观察，包括他自己多年投资兴业的宝贵经验。
张五常实证分析所引用的案例主要都是源自中国经济。事实上，张五常毕生学术研究的素材都是精彩的中国故事。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他有一个特别的法门，那就是始终从最简单的问题问起。
中国30年的经济制度变革自始至终伴随着数之不尽的批评声，每时每刻都有人倍加责难，却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五常问：你们可以一直批评下去，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见到的经济奇迹。那“非常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如此一问，直探问题的核心和本质，立刻回到了40年前他思考的同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诀窍让佃农分成合约有效？
《佃农理论》的答案是合约各方可以改变分成比例，《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答案则是“地主”（主要是县政府）向“佃农”（投资兴业的企业家）要求的投资可以是负值。张五常的精彩结论是：“把土地看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的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比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内，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要求的边际相等条件永远都可以达到”。
张五常经济学其实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成本，纵然变化万千，都是从调查成本局限而来，最主要当然是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的限制条件。
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所开创的合约经济分析跨越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合约的角度看价格，看需求和供给，佃农理论就是这样想出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看公司本质；第三个阶段是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看整个国家，看人类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从合约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著作。
一部在美国大学校园完成的博士论文，40年之后成功解释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制度变迁，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激发年逾古稀的学者完成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一个人、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竟然以如此机缘连接在一起，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时常辩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时势和英雄相互造就，相得益彰。大时代的转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最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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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犯罪的概念
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指的是不法经营者在违背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破坏市场竞争的原则，扰乱市场发展的秩序，采取不正当的行为，不择手段，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采取的行为。通过我国科学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讨论，总结市场经济给市场秩序、国家法律、人身利益带来的影响，将经济犯罪的概念氛围三种，总之，我将经济犯罪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将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以及破坏国家的社会经济法律的一切不法经济行为总结为“大经济犯罪”。其次，我国将那些不法商家以及不法分子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行为称为“中经济犯罪”，这一经济行为是不法商家通过人为操作，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权势而采取对社会关系进行破坏的行为，比如说股市运行操作、各企业竞争排挤等等。另外，从早期直至当今，国外的犯罪学家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经济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对我们的市场秩序、国家金融都有很大的不利。
二、我国经济犯罪现象产生的现实条件
1、对于国内来讲，第一，由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不法的市场经济管理者钻了“空子”，没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品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监督力度不够，接受贿赂的现象明显，对我们的市场进行松散管理，市场发展自然而然会出现问题；其次，企业间的竞争意识太强，合作意识淡薄，为了能够让自己企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企业管理者们不惜采用不法行为，排挤、压迫其它企业；最后，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不能够很好的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不能弥补市场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2、对于国外来讲，为了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发展自己国家的企业，削弱我国的市场竞争力，想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有利条件，其它国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他们不惜采用走私货品等等不正当手段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也助长了经济犯罪现象的气势，对我国的市场竞争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经济犯罪的特征
（一）根本特性
经济犯罪是依靠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行为，商品经济是经济犯罪行为产生的催化剂，经济犯罪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不稳定又很复杂的交易过程，让我们的经济犯罪行为存在的方式也是捉摸不透。经济犯罪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经济行为，是非法的经济行为，不遵守国家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的经济行为。
（二）一般特性
1、经济犯罪具有营利性，商家之所以会产生经济犯罪行为，是因为他们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能够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这是每个商家的出发点，所以，经济犯罪的一般特性便包括营利性。2、经济犯罪具有隐秘性，这些经济犯罪行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这种行为是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3、经济犯罪具有复杂性，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经济犯罪大多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完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经济犯罪的复杂性。
四、市场经济与经济犯罪的关系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促成了经济犯罪行为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够净化社会市场竞争氛围，加剧社会矛盾，这些商家无法可依，受不到法律的约束，必将会扰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便助长了经济犯罪行为的气势。
（二）市场竞争的追利性太强，商家获利欲望强烈
为了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不被其他企业排挤，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市场运行的目的便是发展经济，这必将会勾起商家的求利欲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犯罪行为的产生。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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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课上45分钟抵得上课后4个小时，虽然说法有点夸张，但却道出了课堂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培养良好的听课习惯尤为重要。
1.专心听别人发言的习惯
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因此，教师的讲解分析学生一定要认真聆听。另外，还得听其他同学的发言、争论、质疑等。通过争论辩论就可以受他人启发而产生思想火花，从而达到明辨是非，加深印象的目的。
2.积极发言、勇于质疑的习惯
不能简单地认为听课就是听老师讲课，虽然课堂上教师是主导者，但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只有积极发言、勇于质疑，才会有学习的动力，在一个个疑问化解的基础上获得进步。学习思想政治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全面认识某一事物必须理解的三个方面，也是学习思想政治的好方法。如，在学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怎样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把所问的问题各个击破，那么我们对这部分内容就会掌握得全面而持久。
3.记课堂笔记的习惯
教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政治教材的纲目之间、知识点之间相互联系。它们是课本知识这个系统的各个不同要素，它们决定了政治知识的条理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一般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以框架形式加以诠释，这时如果学生能将框架理解并记录下来，构建“知识树”，就可以起到提纲挈领和一目了然的作用。而且一段时间后还可以自己根据框架进行一课、一单元、一模块的总结复习。这样既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理归纳能力。
4.给课本做“批注”的习惯
学生在专心听讲的同时，要适时动笔在课本上做记录或记号。对教师教的重点内容、自己的疑难问题和一些关键性的语句进行“圈、点、勾、画”。有一项实验表明：上课光听不记，仅能掌握当堂内容的30%，一字不落地记也只能掌握50%，而上课时在书上勾画重要内容，在书上记有关要点的关键语句，课后整理，则能掌握所学内容的80%。
二、练好“每一道题”
学习贵在及时巩固，做练习是巩固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要做好每一道题必须养成以下习惯。
1.良好的审题习惯
审好题是答好题的关键，平时练习时就要从审题入手，审题包括审材料（审清材料包括哪些信息）、审设问（审明问题指向）。切忌盲目作答。而审好题的诀窍就是多读题。多学生做错题的主要原因就是读题时间太少，不舍得在读题上下功夫，而是草草一看就凭主观印象选择或答题，往往会造成“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结果。
审题的最好办法是抓住主要概念，也就是关键词。抓住了关键词就可以进行适当的发散。比如，看到“宏观调控”这个词时，我们应立刻想到的就是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首先能想到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接着往下重点可以考虑到宏观调控在哪一课比较详细的讲解，通过回忆知道经济生活第九课关于国家财政、第十课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知识。所以我们解题的思路就是抓住问题中涉及的主干概念把它理出相关的知识体系。从概念到课，从课到节，这样整理出相关的知识体系，然后组织相关语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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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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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国家、社会以及民间三者之间的权力的划分与平衡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考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因素，依然是在这个研究的基本范畴中展开的。在最近的文献中，如娄成武、张建伟［1］认为，当代地方政府角色与职能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正逐渐由地方政府概念转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经历由传统官僚体制向新兴的市场模式与政策网络治理机制的转变。李文星、郑海明［2］从目前我国行政沟通存在的问题及现实需求出发，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式沟通的概念，并从转变观念、变革体制、拓宽渠道、完善法制等四个纬度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式沟通机制的构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这种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观察，也没有作出更加明确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论思路。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展开。基于此，本文将用历史与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从历史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演化关系来考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
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p#分页标题#e#
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