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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的进步，而环境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关注，成为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相对较新，协调两者发展的问题还未得出明确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寻找保证贸易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有效协调机制。
理论上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贸易与环境都是人类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均致力于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和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但由于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现实中也会出现贸易与环境的不协调，体现在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因而要求将贸易与环境统一考虑，寻求统一的协调体系。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消除环境资源特性引发的不协调的根源，结合政府权威和市场规制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
协调工作是长期的有序的过程，为保证顺利的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明确地行动纲领、系统的依据、科学的协调途径作为指导。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产权界定，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制定合理的价格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工具，运用有效的税费政策，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主体的目标函数中，使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结合配套机制保障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数学模型，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行理论分析和福利分析，探求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而反映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工作原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具备的优势，试图验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失灵；政府失效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出现，成为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贸易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贸易与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1.1.1问题的提出
国际贸易与环境本来是两股平行的发展潮流，但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课题。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逐渐高涨，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全球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称为“经济发动机”的国际贸易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1]。从而，贸易与环境两股潮流开始不断碰撞，人们开始探索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贸易增长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建立起协调发展的机制，实现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贸易同步发展。
1.1.2提出的意义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这一热点问题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深层次看，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又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一角度来说，解决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因而将环境纳入到贸易中已成为必然趋势，探索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协调两者关系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建立为以解决环境资源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冲破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不仅深化了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理论内核，而且将贸易与环境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为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找到了新工具。从而，切实保证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作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贸易与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1.2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环境作为主体，以环境保护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二是将贸易作为主体，以自由贸易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
将环境作为主体的研究，认为只有进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才能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托马斯·安德森(Thomas.Anderson)、卡尔·福克(Folke.C)、斯蒂芬·奈斯德姆(Nystrom.S)都认为人类是生态环境的寄生虫，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美国经济学家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使环境保护主义者观点的最有力实证。美国另一位环境学家Christian 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和不可占资源，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空气、大气等，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自由贸易无法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的恶化。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Vogt)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Ehrlich)等，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单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100年内地球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据此可以推论出他们对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由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采取自由贸易而不进行环境保护必将引起环境的恶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建立的“环境禀赋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贸易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总结其主要观点得出结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是贸易所得长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的负效应。
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2
原标题：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主要差异研究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对会计的要求越严格，特别是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制度和法规政策都有较严格的要求。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在理解意义上都属于会计范畴，但二者在实际的工作运用中存在较大差异，发展历史最早的是财务会计，税务会计是由财务会计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同属会计学科，很多核算、计量的方式方法都存在共性，彼此关联、相互协调。财务会计是以我国新会计准则为会计工作处理依据，会计准则指引和约束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决定了财务会计核算遵从的国家法规要求，而税务会计则是以税法为依托，在税务会计核算中掺杂着较为浓厚的法律因素，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控制性较高。因此，本文就目前我国财务和税务两大会计分支体系各自的具体含义，以及两大会计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具体阐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就差异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协调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服务。
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差异；相互关联；意义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界定
1.财务会计的界定
财务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分支，属于会计学科，财务会计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及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全面、专业、系统的财务会计核算与监督，为企业相关利益者及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企业真实有效的财务状况、盈利情况、资金流动等方面的经济信息，这些会计信息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及制定经营方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财务会计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准则，以会计报告为工作核心，通过传统会计模式进行数据处理和信息加工，财务会计反应出来的会计信息、财务报表、财务报告是直观的企业经济盈亏的数据，企业在进行重大经营决策时，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合法经营的管理都将依赖这些财务会计信息。所以，财务会计可以帮助企业合法经营，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财务会计可以有效的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也便于公司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工作责任与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考核。
2.税务会计的界定
不论是税务会计还是财务会计都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税务会计是以税法作为会计工作处理的约束条件，是在一切遵循税法要求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纳税工作进行核算的过程，并且还能对企业纳税人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促使我国的税务向良性化发展。我国的税务会计核算对象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的企业中，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为控制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税负，经常存在偷漏税务的情况，在此期间则需要税务会计通过税务核算进行“合理避税”的举措，这种行为都需要法律严格控制和约束。税务会计的工作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税务会计核算，税务预算、税务申报及税负缴纳等都是税务会计的工作内容。
税是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在税负方面公民或者企业都需要秉着合法、公正、自愿的态度缴纳税负，作为税务会计人员更应该遵守自身职业道德操守，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还应守住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做一名合格的税务人员，才是我国现代化经济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的重要保障。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
税务会计记账的数据来自财务会计，也就是说税务会计以财务会计为基础，从税务会计所核算的内容来看，其反映和监的不是全部的资金运动，而是与纳税有关的资金运动，税务会计的核算以财务会计的核算为依据，并且监督其是否符合税法的规定。
在我国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高度重合，因为会计方法存在一定的相同性，都是反应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资金流动，财务会计反映企业经营盈亏状况，税务会计反映企业按税法缴纳的税款，这也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众多矛盾，所以，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虽然彼此关联但是必须相互独立，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同属会计学科，通过会计方法为企业的经营发展保驾护航，既保证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又保证企业合法化经营，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所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都是为了保证企业合法经营及企业利益的会计方法。
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
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出发点不同
我国实施和制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是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会计信息核算处理，能够通过最直观明了的数据反映企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及各时期企业的运营成果，通过编制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给投资者或者企业利益相关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使企业的经营状况通过报表形式反映出来。在此过程中，财务会计是从企业长远的利益出发，向投资者呈现企业最真实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并需要投资者和所有者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制定安全可行的经济决策。而税务会计则从企业税收情况出发，在此方面企业的主要出发点集中在如何避税，通过采用合理有效的税务会计核算方法和原则，尽可能地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所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在企业会计信息处理的出发点上存在较大差异，财务会计反映企业的运营状况及财务状况，税务会计则反映企业的纳税状况，只有将二者出发点合理区分才能真正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工作目的的差异
企业财务会计的工作目的是以会计准则为依据，通过会计核算，为企业及时、准确的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其目的在于通过财务报表、财务数据来了解企业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价值等信息。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产值、利润、员工薪资等都通过财务会计反映出来，财务会计的目的也正是通过会计手段真实准确的记录企业的一切跟资金有关的经济活动。而税务会计是以我国的税法为准则的，其会计价值取向与核算目的不同于财务会计，这是因为税务会计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利润以及资产的处理会产生差异，这是由税务会计的目的决定的。税法的主要目的是及时足额地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国家可以用财政收入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进行适当调节，那么，要足额、及时的筹集到财政收入，就必须要求企业等纳税人按时、按量的缴纳税费。因此，财务会计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纳税人通过不合法、不正当的会计方法偷税漏税、少缴税款。
3.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遵循原则的差异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所遵循的会计原则存在着差异，财务会计遵循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严格地讲，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了不同的会计政策和方法，企业会计人员可以灵活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会计方法，只要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就可以科学有效的反映企业经营的状况，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数据依据，所以财务会计遵循的原则相对灵活，基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之上。而税务会计所遵循的原则是我国实行的税法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税法作为法律具有严格的法律强制性和严肃性，企业缴税、纳税都是依据税法执行，公平、公正，对所有纳税人一视同仁，要求纳税人按时、按量的缴纳税费。税务会计从业人员在进行税务会计核算时必须尊重税务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行，税务会计的原则性更强，违反税法必然受到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所以，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遵循的原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4.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核算原则的差异
企业财务会计的核算原则是严格遵守权责发生制原则，严格地反应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责任履行情况，财务会计核算也是遵循基本会计原则。财务会计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注重的是会计准则和会计方法，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运转的情况通过特殊的会计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核算，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及成本投入、利润等情况。而税务会计是税务的务实过程，税务会计是采用权责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的，同时，税务会计遵循收付实现制原则，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基础。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定情况下，税务会计是国家税收的重要参与者和管理者，税务会计从业人员从有利于税收征管的目的出发，以国家税法为核算依据，通过会计核算，准确、合法、合规地算出企业纳税人的应缴纳税款及其纳税依据，所以，税务会计与纳税人的现金流量挂钩，能够保证在纳税人有支付税款能力时及时、按量的缴纳税款。
5.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核算对象的差异
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指在企业在进行各项经济活动中能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全部经济事项，这些经济活动都应当反映在会计凭证、帐簿和财务报表中，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决定了财务会计直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对于企业抉择、投资者、政府管理部门而言，要求其财务会计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而税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企业在经济业务中的涉税事项以及有关的纳税调整事项，主要是与企业计税有关的资金运动，也就是说，无论企业是否已经把经济活动记录在原始凭证、会计帐簿和财务报表中，税务会计的核算程序与财务会计的核算程序并不完全相同，税务会计通过会计方法来核算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应对缴纳的税款，督促纳税人缴税、纳税。
企业获得的某项收益，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作为本期收益，但税法规定在计算所得税时应作为以后各期的收益，从会计核算对象及结果来看， 企业发生的某项费用或损失，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作为以后会计期问的费用或损失，但税法规定应抵扣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所以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核算的对象不同，在纳税实务中，时间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一些资本性支出的时间不同，与企业经济活动密切关联。
四、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发展的建议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必须将二者协调才能更好地为会计核算服务，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加强财务会计制度与税务法规相适应
财务会计坚持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税务会计坚持税法原则，会计信息的核算处理必须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而税务会计则必须遵循税收制度和法规。要加强两者协调发展必须将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相结合，确保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工作的独立，将税收的监管信息融合到会计制度的建立中，达到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相互作用，共同监管的作用。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严格执行会计制度，遵守税法的相关规定，解决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存在的矛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不但要确保财务会计所反映的会计信息的质量，科学地管理企业运转，还要提高税务会计的工作质量，按时、按量的缴纳税费，合法经营。
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3
一、科学地制定财政转移支付的配套政策
如何使落后地区加快发展，这是世界上较大的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象美国、德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曾存在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从这些国家由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历史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方式。美国落后的南部，就是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州和地方的财政进行调节，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提高南部的公共服务水平，使美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得到缩小。
国际经验值得借鉴，在加快中西部发展中，应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而不能再像对东部沿海地带一样，实施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仅国家财力难以支撑，而且，有违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利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一种过渡性政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暴露出不少弊病。在逐渐取消对东部的税收优惠政策后，不宜在中西部再实施这种政策。
首先改革现行力度不足、且不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政策，尽快制定、实行简单、透明、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配套政策的框架体系。
其次制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包括经济发展目标，实际人均税收水平，公共支出的基本标准，各地区人均gdp， 少数民族居民的比例等。
在诸多转移支付的标准里，先确定公共服务水平均衡标准，即基本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地区，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足。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设计中，要建立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客观测算办法，科学地评估各地税收征收潜力和努力程度，以核定标准收入，使财政转移支付对东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过分悬殊起到相对均衡的作用。这是加快中西部邮电、通讯、交通、科技、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建设，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转移支付的资金中，可减少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增加专门用途的转移支付。有的受援项目，还应要求地方拿出配套资金。对配置资金不应有统一的要求，根据接受转移支付地方的实际财力确定配套资金的比例。
为了使转移支付发挥更大效用，可设想在中央设立专门负责协调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机构，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实施监督与管理。
二、完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体制，为财政转移支付奠定基础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的财力基础。据统计，1997年底我国中央财政的内债余额为5472亿元，当年的债务收入为2532亿元。我国的债务主要是中央的债务，即国债。债务收入是中央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由中央政府使用。从80年代初开始，中央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赖程度逐年加大，1997年已达55.6％，大大高于世界公认的30％的安全线。中央财政已处于借新债还旧债的不良循环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规模，使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有相应的财力作保证。
解决财政收入匮乏的有效办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体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人的货币收入，已成为投入的资本，以几何级数积聚着财富，这对于增加投资发展经济自然是好事。但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四千多万农村人口还没有脱贫，为数众多的下岗职工失去了收入来源。贫富两极正在分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的首先富裕是为了带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先行富裕的程度就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缓和贫富两极的矛盾，都建立了个人财富二次分配的制度，除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外，开征了利息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发展税等来保障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落后地区人民对基本社会服务的获得。
我国的一次分配已经放开，二次分配体制还没有健全。遗产税、利息税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征收远未达到调节贫富的目的。税收征管和政策上的漏洞使许多暴发户逍遥法外。税法立法和执法的不完善、不得力，使逃漏税事件已见多不怪。
只要下决心改革和完善二次分配体制，并从严征管，中央财政收入自然会有快的增长，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就有财力的保证。
三、税收优惠政策应以阶梯退税取代区域减免
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尤其是税收的减免政策。20多年过去，面对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继续保留这种倾斜政策，显然不够公平。何况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点的集聚效应，具备了自我扩张的能力。延续税收政策，就会使可扩散的工业项目继续滞留下来，约束了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扩散与辐射功能，进而也延续了落后地区的转机。在完善和改革现有财税体制时，应考虑取消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全国范围内的平等竞争、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这是世纪之交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在税种和税率的调整和设立时，体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总体指导思想。可设想在下世纪逐步实施以下财税政策：
适度调高资源税的税率。中西部为东部的加工工业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税提高后，可通过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转嫁到资源的加工和使用环节。资源税新增收的部分可留给地方，用于资源开发的有偿资助，使资源富裕的中西部地区获得更多的开发资金。
按照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对包括东部少数落后地区在内的所有落后地区，凡从事地下矿藏资源开发和能源开发企业的所得税，实行先征后返的政策。返还的比例以当地的人均财政收入为阶梯，多则少返还，少则多返回，返还的税收作为国家的参股资金用于发展生产。这样，既扶持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开征协调发展税。东西德国统一后，为了筹集加快东德发展的资金，开征了团结互助税。此税的开征，对东西德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必须影响我国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长此下去，可能引起民族矛盾。但增加投入国家又拿不出过多的资金。据此，可借鉴德国经验，适时开征协调发展税，为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筹集资金。
至于地方税，应允许中西部各省（区、市）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原则，结合实际制订实施细则。对于财政过分困难，已多年影响正常运转的地、县，可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一次补足，使其放下包袱全力发展。
四、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增长中心战略
经济发展的规律显示，经济增长往往不是同时均衡地出现在一个地方，可一旦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最终增长极点集中。西方国家曾以此理论来指导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开发，将此称之为“增长中心”战略，并把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具有最大增长潜力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长中心”战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中获得成功。
我国中西部地域广大，全面推进式的开发显然力不从心。单靠国家的财力支持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利用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增强自我发展功能，在开发中实施增长中心战略，结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在资源富裕，交通、通讯等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按照国家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主要发展资源指向型或资源加工型产业，选择一些重大的开发建设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结合建设项目发展知识经济，使知识经济时代早日在局部到来。这样，在生产过程中，知识、科技含量增加，生产的“柔性化”将成为普遍现象。现代农业将衍生出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技术培训等服务业。工业信息化将衍生出中介服务和技术服务业，使制造业和服务业走向一体化，使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转化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改革二元经济现象。
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 区域；产业转移；碳排放；协调发展；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5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08
目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尤其从2004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制造业市场份额开始陆续下降，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率先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西移一方面缓解了东部经济集聚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状况，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产业转移在均衡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产业转移对节能减排的影响这一视角。俞毅[2]通过构建以污染控制为目标的区域GDP门限值来指导传统产业省级转移的区位选择，认为使GDP总量超过门限值的东部各省份的传统第二产业向GDP尚未达到门限值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重等问题，也有利于形成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梯度。
因此，在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有差别地提出碳减排目标，实现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按产业转移特征和工业化水平进行区域划分，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明确其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目标。
1 方法模型与区域划分
1.1 方法模型
目前，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分解模型已较为成熟，王峰等[3]做了详细的推导与说明，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日本学者Kaya[4]提出的Kaya恒等式可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5种效应：
这样，通过LMDI分解模型，可以把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利用结构、能源利用强度、产业结构及经济规模效应五种效应，并且有效解决了分解中的剩余问题和数据中的0值与负值问题。同时，LMDI方法中，分部门效应加总与总效应保持一致，即不同的分部门效应总和与各个部门作用于总体水平上获得的总效应相一致，这一点在多层次分析中十分有用。根据区域能源平衡表，终端能源消费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6个部门。相应地，n表示1-6个部门，对分部门碳排放的分解公式如下：
Gn（CO2）=Cn（f）・Cn（m）・Cn（t）・Cn（s）・Cn（g）（5）
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按照Wu等[5]的方法对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区、6个部门、19种能源（包括电力与热力）进行三层完全分解，工作量将非常巨大，而且不能更好地说明研究的结论。因此，鉴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我们引入区域碳排放系数，对LMDI模型进行改进。
我们选取的能源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计17种一次能源及电力、热力共19种能源。
按照公式的定义，f代表碳排放系数，m代表能源利用结构，其中17种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假定不变，但区域热力和电力排放系数是变化的。能源利用结构代表了区域这17种一次能源与电力、热力的利用结构变化，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的能源燃烧缺省CO2排放因子，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不同，其中煤炭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原油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天然气等的排放因子。因此，如果能源总量不变，燃料结构中不同能源比重的变化将导致CO2排放量的变化。
为此，我们根据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17种一次能源，及其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燃料排放因子分别计算出其碳排放量，同时，按标准煤平均低位发热量29 270 MJ/t统一换算成标准煤。
热力的处理较为简单，分别按各地区使用的一次能源加总算出其碳排放总量及换算成标准煤。电力的计算相对复杂，使用国家标准的折算系数不能反映区域差异特征，按魏一鸣等[6]的定义，由于每年发电燃料的构成变化及发电技术的变化，区域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有很大的变化，原则上需要通过各省市区的发电量（包括火电、水电、核电）和发电燃料的CO2排放计算得到。同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还需要考虑电力系统自身电力的使用与输送的电耗。另外，在测算区域碳排放系数中，还要考虑区域间电力的相互交换，计算起来较为复杂，而且由于各行业使用的电力构成不一致，对区域各行业的电力碳排放量的最终计算结果仍然只能是一个估计值。
为简化起见，这里用7大电网（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西北电网和海南电网）电力碳排放系数代替各地区电力碳排放系数。先假定7大电网之间不存在电力交换，分别按区域能源平衡表中电力使用的一次能源数量，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其碳排放数量与标准煤数量；其次对七大电网进行加总，得出各大区域电网电力碳排放总量与标准煤总量；然后按区域平衡表中各地区终端能源使用的电力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地区电力碳排放量和标准煤数量。最后，按各地区各行业终端电力消费量分配到各行业。这样，既考虑到了区域内的电力交换问题，又很好地避免了碳排放重复计算的问题[7]。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确定i地区碳排放系数ηi为该地区当年的碳排放总量除以其标准煤使用量。即：
1.2 区域的划分
如何划分区域是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首先面临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最常见的是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9]；齐绍洲、李锴[8]在区域能源强度差异的研究中，把中国30个省市区（未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各包括15个省市区。但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划分方法，都不适合本文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的分析。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区碳排放差异较大。例如，在西部地区，贵州省人均碳排放低，碳排放增量小，而内蒙古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其次，在区域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部地区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产业在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而山东、河北等仍处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2]，其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明显。本文通过考察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并结合其碳减排特征，将中国28个省市区（未包括、宁夏、海南、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三类由于、宁夏和海南三个省区的数据缺失，其中数据基本不全，宁夏2000年、2001年、2002年和海南2002年的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数据缺失，我们取28个省市区进行研究。。
为了反映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我们采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及其动态变化来反映文中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是把28个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作为100，各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占28个省市区总额的比重作为其工业总产值份额，以反映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按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和工业化水平特征值把28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8个东部发达省市；第二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入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和陕西6个省区，也是工业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地区；第三类区域为其他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14个省区。划分后的三类区域产业转移状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7-2009年间，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45.67%，2005年之前其产值份额不断提升，表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但2005年之后产值份额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形特征（见图1），表明其产业已在逐步向外转出；从工业化水平看，净转出地区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期间具有一些波动。净转入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26.89%，这期间一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只在2009年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表明该类区域主要是产业集聚与转入；其工业化水平也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达到51.17%，之后略有下降。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平均份额为25.38%，大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其中以2005年为拐点；而其工业化水平在三类区域中最低，平均为37.72%，但从200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已明显加快。
2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
下面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特征二个方面，对中国三类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为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选取了1997-2009年以美元计算的三类区域人均GRP指标来进行分析（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产业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09年人均GRP达到6 615美元；其次为产业净转入地区，2009年人均GRP为3 952美元；最低的是其他中西部地区，2009年人均GRP只有2 663美元。从1997-2009年三类区域人均GRP动态变化看，净转出地区2009年人均GRP是1997年（1 306美元）的5.07倍，净转入地区人均GRP增长最快，2009年是1997年（668美元）的5.91倍，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GRP增长最慢，2009年是1997年（547美元）的4.87倍。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主要是转移到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而不是中西部最落后的地区。净转入地区由于产业转入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2.2 区域碳排放特征
表2分别给出了三类区域工业碳排放份额及人均碳排放量二个指标。可以看出，三类区域碳排放差异特征较为明显。从1997-2009年各地区工业碳排放量所占份额看，净转出地区从1997年的33.61%下降到2008年的31.19%，下降了2.42个百分点，2009年又略微上升到31.48%；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份额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但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1997年的37.83%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31.69%，下降了6.14个百分点；而与此相反的是净转入地区碳排放所占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从1997年的28.56%上升到2009年的36.83%，上升了8.27个百分点。
从人均工业碳排放量看，净转出地区人均碳排放量一直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其中1997年为2.42 t，比平均水平高0.65 t，2009年增加到4.74 t，仍比平均水平高0.64 t。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量较低，1997年为1.78 t，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0.36 t，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增加到2.87 t，比平均水平低1.24 t。净转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从1997年的1.82 t增加到2009年的5.51 t，13年间增长了202.58%，其中2004年之前一直低于净转出地区，之后则开始超过净转出地区，到2009年已高于净转出地区0.77 t，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1.41 t。
另外，我们还采用工业碳排放强度指标来分析三类区域碳排放的一般特征。工业碳排放强度为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9年三类区域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净转出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从1997年到2002年下降幅度较大，6年间从5.2 t/万元下降到3.35 t/万元，下降了35.58%；随后的2002-2009年8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缓，从3.35 t/万元下降到2.54 t/万元，下降了24.18%。这表明，随着区域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其碳减排的效果将趋于减缓。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下降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净转入地区从1997年的7.9 t/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4.39 t/万元；其他中西部地区从8.24 t/万元下降到4.17 t/万元。分阶段看，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在经过1997-2000年的快速下降后，“十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并不明显，分别仅下降6.80%和9.40%；“十一五”前4年，其碳排放强度又开始进一步下降，分别下降了21.89%和27.85%，但目前两类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仍然偏高，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尤其是净转入地区，2009年其碳排放强度在各类区域中最高。
3 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分析
在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公式（7），我们对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计算数据来源于1998-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从2001年起，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大幅度的增长，我们以2001年作为其中一个时间点。从三类区域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05年是第一类区域即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也是第三类区域即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见表1），因此，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把1997-2009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2001年、2001-2005年和2005-2009年，分别计算不同阶段三类区域的碳排放效应，并与中国总体情况进行对比（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7-2001年间，与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相比，各地区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经济规模效应最高，达到了45.9%，期间碳排放系数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大，分别为-2.99%和-34.49%，经济结构效应为-2.06%，碳排放总效应只上升了6.36%；第二类区域经济规模增长效应居中，但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低，使得其碳排放增长在三类区域中最快，这期间碳排放总效应上升了19.16%；第三类区域经济规模效应最低，为33.99%，相应地其经济结构效应为-4.78%，能源强度效应为-30.94%，工业部门碳排放整体效应为-1.99%，同比出现了下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以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出现相对萎缩为代价的。
2001-2005年是这三个阶段中碳排放增长最快的时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为73.46%，三类区域差别也较为明显。第一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为65.6%，其中经济规模效应为82.67%，经济结构效应为6.1%，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49%，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强度效应为-22.68%；第二类区域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效应为98.3%，经济结构效应为19.47%，同时能源利用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1%，能源强度效应为-15.92%，呈现出重化工业进程中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特征；第三类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最低，为58.23%，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低的，经济规模效应为60.65%，经济结构效应为0.82%，与此同时，其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较慢，期间能源强度效应仅为-3.61%。
2005-2009年5年间，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碳排放总效应为34.22%。三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差别较小，但各区域碳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规模效应明显降低，为58.43%，同时，经济结构效应为-7.48%，表明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转移效应明显；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出现了进一步下降，仅有-17.85%，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利用强度的不断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应最低，为32.28%。第二类区域这期间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99%和0.56%；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85%，能源强度效应为-28.93%，碳排放总体效应为35.77%。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71%和8.71%，这也说明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3%，尤其是能源强度效应，达到了-38.5%，后发优势明显，这表明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第二类区域和第三类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第一类区域由于传统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二类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工业碳排放强度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碳排放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类区域一直以来维持较低的碳排放增长，但到2007-2009年间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各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但其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强度的进一步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依靠能源强度下降产生的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增加了实现环境与发展目标的难度。第二类区域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使得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同时，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后发优势较为明显。
4 中国区域碳减排目标设计
早在京都协议公约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球碳减排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CO2排放方面都有义务，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同，承担有区别的义务。同样，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决定了未来区域碳减排政策也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碳排放特征，建立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对三类区域的碳减排目标具体设计如下（见表4）。
针对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发达地区发生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相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碳排放强度较大[1]。因此，在该区域能源强度效应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下一步的重点需要转移到工业结构的调整上，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实施区域优化发展战略，强制减排，克服产业转移的粘性，进一步加大推动该区域传统产业转移的力度，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同时，推动该区域的产业转移，也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其强制减排的经济意义更大。
对于净转入地区，工业化持续推进，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碳排放强度也最高，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明显，在未来减排制度的安排上，同样需要实行强制减排，但强制减排的重点应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上。在中国政府2020年的以碳强度衡量的减排目标中，净转入地区强制减排的环境意义更大。因为从全国碳减排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工业部门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动对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能源强度较低的净转出地区工业产值比重出现了下降，而能源强度较高的净转入地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就需要加强对该地区中那些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上升较快、能源强度大的省区的监控，重点放在对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监控上。同时，为了推动净转入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重视和加强低碳技术引进、运用及创新。此外，在净转入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其他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为推动新一轮区域碳减排、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其他中西部地区无论是从人均GRP、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人均碳排放量看都较低，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实行减排，显然对这一类区域不利。按照人文发展理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在减排中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对该类区域应实行发展减排，即在发展中兼顾减排义务。同时，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尚未定型，能够很好地避免高碳发展的锁定效应（lockon effect），这也为该类区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施以生态创新为核心的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要帮助和扶持该类区域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低碳技术引进与应用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得该类区域能充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低碳技术，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同时，要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支持该类区域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和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发展。其他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加强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大规模应用低碳技术，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低碳技术的推广。
总体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碳排放差异为未来中国建立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不仅有利于体现公平性原则和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各区域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中国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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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5
关 键 词:协调发展原则,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市场机制,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环境的立法上,主要还是行使国家的职能,加大环境的治理和预防的力度,同时适当的收取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相关费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适当的经济手段也可在此此处使用,让市场来引导一定的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则、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一原则,正确的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1996年8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的各项都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立。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立法的趋势似乎不仅仅在行政方面,同时根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经济手段的介入环境立法,是环境立法的趋势。
协调发展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第二,把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三,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前两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体现,即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发展策划。而最后一个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经济的政策,进行奖励、优惠或者征收之外,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经济或技术的措施。如何使得企业个人投入进采取这方面之中呢?这就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入进行引导。环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单方的一些奖励或优惠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贯彻,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二,对超标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污染、破坏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第四,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个原则的贯彻和本文的命题有最重大的关系。
于此,我们得出,社会发展兼顾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的最好的调节器。根据以上两个原则,对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利用是这种经济手段介入的背景。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如采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经济利益或利润所决定,另一个方面,环境退化主要是各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机制失灵(又译为制度失灵)是环境资源退化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创设的法律经济学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里的“资源”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法律权利等人为资源。我们这里可以从环境资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下面,我将根据这两个原则以市场机制的引入浅谈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主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规划。经济手段主要是奖励、惩罚、征收税务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谈到的经济手段都是将个人或企业的责任放在征收治理费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们过渡的破坏环境。这样而来,企业需要减低他们的成本不会在环境的角度。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对环境的负责是一样的,不存在一个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空间。如果,引进一个量化的交易权的话,就有可能将环境问题与成本挂钩。例如排污交易权,即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个环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除了这两种制度之外,还存在生产和治理结合的方法。早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关于计算机废物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在,计算机的更新很快,同时引起了很大的计算机垃圾的问题。然而这样专业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处理这样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一种制度,即在计算机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处理的费用,用户可以将被淘汰的计算机交回购买的公司,公司进行免费的接受和专业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对电脑垃圾的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电脑公司减低了其对计算机垃圾存在的污染责任,因为其负责了主要的处理任务,且费用方面已
经加入到成本内,由消费者支付了,其实也就是节省了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投入,减低了成本。同时,这样帮消费者分担了处理废物的担忧,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度。而在处理废物的同时,公司因为需要降低成本,不断地提升其处理废物的技术和消费以增加利润减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为,其实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润,但是在客观上对环境的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税的方面,虽然税收是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往往在税收方面很少贯彻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不同的行业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贯彻公平原则,应该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都有对环境保护税收的相关的立法。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 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最后,在财政上,我们可以设立更多的辅助制度来引导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有环境保护资金的设立。欧盟国家通常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保护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环境标志、环保拨款、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的责任基金。其中,低息贷款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例如,一个对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必定在成本上有关于环境方面的投入,因此会提高环境成本,与其追逐利润的目的相违背。若进行对其的低息贷款制度,在贷款上对其进行帮助。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奖励和鼓励这种对环境的关注的企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环境保护的进程。设想,进行此种财政上的帮助与对一个不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所花费的费用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费用,符合双方的行为目的。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此处环境立法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立法上引进市场机制的理论,符合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根据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特点,我提出了一些国外实践证明可用的主要经济的手段来引导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总结下来,主要是四项主要的措施:第一是收费和收税;第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第三是押金制度;
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职能
河北沿海地区主要是指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及其所辖区县。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把河北沿海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和河北省“十二五”规划将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和地方重点战略，力图打造河北新的经济增长级，对于这一区域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作为河北沿海规划的执行者和组织者，对于规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本文将对我省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分析。
一、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功能作用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地方政府是地方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者，也是地方经济社会资源的调配者，是对市场调节的有力补充。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引导和行政管理手段可以合理调配资源的分配，可以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可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也可以通过区域政策协调推动区域内和城市间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互补和一体化，实现资源集约，形成发展合力。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公共政策工具，消弭市场、个人和社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治理失灵现象，通过公领域、私领域和第三领域之间明晰边界与均衡制约，达到各类组织、各种权利（力）之间的动态化均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规划作用
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政府的宏观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旗帜和指南。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更离不开整体的规划，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制定，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可以从全区域的战略高度来制定区域发展的行政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上引领区域一体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规划方面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同城化”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完善的金融、科技、物流服务则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软环境。无论是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形成，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投入和宏观政策扶持。政府作为地方的最大权威，拥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资源聚集能力，只有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聚集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优化。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积极作为。
二、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强政府职能探索和定位，以使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组织与法律保障职能
推进秦唐沧三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由三市上级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机构的设置及职能明确下来。
1.由省政府牵头成立省沿海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授予适当的权力，以保证委员会具有权威，能够真正实现其职能。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具有“整体政府”的性质，在澳大利亚“联合政府报告”（The Connecting Government Report）给整体政府所下的定义为：“整体政府是指公共服务机构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联合机构”。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在各地方政府之上设立专门的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由省政府主管领导、相关厅局领导和秦唐沧三市政府主要领导组成，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定期召开会议，集体决策。委员会在统筹整个河北沿海地区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并监督各地方政府的贯彻落实。
2.各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区域发展对口机构，促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需要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的认同和大力支持。由于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难免会偏重本市的发展而忽略与其他市的合作，在发展中缺乏整体观念，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在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推进中，秦唐沧三市必须建立专门负责区域协调的专门机构，专事负责三市在产业、科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沟通，并将工作内容定期通报省沿海协调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积极反映问题，监督上级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架起上下沟通的桥梁，实现沿海整体和三市各自的协调发展。
3.加强区域协调立法，为权力行使提供法律保障。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证，需要相关的法律来明确各地方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省沿海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应积极吸纳秦唐沧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省人大及常委员的立法功能将沿海发展的政策规范化、法律化，从而为区域协调和一体化提供法律法规的支撑和保障。
（二）经济协助与政策保障职能
1.设立公共发展基金，用于发展区域共同共享公共事业和配套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能够整合区域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而在区域内重新进行配置，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需要整合本地财力资源，设立专项公共基金，三市地方政府共享共管，共同支持区域公共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扶持和人才吸引。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必须建立在区域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基础上，因此，专项基金奖还将用来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2.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尽其所能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应有的职责。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建设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整体性的新的增长级。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已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依靠科技进步拉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是推动我省沿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投入，资源消耗量大，但是经济效益小。河北沿海三市区域产业结构均较为齐全，彼此之间没有实现相互分工和优势互补，而且存在非常激烈的相互竞争，区域内各部分相互分割，不利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合力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是秦唐沧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支撑的交点，因此，通过三市政府的宏观协调，共同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在三市区域内的合理布局和集聚效应的发挥则是河北省政府和秦唐沧三市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
因此，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要重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例。同时，区域内各部分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彼此之间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应该制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财政扶持、贷款融资等政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职能
1.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公共部门来进行。区域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健全关系到区域的整体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否能够正常进行，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的必备职能之一。由于我省沿海区域发展的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好自身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担负一定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重视这一责任，将其列为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领域，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道路交通、航道水利、电力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一体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和分头落实，尽快推进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同城化”和共享化，才能节约经济发展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发展合力的形成。
2.为人才引进与积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现代社会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科技人才占有量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引进人才的主体是企业，通过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机遇和报酬来吸引人才。然而，仅仅依靠企业来为人才提供所有条件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应当为人才的引进与长期扎根做好配套工作，比如在人才安家费、住房交通、子女入学入托教育等方面给予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便利和服务。
3.为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平台，做好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市场环境的营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区域内各个地方的通力合作，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地方发展模式下，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是区域发展的一大障碍。地方政府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从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地方保护，与其他地方积极合作，促进区域内经济资源流通。为此，地方政府必须首先维护自己区域内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以方便投资主体的进入和产品的消费流通，保障公平竞争和资源共享。
三、结束语
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而艰巨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市场主体高度重视，积极促动。在这些主体中，政府无疑是整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者、统领者以及主要的实施者，它是各发展主体的协调者，区域发展行为的规范者，区域发展基金的主要提供者。鉴于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区域发展中做好职能定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组织和法律保障、经济政策保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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