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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新课程；农村；中小学；教与学；构建
目前，农村中小学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角色结构的复杂性。相对学生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层面式的“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角色
面对市场经济、网络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越来越高的社会期待，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冲击，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我们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正确处理“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这一层面式的角色问题，走出办公室，融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熟悉学生，努力创造与学生心灵沟通的条件，在和他们进行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提供双方交换思想信息的最有效、最充分的机会。教师只有真正掌握了学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达“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之目的。
(二)三维式的“导演、导游、导师”角色
在新课程中，角色的转变不仅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指导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就加大了指导的难度。树立“导师意识”；首先是相信学生。相信学生能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靠创造性的劳动获得新知，并有所进步；其次是善于指导，中小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够强，情绪不够稳定，方法还很欠缺，这就需要农村中小学教师及时有效的指导；再次，重视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过程的设计。要以有利于激发兴趣、有利于发展思维、有利于培养创造能力为原则。“导演、导游、导师”三维角色三种境界，都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后者更充分地显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益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新课改在农村中小学得到有效地实施，就要优化课堂教学。构建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一)探究准备
这是学习新知识的前提，其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习新知识准备良好的思维材料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意识。
1．创设情景
(1)迁移学习。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为学习新知识做好知识、学法的铺垫。(2)情景引入。通过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实例、游戏、故事等引入。
2．提出问题
根据新知识的特点，引导学生提出要探究的问题。
(二)探究构建
这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任务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准备多种探究性材料；指导学生运用好探究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主动参与探究的全过程，从而获取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可分三步：
1．独立探究。采用尝试探究的方法。首先教师为学生准备尝试的材料(自学课文、操作演示、动笔练习等)和尝试思考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在尝试中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尝试，做到边尝试、边思考，初步理解所学的内容。
通过学生尝试思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尝试精神。
2．合作探究。采用讨论质疑的方法。在学生通过尝试初步感知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运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互相提问，互相帮助，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讨论；有同桌讨论，小组讨论全班讨论。讨论的问题是新课中的重点、难点以及启发思维的关键或在尝试中遇到的问题。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的见解。小组讨论后，再进行全班交流。
质疑；学生在讨论中不能理解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在教学中重点、难点、关键的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通过学生讨论、质疑，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新知识。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造能力。
3.发现知识。学生经过尝试、讨论试练后，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学习的过程，运用观察、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的方法，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知识归纳构建；发现学习规律，概括学习方法，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三)探究深化
这是检测巩固运用新知识，掌握运用学法、形成技能的环节。
1．尝试。这是检测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掌握学法和运用学法的尝试；练习内容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助于学生运用学法和迁移学法。
练习要环绕目标，突出重点，有基本练习、综合或专项练习、发展练习三个层次，练习要有开放性，形式要多样，使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发展。
2．评价。在学生尝试的基础上，让学生互批、互评、互议，评出不同的思路和看法。通过师生互评，充分发挥学生协作的功能和自主学习的功能，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
3．总结。一方面让学生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有什么收获?另一方面教师对这节课所学知识的深化作简明提示。
三、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
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对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在教学主体、教学形式、教学氛围等方面实现有机转换，确保教学内容的和谐统一。
(一)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师长、尊重知识、尊重自然、尊重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祖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域，为我们提拱了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挖掘它。针对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贴近实际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德育工作。大处着眼就是对各年级学生应达到什么标准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要求、小处着手就是从平时抓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贴近实际、注重实效就是结合时代要求、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扎扎实实工作，实实在在落实德育的各项措施。我们以“热爱家乡、热爱学校为主题，紧紧围绕发展创新的内容开展了，少先队、团队演讲比赛活动；以“养成习惯，收获命运”为主题开展了争创行为规范示范班活动；以“歌唱祖国，爱我中华”为主题连续举办了校园艺术节，开展了争创艺术教育特色班活动；以尊重自然，强化和谐”为主题，引导学生将爱护、保护环境与自，身文明修养相结合，开展了从我做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的活动；以“珍爱生命，遵守交规”为主题，开展了尊重社会，强化规则意识的话动；以”诚信、助人、尊师、兴教”为主题，开展了每学期四次的团队观摩话动。我们还特别重视新生人学、新队员宣誓、校园每日常规、毕业文明离校等一系列做人的教育。
(二)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做好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相信学生的能力，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创造机会还给学生，开放学生的心灵世界，以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
1．给学生质疑的机会。“教学就是在没有问题的地方产生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起点，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一项基本训练。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敢问”，帮助学生“会问”引导学生“善问”。在问的形式上，可让学生课前提问，供教师备课、上课；课上提问，供师生讨论交流；课后提问，供大家学习探究．在问的内容上，指导学生”善问”，即把握何处问、怎么问?
2．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若要教学打动每个学生，就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更多的教学环节上，变教师的“指令性”为学生的“选择性”，寻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选择”的新机制，如果学生有了自己的意向性选择，就会自觉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和提高。
3．给学生尝试的空间。学生的知识能力不是教师给的，而是在自主尝试、实践探究中形成的。从模仿到探究到创造，逐步构建了以学生“自主学习；大胆尝试”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定向一自学—自探一交流一反思一内化。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不会尝试到敢于尝试到乐于尝试到善于尝试，形成了自主意识、强化了探究意识，提高了受挫意识，进发了成功意识。
4.给学生创造的天地。课堂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学习与成果的展示。但是学生中存在“三怕”：怕老师、怕提问、怕学生。应该培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只有体现出这种“不怕”的精神，才能显示出孩子的求知欲，学生才能敢学、敢问、敢拼、敢和教师争辩，才能创造出一堂好课，才能实现孩子真正的发展目标。树立我能、我会、我棒的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尝试、自主实践、自主创造，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造性。
(三)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加大学校教育合力
由于农村地域的差异，决定了农村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积极探索开发一切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是提高农村教育的最有效的途径。
1．校内资源。“一段校史、一位教师、一块奖牌、一件作品、一项工程……”，若将这些统计、整理，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资源。
2．乡土教材。“民俗民风、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人才人力……”，不仅是编写乡土教材的基本内容，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它既可弥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不足，又能让受教育者看得见、摸得着，乐意接受。
3．家长交流。“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专题讲座、家长学校咨询活动……”，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增进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解与交流，同时，学校也从家长那里得到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从而不断改进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难怪有人说家长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4．学生活动。“红领巾广播站、国旗下的讲话、团徽下的宣誓、板报专栏、校规校训”以及参观、访问、调查、竞赛等有益活动，让学生了解多彩的大千世界，感受劳动之艰辛，亲历知识的需求，触动求知的欲望。实践活动寓教于乐，使学生从中得到了“崇真、尚美、启智、健体”的高尚品质教育。
(四)运用激励性评价，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很多农村学校、教师习惯于大考、小考后把成绩公布于众，然后仔细排出名次，甚至把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种做法偶尔为之，可能会给学生适度的压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但频繁用这种手段，甚至将之作为控制、刺激学生的有力武器，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长期如此，将破坏学校教学环境，使学生始终生活在焦虑和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对排名靠后的学生在心理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教育无小事，采取任何教育措施，都应首先考虑到学生的利益。我们在课堂上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不同的评价形式；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对待；对学生的认识和实践结果。正确的给予充分的肯定，有独到见解的大加表扬，错误的不直接否定，更不草率批评，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从阅读资料、师生交流诸多方面得到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运用激励性评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四、多种途径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
(一)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信息化推动学校的发展
农村学校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在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均摊给各个学校；只能是杯水车薪。推进教育信息化，只有集中投资才能见效，而集中投资的前提必须是调整学校布局，撤并部分不足百名师生的“袖珍学校”，集中力量和资金建设示范化学校，因地制宜抓好“计算机、闭路电视、广播”三网合一的“乡镇网”及各个学校的信息网络建设，推动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农村“民转公”和代课教师偏多，素质偏低，观念相对落后，教法相对陈旧。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建好农村学校卫星网这一“天网”和互联网这一“地网”的同时，还要加强“人网”的建设。一是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培养培训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二是通过发达地区对贫困农村学校的支教、城镇和农村学校教师的轮流任教、城镇教师定期送教下乡等形式，共享“人网”资源；三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四是加强学历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基本功素质；五是建立完善的教学资源体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利用农村独特环境，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农村进行新课程改革，环境、设施等并非课改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然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专业教室……，时刻困扰着课改的如期进行，作为课改先行者是否想到了农村那些平凡朴素的山川河流、田野村庄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诸如踢毽子、打沙包；荡秋千、促泥鳅、扭秧歌、舞龙灯等活动；都对学生的自主参与、群体合作、情趣爱好、创新思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只要教师在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引导得当，并加以创新改进，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建立校本教研制度，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忽视校本教研，盛行分数管理。为了扭转这种重分不重人，利益驱动代替事业追求的被动局面，必须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以“个人反思，同伴互助，集中交流”为主，通过教学反思、交流研讨、集体备课、协作尝试、说课评课、案例评选、探究创新等活动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五)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强化家长与学校间的联系
家庭不仅是学生温暖的港湾，更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诚邀家长与课改同行。无论是实施课改年级的教师还是其他年级的教师，都要多与家长联系、沟通，做好宣传工作，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并举行家长开放日、开放周，邀请家长走进课堂，纵横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通过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互相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2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 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3〕在此， 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与库恩不同， 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
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9〕
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
（1）库恩与罗斯批判地分析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 从方法论与本体论方面打破了科学理性的一统天下。不同在于，库恩是从科学革命的角度展开这种批判的。库恩不满意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撇开科学史孤立研究科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斯也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从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科学实践（包括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分析。
（2）罗斯与库恩都关注于自然科学领域， 关注自然科学的阐释特征，责怪泰勒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区分，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阐释。尽管如此，库恩还是承认在认识论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可能要求一个称作阐释学基础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阐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则经常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8）它彻底需要阐释学的阐释。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缺乏范式，没有自然科学式的常规解疑研究。罗斯反对库恩上述区分，认为它“预设了科学理论的一种构想（19）”
（3）罗斯与库恩都反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 强调科学本质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反对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范方法论。但是对于范式及科学革命等，两人仍存在着分歧。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创造性地在科学哲学中引进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为突破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尔泰《狄尔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美术教学；人文精神；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33.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110-01
新一轮的高中课程改革使得人文精神成为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这也引发了广大中小学教师对人文精神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探究。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它把人格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并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使教育人性化、人格化，强调学生要有自我思考、感受和发现的能力，还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高中教育长期的应试教育使我们忽略了人文教育，这就使得我们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人文教育水平与时展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今天普遍都不重视人文精神的语境中，学生的人文精神必然缺失。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并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本文试从美术教学的角度就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加以初探。
一、高中美术教学的现状
（一）对美术在高中课程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物，那么人文科学则更关心人。所谓人文性涉及人的生存意义、尊严、价值和文化传统。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在高中阶段，美术课就承担着重要的人文教育责任。
（二）美术教学重技能训练，轻人文教育
在高考指挥棒下，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目光都盯着文化高考升学学科上，忽视艺术、体育学科的作用，美术课的课时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教学条件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对美术教学考核只看高考美术考试上线多少人数。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技能训练，忽视人文教育，特别是高考美术培训，只注重专业性，削弱了人文性，教学成了机械性的工作，学生获取知识技能的过程也缺少了应有的乐趣，教学内容完全迎合考试的要求。通过对素描、色彩、速写等几门课程的考核，就以他们的成绩作为衡量学生成绩的标准和结果，而忽略了学生个体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在这个过程成为知识的附属物，训练技能的机器，他们无瑕关注社会现、体验社会的广博和温暖。
（三）教师的新课程理念和人文素质有待提高
现代教师应具人文关怀的情怀和创新意识、开放意识，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教师要清楚的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自觉、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发觉人性的闪光点，做人文精神的示范者和引导者，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人文型的教师。在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上都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更新改进。信息化时代的中学生拥有比任何时代的学生都要多的知识和信息，作为教育者更不应墨守陈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有一些教师还是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对现代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探索。用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实施教学工作，教学方法单一，往往用大量简单重复的训练使学生掌握一门专业技术，没有给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空间。缺乏人文精神，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个性发展。
二、高中美术教育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
（一）联系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体验生活的情感和乐趣。要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风光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美术语言，通过节奏与韵律、均衡与和谐、比例与尺度等形式美法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带着饱满的热情去表现和创作作品。
（二）注重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
美术作品是人类情感的载体、精神生活的再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美术作品中的形与色，光与影是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直观形象与符号，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提高审美情趣、陶冶情操的目的。
（三）尊重多元文化，开阔审美视野
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通过欣赏自然美和认识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等文化形态，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美术作品的了解与尊重。
（四）融合其它学科，提升人文素养
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 考古学；知识；秩序；认识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识社会学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题思想丰富，充满着与传统不相衔接且存在于认识本身的“断裂”，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系谱学失去了连续性。愉悦、疯癫、监狱、犯罪、性、医学、文学、审美、人文科学诞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题，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这些研究在《福柯》一书中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脉络如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一样，总是存在着非连续性――如历史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论的特征，这些非连续性不仅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疯癫、权力等），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就是在这些非连续性和多元历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构建了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认识地形图。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广泛和富有见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是米歇尔・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学三部曲（其他为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之一。福柯的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展示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呈现把不同话语事件（局部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的机制的横向截面图。福柯认为，话语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他把这些条件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è），理解“认识型”是理解考古学方法的关键。这里的话语有别于语言学的概念，是指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书――被认为是自己《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两本书的附记――却使他名声鹊起，享有了国际声望。自《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认为自己的“横向上”考古学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转向了“纵向上”系谱学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其目的在于强调，在横向阅读话语性（即横切面构型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认识型”向“装置”（dispositif）概念的转换，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由此福柯从横向上对话语生成条件的考察转向了纵向上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这种转换是在“认识型”认识上的过渡和延伸，“装置是一种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装置，它与装置的区别在于，后者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的，它的构成元素更为混杂与复杂”[1]300。
如果考古学是对某一既定时期“知识”（savoir） 法语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译为“知识”。在学界，福柯的savoir经常被翻译为“知识”。福柯对两者做了区分： connaissances与有关可认识对象的话语的构成相对应，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对客体进行合理化、辨认和分类的复杂过程；相反， savoir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变化和修正过程，简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关不同客体话语的构成，savoir是描述认识（connatre）主体在认识中的变化过程。 话语现条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谱学则偏重从多元性、发散、偶然的开始出发，试图重构知识（savoir）与认识对象（客体化）及认识主体（主体化）发生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知识与权力构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们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不是去构建一个传统的、连续的思想或观念史。“在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科学的历史。”然而，在《词与物》中，他认为：“在科学的传统史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方法：不是过多地去考虑科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种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个历史显露过程，它包含着历史性的存在和发展，遵循着一定数量与其内容无关的演变路径。必须把科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问题放在一边，来研究科学存在或一种既定科学开始存在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数量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界定的观点。”[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史学特征，而且显示了考古学主题的一致性。
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成了福柯研究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从系谱学出发，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系谱学可能领域：我们自己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认识主体；与权力领域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影响他者的主体；与道德领域发生联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伦理行动者。如，《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这三者都存在，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更多涉及真理，《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性史》涉及道德[3]。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在分析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有关某种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分析历史哲学的范畴。可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建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客体化与主体化）知识、权力与自我研究的立体图景。但就《词与物》而言，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某种社会文化现实或知识的方法，尽管这些现实或知识在纵向层面上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了知识生成条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识理解格栅
“知识”（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词。自《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年）开始，他就在探求一种知识（savoir）与形成该知识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间的关系。福柯的《词与物》仍是在横向维度上来思考不同科学间的关系。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去回答《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无直接沟通的科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相同形式、朝着相同方向同时发生的嬗变（transformations），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欲望、需求和冲动可以表现在个体的话语及其行为之中不同，作为一种科学出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语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科学中并不表现为科学话语的形式。换句话说，非话语组成（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话语组成（formations）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和纯粹的“表达”（expressif）关系，这是考古学层面上的问题[2]160161。具体地说，在第一个问题中，福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藉此展示它们在两个时期（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揽子相似的变迁，指出了知识围绕并进行组织的三种“认识型”原则：相似性、表象和历史性。在第二个问题中，他从考古学分析入手，试图从这些科学构建自己对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认识主体相对该对象领域的定位方法的层面上来理解语法、自然历史、财富分析的变迁。
福柯的 “人文科学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人成为知识的对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向读者展现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具体地说，福柯的《词与物》试图借助三种科学实践变迁（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自然历史”到“生物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展示一种“认识型”的嬗变历史，“认识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论和辩论的可能发生条件，是知识（savoir）的“历史的先验”或“认识场域”。在福柯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connaissances）、哲学思想、日常观点以及机构、商业与治安实践、风俗习惯等，都指向一定的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辩护等中找到的知识（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这种知识（savoir）使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或实践成为可能”[4]498。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场域”或“认识型”，它是不同知识（connaissances）产生的基础，并影响着它们的出现。找出“认识型”就是要去发现一种“真理”――一套能够在每时每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vrais）陈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体验。
福柯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认识型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 [5]13在这两个间断中，福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种认识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异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时代的认识型，最后是现代认识型。在现代认识型中，生命、工作和语言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性则是现代认识型的组织参照。人们从自然历史过渡到了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过渡到了经济学，从语法过渡到了语言学。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认识对象：在经济学方面，生产代替了交换；在生物学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体；在语文学方面，语言代替了话语。科学改变了性质和形式，前后之间存在着断裂。
“在时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识（savoir）中起着构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文本的评注和阐释；相似性组织着符号规则，使可见与不可见的物的认识成为可能，引导着表达艺术。”[5]32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主要通过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其自身的根本关系是相似性的关系，相似性成了知识的组织原则。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问题在于创造一个符号系统，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种秩序。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是通过普遍度量科学（mathesis）、分类学（taxinomia）和发生学（genèse）构合的系统来界定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概念界定了古典时代知识（savoir）的普通构型。也就是说，在17和18世纪，普遍度量科学、分类学和发生学通过图表（tableau）来表达知识，根据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组织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实的存在变得可见）被秩序化于图表，图表成了知识（savoir）的中心，自然的历史、语法以及货币科学就存在于这个图表之中。
进入现代后，一致性的图表开始解体，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知识寄存于一个新的空间、存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换句话说，在19世纪，知识的构成不再基于图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链接（enchanement）和变迁（devenir），这种变迁的流变被吸取在人类学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对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图表，而是一种有关人这种经验个体的秩序现象，这种秩序现在从属于物本身及其内部法则。用福柯的话说：“在这种（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显示的对象，其显示的是它们与人这种存在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拥有自我存在和表达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现于生命体、交换物体以及词所腾出的空间中。生命体、交换物和词放弃自己时至当时仍是其自然场所的表象，退缩回物的深处，根据生命、生产和语言法则回归到自身。” [5]324也就是说，物回归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约束中，语言及其历史、生命及其组织和自治、劳动及其生产能力就这样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留下的空间中形成了人，一个既生活、说话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说话和工作中被认识的人，即伴随被定义话语的古典语言停止了对经验世界的立法作用，人开始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生活、语言和工作的自身回归中，出现了人的实证性并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康德以来，人的经验―超验双重特性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现代思想中的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实证性的基础，而且以一种不能说是特权的方式存在于经验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当人们决定把人当作科学对象时，人文科学还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必须被思考和认识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时才出现了人文科学。“一般说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而是这种生命体在自己从属其中的生活内部构建因之而进行生活的表达，从该表达出发，人具有了表达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学实际在生活、讲话和生产层面上来研究人。”[5]356人文科学不是对“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对“在实证性（鲜活的存在、劳动、说话）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该存在能够知道“什么是生命”、“劳动及其法则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说话”等的分析[5]364。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1844―1900）的“谁在讲话”的提问和马拉美（1842―1898）的 “词在讲话”的回答，在福柯看来，作为实证性的人因语言话语地位的回复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画在“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被海水抹去了一样。
这两个重要的间断反映了“认识型”或人文科学产生的可能条件的嬗变，换言之，不同时代的知识（connaissances）的生产有着不同的“认识型”，即不同的知识发生的可能条件，或者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实践”格栅――在这里，话语实践被界定为：“一系列无名的、历史的、常常在既定时空中被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某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5]153154
三、从象征走向现实：格栅的意义
《词与物》的原名为《物之序》，在编辑的要求下才改成《词与物》。《词与物》中的秩序（ordre）是与认识型、历史的先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部规律和彼此借以审视的秘密网络而产生于物中的东西，又是只通过一种视角、关注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就只是在这种空白网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现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出来的时刻。”[5]153154寻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体验，就是“从去重新发现知识（connnaissances）和理论依据什么才成为可能；知识依据何种秩序空间才得以构成；基于何种历史先验、在何种实证性的元素中，观念才得以出现、科学得以形成”[5]13的过程。从书中看到，所谓的“物之序”意味着按不同的“认识型”或 “历史先验 ”对物进行秩序化表述：文艺复兴时期按相似性组织的物之序，在古典时代通过依据差异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图表秩序，现代时期则因历史性而依据变迁途径等形成了19世纪的物之序。
总之，福柯的《词与物》体现三种知识的组织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古典时代的“理性”（无限性）与现代时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语言将成为“知识”围绕组织的中心而引发的人的消失。实际上，福柯的“认识型”演变也反映着西方哲学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神学、理性主义、有限理性、语言学转向。
就《词与物》的分析来看，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作为唯我论的、非历史性的、自我构建的、绝对自由意识的大写主体的批判――在福柯看来，从笛卡尔到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尺度。他从“人之死”中来探讨西方文化中知识的形成，即不参照主体地来探讨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形成，主体和客体都被看作构建于外部决定性基础上的对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来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 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4]788789。在这里，福柯解构了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无限性描述和大写理性，于是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连续的历史，不再是不断完善的进步，历史变成了复数，一种出现于不同实证元素中的历史叉。非连续、偶然、独特性成了福柯描述历史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西方文化“认识场域”的变迁。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变迁，也正是这些特征成了我们理解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阅读格栅。
虽然《词与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们对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丰富、晦涩难懂和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语言间的可译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的热情。虽然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许多论战，但我们无意去评判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是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之社会学”概念已经对我们有所启发――社会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不同语境。不过从经验角度来讲，研读《词与物》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词与物》提出的非连续历史观丰富了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特别是， 《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如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变迁的框架，一种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识变迁的框架（不过这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描述），一种构合能指（词）与所指（物）的认识格栅。
在实践方面。一方面，在进行史学著述时，它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撰写；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说：“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5]11
福柯不断地提醒读者自己《词与物》的研究语境是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认识场域”的变迁。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着解读当时知识生产的理解格栅。因此，理解福柯的“认识型”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变迁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领会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精神。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因历史背景不同，会产生知识形成方式上的差异，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因“话语实践”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话语实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认识型”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认识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时代知识（connaissances）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或文化编码特征，话语实践是理解能指与所指间意义指称过程的关键。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与转型。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化。在传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认识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必然的趋势。在本土层面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为主体及其表达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传播来构建一种适合“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这都需要理解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组织原则，而福柯的“认识型”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总体来说，这种隐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原则，对文化自身的生产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n the épistémè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es from his reflection on the birth of human sci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independent sectors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wealth analysis ） in the mid17th and mid18th centuries， 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society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épistémès that were considered as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ertain scientific discourses o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deba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around some épistémè prinicples concretiz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épistémè and the rel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could work as “reading grid” for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This epistemology would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
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5
一、审美素养的培养
审美，既对美的欣赏。人们在欣赏艺术或其他美的事物时，其想象、情感、认识等各种心理能力便被激发而活跃起来，进入一个忘我的艺术世界，开始了不同心理体验的历程：或悲哀、或喜悦、或愤怒、或警觉、或感到崇高、或觉得渺小……但是最终都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也就是说，获得了审美享受。
然而艺术的价值并不仅仅是给人类创造了一种娱乐方式。把艺术只看作娱乐是肤浅的，艺术在给人们提供一种赏心悦目的形式的同时，还有着一个崇高的使命，这就是从精神情操上陶冶人、提高人，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念，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即“美感美育”、“审美美育”。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以审美的眼光观察环境、事物和美术作品的形式，注意其变化、色彩、质地的特征、构成关系和细微的差异和变化，同时，还要使学生理解并在具体的活动中体会诸如多样与统一、对比与协调、节奏与韵律、对称与均衡等形式法则，使学生的审美意识得以强化，审美品位得以提高。
二、人文素养的培养
当今社会，人们对过于重视科学教育而忽略人文科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开始予以积极的反思，在科学中也渗透了人文精神。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的是物，人文科学更关心的则是人。单纯的技术教育是缺乏人文意识的，而导入教育和人本教育与人文性有密切的联系。所谓人文学性包括人存在的意义、人的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知、情、意、人格等，而人文性更多的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自然科学是中性的，人文科学才具有道德与价值倾向。
美术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历史、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中。因此，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环境素养的培养
环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可是，长久以来，人类自以为是世界万物的中心，在物质文明极速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恶化。我们要善待自然、善待万物，这对于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有责任的思想家一直关注着人类家园的命运。今天，人们应该把伦理道德的思想从人类扩展到自然，提倡一种生态的伦理，人们应认识到：凡是热爱生命、保护生态的行为都是美的、善的，而恶化生态、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丑的、恶的。
在美术教育中，渗入环境意识才能培养具有现代感的人。因为环境意识是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素养。作为课程的设计者，应该在美术课程的设计中体现环境意识。美术教师也应该认识到环境意识的重要性，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
四、技术素养的培养
技术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将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程序转化在一定的物质材料中，也就是人的观念的一种物化过程。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离不开技术活动，因此，掌握相关的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在接受基础教育的阶段，就应该形成基本的技术素养，以拥有在未来社会生存的基本前提。
美术与技术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技术就没有美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美术又是一种技术活动。因此，在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方面，美术教师不能仅仅让学生进行技术的实践活动，而应使学生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认识。这些认识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有关技术活动的共性或规律性的东西。学生要获得这种素养，需要教师的提示和强化，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予以归纳。
五、终身学习素养的培养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首先要让学生喜欢美术，这样，学生才有持续学习的愿望。我们要一改过去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把大量的思维和想象空间还给学生，用最广泛的资料丰富学生的感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的探究学习。如：过去教《中国画――荷花》，教师总是先讲荷花的自然特征和寓意，再讲绘画中的笔墨技巧，最后讲构图创意，学生完全在教师的设计中去学习，教师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差异，磨灭了大部分学生自主的学习机会和兴趣。现在，我们先让学生自己探索学习，提出疑问，教师逐一解决，这就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勇气，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乐趣。教师还要多鼓励学生，多重视其审美的熏陶，降低作业的难度，以使学生对美术产生持续的兴趣。
六、服务社会素养的培养
美术课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力、创造力，而且提高了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归根到底，这些能力必然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对于美术课中的知识，我鼓励学生将其用于实践。我校每月进行各班黑板报评比，学生请我去指导，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版面的设计如何才能美观、美术字怎样书写、如何装饰花边、正文颜色如何处理、如何安排插图等。学生听得非常认真，深刻认识到美术在生活中能发挥出重要作用，激发了学习兴趣。我校的校徽就是学生在学习《标志设计》一课后设计出来的，2009元旦联欢会的舞台也是学生布置的，二年级的学生李纪非同学还为社区书写了标语，受到好评。
七、独立自主的素养
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范文6
史蒂夫做出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他自己曾经有一次说道：“一生献身于一件革命性的产品是非凡的。”依据我的计算，他制造出了6件这样的产品。1984年推出Macintosh，掀起了个人电脑和桌面出版系统的革命。在“超级碗”期间推出广告并产品，这一模式在今天仍被广告产业广泛使用，被认为是史上最好的广告。推出iPod音乐播放器和iTunes音乐商店，它们改变了世界聆听音乐的方式，并随后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iPhone革新了手机产业，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应该是什么样子。iPhone将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智能手机，世界上的许多人如今都无法想象没有iPhone该如何生活。就在去年，随着推出iPad平板电脑，苹果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曾经无人认为需要iPad，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缺少不了它。
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最好的动画工作室皮克斯，告诉我们卡通片并不只适合于儿童。这些还不够，他为苹果发起了零售战略，为努力生存的全球零售商树立起了标杆。
在他的一生中，他意味深长的讲话，成为了我和许多人的指明灯。他说：“简单比复杂更难。你必须努力工作，理清思路，才能够让它变得简单，但是这绝对值得，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够撼天动地。”他还说：“单是技术并不足够，它应当是技术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与人文科学的结合，能够带给我们震撼心灵的结果。”他还说：“如果开发出了非常好的产品，那么就应当做更好的产品，而不是考虑这款产品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应当判断下一个会是什么产品。”他最后还说道：“我的事业模式就是‘披头士乐队’。他们四人配合得完美无缺，弥补了个人的不足。我就是这么看待事业。一项事业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它应当由一个团队来完成。”
我个人崇拜史蒂夫，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而是他代表了什么。我从史蒂夫身上学到最多的，是生活的乐趣在旅程之中，而且我看到他每天都是这么度过的。史蒂夫绝不会追随潮流。他几乎对每件事情都仔细斟酌，他是我遇到的最不循规蹈矩的思想家。他总是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绝不仅仅因为好就接受，他只会接受完美――出奇的完美。
史蒂夫对每件事都从美学进行评估，并坚持苹果所做的一切必须完美。他认为未来并不会属于对今天感到满足的人。
史蒂夫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样东西，即必须相互合作的理念。因为如果没有史蒂夫，苹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可能破产，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不会相识。除了他的家庭之外，苹果将是他最好的创造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在为苹果考虑。在他留给我和你们的遗言当中，从未提到他该做什么。他说：“只做对的事情。”
让我们共同为史蒂夫的逝世默哀，思考史蒂夫对我们每个人和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选自苹果论坛，有删改）
本文和《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一样，同属于悼词。2011年10月6日，一代伟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去世，享年56岁。本文是苹果CEO库克先生在乔布斯追思会上的讲话。作为乔布斯的“战友”，以及苹果公司的继任领导，他在悼词中不仅追思、回顾了有关乔布斯生前的一些情况，更总结了乔布斯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点出了乔布斯在全世界的影响及其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揣摩本文，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悼词这一文体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