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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1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
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规律，对于指导我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的交易费用、交易收益和制度的效率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一个新的制度安排的效率高于旧制度安排的效率时，这个新制度安排才能为大多数经济主体所接受，制度本身的变迁才有可能实现。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效率呢？回顾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变迁主体、资源约束、技术约束、制度约束、理性约束、利益结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类型制度的变迁中、在不同时代和时期，这些因素发挥的作用大小和表现特征是不同的，结果就使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某类制度变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为制度变迁模式。本文讨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模式选择，以及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袁庆明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中，基于目标实现的途径对制度变迁进行了分类，他将制度变迁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变迁、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变迁、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变迁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变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度变迁的目标，并不是事前制度变迁所设定好的目标，只不过事后对制度变迁从目标角度的一种分类。经济主体进行制度变革的目标并不唯一，而且经济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也不唯一。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必须在为了实现同一个制度变迁目标的不同制度变迁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可以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目标设定为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当然这下面还有分目标，如生产效率、重新分配收入、经济优势、发展机会等。
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变迁目标，必须采取相应制度变迁途径和方式。要了解这些内容，还必须进一步了解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袁庆明对从制度变迁过程本身进行了分类，他将制度变迁分为单项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渐进式制度变迁和突进式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等三种形式。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相互组合，从而形成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它的变迁过程也必然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可以根据我国和我国农村的具体条件，来选择对我们最优的制度变迁模式。
一、制度变迁路径的类型
对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组合运用可以得到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主要有：
第一个类型是强制性、渐进式、单项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个路径强调，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次是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应该是渐进的过程，因此必然要求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确实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坚持的基础上，推进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提高农村经济效率。因此，它是在坚持一个大的制度框架的同时，对该制度框架内具体次级制度的完善，也正因如此，由于先从局部的次级制度完善开始，对整个制度来讲，也必须是渐进性完善和变化的。只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府才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第二个类型是强制性、激烈的、整体性制度变迁路径。这个制度变迁路径，首先仍然要求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是要求政府这个主体的强制力量运用的比较突出，在较短的时间实现某一制度的整体移植、改造或者变迁，因此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和解决必然是激烈的。对某个制度安排来说，一般以整个制度体系的毁灭、创造或移植为特征，这样的制度变迁路径可以实现某种制度短期的创建，制度变迁的直接成本相对要低的多。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必需的，但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不是应该采取迅速激烈的手段，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种制度变迁路径是诱致性、渐进式、单项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首先，要求充分发挥经济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制度变迁依据的经济原则即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是分散决策的，因此一项制度变迁的实现必然要能够给大多数经济主体带来利益；再次，由于单个经济主体力量的弱小，而不同经济主体为达到某项制度变迁的谈判需要时间，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缓慢的；最后，要求经济主体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长期过程。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由于我国传统把经济问题政治倾向严重，严重压抑了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民按经济原则来推进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大力提倡。
第四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激烈式、整体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往往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最后选择，因为当经济主体不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按经济原则获得应得的利益时，他们就必然采取政治和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性实现制度变迁，当然这种变迁仍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最初起因的，比如农民战争等。当然，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这种制度变迁路径显然不可能发生，因为农民的利益还远没有只有靠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才能得到保证的情况。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模式选择的指导原则
1、必然充分重视农民等经济主体的作用。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换言之，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追求潜在利润的过程，每一次土地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取得潜在利润时发生的。，农民土地所有，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农民积极性提高，但这种农民私人土地所有制却导致了规模效益的无法实现，导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润无法实现，也导致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带来的绩效无法实现。所有这些潜在利润推动合作化、制度安排的出现。但在这两种土地制度安排下，无论是国家、集体抑或是农民都未能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重新找到，监督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基于这些，得以取代制度。同样，因所造成的许多潜在利润无法得到更好地实现，进一步的改革必然就会出现。
2、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中的主导作用。经济个体分散决策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与缺陷。首先，就是个体理性的问题，由于个人受制于个体的经验、学识水平的限制，其理性水平与集体相比总是更加有限；其次是不同个体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同的，因此对涉及多个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免的，因此就需要他们之间的谈判，并且只有获得大多数主体的同意或一致同意才有可能实现，有时候因为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过高，某些高效率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最后，个体力量一般弱小，不足于对付某些大型的制度变革。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成为必然的一种选择。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特别是我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占了我国人口和国土的大部分，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个体分散决策推动其变迁的成本有可能更加高昂，这就特别需要政府合理发挥其强制力量的作用，积极地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政府的主导型作用将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必然坚持的，任何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范围内的改革，其实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是我国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只能是在这个框架内的变革，只能是对这个框架的完善与发展。因此，这决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是在坚持整体性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单项制度变革，也必然是局部的，因此整个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也必然是渐进的。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走政府主导的、充分发挥农民等经济主体作用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路径。
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正如对制度变迁目标的分析一样，制度变迁的目标并不是制度变迁主体事前设定的目标，而是事后的分类，那么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我们能够在事前选择吗？从以上制度变迁不同路径的分类成因来看，那些分类不过也是一种事后分类，是人们对已经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的不同特征加以总结的结果，但对于人们能否在制度变迁实际发生前，理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变迁路径，这恐怕很难说清楚。
从政府角度来讲，政府由于有暴力机关和国家强制力量作保证，政府如果想在制度变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或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作用，让制度变迁是在一夜之间变迁还是让其自我慢慢演变，政府确实可以选择。从农民角度来讲，农民已经将自己手上的权力委托给了政府，而自己的终极暴力权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采取，而且如果采取了，其行为的方向又与政府不一致，或者自身暴力不够强大，那么农民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同样涉及到两类制度变迁主体，一类是以经济原则和经济力量行事的经济主体，如农民、企业等；另一类是以政治性原则和政治手段行事的政治主体，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冲突的地方，但在整个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只要政府政策得当，是可以选择适合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的。
四、结语
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方式和路径是本文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笔者专门研究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问题，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完善农村的核心。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在影响农民现代化的诸多体制因素中，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土地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政策创新。其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仍然无法突破封闭凝滞的局面。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承包权，有些想放弃承包权却找不到买主；另一方面有些善于种地、想多种地的农民又无法承包到更多的土地。同时，还有很多农民被迫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在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上享有自由权。土地流转出现这种两难局面，是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备造成的。最后，初期的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在此基础上，农村必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二，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是极其复杂的。首先，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流转领域内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分解与重组，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执行主体的数量和规模，是决定农村产权制度内容体系的重要因素。其次，政府和农民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农村土地产权和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等众多问题和经济现象及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即理性水平也是重要因素。再次，农村土地产权的分解重组与政府和人民理性水平的变化导致了政府和人民利益结构的变化，从而对政府和农民的行为产生了激励，从而最终推动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是核心变量，其他变量通过影响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而影响农村产权制度的变迁。而这个利益结构最主要的构成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收益与成本，即制度改革的净收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过程政治力量和非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情况，是决定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重要因素。政治力量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等政治主体，非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农村中按经济原则即收益成本原则行事的经济主体。它们的力量对比、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渠道等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有重要影响。
第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原则和标准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效率。“任何制度都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立起来的，因而总是具有某种功能，能给人们带来效应与收益。同时，制度的形成又离不开人们的设计、组织和维护，因而需要费用和成本。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表现为效率，这说明任何制度安排必然存在高效与低效、有效与无效的问题”（袁庆明，2001）。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变迁过程，都可以理解为一个高效率制度安排对低效率制度安排的边际替代的一个过程。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中，只有当一个新的次级制度安排效率高于旧的次制度安排效率时，这个新次级制度安排的建立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变迁主体必然选择相同收益下成本最小和相同成本下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进入主体选择范围。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除了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效率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路径依赖、制度结构等，但是制度变迁的效率仍然是制度变迁的首要因素。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2
[关键词]农地流转；产权残缺；制度障碍；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10-05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是指乡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将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是乡镇企业及农民个人将自己依法获取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租赁、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有偿让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行为。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的情况已相当普遍，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始终被法律限制甚至禁止。法律制度的欠缺，使农民无法合法获得相应的财产主体地位，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改革并构建新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已成为必然。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为人们提供了行为的选择集合。一项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变化。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交换与交易的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视为现有制度转变为另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从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人或一个人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后者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中国当前体制下所发生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就属于制度变迁，并且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本文从制度及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当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提出推进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构建。
一、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及农地的产权残缺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并导致了一系列违背法律与政策初衷的社会经济后果
中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存在着制度不均衡的现象。所谓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也即制度供给不能适应制度需求。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实行的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制度。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其他土地管理法规对这两种土地所有权是作了不同规定，尤其是在两种土地使用权方面，国家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存在很大的区别。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即法律按不动产用益物权的模式设计运作；但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说，则不能享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权利人只有在出资、人股、联营等特定情况下才能发生权利转让，原则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另外，从交易主体和可交易的范围来看，二者的区别也很大。按现行法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不受任何限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则限定在具有农村村民属性或农村集体组织属性的单位或个人，并且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范围也严格限定，只有破产和被兼并企业才可以转移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要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经征用转化为国家所有，然后才能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种征地制度手续繁杂，周期长，且由于利益分配不公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不能满足当前对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同时，现行农地制度还存在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问题。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虽然明确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即集体拥有产权，但是集体指向不明确。究竟谁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模糊不清。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及农民个人都享有土地的某一方面权能，但都不是所有权主体。这就使得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缺位或者虚构的状态。
就农民个人所享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而言，也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残缺的，这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农地承包经营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按人口均分土地为基础的农村社区所有制，农村社区内的每一个成员被赋予了平等合法地拥有社区土地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必然要随社区内人口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土地周期性调整所产生的承包经营权缺乏排他性使农民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稳定的预期，这不利于激发农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而且，这种周期性的调整本质上是土地的行政性调整对正常的市场流转的替代，是不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加快流动起来，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要素，其加快流转也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目前实施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村住宅禁止向城镇居民出售，农民将户口迁入城镇后，其原宅基地不得再扩建和自行转让等政策，与当前土地流转加快的现实形成冲突。虽然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了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人股等方式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土地的流转乃至集中也是认可或者说是鼓励的，农户也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流转实践。但从整体上看，农地还是没有真正流转起来，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经营更是很少发生。影响农地流转和集中的障碍主要在于：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包土地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经发包人同意；二是依中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不可抵押限制了农地流转。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也限制了农民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不明晰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残缺的，这与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城乡统一市场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首先，土地用途管制失灵。国家立法对农村土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进行限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耕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保护中国基本农田和国家粮食安全。然而，由于土地非农利用的巨额增值收益几乎全部留在城市，这就易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用获得城市建设资金和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助长了农业用地的非农化，近20多年来，政府、民间资本、工商业资本对耕地的近乎疯狂的圈占，导致耕地锐
减，违背了法律和政策的初衷。其次，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限制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非农利用者的直接交易，从而导致对国有土地和农村土地所有者的不公平对待，造成新时期工业、城市和市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新的资源攫取，这与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严重不相适应。据估算，1979～2001年间，全国通过土地价格“剪刀差”从民手中剥夺的利益超过20000亿元，造成城市对农村利益的侵蚀，使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且，由于法律制度的城市倾向，刺激地方政府、工商业资本大量低成本圈地，制造了农村、农业相对城市的凋敝局面，严重影响着工农、城乡关系，甚至导致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与对立，日益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源头。
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日益强化也成为了制约农地流转的制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土地具备三重职能：首先，生产要素职能。使用者或所有者将其作为基本的维持生计或获取收入的手段。其次，财产职能。作为一种财产的土地，尽管不能像其他的生产性资产那样在地理区位上可以随便移动，其作用的发挥也不得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但其作为财产的各种权益却是可以分割、流转、交易的。最后，社会保障职能。土地可以作为拥有者或使用者的社会保险。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无法覆盖农村居民的情况下，尽管部分农村居民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土地维持生存和提供收入，但却需要依靠土地来为其提供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经济处于不同阶段，农产经济结构处于不同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农民对土地不同职能的看重和依赖。当经济处于食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时期，土地经营就是农户经济的全部，这时土地是农户维持生计和获得收入的惟一来源。而当农户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其主要的生存依赖已经不再是土地的时候，这一时期土地的保障功能将凸现出来。当农户完全进入城市或者已经具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时，土地的财富功能的实现就成为主要问题。目前来看，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户经济仍然处于需要土地作为其维生、获取主要收入及作为社会保障的阶段。
正因为如此，农户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依赖，绝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虽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给农民们带来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一些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也已经超过务农的收入，甚至有些农民早已进城多年并已在城市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住所，但他们仍不愿放弃土地。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也表明，在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没有纳入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宁愿撂荒土地也不愿放弃土地或将土地转让出去。这种附着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前土地的集中、规模经营的发展和土地的非农流转。
三、在农地流转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潜在利润的追求仍然刺激着农村土地使用权自发或隐性流转的大量发生
制度变迁的根源在于主体想获得存在于现有制度之外的潜在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主体会不断推进制度由“起点模式”向“目标模式”的变迁，以达到将外部收益内部化的目的。在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禁锢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所以频繁地进入“黑市”进行自发或隐性流转，是因为这种非正式流转制度给流转主体(包括转出方与转入方)带来了制度变迁过程中潜在的巨大收益。1990年以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一些大城市郊区，农民利用政策和法律空间，自建标准厂房、仓库和店铺等用于出租；或者干脆不顾有关法律限制，直接进行土地的非法出租或转让。这种通过“隐性市场”将农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数量是巨大的、惊人的。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农村土地尤其是城镇郊区的土地一旦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土地由农业用途转变为非农用途将实现经济价值的巨大升值，正是对于这种升值收益即潜在利润的追求成为了农村建设用地大量自发流转的驱动因素。同时，通过农地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集中与规模经营，并借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生产基地化、专业化、集约化，这都将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也是促成农村土地加快流转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逐步变化也使得潜在利润的获得成为可能。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一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国土地法律制度逐步放宽了对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从绝对禁止流转再到《土地管理法》中放开一条口子可以流转，无不体现了国家政策和法律正在朝着有利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环境变化。2005年10月1日，《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广东省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并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这是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的又一次开创性实验。因此可以说，由制度变化引起的集体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使得潜在收益的获得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集体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四、适应当前土地流转的实践，加快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合法流转的制度构建
虽然国家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作出了种种的限制，但实际上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正以各种方式自发进入城市土地市场流转，并获取相应的利益。这种自发性的流转造成土地市场的混乱，而且由于缺乏管理和法律法规的约束，经常出现纠纷，也给集体经济组织和用地单位带来经济损失和麻烦。既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不断扩张，对土地的需求导致农村土地的流转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就应当根据土地流转的实践，调整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纳入市场，使其朝着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一)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调整以适应当前农地流转的现实
要有效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必须突破和发展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第一，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权利，并且将其作为修改《土地管理法》的首要内容，这是对限制集体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的前提，第二，应在立法上明确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的性质，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只有这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才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使用权来满足其经营和消费需要，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以转让、出租、抵押等方式流转使用权，使权利动态化。第三，在总结各试点城市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上，应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尽快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在流转中的无法可依问题。
(二)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
产权明晰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占有、经营、收益、处置等土地权利束的集中或分割，对农地制度安排的公平性与效率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农民拥有完整意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地制度创新的核心和主要方向。在从法律上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赋与农民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赋予农民对于自己承包土地的处置权及相应的抵押权，允许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和上市交易。也就是说，增加土地供给的主体，由原来的单二的国家出让变为国家和农民集体双供给。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合作或联营等方式获得。通过以上方式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人完成协议约定的条件后，在使用期内可以依法将余期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论是首次流转还是再流转，都必须将流转用地的条件、要求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布，采取招、拍、挂和出让等方式确定土地使用人。
要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确定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基准地价和最低保护价，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价格不得低于最低保护价。同时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土地流转所获收益全部归集体土地所有者所有。地方政府不参与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可用于土地开发整理、公益事业、农民养老和就业保险、基础教育、公共设施的修建等，具体的分配方案应由全体村民决定。
(三)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要对不适应当前土地流转现实的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一要严格区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对征地项目严格管理，本着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划定征地范围。二要调整征地补偿标准。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也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在确定补偿标准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征地补偿可以根据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对被征用土地进行评估，力求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三要改革土地补偿的分配方式，应从土地补偿费中分离出一部分作为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农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其余部分作为一次性补偿发放到农民个人手中。四要改革安置办法。由地方财政拨专款，对被征地的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有一技之长后再进入社会。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3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4
【关键词】产权制度英国土地流转日本土地流转台湾土地流转
1、英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1）国王所有，领主持有，领主或农民耕种：封建庄园制的形成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侵入过后，没收了贵族的土地，国王成为一切土地的所有者，然后把土地分封给亲属和随从使用。此外，教会的地产也不断扩大。英国形成了由世袭领地和教会领地所构成的封建领地制。庄园是封建领地制的经济细胞，庄园中耕地分为领主自营领地和租佃领地即份地两部分，实行"敞田制"，即耕种时不分归属一起耕种，收获时只在自己的地上收获。此外，还有公地即庄园村民共有的森林、荒地等。公地名义上属领主所有，但使用权归庄园农民。
（2）土地集中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租赁业及其发达：圈地运动时期
14纪初，英国的农奴制解体，工商业慢慢兴起。随着养羊业的发展出现了圈地现象。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进一步推动了毛纺织业的发展，圈地现象更加普遍。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制定一系列法令（EnclosureAct），使圈地运动合法化。18世纪中叶以后圈地运动加强，1865年至1875年，圈地运动基本结束。一是已没有多少地可圈；二是政府为保护公用地，开始对圈地进行限制。圈地运动之后，土地的产权主体是地主和雇工经营的租佃场主。此外，仍然存在大量不雇佣工人的小租佃农场，但其所占份额甚小。如1887年，全英国只有14℅-15℅的耕地是拥有10-20英亩耕地的小业主和兼业农户。
（3）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二战至后，英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农地经营者买进土地。1960年，英国租佃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6℅，自营农场占54℅。到1977年，租佃农场的比例下降为38℅，自营农场的比例上升到62℅英国的全部土地自1066年以来在法律上都归英王（或国家），即英王是唯一绝对的土地所有人，个人、企业和各种机关团体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或占有权。拥有土地使用权者在英国法律上被称为土地持有人或租赁人。
政府鼓励和支持农地使用者购买土地，充分体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土地征用费，主要是根据征用之前的市场价格计算。为了避免强制手段，有权征用土地的部门更多的是采用同土地所有者合作或商议的形式获取土地。国家对佃户的租赁权利给予了法律的保护，以保障佃户的应有权，防止土地所有者对租佃者土地权利的侵害。因此，以法律规范土地产权有利于土地产权拥有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土地的高效利用。
2、日本的农地产权制度
日本现代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主要由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束重要的土地产权构成。所有权的产权主体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公共团体、个人或法人。土地的个人与法人都具有私人性质，这二者构成土地所有产权的主体。建筑用地和农地多为个人和法人所有。从法律而言，国家、公共团体、个人和法人都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占农村土地主体部分的农地及宅基地，其所有权属于私人。
日本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经历了由地主制的土地产权制度过渡到农民私人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1946年前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实现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形成了广泛的小土地所有制。长子单独继承的土地继承制度使得除长子以外，其他孩子不能分得土地，从而也迫使他们从那个村落共同体中被"驱赶"出来，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在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比较注重土地法权的建设，如土地的登记制度、《民法》对土地产权的规定。日本允许土地依法买卖、出租、抵押、继承、赠与等。土地使用者使用的土地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不是自己的；可能是租用的，也可能是免费借用的，构成复杂的土地使用关系。私有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交换、租佃，但须到政府法务省的不动产登记所进行登记，否则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3、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台湾的两次奠定了台湾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即是一种"平均地权"的土地制度，也是"农地农有"制度。所谓"农地农有"，是指农地归农民所有、所耕，耕作所获的成果归农民所享，是即"耕者有其田"，不耕者不得有其田。
与日本鼓励农户进行规模经营一样，台湾当局也出台了一些鼓励农户进行规模经营措施。但不同的是，除采取促进土地流转措施以外，还鼓励农户进一步购买公共用地，以扩大土地规模。为防止出租地主的再次出现，台湾对农地持有者的土地最高限额作出了规定。
从各国或地区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来看，农地以及宅基地一般为私人所有，而其他用地为公有。发达国家一般比较注重对农民产权的保护，而且以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土地产权制度的实施。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给予了高度关注，"耕者有其田"思想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目标。而发达国家认为"土地私有"乃天经地义，发展土地产权市场（如促进土地产权流转等）常常成为这些国家土地制度变迁的重点。
综上，本文研究了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和土地流转的经验，这将对我国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探索土地所有权流转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改革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5
关键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制实现形式；土地产权
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一。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形式逐渐表现出对市场经济不适应的情况，比如，现行家庭承包制阻碍了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单家独户的土地经营使土地的资金技术投入受到制约，而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所引起的产出增加已经达到极限，等等。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要求土地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在流动中实现优化配置，要求农业经济以组织化的形态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形态上具有成为市场化组织的基础，并且也符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要求，但以家庭为基础的分散经营体制使集体经济的组织效能难以发挥，因此，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基本制度前提的情况下，寻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就变得十分必要。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缺陷
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现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应该说，以建立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开端，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对激发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渐进式改革，考虑到制度变革与社会保障系统的协调问题，这种制度变革并不是根本性的，并未触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基本制度，由历史造成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本身产权残缺的制度缺陷并未得到根本克服，而完善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两权分离机制，必然要触及土地的基本权属问题，能否解决土地的基本权属问题就成为克服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缺陷的关键。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尽管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取消了人民公社，确立了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济组织，但集体组织在乡、村、组之间的三级架构仍然得以保留，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兼有经济和行政双重职能的农村集体组织仍然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最主要的形式载体。这种实现形式，在改革初期，在土地权益固化阶段是有效的，因为此时土地的所有者权益是相对固定的，因而可以是笼统的、模糊的，重要的是对土地使用、收益权益的分配。而在现阶段，当土地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完成配置时，当对土地的经营需要由分散向集中转变时，作为土地基本权属的所有者权益的重要性变得突出起来，而现行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正确行使土地权益代表职能的缺陷也就变得突出起来。这种缺陷一方面是由农村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另一方面也与这种形式本身已不适应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关。概括起来，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缺陷主要包括：
1、农村集体中土地产权模糊与委托——关系颠倒导致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
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是农村的集体组织。但是，《宪法》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但对集体与农民的产权关系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在产权主体和产权边界方面的模糊状况。这种土地产权的模糊状况，使集体在缺乏委托授权的情况下，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法人代表，并在土地经营中充当了所有者的角色。但是，在法理上，集体作为法人并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最终权利主体。当集体以土地的最终权利主体行使职权时，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就被事实上虚置了。这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在集体组织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利益代表，并为集体与外部利益集团共谋篡夺农民土地权益留下了制度空间。
事实上，农村集体不过是一定区域内农民的集合，农民才是真正的土地产权主体。从历史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形成，是对属于农民私有土地的集中取得的，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阶段，农民作为土地产权的主体的定位是明确的，但在人民公社阶段，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被消灭了，作为一种土地公有制度的过渡形式，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仅通过农村集体这一抽象概念而得以保留，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地位完全让渡给了抽象的集体。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承包制，农民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但由历史形成的集体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并未回归给农民，这使农村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集体与农民之间委托——关系颠倒的现象，即作为真正的土地产权主体的农民成为了土地经营的者，而不具土地最终所有权的集体却成为了土地经营的委托者。这种颠倒的委托——关系本身就是农村土地产权虚置的结果，同时也扭曲了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土地权益配置关系，无法体现土地产权主体的真实权益要求，使土地经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中难以实现土地权益的均衡，阻碍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参与市场化配置的效率的提高。
土地产权主体虚置是现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缺陷。如果不能克服这一制度性的缺陷，任何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寻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最佳实现形式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在土地市场化经营中充分实现和最大化土地产权主体的各项权益，而在产权主体虚置的任何组织内，产权主体的权益保障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形式，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属性和结构是必要的前提。但克服农村集体产权主体虚置问题并不是只有私有化或国有化这种绝对所有的非此即彼的惟一路径。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类似，解决产权主体虚置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界定产权主体；第二，组织内必须确立明确的委托——关系；第三，者应置于委托者的有效监管之下。在现今农村土地制度框架内，实现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向农民的整体回归与重新建立集体与农民间的委托——关系是可能的，关键是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民作为土地最终产
本文原文权主体的权利和地位。
2、农村集体组织中行政与经济复合的职能干扰了土地经营中经济目标的实现
现行农村集体组织保留着计划经济时的职能，兼有行政和经济两方面的职能。从行政的角度讲，农村集体组织有贯彻政府政策，对农村居民进行社会管理，负责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职能。从经济角度讲，农村集体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代表，要负责对土地使用权发包，对土地流转、转让进行处置，对农村集体企业进行经营，以及对集体收益进行分配等职能。现行农村集体组织是行政与经济复合的组织。农村村级行政是政府行政对农村的延伸，政府对农村行政职能的实施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约束，而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职能因其产权主体虚置而呈现软性约束状况，这使农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职能强于其经济职能，在农村集体组织完成其经济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其行政目标的干扰，并最终以牺牲经济目标而保全行政目标的实现，使农村集体组织在经济方面的经营效率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职能也往往倾向于利用强化的行政职能手段加以实施，这就为村级行政负责人以行政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这同样会损害农村集体的经济利益。
3、农村集体组织经济职能弱化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伪经济实体”
所谓“伪经济实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职能和职责方面的残缺。我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村集体保留了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终处置权，农民获得了一定期限内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收益权。在政策范围内，农民拥有对其承包地的绝对权利，集体无权干涉农民的土地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内部的经济活动是独立的、分散的，集体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了土地所有权管理、集体资产管理等范围内，农村集体组织作为法人，既无需对农民的经营进行管理，也无需对农民的经营结果负责，农村集体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由于其大部分经济功能与职责的丧失，而成为了名实不符的“伪经济实体”。在自然经济阶段，在农村生产力水平适宜于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的“伪经济实体”化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产权的承认和回归，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温饱问题。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弱化农村集体经济，强化农户经济的集体组织“伪经济实体”化是农村生产关系对现实生产力的重新适应，其成就是巨大的。但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生产方式逐步开始由独立、分散、小规模经营向联合的、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经营方向发展时，必然要求有一种真正的经济实体作为其发展的载体。在这种载体内，不仅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关系，而且也要求其对所有经营全权负责。而农村集体组织的“伪经济实体”化使其不具备成为这种载体的条件。
克服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伪实体”化与农村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重新强化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与职责可以是一种办法，但如果不能明确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在集体中的权利与地位，这种回归就变成了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复辟”，这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是行不通的。超越现有“伪经济实体”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外建立起新的农村经济实体，这也许也可以成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另一种实现形式。但在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产权关系没有明确之前，新组织内会出现集体、农民和土地经营者三者之间的复杂权益纠葛，保证组织正常运转的权益制衡机制会因集体与农民之间产权关系模糊而无法建立，从而最终会影响到新组织的稳定性和经营效率。因此，不管是对集体经济作实体化回归，还是重新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产权明晰仍然是首要的前提。
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目标取向和原则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中明确了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目标就是股份制，因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建立股份制。但是，目标的确立不等于存在可以直达目标的路径。在现行制度惯性下，采取直趋目标的激烈改革会引发旧制度形成的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从而引发激烈矛盾冲突。加大制度变革成本，甚至导致改革失败。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对旧制度缺陷的不断修正，以累进式的制度修正完成整个制度的变迁，这有利于降低制度变革的系统成本。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由家庭承包制向股份制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层面的制度变迁必然受制度变革成本约束而表现为不断克服旧制度缺陷的渐进式的制度替代过程，因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最终实现股份制化需要通过多段式的过渡性路径来完成，其间，对应于不同的过渡性路径目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尽管农村土体集体所有制在不同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最终目标趋向是一致的，因而其改革的原则也是一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原则包括：
1、土地产权明晰原则
农村土地产权的残缺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缺陷，也是导致现行农村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一系列缺陷的根源。产权明晰是一切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确立的基础，而最终所有权的明晰又是有关产权的其它权益明晰的基础。产权作为一组权利束存在分解的可能，因此也存在着依附于各分解权利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可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需要以产权的最终所有权来约束。因此，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明晰的关键是土地最终所有权的明晰。围绕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土地最终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主要形成了国有制、私有制和完善集体所有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三种观点的核心其实是一致的——即对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在于以明确的制度保障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分歧在于国有制和私有制对土地所有权持非此即彼的绝对所有观念，而完善集体所有制则持相对所有观念。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任何一种制度变革必须综合考虑新制度的执行成本，其中也包括新制度的社会成本。在新制度执行缺乏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孤军奋进的产权创新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调整土地所有权结构。应该说，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取折衷观点的集体所有制完善论因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逐渐成为主流理论。但是，主流理论在抛弃绝对所有观念的同时，却并未对如何明晰相对所有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使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面临着制度前提不确定的难题，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无法深入。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明晰的相对性在于集体概念的相对性。集体的存在及属性取决于其成员的组成，当成员发生变化时，会引起整体或局部的集体范围或属性的变化，因此，集体处在一个相对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这使集体所有权最终归属的确立出现困难。因为，所谓集体所有权其实来自对其成员所有权的集合，当集体成员发生变化时，集体所有权势必也发生变化，比如对退出集体组织的成员是否允许将其所有权带走，对于新增人口(新生儿、婚嫁等)是否给予所有权，因此，集体所有权也会处在相对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而所有权的稳定性又是产权明晰的必要条件，这就使集体所有权的明晰变得复杂和困难。因此，绝对化的所有权归属在集体中是不可能的，在集体中最终所有权的明晰只能是相对的。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的相对明晰在于：一方面，集体土地最终所有权属于其成员必须明确，并且不因其成员变化而改变集体所有权这一基本性质，以维持土地所有权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集体土地最终所有权在其成员间的归属是可以调节的，以满足集体成员调整所有权结构的要求。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条件下，土地最终所有权的相对明晰是可以实现的。
2、市场化原则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实质上是要使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各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而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建立有效的实现形式时，必须使其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这就首先必须实现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和行政职能的分离，改变现行农村集体组织村社合一的状况。另外，强化集体组织的经济职能，克服现行集体组织“伪经济实体”化问题，也是农村集体组织成为经济主体的一项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源在市场机制调节下通过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因此，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具有流动性。现行农村土地管理模式下，土地作为经济资源的流动性较低。这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组织没有土地处置权，对土地的“买”和“卖”都须通过政府进行；二是现行农村集体在土地管理上重“分”不重“统”，土地难以实现流动性配置。在现行制度条件下，改变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机制的时机并不成熟，而改变农村集体对土地管理重“分”不重“统”的现状却是可能的。在土地最终所有权明晰的情况下，集体对土地的统筹使用并不会引发集体、农民之间土地权益的巨大纠纷，关键是集体与农民之间产权关系的明晰。
3、制度变迁与社会保障系统相互协调的原则
制度变迁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有效降低新制度与旧制度冲突引起的内部成本，还取决于有效降低新制度引起的社会成本。周其仁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在于：“改革同时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避免产权创新孤军奋进。”因此，在进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满足新制度执行的社会约束条件的可能性，实现新制度与社会保障系统的协调。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系统应有意识地实现支持新制度的自我变革，为新制度的执行创造条件。就现有的社会保障条件来讲，第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必须限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第二，农村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短期内不可替代，新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三，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新制度的设计及运行应该考虑规避政策风险；第四，目前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还不具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完全吸纳能力，新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由其引起的非农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接受能力。
4．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路径选择，其最终实现股份制目标的过渡阶段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和当地社会保障支持系统的成熟程度，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格局，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上不可能采取全国统一的“一刀切”式的举措。衡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先进程度，而在于其对当时当地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程度。应鼓励因时因地制宜，努力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阶段性路径选择
不管是何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必须满足土地产权明晰这一前提条件。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明晰应该是一种相对明晰，这种相对明晰是就集体与其成员间关系的相对性而言的，而不是就集体与国家的关系而言。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权属是明确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残缺不是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而是集体与农民之间。因为，虽然《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但对集体与农民的产权关系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中的最终所有权指向模糊，使农村土地产权出现残缺问题。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明晰必须实现土地最终所有权向农民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以私有制这种极端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农民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不必也不应量化到个人，因为这种所有权具有集体属性，需要适时调整。即使如此，农民一旦获得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农民就有权对集体土地的使用发表意见，进行监督，并依据其所有权要求权益，农民就可以依照集体内的民主程序行使其作为委托者的权利，而集体组织的管理者只是者，其行为必须接受农民的监督，必须向集体内部成员负责。可见，理顺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并不困难，其问题的结点不在农村集体，也不在农民，而在国家土地立法的完善上。
此外，实现农村集体组织经济与行政职能分离，也是建立有效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必要前提。只有实现了农村集体组织经济与行政职能的分离，才能切断政府对农村集体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渠道，才有可能实现农村集体组织向市场化经济主体的转变，才能提高集体组织的活力，增强集体组织的市场适应能力，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股份制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到股份制之间还存在着多阶段的过渡形式，这些形式主要包括土地承包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不同的形式要求满足相应的制度条件，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制度条件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都必须沿着这种路径顺序进行，也不是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在过渡阶段都必须采取其中的某种形式，制度创新实践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制度创新的有效性是由新制度效率来表现的。但就一般规律而言，土地承包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仍然反映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发展的递进脉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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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范文6
尽管“”反复遭到严厉的批判，但是，饥饿逼迫人们绕过僵硬的制度约束和意识形态打击，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偏僻、贫困的山区，或明或暗的从未间断过。经历了20多年的集体化，并没有给乡村带来国家原先许诺的社会富足和繁荣，希望破灭了，国家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当中。为了保证国家的原有利益，农民提出了“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制度安排，以换取国家的同意，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和国家博弈达成的结果。几经争议，和包干到户才得到中央的明确肯定，农村改革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由于农村耕地产权变迁带来了产权“激励”和“积累”功能的改善，使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实现后，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连续上升，由1978年的3亿吨上升到1 984年的4亿吨，人均口粮达到393公斤，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农民独立经济地位的取得，也使农民获得了身份变迁的自由，并伴随着农民个人经济价值的提高，农民离土务工经商不再受到严格限制。这些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农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稳步增加。
由于耕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耕地必然随着人口变动频繁进行重新分配，使农民的投资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使农民缺乏稳定的预期，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下降，新一轮的耕地产权变迁提上了日程，即对进行完善。随着农村耕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和农民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都选择最有利的耕地产权制度，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制度开始进入新的试验期，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既是农民的劳动对象，也是农民获得收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本”与“福利资本”。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关键是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只有当农民拥有了土地财产权，他们才能通过向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土地转让使用权，直接参与土地收益分配，才能真正像主人一样掌控土地，从而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节约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