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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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范文1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资源;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一、青海与基本情况对比

(一)青海的地理区位更具优势

虽然青海与都地处西部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但是青海的地理区位相对而言更具优势,首先青海古时便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亚的重要交通枢纽的所在地。其次,青海位于之东北方向,北方地区通往的铁路、公路必经过青海,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青藏跌路。青海省会城市西宁距离西北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兰州仅仅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最后,青海的平均海拔要低于,自然条件优于。

(二)青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优于

青海的总人口数量和城镇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与对比而言,青海的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由此可见青海的经济较为发达,经济优势明显。

二、青海与文化资源对比

首先,在高端文化资源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拥有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这就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比青海高了一个档次,使在全国和国际上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比青海多了一半,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产业开发的资源基础较为深厚。而且所有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与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和宗教习惯息息相关,进行产业化开发的融合性好,可行性高。青海虽然以美丽的青海湖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湖之一,但是却不是世界自然遗产,在官方地位和认知程度上都不及布达拉宫。作为中国著名体育赛事之一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近两年来知名度不断提高,但是作为人为策划的赛事在文化底蕴上仍显不足,青海也没有充分利用环湖赛提升自身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其次,从文化资源总体方面来看,的人文和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在旅游景点上,由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大多数的旅游景点为人文景观,而青海的旅游景点大多为自然景观,因此,的文化资源在总体上要比青海丰富。进一步来讲,在文化产业运作的难度上,人文景观要比自然景观容易很多,特别是要策划运作出一流的文化产业项目,自然景观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

最后,青海和仍然在走以民族旅游和民族歌舞表演为主的初级文化产业发展道路,青海和的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靠旅游一条腿走路,难以将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严重缺乏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面对丰富的文化资源缺乏产业化运作文化产业项目的思路和魄力。

三、青海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比

现在阶段从经济因素来看,青海文化产业的总体水平远远高于,综合占比值比高出了近一倍,不论是分指标评价,还是综合指标评价,青海省都高出很多。但是,远远落后于全国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青海和文化产业30多个省级行政区中居于最后两位。

四、影响青海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其他因素对比

(一)在政治和政策层面上,青海的文化产业处于劣势

作为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之一,我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又地处边疆,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而相较之下,青海东部虽然自古素有“天河锁钥”、“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冲”和“玉塞咽喉”等称谓,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在和平年代青海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打上相当大的折扣,政治地位更是不及。于是,国家在政策上对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在经济上的扶持力度也很大,甚至在舆论和媒体关注度上给予优待,媒体关注度绝对在全国其他地方前列。这些来自国家的支持,使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无疑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落后于青海,但是在国家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二)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和思路上,文化产业的定位和思路较为清晰、简单、易行

由于的民族绝大多数是藏族,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就是全力开发藏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民族歌舞表演、民族艺术品等文化产业项目,清晰、简单、明确。而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的制定所面对的问题就较为复杂了,虽然青海的藏族和回族人口分布也颇多,但是如果青海着力发展藏族文化产业在产业特色和产品差异上无法与抗衡,如果着力发展回族文化产业也无法与宁夏相竞争。因此,青海文化产业的定位和发展思路是其准确、快速、合理发展的关键,也是其所面临的关键难题。如果在定位和思路上走错一步,青海文化产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满盘皆输。

(三)在地域“特色名片”的认知上,的“特色名片”更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全国范围来讲,人们一提到就会最先想到布达拉宫,提到青海想到的是青海湖,所以的“特色名片”是布达拉宫,青海的“特色名片”是青海湖。两者最大的本质不同在于布达拉宫是人文景观,而青海湖是自然景观,恰恰人文景观才是文化产业的较为接近核心的内容。的布达拉宫是具有藏族和藏传佛教风格的著名建筑,完全可以以布达拉宫为核心吸引力,对外拓展藏族民俗旅游、藏族歌舞表演、藏族艺术品等项目和产品的市场,将省域“特色名片”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完美融合。

然而,青海湖作为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的融合程度就相对较弱,核心地位不强,将其作为“特色名片”与当地文化产业资源相融合的难度较大。

(四)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更受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青睐

作为历史悠久的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宗教传统和生活风俗极为独特,在地理位置上又偏安一隅,历史上很少与外界联系,自古以来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许多文学和艺术工作者被的神秘色彩所吸引,采用诸多文学艺术手法和大胆的想象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出现了一批如《藏獒》、《藏地密码》、《传奇》、《伏藏》、《鬼吹灯之昆仑神宫》等叫好又叫座的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都很可观,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虽然这些作品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并不能完全展现的真实风貌,但是却“无心插柳柳成阴”地为作了精彩的免费宣传,使的知名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神秘也愈加神秘,越来越有吸引力,文化产业不费吹灰之力便有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然而对比之下,与青海相关的知名文学艺术作品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似乎青海缺乏某种深受文学和艺术工作者所青睐的吸引力。思来想去,与青海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影响最大、知名度较高。可是,青海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借上《可可西里》的东风,来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扩大青海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即使是青海昆仑玉被08年奥运会所看重,做成了奖牌,也只是炒高了昆仑玉的价格,昆仑玉也仍在云南翡翠和新疆和田玉两大名玉的盛名压制之下。青海及其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也并没有扩大多少,甚至有些人只知《可可西里》和昆仑玉,却不知它们与青海密切相关。

五、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增强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现在,虽然青海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但是也仅仅比一个省份高,而西部地区的新疆、宁夏、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份的文化产业产值要远远高于青海,青海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已经处于落后水平。即使是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大力发掘内在潜力,也极有可能在几年之内赶上青海。而且在现阶段,的旅游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经济效益是青海所不及的。因此,青海必须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充分认清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并强化规划执行力

青海应注重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的发掘,扬长避短,准确定位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扬青海土族文化、热贡文化之所长,避其藏族、回族文化之所短,突出文化产业的差异和特色,定位于开发具有浓郁青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切实搞好文化产业的科学规划,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高端,如文化创意、内容产业、文学原创等,这是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要作为重点来支持和发展。科学规划的同时还应注意决不可以让文化产业只用少数民族旅游这一条腿走路,注重文化产业的全面均衡发展。

青海还应强化文化产业规划的执行力,建立并形成快速反应的有效的规划执行推进机制,形成市场化的文化产业项目市场选择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

(三)把握市场需求,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产业项目及其策划工作

只有市场需要,才能体现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青海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如何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项目转化,如何形成产业化的运作机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难点。因此,必须采用有效地专业指导,适当的政策支持,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项目的转化,形成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上的项目的产业化运作机制,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库,储备一批项目,规划一批项目,开工一批项目。

(四)把握机遇,打造区域“特色名片”,提高文化产业品牌效应

区域知名度的提高,传播力度的增大,对提高本区域的文化产业品牌效应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青海没有很好的把握《可可西里》和昆仑玉成为奥运奖牌的机遇,但是应当吸取教训,做好准备,把握好下次机遇。即使是现在青海也可以利用两者的余波效应,搭上扩大青海知名度的末班车。可以在《可可西里》音像制品里附赠青海人文风光的纪念册,当然纪念册里必须要包含可可西里的介绍图片,甚至可以让陆川导演作为青海环境保护的形象代言人。向奥运冠军赠送昆仑玉艺术品,利用昆仑玉制作奥运奖牌的复制品,或者组织奥运冠军“游青海,赏美玉”活动,借以提高青海和昆仑玉的知名度。

努力扩大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影响,将其打造成青海的“特色名片”,策划“外国车手眼中的青海”摄影活动,将摄影作品精选制作成摄影集,赠送给外国车手,借此提高青海的国际知名度。

总之,通过多种途径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而提高青海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

(五)以政府为主导,切实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放开文化产业投资领域,凡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应该允许各种所有制投资者进入。政府应有开明的心态,放眼未来,不与投资商计较眼前得失,发挥政府在文化产业初期“第一推动力”作用;政府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贷款垫息、贴息;政府对文化产业项目在项目选址、土地使用、基础设施配套、环境营造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政府政策透明,营造一个市场开放、信息对称的环境,尽可能为文化产业投资者和文化产业项目降低行政费用。

(六)引进专业人才,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

文化产业需要创新,是因为文化产业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产业,而人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短期目标必须是放弃庸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长远目标必须是支持人才培养,培养充足的专业人才,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必须强调的是短期目标是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的基础,留不住人才就很难培养出人才,所以必须务实、开明、宽容,以人才为本,留住所需要的人才,否则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就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王雅男,毛阳海,贺晶晶.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及对策探讨[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2]顾江主.文化产业规划案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3]蔡尚伟主.文化产业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李思屈,李涛编.文化产业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昱,毕艳君,刘景华,马生林.青海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开发之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2007,(2).

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范文2

【关键词】开发区 规划 城市管理 对策

1 利津经济开发区发展现状

利津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02年6月,2006年3月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控制面积35平方公里。利津经济开发区已经经历了规划起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向优化发展阶段转型,目前已建成工业区约15平方公里,划分为西部综合新区、东部新城区、西部综合工业园区、北部化工工业园区和南部综合商贸物流区五大功能区,其中工业区布局为石油化工区、纺织工业区、精细化工区、盐化工区、高技术产业区、机械加工区和食品加工区七大产业区。区内基础设施投入超过12亿元,搭建起了“六纵十二横”的道路框架,集中供热、供气、供排水、污水处理厂及高压变电站等设施齐全,为每个入区项目提供“七通一平”的直接入住条件,已经成为利津县工业项目的重要集聚中心、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开发区当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规划调整跟进速度慢。利津经济开发区在规划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缺少适应性调整,缺少分期实施引导和适应不同发展条件的应变方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态势下以土地使用规划为核心的各类发展规划的研究和调整工作也明显不足。规划要么被无序调整、更改、突破,要么停留在原始规划控制面积以内,在开发效益和产业布局上,不能够在地块、项目等方面完全满足发展的需求,制约了经济开发区的健康快速发展。

(2)特色产业、园区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利津经济开发区还处于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尽管工业区布局为石油化工区、纺织工业区、精细化工区、盐化工区、高技术产业区、机械加工区和食品加工区七大产业区,但目前除去石油化工产业形成高端多产品产业链条外,其他产业大部分仍然处于单体企业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和产业集聚能力。没有形成单独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各功能区分区不够明晰,项目布局相对散乱,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艰巨。

(3)规划管理职能落实不到位。利津经济开发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县一级的管理职能,影响了区内各类规划的有效实施,造成管委会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滞后于经济发展。即,与经济投资建设规模相比,管理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跟不上区域扩张速度,扁平化行政管理体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母城或周边区域衔接不够,行政管理体制活力不够,乡镇(街道)部门之间的行政管理缺乏必要的协调机构和利益协调机制。

3 开发区优化管理的对策

(1)落实并强化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职能。在机构设置上重审开发区“封闭管理区域”范围界限,实行封闭式管理。依据新的县城总体规划对园区分区规划进行修编,对开发区《高效生态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修订完善,实现经济发展与区域空间的和谐布局。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法律、经济、行政以及教育等多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从宏观上对开发区城市发展方向、文化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控,使它们的发展符合开发区发展的长远目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把城市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益的领域和行业,发挥出更大社会价值。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在执行开发区规划上也要接受广大市民基于法制轨道上的监督,提高规划的有效性和社会效益。也可按照建立省规划委员会的原则,成立规划委员会,其专家学者要多于公务人员,并尽可能邀请省里的专家参加,以增强规划的调控作用,而不成为政府决策的附庸。

(2)切实加强和创新体制建设。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发挥管委会与街道办合署办公“人区物”的“三权合一”的职能优势,协调县直各职能部门委托或授权,提升开发区内设部门或派出机构的自主决策权,提高执行力。建立健全绩效评估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使区内环评、安评、能评审批及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工业技改项目备案、项目登记备案等县级审批等职能得到充分发挥,着力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开放式公共决策支持平台,对原则体系进行整体把握,形成公众参与决策的整体智慧,达成管委会、社区与企业协会之间的积极合作,最终形成经济开发区良好的分工体系,实现区域优势的共创和共赢。

(3)立足长远,处理好开发区发展与环境、空间、群众利益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把好项目准入关,督促、帮助现有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加强水气污染综合治理,逐步淘汰“三高一低”类产业,逐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积极推进用工企业、技能培训机构、劳动者间加强合作,千方百计帮助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实现当地就业,不断增加群众收入,增加在文教卫生、弱势群体救助、“三农”工作等方面的投入,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和谐。加强社会监督,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利用好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监督手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服务机构体系,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依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和绩效考评制,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公信力、执行力。

参考文献:

[1] 米景峰.试论开发区规划管理的几个问题[J].赤峰学院学报,2008(4):42-43.

[2] 闫飞.我国经济开发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D].山东大学,2012:34-41.

[3] 张丽.现代城市长效管理的制度完善与模式优化[J].城管天地,2012(5):63-66.

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范文3

[关键词] 日本出版业 数字出版 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0-0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出版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成为未来出版业最具潜力的发展方向。日本数字出版起步较早,2000年就出现了本国第一部手机小说。不管是出版商还是技术提供商都对数字出版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致力于推动数字出版的发展。2009年日本实现了23.7%的增长速度,数字出版市场规模达574亿日元。有专家预计2014年日本电子书的市场规模会达到1300亿日元。这势必进一步巩固日本作为亚洲数字出版领航者和新阅读方式风向标的地位[1]。日本数字出版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先进的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出版法治环境。了解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现状,分析其立法趋势,对我国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概述

日本作为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先行者, 对产业的发展规律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它不断修改法律法规,在数字出版法律制度方面力图与世界发达国家同步,以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要求。比如,日本的著作权法是修订频率最高的,自制定后已经修订过36次。由此可见,日本数字出版法律体系的完备是逐渐积累的过程。日本与数字出版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著作权法》《著作权与邻接权管理事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商责任限制法》《内容促进法》《防止盗录电影法》《关于特定电信服务提供者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及向服务提供者请求提供传输信息的法律》等。这些法律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数字出版的发展予以规范,共同构成了日本相对完备的数字出版法律体系(见表1)。

日本通过上述有关数字出版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从版权、出版、技术措施、在线提供商等角度规范数字出版,并将内容的定义依照数字技术的进步相应地扩大,使得数字内容产业有法可依。法律体系是否完善,是体现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依靠法律管理和治理出版行业的重要标志。完善、先进的法律体系能够为政府或者协会提供可靠、科学、有效的主体法律依据,使出版业管理形成以法律为核心、以各方面管理力量为主体的管理系统。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备,为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并为亚洲各国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2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特点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是循序渐进形成的,有其自身特点。

2.1 适应数字化趋势,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设既是为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数字时代的背景并力图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同步。日本自2000年初开始注重数字内容产业建设,为加强数字内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将数字内容课题与建言纳入《实现世界最尖端的数字内容产业大国》报告书中[3]。日本在《e-Japan战略》中指出,要通过各项扶持政策促使数字内容产业合理发展。2003年7月推出的《e-Japan战略Ⅱ》把数字内容产业列为优先发展领域之一[4]。

目前日本涉及出版的基本法律有16部,涵盖出版业的各个方面。同时,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实现,旧法都及时获得了修改[5]。据统计,2003 年以后日本修订著作权法的概况为:2003年3次、2004年4次、2005年1次、2006年2次、2008年1次、2009年2次、2010年1次、2011年1次,最新一次是2012年6月2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订案。此外,著作权集体管理法的修改为:2004年3 次、2008 年1次[6]。近年来,根据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新形势,日本又制定了多部新的法律,如《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等[7]。日本数字出版法律修改频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更新法律以规范和解决数字出版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2.2 政府介入补偿金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

日本对于数字版权的使用适用补偿金制度,规定文化厅长官可以确定补偿金额度,明确了征收对象、收费金额。由这一制度应对数字版权作品的使用,能够使数字版权授权模式更加清晰,减少版权纠纷。日本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中的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府“授权”。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相比,这种权利限制的构成条件最为严苛,利用程序也最为繁琐,但对于作者权利的限制和“牺牲”却是较小的[8],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版权人及公众的利益。

2.3 版权制度更新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同步

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包括各种作品在内的信息内容的使用方式也全面更新,这就将版权制度置于一片新大陆面前。要规范数字出版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版权制度也必须随之更新。

为应对数字技术对著作权的挑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12月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积极致力于两个条约的不断完善。欧盟、美国、日本等知识产权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为推动上述两个国际条约的适用,各自在国内法中通过了实施该条约的相关法律[9]。其中,日本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修正了《著作权法》。在数字版权精神权利保护方面,日本加强对权利范围和水平的保护力度,将精神权利的保护扩展到表演者身上,赋予表演者姓名表示权及保护表演完整权(90条之2、3)。对于数字版权中的经济权利,日本立法和WCT及WPPT一致,都增加了数字版权人的传播可能化权、技术措施权、权利管理信息权、网络邻接权等多项数字出版所特有的权利类型。在数字版权的权利限制方面,日本在著作权限制一节中把各种特定的复制行为规定为不受作者复制权调整的例外情况。对于数字版权侵权的刑事救济,日本著作权法第113、120条规定了有关规避技术措施、破坏权利管理信息的刑事责任,完全符合WCT及WPPT加大网络版权侵权刑事责任的精神。此外, 2009年修改后的新《著作权法》在违法作品的流通抑制方面新增了两项具体措施。对于这些措施,日本北海道大学田村善之教授认为,其修改背景在于权利人对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10]。

日本著作权法经过1999年的修订已基本与WIPO的两个条约保持了同步,从而适应了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的迫切要求。2000年的修订则是对前述修改后有关问题的补充。

2.4 著作权法与国际条约和其他法律协同调整

日本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了国际条约的效力,如果国际条约对作者权利以及邻接权有特别规定,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处理。特殊规定是,行政机关长官、独立行政法人、地方公共团体机关或者地方独立行政法人等,按照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或者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出于向公众提供或者提示作品的目的,在必要限度内可以使用作品,并不侵犯版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发表权及姓名表示权。

日本著作权法不仅通过多次修法符合了WCT、WPPT的要求,还与其他各种法律共同调整版权制度,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立法体系。

3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

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虽然相对完善,但是对于数字出版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新问题,各种法律还需相应更新及推进,以更好地规范数字出版的发展。近年来,日本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3.1 加强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

日本在制定、修改著作权法时,从扩大权利保护范围和提高保护力度方面来增强人们创作、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促进数字内容产业的商业化进程。日本对网络传播权的修改模式是在不改变原有版权权利保护体系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如传播可能化权、技术措施保护权、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权以及网络邻接权,扩大了版权保护范围。

面对日渐增多、日趋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日本设计了侵权赔偿推定制度和刑事处罚制度,提高了刑期和罚款额度的上限,还规定在线服务提供商的权利义务来更好地实现版权人的传播可能化权。如专利法第102 条规定了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原则, 推定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利益或通常的专利使用费为损害赔偿额[11]。著作权法第119条以及第120条之2规定了对于侵害权利管理信息和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民事及刑事救济。《提供商责任限制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有义务向侵权受害者提供信息者的姓名、IP地址、电子邮箱等信息,有责任删除侵害权益的信息。另外,著作权法第114条针对侵权行为人界定了构成侵权行为的公众传播行为,导入了新的损害额计算制度。在第114条之2中规定了侵权行为人的说明义务,减轻了著作权人的举证责任,使得权利人能够更方便地得到权利救济。著作权法还在第2条20款、第30条中,做出了禁止“直接规避行为的准备行为”和“直接规避行为”的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制定了技术型管理体制的法律保护制度,即对制造和销售规避链接、复制管理技术装置之行为设置了民事请求权(第2条第1款第10、11项)。

2009年政府公布的著作权法把非法网络下载认定为侵权行为,没有设定罚则。但是2012年6月20日最新通过的著作权法修订案规定从网络下载未经授权的音乐和影像文件,可能面临两年以下拘役或200万日元以下罚款。法律通过后舆论对此存在很大争议。

3.2 合理关照公众利益

为解决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利用作品机会和能力的鸿沟,日本著作权法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一定限制,力图实现权利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合理平衡。2010年1月1日起实行的著作权法对“视障听障类”残疾人的权益给予关注,将一些便于他们利用版权作品的方式认定为“合理使用”,比如将作品做成大字书,将一些图片作品或者音像制品加手语或者字幕等[12]。

另外,日本著作权法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对公众的使用设置了例外,比如对于教育目的、图书馆的使用、美术或者摄影作品、搜索引擎对侵权作品的缓存、信息检索服务经营者、电子计算机进行作品信息分析等传播可能化权的合理使用。同时,在著作权人或者著作邻接权人下落不明时,提存文化厅长官规定数额的担保金后,在裁定结果出来之前,可以按照申请裁定的使用方法使用该作品。

3.3 高度重视著作财产权

如果将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按照权利内容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那么,日本在2003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历次修法中,主要内容是修订有关财产权的规定,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于人身权的规定很少,只是增加了表演者的姓名表示权和保护表演完整权。其原因在于日本是在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之下审视、修订著作权法等法律的,因此将有关著作权的法律作为实施日本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振兴日本经济、提高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系列法律的一部分[13]。

日本曾提出“数字内容立国”的发展目标,把内容产业定位为“积极振兴的新型产业”。数字出版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是在相关利益人的呼吁和推动下才逐步改进的。出版业能更明确地反映出量化的经济效益,相关利益人的着眼点也就放在著作财产权上。

3.4 力图确认出版社在数字化进程中的法律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促使出版社获得属于知识传播者权利的著作邻接权,完善以出版社为主体的推进图书数字化的体制,确立出版社既是纸媒体也是电子媒体传播者的法律地位。为进一步推动电子书籍的普及,日本于2012年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目标是通过立法赋予出版社“著作邻接权”,更好地保护出版社利益。该修正案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业界的强烈反响,出版商、作家和学者围绕是否应该赋予出版社“著作邻接权”展开了激烈争论[14]。

日本的数字出版法律制度还在不断地探索更新。只有真正了解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立法过程中找到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得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科学、超前地规制及预防数字出版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

注 释

[1]从全球视角看国内数字出版发展趋势[OL].[2011-10-10].

[2]日本推动内容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的启示[OL].[2011-10-27].

[3]黄孝章,张志林,陈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61

[4]杨梅.发达国家内容产业发展概要[J].中国信息界,2010(1-2): 102-104

[5]日本韩国出版业考察报告(上)[J].出版发行研究,20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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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发展现状范文4

【摘 要】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勃兴,分布在全国2300多个独立县级行政区域的众多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然而这些博物馆多数依然处于“贫困”的状态,文物储藏不够,科学研究薄弱,展览环境欠佳,体现出其在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瓶颈性问题。针对此,争取时代性的短期项目赢得各种资源,树立“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的理念,建立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网络营销模式,大力推进文物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利用,应是值得考虑的可行之道。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2900多座各类博物馆已基本构筑起了中国比较完整的博物馆体系,且许多新的博物馆仍在诞生之中。伴随着这一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博物馆发展的重心已由数量上的扩张向服务质量的提升转变,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笔者在从事大学博物馆学的教学过程中,时常鼓励学生利用学习间隙深入实际,对基层中小型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展开调研,一方面旨在培育当代青年人的文化遗产危机与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使其亲临实际,体认目前文博事业所存在的真实问题与潜力,从而明确自身未来的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学生收集、反馈的信息基本印证了笔者多年来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即:同我国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与管理质量之间所形成的剪刀差一样,我国博物馆运作成效的提高也远远赶不上其数量的急剧增长,尤其中小型博物馆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而归根结底,其原因皆可围绕馆藏资源及其利用现状展开讨论。

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亦即文物藏品,可以经由征集、发掘和社会捐赠等渠道获得,也可以通过复制或租借得到补充。但是,“博物馆自身收藏的文物是最主要的资源,它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博物馆规模的大小,声誉的高低,效益如何,都与其文物藏品的数量与质量有极大的关系。……有了丰富的文物资源,往往能吸引其他资源来为之‘锦上添花’。在博物馆这样公益性的事业中,只有把它办成真正的历史、艺术殿堂,成为文化实力的象征,成为文明的标志,才会产生‘名馆效应’,才会吸引更多的社会的捐赠和人才加入。……所以,要使博物馆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就必须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2],而这一品牌必须以丰富而又富于鲜明个性的馆藏资源为重要基础。

毋庸置疑,我国有很多富于特色的博物馆,而且充满了活力,但2900座博物馆中的绝大部分则不然。尤其是那些地处基层或县域的众多中小型博物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长期的积贫积弱,很多仍处于“贫困”状态,甚或几近闭馆边缘。主要表现为:其一,文物储藏不够。或者数量太少,多则近千件,少则四五百件;或者种类单一,有的陶器居多,而且多集中于一个时代,如汉代,有的瓷器为主,但多属明清时期;或者精品稀缺,珍贵者极少,多为一般文物,且品相较差。其二,科研能力薄弱。研究成果稀少,多年不见正式发表的专业论文、论著问世,缺乏对外广泛持续的学术交流,不能确立在同行中的良好地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境地,从而造成了现存数量有限的馆藏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博物馆的应有功能无法合理发挥。其三,展览环境欠佳。有的博物馆长期固守着单一的基本陈列,对其标本极少予以更新,陈列设备陈旧,展示手段单调乏味,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博物馆展览的要求,导致其门可罗雀,几无人气,从而严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2008年5月8日至9日,在“《国际博物馆》与中国遗产保护论坛”上,来自江西的文先国先生发表了题为《如何完善地方基层博物馆的价值体系与社会责任担当平衡》的论文,对地方基层博物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也认为中国目前的2000余家博物馆大多属于小型博物馆。这个小型,不仅是指博物馆建筑的小型化,而且是指文物收藏的不丰富,文物陈列的不高雅,科学研究的不精深。收藏的情况不理想,陈列教育的功能就很难实现 [3]。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中小型博物馆目前馆藏资源存在两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资源储藏不够充足,要么是研究、利用的深度与广度有所欠缺。

至于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许多业界人士与专家学者都有精辟的分析,大体归纳起来,不外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体制不畅”等。笔者以为,在今天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公益性博物馆逐步免费开放的形势下,“现代营销”意识淡薄是当下诸多基层博物馆最为缺乏的东西。这一薄弱环节的存在,导致许多博物馆无法摆脱旧式桎梏的束缚,依然在抱残守缺,依然在“等、靠、要”,而不是大胆走向市场,在市场中寻找发展壮大的良机。因此,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在“现代营销”理念的推动下,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不拘一格引进高素质专业人才,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走“缔结联盟,共同发展”之路,才能扭转被动局面。

一、争取时代性的短期项目

以赢得各种资源

博物馆人应时刻将眼光“由内转外”,即瞄向社会,紧抓时展的脉搏,一旦发现有利时机,即可开展相应的运筹,以丰富自身的各种资源。这一点英国的博物馆界就做得非常好。据载,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英国的布赖顿和霍维博物馆整合多方资源,举办了具有中国元素的《1650年至1930年英国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展》,取得了空前成功,一时间观众如潮,并先后收到来自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的49万英镑、英国艺术协会的8万英镑和约克郡文艺复兴中心的5万英镑的赞助,以及一些来自私人的资金支持;而今,为了迎接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又在积极寻找良机,蓄势待发。奥林匹克文化项目负责人禾德利·斯万说,奥运工作为博物馆提供了与奥运赞助商联络的良好机会,例如在向遗产彩票基金申请赞助的13个博物馆中,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已经脱颖而出,收到来自基金会的500万英镑的赞助,用于改扩建图书馆、特别餐厅,以及一些配套设施[4]。

就国内而言,许多博物馆也抓住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故宫博物院推出了《金昭银辉——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金银器展》、《盛世琳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玉器精品展》、《尽善尽美殿本精华展》等十大精品展,首都博物馆推出了《古希腊竞技精神展》、《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等五大历史文化展览,中国科技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华民族艺术珍品博物馆、北京展览馆、798艺术区,绵阳、曲靖、运城、杭州、长沙、昆明及香港的博物馆和相关机构都纷纷举办了相关的展览活动,赢得了显著的社会声誉。

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自然也会吸引全球人的眼光,举办相关的展览无疑也会产生多种效益。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式举办之前,组委会组织的900天巡展活动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在全国33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级市中只有极小的比例被此次巡展光顾,还有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参观愿望没能实现,因此,各地博物馆如能抓住机遇,举办各种形式的世博会相关展览,当是对此次盛会的一种良好补充,可惜未见到相关的展览报导。

二、树立“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的理念

建立“博物馆联盟机制”,实现馆际资源的优势互补。同类博物馆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组成区域内或跨区域的联盟组织,如行业博物馆联盟、县域博物馆联盟、民营博物馆联盟等等。联盟以实践推进为核心,通过举办联合展览、联合巡展、馆际借展、藏品交流以及开设联合网站等形式,促进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联盟内部或各联盟之间可以常设经验交流性质的论坛、沙龙等,开展相应的理论探讨,以进一步推进博物馆实践。简言之,馆际联盟合作计划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商业风险,增加展览的丰富性、可行性。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各地约有95%以上的人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去现场参观,那么我们能否联合起来举行世博会的相关展览呢?一个博物馆或许力量有限,但是几个、十几个博物馆联合起来,相信可以为那些不能赴沪实地参观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门口举办一个尽管不能胜似亲临,但毕竟有所体认的别开生面的“世博会”,同样能够使世博会知识和世博会精神得以传播。

2009年春,伦敦博物馆协会曾推出一个大型展览,其展品来自多家博物馆,包括汉考克博物馆、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谢夫顿博物馆、哈顿博物馆等。该协会顾问简·温特沃斯认为,大型公司或许有足够的基金来建立许多小型分公司,但博物馆却承担不起,这种多家博物馆的联合,既分享了展品,保障了展览质量,利于为观众推出完美的展览,又分担了风险,为每个博物馆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空间,并能为观众提供多层次的服务。分别以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为主体的协会,也开始吸纳其他博物馆加入。前面提及的《1650年至1930年英国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展》汇聚了来自英国50多家博物馆和科研机构的展品,其中包括皇家收藏和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尔士国家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等,开创了跨地区多家博物馆合作的先河。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协会表示,为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他们期待着更多博物馆能够通过共享资源和经验,创造一个奥运文化传统。

国内迎接北京奥运会的许多展览其实也是以联盟的形式开展的。首都博物馆集合全国26省市55座博物馆的馆藏精品而举办的《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最引人瞩目,展品包括很多国人耳熟能详但又鲜有机会一睹真容的珍贵文物:商代后期的太阳神鸟金饰、公元前9世纪周恭王时期的史墙铜盘、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汉代葬服金缕玉衣、唐初纸本欧阳询《梦奠帖》等。同时,首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则拉近了中国传统体育与现代奥运的距离,游客可以观看到有“古代高尔夫”之称的宋代纹胎球、乾隆御用十喜花膛锸子枪和来自故宫大内的象牙象棋等富于趣味的古代体育器材。从2008年7月16日到8月29日,中国美术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明清绘画精选——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藏品联展》在中国美术馆的三层与五层展厅举行。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5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奥林匹克之旅——中华民族艺术珍品文化节”也在北京市崇文区新落成的中华民族艺术珍品博物馆拉开大幕,文化节向中外宾朋展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杰作,展览内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北京顶级艺术品展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珍品展区”和“唐卡艺术展区”等,精美的展品令参观者流连忘返。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会”于8月8日至1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北京798艺术区也在奥运期间举办了《版画盛典——为奥运喝彩》、《世界纪录:当代艺术与体育》等数量达103个的主题展览展示活动。

可见,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益处多多,对于中小型博物馆来说,更可以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多边共赢。

三、建立博物馆文化产品的

网络营销模式

今天的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广知天下诸事,也能享受各种送货上门、验货付款的服务,当当网、卓越网、中国图书网等已经做大做强,并已为愈来愈多的客户所接受。发达的现代网络技术和迅捷的快递方式充分结合,为各类文化产品的社会营销创造了极为灵活、便利的环境条件。文物、博物馆领域运用这一模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博物馆开发丰富多彩、富于特色的文化产品并经由网络开展营销,既可以持久宣传自身社会形象,又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如果说独自建立、维护一个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网站对于一个中型或小型博物馆来说是件难事的话,那么,多家博物馆联合建立相应的网站应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英国的博物馆行业就采用了这种联合经营的方式。“文化标签网”是一个联合了60家英国艺术机构的在线零售商店,其目的是使全世界都能够便捷地发现并买到他们的产品。参与其中的包括一些伦敦主要的文化机构,比如泰特美术馆、V&A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皇家美术学院等,也包括一些地区性的机构,比如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利物浦的蓝外套,还包括一些全国性的艺术组织,比如英国名胜古迹国民托管组织等。目前该网站所涉及的主要是英国境内的组织,但其未来计划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希冀能将全球的艺术机构和博物馆网罗在一起,共同展示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目前,该网站不仅成为许多博物馆重要的宣传阵地,而且每年能获得30%的额外收益,大大减轻了博物馆运作的经济压力。

我国的各类博物馆数量已达到了2900座,许多博物馆都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迄今尚未见到类似的专门营销博物馆文化产品的联盟式网站,因此这仍是一处巨大的空白,亟待研究与开拓。四、大力推进文物资源的

数字化存储和利用

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现代数字化保存和利用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大型博物馆而言,一方面许多馆藏珍品因展厅的局限无法全部展示,另一方面由于珍品的极度稀缺或脆弱性也无法长期实物亮相;对于中小型尤其是多数小型博物馆而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馆藏文物珍品严重不足或展览环境差强人意。所以,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既可以改变目前危及文物标本的旧式展览方式,也可以弥补馆藏可用资源的严重不足,从而提升博物馆的人气。

我国的中小型博物馆一般面积有限,规模不大,人员较少,人气不足,技术力量也相对薄弱,其日常的业务活动主要是面向本市、本县、本地区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在突出特色上下功夫,“特色”已经严密关系到此类博物馆的生死存亡,尤其是在当前免费开放政策影响下,只有拿出富有吸引力的且与现实社会有共鸣的博物馆产品,才能赢得观众,扩大社会效益。

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适度应用无疑是造就中小型博物馆自身“特色”的必由之路。文物资源的数字化不仅有利于扩充现有资源存量,实现馆藏资源的信息化管理,而且有益于丰富博物馆的常规展览,推动博物馆的文化产业。数字化过程中,通过运用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三维扫描仪、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及相关的软件技术,可以实现对破损文物的虚拟修复,使其得到虚拟展示的要求,也可以通过获取其它场所的文物信息,经由逆向工程开展相应的复制工作,实现本馆展览深层次的序列化、完整性、系统性;通过相关文物视音频信息的采集处理,也可以实现其向数字化产品的物质性转化,从而推动产业化的发展。

当然,展陈数字化建设更有助于中小型博物馆突出特色,以质取胜。首先,数字化展示可以有效地延展展览空间和展览内容,这对于展厅面积、馆藏资源等条件都十分有限的中小博物馆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发展机会。数字化展示使得资料的搜寻与获取变得更容易,其方便快捷的更新方式也使得博物馆能够更多频次地更新展陈、组织专题活动,提高观众的参观质量。其次,地方性博物馆多带有地域性、民俗性等特点,民俗内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应当成为该类博物馆的主要特色和亮点。而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展示手法,这些内容很难产生永久的吸引力,因此,采用声、光、电、影等数字化或虚拟手段就成为展示这些内容的最重要方式。合理有效地做好数字化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既是对这些遗产的保护,也能扩大博物馆的社会效益。最后,数字化手段依靠的是最先进、最有吸引力的高新技术,最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提升参观兴趣。在基本陈列中采用触摸标本、模型操作表演、多媒体触摸屏、影视幻灯等多种教育手段,可以调动观众的多种感官,帮助观众多方面地接触展览内容,保持观众的兴奋感和新奇感[5]。不过限于种种条件,众多的中小型博物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数字化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开展馆际结合、馆校结合,循序渐进地引进数字化技术是必经之路,而不少大馆已有了成熟的经验,不少高校在硬软件方面也具有自己的优势,故而“借鸡下蛋”的策略应当成为中小型博物馆数字化的首选。

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在今天已经成为众多国人文化休闲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对散布在全国2300多个市县的中小型博物馆的划时代考验,也是博物馆人重新审视自我、转变观念、提升服务的重大机遇。而这一切都必须紧紧围绕馆藏资源展开,所以丰富馆藏资源、深研馆藏资源、用足馆藏资源是必经之路,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变单兵作战为多兵种联合是时代与社会之所需,若果能如此,则我们的中小型博物馆必将迎来新的曙光。我们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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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崔波,孙波:《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单霁翔局长谈博物馆发展》,《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2日。

[2]马自树:《关于博物馆文物资源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

[3]文先国:《如何完善地方基层博物馆的价值体系与社会责任担当平衡》,《国际博物馆》2008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