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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范文1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确定体育的发展方向，更要注重体育精神的传播，例如，体育的价值、体育的文化、加强体育建设的管理，不断地完善管理制度、提倡全面健身运动。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体育科研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学者将学术视点转移到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国家的重视，使得体育的管理系统、发展战略、奥林匹克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迅速的现象。这些研究的最新成果见之于我国权威的体育报刊中。
（一）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与研究情况
全国最初的体育人文规划小组成立于1997 年，主要负责提出研究方向、受理国家社科的基金项目等工作。到现在为止，社科基金小组已经受理过12 次体育学立项，其中立项体育学课题有300 多项。
1 立项地区分布情况
根据整理出的数据显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其中北京最为集中，这些地区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快，在经济发展缓慢的中西部还没有或者较少有立项。自有社科基金立项，我国8 个省只有1 项课题得到了资金资助，3 个省只有2 项课题得到了支持，还有一个省从未获得过，这表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2 研究内容分布情况
我国的社科基金研究的领域广泛，集中在满足社会的需要方面。例如有数据显示，群众的需求占总资金的25.03％，是研究领域的重点所在。体育经济与管理位列第二位，占总资金的18.98％ 和12.38％ 。另外， 体育教育方面占总资金的7.77％。还有其他的研究领域，其中包含：体育哲学、法学、美学、伦理学等，这些学术研究占总资金的18.22％。
（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与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设立的社会科学课题立项截止到2007 年，一共受理16 次体育社会科学课题的申报，其中包括1036 项立项课题研究，项目的资助费用也在大幅度增长，从以往的7万元左右上涨到现在的将近100 万元，1036 项课题情况如下。
1 立项地区分布情况
我国的体育总局科研资金资助分布情况如下：北京接受资金资助最多，占总资金的31.25％；广东位列第二，占总资金的10.45％；上海占总资金的7.57％。它们的使用资金占总资金将近一半，说明我国体育科研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
2 研究内容分布情况
从整理出的数据来看，课题的研究方向以经济、群众、体育赛事作为研究方向的主体。它们分别占总资金的24.65％、19.98％、16.23％。然后是体育管理占13.14％，另外体育教育占总资金的6.89％。体育美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共占总资金的12.4％。
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
（一）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进展
目前，我国体育发展的战略主要是体育竞技赛、体育人才的培养、可持续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农村体育的发展。
1 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研究
针对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学者们主要研究讨论了影响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问题、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战略问题，以及西部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地区的体育人才、管理、建设等问题。
2 体育人才培养的研究
关于人才的培养，学术研究人员主要阐述了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如：边读书边训练、对运动项目进行单独训练，等等。我国体育人才培养要注重创新的问题，平衡体教训三者之间的关系。
3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针对体育可持续发展，学者们讨论了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及针对运动员们今后训练的原则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地方特色、运动员的选择以及资金的投入状况。并且讨论了我国竞赛体育的改革方向等问题。
4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
关于我国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研究，学术研究人员讨论了西部体育产业的管理、体育用品的使用和体育赛场的今后发展、体育旅游产业的问题管理，等等。
5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战略研究
在针对我国农村的体育发展进行研究时，学术研究人员首先针对我国农村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体育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又陆续讨论农村的村干部如何对体育产业进行管理；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体育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以及农村体育的管理问题。
（二）我国社会体育学研究进展
我国的学术研究人员对社会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体育教育的研究、农村体育的研究、以及校园内的体育社团和居民健身情况等方面。
（三）我国奥林匹克学研究进展
针对奥林匹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奥林匹克的教育研究、文化研究与中国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1 奥林匹克教育研究
奥林匹克教育有着完整的教育系统，和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告诉我们各类学校(包括大学、高中、小学）和奥林匹克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奥林匹克教育在创新教育中如何应用，以及奥林匹克教育促进了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等问题。
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认为，奥林匹克教育在课堂中最能让学生快速地接受。首先，奥林匹克运动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其次，奥林匹克运动告诉了学生们在任何比赛中都应该追求公平；再次，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可以增强新一代青少年的责任心，懂得自己担负的责任；最后，奥林匹克运动告诉了我们应该有绿色环保的意识。
2 奥林匹克文化研究
针对奥林匹克的文化研究，学者们研究了西方文化对奥林匹克产生的影响；为什么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理念问题；奥林匹克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展示的理念问题等。这些研究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奥林匹克文化的概念、产生这一概念的原因；同时也展示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告诉了我们奥林匹克文化与这些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3 奥林匹克与中国的研究
奥林匹克与中国的研究，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奥林匹克运动对我国的体育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问题；中国文化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新的价值、思路等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是成功的，在国际的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充分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中国上下五千年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体育精神以及我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等。
三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一）我国体育人文社科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近些年来，官方多次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群众体育的研究偏多，占总体的研究成果的30.12％左右。这些调查并不具有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调查员为了满足自己之前作出的假设，问卷存在诱导性，群众在做问卷调查时容易出现偏差，不具有客观性，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第二，根据数据显示，体育社会学科研究偏弱，研究成果较少，除了之前发表过的几篇相关论文，其他的学术论文并没有验证出最后的研究结果。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一个理论框架、全面的能够进行推演的理论体系。其中以教材为主，大多是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没有自己的特点。
（二）我国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政策
伴随我国的科技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也在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对体育人文科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在未来的研究里，人们首先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人员的更替，老技术人员的退休，新技术人员的产生，将会带来新的学科建设任务；二是新的建设任务大多都套用以往的研究框架，教材没有更新，这就出现了教材编写老化局面，所以首要任务就是完善学科建设。
其次，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要认清国际合作才是可以长期发展下去的新路径，特别像体育这种国际化的产业，更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才能发展得更远。但是，要解决现在我国体育事业存在着的许多问题，例如：“假球”侵害运动员的权益、球场出现的暴力等。在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因素，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二，北京奥运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第三，北京奥运会可以提供举办的经验；第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阶段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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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数学教学；人文教育；价值观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是一对孪生姐妹，培养数学素养也兼顾了人文素养，学生在数学素养的基础上形素养，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的人格，增加学生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融入更多的人文素养，是新课改实施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念。
一、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想性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数学教学中要依据学科特点渗透相当的人文教育，使学生在具体的数学内容学习中掌握更多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知、情、意、行等几方面形成良好的能力以及素养，将数学学习中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严谨的科学知识面前也能体会到生命的价值。给知识学习过程注入生命力，知识因此会更加鲜活；在生命中融入知识，生命的价值就会更加厚重和有高度。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要体现数学学习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教师要善于在教材内容中发现实施人文教育的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学生的解题能力，将人文教学的内容贯穿在教学的全过程中。
二、在实现三维目标的过程中渗透人文教育
数学教学是验证和学习前人的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所以新课改对教学的目标进行了改动，将教学确定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维度的目标。在数学教学中实施人文素养的教育，首先应该在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中体现。在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可以结合具体的内容给学生讲解某一个数学概念、某一个数学定理形成的过程，其中蕴含的科学家努力攻关的故事，让学生体会前人进行的科学创造，从而培养学生努力学习的精神，帮助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结合学生的特点渗透人文教育
初中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是具有情绪化的，他们叛逆、他们好奇，他们对一切新事物有积极的接受性，反应快、思维活跃。因此有经验的数学老师都是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进行教学。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只有适合学生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否则就不能提高教学效率。教师要做个有心人，将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成长道路上。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3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c·Dr³¾p
其中Dc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r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¹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Popper,ObjectiveKnowledge,Oxford,1972,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OpenUniverse,London,1982,p.109.)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OntologicalRelativity,NewYork,1969,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andNature”,JournalofPhilosophy[89],1992,p.9)“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ThePursuitofTruth,Cambridge,1990,p.19)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Truth,PhilosophicalPapers,vol.I,Cambridge,1991,p.39.)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ÉQx)，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scientiapotestas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4
关键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人文环境；课堂话语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330-02
一、国外现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现在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语言学的范畴，而广泛借鉴了其他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Chaudron（1988）描述了四种传统的课堂研究的方法（见下表）：
在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的课堂研究方面，提出了“相互影响”式课堂教学，和“正规指导”式课堂教学，并深入研究了他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不同作用。提出了“交际法”教学法和“任务法”教学法等理念。
1.课堂教学的性质。课堂教学的性质仍然是“教什么”（教学计划），“怎样教”（教学方法），在怎样的“气氛”中教师的计划落实到“课堂活动”中，使学生处于一种“接受状态”，接触并接受“语言输入”并“输出语言”。（如下）这仍然是一种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2.课堂话语研究。Rod Ellis（1995）对课堂教学的探讨更多地注重“课堂话语”的研究，研究的方面有：（1）课堂话语的结构与一般特征；（2）课堂话语的类型；（3）课堂话语的伦次；（4）课堂语言话语与自然语言的区别。
二、国内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现状
1.班级规模大，班级人数多。在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的课堂班级一般为几人或十几人不等，中国大学英语课堂班级人数40～60甚至70～80不等。
2.教师大多是中国人，而非目的语本族语者。在国外，第二语言习得课堂教学的教师大多是目的语本族语者，他们能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自如地调节自己的课堂语言。
3.习得环境单一。在欧美等国，第二语言课堂习得者除了在课堂环境下习得目的语外，还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较多地接触到目的语，如家里、邻里、伙伴、某一社会群体、工作场所、公共场所以及到目的语国短期旅行或生活等等。在中国这种机会较少。
4.课堂教学的形式单一。中国的课堂乃是四面的墙围成的空间，固定的座位将学习者“绳之以位”。语音室里封闭的座位使学生相去更远。无论是教师的讲解式教学还是学生的讨论式教学，操作起来都很单调。教师和学生得到相互的反馈信息的周期太长。
三、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人文环境与课堂话语研究
1.课堂人文环境研究。教师、教材、教法、教室、教具、学生、班级规模、上课的时间地点、学生的专业、英语基础水平、学生的学习能力、方法和策略等，以及教师或学生的态度、情感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等，都是我们涉及的范畴。
我们所定义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人文环境，主要指：与师生课堂话语有关的教材语言；与教师的课堂话语特征有关教师的态度、情感、性格、语言能力、课前准备、课堂操作等；与学生课堂话语特征有关的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策略等；学生和教师的情感关系和合作关系与课堂话语交流等；影响学生课堂话话语伦次的因素如大班教学、学生基础等；上课的时间、地点，课堂设备、手段等与课堂话语场合等；各级各类学生及学生所学专业课程与英语学习的兴趣及课堂话题兴趣关系等。
2.大学英语课堂话语研究。我们对大学英语课堂话语研究的关键问题如下：（1）教材语言，教案语言与教师课堂语言的关系；（2）教师课堂语言特点；（3）学生课堂语言特点；（4）师生的情感关系和合作关系与课堂语言交流；（5）教师课堂话语调节；（6）课堂话语伦次；（7）（学生）课堂话语错误的规律和纠正措施；（8）大班教学与学生课堂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发言伦次；（9）课堂提问、讨论、分组、派队，作业等活动的组织与学生话语类型；（10） 学生所学专业，课堂设备，及上课时间、地点等与课堂话语场合；（11） 听说读写，译的课堂强化训练和大学英语四六级通级考试等书面语言的输出与课堂话语输出的关系。
当我们研究英语课堂话语特征和相关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的课堂模式如下：
本研究即便没有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框架，但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突出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关因素及其环境的研究。
预期的目标是，从调查和实验教学中获取素材，得到新的思想或实践的改革经验，从而改善我们的课堂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推动大学英语素质教育，研究素质教育与四六级英语考试的矛盾与一致关系。
参考文献：
[1]Allwright，D.and K.Bailey.Focus o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 Introdiction to Classroom Research for Language Teach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25.
[2]Amy B.M.Tsui.Introduc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1995.
[3]H.G.Windowson.语言教学交际法[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4]Jack C.Richards & Charles lockhart.Reflective Teaching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Nunan，D.The Teacher as Researcher[M].in Brumfit and Mitchell (eds.)1990：23.
[6]Rod Ellis.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二语言习得概论[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A Study of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the Classroom Discourse
of the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GUI Yong-xia
（English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Female Vocational and Poly-technical School，Guangzhou 511450，China）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5
在本科院校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育事业的改革，不仅要求逐渐提高学生的专业性素养，同时也应该实现人本化的制度管理，从而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提供保证。与此同时，通过人本性教学理念的建立，可以逐渐提高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地位，使他们在学习与工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为整个本科院校的发展奠定基础。本科院校中教学管理制度的建立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核心性目标，从而保证整个教育内容的建立。
一、本科院校中人本化管理的基本内涵及现状
（一）人本化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内涵
在教育理念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通过人本化管理制度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优化教学管理制度，实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及教师在学习及工作中，调动原本的积极性，将基本目标的转化通过环境的建立得到充分展现，通过对他们的激励及启发，实现高校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在制度内容建立的同时应该强化教学内容的实施，尊重教师及学生的个体发展，充分满足教师及学生的基本需求，在尊重学生的同时，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逐渐实现人本性教学管理的核心目的。
（二）人本化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现状
在人本化教学理念建立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制度管理内容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缺陷性。通过学生角度的分析，存在着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的现状，在管理过程中学生的自由度以及刚性化的管理内容有所缺失，会过分强调教学中集体性活动内容的控制，没有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从而为人本化教育理念的建立带来了制约。而从教学管理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在教学管理目标建立的同时，学校的行政性制度管理存在滞后性。与此同时，对于本科院校中的行政管理主体而言，他们是学校运行过程中的核心主角。因此，在内容策划的过程中教研人员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从而为整个制度内容的创新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二、本科教学管理的人本化制度研究策略
（一）建立教学管理中主体性的教育理念
本科院校教学管理制度建立的内容应该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作为核心性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目标建立的过程中，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服务化的教学目标，通过建立主体性管理理念，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主体性发展，发现学生的主体能力，形成社会性的主体素质，从而使学生可以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现状。与此同时，在教学理念建立的同时，应该调动师生教学的主体性工作内容。在建立主体性教学活动的同时，实现教学内容的基本计划、指挥作用以及核心性的教育理念，从而为教育事业的建立提供保障。
（二）建立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
在本科院校教学内容建立的过程中，应该逐渐优化基本教学理念，改善大学课程教学的管理体系，从而为整个制度内容的创新提供保证。在传统课程教学内容建立的同时，很多教育内容的建立会更关注课程教学内容的独特性，优化基本的教学理念，从而为传统性课程教学内容提供科学性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在教育内容建立的同时，也应该逐渐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从而为学生的全面性发展奠定基础，通过科学性教学评价系统的建立，将学生的进步以及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在评价体系建立的同时，体现多样化教学目标建立的目的，从而保障整个制度内容的建立。
（三）建立教学管理的专业化制度内容
在建立本科院校制度时，教学管理队伍的建立是教学管理过程中核心主体之一，通过制度内容的建立逐渐强化教学管理的核心任务，强化专业性教学管理队伍的建立，从而为专业性教学管理队伍的建立奠定基础。教学管理队伍的建立，是一项科学性制度内容，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形式，它要求教学管理者具备专业能力，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职业道德，在专业技能培养时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定期对专业教师队伍进行培训，从根本上实现人本性教学目标建立的核心意义。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6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国家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国家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